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模式及機制研究
——基于T 市的多案例分析

薛立強，趙 月，范文宇

（天津商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天津 300134）

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是指城市生活中有回收價值但回收利用成本高、市場主體回收意愿低、具備生活垃圾和再生資源雙重屬性的固體廢棄物，主要包括廢玻璃、快遞廢塑料包裝袋、泡沫塑料、紙基復合包裝、廢舊織物等多個品類[1]。大量低值可回收物混入城市其他生活垃圾進行焚燒處理，浪費大量再生資源。據國家發改委相關部門測算可知，2021 年全國城市垃圾清運量達3.17 億噸，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占比40%～50%[2]。城市低值可回收物管理是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體系和廢舊物資回收體系的交叉內容，也是衡量城市環境治理水平及可持續發展潛能的重要指標[3-4]。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一方面在實踐中以推進城市生活垃圾清運網和廢舊物資回收網“兩網融合”為主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學理上具備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特性。參與治理的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個體回收者、公眾等。因此，本文以中國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為研究場域，致力于探究的核心問題是，在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進程中多方參與的協同治理機制是怎樣的？這種協同治理機制能為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產生哪些效用？本文嘗試構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分析框架的同時歸納出不同類型低值可回收物治理類型，分析和比較不同治理類型對城市低值可回物治理產生的實際影響，探究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相對理想的協同治理模式，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發展提供可借鑒的建議。

1 文獻綜述與理論視角

1.1 文獻綜述

1.1.1 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的產生與影響因素

相較于城市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的收集和清運，兼具生活垃圾和再生資源屬性的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其治理難度和復雜程度要高很多。一方面在城市環衛部門負責的生活垃圾清運管轄范圍內，低值可回收物在其生活源頭產生數量多，市場回收比例低，地方政府每年需耗費巨額財政資金進行末端處置[5]。另一方面在城市商務部門監管的廢舊物資回收市場中，零散回收個體搶占的大部分市場高度分散，企業相關回收數量難以規?；€定化限制中端精細分揀，長期較低的市場價格制約末端再利用水平[6]。在減少“垃圾圍城”帶來的環境負面效應、發展“逆向物流”下的循環經濟產業、助力節能減碳綠色新時尚等多重意義下，促進城市生活垃圾清運網和廢舊物資回收網的協同融合（即“兩網融合”）應運而生。

國內外學者基本上從技術、制度、市場和參與四大層面探究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的影響因素。在技術層面，20 世紀60 年代西方國家開始關注低值可回收物治理技術。在低值可回收物的清運和精細分揀環節，學者們集中討論了清運路線設計、可回收物分揀技術等問題，如Serrano 等[7]運用混合整數線性規劃模型來設計逆向物流網絡，以實現建設成本最小化與社會發展循環經濟的需求；Weisheng等[8]介紹分揀技術發展歷程，即從原來施加重力、磁力或手動揀選等直接分離手段，或者使用傳感器檢測某類材料再機械分揀到如今使用基于計算機視覺（CV）算法的全品類自動分揀技術。對于末端處理，Kumar 等[9]趨向于研究廢棄物焚燒技術的不斷完善和能源轉化，如焚燒效率和焚燒后產生的新物質綜合利用等。在制度層面，Turner 等[10]提出實行原生材料征稅和再生材料補貼，可從源頭減少垃圾量，進而鼓勵企業進行綠色設計。同時，王建明等[11]認為原生材料征稅存在稅負轉移等諸多不確定因素，再生材料補貼政策的實行或取消不會影響廢棄物回收率，結合回收補貼和消費稅的押金返還制度是較優選擇。楊凌等[12]介紹該制度要求公眾為購買具有潛在污染性的產品支付一筆“附加費”，此款項在消費者將產品包裝交還給回收處理機構后返還。在市場層面，Hao Xinyu 等[13]通過建模分析認為潛在的“公地悲劇”和市場失靈值得關注，即處置方式不當的非正式回收商主導回收市場，從而產生“公地悲劇”，所以治理模式中社區參與和公眾認知仍然很重要；同時回收商的逐利行為和對低附加值廢棄物的無知導致市場失靈，因此，適當的基礎設施回收能力建設和政府與市場的創新合作模式將緩解市場失靈。在參與層面，Ahmed 等[14]發現非政府組織和社會組織是形成公私伙伴關系的核心，這兩類組織可直接參與問責，改善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提供的服務質量。鄭芬蕓[15]認為中國公眾參與城市固體廢棄物管理的實踐處于起步時期，需依賴于政府進一步引導、鼓勵和支持。

