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成長心態的中介作用

畢重增, 薛文惠, 朱詩敏

(1.西南大學 心理學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重慶 400715;2.西南大學 心理學部,重慶 400715;3.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香港 999077)

一、引 言

作為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背景和資源,文化孕育并傳達著思想、價值認知、行為規范和習俗傳統等[1-2],它與個體的心理和行為密切相關。文化不僅是影響個體心理健康的因素,同時也被視為個體對心理健康問題的性質、起因、后果以及補救措施的認知框架[3]。換言之,文化定義了從預防到診斷再到干預治療心理問題的全方位體系和行為措施[4],使個體和群體通過文化發展心理韌性以應對環境需求,為心理健康提供安全的表征與行為模式。雖然已有研究表明文化、文化認同、文化依戀等對心理健康有積極作用[5-6],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自信對當代人心理健康的作用機制尚不明確。近期的研究證據表明,意義建構是文化自信對心理健康積極作用的有效路徑[7],這為本研究考察內隱理論(成長心態)路徑在文化自信保護心理健康的作用方面提供了可能性。

(一)文化自信對心理健康的作用

文化自信之所以成為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從社會變遷角度來看,它是伴隨全球化的文化沖突以及文化與個體之間關系轉變的結果。一方面,文化變遷與交融加速了不同文化間的對話與模仿,主流文化變得愈發同質;另一方面,個體通常需要在文化的對立、分化與整合,以及在統一性與多元性中做出抉擇。在此過程中,新、舊價值觀之間的“斷裂”逐漸催生出文化認同威脅、文化焦慮和文化迷惘,個體對自身文化的肯定、贊揚以及自信程度反映了其在此過程中保護性適應的程度。那些符合文化特征和價值觀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塑造著個體的動機、情感和認知,有助于個體適應社會需求[8],增強安全感與幸福感,而多元文化異質性和離心力可能使人們呈現出文化虛無主義與冷漠心理[9]。

聚焦文化身份,主動地認識、選擇、認同文化,建構文化自信[10-11],是充分利用文化資源回應文化變遷挑戰、維護心理健康的新路徑。文化自信所強化的個人心理特征、行為方式、價值觀與文化傳統、文化系統之間的深層次聯結,不但有助于人們采取積極心態和適應性的應對方式來面對事件[12],克服文化焦慮和文化迷惘;同時,這種個體觀念、心理、行為與文化的契合,還有助于加強個體與未來的情感聯系以及責任承諾,提升自尊和幸福感[13-14]。

(二)成長心態(內隱理論)的中介機制

文化塑造成長心態,并且成長心態具有文化間差異。文化對心理與行為的影響是一個復雜多樣的過程。不同文化群體間存在認知與行為差異,這些差異源于價值觀念、自我結構以及人境交互的生態學等因素[2,15]。成長心態是個體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對自我和他人的評估和理解,具有動態性和可塑性[16]。成長心態承載著文化的化育作用,即通過廣泛運用自身能力和身份去適應文化背景和社會情境,促進個體的適應性與能動性建構。研究發現,成長心態在不同文化間存在顯著差異。在某些文化中,智力被認為是固定的,人們過分關注智力表現,對失敗有過度的壓力和焦慮[17];而在另一些文化中,智力被認為是可以開發和發展的,人們更注重學習的過程,具有更多的成長導向特征,如克服個人困難、學習動機和對努力的偏向[18]。文化之間的差異表明成長心態對個體心理適應性的作用機制可能具有文化的特異性。

成長心態不僅具有文化間的差異,也具有個體間差異。Peng和Nisbett認為,個體通過學習內化文化中的民間智慧,形成樸素認識,并以無意識的形式影響人們的心理與行為表征[19]。成長心態是一種樸素認識論,是個體基于日常生活中的經驗和知識傳承與內化,形成的知覺、情感以及相應的行為模式。這種個性化過程會選擇性地強化特定的文化功能模式,形成了同一文化內部成長心態偏好以及個體之間心理與行為差異。

