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情感與技術話語：2024年國際傳播的熱點議題與研究方向前瞻

【內容提要】2 0 2 3年的國際傳播研究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與國際傳播效能提升、“一帶一路”與全球南方發展、全球風險與國家安全、情感化與共情傳播、人工智能與C h a t G P T、平臺化與媒介基礎設施六大熱點議題。本文通過文獻回顧，分析2 0 2 3年國際傳播研究熱點議題與潛在研究進路，并將其歸納為政策話語，情感話語和技術話語為代表的三個主要研究取向。2 0 2 4年的國際傳播研究可以在這三個研究取向中進一步發力，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理論價值，拓展國際傳播的理論視野。

【關鍵詞】國際傳播 中國式現代化 “一帶一路” 共情傳播 媒介基礎設施

2023年，全球地緣政治挑戰進一步加劇，在巴以沖突升級、烏克蘭危機持續、拉美極右翼勢力崛起、美國通脹預期走高等背景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持續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文明倡議，為構建人類文明發展新篇章提供中國方案；促成沙特和伊朗“北京和解”，標志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全球安全倡議的成功實踐；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啟“一帶一路”倡議新十年的合作篇章。2023年中國在國際傳播領域的一系列成果凸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支撐新全球化時代國際新秩序的努力。

伴隨著中國國際傳播實踐探索的深化，國際傳播理論研究并駕齊驅，形成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的互構與共融。通過以“國際傳播”為關鍵詞在相關數據庫進行檢索和歸納，2023年內國際傳播研究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與國際傳播效能提升、“一帶一路”與全球南方發展、全球風險與國家安全、情感化與共情傳播、人工智能與ChatGPT、平臺化與媒介基礎設施等六大熱點議題關鍵詞。本文通過概述2023年內相關主題的研究脈絡與理論演進，在回顧中提煉問題，挖掘研究進路，為2024年國際傳播多元主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提供啟發，并對領域內重點問題進行研判。

一、中國式現代化與國際傳播效能提升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完整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傳播研究在不同層面回應和完善了這一理論體系。在微觀層面，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拓展了國際傳播的敘事范疇。鐘新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可以成為中國構筑國際體系敘事、參與全球安全治理實踐的話語內核。①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具體實踐，構成了中國故事可以吸納的現實資源，這對于提升“講好中國故事”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具有重要意義。

在宏觀層面，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構成了中國國際傳播的“元話語”（metadiscourse）結構。許向東通過引入元話語的概念，強調中國式現代化作為國際傳播的元話語，可以解構西方對于“現代化”概念的壟斷。②王維佳同樣認為，圍繞中國式現代化構筑中國國際傳播的敘事，意味著將中國的發展經驗確立為多極世界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標志著對“西方中心”的現代化敘事單一方案的超越。③基于此，張慧瑜進一步提出新時代的中國國際傳播應當以中國式現代化為講述中國故事的基本線索，從而有針對性地甄別國際話語環境的變化并及時調整敘事策略。④

從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視角出發，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對于提升新時代國際傳播效能具有重要意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求“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從效果到效能的轉變，在周慶安看來代表著一種超越了普遍意義上制度建設的頂層設計，強調需要兼顧效率和效果，通過資源配置和制度優化，最大限度提升國際傳播的效率和效果。⑤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新時代國際傳播的元敘事，應當為提升國際傳播效能的頂層設計提供話語和理念的支撐。通過將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敘事的集中發力點，構筑新時代對外講好中國故事的動力和能量。

作為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重要理念，中國式現代化和國際傳播效能提升將是未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和熱點。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挖掘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中有效的話語資源和敘事框架，將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中國故事的“母題”，細化其理論內涵中能夠與國際社會關切形成共振的內容，探索如何借由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理論內涵輸出具有感召力的話語和概念，從而實現國際傳播效能的有效提升。

二、“一帶一路”與全球南方發展

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十年來，“一帶一路”已經成為了全球范圍內最為廣泛、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合作平臺之一，基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新格局正在形成。國際傳播研究開始密切關注“一帶一路”對于國際格局與中國國際傳播戰略所起到的深遠影響，并將“一帶一路”與日漸興起的全球南方視角下的國際傳播建立聯系。

“一帶一路”對于中國國際傳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部分學者將其視作中國國際傳播話語體系的豐富和延伸。鐘新認為，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化，中國的全球治理觀經歷了從區域合作到全球普惠、從設施供給到道路搭建以及從利益紐帶到全球公益治理的轉變。⑥孫吉勝則將“互聯互通”視作“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借助倡議在全球的落地生根，“互聯互通”的理念成為重要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標識，并受到世界各國的充分認可。⑦

