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影響研究

趙 平，姜勝賢

（貴州財經大學大數據應用與經濟學院，貴陽 550025）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碎片化生產和中間品貿易為主的全球價值鏈成為國際生產分工體系最為顯著的特征，價值鏈的快速發展使得跨國生產不再局限于制造業，并向服務業快速發展。在雙循環背景下，對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來，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面臨著不確定性因素，中國采取了相應政策積極應對。因此，在雙循環背景下有必要從中國服務業所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出發進行研究，通過對服務業的全球價值鏈參與進行分解，考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影響。

1 相關研究綜述

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經濟效應的相關文獻與本文研究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并且有大量文獻考察的是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衡量與影響[1]。首先，在指標衡量方面，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主流測度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實際關稅與關稅上限的差值來表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波動，如Pierce 等[2]和毛其淋[3]。其中，毛其淋[3]利用關稅測量法測算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以及其對中國進口的影響。另一種則是根據新聞媒體中關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相關的詞匯在特定文本中出現的頻率來進行測算，文本提取法最早是由Baker等[4]提出，后來，Handley 等[5-6]利用此原理將不確定指數應用到貿易領域測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其次，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經濟影響方面，學者們從多個角度進行研究。劉美秀等[7]以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和技術復雜度為出發點，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會通過出口規模促進企業進口技術復雜度提升。陳夢濤等[8]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會激勵企業研發創新。隋建利等[9]通過研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家信心和進出口貿易之間關聯關系，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通過企業家信心這一傳導路徑對企業進出口貿易產生負向的影響。

而與本文研究相關的另一類文獻則是與全球價值鏈相關的研究，眾多學者從多個角度進行了廣泛研究。戴翔等[10]以分工演進為切入點，通過理論與實證分析發現制度對一國全球價值鏈攀升具有積極作用。李丹等[11]基于貿易數字化視角構建全球價值鏈數字化測度框架，并研究發現中國的制造業主要是通過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全球數字化分工體系，且在數字全球價值鏈位置中處于中游水平。劉子鵬等[12]指出一國的地理區位與行業生產規模是影響其在全球價值鏈中位置的重要因素，并且研究發現地理區位優勢與生產規模擴張能夠推動一國在全球價值鏈生產位置的提升。

近年來已有學者關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13-15]，但有關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影響還缺乏深入研究。主要原因在于服務業與制造業不同，不能像制造業那樣，用關稅衡量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現有文獻未對其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進行精準測度，相關研究有限。鑒于此，本文擬利用貿易風險敞口來對服務業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進行衡量，進一步對服務業進行細分，對其全球價值鏈位置進行測算，并從其在前后向價值鏈參與的角度對在全球價值鏈位置的影響進一步研究。

2 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2.1 模型設定

本文構建式（1）基準回歸模型考察服務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其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影響：

其中，GVCit為服務業行業i在第t年的全球價值鏈嵌入相關指標的統稱，在進一步回歸時將其劃分為全球價值鏈地位（GVC_Po）、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GVC_PtF）和全球價值鏈后向參與度（GVC_PtB）三部分，以此更全面衡量服務業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嵌入。TPUit則是服務業行業i在第t年所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Controlsit則為與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嵌入相關的控制變量，βj為待估參數，γi為時間固定效應，μt為個體固定效應，ξit為隨機擾動項。

行業進出口水平的差異會導致行業的貿易風險敞口存在差異，可能會導致行業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對其全球價值鏈嵌入影響具有非線性關系，即門檻特征。因此，借鑒Hansen[16]的相關理論構建式（2）門檻模型：

其中，TRE為門檻變量，σ是待估的門檻值，I（·）為指示函數。

2.2 變量與數據

2.2.1 被解釋變量

為更全面觀察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嵌入，選取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地位、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和全球價值鏈后向參與度三個指標進行回歸。

首先，行業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選取Wang等[17]定義的“全球價值鏈位置指數”來進行衡量，其計算公式為式（3）：

式（3）中，PLv_GVCit與PLy_GVCit分別表示基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的中國服務業行業生產長度。相比單一的上游度測度，采用上游度與下游度的比值來進行衡量，能夠更準確地刻畫行業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具體位置與變動情況，數值越大則該行業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上游。

其次，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參照Wang等[17]的分解方法，將其分解為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和后向參與度兩個視角，定義如式（4）和式（5）：

其中，GVC_PtF為基于前向分解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VAsGVC和VAcGVC分別為生產簡單和復雜產品的國內增加值，SVA為行業的總增加值。GVC_PtB為基于后向分解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FsGVC和FcGVC為進口的簡單和復雜中間品所包含的附加值，FG為利用進口中間品加工生產的最終品價值。前向參與度反映了為全球提供中間品的能力，而后向參與度反映了對國外中間品的依賴程度，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能夠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對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嵌入程度進行一定的說明。

