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積極老齡化策略：認知轉向、現實挑戰與實踐進路

婁成武 于 慧

人口是影響國家發展的基礎性、長期性、全局性、戰略性要素。在2023 年召開的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1〕，強調人口發展是關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然而，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新生人口不足、存量人口老化、人口結構失衡、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趨勢性特征，其中老齡化是制約人口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阻礙因素，給中國未來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不確定性。本文致力于探討中國情境中的積極老齡化，厘清新時期中國特色積極老齡化的基本內涵與認知轉向，把握現階段我國積極老齡化發展的現實挑戰并提出實踐進路，從認識到實踐層面勾勒我國積極老齡化發展圖景。

一、積極老齡化的理論溯源與基本內涵

（一）積極老齡化產生的理論源起

老齡化最早出現于19 世紀中期的法國與比利時，直到1956 年聯合國發布《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影響》才明確提出老年型人口社會的界定標準，人口老齡化才得以形成統一概念，正式成為學術議題并受到學界與國際社會、各國政府的廣泛關注。彼時西方社會因經歷老齡人口驟然增加與社會貧困加劇，開始視老年人為社會負擔與問題產生的人口源頭〔2〕，脫離理論〔3〕與年齡主義應時而生，反映出人們對于衰老的社會性厭惡與恐懼，以及主張老年人及時退出社會經濟生產的想法?！?〕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末期，受到醫療衛生與福利化水平提升等因素影響，成功老齡化、生產老齡化、健康老齡化等理論相繼產生，西方發達國家對老齡人口是社會累贅的態度有所改觀，開始關注老年人能力與優勢，鼓勵老年人繼續參與社會活動〔5〕，但也因研究過于功利主義以及研究范疇過于狹隘被質疑與批判。Gergen 夫婦將20世紀90 年代之前的時期稱為“消極的老齡化”與老齡化研究的“黑暗時代”〔6〕。老齡化理論更替反映出人們在不同社會發展背景下面對老齡化認知的轉變與心態變化復雜過程。直到1997 年，在丹佛七國會議上“積極老齡化”概念的首次提出以及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報告〔7〕，人口老齡化終于從消極悲觀視角轉向積極研究視角，積極老齡化也由此發展為一種政策性概念，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關于老齡化工作的指導和綱領性文件。此后，歐盟將2012 年命名為“歐洲積極老齡化年”并發布《積極老齡化和代際團結歐洲年宣言》，旨在有效推進老年人就業、社會參與和獨立生活三方面的行動?！?〕日本與新加坡出臺大量法規法案，制定老齡化國民計劃，對國家養老制度體系建設、老年人切身需求與權益保護等多方面內容進行政策背書?？梢哉f，兩國已經完全將老齡化事實作為核心人口依據納入國策制定考量范圍，尋求積極老齡化發展方案。2020 年，我國發布《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用于指導21 世紀中葉前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發展實踐，標志著我國將積極老齡化正式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

（二）積極老齡化的概念內涵

縱觀積極老齡化的理論源流，學界對積極老齡化的探討始終圍繞著三個方面的議題展開。一是探討作為一種理論范式，積極老齡化是如何在老齡化理論嬗變中建構而成并形成獨具一格的理論闡述。二是聚焦積極老齡化客觀存在，以積極老齡化為前因變量與結果變量，對積極老齡化產生的原因及社會影響等作出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以及管理學等多視角闡釋。三是強調積極老齡化的政策屬性，認為積極老齡化是一套政策框架或政策系統，對應對人口老齡化發展有著現實指導作用。

由此可以認為，積極老齡化有著豐富的學理性、事實性與實踐性內涵要義。在學理層面，作為一種老齡化理論，積極老齡化是對健康老齡化、成功老齡化等早期老齡化理論的補充與深化，并形成了以“消極轉向積極”為核心思想的積極老齡觀。在事實層面，積極老齡化對老齡化發展過程、老齡化引發的社會影響、風險與挑戰作出客觀理性的判斷，目的在于破解矛盾的同時精準識別老齡化人口機遇。在實踐層面，積極老齡化以認知優勢與人口社會現實為依據，構建一整套涉及人口、經濟、社會環境等內容的系統性策略體系，干預老齡化進程，治理老齡化問題，迎接老齡化機會，順應老齡化社會發展規律。積極老齡化是一個集“積極老齡觀、積極老齡化所處現實情景以及老齡化策略體系”為一體的概念框架，全面理解積極老齡化需要從認知轉向、現實挑戰與實踐路徑展開。

