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期情感虐待對青少年自傷行為的影響
——羞恥感與特質正念的作用

張 野, 劉致宏, 劉子赫 , 趙永耀

(1.沈陽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2.遼寧師范大學 心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9)

一、引 言

自傷行為是指在無自殺意圖下,個體有意、反復和直接地對自己身體組織造成損傷,是一種不被社會和文化所接納的行為[1]。其中,割傷、抓傷、咬傷、燒傷、撞傷等是個體實施自傷過程中典型的傷害形式[2]。作為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自傷行為嚴重干擾著個體的身心健康,該行為雖不會導致個體死亡,卻會誘發消極情緒體驗,催生自殺意念[3],激增自殺風險[4]。近期調查顯示,我國部分地區青少年自傷行為的檢出率為13.8%～50.0%[5-6],高過國外青少年的檢出率(6.5%～45.0%)[3,7]。因此,深入探究青少年自傷行為的心理機制及其有效防范手段,對減少自傷行為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兒童期情感虐待與青少年自傷行為的關系

兒童期情感虐待是預測青少年內外化問題行為的重要指標[8],具體指父母或撫養者經常指責、恐嚇、侮辱、孤立被撫養者或忽視被撫養者情感需要的各類養育行為[9]。一項元分析研究的結果表明,遭受兒童期情感虐待個體的自傷行為比無情感虐待史的同齡人高3.03倍[8]。心理發展的病理模型指出,兒童期情感虐待經歷能夠損耗個體的積極適應性資源,如降低社會性動機、減少積極情緒、抑制樂觀態度等,這阻礙了個體積極應對能力的發展,甚至會不被覺察地持續腐蝕青少年的積極心理品質[10]。因缺乏必要的應對資源及足夠的適應能力,遭受情感虐待程度較高的個體往往傾向于消極解決問題,并做出朝向自我的傷害行為[11]。雖然實證研究發現兒童期情感虐待顯著預測了青少年的自傷行為[12],但少有研究深入探討兒童期情感虐待對自傷行為的具體作用機制,而只有深入探討該作用機制,才能更加準確地說明“兒童期情感虐待如何對自傷行為產生影響”這一問題?；诖?本研究首先提出假設1：兒童期情感虐待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的自傷行為。

(二)羞恥感的中介作用

環境功能模型指出,自傷行為是誘發情境、情緒體驗、個體認知及自傷結果四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13]。其中,兒童期情感虐待是誘發自傷行為的家庭情境,而羞恥感則是與自傷行為高度相關的消極情緒變量[14]。羞恥感是指能夠影響個體消極評價結果的痛苦情緒,包括自我懷疑、自我厭惡和污名化等[15]。與對行為進行消極評價的內疚不同,羞恥感是一種消極的自我評價,雖然二者都是自我意識的情緒,卻存在本質區別[16]。例如,內疚者是“我做錯了”,羞恥者則是“我錯了”。從依戀關系的角度看,青少年自我形象和自我價值的發展受到主要撫養者的強烈影響[17],而情感虐待則會降低他們對所經歷的各種情緒和認知狀態的意識或清晰度,導致其形成消極自我圖式[18],促使其通過遺忘、歪曲等方式分離受虐記憶與經歷,從而維持與被依戀者的關系[19]。換言之,兒童可能會因為責怪自己而感到羞恥或認為自己應該遭受虐待,以避免面對可能更加痛苦的現實事件。

羞恥感是導致青少年自傷行為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消極自我表征、自我批評認知風格和自我懲罰傾向等是羞恥感的核心組成部分,它們均可以顯著預測個體的自傷行為[20]。還有研究指出,相較于內疚,羞恥感是促發并維持青少年自傷行為的重要負性情緒[21]。非自殺性自傷的綜合發展和功能模型指出,易感到羞恥的青少年更有可能通過自我傷害來減輕羞恥感[18]。研究表明,高羞恥感個體更傾向于對自己的身份、自我表現和人際關系持有負面評價,變得自我厭惡并逐漸衍生出悲傷、沮喪、焦慮等心理困擾,因此,在缺乏適應性應對策略及情緒調節策略的情況下,他們更可能通過自傷行為來調節消極情緒[22]。綜上,本研究提出假設2：羞恥感在兒童期情感虐待與青少年自傷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三)特質正念的調節作用