成長心態通過一般和健康領域兩種途徑對心理健康產生影響。就一般的成長心態而言,因對智力、能力、人格等屬性持有可變性信念,成長心態強調改變的潛力與努力工作的重要性[20],傾向于將遇到的挑戰或困難認定為學習和成長機會[21],這種解釋方式會影響自我調節動機進而對心理健康產生積極作用。就心理健康領域的成長心態而言,相信負性情緒具有可塑性[22]不僅能使個體以積極態度面對負性情緒,還能引領情感體驗,面對心理問題更傾向于采取積極的行為策略,從而有更佳的心理健康表現[16,22]。這些機制不僅對一般的心理健康有促進作用,對早期干預和臨床治療也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固定心態認定心理屬性是不變的,在面對挑戰時傾向于采用無助導向策略,與更多消極情緒體驗聯系在一起,甚至被負性情緒淹沒[23],表現出更高水平的心理困擾[16,24]。在臨床樣本中,這種固定心態更有可能引發一系列心理癥狀和不良應對策略[22,25]。與固定心態相比,成長心態提供了適應性策略,用于應對挫折、壓力事件和心理困擾[25],使個體在情緒調節過程中獲得自我意識與效能感[16],從而更好地應對困難和消極事件。成長心態和固定心態在概念上是相對的,代表了個體對自己能力發展的不同信念。然而,個體通常會同時持有這兩種信念,它們的相對程度會隨著情境和經驗的變化而發生改變,而且成長心態是可調節的,可以通過干預來強化。研究發現,對成長心態的干預有助于改善青少年經歷壓力事件后的生理和認知狀況,提升行為感知能力和情緒彈性,并增強他們的控制感[26]。

文化自信會通過成長心態影響心理健康。作為群體的自我肯定和價值體現,文化自信通過對主體文化的認同,提升文化資源可及性,同時還突出了文化對個體的評價性和動力性[27]。文化自信不但直接強化文化自豪感,促使個體認識到文化背景和身份是一種資源和優勢,還通過文化傳統和實踐肯定個體的潛力與可塑性,鼓勵人們在不斷學習和發展的過程中取得進步,強化積極向上、持續發展和不斷學習的社會氛圍。這種氛圍使主體更有信心、動力和途徑去探索和發展,在遇到挫折與阻礙時會運用文化資源做出應對,付出更多的努力,發展有利于心理健康的心理特征、行為模式和積極心態。由此,文化自信不僅在個體應對焦慮、抑郁等情緒方面起到直接的作用,也會通過成長心態塑造個體對現實的具體感知、解釋和應對,對心理健康產生間接的作用。

(三)當前的研究

為了擴展文化自信的積極心理與社會適應路徑并驗證其可靠性和穩健性,本研究采取不同的測量工具、研究對象,以兩個子研究探析文化自信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及其中介作用機制。研究所探討的文化自信通過信念、塑造成長心態的方式提升心理健康,將為文化自信的積極作用提供新證據。

二、研究1

(一)研究對象

通過問卷星招募444名參與者,其中男性206名,女性238名;學生175名,在職人員269名;年齡為18～48歲(M=26.34,SD=5.78)。

(二)研究工具

1.文化自信問卷。采用周婷和畢重增編制的文化自信問卷測量文化自信[27]。問卷共有10個題目,采用7點評分方式(“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平均得分越高代表文化自信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0。

2.成長心態量表。采用抑郁、焦慮和壓力心態量表測量情緒可塑性心態[28]。問卷包括焦慮、抑郁和壓力三方面的內容,共有12個題目,采用6點評分方式(“1”代表“完全反對”,“6”代表“完全同意”),并進行反向計分,平均得分越高代表對普遍消極情緒可塑性心態的認可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7。

3.心理健康問卷。采用一般健康問卷評估目標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29]。問卷共有12個題目,其中6個為積極性題目,6個為消極性題目,采用4點評分方式(“1”代表“從不”,“4”代表“經?！?,對消極題目進行反向計分,平均得分越高代表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3。

(三)結果與分析

1.文化自信、成長心態與心理健康相關分析。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文化自信、成長心態、心理健康兩兩呈顯著正相關。

表1 文化自信、成長心態和心理健康的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

2.成長心態的中介效應分析。將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30]的Model 4對成長心態的間接效應進行檢驗。結果顯示,文化自信對心理健康(β= 0.29,t= 9.37,p< 0.001)及成長心態(β= 0.24,t= 5.22,p< 0.001)有顯著的預測作用。當因變量為心理健康時,成長心態的納入使得文化自信對心理健康的預測作用下降,但仍然顯著(β= 0.18,t= 7.83,p< 0.001);且成長心態顯著預測心理健康(β= 0.67,t= 21.60,p< 0.001),表明成長心態在文化自信影響心理健康的路徑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 0.12,p< 0.001, 95%CI = [0.07, 0.16]),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39.9%。