1.1.2 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的必要性

由“兩網融合”延伸出學理上的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確有必要。必要性主要體現在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研究偏重于結構分析，缺少學理層面的探究分析。徐林等[16]從市場與技術的協同視角分析了包含低值可回收物在內的垃圾分類形成機制；徐林等[17]把包含低值可回收物在內現存的廢棄物治理模式分為“公共部門—正式私人部門”治理模式、“社會組織—非正式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社會組織—非正式私人部門”治理模式；潘永剛等[18]通過實地調研歸納出我國目前“兩網融合”運營模式，如環衛回收一體化模式、再生資源企業跨界轉型模式等。僅僅是對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現狀進行靜態的結構分析，難以判明多主體協同行動秩序的內在機理，無法對現實社會問題的關聯性變動做出適應性的調整，無法透射社會現象背后的深層次隱藏機制。

總體來看，以上研究為解讀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這一議題做出有益貢獻，但仍有進一步的分析空間。簡言之已有研究存在兩點不足：一是缺少各個影響因素互相協同的解釋邏輯。國內外低值可回收物研究雖然從制度、技術、市場和參與四大方面有側重性地分析了影響的程度和效果，但是較少有研究深入探究主要影響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低值可回收物治理，不同情況下影響因素互相協調融合的底層邏輯是怎樣的。二是缺少理論整合視角分析協同機制。以理論整合視角探討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研究相對較少，現實中無法單獨抽出問題的一個方面進行治理，必須以整合的理論構架來整體推進低值可回收物治理?；谝陨峡剂?，本文將從組織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學派、源于城市政治研究的互動式治理理論及協同論的整合來構建理論分析框架，以T 市推進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的多個案例進行比較分析，揭示多主體協同行動秩序的內在機理。

1.2 理論視角：“行動環境—治理結構—服務效度”分析框架

在城市環境精細化治理的現實邏輯中，粗放的治理過程、單一治理結構及弱化的績效評估愈發難以適應城市環境治理的要求[19]。本文提出構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的分析框架，需要著眼于行動環境、治理結構和服務效度三方面，建構“行動環境—治理結構—服務效度”的分析框架（見圖1）。

圖1 分析框架

圖2 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機制

1.2.1 行動環境：新制度主義視角下的“制度—技術”環境

首先，運用組織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理論將“行動環境”進行理論維度解析。新制度主義理論認為，組織會受到兩種環境變量的影響——制度環境與技術環境[20]，制度環境要求組織服從合法性，技術環境則要求組織服從效率。借鑒該理論分析視角，本文認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過程中會受到制度環境和技術環境的共時性影響。其中，制度環境是指政府出臺的基礎設施建設制度、公共服務供給制度和公共環境規制制度，這與社會組織合法性相關；技術環境是指多元主體提供的有關低值可回收物收運處置的企業設施環境、行業協會的標準規范等，這與社會組織的生產效率有關。

1.2.2 治理結構：互動式治理理論與協同論共建的協同機制和主要模式

接下來，結合城市政治研究的互動式治理理論和協同論將“治理結構”進行維度分解?；邮街卫碓从诔鞘姓窝芯?，強調不同利益相關者在公共政策決策過程的各個階段都應參與其中[21]。在全球公共管理變革的第三次浪潮中，互動式治理理論更強調市場機制與社群機制的相互嵌入。多元主體因相同的目標產生比較相似的公共價值，從而達成合作，制定并共同遵守同一制度，有效地減少訂約與履行合同時交易成本，使市場機制能夠充分發揮自主能力，實現收益最大化；社群機制支配下的網絡治理內嵌于市場機制，基于信任與合作而產生的社群機制也成為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包括通過特定群體參與公共決策等方式來維持社會秩序。

