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政策內容量化分析
——基于2009年以來國家級教育政策文本

常 麗 麗

(吉林大學 地球科學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一、引 言

拔尖人才培養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中一項尤為重要的系統工程,并且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還會處于關鍵位置。我國拔尖人才培養可以追溯至“少年班”時期,先后經歷了“少年班”“國家理科基礎科學研究和教學人才培養基地”和“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三個階段[1]。這三個階段都是由政策驅動,有了特定的教育政策,才有相關的教育改革[2],并且三個階段之間存在交叉并行現象?！皻v史昭示,中國大學的治理及其變革始終與中國的高等教育政策變遷內在地關聯在一起,幾乎沒有離開過國家出臺的各種政策法規的指導和引領?！盵3]從教育政策視角探究拔尖人才培養的內在邏輯和價值取向,將更有助于總結拔尖人才培養的“中國智慧”,形成“中國方案”。

2009年,教育部啟動實施“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在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科學和計算機科學等領域選擇19所高校開展“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經過十年的探索與實踐,教育部又啟動實施了“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秉持“拓圍、增量、提質、創新”的總體思路[4],將基礎學科從純理科拓展至大理科、大文科和大醫科等20個學科類別,建立起288個拔尖人才培養基地。在此過程中,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具有高度的指導性和建設性,體現了我國高等教育的拔尖人才培養思路。

關于我國高校拔尖人才培養的研究文獻呈現集中多元化現象。一部分文獻基于某一所或幾所高校的人才培養實踐開展案例研究,總結被研究高校在招生選拔、培養模式、資源配套、機制體制建設等某一或某幾方面的建設舉措和探索經驗。還有一部分研究以特定的拔尖人才群體為研究對象,如兩院院士、國家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等,聚焦于拔尖人才的素質特征或成長經歷[1]。

本文從宏觀視角對拔尖人才培養教育政策內容進行量化分析,探尋拔尖人才培養的頂層設計思路和政策優化空間。

二、研究方法

(一)政策文本收集

筆者以“拔尖”“拔尖學生”“拔尖人才”為關鍵詞,在國務院、教育部等官方網站,以及北大法寶、中國知網等網絡數據庫中查找與拔尖人才培養直接相關的政策。為保證政策文本的準確性和代表性,筆者建立了篩選原則：一是權威性原則,聚焦于國家層面的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即國務院、教育部等相關部委頒布的教育相關政策,地方層面出臺的政策文本未被納入選擇范圍;二是關聯性原則,所選文本內容包含拔尖學生培養或者相近表述的信息,體現國家宏觀層面的教育理念,排除政府工作會議通知、申報通知、數據收集等不具有實質性政策含義的政府公文;三是時效性原則,所選文本時間跨度為2009年以來的政策,政策必須是現行有效的,對于已經公開宣布失效的政策文本,不納入選擇范圍[5]。按照上述篩選原則,筆者共收集到43份國家層面的政策文本(部分政策文本列舉見表1)。

表1 2009年以來拔尖人才培養相關政策文本

從政策文本類型來看,通知類文本8份,意見類文本24份,規劃類文本9份,辦法類文本2份。從發布時間來看,自2009年以來,有關拔尖人才教育政策文本發布數量波動較大,在2012—2013年和2017—2018年出現明顯的增長點。2012—2013年共發布10份教育政策文本,2017—2018年共發布14份教育政策文本。

(二)分析框架建構

筆者采用NVivo 12 Plus 軟件對43份國家層面拔尖教育政策文本進行分析。NVivo 軟件是比較常用的質性分析軟件,用其對政策文本進行詞頻統計,設置檢索條件為前50個詞頻最高的詞語,剔除提高、建設、發展、實施等動詞,繪制出詞匯云(見圖1)。由圖1可以看出,教育、培養、創新、人才是國家在制定拔尖人才培養政策文本時關注的重點。

圖1 43份拔尖人才培養相關政策文本詞匯云

為深入研究政策文本內容,筆者以政策工具類型和人才培養階段為視角建立二維分析框架,繼續運用NVivo軟件對政策文本進行編碼分析。有關政策工具的研究已經相對成熟,不同學者對政策工具的理解角度不同,進而形成不同的種類劃分。Rothwell和Zegweld將政策工具分為供給側、需求側和環境側三個維度,通過維度的劃分揭示政策的結構和不同政策的作用范圍,是一個經典的政策分析框架[6]。

筆者借鑒Rothwell和Zegweld的劃分方式,以政策工具類型為分析框架的X維度,結合拔尖人才培養政策的具體內容,對政策工具及次級維度進行界定。供給型政策工具主要體現為通過資源投入直接推動拔尖人才培養,包括資金投入、隊伍建設、基礎設施、理論研究、信息共享和自主辦學等[7]。環境型政策工具表現為通過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間接推動拔尖人才培養,具體包括目標規劃、標準規范、政策引導、法規管制和質量評估等。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體現在通過釋放需求拉動拔尖人才培養,包括教學改革、國際合作、試點建設和組織協同等(見表2)。