還有一部分學者將“一帶一路”視作國際傳播新秩序建立的基本框架。虞鑫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從意識形態層面解構了西式自由主義價值理念和基于等級的文明觀在國際傳播中的主導地位，同時還為國際傳播秩序的重構提供了切實可靠的信息基礎設施。⑧史安斌同樣從“數字絲綢之路”為代表的信息基建出發，強調“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南方深入參與國際傳播夯實了物質根基。全球南方借助“數字絲綢之路”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話語權爭奪中，形成了不同于發達國家的“替代性敘事”在國際傳播中的擴散。⑨

由此可見，“一帶一路”與國際傳播研究的視野在未來有兩個重要的方向可以深化：一是從信息基建和媒介基礎設施的角度理解“一帶一路”倡議，挖掘“一帶一路”倡議在物質基礎設施建設和推動全球信息平衡流動層面所作出的貢獻；二是聚焦于全球南方的視角，跳出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國的中心視角，從全球南方國家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互動出發，深入理解“一帶一路”倡議對于全球南方發展的現實意義。

三、全球風險與國家安全

烏爾里?！へ惪艘浴叭蝻L險社會”描述了技術理性過度膨脹造成的現代社會的普遍性危機。伴隨著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帶來的地緣政治危機擴散，氣候變化問題的日漸凸顯以及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圍內造成的公共衛生挑戰，全球性風險正在成為當代國際的常態化特征。2023年4月以來，美西方提出“去風險，而非脫鉤”這一對華新戰略。周慶安認為這種風險話語的出現標志著一種新的對華話語轉向。⑩如何有效應對全球性和區域性風險，維護現實世界和數字空間中的國家安全，逐漸成為國際傳播領域新興且具有迫切現實意義的議題。

在現實層面，在全球風險語境下捍衛總體國家安全成為當務之急。熊澄宇認為，中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可以視為是對國際環境、網絡空間威脅、技術語境中的大國博弈，以及國家安全問題內部類型和特征變化的戰略反應。11史安斌則提出，引入戰略傳播思維，對于維護話語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具有重要意義。應當基于戰略傳播的邏輯建立國際安全事件的應急機制，防止意識形態沖突影響全球安全。12

在數字層面，媒體戰、信息戰和網絡戰開始成為國際傳播研究的新議題。伴隨著數字技術對現實世界的嵌入日益加深，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在跨國沖突中扮演的角色也開始變得重要。胡泳將這一過程概括為社交媒體的“武器化”和戰爭的“數字化”，用以描述社交媒體所營造的情感政治環境和跨國公司對數字地緣政治的影響。13在趙永華看來，社交媒體時代“觀念政治”超越“生物政治”和“信息地緣政治”，對于跨國沖突的走向起到重要的影響。因此需要強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數字化公共外交、國際傳播體系建設等途徑增強信息作戰能力。14

在地緣政治風險增加，國際政治格局變化莫測的背景下，國際傳播需要“安全”這一框架進一步納入自身的研究視野中。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框架下，包括意識形態滲透、文化滲透和信息技術滲透在內的一系列安全問題將逐漸成為未來國家安全的防衛重點，同樣也將成為研究所關注的重點，特別是現實環境下跨國危機中的敘事建構，以及數字空間中的話語權爭奪議題。未來的研究可以在全球風險社會的框架下進一步延伸，圍繞典型案例討論國際安全事件的風險敘事應對，同時密切關注跨國危機中的數字地緣沖突和數據信息安全問題。

四、情感化與共情傳播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圍繞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塑造，情感與共情傳播開始成為國際傳播中一個備受關注的研究領域。鐘新發現，相比于“公共外交”“軟實力”等宏觀國際關系理論在國際傳播研究中的收縮，以共情傳播為代表的微觀心理視角在近幾年開始進入國際傳播領域，并且得到了學者廣泛的關注和討論。15

對于共情傳播的研究集中在如何利用情感化的敘事模式推動“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塑造。吳飛認為，共情是個體跨越文化差異、建立情感聯系和互動的重要機制，喚醒受眾共情是提升講好中國故事的有效路徑。16朱鴻軍則進一步提出，共情傳播包含“情感-態度-行動”的不同層次，有效的共情傳播應當引入人工智能技術，提高國際傳播中的情緒感染效果和態度認同程度。17雖然情感化能夠起到良好的傳播效果，但楊奇光強調應當警惕因信息過載和過度共情而可能引發的情感消耗，面向全球交往的國際傳播應進一步把控共情傳播的合理邊界。18

