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省交易保證所設立始末

馬斗成, 董逸豪

(青島大學 歷史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自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國門后,近代經濟機構紛至沓來,對中國產生了巨大沖擊。交易所作為其中之一,相比于傳統的交易模式,可以更有效地保障交易的安全和如期履行,同時也產生巨大收益。然因中國各項事業起步較晚,彼時華商為發展商業只得依托外國交易機構,如此一方面商業受制于外,交易受外人掣肘;另一方面,交易過程中產生的手續費為外人所獲,利權外溢,故中國出現自設此機構之呼吁。

東三省開發較晚,外國資本尤其是日本資本在此地滲透迅速。日俄戰爭后,日本取得南滿鐵路沿線及旅大租借地的權益。十余年間,其取引所(即交易所,為便于區分本文仍稱日本方面設立的交易所為取引所)遍布鐵路沿線各大市鎮,中國商民及官憲相應作出回應,自設交易所以圖維持利權,尤以奉天省為多。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學術界對奉省本國自設交易所幾乎沒有展開探討(1)目前國內只有燕紅忠曾在研究中提及中國東北地方當局自設的交易機構,參見燕紅忠.貨幣、信用與貿易：在東北探尋近代金融(1860—1931)[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21：222-224.。國人自營的交易所產生于何種背景?過程如何?有何時代特點?是否達到了設立之初的目的?官方對其有何看法?這些問題尚未見有深入探究。本文依托遼寧省檔案館一手檔案,輔以部分日文資料,對以上問題進行探討,冀以拋磚引玉,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

一、利權外溢：中國交易保證所設立的時代背景

日本自取得南滿鐵路及旅大租借地利權后,宣布大連為自由貿易港,并對港口設施建設投入巨資。優惠的關稅政策及便利的基礎設施促進了大連口岸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但卻沒有相應的交易機構。為方便交易,日本商人組成特產物出口業同業組合(2)同業組合(どうぎょうくみあい),系同行業者為謀求發展和共同利益而組織的團體。,深切體會到需要一個交易機構。故該組合與組合外同業者及部分華商于1908年向滿鐵會社的埠頭事務所請愿,希望借埠頭建筑物的一部分設立物產取引商人集會所,當時埠頭事務所所長相生由太郎允之,同意其使用倉庫之一角約二十坪(3)1坪約為3.3057平方米。,此為全東北特產取引所之濫觴[1]3。

隨著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如此倉庫之一角已然不足使用。1909年,旅大租借地的日本當局派出調查員對南滿鐵路沿線及中國南北的商業進行考察,并于1911年在大連正式設立官營取引所——大連重要物產取引所,同時針對組織制度及機構成員發布了《大連重要物產取引市場規則》。但該規則并未確定買賣、交割等內容。實質上其只是意在通過官方手段來經營傳統的現貨市場,并未觸及任何期貨市場。然而不久投機交易興起,買空賣空傾向逐漸嚴重,日本“關東州”當局便于1912年中止期貨交易。但在豐厚利潤的驅使下,期貨交易終究不可能完全禁止,“關東州”當局遂只得允許期貨買賣,并于1913年2月和3月相繼公布《關于“關東州”內設立重要物產取引市場的件》《大連重要物產取引所規則》,同時廢除《大連重要物產取引市場規則》。9月1日,大連取引所正式營業,此為日本在東北取引所之嚆矢[1]4-6。

此后大連取引所不斷發展。一戰爆發后,東亞因遠離戰場,出口增長迅速,為使出口暢行無礙,“關東州”當局決定在開原、長春增設同樣機構,并于1916年公布《“關東都督府”取引所規則》,要求開原、長春各取引所一律依照此規則設立,同時廢除《大連重要物產取引所規則》,新增《開原取引所規程》《大連重要物產取引所規程》《長春取引所規程》。1917年,大連重要物產取引所兼營錢鈔交易,“關東州”當局又公布《大連重要物產取引所錢鈔取引規程》。1919年2月“關東州”當局廢除《大連重要物產取引所規程》及《大連重要物產取引所錢鈔取引規程》,制定了《大連取引所規程》,同時大連重要物產取引所改稱大連取引所,同年4月“關東都督府”改行“關東廳”官制,《“關東都督府”取引所規則》改稱《“關東廳”取引所規則》[2]548-549。