然后，根據協同論：在一個內部非均衡的開放系統與外部進行物質或能量交換時，系統內各子系統相互作用產生協同效應，從而形成時空及功能上的有序結構[22]，將上述制度、技術、市場和參與四大類因素相互協同，得到不同的協同治理形態。依據四個判別指標強弱組合的差異，可以將十六種協同治理形態分為五種類型：分散型、依附型、驅動型、協作型、共治型。（1）分散型協同治理模式是一種弱制度、弱技術、弱市場和弱參與的形態，是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起點，主要由政府內部協作處置混雜在生活垃圾中的低值可回收物，外部協同較少，研究價值低。（2）依附型協同治理模式是制度、技術、市場和參與四個指標中有一個指標程度強，三個指標均為弱程度，本模式為協同治理的初級形態，依附于政府激勵制度開展低值可回收物市場運作更為常見。（3）驅動型協同治理模式是四個指標中兩個指標程度強，另外兩個指標程度弱，這種模式是協同治理中級發展形態，多見于市場與參與或者技術與參與的協同，更傾向于市場機制下自發開展低值可回收物收運。（4）協作型協同治理模式是三個指標程度強，一個指標程度弱，這種模式是協同治理較高級發展形態，是在市場發展基礎上帶動制度和參與協同，傾向于引入公益項目或志愿活動。（5）共治型協同治理模式在制度、技術、市場和參與四指標上都達到強程度，是較為理想化的協同治理形態。鑒于分散型協同治理模式協同度低，研究價值不足，本研究重點剖析依附型、驅動型、協作型、共治型四種協同治理模式。

1.2.3 服務效度：治理模式有效性的區分

行動環境為社會組織提供生產公共服務的場域。行動主體根據不同的環境偏好與發展動機，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形成不同的治理結構，最后產生一定的服務效度。從現實條件和調適策略來看，可對我國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服務效度做出四個理論命題：

第一，依附型治理模式帶來服務低等效度。政府注重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制度的規劃和協同，企業技術環境的發展依賴于政府制度資源。企業對政府往往是一種依附式關系，企業難以在市場化競爭中自主發展，隨個體回收者和同類企業競爭愈發激烈而邊際效益遞減，服務低等效度愈加明顯。

第二，驅動型治理模式帶來服務中等效度。在市場機制驅動下的企業規?；\營有選擇性布局低值可回收物收運設施，在一定階段可促進區域性低值可回收物數量和比例提升。但面臨制度環境支持的減少或不足，技術環境不斷提升時，市場失靈時有發生，服務效度趨于中等。

第三，協作型治理模式帶來服務中等效度。在市場發展的基礎上政府有關部門聯動企業開展促進低值可回收物回收的公共服務或公益活動。公共服務供給制度和公共環境規制制度提升社區群眾協作參與積極性，短期內服務效度明顯提升，但長期服務效度隨公益項目完成極速衰減，服務效度中等。

第四，共治型治理模式帶來服務高等效度。政府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制度、公共服務供給制度和公共環境規制制度，培育龍頭企業在市場中以現代化技術和競爭優勢形成覆蓋戰略聯盟，運用信息化溝通技術以及與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務等工具，培育良好參與的社會環境來形成多元主體共同治理格局，服務效度長期發展趨向高等。

2 T 市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的多案例分析

T 市作為我國生活垃圾分類重點城市①，又是全國首批廢舊物資循環利用體系建設城市②，在深入推進生活垃圾分類與廢舊物資回收“兩網融合”中做了一定探索，可以說是我國推進“兩網融合”促進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一個縮影。T 市不同時期，在制度、技術、市場和參與環境下形成了不同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模式，其中的經驗和不足值得剖析。課題組從2023 年7—8 月通過訪談、觀察等方式對T 市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實踐進行了深入調研，獲取了較充分的一手資料，為本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2.1 案例描述