盡管兒童期情感虐待會對青少年自傷行為產生影響,但并非所有經歷早期情感虐待的個體都會發展出自傷行為,這一過程可能受到某些因素的保護和緩沖作用。其中,特質正念可視作一種積極心理資源,與情緒意識和情緒調節密切相關[23-24]。特質正念是指對注意的自我控制,把注意保持在當前的經驗或體驗上,對當下心理活動的認知不斷深入[25]。研究表明,基于正念的減壓訓練可以提升創傷恢復能力,包括增加注意力、接受、放松和與當下保持一致等[26]。經歷兒童期虐待的青少年由于接受撫養者的負面反饋,難以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識,容易發展出消極自我圖式[27]。而正念所強調的“非批判的接納態度”可以為青少年提供化解負面信息的能力,有助于減少創傷后的負面認知評價和情緒,如自責和羞恥等[28],進而降低青少年自傷的風險。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a：特質正念能夠調節兒童期情感虐待對青少年羞恥感的影響,相較于高正念者,兒童期情感虐待對低正念青少年羞恥感的正向預測作用更強。

正念再感知模型指出,正念是認知—情緒—行為的靈活性補充機制,在高正念水平下,個體能清晰地觀察不斷變化的內心過程,提升認知和情緒方面的靈活性反應,減少自動化行為反應模式[29]。當青少年體驗到接納與關注當下時便會發生低風險性自傷行為,而體驗到擔憂和反思過去時則會累積發生高風險性自傷行為。因此,高羞恥感青少年如果兼有高水平特質正念,就能夠增強自我意識的積極作用[30],反之則會體驗到更多的自卑感和無價值感[31],進而增加發生自傷行為的風險。盡管目前尚無直接證據證明特質正念可以調節羞恥感與青少年自傷行為間的關系,但有研究發現正念訓練能夠緩解負性情緒對個體心理與行為造成的消極影響[24,3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b：特質正念能夠有效調節羞恥感對青少年自傷行為的影響,相較于高正念者,羞恥感對低正念青少年自傷行為的正向預測作用更強。

壓力緩沖理論認為,正念能有效減少個體對壓力事件的負面評價,有助于抵御風險因素帶來的消極后果[33]。父母情感虐待等外源性傷害雖給青春期個體帶來強烈的心理壓力,誘發高頻次的自傷行為[2],但如果擁有高水平特質正念,他們就可能通過內在的積極資源,緩解外源風險引發的消極情緒體驗[34],進而減少自傷行為?；谏鲜龇治?本研究提出假設3c：特質正念能夠調節兒童期情感虐待對青少年自傷行為的影響,相較于高正念者,兒童期情感虐待對低正念青少年自傷行為的正向預測作用更強。

綜上所述,本研究依據環境功能模型、正念再感知模型和壓力緩沖理論構建了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綜合考慮兒童期情感虐待與自傷行為之間的作用機制,探討羞恥感在這一過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特質正念在其中的調節作用,為有效降低自傷風險提供理論借鑒和實證支持。

二、研究方法

(一)被試

采用整群抽樣法,選取某省3所初中的在讀學生為施測對象,共發放問卷1 200份,收回有效問卷1 113份,有效率為92.75%。其中,男生573人(51.48%),女生540人(48.52%);初一266人(23.90%),初二376人(33.78%),初三471人(42.32%);獨生子女844人(75.83%),非獨生子女269人(24.17%);城鎮學生1 051人(94.43%),農村學生62人(5.57%);平均年齡為13.68± 0.95歲。