表2 拔尖人才培養政策工具分類表

“人才的培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長期、連貫的投入,才能取得較好的成效?！盵8]拔尖人才的培養更是如此,是一項需要“招生、培養、就業”三個階段有效銜接、協同聯動的系統工程。不同階段對于政策工具的需求也會有所不同。本研究以政策工具類型(供給型、環境型、需求型)為分析框架的X維度,以人才成長的三個階段(招生、培養、就業)為分析框架的Y維度,構建拔尖人才培養政策文本二維分析框架(見圖2),探究我國拔尖人才培養的政策內涵。

圖2 拔尖人才培養政策文本二維分析框架

三、結果與分析

(一)X維度：政策工具類型分析

以政策工具類型為X維度對政策文本進行編碼,形成拔尖人才培養政策工具類型的節點和參考點(見表3)。從編碼參考點整體來看,43份政策文本兼顧了供給側、環境側和需求側,從多個方面保障拔尖人才培養。其中,供給型政策工具使用45次,占比為22.6%;環境型政策工具使用56次,占比為28.1%;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98次,占比為49.2%。依據Rothwell和Zegweld對政策工具劃分的理論,供給型政策工具主要體現為政策“推力”,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現是政策“拉力”[9]。編碼結果表明,國家對拔尖人才培養的政策“拉力”明顯高于“推力”。

表3 拔尖人才培養政策工具類型、使用頻次與占比分布統計表

在供給型政策工具中,資金投入政策使用最為廣泛,占比為37.8%,主要體現在國家為拔尖人才培養主體提供經費支持和保障上。隊伍建設政策占比為26.7%,主要體現在師資配備上：一是通過專項人才計劃吸引外部一流人才,構建人才培養團隊;二是通過改革人事制度,如薪酬制度、評聘制度等,優化內部人才培養團隊?；A設施建設政策占比17.8%,主要表現為實驗、實踐等場所硬環境和科研訓練平臺等軟環境建設。同時,政策文本中還提及了在拔尖人才培養上擴大自主辦學權、鼓勵拔尖人才培養理論研究等政策工具。從次級維度占比來看,我國拔尖人才培養政策更強調“人力”和“物力”投入。

在環境型政策工具中,目標規劃占比最大,約為35.7%;政策引導次之,約為33.9%。目標規劃為拔尖人才培養指明了發展方向,政策引導對拔尖人才培養提出了總體要求。二者共同營造了拔尖人才培養的政策環境,體現了國家對拔尖人才培養的迫切需求。法規管制和質量評估占比分別為12.5%和10.7%,主要體現在對拔尖人才培養試點建設單位的監管和人才培養質量的評估上。標準規范占比最小,約為7.1%,主要是對學業標準的規范,宏觀描述多于具體條款。

需求型政策工具應用最多,涉及98項,主要通過教學改革和試點建設來拉動拔尖人才培養,兩項占比分別為41.8%和29.6%。教學改革主要體現在體制機制改革和培養模式創新上。政策文本多次提及創新培養模式,注重個性化培養,要求在招生、培養、就業等階段建立新的體制機制,服務于拔尖人才培養。同時,政策文本多次強調拔尖人才培養試點建設,不論是建立“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區”還是實施各類專項人才培養計劃,皆是調動社會多方主體參與到拔尖人才培養中來,以點帶面,提高影響力[10]。這一思想也體現在組織協同和國際合作兩項政策工具中。組織協同(占比為18.4%)強調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主體協同、各級教育部門與高等教育主體協同、高等教育主體與企業等社會機構協同,合力推動拔尖人才培養。國際合作(占比為10.2%)則強調人才培養在國際化層面上的協同發展。

(二)Y維度：人才成長階段分析

從人才成長階段來看,現有政策對拔尖人才培養從招生、培養到就業階段都有干預,但絕大多數的政策工具應用于培養階段,其次是招生階段,最少的是就業階段。這說明,政策發揮空間主要是拔尖人才培養的高等教育階段,在基礎教育和未來就業兩個階段的政策指導有待加強。

從招生階段來看,目前以需求型政策工具為主,以環境型和供給型政策工具為輔。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現為教學改革,具體而言是招生改革,通過優化招生機制來實現科學選才,發現和甄別優秀學生。鼓勵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緊密銜接,提倡中學與大學協同聯動,從基礎教育中發現具有潛力的學生,為高等教育的拔尖人才培養提供生源,并通過“中學生英才計劃”等專項計劃,拓寬拔尖生源渠道。環境型政策工具主要體現在規范招生過程和監管招生質量上。供給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現為增加高校自主招生權、對優秀生源給予獎勵等。

培養階段是拔尖人才培養政策工具應用的主陣地,教學改革和試點建設兩項政策工具使用最多,二者也互為因果?，F行政策多次強調開展“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等試點工作,并要求在試點內探索教學改革路徑。同時在目標規劃和政策引導中反復體現教學改革和試點建設的思想,并配以人力和經費等供給型政策利好。