二、中國特色積極老齡觀的認知轉向

積極老齡觀是積極老齡化在認識層面的重要構成，指引新時代中國老齡化發展的價值取向與老齡化工作開展的部署方向。不同于以往成功、健康、生產等任何一種老齡化，積極老齡觀凸顯了老齡社會形態下的“積極”的新理念。在這一理念引導下，我國站位于國家整體發展高度，審時度勢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并明確戰略目標，即“制度基礎持續鞏固，財富儲備日益充沛，人力資本不斷提升，科技支撐更加有力，產品和服務豐富優質，社會環境宜居友好，經濟社會發展始終與人口老齡化進程相適應，順利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9〕。這一戰略目標的提出，是黨和國家對我國老齡化社會發展作出的精準判斷，更是我國不斷在老齡工作實踐活動中逐步形成的積極老齡觀的重要體現。明確積極老齡觀的認知轉變，對于進一步認識與闡明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本質要求與發展走向有著重要作用。

（一）理念轉向：從消極解決問題到主動順應國情

積極老齡化戰略要求我們將人口發展理念由消極應對轉向主動迎接，把握戰略主動權。首先，正確研判人口老齡化整體發展態勢。傳統老齡化治理多注重于應付由老齡人口增多帶來的勞動力不足、社會保障加重等挑戰。積極老齡觀則強調辯證看待人口老齡化的風險與機遇，抓住老齡人口帶來的機會窗口，深度發掘中國老齡社會的潛藏價值，主張老年人繼續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中保持積極參與，充分發揮其經驗和智慧優勢，形成社會發展新資源，為社會轉型提供新動力。其次，提前布局干預老齡化進程。我國老齡化進程較發達國家更快，形勢更為嚴峻，需要我們在化解老齡化眼下產生的社會風險的同時，對人口老齡化趨勢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做到主動出擊與因勢利導，做好長期走積極老齡化之路的思想準備。

（二）內容轉向：從單一福利模式到多面統合發展

我國的積極老齡化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所涉內容正由過去注重單一福利模式轉向多元統合發展。囿于對老齡化社會的認知局限性以及國家經濟實力有限性，過去我國一直將老齡化工作的重心放在提供基本養老福利與保障，國家政策與制度傾向于滿足老年人經濟保障與醫療救治等基本的生存需求，停留在“生理與部分安全”的低階需求層次。事實上，應對老齡化不應只局限于解決老年人的養老問題。老齡化不僅是涉及老年群體，也不僅是單純的人口問題，而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問題在老齡社會的復合?！?0〕積極老齡觀拓寬了老齡問題研究范疇，從全人口生命周期與全社會統合發展兩個口徑共同發力，一方面注重將其他年齡群體人口發展政策制定與老齡化應對政策納入同一框架下，把生育、養育、教育、就業等生命歷程全階段問題與老齡化社會有效銜接起來；另一方面認識到積極老齡化需要跳出局限于保障制度的福利養老狹隘格局，開拓更多元的路徑，統籌全社會資源與力量促進老齡化社會向前健康發展。

（三）價值轉向：從“資本人口載體”到“以人民為中心”

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被利潤最大化邏輯驅使，勞動和生活被資本主義體系所剝削和壓制，導致了人的異化和被宰制，人口的資本作用被無限放大?！?1〕不可否認，資本同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人口是人力資本的重要載體。有別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以人民為中心”，實現人的自由、平等與公正，能夠隨著現代化的深入規范與引導人口資本運行，更能夠著力兼顧人的全面發展與尊嚴獲得。中國特色積極老齡觀肯定老齡人口作為資本載體對經濟社會建設的作用，肯定老者繼續參與社會生產生活的主體價值，以經濟發展提升老齡群體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實現老年人的全面需要與老齡人口高質量發展。