一戰后歐洲需求仍然強勁[3],出口大規模增加,如豆類、豆餅、豆油在1914年戰爭爆發伊始出口量分別為450余萬擔、800余萬擔、64余萬擔;至1919年,三者已分別達到1 034余萬擔、1 594余萬擔和191余萬擔(4)文中數據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M].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中1914—1919年“Analysis of foreign trade”整理所得。。與此同時,朝鮮銀行金票的發行、流通等亦呈發展之勢,如1917—1919年間,鮮銀券在朝鮮以外地區(主要是中國東北)的發行額由645.4萬元驟增至4 212.4萬元;流通額亦由1918年的1 908.9萬元增至3 706.6萬元[4]。如此膨脹的經濟使商人對交易機構的需求進一步增加,自1919年4月開始,日本在長春、開原以外又設立取引所,具體情況見表1。

表1 日本在中國東北各市設立取引所時間及相關文件

然而,彼時張作霖亦于1919年7月驅逐孟恩遠,完成了東三省的統一;加之民族商業發展,東北政權及華商維護利權意識日漸增強。故當張氏面對日人遍布東北的取引所時,一方面軍閥政權遠非日人傀儡,也希望設立相似機構,取得更大利益以擴軍奪取地盤;另一方面,中國商人亦苦于沒有己方的交易機構,導致交易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日本取引所。因而幾乎在同時,奉系政權亦與各地商會在奉省大量開設了交易所,冀以達到對抗外商、維護商權之目的。

二、舉步維艱：中國交易保證所的初步發展

在外國人進入中國設立交易所以前,中國并非沒有交易機構,然其交易“多在關帝廟、茶館等處進行”[5],交易方法往往“各地極不規律、不完全”[2]547。故其在日本取引所大量設立以前,便遭到近代商業機構沖擊。對中國商業影響最大者當屬信托公司。以鐵嶺地區為例,該地因便利的遼河航運,其錢糧交易自有歷史。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糧商在關帝廟中設錢行,講售現銀期銀,名為錢市;在茶寮內講售現糧期糧。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各錢糧商戶出資修繕關帝廟,名為錢糧公所。至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在當地設立期糧捐局,“每講期糧百石,捐東錢五千,買賣各半”[6]757,事實上承認了期貨買賣。民國成立后,1915年1月廢除期糧捐局,同月25日在商會內設立保證所,名為銀糧保證公所。該公所與清末期糧捐局不同,每遇錢糧緊迫,買賣泛濫之時,保證所可臨時停止交易以維系市場。故該所“似含有維持及取締之意”[6]758。然當時日本在鐵嶺以北孫家臺、公主嶺次第設立信托公司,其以“滿足當地小資本工商業者需要為設立趣旨”,為小資企業提供融資渠道[7],對中國商人亦產生巨大影響,使“南北最著之錢糧各商盡驅之,鐵嶺商業驟形衰落”[6]758。類似的機構還有奉天(市)信托株式會社,其在1914年營業項目說明書中便明確表示,“雖近來增設銀行增進金融界之利便不鮮,但未普及下層之小商人,甚為遺憾,本會社主要對此類小商人進行低利短期資金的融通”[8]。

隨著一戰后“關東州”當局在南滿鐵路沿線廣設取引所,鐵嶺處官憲及華商率先對之作出反應。事實上,在鐵嶺取引所成立的前一年,華商曾在當地試辦交易所信托公司,使“商情頗見起色”[9],然不旋踵即遭取消。1919年10月,日人在鐵嶺設立鐵嶺取引所,同時成立鐵嶺取引所信托株式會社并公開募股,這引起了當地商人及官方密切關注。東北地方當局認為“信托公司(即取引所信托株式會社),向為奸商壟斷貿利之所”,故通過禁用金票交易糧豆等手段抵制,同時“密函商會嚴禁,并飭警偵察”,禁止華商入股。但在特產交易興盛之時,開辦交易機構頗易得利,因而華商往往暗自入股,“其字號均系假控,并非各商之本號。查其賬簿,又均無注列信托之事,詳加偵詢,系由本柜撥出幾人,賃屋常駐借地內辦事寫賬,并不回柜,所有買賣事項均由電話商辦,外人不得而知,查無可查,拿無可拿?！比绱艘粊?官憲苦于利權外溢,華商為違背命令而不安的同時,“率多爭移借用地內”(5)借用地即“滿鐵附屬地”。[9],鐵嶺地方官憲遂有自設交易所之想法,并于1919年12月12日上報奉省公署,要求成立糧豆交易保證所。但當時東北政權對交易所、信托公司等物視如洪水猛獸,3天后奉天省長公署即回復“擬設糧豆交易保證所,即屬信托之變相,竊訂期買賣,跡近架空,豈能照準?”但仍使奉省財政廳審查其章程細則(6)囿于篇幅,本文不將其簡章、細則列于文章,詳見引用檔案。[10]。與省長公署的態度不同,財政廳廳長王永江表示“該縣組設糧豆交易保證所,既為活動貿易維持市面起見事尚可行,應照準辦”。只是對簡章中第二條及第十五條作出修改,要求地方官員所選的交易所監事人員不得參與交易,否則“除將交易之糧豆如數充公外,并以舞弊論罪等語言”;且公積金“俟積至公司資本半額時,得稟明縣署轉呈批準,酌改其公積之率”,在一定程度上杜絕了交易所的舞弊,并加強了政府對交易所的控制。1919年12月24日,奉省財政廳電告奉省公署[11]。但省公署仍對該糧豆交易保證所簡章的第四條糧食期貨買賣持反對態度(7)第四條原文為：本所擔保交易為現期買賣與定期買賣兩種。定期買賣,又分長期短期兩種,長期以三個月至六個月為限,短期以一個月為限。參見奉天財政廳為鐵嶺縣托擬設糧豆交易保證所以保證糧價平穩案情形事給奉天省長公署的呈[A]∥奉天財政廳檔案.沈陽：遼寧省檔案館藏,檔號：JC010-01-011823-000003。,故將該條刪除,僅允許糧食現貨交易[12]。至1920年3月4日,鐵嶺糧豆交易保證所募齊所有本金,同年3月26日正式營業[13]。

