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影響研究
——基于我國30 個省份數據的實證分析

陳偉雄，郝涵宇

（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福州 350108）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文化是旅游的主要內核，旅游是文化的關鍵載體，在文旅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文旅產業交互融合發展是大勢所趨。近年來，我國文旅產業一直在快速發展，但有所波動?！?020 年文化和旅游發展統計公報》顯示，由于受疫情影響，2020 年末我國旅游人次為28.97億，比2019 年末下降52.1%；2020 年末旅游收入為2.23 萬億元，比2019 年末下降61.1%?！?021 年文化和旅游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 年文旅市場逐步恢復，旅游總人次為32.46 億，比2020 年增長12.8%，恢復到2019 年的54.0%。根據文化和旅游部數據中心測算①，2023 年五一國內旅游出游合計2.74 億人次，比2022 年五一增長70.83%，恢復至2019 年同期的119.09%；國內旅游收入為1 480.56億元，同比增長128.90%，恢復至2019 年同期的100.66%。我國作為文化旅游大國，仍存在公益性項目績效低、原創特色內容少、第三方平臺（如攜程、途牛、去哪兒等）干預過度等一系列的問題與痛點。推進以數字經濟發展賦能文旅產業融合的進程，是實現我國文旅產業融合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文旅產業數字化轉型步伐不斷加快，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的數字技術成為文旅產業融合的核心驅動力。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指出，要“創新智慧旅游公共服務模式，有效整合旅游、交通、氣象、測繪等信息，綜合應用第五代移動通信（5G）、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及時發布氣象預警、道路通行、游客接待量等實時信息，加強旅游預約平臺建設，推進分時段預約游覽、流量監測監控、科學引導分流等服務”，同時要強化數字技術在文旅產業融合過程中的應用，提高創新鏈的綜合效能。目前，數字經濟發展為文旅產業融合帶來了相關紅利，其中，數字博物館、數字文創產品、數字虛擬導游、文化特色IP 等都是數字經濟與文旅產業融合的產物。同時，在數據與算法的支持下，旅游產業可以通過數字化管控控制客流量、根據旅客需求規劃不同的觀覽路線，突破時間與空間的局限。此外，數字經濟可以依托數字技術提升文旅產業供給側與需求側匹配的精準度，促進平臺經濟與文旅產業協同發展。因此，深入分析數字經濟發展如何影響文旅產業融合、探究其內在的影響機制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背景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1 文獻綜述

關于文旅產業融合的研究，學者們主要基于文旅產業融合的實現路徑、紅利釋放、結構維度等幾方面進行研究。從對文旅產業融合實現路徑的研究來看，李任[1]研究指出，文旅產業深度融合的實踐路徑分別為激發創意創新促產品融合、整合資源要素促產業融合、優化發展環境促市場融合以及用好現代科技促技術融合。耿松濤等[2]研究認為，文旅產業融合發展過程中應處理好產業與企業、旅游者與目的地居民以及開發與保護等之間的關系，要遵循周期發展規律，著力打造創新演化格局。魏妮茜等[3]研究認為，文旅產業的資源屬性決定了只有通過提煉、重構、融合文化與旅游之中的交叉要素，才能實現資源整合。從對文旅產業融合紅利釋放的相關研究來看，鄔江[4]認為文旅產業融合能夠開拓智慧旅游的視域，拓展文旅融合功能可以激活智慧旅游的存量和流量，進而打造文旅融合、智慧旅游的新業態和新模式。郭強等[5]發現文旅產業融合可以助推海南旅游業高質量發展。張圓剛等[6]研究提出文旅產業融合能夠通過增強文化認同感、文化自信感、國民歸屬感、國民安全感、國民自豪感提升精神福祉，通過促進產業和經濟發展提升國民物質生活福祉。從對文旅產業融合結構的相關研究來看，王秀偉[7]指出文旅產業深度融合的表征和走向是從交互到共生，具體體現在文旅產業融合的產品、業態、要素、市場、價值五個維度，各維度間形成了互促遞進的關系，構成了由表及里的融合型生態系統。