（四）主體轉向：從有限主體承擔到多元主體協同

受中國傳統家文化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影響，我國老年人的贍養重任主要由家庭與政府作為責任主體來承擔。家庭承擔更多經濟贍養與看護照料工作，政府則運用養老保障、醫療保險等制度減輕家庭養老負擔。然而，計劃生育政策長期執行導致家庭普遍小型化，對家庭內部養老能力產生了明顯的削弱作用〔12〕，人口老齡化加劇又給養老財政造成巨大沖擊。為此，積極老齡觀倡導引入社會其他主體為老齡工作注入活力。以政府為主導，負責提供政策、制度等框架性引領，發揮元治理作用；以市場企業為新載體，接納低齡老人的繼續就業，盤活養老產業的同時豐富養老服務體系層次；以社會機構為補充，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文化娛樂、護理康復等服務；以家庭社區為養老基礎，通過互助互補夯實居家養老基礎；以老年人自身為內生動力，鼓勵其為提高晚年生活品質主動學習與融入社會。從以家庭政府為主體，到綜合調動政府、社會組織、企業、社區家庭資源，形成多元協同合作機制與親密無間關系，可以最大化實現各類資源的利用和整合〔13〕，更加順暢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

（五）模式轉向：從狹隘“授之以魚”到全面“授之以漁”

老齡化社會將由年輕態轉向老年態，龐大規模的老年群體正由邊緣群體逐步轉變為社會主流群體。主流群體意味著在社會處于主流地位，在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享有更多的優勢和權利以便能夠順利融入社會。我國的老齡群體目前僅在數量上即將成為主流，在資源與機會的獲取上仍處于劣勢地位。因此，當老年群體成為社會核心成員，僅以“養老”的視角去思考老齡化是片面的。需要在老齡人群細分的基礎上采用區別化供給模式，對于半失能、失能老年人群，政府應竭力為其提供經濟、物質與服務保障，以“授之以魚”的模式幫助其有尊嚴地安享晚年生活；對于低齡及尚具備聯結社會能力的老齡人群，在提供養老保障的同時規范、鼓勵其參與社會共建共治共享，通過政策制度支持與創造機會環境等方式，賦予老年人平等立足于社會的權利與能力，從“授之以魚”向“授之以漁”的模式轉化，幫助老年人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雙贏。

總體而言，積極老齡觀試圖緩解人們對生理性老化的焦慮與恐懼，轉向構建一個全新的視角，將老齡人口從“負擔”與“消耗”角色中解放出來，肯定老年人生存意義與價值，使老齡化社會回歸到常態發展道路上。

三、新時期我國實施積極老齡化發展的現實挑戰

老齡化將是未來較長時期內我國面臨的基本人口國情，已成為國家必須直面的戰略性議題。在此背景下，我國選擇走積極老齡化道路，為長遠計是遵循現代化人口發展規律的順勢之舉，而階段性原因則在于人口老齡化已經帶來諸多現實挑戰，對我國現代化發展產生基礎性、全局性、復雜性和長期性影響。

（一）人口老齡化形勢日益嚴峻

人口老齡化急速加深已經成為我國人口動態變化的主要趨勢。從人口普查數據以及國家統計局數據來看，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大特征。

一是老齡人口規模巨大且仍在不斷壯大。老齡人口規模方面，我國是目前世界上老齡人口最多且唯一過億的國家。根據人口普查數據以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60 歲以上人口數量以每年1200 萬的規模增長，迅速從2000 年的1.3 億人增至2022 年的2.8 億人。其中80 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老年人口（60 歲以上）的比重從9.20%增至13.58%，已達到3586 萬。①數據來源：根據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以及國家統計局2022年人口數據計算而得。據測算，到2035 年左右我國60歲以上老齡人口將突破4億〔14〕，2050年達到峰值5 億?！?5〕龐大的老齡人口基數以及高齡人口的持續增加對我國養老服務、社會整體發展形成前所未有的考驗。