2.1.1 依附型

（1）行動環境：制度環境強，技術環境弱

該模式興起于2004 年，模式主體為T 市政府和綠天使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綠天使公司”）。綠天使公司作為國企得到市政府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的制度扶持，但其回收技術及設施未能協同發展。具體而言，綠天使公司是T 市供銷社下屬國有企業，主要承擔政府機關和社區居民廢舊物資和生活源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在制度方面，通過市政府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綠天使公司曾整合社會流動性回收車5 000 余輛，形成社區回收網點400 余個，中轉站6 個，分揀中心1 個[23]。但是，該模式過度依賴公共機構回收渠道，回收成本高且回收數量不穩定。合作回收主體僅為非正式回收群體，如拾荒者、保潔員、無證經營的個體回收戶等。在技術方面，2016 年綠天使公司開發線上回收小程序結合線下智能回收箱開展“互聯網+”回收。然而，由于高昂的設備成本和人力清運成本，綠天使公司僅在T 市兩個中心城區的部分街道設立智能回收點。要最大限度發揮制度的引導作用，需要以企業回收技術及設備的穩定支持為前提，制度僅起協調輔助作用。

（2）治理結構：市場機制弱，社群機制弱

T 市的綠天使公司僅僅布局于再生資源回收市場這個高度分散化的環節，在T 市廢棄物管理早期缺少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的制度環境下，沒能找到穩定回收數量和各方支出成本兩方面的利益均衡點，市場占有比率不可避免快速萎縮。2015 年8家區域性分公司集體關門歇業，2020 年至今，綠天使公司很少開展規?；召廩23]。同時，該公司囿于資金和人力運營成本，未能長期、持續性在智能回收點所在的中心城區進行宣傳和開展公益活動，社區群眾參與意識弱。

2.1.2 驅動型

（1）行動環境：制度環境弱，技術環境強

該模式興起于2011 年，模式主體為愛分類公司及社會公眾。該公司通過全過程技術賦能來吸引公眾參與，提升市場占有率，以此促進技術與市場的協同。在技術方面，該模式在前端智能回收箱自動感應物品并稱重，將回收數據傳輸至后端數字分析平臺，實時更新居民所得積分兌換現金。該模式在中端清運環節為可回收物貼上“數字標簽”以保障可追溯性。末端分揀環節通過自建分揀場二次精細化分揀，愛分類公司最多可達80 個品類?！罢嬲谶@個行業里，就是你分得越細，它可能產生的價值會越高。我們也是能達到最高的這個利潤效果?！雹壑贫确矫?，政府主要為企業提供免費中轉場所等公共服務，回收補貼有待進一步加強。

（2）治理結構：市場機制強，社群機制弱

該模式下，市場機制占據主導地位，市場回收價格高激勵企業開展回收，價格低、交易成本難以覆蓋回收分揀設施時容易出現市場失靈，具體表現為企業中止回收、取消兌換甚至箱體停運。在社群參與方面，愛分類公司雖然與各區垃圾分類管理部門、街道、社區居委會、社區志愿者等參與主體聯合開展低值可回收物分類與再利用的宣傳活動，但因操作不便和提現額度限制較難提升社區高齡群體參與率。

2.1.3 協作型

（1）行動環境：制度環境強，技術環境強

該模式興起于2022 年，模式主體為T 市N 區商務部門和易物享環?？萍加邢薰荆ㄒ韵潞喎Q“易物享公司”）。在“以物易物、換取服務”理念下，易物享公司的回收活動已成為協同制度、技術和公眾參與的路徑。具體來說，在N 區商務部門協調下聯合社工組織和企業，部分社區將核酸檢測亭改造成便民服務站，社區居民通過投遞低值可回收物可兌換家電維修、家政保潔、修鎖等便民服務?！鞍ㄋ娋S修、疏通下水、開鎖換鎖，還包括家政保潔，將來我們也辦保姆護工，還有家庭陽臺漏水、頂子漏水進行防水這一塊，讓老百姓打到電話，立刻就有人響應，并且免收上門費?！雹芰硗?，易物享公司放置在社區的智能回收箱可自主兌換直飲水，同時該公司“還在J 區承包了菜地，做助農產品發放，公司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回收蔬菜，既能助農還能在前端兌換菜品，簡直是雙贏”⑤。該模式下，制度和技術的協同體現在公共部門聯動社區組織和企業智能回收設備，將公共服務和線下回收相結合，便捷操作和便民服務一定程度上開拓再生資源回收市場。