(二)研究工具

1.中文版兒童期虐待問卷。采用Bernstein等人編制、趙幸福等人修訂的兒童期虐待問卷[35-36]。問卷包括情感虐待、情感忽視、性虐待、軀體虐待和軀體忽視5個維度,共28個題目。問卷采用從1(從不如此)到5(總是如此)的5級評分方式,得分越高表明個體受虐待程度越嚴重。參照以往研究,選用情感虐待維度來衡量兒童期情感虐待程度[37]。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 0.82,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問卷結構較好(χ2/df=4.69,CFI=0.98,TLI=0.97,RMSEA=0.06,SRMR=0.05)。

2.青少年自我傷害行為問卷。采用鄭鶯編制、馮玉修訂的青少年自我傷害行為問卷[38-39]。問卷為單一維度,共19個題目,前18個為固定題目,最后1個為開放題目。其中,自傷次數采用4級評分方式,從1(代表0次)到4(代表大于等于5次)順序排列;自傷嚴重程度采用從1(無)到5(極重)的5級評分方式。自傷次數×傷害程度>1為有非自殺性自傷。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4,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問卷結構較好(χ2/df=7.80,CFI=0.92,TLI=0.89,RMSEA=0.08,SRMR=0.07)。

3.中學生羞恥感量表。采用亓圣華等人編制的中學生羞恥感量表[40]。該量表由個性羞恥、行為羞恥、身體羞恥、能力羞恥4個維度構成,共22個題目。采用從1(完全沒有)到4(經常如此)的4級評分方式,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羞恥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 0.94,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問卷結構較好(χ2/df=8.28,CFI=0.90,TLI=0.89,RMSEA=0.08,SRMR=0.08)。

4.正念注意覺知量表。采用陳思佚等人修訂的正念注意覺知量表[41]。該量表為單一維度,共15個題目。采用從1(幾乎總是)到6(幾乎沒有)的6級評分方式,得分越高表明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越高水平的對當下覺知和注意的特質。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8,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問卷結構較好(χ2/df=5.26,CFI=0.93,TLI=0.92,RMSEA=0.06,SRMR=0.06)。

(三)施測程序

本研究在實施過程中確保每個參與的學生及其家長都了解研究意圖并填寫知情同意書。由受過專業訓練的心理教師組織學生完成問卷調查,整個施測過程約為20～25分鐘。為了消除問卷材料可能引發的負性體驗(如情緒喚起或消極注視),研究人員在問卷施測后對施測班級開展了以生命意義為主題的心理健康輔導課,并對部分有需要的學生進行了心理輔導。

三、研究結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湯丹丹和溫忠麟[42]推薦的ULMC法檢驗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結果顯示,未加方法因子的模型擬合指數為：RMSEA=0.06,SRMR=0.06,CFI=0.77,TLI=0.76;增加方法因子的模型擬合指數為：RMSEA=0.06,SRMR=0.05,CFI=0.77,TLI=0.76。其變化量均小于臨界值(ΔRMSEA<0.05,ΔSRMR<0.05,ΔCFI<0.10,ΔTLI<0.10),表明本研究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矩陣見表1。由表1可見,兒童期情感虐待與羞恥感、自傷行為呈顯著正相關,與特質正念呈顯著負相關;羞恥感與自傷行為呈顯著正相關,與特質正念呈顯著負相關;特質正念與自傷行為呈顯著負相關。同時,性別和年級兩個人口學變量與研究的核心變量顯著相關,因此在后續檢驗中將它們列為控制變量。

表1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矩陣

(三)羞恥感的中介作用和特質正念的調節作用

根據Hayes[43]的建議,將所有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在控制性別和年級變量后,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并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重復抽樣5 000次,估計95%置信區間,結果見表2。

表2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第一步,采用Model 4檢驗羞恥感的中介作用。結果表明,兒童期情感虐待能顯著正向預測自傷行為(β = 0.47,p<0.001)。當兒童期情感虐待、羞恥感同時進入回歸方程時,兒童期情感虐待仍能顯著正向預測自傷行為(β = 0.34,p<0.001),兒童期情感虐待正向預測羞恥感(β = 0.48,p<0.001),羞恥感正向預測自傷行為(β = 0.28,p<0.001)。偏差校正Bootstrap法檢驗表明,羞恥感在兒童期情感虐待和青少年自傷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a×b= 0.11,SE= 0.02,95%CI=[ 0.08, 0.15]。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28.44%。