由于學生和在職人員的社會角色、所處的生活環境以及需求目標不同,其文化自信與成長心態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也可能存在差異。為檢驗中介模型的跨群體穩定性,運用Amos 22.0進行學生和在職人員的多群組路徑分析。結果表明,測量模型、結構模型的各種參數間差異的臨界比值均小于統計決斷值1.96,表明該中介模型不具有跨職業群組的特異性。

研究1所使用的文化自信測量工具偏重自豪和贊揚等情緒內涵,這可能會因內容而曲解文化自信與心理健康因素之間的關系。為排除這種可能,在研究2中采用了偏向文化效能感成分的文化自信測量工具,以及新的心理健康和成長心態測量工具,以檢驗研究結果的穩健性。

三、研究2

(一)研究對象

通過問卷星招募420名參與者,其中男性308名,女性112名;學生277名,在職人員143名;年齡為18～48歲(M= 23.85,SD= 4.27)。

(二)研究工具

1.文化自信量表。使用周欣彤等人編制的以測量效能感為內涵的文化自信量表測量個體對中國文化的信心水平[31]。問卷共有3個題目,采用6點評分方式(“1”代表“非常不同意”,“6”代表“非常同意”),平均得分越高代表文化自信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3。

2.成長心態量表。采用S-Scale評估個體對抗抑郁風險的成長心態量表[32]。該量表包括生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樂觀主義、悲觀主義和心理韌性等共10個題目,采用4點評分方式(“1”代表“極不符合”,“4”代表“極為符合”),對消極題目進行反向計分,平均得分越高代表對自己與環境認知評價越積極。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3。

3.心理健康量表。采用Oei等人針對亞洲群體修訂的抑郁—焦慮—壓力量表(DASS-18)作為心理健康的測量工具[33]。該量表由抑郁、焦慮和壓力3個成分組成,包含18個題目,描述近期(在過去一周中)情緒體驗或相關生理表現,采用4點評分方式(“1”代表“不符合”,“4”代表“非常符合或總是符合”),對消極題目進行反向計分,平均得分越高代表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7。

(三)結果與分析

研究2的相關分析結果與研究1相似,詳見表1。為了重復驗證研究1發現的成長心態的中介作用,仍使用PROCESS程序中的Model 4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文化自信對心理健康(β=0.30,t=7.70,p<0.001)及成長心態(β=0.54,t=12.98,p<0.001)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在引入成長心態后,文化自信對心理健康的預測作用有所下降,但仍然顯著(β=0.02,t=0.58,p<0.001);且成長心態顯著預測心理健康(β=0.61,t=13.41,p<0.001)。成長心態在文化自信和心理健康關系中仍起著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0.28,p<0.001, 95%CI=[0.22, 0.34])。對中介模型的跨群體穩定性進行檢驗,得到與研究1相同的結果,即中介模型不具有跨職業群組的特異性。

研究2的數據結果在概念水平上重復了研究1的結果,表明成長心態中介文化自信對心理健康的作用具有跨樣本和跨測量工具的穩健性與可靠性。

四、討 論

通過兩個獨立的子研究發現,成長心態在文化自信對心理健康的積極影響中起中介作用。該結果在不同群體和使用不同測量工具的情況下得到了驗證,具有跨群體、跨測量工具的穩定性和可重復性。這表明對自身文化價值的肯定(即文化自信)為個體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精神支持與價值認同,可以促進個體成長型思維的發展或表達。這種適應性思維方式有助于個體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各種困難與挑戰,從而保持或提升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

(一)文化自信在多元文化時代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文化作為心理健康的資源,不限于宏觀的、彌散的過程,也是個人的、具體的體驗。個體通過與自身所屬文化的緊密聯系,更容易滿足自身認知閉合需求,更充分地理解和應用自己所屬文化中的知識,以獲得集體精神支撐[34]。這種在個人與文化之間的聯結有助于構筑面對逆境的心理資本,并提供合理化機制來化解負性情緒,激勵個體根據文化中的行為指引積極而靈活地面對周圍事物和人際關系。

文化自信對心理健康影響的發現超越了以往文化界定心理健康的理論[6],將文化作用的探討推向更加深廣的領域。在全球化進程中,個體既有選擇文化傳統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情感表達的空間,同時也愈發意識到這種選擇對文化認同和社會凝聚力的潛在威脅,這可能會損害人們與文化的聯結[35]。在這種背景下,給予主流文化價值和身份以積極認同與情感傾注,成了發展主動適應的關鍵。通過文化認同、文化依戀和文化自信等向主體傳輸文化的意義與價值,強化個體與他人、社會的關系,使人們能將環境挑戰、文化資源與內心世界有效整合,促進認知、情感、動機和行為的合理化,成為心理健康的保護因素。