二是人口老齡化發展迅速，程度日益加深，人口老齡化將長期持續存在。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2020 年，60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從13.26%升至18.70%，增長5.44%，比之上一個10年的2.93%提高了2.51個百分點。與發達國家用時近百年相比，我國從進入老齡化到中度老齡化僅用時22 年，發展速度已遠超高等收入國家?！?6〕有學者以國家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預測，我國將在未來10 年內迅速進入重度老齡化，到21 世紀下半葉仍將保持在占總人口40%至50%的高位水平〔17〕，留給我們未雨綢繆的人口機遇“窗口期”正在縮短，“備慢老快”問題亟須重視。

三是人口老齡化空間差異突出，我國區域與城鄉間老齡人口增減分化特征顯著。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從地域方面看，東部地區老齡人口規模高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60歲及以上人口超過1億，占全國老年人總數的39.2%，“長江經濟帶以及東北地區老齡化程度在全國范圍內最為嚴重”〔18〕；從城鄉方面看，受城鎮化進程加速影響，老齡人口更集中于城市，但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現象進一步加劇，農村60 歲以上老齡人口已達23.81%，程度遠高于城市的15.82%②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年鑒數據計算而得。，老齡化進程也較城市發展更為迅速。老齡化空間分布差異勢必對部分地區特別是農村養老形成嚴峻挑戰，成為區域建設與鄉村振興的人口負擔。

（二）經濟與保障壓力日益加深

龐大的老年群體與不斷加深的老齡化效應疊加，給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與社會養老保障帶來巨大壓力與沖擊，是我國實施積極老齡化面臨的第二重挑戰。

第一，人口老齡化對于社會養老財富需求量激增。社會財富儲備是老齡化社會得以平穩運行最為重要的支撐條件。新時期我國應對老齡化的經濟基礎已基本跨越“未富先老”〔19〕，國內生產總值連續第3年突破100萬億元，人均GDP從20世紀80 年代不足千元增至2022 年的8.57 萬元，我國社會財富積累提升顯著?！案弧迸c“老”匹配度有所提升，但背后仍潛藏經濟壓力。首先，我國老年撫養比由初入老齡化社會的10.2%快速增至2022 年的21.8%①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1999—2022年人口數據計算。，到2050 年可能超過50%〔20〕，這意味著屆時每兩個勞動力就需要承擔一位老人的贍養責任。其次，我國養老金儲備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甚遠，財政負擔沉重。截至2022 年底，經合組織國家（OECD）養老金占GDP 平均養老金資產與GDP 之比為49.7%，丹麥、荷蘭、美國等8個OECD國家的養老金資產與GDP之比高于100%，而中國養老金積累約為15 萬億人民幣，占GDP 的比重為12.4%?！?1〕龐大老齡人群迅速進入社會養老行列，社會保障支出大幅增加與儲備不足可能對財政收支平衡造成直接沖擊?！?2〕

第二，人口結構改變帶來的勞動力規?？s減，對經濟高質量與持續性增長提出更高要求。如表1所示，2016 年起我國15—64 歲勞動年齡人口、勞動力以及就業人員數量均進入持續性負增長，勞動年齡人口10 年間整體減少4752 萬②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2013—2022年人口數據計算。，勞動力數量為優勢的人口紅利逐漸褪去。據《世界人口展望2022》數據測算，我國15—64 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35 年與2050 年依然能夠保持在9 億與7 億較高水平，但勞動人口內部結構老化、撫養比的大幅提升仍會給勞動參與率以及經濟總量增長帶來影響，經濟轉型升級、勞動力質量、生產效率提升將成為下一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任務。

表1 2013—2022年我國勞動人口整體變化趨勢 單位：萬人

第三，人口老齡化給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與養老服務體系變革提出新要求。其一，社保支出的快速增加給現行制度延續性帶來挑戰。人口老齡化使得社會保障資金貢獻者與資金受益者數量此消彼長，可能引發我國社保資金供需失衡。如表2所示，縱觀近10年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總收入支出比、累計結余與支出之比呈持續下降趨勢，2012—2021年，收入支出比由1.32降至1.12，累計結余與支出比由1.63 降至1.21，社?；鸫嬗鄩毫χ鹉暝黾?，保險保障體系未來的穩定性遭到挑戰。其二，我國養老金體系結構不均衡的現狀有待優化?！?3〕我國現行養老金制度過度依賴社會養老保險，養老金主要來源單一，這導致我國養老金僅能保證部分老齡群體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質量與保障均衡性都有待提高。此外，合計占比95%以上的養老、醫療保險支出表明我國福利需求將持續增加，醫康養護等服務的數量與質量供給矛盾的加劇倒逼我國保障制度與養老服務體系急需尋求變革。