事實上,進入20世紀20年代后,奉省掀起自辦交易所熱潮,其自設交易所多命名為“交易保證所”。1920年1月12日,奉省商務總會函告該省財政廳,認為交易所制度“非法之不善,實人之無良”,不應因噎廢食而拒設交易所;又強調日本“凡商業所至,以此為要圖,因汲汲以爭先,遂蒸蒸而日上”,由此正式要求設立華人自辦的交易機構以發展本國商業。同時提出《交易保證所總商會保證細則》與《交易保證所則例》,前者要求各地交易保證所的立案章程須由該總會核準,各所股本、賬簿、細則、保證金也均由該會查驗、保管。除此之外,還需提取每年收益的百分之五交至總商會,為市政或其他公益所用[14];后者則規定,各地交易保證所由“各處總商會或商會抬集殷實商股組織,且須由省城總商會加以保證,并請財政廳監督之”;且交易保證所資本金至少為十萬元,以資本金的百分之二十為保證金,允開定期、現期交易;另外,對于在交易保證所進行的交易,若產生損失則全由該所負責,若不負責則由“官府以其保證金代為處理之”[15]。1920年1月22日,財政廳一面同意商會所請[16],一面擬定監察限制章程二十條轉交省署處?！督灰妆ＷC所監察及限制章程》大致內容包括：1.由官憲派員監督,監察人員有權檢查保證所所有賬簿、款項;2.監察員與交易保證所員工均不得參與交易;3.每月從純利中抽百分之十五作為“報效金”上繳財政廳;4.不允許買空賣空、壟斷交易;5.各種保證金非省銀行號紙幣不準收用(即以中國政府發布之貨幣為本位幣)[17]。在得到張作霖首肯后,財政廳復電奉省商務總會,要求其將上述監察及限制章程送交各地商會,通令遵守[18]。同年奉省各地華人自辦的交易保證所次第開業,由于各地商會擬訂的交易保證所章程均須由奉省商務總會核準,故在各所的細則、章程中,雖地點、用金、交易范圍等因地而異,但監察、本位幣等制度性設定基本沒有區別。奉天省部分交易保證所開辦時間及資本額情況見表2。

表2 奉省各地交易保證所設立時間及資本額

表2所列交易保證所中,只有錦縣、鐵嶺處將設立資本全部收齊,其他各所至多收至一半,少者不過1/4。但按規則,資本額足1/4即可開辦交易保證所。另外,各所監察、細則等大致相似,只是各地對各類貨物、錢鈔收取的用金(即手續費,下文同)數目不同。除表2所列各所外,奉天省一些較小的地區也大致于1920年前后設立交易保證所(其具體時間已茫不可考),作為抵制外國經濟沖擊的產物,奉省的交易保證所幾乎與日本所設的取引所同時開業。

三、中國交易保證所特點及作用

(一)主要特點

從交易規則來看,中國交易保證所最大特點在于各地對每筆交易所收取的手續費額度不同,各地交易貨物的種類也有較大差異。根據現有資料,一般來講,交易保證所收取的用金在大城市較低,在相對較小的市、縣則較高。如在省城的奉天(市)交易保證所規定,豆餅交易每千片、豆油交易每萬斤、糧豆交易每百石需由買賣雙方各交用金五角[19];在稍小的鐵嶺糧豆交易保證所,豆餅交易每千片、豆油交易每萬斤則需由買賣雙方各交用金六角,且該所將糧、豆區分開來,每百石高粱由買賣雙方納用金五角,每百石大豆則由買賣雙方納用金六角[9];而在更小的黑山縣,每交易百石糧豆則需買賣雙方各納用金一元(8)據黑山縣新立屯交易保證所為送民國十三年四月份報效金請查核事的呈及黑山縣公署的指令[A]∥黑山縣新立屯交易保證所檔案.沈陽：遼寧省檔案館藏,檔號：JC080-01-010247-000034資料計算所得。。