（2）治理結構：市場機制弱，社群機制強

再生制品市場價格波動明顯且需要企業前期大量投入，該模式下企業抵御風險能力弱，難以進入再生制品市場；制度與參與的協同體現在公共部門供給公共服務，社區智能回收作為實現途徑，公益助農活動吸引公眾參與。制度與參與的協同在公共服務和公益項目驅動下具有一定社會效益，但普適性較差，難以大范圍推廣。

2.1.4 共治型

（1）行動環境：制度環境強，技術環境強

該模式發起于2017 年，2023 年被T 市發改委列入本市“雙碳”領域九大典型案例之一，并且是唯一以企業為主的案例[24]。該模式主體為相關部門、拾起賣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拾起賣公司”）、易物享公司和公眾。拾起賣公司享受國家財稅優惠政策扶持，與易物享公司形成技術互補聯盟，與多個政府部門合作開展公共服務，完善再生制品市場，培育多元主體參與。2017 年起，拾起賣公司逐步在低值可回收物的前端回收和中端分揀環節建成以回收點、移動中轉站、綠色分揀中心（簡稱“點、站、中心”）為主體的三級回收體系并同步開發出服務“點、站、中心”回收體系的產業互聯網平臺。2020 年拾起賣公司廢塑料、廢紙加工基地獲批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準入企業，享受增值稅即征即退稅收扶持。2023 年，在商務部門的協調下拾起賣公司與易物享公司開展合作，前者運用公共機構回收體系協助后者延展規劃布局生活類及消費類區域回收體系，形成技術互補。

（2）治理結構：市場機制強，社群機制強

在再生制品市場方面，拾起賣公司不僅在末端利用環節通過自建廢塑料、廢紙加工基地，就近運輸至原料制造企業等途徑形成低值可回收物循環利用；而且將城市廢棄物用于口袋公園建設、廢木料制生物炭用于海綿城市建設。同時，作為T 市政府遴選的公共機構類再生資源重點回收企業，拾起賣公司連續多年與T 市相關部門開展節能環保宣傳活動，與社區組織、社會公益組織等多元主體培育良好社會參與環境。制度、技術、市場和參與多方協同是治理發展趨勢，還需相關部門在中轉站建設用地、移動回收車?？恳巹?、回收市場整頓等方面協助和支持。

2.2 T 市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模式服務效度比較

2.2.1 制度扶持力度不同

相關的制度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制度、公共服務供給制度和公共環境規制制度?；A設施建設制度是指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建設回收點、中轉站和分揀中心三級基礎設施的規范章程。公共服務供給制度是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提供或協調公共財政、公共場地、公共路權、權責分工、激勵參與等公共服務的管理規定[25]。公共環境規制制度是指對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的市場主體進行限期整治、備案登記、排污許可、消防監督、環境認證等監管規定[26]。依附型、驅動型和協作型協同治理模式中企業聚焦于低值可回收物的前端回收和中端清運分揀環節，T 市政府相關部門對其整合零散回收個體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協調回收設施進駐社區、提供中轉站場地、對接企業和社區組織等提供公共服務供給。共治型協同治理模式則通過企業自建低值可回收物再利用基地以實現基礎設施規范化、清潔化，同時基于“兩網融合”政府工程獲取相關的公共服務供給支持。

2.2.2 企業運用的技術先進度不同

技術是指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中相關主體在前端回收、中端清運、末端分揀處理中運用現代技術手段所形成的回收設備、運輸裝置、自動分揀等線下實體設施和產廢用戶端、物聯網平臺、交易平臺等線上虛擬網絡。前端回收中“互聯網+”技術及設施是四種模式都有的基礎技術，不同之處在于：驅動型、協作型和共治型在中端清運環節均開展物聯網技術，在末端分揀環節驅動型治理中愛分類公司運用AI 光選、視覺識別技術、近紅外光譜識別技術等新興技術，末端處置環節共治型治理的拾起賣公司擁有塑料改性生產再生塑料和制品的專利技術，同時運用雙軌跡定位系統打造再生資源交易平臺，使整個交易過程可視化，解決了稅務監管問題。