表2 2012—2021年我國社會保障支付壓力變化趨勢 單位：萬元

（三）新老間文化沖突日益嚴重

尊老愛老觀念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傳承與弘揚敬老孝老傳統文化對積極老齡化發展將產生巨大正向效益。然而工業化的持續發展使得我國傳統尊老文化在與現代年輕態文化的新老碰撞中日漸式微。傳統社會文化尊崇經驗至上，老者因具有豐富人生閱歷而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而工業現代化發展徹底顛覆了社會文化對“老”的認知與態度，經驗在科學技術創新面前作用大減，“衰老、無力、低效、僵化”等成為老年群體的社會標簽，老年人對現代化發展的價值被弱化，“第三種歧視”逐漸形成?！?4〕老年人往往面臨因年齡而遭遇拒絕、被迫退休或是無法獲得公平的就業機會?；谀贻p型社會建立的教育、交通、醫療等系統難以符合老年人的生活習慣?！?5〕公共服務適老性考量不足、數字鴻溝等均成為老年人融入社會的外在壁壘。老年人的社會參與缺乏外界提供的必要條件與幫助，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人文關懷以及法律法規的有力支持，導致其社會效益與個人效益受損?！?6〕傳統的尊老文化所依賴的經濟和社會基礎正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而逐漸瓦解，積極推進老齡化發展的文化阻礙難以消弭。

（四）個體全方位發展日益重要

人的全面發展是積極老齡化的核心要義，老齡群體素質提升成為積極老齡化成功的關鍵之舉。我國現階段老年人個人素質提升受到多因素阻礙，客觀上形成老年群體“能力貧困”〔27〕，晚年生活水準低下和與社會脫節嚴重成為老年人生活常態。經濟能力有限是阻礙老年人主動尋求素質提升的首要因素。我國已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但水平尚處于維持基本生活醫療的層次?！?021 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顯示，全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月人均養老金達到179 元，比上年增長5.3%?！?8〕養老金水平雖逐年提高，但養老收入總體水平較低，一些面臨經濟困難的老年人更無力承擔繼續教育的費用。其次，教育政策制度落實不到位〔29〕，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以及教育課程設置不合理等〔30〕，導致我國終身教育以及老年教育發展相對滯后，缺乏老年人教育資源、機構以及與生活需求適切的教學內容，無法滿足老年人繼續學習和提升素質的需求。老年人就業缺少必要的能力支撐，缺乏必要的素質素養，導致其社會融入難度加大，代際溝通矛盾增多，給經濟社會發展、社會穩定以及老年人身心健康帶來負面影響。

四、我國積極老齡化戰略的實踐路徑

我國積極老齡化發展仍存在諸多現實挑戰，需要在“問題”視角下有效緩解老齡社會風險挑戰，更需要在“機會”視角下以積極的理念與實踐借力老齡化，順應并推動老齡化社會高質量發展。如何破解老齡化社會問題，發揮老齡群體作為社會發展的人口基礎性要素作用，賦予長者追求人生晚年的個人與社會價值、擁有享受高品質晚年生活的權利，可以從以下方面搭建策略框架，指導我國積極老齡化實踐發展。