2.2.2 核心解釋變量

因服務貿易無法用關稅測算其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因此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選取基于Huang 等[1]利用文本分析法所構建的不確定性指數，對其月度數據進行加權平均，并對其除以100，以得到年度不確定性指數。

為進一步描述服務業各行業出口所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借鑒郭平等[18]在衡量細分行業面對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時設定行業貿易風險敞口，本文對服務業行業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做進一步處理，見式（6）和式（7）：

其中，TREit為行業i在t時期的出口貿易風險敞口，Exportit表示i行業t時期的總出口，Outputit為i行業t時期總產出，TotalTPU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TPUit則表示服務業行業i在t時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選取Baker 等[4]利用文本分析法構建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做上述處理來進行穩健性檢驗。

2.2.3 其他變量

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嵌入可能還受以下變量的影響：一是行業出口競爭力（RCA）。出口競爭力強的行業更易獲得出口訂單，對其在價值鏈的地位和參與度都有影響。采用基于增加值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來衡量。二是外商直接投資（FDI）。行業吸引外資規模越大，其帶來的溢出效應越強，有利于帶動產業升級向價值鏈上游攀升。數據選擇行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進行衡量。三是行業發展規模（indGDP），該指標用基于投入產出表測算出來的行業總產出來衡量。四是行業對華依賴度（IRE）。當進口國對華行業進口依賴度較高時，將會影響其進口選擇。指標用兩國行業之間進出口貿易總額占進口國行業貿易總額的比例來測量進口國對中國行業的貿易依賴程度。

2.3 數據來源與說明

考慮到數據的時效性和可獲得性，本文以2007—2021 年中國服務業細分行業為研究對象，根據研究內容剔除數據缺失的行業，研究選取31個國家、9 個服務業細分行業（限于篇幅，31 個國家、9 個服務行業留存備索）。被解釋變量中全球價值鏈相關數據以及行業發展規模和行業出口競爭力數據均來自于亞洲開發銀行ADB MRIO2022 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UIBE 數據庫。被解釋變量中貿易風險敞口數據主要源自亞洲開發銀行投入產出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數據來源于Huang 等[1]，科研投入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行業口徑則是通過《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的服務業行業與亞洲開發銀行采用的《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 Rev4.0）進行匹配。

3 實證結果及分析

3.1 基準回歸

對模型1 進行基準回歸，表1 展示了服務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全球價值鏈地位和參與度的實證結果。其中列（1）、列（3）和列（5）為僅考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價值鏈地位與參與度的回歸結果，其中列（1）和列（3）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列（5）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并且加入控制變量避免多重共線性后，結果依舊穩健。實證結果表明服務業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提高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地位，這與郝曉等[14]的研究結果相似。行業面臨的TPU上升會促進其在全球價值鏈的前向參與，對其后向參與則會有抑制作用，即該行業的不確定性上升會提高其向世界供給中間品的能力，減少對國外中間品的進口依賴。而正是服務行業面臨的TPU上升對其價值鏈參與一正一負的影響，最終提高了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表1 基準回歸

3.2 穩健性檢驗

3.2.1 對核心解釋變量重新測算和替換

首先，將原本加權平均得到的年度不確定性指數替換為簡單平均的年度STPU指數，表2 中列（1）、列（2）和列（3）結果與原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其次，借鑒Baker 等[4]同樣基于新聞媒體相關詞匯出現頻數測算的月度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并對其與核心解釋變量TPU做同樣處理得到TPUbaker帶入模型1 進行回歸，全球價值鏈地位和后向參與度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基本一致，本文核心研究結論依然成立。

表2 穩健性檢驗

3.2.2 內生性檢驗

為解決由內生性導致的估計偏差，借鑒侯德帥等[19]對工具變量的選取，本文將美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作為工具變量引入到模型當中。表2 列（4）、列（5）和列（6）報告了采用2SLS 估計的結果，美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回歸系數與基準回歸基本一致，驗證了基準回歸的穩健性。

3.3 異質性分析

為考察不同類型行業面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其全球價值鏈嵌入的異質性影響，本文將所有服務行業的貿易風險敞口取中位數作為分類標準，將服務業行業分為外向型行業和內向型行業兩個樣本，表3 為異質性回歸結果。其中外向型行業的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相比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和前向參與系數基本一致，而后向參與為正，說明當外向型行業在面臨較高的不確定性時，更多偏向于風險喜好型，擴大對中間品的進出口提高生產能力，以謀求價值鏈地位攀升，擴大市場份額獲取超額利潤。而內向型行業與外向型行業相比，回歸結果完全相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將會降低其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和地位。這可能是因為內向型行業消費市場多在國內，面對出口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屬于風險厭惡型，會減少對中間品的進出口，將發展中心放到國內市場，減少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以降低面臨的風險，這也導致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的降低。