2.2.3 市場發育維度不同

促進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長效化、發展循環經濟需要完備市場體系支撐。該市場體系包括四類市場：源頭無廢市場、再生資源回收市場與再資源化的科技產品市場、綠色消費市場[27]。即由政府公共環境規制和高環保標準產品雙重壓力下逐步形成大型制造企業生產固廢減量化的源頭無廢市場；依附型治理較難適應再生資源回收市場，驅動型治理還未實現再利用，協作型治理未實現再循環，再資源化的科技產品市場支撐下的靜脈產業需要政府前期持續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共治型治理需要綠色消費市場作為關鍵環節，一方面強化將公共采購納入立法穩定需求，另一方面著重培養公眾綠色消費意識。

2.2.4 社群參與程度不同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公眾參與主要有三種模式，分別為強制性參與、合作性參與和自主性參與。強制性參與下政府基于行政權力進行管制，市場調控作用有限，公眾被動消極參與；合作性參與下政府行政權力和市場調控機制同時發揮作用，公眾積極溝通參與；自主性參與下公眾自覺參與生活垃圾管理過程[28]。兼具“生活垃圾”和“再生資源”雙重屬性的低值可回收物治理中，依附型治理下公眾參與程度較低，人們仍習慣以預約拾荒者上門回收的形式進行分類；驅動型治理下政府協助企業進駐社區，在此過程中動員公眾參與⑥；協作型治理下政府和市場共同發揮作用，公眾主動進行合作性參與⑦；共治型治理下公眾自發參與相關企業組織的相關活動⑧。

2.3 理論對話：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的持續機制

格里·斯托克[29]提出了建構公共價值管理范式，即達成公共價值管理以民主為基礎，它的目標在于實現政府、市場及社會三者利益均衡，并最終達到“善治”的理想狀態。公共價值管理顯示出互動式治理理論的特點，即以地方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為主的行政主體，以資源回收企業、物業及非正式回收群體的市場主體，以居民、志愿者、社會組織為主體的社群主體三方利益均衡。由此抽象為行政機制、市場機制和社群機制三大方面。

行政機制以公益邏輯入場，秉持“公共利益最大化”治理理念對治理策略進行設計。從案例中可發現，解決民生問題、引導市場和社會參與T 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是上級政府組織作為行動者的“出場邏輯”。以新制度主義組織學的視角來看，地方政府組織的目的和行為隱喻了對制度環境的適應和對合法性機制的遵從，然而，這其中卻隱含了其對市場組織的一種“效率期待”，即決策制定在“我”但順利落實靠“你”。在城市環境精細化治理語境下，適應技術環境、遵從效率機制并盡可能實現利潤最大化是市場組織的行動目標。行政主體與市場組織目標背反，在基層治理場域易出現治理話語的靶向偏離。因此，地方政府需與合法化、規范化的物業和環保型企業訂立契約，合作開展回收網點、中端分揀站、末端處理加工場的基礎設施建設，購買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相關產品和服務，完善相應的規章制度，建立價格機制和成本約束機制[30]。建立低值可回收物分類、收運、處理的考核機制，確保市場主體從事低值可回收物分類和處置工作始終處于可控狀態。同時，市場機制在商業化運營的過程資源和精力最大化投入到低值可回收物的服務供給中。市場機制中的不同行動者需要保持密切的對話，相互配合，行動取向要重視長遠利益，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在市場社會中，以居民、志愿者、社會組織為主體的社區群體有兩種我們關注的角色坐標：其一，社區群體處于治理結構內部，與基層政府組織之間具有治理關系和一定程度自主性；其二，社區群體同時處于國家正式治理結構的外部，在與市場組織博弈和互動過程中有一套獨有的行動邏輯。展開來講，一方面，社群機制與行政機制存在“組織—反饋”運行邏輯。社群機制要充分運用好業委會、志愿者團體、文化隊伍等組織力量，構建社會網絡來強化組織間人情等非正式規則，增強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提升社區的凝聚力，提高社會資本，從而促進居民更加主動參與低值可回收物分類；行政機制也要進一步推進社區自治，搭建民主協商平臺，暢通線上線下渠道，居民能夠針對低值可回收物分類與積分兌換、公益服務需求進行反饋。另一方面，市場機制與社群機制存在“優化—反哺”行動邏輯。在政府的支持下，市場機制要主動提高實現低值可回收物再利用全產業鏈的水平，在提升再生制品附加值、開拓綠色消費市場上下深功夫，提高資源籌集和配置方面的效率，不斷優化低值可回收物分類和處理的方案，增進市場經濟效益的同時降低運營成本，提高供給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社群機制的主動參與要能夠反哺市場機制，居民參與低值可回收物前端分類會發現設施存在問題，對于較滿意設施會自覺維護運營，社群機制協助和配合市場機制吸納更多的社會組織進駐社區，構筑共通性社會資本，協調多樣公共服務。