還有學者將視野聚焦在國際新聞這一細分領域，圍繞平臺化語境下數字新聞敘事的變遷強化情感化在國際新聞中的作用。姬德強認為，當前數字平臺化與新聞情感化的互構趨勢明顯，國際傳播應當充分利用這一趨勢，打造廣泛而有效的情感網絡。19何天平則聚焦于短視頻新聞這一情感化色彩鮮明的新聞形態，強調情感性與技術性結合的短視頻能夠為國際傳播效能的提升提供精準而高效的技術保障。20因此，未來的國際傳播可以在數字新聞與共情傳播的交叉點發力，推動國際新聞話語樣態多元化，表達方式情感化，形成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傳播。

基于共情傳播研究在國際傳播領域所受到的關注，沈悅認為未來國際傳播可以將軟實力轉化為以情感驅動的“暖實力”，通過各個領域融化隔閡、擴大交流、增進合作、互利共贏的共通話語，減少話語對立與博弈，助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際認同。21在這個領域內，國際傳播研究一方面可以從數字新聞敘事的角度出發，挖掘共情傳播的敘事模式與傳播機制；另一方面形成與認知心理學的交叉，分析怎樣的敘事和內容能夠更有效實現與海外受眾的心理情感共融，從認知科學的角度為“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塑造提供學理支撐。

五、人工智能與ChatGPT

2023年媒介技術領域最為重要的變革莫過于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崛起。ChatGPT能夠在信息檢索、內容生產和情感陪伴層面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從而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傳統媒介生產和信息交互的方式。何天平在分析AIGC對于國際傳播的影響時認為，其強大的語際轉換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使其成為影響國際傳播的重要技術力量。22但是，西方科技企業對這一技術的掌控使得ChatGPT對于國際傳播格局帶來潛在的風險和沖擊。

從微觀層面，ChatGPT可能帶來國際傳播的技術和信息風險。韋路認為ChatGPT存在技術壟斷與偏見、信息污染與失序、技術依賴與專業失守等一系列問題，可能使其成為強大而不受控制的認知戰工具。23王沛楠則從知識權力的角度出發，強調ChatGPT作為一種嵌入國際傳播的公共知識生產工具，會造成一種由技術操縱和驅動的話語權力轉型，進而對當前的國際傳播的知識生產方式形成沖擊。 24

相較而言，ChatGPT在宏觀層面可能造成的不平等國際傳播秩序的延續會帶來更為嚴峻的挑戰。任孟山認為，ChatGPT的誕生使盎格魯文化圈的國際傳播主導地位更加穩固，全球南方國家雖然在傳播中擁有道義優勢，但目前仍然難以擺脫受到新技術宰制的困境。25常江則從技術宰制的角度出發，強調人工智能將會是未來國際傳播博弈的重要場域，同時也是捍衛網絡主權和治理網絡空間的重要技術資源。26只有強化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跨境信息治理和技術博弈，才能夠為中國和全球南方的國際傳播提供有力的支撐。

伴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漸在國際傳播領域嶄露頭角，相關研究也需要從概念和趨勢的討論進一步細化，揭示技術對于特定議題內容生產的價值偏向與敘事框架。未來的研究可以從微觀視角揭示ChatGPT的算法“黑箱”，呈現其在不同主題和內容層面意識形態的偏向性，也可以從宏觀層面分析民族國家與科技企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的博弈，并以此來理解新一輪全球數字科技競賽背后的國際傳播秩序爭奪。

六、平臺化與媒介基礎設施

2023年，平臺化與基礎設施化正在成為國際傳播研究中一個難以忽視的方向。無論是抖音國際版（TikTok）、希音（Shein）和拼多多海外版（Temu）為代表的中國平臺“出?！睗u成趨勢，還是ChatGPT作為信息基礎設施的地位凸顯，抑或是全球信息戰中臉書和推特等傳統數字平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都說明數字平臺和媒介基礎設施對于未來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意義。