在交易貨物種類上,各地交易所亦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如在奉天(市)交易保證所,其交易貨物幾乎只有貨幣,且絕大多數為朝鮮銀行金票[20-30],這應該與奉天市作為進口日貨的集散地有關;像黑山縣等較小縣、市處,交易貨物只見糧食而不見錢鈔[31-39]。另外,這些以糧食為主要交易物品的較小縣、市,其交易成交量的漲跌還與季節有關：蓋因東北農作物多在冬季收獲,因此這一時期的交易量亦相應增加;七八月夏季為農閑之時,因作物出產極少,交易量則驟減并接近于無。如1923年黑山縣交易所的糧食成交量,冬季僅十二月一個月即達十七余萬石,而七八月時則干脆停開[39]。在省會奉天市,交易保證所每月成交的金票交易額數目龐大,但成交額最多月與最少月差距也極大,如1921年9月,金票成交額達1.3億元之巨[40],少時如1922年6月,不過五百余萬元[26],且各年同月成交額無明顯的變化規律。

除以上特點之外,華人控制下的交易機構還有根據形勢進行自我調整的特點。雖然交易保證所在設立之初,官方對其態度較為保守,但其面對日設取引所的緊逼也不得不放寬限制條件。事實上,奉天(市)交易保證所在設立時便被允許進行期貨買賣。而營口交易保證所則是作出了巨大調整。

營口自開埠后,以其口岸特有的“過爐銀”為本位幣,無論特產、錢鈔,均以爐銀標價,但在營口以外,奉省各地的華人在交易時皆以奉票等幣為本位,故當華商到營口交易時,需先將奉票兌為爐銀方可進行,由此給營口以外的華商帶來交易上的不便;另外,雖然交易保證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交易的進行,并降低違約造成的損失,但交易所既作為營利機構,勢必要收取手續費。因而很多華商或為節約手續費,或為避免貨幣兌換的煩瑣,往往在營口進行場外交易(9)場外交易,即在交易機構以外進行交易。這種交易方法無需繳納手續費等各項雜費,但因無保證金、違約金等交易制度的約束,交易雙方需自行承擔交易無法按期履行的風險。[41]。其后日本所設的營口取引所則雖以金票為本位,但亦“系按奉票行市交易所”。這些問題給營口交易保證所帶來相當的威脅：一方面,營口特殊的交易本位幣以及華商出于對節省手續費的考慮,使“客商幫辦事多棄營口而就開奉(即開原市、奉天市)”[42];另一方面,日本取引所極力拉攏華商。由是導致“(營口)保證所幾同虛設,且于市面商情,勢必瑣形蕭索”[42]。因而當地商會、官員擬定整改方法數條,于1920年11月11日致電省長處。其中最為重要的兩點即開豆餅、豆油、大豆、高粱的期貨交易和允許市場交易金票、鈔票(10)金票即朝鮮銀行發行的貨幣,其以日元、生金等物為準本金,為金(匯兌)本位幣;鈔票系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發行的貨幣,以舊日本銀元為準本金的銀本位貨幣。。前者不必解釋。后者主要包括如下兩條：1.仍按照舊章以爐銀價格交易;2.仿效開奉信托以奉票價格交易,兩種一齊進行,不但保證所可期發達,且于市面商務藉可興盛(說明：或云營口商家多以爐銀為本位,奉票向來缺少。今保證所既開錢行,到卯撥交,恐奉票多一用途。遇有奉票緊急時,勢必售賣爐銀收買奉票,或銀價因之不穩。然營口信托金鈔兩種,若開奉票行市,外城各錢業勢必棄奉開而就營口,如到卯收交歸來,金鈔換為奉票,若銀法信用鞏固,勢必售賣奉票,收買爐銀,而銀價可因之轉善。權量輕重,于整頓銀法應無所礙)[42]。簡言之,即將爐銀、奉票均作為該所本位幣開講,并允以奉票交易金票、鈔票。當省署將上述辦法遞交財政廳審理時,王永江主持的財政廳對該所提議大開綠燈,一概照準[43-44]。此舉確實也使營口交易保證所得以興盛,據當時《泰東日報》載：“埠西交易保證所成立之初,各商戶入所交易者甚屬寥寥,以致營業不振,入不敷出,難以支持,旋即歇業。潘會長誠恐利權外溢,又召集各會董共同議決,仍繼續開業以資保守利權,該所復于夏歷四月初一日開幕以來,各商人所交易者頗形踴躍,營業日見發達,埠商之注重利權可見一斑矣?！盵45]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措施也為后來銀爐(即發行爐銀的私商)在爐銀、奉票間的投機埋下了伏筆?！稏|三省金融概論》中便有對這種投機行為的敘述：“每至卯期臨近時,銀爐對于已流行市面之爐碼,只有收進,不再放出,致市面上爐碼之流行,日以缺少。而同時各外城商人之拖欠爐銀者,如百川匯海,想率攜現幣入營口,收買爐銀,清償貨欠。致一時爐銀之需要頓增,求多供少,價格激漲……而各銀爐皆事先綢繆,或‘空’有金、鈔、奉票;或存有爐銀,以計其盈利。所受累者,惟北城各商人耳。平時在營口,以爐銀買貨,所空者皆爐銀,以計其盈利。在本地以奉票買賣,收存者皆奉票。每屆卯期,須用奉票購易爐銀以化卯時,爐銀暴漲昂奉票慘落,所蒙損失,不啻什百倍其懋遷所得之蠅頭微利。一再受累,于是對營口之交往,咸懷有戒心?！盵46]