關于數字經濟發展賦能文旅產業融合的研究，學界主要從理論與實證的角度進行論證分析。從理論分析的角度來看，周錦等[8]研究指出數字經濟背景下文化、旅游融合創新發展可以推動城市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胡優玄[9]研究發現，我國文旅產業融合中還存在融合不充分、數字泛化、法律法規真空以及發展訴求和屬性差異等諸多制約因素，只有突破這些因素，才能構建數字文旅產業融合發展新格局。張玉蓉等[10]研究指出，我國數字文旅仍面臨強化頂層設計、推動供需精準匹配、提升內容建設質量等諸多挑戰。從實證的角度來看，Zhou 等[11]通過直接效應模型、調節效應模型以及門檻模型，利用動態面板估計方法開展研究，發現ICT 對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相互融合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劉英基等[12]利用固定效應模型、調節效應模型，實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通過組織、技術和產品創新等渠道賦能文旅產業融合高質量發展。楊利等[13]與唐睿等[14]利用中介效應模型探究數字經濟發展驅動文旅產業融合的機制路徑，認為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擴大市場潛力、強化城市創新能力、提升政府效率賦能文旅產業融合。袁惠愛等[15]利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分析數字經濟發展對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發現前者對后者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在高分位點影響更加顯著。

綜上所述，關于文旅產業融合以及數字賦能的研究較為豐富，但研究主要集中于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直接作用，側重數字經濟發展與文旅產業融合之間非線性關系的研究較少，且鮮有研究通過構建文旅產業融合指標體系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因此，本研究基于2010—2021年我國30 個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臺）的面板數據，構建省域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與文旅產業融合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利用時間、個體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基準回歸分析，以數字技術的研發強度作為門檻變量，利用面板門檻模型分析數字經濟發展與文旅產業融合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在大力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大背景下為數字經濟發展賦能文旅產業融合發展提供參考。

2 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影響機制和研究假說

2.1 數字經濟發展影響文旅產業融合的線性效應

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數據、算法等成為各產業發展過程中新的關鍵性要素，網絡搜尋成本大大降低，互聯網內容推送更加精準，數字技術推動跨界融合發展成為新常態。在此契機下，文旅產業也出現了新的機遇，大數據、人工智能、5G 等數字技術能夠在內容創作、營銷傳播、發展規劃等方面直接賦能文旅產業融合。

第一，在內容創作方面，數字技術能夠突破時間空間局限，擴充文旅產品的呈現形式。例如各地博物館將數字技術與文物展覽相結合，打造數字博物館，開設數字展廳，以3D 技術、大數據技術等立體全面掃描文物并附加相關講解，為游客打造沉浸式體驗；同時，利用互聯網技術、全景技術，打造線上博物館，將線下博物館的空間與功能搬到網絡上來，讓觀覽者在網絡上就可以接受文化的熏陶，實現足不出戶“游天下”。

第二，在營銷傳播方面，首先，借助數字化平臺如途牛、攜程、淘寶等拓寬文旅產品的銷售渠道，與此同時，游客在內容社區、點評社區、直播平臺、短視頻平臺等發布的相關文圖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去旅游，從而形成閉環，使得文旅產品消費者也參與到文旅產品的二次營銷之中。其次，如何吸引游客，將文旅相關內容精準推送至目標人群，是文旅產業營銷的關鍵，應依托多平臺的大數據采集技術強化分析和預測能力，使內容傳達更精準有效，為景區帶來客流量和更高的收益率。此外，通過線上預訂、網絡定制路線等，在屏幕中實現旅游全流程規劃，節約時間。

第三，在發展規劃方面，文旅產業融合需要進行科學的頂層設計、完整的系統規劃和產業的規劃建設，以符合文旅產業邏輯的算力與算法為支撐，建立數據網絡思維，圍繞文旅景區實際的發展，建立數據分析模型，完善和優化產業價值數據，發揮文旅大數據的優勢，為文旅產業的發展規劃提供有力的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2.2 數字經濟發展影響文旅產業融合的非線性效應

在數字經濟發展初期，數字技術發展尚存在不足，可能會存在信息泄露的風險，同時向其他產業的滲透率較低，可能會使得數字經濟發展促進文旅產業融合的效果不顯著。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技術逐漸成熟，文旅產業催生出更加豐富的應用場景，滿足多方位的市場需求，提高了生產效率。文旅產業利用數字經濟特性，創新文旅產品的產業鏈協作。利用數據、算法等生產要素和數字化平臺的組織模式，使文旅產品的消費者也參與到文旅產品的生產過程中來，讓消費者對文旅產品進行欣賞、評述、追蹤以及二次創作，促進文旅產業融合進一步發展，此時，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促進效果更為顯著。然而，當數字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數字技術所釋放的紅利逐漸減少，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會呈現下降的趨勢。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設。