3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新制度主義學派、互動式治理理論與協同論為理論支援，構建了“行動環境—治理結構—服務效度“的組合式分析框架，并且聚焦一個當下的環保實踐——低值可回收物治理在基層的推進，力圖憑借理論邏輯與本土治理實踐展開對話，豐富學界關于構建低值可回收物多元共治格局的認識。經研究發現：第一，現階段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第二，低值可回收物治理存在依附型、驅動型、協作型和共治型四種模式且四種模式在服務成效上存在差異；第三，理想化、長效化的協同治理機制取決于地方政府與市場主體的合作程度，推動行政機制、市場機制與社群機制的協調互動有利于城市低值可回收物的長效協同治理。

本文可能的理論貢獻在于：首先，本研究與基層治理的中國經驗展開深入對話，構建了一個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對本土情境中的地方政府與市場主體、市場主體與社區群體、地方政府與社區群體之間的互動進行解讀，并在此過程中實現理論的本土化建構，為構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協同治理機制提供了“新制度主義組織學”“互動式治理”的答案。其次，不同理論視角可以為實踐提供新的解釋，實踐同樣也可以反哺理論。新制度主義組織學本身脫胎于西方，常用于國家層面等宏觀場景下的社會組織為對象的研究。本研究嘗試性地將其運用于微觀互動場景中的地方政府、企業組織和社群組織的分析上，對該理論解釋空間的拓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總之，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不僅是生活垃圾管理和廢舊物資回收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助力節能減碳的重要舉措，應以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為治理目標，在實踐中不斷構建基于本地實際的治理體系，創新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

注 釋：

①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城鄉建設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的通知》（國辦發〔2017〕26 號）確定北京、天津、上海等46 個重點城市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分類。T市即為天津市。

② 《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等關于印發廢舊物資循環利用體系建設重點城市名單的通知》（發改辦環資〔2022〕649 號）中發布60 個重點建設名單，天津市（T 市）名列其中。

③ 訪談記錄：20230713——愛分類公司河西區經理：CBY。

④ 訪談紀錄：20230724——易物享公司南開區項目負責人：YPL。

⑤ 訪談紀錄：20230711——易物享公司津南區員工及社區垃圾分類督導員：JJF。

⑥這一模式下愛分類公司的低值可回收物回收箱前期入駐社區時居民抵觸不讓用電，通過基層部門化解企業與居民的矛盾，回收箱才能正常運營。

⑦這一模式下南開區商務部門和易物享公司共同助力低值可回收物回收與社工便民服務掛鉤，部分老年居民因擔憂箱體被破壞成為免費巡視員。

⑧這一模式下公眾自主參與拾起賣公司組織的節能環保宣傳活動，與T 市多所高校開展畢業季以廢舊物品換綠植的活動，學校環保社團成員主動組織和實施前端綠植換購。

⑨ 訪談記錄：20230727——拾起賣公司公共機構回收項目負責人：Z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