第二步,采用Model 59檢驗有調節的中介模型(見表2)。結果表明,兒童期情感虐待與特質正念的乘積項對羞恥感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 = 0.01,p>0.05),表明特質正念不能調節兒童期情感虐待對羞恥感的影響路徑;羞恥感與特質正念的乘積項顯著預測青少年自傷行為(β =-0.05,p<0.01),說明特質正念調節了羞恥感與青少年自傷行為之間的關系,95%CI=[-0.06, -0.02];同時兒童期情感虐待與特質正念的乘積項顯著預測自傷行為(β =-0.08,p<0.01),說明特質正念調節了兒童期情感虐待與青少年自傷行為之間的關系,95%CI=[-0.10, -0.02]。

為了進一步揭示特質正念的調節模式,根據特質正念的平均分加減一個標準差將被試分為高、低特質正念組。簡單斜率分析表明,特質正念水平較低時,兒童期情感虐待顯著正向預測自傷行為(βsimple=0.34,t=10.94,p<0.001);特質正念水平較高時,兒童期情感虐待仍顯著正向預測自傷行為(βsimple=0.19,t=3.31,p<0.01),但預測作用較小,表明隨著正念特質水平的提高,兒童期情感虐待對自傷行為的預測作用逐漸減弱(見圖1)。特質正念水平較低時,羞恥感顯著正向預測自傷行為(βsimple=0.52,t=6.87,p<0.001);特質正念水平較高時,兒童期情感虐待仍然顯著正向預測自傷行為(βsimple=0.29,t=2.67,p<0.01),但預測作用較小,表明隨著正念特質水平的提高,羞恥感對自傷行為的預測作用逐漸減弱(見圖2)。

圖1 特質正念在直接路徑中的調節作用

圖2 特質正念在中介路徑后半段的調節作用

四、討 論

(一)兒童期情感虐待對青少年自傷行為的直接預測

本研究結果表明,兒童期情感虐待正向顯著預測自傷行為,這一結果與以往研究結論相一致[44],同時也與心理發展的病理模型觀點相契合。兒童期情感虐待程度高的青少年缺乏適應能力及心理資源,導致其社會適應功能遭到破壞,進而增加了實施自我懲罰的可能性,使得自傷行為成為青少年宣泄負性情緒、緩解內心空虛、搜尋自我存在感的應對方式[2],同時也是個體在情感虐待背景下的一種補償性調節策略。此外,長期暴露于情感虐待的青少年易產生較高水平的回避體驗,為急于逃脫不愉快情緒,便出現了“懲罰自我”的攻擊性反應[45]。因此,兒童期情感虐待水平高的青少年更容易陷入消極情緒,引發消極應對,產生自傷行為。

(二)兒童期情感虐待對青少年自傷行為的間接預測：羞恥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羞恥感在兒童期情感虐待和自傷行為之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不當的養育模式會使青少年形成消極的自我認知圖式[46]。兒童期經歷情感虐待削弱了青少年的心理應對能力,使心理更脆弱,并逐漸累積“我不好”等消極自我評價,形成低自我價值感以及指向內部的歸因風格,通過內化指向“塑成”羞恥感的自我認知圖式,導致羞恥傾向增加[47]。另一方面,羞恥感是人類高度社會化的負性自我道德情感體驗,也是個體早期不良經歷的產物。自傷的綜合發展和功能模型認為,自傷是個體對負性情感體驗的一種調節方式[18]。羞恥傾向者通常伴隨著較高的自我批評和自我貶損,他們為適應情感虐待情境,更易向自我發起毀壞行為,以此緩解負性情緒[21]。這啟示我們,對于情感虐待水平較高的青少年來說,可以通過有意識地降低其羞恥感水平,阻斷兒童期情感虐待對自傷行為的影響。