這表明營口交易保證所在進行調整變通以吸引商人時,并未及時對銀爐發行爐銀作出必要的限制措施,因而后來反成為來營交易的阻礙。

(二)有限作用

中方自設的交易保證所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本國利權,并為奉系政權提供了不菲的財政收入。如奉省最大的交易保證所奉天(市)交易保證所每月多時可繳4 000余元報效金[40],其他較小的市、縣交易保證所的繳納額雖不及此,但匯總后的數額亦非?？捎^;另一方面,交易保證所的設立使商人的交易更加便利、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日本在東北設立的取引所。日本“關東州”當局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出版物中,便將鐵嶺、遼陽、營口取引所的衰落、撤廢歸因于中國方面交易保證所的競爭和滿鐵會社的大豆混合保管制度[2]549。

但是,中國設立交易保證所起到的上述作用并未持續長久。軍閥政權的軍事行動對之有著毀滅性影響——一方面戰爭需要籌措大量資金,而籌集資金最快的方式無疑是加印紙幣,這就造成各交易所本位幣奉票的大幅貶值,進而導致投機蜂起;另一方面,備戰、交戰之時占用的大量人財物力又阻滯了商業發展,這種情況尤以第二次直奉戰爭時為甚。如綏中縣交易保證所便因戰爭停業,雖“經一再促令繼續開講”,然“股東等僉稱金融滯塞,市面蕭條,即令開講,每日妥事無幾,或未成行,收入不敷,開支益增,折閱之累況。商等本號生意強半衰頹,客商交易押續金俱無力墊辦”[47];營口交易保證所也在1924年初便無甚交易,數日間交易額不過幾千元,及至同年1月10日交易皆無。當地商會遂向財政廳申請撤銷此所[48]。戰爭帶來的蕭條使這些交易所難以為繼,1924年9月,奉省財政廳表示,“現查各所內容,徒便于奸商之把持,無益于人民,應一律撤銷,并由各知事隨時考察,嚴禁奸商仍有前項變相之行為”[49]。故而奉天省各交易保證所開業不過五年便相繼關閉。

四、結 語

奉省交易所設立之前,正值東三省特產大幅出口、財界景氣之時,故日本“關東州”當局在東三省大設取引所,以期進一步獲取交易利權的同時控扼當地市場。適逢張氏于此間崛起,華商亦有對交易機構和維護利權的需要。由于官方多將交易所/取引所視為投機之地,初期對之極為防備,并不希望政府允許設立此類機構。但隨著商業發展愈發不便,商人多趨于日設取引所,加之王永江作為財政廳廳長對商業頗為重視,方使得奉省各處成立交易保證所。

交易保證所設立之初,由于省署對期貨、錢鈔等帶有投機性質的交易仍持相對保守態度,故往往只允許現貨交易。但即便如此,各地交易保證所還是迅速發展起來,并呈現出一定差異性。在奉省各交易保證所開辦的數年間,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其設立目的,不但為奉系政權提供了財政收入,也維護了本國商權利益,在個別地區甚至將日本所設取引所排擠出當地市場。然而好況未能持續長久,軍閥政權的軍事行動帶來的不良影響使這一制度遭到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