表3 異質性分析

通過對比外向型行業和內向型行業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外向型行業更偏向于風險喜好型，TPU對其全球價值鏈嵌入有正向作用，即面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增加會提高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以謀求更高地位和超額利潤。而內向型行業則正好相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減少其全球價值鏈嵌入程度。

3.4 門檻回歸

為進一步明晰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行業價值鏈嵌入與貿易風險敞口之間是否存在非線性關系，即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行業全球價值鏈嵌入水平的影響是否會因行業貿易風險敞口的不同而變化，本文對其進行實證檢驗。

通過格柵搜索法抽樣500 次得到全球價值鏈嵌入變量的門檻值，其中出口的貿易風險敞口作為門檻變量，在對全球價值鏈地位和價值鏈前后向參與度的抽樣檢驗中均通過了雙重門檻檢驗。

根據表4 門檻模型回歸結果來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影響并非一直是線性的。首先，當貿易風險敞口對價值鏈地位的回歸貿易風險敞口低于第一門檻值0.002 3 時，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全球價值鏈地位是正向影響。當貿易風險敞口大于第一門檻值0.002 3 小于第二門檻值0.009 時，易政策不確定性對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為負向影響。但當大于第二門檻值0.009 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轉為正向。通過回歸結果可以看到行業的貿易風險敞口會使TPU對價值鏈地位產生“U”形門檻效應，說明只有當行業出口貿易規模比較小或者大于第二門檻值時，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才會對價值鏈地位產生正向影響。這是因為當行業出口規模較小，其可能為提高市場占有率，在預期不明朗的情況下繼續生產以擴大市場占有。當行業出口貿易風險敞口較大時，其出口規模較高存在規模效應降低成本，更具有競爭優勢，從而有利于占據更高的價值鏈地位。因此，只有在貿易風險敞口在相關閾值區間內時，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才會促進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高。

表4 門檻模型回歸結果

其次，從貿易風險敞口對行業的前向參與回歸結果來看，在TRE小于第一門檻值0.191 9 時，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對其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產生負向影響，而大于第一門檻值后則相反，回歸結果呈現顯著的非線性特征。說明只有當行業的貿易風險敞口達到一定的規模，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才能夠顯著提高行業的前向參與；行業的貿易風險敞口在越過第一門檻后，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后向參與的正向系數也在縮小。由此可見，只有當貿易風險敞口越過相關閾值，出口超過一定規模，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系數也會轉變。貿易風險敞口大的行業TPU上升會促進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而貿易風險敞口小的行業TPU上升會阻礙服務業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TPU上升可以促進服務業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間品的供應能力，減少對相關中間品的進口依賴，提高服務業在全球價值鏈參與中的主動性。

4 研究結論與啟示

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中國各行業貿易都面臨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的挑戰。本文通過對服務業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其全球價值鏈嵌入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第一，服務業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倒逼企業加大科研投入以提高競爭力，通過科研投入這一路徑，增強行業出口能力，減少進口依賴，進而推動行業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并且經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依舊成立。第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不同類型的行業產生的影響不同，對開放型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嵌入地位會有正向影響，但對于保守型行業則會減少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阻礙其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第三，行業的對外開放水平不同會使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價值鏈產生“U”形門檻效應，只有當行業的對外開放水平大于或小于相應的門檻值，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才會對其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產生正向影響。結合以上結論，啟示如下：

第一，盡管整體上服務業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正向影響其全球價值鏈地位，但是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也會帶來負向影響，即對外開放水平較低的行業會受到負向影響。因此，中國應在外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不斷上升的背景下，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的多邊或雙邊貿易合作，在鞏固和深耕原有服務貿易伙伴的同時，不斷謀求新的合作伙伴，通過與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定，加強信息互通，減少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可能。

第二，切實推進創新驅動戰略。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導下，企業要主動加大科研投入，重視科技的力量，做到居安思危，努力實現產品升級，增強企業的貿易競爭能力，擴大企業規模，提高自身抵御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能力。

第三，因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不同開放程度行業的影響是不同的，因此，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應結合行業特征。比如，相對保守的行業更易受到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負向沖擊，政府要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扶持力度，爭取做到貿易政策的透明性和平穩性，幫助企業擴大經濟貿易規模，提高競爭能力，以扭轉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負向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