（一）優化人口多面結構，實現人口均衡的積極老齡化

第一，優化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是人口結構性改變的過程，擴大年輕人口規模是緩解老齡化進程的有效人口策略。我國出生人口持續下跌說明僅靠放寬生育數量的政策效果無法實現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標，必須構建積極生育養育支持配套政策體系，從根源上解決人口出生問題。一是將生育政策關注重點由“突出三孩”調整為“多孩并舉”。我國一孩出生率已下降至2022 年的46.1%，過去6 年一孩出生數量降幅達51.3%。①數據來源：根據2022 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計算得出。一孩是二孩三孩的前提，地方政府生育政策不應僅向三孩傾斜，這與國家三孩政策初衷是相悖的，需以普惠性措施大力支持多孩生育。二是完善托育、教育、醫療等養育政策支持，以經濟補貼與獎勵手段、提供普惠便捷的托幼服務、調整育兒假期制度、深化教育改革等方式，切實減輕家庭養育負擔；三是保障女性生育養育與職業發展權益，減少女性就業歧視，提高女性在職場地位以及全職照料家庭子女女性社會保障，降低女性生育養育后顧之憂。通過打好政策“組合拳”減輕生育養育壓力，讓育齡人口想生、敢生、易養。

第二，優化人口的勞動力結構。保證未來勞動力資源充足可以通過調整勞動力人口范圍來實現。國際通用勞動力年齡范圍為15—64 歲，而我國勞動力定義較窄，未充分考慮到60 歲以上老年人的勞動能力與需求。優化退休制度，在保障老年人參與選擇勞動權利的基礎上減輕養老金負擔是可行方案之一。繼續穩步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通過調整社保養老法律政策、推動企業參與、引導老年人轉變就業觀念等方式，充分利用低齡老年人生產性潛能，鼓勵仍然具備勞動能力的老年群體延長創造生產價值的年限。此外，借鑒國際經驗創新我國年齡彈性就業制度〔31〕，充分尊重老年人勞動自由選擇權利，結合“多勞多得”及“與養老金領取相結合”等方式，給予老年人從事勞動生產的內生動力。

第三，優化人口空間配置結構。推動區域均衡發展，促進經濟和人口資源在不同地區的均衡配置，有效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鼓勵人口有序流動和定居，通過政策引導，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有序引入，紓解地區養老金失衡、醫療資源擠兌等社會保障問題。合理控制城市規模，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鼓勵縣域經濟發展與鄉村振興，增加社會財富積累與養老金收入，緩解農村地區因年輕人口流出形成的老齡化壓力。對人口的年齡、勞動力以及空間配置進行結構性優化，有助于我國實現人口均衡的積極老齡化。

（二）推動經濟提質增效，形成財富支撐的積極老齡化

經濟基礎是萬事順利開展的前提。做大做強經濟，確保積極老齡化得以在健康社會經濟環境中發展尤為重要。

第一，繼續提升經濟總量，夯實社會財富儲備基礎。經濟提質增效需要通過多種方式有機結合來實現。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引導傳統產業向智能制造、數字經濟等高附加值領域轉型升級，發展知識型經濟，實現經濟利潤空間躍升。優化投資結構，加大老齡公共服務領域的基礎投資力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繼續推動開放型經濟發展，積極參與并組織國際經濟合作，拓展經濟來源。完善金融體系，加大對老齡化實體經濟的支持，增強老年經濟發展活力。通過上述方式保持經濟總量持續合理增長，夯實老齡化物質基礎，努力實現經濟發展與老齡化社會發展進程相匹配。

第二，優化勞動力人口質量，為經濟升級提供人才支撐。經濟增長紅利由人口優勢向人才優勢轉變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經之路，老齡化國情正是觸發這一轉變的現實契機，需要對青年以及低齡老年群體作出不同的人才建設規劃。于青年人口而言，繼續推動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質量，培育符合時代需求的素質型人才，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于低齡老年人而言，通過延遲退休政策等方式，將具有就業能力與意愿的老齡群體納入勞動力范疇，為老年人提供更適宜的崗位與機會，充分利用長者從業優勢對勞動力人口形成有效補充。

