“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專題策劃欄目主持人語

（欄目主持人：李春斌）

中國是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最終形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遼、西夏、金等北方民族與宋朝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高峰期之一。由契丹族群建立的遼朝、女真族群建立的金朝、黨項族群建立的西夏朝，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二個“南北朝”時期的重要政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做出過重大貢獻，對我國邊疆，尤其是東北、西北邊疆納入主權管轄范圍貢獻巨大。

遼、西夏、金等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開啟了從“小中國”到“大中國”再到“多民族復合中國”，或曰從“特殊帝國”到“普遍帝國”再到“超大規模性帝國”，從“南北對立”“胡漢對立”走向“南北一統”“華夷同風”的新階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中重要的、非常關鍵的一環。尤其是遼（契丹）金夏宋時期，遼（契丹）在構建融合草原、農耕二元帝國時的努力，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更為久遠。

遼朝繼任者“西遼”，對中華文化在中亞地區的傳播貢獻尤巨。2023年5月18-19日在陜西省西安市舉行的“中國—中亞峰會”更有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在這次峰會上，中國和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六國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中國——中亞峰會西安宣言》，并通過了《中國——中亞峰會成果清單》，并決定以舉辦這次峰會為契機，正式成立中國—中亞元首會晤機制，每兩年舉辦一次，輪流在中國和中亞國家舉辦。該高水平大國外交活動成果，對于我國國防安全、中亞地區安全穩定和世界和平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即便當下，“契丹”這個名稱，還活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以致西方人把中國稱為“Cathay”，而俄語至今用以稱謂中國的“Khitai”，在蒙古語中是“Khitan”（契丹人）一詞的單數形。

長期以來，由于受到“正統史學觀”的影響，除少數學者就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貢獻有所研究外，大部分學者對中華民族的研究，一直是以傳統中原王朝為序展開的。對歷史上曾經對中華民族共用體作出重大貢獻的北魏、北齊、遼、金、西夏等北方少數民族研究不足。這與歷史上遼（契丹）、西遼、金、西夏王朝對我國當下疆域及中華文明在中亞的影響力和貢獻及其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演進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相比，極不相稱。

基于上述背景，本期“中華民族共同體·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專題組稿的三篇文章，關注的主題分別為：入遼漢族世家家風、金代的荒政實踐及遼代“三祖三變”初祖族源傳說。三篇文章從不同側面展現出在過渡期“農牧二元帝國”統治下，多民族政治、法律、文化等面向的交往交流交融。常志浩博士的《〈韓瑜墓志〉典故書寫抉微——兼論入遼漢族世家家風的形成》一文不僅對《韓瑜墓志》校出不少訛誤，更是通過分析其中的典故應用，發現亦文亦武、緯武經文是以韓瑜家族為代表的入遼漢族世家所共有的家風。這一家風的形成，既是漢人對儒家以文立身的堅守，也是其家族為保持家門不墜以武干祿的現實抉擇，是漢族世家在農牧二元帝國統治下對自身的重新定位；陳曉曉博士生的《“救荒活民”——政治文化交融視域下的金代荒政研究》則指出：作為以女真族為主導建立的北方民族政權，金代荒政思想雖沿襲自中原儒家的政治傳統，但由于自身政權的民族屬性，在荒政施行過程中也體現出鮮明的北方民族特色，表現出融合性、矛盾性、多樣性和計劃性的歷史特征。金代的荒政實踐不僅體現了其對中原儒家政治文化的認同和借鑒，也體現了多民族政治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李春斌副教授的《遼（契丹）“三祖三變”初祖族源傳說的法律文化解讀》則從法律文化的視角指出：契丹（遼）“三祖三變”族源傳說反映的是契丹先祖對建構部落、民族乃至國家，由巫師薩滿神權王權合一的秘密法時代，到圖騰禁忌產生的初民法律規范時代，再到私有制私有權階級社會產生的三大演變歷程。契丹“三祖三變”中“初祖”祖源傳說故事實際上反映的是由巫師薩滿神權王權合一的秘密法時代；手持“髑髏”乃王權和神權合一之象征，“人不得見”乃秘密法時代之隱喻，“殺白馬灰牛以祭”乃祭主權、圖騰及其禁忌之表達，“始變人形”乃是對神明裁判之認同，“國人竊視之”乃“接觸產生懲罰觀念”之反映。對契丹族源傳說的法律文化解讀，有助于增強全國各民族對我國的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

上述研究有利于人們對歷史上中原民族與各北方少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認識，并有可能為提升社會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防范民族領域重大風險隱患的能力，從而為更加有力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