當前，一部分研究延續“平臺化”的分析框架，分析數字平臺對國際傳播所產生的現實影響。張志安關注平臺在國際輿論博弈中扮演的角色，認為平臺中的國際輿論博弈面臨越來越顯著的平臺操縱問題，未來的國際輿論博弈將面對議題泛政治化、平臺寡頭化和技術智能化的挑戰。27王沛楠則從平臺用戶條款的實踐這一微觀視角出發，強調數字平臺借助用戶條款的強制同意形成了對平臺內容排他性和壟斷性的私治理，形成了跳脫出全球互聯網治理的“監管套利”，進而獲得了對國際傳播信息流動的把控權力。28

除了對平臺本身的分析，還有學者將視野延伸到物質性的媒介基礎設施對于國際傳播的影響。胡泳圍繞“高精地圖”的技術架構展開分析，認為此類位置媒介的基礎設施化從根本上是一場開展于大國相爭、巨頭角逐之競技場的技術實踐。29對于這種關鍵性媒介基礎設施的爭奪，將會是未來國際傳播理論和實踐需要密切關注的方向。史安斌將跨國數字基礎設施的自主化視作中國國際傳播敘事自主性的支點，強調跨國數字基礎設施對于全球信息流動和敘事競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30

當少數數字平臺逐漸成為媒介基礎設施，對于全球數據、信息和資源流動形成實質性把關，立足于平臺化和媒介基礎設施視角的國際傳播研究需要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在這一領域，未來的研究一方面可以關注中國互聯網平臺“出?！钡陌咐?，分析平臺作為基礎設施如何驅動中國文化和話語走出去；另一方面國際傳播研究也需要嘗試與媒介物質性研究對話，關注作為技術物的媒介基礎設施建設與爭奪對于國際傳播秩序和格局的結構性影響。

七、總結與展望

回溯2023年的國際傳播研究，政策、情感和技術可以被視作三個核心話語，主導了中國國際傳播研究的走向。在2024年，政策話語、情感話語和技術話語仍將是國際傳播研究著墨甚多的三個方面。

在政策話語層面，中國式現代化、國際傳播效能、“一帶一路”、總體國家安全觀等國家重大戰略和理念成為研究的熱點和焦點，形成了理論探索與國際傳播實踐的共振。2024年政策話語的研究應當進一步形成國家重大戰略與國際傳播話語策略的接合，將“三個共同體”“三個全球倡議”和“一帶一路”倡議等涉及國家體系和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政策置于國際傳播話語體系建設的核心位置，探索政策話語如何與海外輿論關切與國際社會熱點議題形成更好的呼應與對話，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中國在國際體系敘事和國家敘事層面的“元話語”。同時，國際傳播研究也需要引入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角，以風險和安全為主軸拓展研究的對象和理論視野。

在情感話語層面，共情傳播成為國際傳播新興的增長點，勾連了認知心理和認知傳播這樣相對微觀的研究視角，有助于從實證層面提升國際傳播研究的科學性和系統性。2024年情感話語的研究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拓展實證研究的深度，圍繞典型個案分析“情緒”在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增強國際傳播話語感召力層面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則需要基于實證研究提供的基礎，形成國際傳播情感話語的理論框架，超越當前個案為主的研究，為如何在國際傳播中增強情感話語的感召力建立更具系統性的理論，并以此形成對國際傳播實踐的指導與對話。

在技術話語層面，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數字平臺和媒介基礎設施開始進入國際傳播的研究視野，推動國際傳播研究超越文本生產和符號互動的視角，將技術視作影響國際傳播格局的重要變量。2024年技術話語的研究需要嘗試跳出技術決定和制度/文化決定的窠臼，將人工智能、數字平臺和信息基礎設施的問題置于國際傳播新秩序建立的宏觀框架下，以民族國家、行業組織、科技企業、用戶受眾等多利益攸關方的視角理解日新月異的技術及其背后的技術權力博弈，并以此為基礎分析數字時代全球傳播新秩序建立的方向與可能。

在國際關系充滿風險與不確定性、中國的國際傳播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緊扣政策、情感和技術的研究視野，以政策話語為基底回應國家戰略的關切，以情感話語為紐帶拓展學科交叉的方向，以技術話語為支撐探索國際傳播格局的變遷，對于2024年以至更長遠的國際傳播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平臺基礎設施視域下互聯網國際傳播的生態與模式研究”（23YJC860026）的階段性成果。

王沛楠系清華大學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釋」

①鐘新、金圣鈞：《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共同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國際傳播的核心敘事》，《對外傳播》2023年第3期，第9頁。