假設2：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具有非線性效應。

3 模型設定、變量設置與數據來源

3.1 模型設定

考慮到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作用效果會受省份個體以及時間層面因素的影響，本文采用時間、個體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Fctit為i省份第t年的文旅產業融合，t=1，2，3，…，12；Digit為i省份第t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β為Digit的系數；Xit為一系列的控制變量（包括人均GDP、對外開放程度、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信息化水平），φ為控制變量的系數；α0為常數項，μi為個體固定效應，σ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式（1）分析了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線性效應，為探究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是否存在非線性效應，利用面板門檻模型分析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非線性效應。參考Hansen[16]的做法，構建如下門檻模型。

其中，R&Dit為i省份第t年數字技術的研發強度；β1、β2、β3…βn為不同門檻值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由于其門檻個數只有在實證分析后才能得出，目前門檻數量不確定，因此，將其暫設為有n個門檻（n=1，2，3…），γ1、γ2…γn為相對應的門檻值；I（·）為指示函數，滿足指示條件時，其取值為1，否則其取值為0；其余變量的含義同式（1）。

3.2 變量設置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文旅產業融合發展（Cct），文旅產業融合是指文化產業、旅游產業兩者之間的生產要素相互滲透、相互交叉重組，逐步使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突破原有產業邊界的現象與過程。本文參照周錦等[8]的研究，以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相關衡量指標為基礎構建文旅產業融合指標體系，其中，選取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一級指標，包括文化部門從業人員數、文化事業費占財政比重、文物藏品數等10 個二級指標，衡量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選取旅游產業高質量發展一級指標，包括A 級景區數、星級酒店數、旅行社數等7個二級指標，衡量旅游產業高質量發展，見表1。

表1 文旅產業融合指標體系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測算各二級指標的權重以及各省份文旅產業融合的綜合得分。首先，由于各二級指標的單位不同，采取歸一化消除量綱化帶來的影響。其次，進行指標評價的先行檢驗，其中，Bartlett 檢驗chi 卡方值為4 820.591，KMO 值為0.773（大于0.6），均符合標準。最后，按特征值大于1 的方法提取主成分，測算綜合得分，其得分越高代表該省份文旅產業融合程度越高。

（2）核心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為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為更全面地測算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借鑒楊勇[17]的做法并加以改進，采用數字金融、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3 個一級指標構建綜合評價體系。其中，數字金融一級指標下包括數字金融廣度、數字金融深度、數字化程度、金融普惠指數4 個二級指標；產業數字化一級指標下包括電子商務銷售額、有電子商務交易活動企業數、網上移動支付總額3 個二級指標；數字產業化一級指標下包括信息技術服務總收入額、信息傳輸、軟件服務業就業人員、軟件業務總收入額、電信業務總收入額4 個二級指標，詳見表2。選取的數字金融、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都有相應的經濟涵義，其中，數字金融代表居民獲取金融服務的便捷性，首先，移動支付的發展打開了場景金融的入口，推動了消費行為線上化、數據化、場景化，為金融賦能文旅產業創新發展提供了數據基礎；其次，近年來，各大商業銀行紛紛加快布局開放銀行的步伐，通過API、SDK、H5 等多種輸出形態，涉及訂票、餐飲、住宿、交通、零售、康養、文娛等多個泛文旅場景。再者，數字金融可以扎根場景化運營，布局景區商圈強場景。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以通過“線上+線下”場景化運營，提升景區商圈的客流量與活躍度，打造B 端強綁定、C 端高黏性、BC 端高活躍的強場景，助推各地文旅產業創新發展，本文選取北京大學數字經濟測算中心發布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報告》（2010—2021 年）中相關指標作為數字金融的二級指標。產業數字化代表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程度，一方面，數字技術打破了文旅產業的邊界，豐富了文旅產業的生產要素和運營模式等。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改變了游客的行為和認知，從傳統旅游向以智能設備、硬件設施、預測系統為工具的數字文旅轉變，文旅產業向著深度信息化、數智化方向發展，為游客帶來了諸多新的體驗方式和內容。而數字產業化代表的是數字技術產業的發展程度，工業互聯網、產業互聯網、物聯網在文旅產品生產各環節的應用提升了文旅產品的生產效率。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本文沿用文旅產業融合發展指標體系的測算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進行測算，各檢驗也均符合標準。綜合得分越高，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就越高。