第三，大力發展銀發經濟，挖掘老者潛在巨大市場。銀發經濟已成為老齡社會一個新的經濟領域并吸引廣泛關注。黨中央與國務院多次提出“要積極培育、大力發展銀發經濟，發展適老產業”，以超大規模的老齡人口為基礎的銀發經濟將帶來消費內需拉動力與經濟增長新動力。2020 年，我國銀發經濟總規模約5.4 萬億元，占世界比重約為5.6%〔32〕，而我國老齡人口占全球老齡人口的百分比約為20%，銀發族潛在市場開發上升空間可觀。未來，隨著老齡群體消費場景不斷豐富，醫療養老、文娛旅游等需求逐步凸顯，老年消費將成為資本競相涌入的新市場陣地。而潛在市場必然帶動面向老年的產業發展，需著力發展醫康養護相關產業、老年人就業培訓產業、適老化智能服務產業等，持續增加老年服務及產品供給，促進養老助老服務在更高水平上實現供給和需求的動態平衡。

（三）完善社保養老體系，構建品質保障的積極老齡化

為老年人提供健康與安全等保障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基礎且核心內容。構建完善的社會保障保險制度與養老服務模式，形成與老年群體需求相匹配、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老齡化保障體系，是實施積極老齡化戰略的重要一環。

其一，扎實推進社會保障與保險制度建設，最大范圍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首先，強化基本養老服務供給能力建設與基本養老服務保障力度，通過增加資金、人員、服務設施、優化管理制度等方式彌補現行養老服務體系短板，特別注重農村地區、偏遠地區老年群體養老服務能力的提升，化解老齡社會基本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其次，借鑒先發國家成功經驗，推動長期照護險、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企業年金以及其他商業養老保險的發展，擴充養老金的來源途徑，減輕我國養老金儲備壓力的同時，減少老年人的養老醫療個人支出負擔。

其二，創新養老服務體系，探索多種養老模式并行，有效豐富養老體系結構與層次。一是加大力度支持居家養老模式發展，發揮家庭養老的基礎性作用，通過調節用工、假期、稅收制度等給予養老家庭經濟補貼與時間支持，緩解中青年群體贍養壓力；二是積極探索多種養老模式結合與養老主體多元化創新，推動家庭、社區、社會機構、企業多方參與養老服務協同發展，探索“互助式養老”“抱團養老”“家企合作養老”“技術智能化養老”等新模式，為老年人養老多層次需求提供更多選擇性，拓寬養老服務渠道以緩解現行養老公共服務壓力，促進我國養老產業迎來發展紅利期；三是注重養老環境改造，為老年人住房、居住環境與養老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人才與技術支持，促成環境適老化改造。

（四）弘揚愛老文化法治，創造老年友好的積極老齡化

第一，轉變社會對老齡化認知，以理念促實踐弘揚敬老愛老文化。首先，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對“老”以及“老年群體”的固有認知，以樂觀心態重新審視老年人。全方位引導社會全體成員了解積極老齡化戰略，轉變對老年人的偏見與歧視，形成識老、尊老、愛老、助老等社會價值觀。其次，將老齡文化嵌入日常生活，注重以文化推動公私服務適老化改造?，F階段的公共服務仍按照受眾對象為年輕人標準來供給，根本原因就在于產品供給與服務流程在設計之初沒有以愛老助老理念為出發點，缺乏老齡文化嵌入。需要以同等重要性將老年需求和年輕人需求納入考量，可以有效推動公共、社會和市場服務與老齡化社會相適應。

第二，制定老年人相關權益保護法律法規，以法治推動敬老愛老文化落地。老齡社會友好型文化建構需要法律法規起助推作用。借鑒國際經驗完善法律法規制定，全力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法律落實執行，切實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以法律形式規定老年人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平等權利，促進老年人的社會融合；加強對歧視、欺辱、虐待老年人等行為的懲治，保護老年人身心安全。通過法治手段實現社會對老年人的尊重，提升老齡群體安全感。