②許向東、丁兆鈺：《中國式現代化元話語的建構及其國際傳播》，《對外傳播》2023年第9期，第9頁。

③王維佳：《全球文明倡議與國際傳播的新境界》，《對外傳播》2023年第8期，第18頁。

④張慧瑜、陳昱坤：《中國式現代化的敘事體系與國際傳播策略》，《對外傳播》2023年第3期，第13頁。

⑤周慶安、劉勇亮：《以中國為方法：全球化格局下國際傳播效能再探討》，《中國出版》2023年第13期，第14頁。

⑥鐘新、金圣鈞、宋思怡等：《貢獻全球治理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10周年核心話語的內涵變遷與國際傳播》，《傳媒觀察》2023年第9期，第9-11頁。

⑦孫吉勝：《數字時代“一帶一路”倡議的國際傳播》，《當代世界》2023年第9期，第14頁。

⑧虞鑫、王剛：《多種聲音，共同世界：“一帶一路”倡議與國際傳播秩序重構》，《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第75頁。

⑨史安斌、朱泓宇：《國際傳播敘事的“南方轉向”——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媒體的扎根研究》，《傳媒觀察》2023年第9期，第25頁。

⑩周慶安、李慧韜、劉勇亮等：《從“安全化”到“去風險”：國際政治中的風險話語研究》，《對外傳播》2023年第9期，第61頁。

11熊澄宇、張虹：《類型特征與過程機制：新媒介語境中的總體國家安全問題》，《國際新聞界》2023年第4期，第10頁。

12史安斌、童桐：《全球安全治理視域下的戰略傳播：歷史、理論與實踐》，《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第17頁。

13胡泳、劉純懿：《戰爭中的社交媒體：社交媒體的武器化與數字化戰爭的到來》，《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3年第6期，第131頁。

14趙永華、竇書棋、趙家琦：《觀念政治下的網絡戰：社交媒體時代信息戰的觀念更迭與范式轉換》，《當代傳播》2023年第5期，第23-27頁。

15鐘新、蔣賢成、沈靜等：《從“媒體獨白”邁向“全民共情”：中國國際傳播10年研究的多元譜系與未來路徑》，《傳媒觀察》2023年第2期，第28頁。

16吳飛、王舒婷、陳海華：《提升中國國際傳播中的共情力》，《對外傳播》2023年第6期，第14頁。

17朱鴻軍、汪文：《人工智能技術在國際傳播中的共情應用探析》，《對外傳播》2023年第6期，第5-6頁。

18楊奇光、左瀟：《國際傳播中的共情：理論、策略與省思》，《對外傳播》2023年第6期，第38頁。

19姬德強、李喆：《國際新聞的情感邏輯：價值、平臺與實踐》，《中國出版》2023年第12期，第10頁。

20何天平、蔣賢成：《“共情”作為動力機制：國際傳播視野下短視頻新聞的語態變革與情感化策略》，《中國出版》2023年第12期，第18頁。

21沈悅、金圣鈞：《從軟實力到“暖實力”：中國國際傳播理念創新的話語、維度與愿景》，《東岳論叢》2023年第2期，第67頁。

22何天平、蔣賢成：《國際傳播視野下的ChatGPT：應用場景、風險隱憂與走向省思》，《對外傳播》2023年第3期，第66頁。

23韋路、陳曦：《AIGC時代國際傳播的新挑戰與新機遇》，《中國出版》2023年第17期，第14頁。

24王沛楠、鄧詩晴：《內容、算法與知識權力：國際傳播視角下ChatGPT的風險與應對》，《對外傳播》2023年第4期，第40頁。

25任孟山、李呈野：《從電報到ChatGPT：技術演進脈絡下的國際傳播格局史論》，《新聞與寫作》2023年第5期，第46頁。

26常江、羅雅琴：《人工智能時代的國際傳播：應用、趨勢與反思》，《對外傳播》2023年第4期，第31頁。

27張志安、楊洋：《互聯網平臺對國際輿論博弈的影響：機制與趨勢》，《新聞與寫作》2023年第2期，第32頁。

28王沛楠、彭修彬：《西方數字平臺的內容治理：理解互聯網國際傳播中的平臺權力》，《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第76頁。

29胡泳、張文杰：《位置媒介基礎設施化的技術政治反思——從中國布局“高精地圖”談起》，《南京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第125頁。

30史安斌、俞雅蕓：《人機共生時代國際傳播的理念升維與自主敘事體系構建》，《對外傳播》2023年第4期，第12頁。

責編：霍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