(三)特質正念對中介模型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結果表明,特質正念具有雙路徑調節作用。首先,特質正念能夠在兒童期情感虐待與自傷行為之間起保護性作用。高特質正念的青少年擁有更多的積極認知模式,促使其采取積極應對策略,緩沖情感虐待帶來的心理壓力,減少危險行為[32]。此外,如果青少年長期處于敵意、恐慌、不安、情感剝奪等并存的創傷性環境中,其內心需要便難以得到滿足,從而引起個體心理資源的缺失,促使各種非適應性行為的溢出[47]。但是,在高特質正念條件下,青少年的心理資源會獲得充分補給,社會功能會得以快速恢復,緩解遭受童年期虐待的創傷后應激障礙和抑郁癥狀[26],進而減少自傷行為,有效保護個體的身心健康。其次,本研究還進一步確認了特質正念在羞恥感與自傷行為之間的積極作用。高特質正念者因傾向于客觀覺知羞恥感體驗,降低了消極情緒帶來的威脅與不安[30]。以往研究發現,正念訓練會使個體逐漸內化低自我價值體驗,增強對羞恥感的冗思控制能力和情緒調節能力,消除因羞恥感而產生的自動化評價過程[48],證實了提升正念水平可以緩解羞恥感的不良影響。此外,特質正念也為個體提供了緩解羞恥感的應對策略,提升了個體對羞恥感的接受度和容忍度,使個體認識到自我內心的運作模式,從而有意識地減少自傷行為。這提示相關人員在青少年心理危機干預中應著力設計和實施特質正念培育的相關訓練課程,以消除不良情緒引發的非適應性行為。

本研究結果表明,特質正念在兒童期情感虐待和自傷行為的中介路徑前半段不存在調節效應,與研究假設有所不同。這可能是由于羞恥感是一種穩定的消極自我評價情緒[15],當面臨較為嚴重的創傷事件時,個體難以主動進行思維轉換,進而引發對自我的負性認知與情緒[49]。長期的情感虐待逐漸使青少年形成一種穩定的羞恥認知圖式,即使他們能夠積極應對消極情緒,但這種穩定的認知狀態難以依靠正念得到明顯改善。

(四)研究意義與局限

本研究從早期家庭環境視角切入,探究了兒童期情感虐待影響自傷行為的機制,從理論上驗證并進一步豐富了環境功能模型。同時,本研究在預防和干預青少年自傷行為方面也具有一定啟示作用：第一,應充分重視兒童期情感虐待在觸發青少年自傷行為中的潛在危險性。家長在日常教養中應規避消極的養育模式,融入科學的家庭教育理念,給青少年足夠的理解與尊重,并為其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心理關愛,抵御家庭隱患帶來的不良影響。第二,學?？梢蚤_設專題性的心理健康教育講堂,系統培育青少年積極心理品質,以全面提升青少年應對負性情緒的能力并引導其免受羞恥感困擾,重塑健康的心理與行為反應模式,從而減少自傷行為。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童年期情感虐待是青少年產生自傷行為的典型家庭風險因素,但顯然只是部分解釋自傷行為的發生機制,未來可基于家庭、學校、社會等多因素潛在風險變量進行青少年自傷問題的多元考察以更系統地揭示青少年非適應性行為的機制問題;其次,近期研究發現,羞恥感與自傷行為之間可能是一種雙向循環關系[50],目前鮮有實證研究綜合考察創傷性因素導致的羞恥感如何增加自傷行為,以及自傷行為如何引發羞恥感的兩種不同作用路徑,后續研究可進一步揭示兩種影響路徑的差異,以探究羞恥感與自傷行為的互動機制;最后,未來研究還可關注情感虐待的反面——過度保護對青少年自傷行為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以全面洞察早期家庭不利處境中成對極端元素對青少年自傷的影響問題。

五、結 論

第一,兒童期情感虐待能夠顯著正向預測自傷行為;第二,羞恥感在兒童期情感虐待和自傷行為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第三,特質正念在兒童期情感虐待影響青少年自傷行為的直接路徑及中介路徑的后半段中起調節作用。具體而言,在低特質正念水平下,兒童期情感虐待對自傷行為以及羞恥感對自傷行為的預測作用均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