（五）提高人口素質素養，追求個人全面發展的積極老齡化策略

人口發展根本在“人”的發展，實現人的個人尊嚴、自我實現與社會參與等主體價值。老齡人口素質與青年人口素質有所差距，與我國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有較大提升空間。因此，現階段提升老年人口素質關鍵在于破除重重卡點，找到素質提升重點，賦予長者適應社會發展新動能，厚植國家發展人口綜合競爭力，助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第一，破除阻礙老年人素質提升卡點，創造老年學習型社會環境。一是改善老年群體經濟條件，采取提高養老金水平、推動老年人就業等方式，增加老年人用于素質提升的可支配經濟收入。二是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向老年人傾斜，制定老年教育優惠政策，鼓勵學校和社會機構開設針對老年人的各類教育培訓課程，落實老年教育與終身教育制度。三是創造有利于老年人學習與參與的社會環境，重拾老年人學習信心，通過建立老年人學習活動中心、組織老年社會化活動，推動社會環境對老年人學習的積極支持。四是推動智慧老年服務發展，如推廣老人適用的智能化教育學習平臺、智能化社交互動工具等，為老年人學習提供技術便利。

第二，全面助力老年人口個人素質提升，賦予長者適應社會發展新動能。

首先，全面提升老齡群體健康素質素養。健康素質是積極應對老齡化的起點，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首要需求與基本保障。需要完善醫療衛生服務制度與提高醫療服務水平，秉持“上醫治未病”的理念，特別關注老齡人群疾病預防與檢查，最大化減輕老年人疾病治療痛苦；提供老年人鍛煉環境，給予老年人社交空間，助力老年人保持身體健康的同時關愛其心理健康，紓解孤獨、焦慮等情緒。此外，培育老年人健康知識素養，利用互聯網、社區生活圈等渠道普及基本健康常識與救助技能。在延長老齡人口平均生命預期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延長健康年齡預期，努力實現健康老齡化。

其次，著力提升老齡群體科學文化素養。我國現階段老年人受歷史發展條件限制，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科學文化素養基礎薄弱，客觀上造成老年人認知理解社會水平有限?？梢越Y合老年人自身水平，采取網絡課堂、老年大學、社區培訓等方式，提供針對性、易接受的老年教育，幫助老年人學習更多科普知識、時事熱點，文學藝術，提升科學文化素養的同時拓展視野，豐富閑暇生活。

再次，注重提升低齡老人勞動技能素質。鼓勵低齡老年人發揮長者人力資源優勢，更新自身知識與技能。為老年人提供針對個人興趣和能力的職業指導和規劃，以老年就業技能專項培訓、社區互助學習、鼓勵老年人在年輕人帶動下合作創業或參與兼職工作等方式，秉持“用進廢退”的思想，輔助老年人獲得繼續就業機會與經濟收益的同時保持社會溝通，讓身體特別是大腦機能健康運轉，給晚年生活質量帶來積極影響。

最后，有效提升老齡群體數字素養。數字素養是數字時代獨特產物，對人們能否融入數字化社會生活有重要作用。老年人的數字化需求需要國家、社會、市場作出支持性回應，也需要老年人以積極進取的心態擁抱數字社會帶來的生活方式轉變。政府出臺智慧助老相關政策，推動數字化教育，切實解決老年人使用智能技術與設備困難的實施方案，幫助老人跨越數字鴻溝，融入數字社會。市場應大力開發老年人友好型產品，并提供數字技術使用的技術支持和指南，幫助他們克服數字技術學習與應用障礙。社會與家庭通力合作，給予老人學習數字技術的支持和鼓勵，老年人自身亦應該正視數字社會發展并主動適應，保持積極學習態度擁抱新事物，在學習中享受數字化帶來的便利與樂趣。

五、結語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人口發展也正在經歷前所未有之考驗。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是終點，而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基礎與新起點。如何在新形勢下實現對老齡化的積極應對與潛能開發將成為檢驗國家治理能力的試金石，它關乎著老年人安享晚年、民生福祉，更關系著人口高質量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推進。積極老齡化是一項兼具基礎性、全局性與長期性特點的重要任務，需要我們把握當前以及未來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的現實挑戰，抓住轉瞬即逝的有利時機，探索積極老齡化發展的實踐進路。既要聚焦當下解老齡化發展燃眉之急，更要立足長遠對老齡化社會的未來謀篇布局。積極老齡化之路不會一蹴而就，更不會一成不變，應該在歷史的、動態的、系統的框架下不斷優化與調整，形成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人口國情的“中國方案”，在全球人口老齡化治理過程中貢獻中國智慧，彰顯大國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