表2 數字經濟發展指標體系

（3）控制變量?？紤]到現實中存在一些變量會對實證的客觀性產生影響，本文選取人均GDP、對外開放程度、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信息化水平5 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對外開放程度以貨物進出口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衡量，對外開放程度的變化會對旅游業的發展產生一定影響；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總值與第二產業總值的比值衡量，產業結構越完善，數字文旅的發展空間越大；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GDP 進行平減衡量，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的投入越大；信息化水平以郵電業務收入總值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

3.3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0—2021 年我國30 個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臺）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EPS 數據庫。此外，為保留數據最原始的特征，對不作處理的初始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統計結果見表3。

表3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

為分析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影響，基于前文測算的文旅產業融合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利用STATA17 軟件繪制散點圖，更加直觀地反映兩者之間的關系，見圖1。從散點圖來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文旅產業融合之間具有正向相關性。

圖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文旅產業融合的相關性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使用STATA17 軟件進行一系列回歸預檢驗，首先，利用LLC 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均拒絕原假設，即時間序列平穩，不存在單位根。其次，利用膨脹因子檢驗法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結果顯示模型整體的VIF 均值為5.47，小于10，即模型中各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最后，對模型進行KAO 檢驗，其結果顯示拒絕原假設，即模型具有較好的協整性。綜上，各回歸預檢驗均通過，可以進行后續分析。

利用Hausman 檢驗進行模型篩選，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即固定效應模型要優于隨機效應模型，與此同時，為了區別各個體之間的差異、消除時間層面不隨個體變化的因素，利用時間、個體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此外，由于文旅產業受不同地域的影響較大，對于標準誤的選取，采取以省份為層面的聚類標準誤，進行基準回歸分析，基準回歸結果見表4。表4 中，列（1）與列（2）為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影響，列（2）添加了相關控制變量，可見在加入控制變量以后，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促進系數增大，且模型R2值增加，即擬合度有所提升。列（1）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促進作用在1%水平下顯著，其影響系數達0.249，即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升1%，文旅產業融合提高0.249%，驗證了假設1。列（3）、列（4）、列（5）為數字經濟發展各一級指標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作用效果，其中，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而數字金融則在10%的水平下顯著。按正向促進效果排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數字金融，影響系數分別為1.159、0.723、0.046。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產業數字化是指利用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多角度、全鏈條的改造，對于文旅產業而言，互聯網、物聯網、5G 等助力文旅產業打造數字博物館、云展覽、云演唱會等新業態，激發文旅產業融合新動力，助推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數字產業化是指以數字技術為基礎擴展的一系列活動，如利用擴展現實技術實現虛擬旅游，利用計算機將真實與虛擬環境相結合，打造人機互動的體驗環境如VR、MR 等。數字金融是指在金融服務方面的可得性與便捷性，其普惠性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國內外游客，各景點的支付便捷性降低了游客的時間成本，帶來了更高的舒適性與便捷性。綜上，數字經濟發展的三個一級指標均可促進文旅產業融合。

4.2 內生性檢驗

通過基準回歸可知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有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不能排除內生性導致的實證偏誤，實證可能產生內生性的來源有二：第一，可能存在不可觀測的遺漏變量，盡管本文選取了一系列可能對實證產生影響的控制變量，但在現實中仍存在不可觀測的遺漏變量會對實證結果產生影響，影響實證結果的準確性。第二，可能存在雙向因果，本文論證邏輯為數字經濟發展會促進文旅產業融合，但在現實中可能是文旅產業融合到了一定程度后會反過來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若是存在這種現象，也會導致實證結果出現一定的偏誤。