不同于文化認同和文化依戀,文化自信具有更強的能動性。文化認同主要回應的是文化身份[36],文化依戀主要描述的是個體對認同文化的趨避情感[37],而文化自信在認同的基礎上更具有信念的特征,以及作為群體性、拓展性的文化自豪情感[27]。文化自信不僅僅包含驕傲和自豪這種具有彌散拓展的能動性成分[38],還包括效能感[31]這種具體的能動性要素。研究2中文化自信的效能感成分,是文化身份認同和文化依戀所不具備的。由此,文化自信在內容和形式等方面形成了積極社會適應的相對獨特機制。

文化自信通過影響情緒的可塑性而作用于心理健康。積極的情緒可塑性信念是一種內隱的文化心態[16,18],它肯定個體對社會情境的特定認知,并規范人們可能的情境反應選擇,同時承載著文化的適應性與能動性功能。這些文化的內在規范和信念可以通過文化事件和公共表征獲得,并反映在個體的心態模式之中。我國傳統文化通常將挫折視為個人成長的機會,而非永久性、缺陷性的指標。這種認知和實踐不僅是心理健康的資源,也是培養成長心態的文化敏感性來源。即相信情緒是動態的、可塑的,人們可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緒,由此帶來長期的情緒和社會收益[16]。這種信念是文化塑造的心理健康觀念,被文化自信所強化,從而成為促進個體健康的重要一環。

(二)成長心態作用于心理健康的路徑

成長心態影響個體對情緒的看法,能夠提高個體的適應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在促進個體心理健康和適應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已有較多研究表明成長心態對心理健康具有積極影響。例如,擁有成長心態的個體認為自己的情緒是可以變化的,這意味著他們不會長期受困于消極情緒,而是能夠更好地與情緒共存,也傾向于采用積極的途徑應對,減少無希望和無助感[39],有利于對生活中的挑戰作出更為主動的反應[40]。相信自身有機會改變消極情緒的個體傾向于相信自身具有高水平控制力,因此更有可能采用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策略應對壓力源,進而提高對未來的期待,并擁有更加樂觀的精神狀態。這種積極信念能夠提高個體對焦慮、抑郁、壓力的普遍認知,并減輕生活中的壓力事件、心理困擾,甚至創傷后應激的影響[25,41]。相反,固定心態的個體感到難以控制當前的情緒,選擇逃避而非嘗試調節,進一步加劇個體在挫折處境中的無助感[24]。這樣的經歷使個體更加堅信情緒的不可控性,進而形成了惡性循環[39]。

但文化自信為什么會促進成長心態的形成、維系和表達,目前尚缺少論述和證據。本研究認為,廣為接受的成長心態實際上蘊含并具體表達了文化自信的本質內涵。當成長心態與文化自信相結合時,在智力、性格和情緒等不同層面上,個體可以借助文化與社會等資源,形成廣義健康的個人資源。這種整合過程伴隨著文化肯定與認同所產生的自豪、依戀等多重情感體驗,以拓展建構的方式[38]和效能感共同轉化為積極的情感體驗和行為表現,使個體更加樂觀自信,減少不必要的壓力、焦慮等負性情緒,幫助個體應對挫折,改善行為和態度。這不僅能夠提升個體在文化和社會環境中的適應性和能動性,還能夠促進其心理健康。就成長心態的文化機制而言,中國文化傳統歷來重視個人通過努力以改變自己并獲得自我提升和成功的觀念,這種努力導向通過家庭和教育實踐都得到了鼓勵。對學業成就的尊重、對努力的高度重視、對未來的預期以及面對困難和挑戰的進取精神,已潛移默化地融入個體奮斗精神之中[27,35],形成了廣泛的、通過努力和毅力取得成就的心態模式。文化自信則在傳統文化脈絡和現實實踐中將這種機制激活,發揮成長心態的積極作用,一方面通過價值觀和文化傳統鼓勵培養積極進取的心態,另一方面提供情感支持和社會認同,克服困難,實現目標。

五、結 論

文化自信顯著正向預測個體的心理健康,成長心態在文化自信影響心理健康的路徑中起中介作用。成長心態作為文化自信維護心理健康功能路徑的發現,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化因素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推動實施持續、多元和公正的社會心理健康干預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