目前政策對于拔尖人才就業階段干預較少,主要聚焦于“本—碩—博”或“本—碩”貫通式培養。這與拔尖人才的培養特征和就業方向有關。一方面,拔尖人才培養周期較長,本科四年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大部分人才還要繼續完成碩博階段的學習[11]。另一方面,目前政策文本中所說的拔尖人才更多地被預期為基礎學科領域的科研工作者,就業方向相對單一。

四、結 論

本文從政策工具類型和人才成長階段兩個維度構建了理論分析框架,通過對43份國家級教育政策文本進行編碼統計和分析,發現現有政策在人才成長不同階段運用的特點和優化空間,結論如下。

(一)拔尖人才培養頂層設計清晰,培養思路明確

2009年國家啟動“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并頒布《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實施辦法》,確定了拔尖人才培養目標,并以拔尖人才培養試驗區建設和試驗區內實施教學改革為人才培養思路[12]。我國拔尖人才培養政策中,試點建設和教學改革占比最高(35.2%),目標規劃和政策引導次之(19.6%),這是對我國拔尖人才培養的頂層設計和主體思路的反映。

(二)拔尖人才培養政策中,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占比偏高,環境型和供給型政策工具使用占比偏低且內部結構不均衡

從供給型、環境型和需求型三種政策工具類型占比可以看出,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據半壁江山,供給型和環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偏少。供給型政策工具主要以隊伍建設和資金投入為主,信息共享、理論研究和自主辦學方面支持尤顯不足,同時這三方面的政策文本表述也相對籠統。就環境型政策工具而言,拔尖人才培養的標準規范明顯缺失,法規管制和質量評估方面也有待加強,適當的人才培養標準和適度的質量監督有助于規范高等教育主體的培養過程。

(三)招生和就業階段政策工具使用明顯不足,培養階段政策工具有待創新

目前我國拔尖人才培養政策絕大多數應用于高等教育階段,在優秀學生選拔和學生就業階段存在政策支持不足的情況。人才培養是一項長期的、系統的工程,招生、培養和就業彼此關聯,相互承接。如何補充招生和就業階段的政策為完善拔尖人才培養政策體系提供了努力方向。此外,隨著“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的深入實施,試點建設的學科范圍實現了拓維和增量,但人才培養模式、教學改革措施等仍與“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趨同,制度創新尚顯不足[13]。

五、建 議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為完善我國拔尖人才培養政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一)統籌供給型、環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運用,加強人才培養各階段政策協調性

現行政策中需求型政策工具比例偏重,供給型和環境型政策工具能量有待釋放。強化供給型政策工具,為拔尖人才培養提供多樣化政策支持,滿足培養主體需求多樣性。優化環境型政策工具,營造拔尖人才培養氛圍,完善監管評估措施,構建人才培養良好生態。做好政策工具與人才成長階段的匹配,在人才成長各階段提供系統的政策支持。政策工具的運用要根據人才成長各階段的具體目標和需求,考慮政策內容的連續性與適應性,對各個階段的政策工具進行優化布局[14]。不少發達國家圍繞拔尖人才所形成的幼時甄別技術、追蹤數據、培養策略、心理干預、生涯指導等關鍵經驗,積淀長達百年。雖然方法不盡相同,但總體上都存在一定程度制度化、體系化、科學化的明確安排[15]。我國拔尖人才培養歷程僅有40余年,尚有較大的政策完善空間。

(二)依托現代信息化技術手段,重視政策工具運用形式,提高政策工具運用成效

“高等教育信息化發展對教育信息化建設有著重大影響,其建設成效直接影響高校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方面的創新發展?！盵16]在拔尖人才培養的供給型政策工具中,信息共享這一子工具并未充分發揮作用。教育資源共建共享需要長期、系統、穩定的平臺支撐以及政策層面的保障,單靠教育主體技術聯合或者通過服務外包無法保證持續性和穩定性。從長期發展來看,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共享方面的政策工具運用,切實保障教育資源建設與使用,提高拔尖人才培養效果。

(三)強化拔尖人才培養質量監管與評估,加快人才培養機制體制創新

現階段我國拔尖人才培養模式出現同質化趨勢,不分專業或領域,培養模式大同小異,創新不足,個性化培養難以實現?！盀榘渭馊瞬盘峁┊愘|性課程是國際上改革的大勢所趨,已在國際拔尖人才教育界達成共識。我國高等學校也應該順應國際趨勢,轉變拔尖人才培養理念,從現有以專業為中心的組織模式走向專業需求和拔尖學生個體需求相結合的育人模式?！盵17]為了推動高校積極進行這一教育理念轉變,國家不僅要提供各項支持政策,還應合理運用監管和評估工具,規誡高校加快教育創新步伐,緊跟時代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