綜上所述，為減少誤差帶來的偏誤，借鑒王偉婷等[18]的研究，選取數字經濟發展的滯后一期與滯后二期作為工具變量，利用工具變量法（2sls）進行內生性檢驗，探究實證是否存在嚴重的內生性問題，內生性檢驗結果見表5。表5 中，列（1）是以數字經濟發展指標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加入工具變量后，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正向促進作用依然顯著，作用系數大小也與基準回歸結果相似。列（2）是以數字經濟發展指標滯后二期作為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正向促進效果依然顯著，且在樣本量再次縮小的情況下，與基準回歸結果的回歸系數、顯著性區別不大，表明結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此外，對于工具變量的選擇，LM 檢驗、Cragg-Donald Wald F 檢驗與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檢驗結果均顯示不存在弱工具變量與識別過度的問題，即工具變量的選取具有合理性。

表5 內生性檢驗結果

4.3 區域異質性分析

由于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文旅產業融合在經濟發展、地理位置、資源稟賦、開放程度方面存在不同的差異，因此，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影響會由于地域的不同有所差異。為探究不同地區之間所產生影響的差異，借鑒劉英基等[12]的做法，將所選取的省份按東部地區（East）、中部地區（Mid）與西部地區（West）進行劃分，其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遼寧、山東、廣東以及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黑龍江、吉林、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重慶、四川、貴州、廣西、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

區域異質性分析詳見表6，總體來看，三個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促進作用均在1%水平下顯著，其中促進作用由大到小依次為：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部地區。這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起步早，其進一步釋放紅利的空間不大，此外東部地區文旅產業融合度相對較高，數字經濟發展對其促進作用相對較弱，而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起步相對較晚，數字經濟紅利還有很大的釋放空間，同時中西部地區的文旅產業融合度相對較低，此外中西部地區的旅游資源也較為豐富，因此數字經濟發展對中西部地區的文旅產業融合的驅動效果更明顯。表6 中，列（1）為東部地區的回歸結果，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促進系數為0.518；列（2）為中部地區的回歸結果，中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1%，其文旅產業融合提高1.010%；列（3）為西部地區的回歸結果，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促進系數為0.884。

表6 區域異質性分析

4.4 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避免出現偽回歸，采用四種穩健性檢驗方法進行檢驗，分別為更換被解釋變量、更換被解釋變量測算方法、更換核心解釋變量測算方法以及縮尾處理。觀察其回歸結果是否與基準回歸結果相似，若相似則穩健，否則不穩健。

（1）更換被解釋變量。前文被解釋變量是根據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測算的，此處參照王秀偉[7]的做法，以二者的耦合度作為文旅產業融合的指標（Cct），回歸結果見表7 列（1），根據回歸結果可知，其回歸系數、顯著性、變量符號均與基準回歸結果相似，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升1%，文旅產業耦合度相應提升0.393%。

表7 穩健性檢驗

（2）更換被解釋變量測算方法。改用熵值法對所構建的文旅產業融合指標進行測算，回歸結果見表7 列（2），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促進效果在1%水平下顯著，影響系數達0.511，與基準回歸結果相似，表明基準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3）更換核心解釋變量測算方法。改用熵值法對數字經濟發展指標體系重新進行測算，回歸結果見表7 列（3），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1%，文旅產業融合水平提升0.572%，其回歸結果依然與基準回歸結果相似，同樣表明基準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4）縮尾處理。為了消除極端值對實證結果產生的偏誤，對所有變量在1%水平下進行縮尾處理，回歸結果見表7 列（4），其影響系數、變量顯著性、作用方向均與基準回歸結果相似。

4.5 非線性關系分析

前文分析了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線性效應，認為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顯著促進文旅產業融合，考慮到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可能呈現非線性關系，故采用面板門檻模型對數字經濟發展與文旅產業融合間的非線性關系進行分析，以研發強度作為門檻變量，運用自主抽樣方法，進行300 次抽樣后，發現研發強度通過了單一門檻以及雙重門檻的檢驗，但未通過三重門檻的檢驗，檢驗結果見表8。

表8 門檻效應檢驗結果

表9 為面板門檻回歸的相關結果，當研發強度小于第一門檻值0.007 時，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正向促進作用在1%水平下顯著，影響系數為0.264；當研發強度處于第一門檻值與第二門檻值之間時，即大于0.007、小于0.040，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每提高1%，文旅產業融合提高0.453%，可見當越過第一門檻值后，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促進效果增強；當研發強度越過第二門檻值后，即大于0.040，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正向促進作用依舊十分顯著，影響系數為0.409，比處于兩個門檻值之間的作用系數要小，即在研發強度作為門檻變量時，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正向促進作用是先增強、后減弱的趨勢，即呈現倒“U”型的作用趨勢，驗證了假設2，門檻值的變動見圖2 與圖3。

圖2 第一門檻值

圖3 第二門檻值

表9 面板門檻模型回歸結果

5 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2010—2021 年我國30 個省份數字經濟發展與文旅產業融合的面板數據，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構建的相關指標進行測算，基于測算的數據，利用時間、個體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作用效果，并分析數字經濟發展各一級指標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作用效果，分地區探究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產生的不同影響，再利用工具變量法消除內生性對實證結果產生的偏誤，最后，運用面板門檻模型分析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非線性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1）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同時數字經濟發展的各一級指標均對文旅產業融合起到正向促進作用，促進作用大小依次為：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數字金融，這是由實體經濟作為經濟體系的中流砥柱所決定的，數字產業化作為數字技術產業集聚的表現其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作用也不容小覷，而數字金融給居民帶來的便捷程度也是十分關鍵的。

（2）從區域異質性來看，中國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均能促進對應地區的文旅產業融合，但各地區之間仍存在一定差異，其中，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促進程度由大到小依次為：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部地區，這是由于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起步早，相關紅利已經釋放，進一步釋放的空間不足；而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起步相對較晚，紅利釋放仍存在較大的空間，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在旅游資源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會呈現如此結果。

（3）研發強度的單一門檻值與雙重門檻值分別為0.007 與0.040，當門檻值小于第一門檻值時，數字經濟發展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促進系數為0.264；當門檻值處于第一門檻值與第二門檻值之間時，影響系數增加至0.453；當門檻值越過第二門檻值后，影響系數減少至0.409，即當數字技術的研發強度越過門檻值后，數字經濟發展促進文旅產業融合的作用減弱，呈現倒“U”型的作用趨勢。

5.2 政策建議

數字經濟發展能夠促進文旅產業融合，為了進一步激發數字經濟帶來的紅利，推動文旅產業融合，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激發數據資源要素潛力，提升數據流通共享水平。文旅企業應切實推進企業信息系統升級，提高數據開放共享程度，加強文旅消費大數據分析，精準把握市場需求，打通數據傳輸“堵點”。著力提升數據商用共享水平，開發文旅領域的應用場景，改善可信數據流通環境，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推動文旅大數據采集、儲存、加工、分析以及服務等環節產品的開發，打造極具特色的文化數據產業以及服務。政府應通過數據資源的融合應用，增強風險管理的實時化、決策支持的智能化以及資源配置的精準化，為文旅產業融合提供更好的服務。

（2）構建數字文旅平臺，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以公共旅游服務為切入點，通過整合各級文旅資源，構建全覆蓋、互通互聯、信息共享、高效便捷的一體化數字文旅平臺。政府層面，應鼓勵各類電子商務企業開發文旅服務功能與相關特色產品、舉辦文化消費大促、培育文化旅游產業相關人才，支持互聯網企業進行文化資源的傳播與數字文化數據的整合，支持具備相關資質條件的文化企業向其他領域拓展，孵化一批具有示范性的平臺企業，打造一批數字文旅龍頭企業。企業層面，應積極提高企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開發文旅產業融合新業態、新模式，提升企業間文化數據資源的共享程度，提高資源利用率，加強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之間的聯系，降低產業鏈成本，深入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提高文旅產業供給端的質量。

（3）實施數字賦能差異化戰略，加強區域文旅產業集群協同發展。數字經濟發展在各區域對文旅產業融合的促進作用略有差異。數字經濟發展對中西部地區文旅產業融合的促進作用更大，應大力扶植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全力打造一批具有特色的文旅產業集群，積極建設數字文旅產業園區、文旅創新基地、文化與科技融合試驗區，培育若干個產業鏈完善、創新要素富集、配套企業齊全的文旅產業發展集聚區。要以“東數西算”為抓手，加快推進東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協調發展。以發展文旅產業融合為契機，大力培育數字化人才與文旅產業人才，推動數字文旅高質量發展。

注 釋：

① 徐壯.2023 年“五一”假期國內旅游出游2.74 億人次同比增長70.83%[EB/OL].（2023-05-30）. https：//www.gov.cn/lianbo/2023-05/03/content_575404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