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體輿論引導中情感表達的誤區及對策分析

鄭爽

摘 要：公共輿論中的情感表達是引導輿論的有力方式，但是在輿論引導實踐中，部分媒體對情感表達持負面態度，認為不該把情感表達作為輿論引導的方式。因此，本文在梳理現有文獻的基礎上，闡釋了主流媒體輿論引導中情感表達的重要性，分析了部分媒體輿論引導中情感表達存在的誤區，提出應從情感建立、情感共鳴、情感強化三個方面著手，構建新型輿論治理觀，從而提升主流媒體在輿論場中的影響力。

關鍵詞：主流媒體；輿論引導；情感表達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24）02-0116-04

公正無偏、事實為尊、立場中立是新聞報道的基石，也是輿論引導所一直強調的。情感被視為影響輿論引導正確性與客觀性的因素之一，常常與負面新聞事件聯系在一起。但是，隨著新媒體技術的不斷涌現，網絡輿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擠壓著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空間，情感表達在輿論引導中的重要性已然凸顯。

一、主流媒體輿論引導中情感表達的重要性

如今，新聞與傳播界關于情感表達這一名詞的定性，往往處于批判立場，即當輿論引導出現問題時，學界往往將情感表達歸為不理性的情緒宣泄，導致情感被長期桎梏在理性的長河里。不過，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公眾發聲的機會增加，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能力受到了一定的沖擊。學者楊國斌指出：“公共領域未必僅僅是冷冰冰的言辭，反而可能為公共領域注入活力?！盵1]順著這樣的研究趨勢，筆者認為，應當重新探討主流媒體輿論引導中情感表達的重要性，希望能夠對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有所啟示。

（一）情感表達的指向性提高了解決問題的效率

情感表達并非對不存在的物質進行評判，而是對實際存在的客體進行表達，因此，情感表達具有強烈的指向性。它指向實在的對象，包括個體、團體、組織以及社會結構等其他客體。這種指向性不是沒有意義的，更不是單純地情緒宣泄。實際上，情感表達背后的強指向性揭示出真正亟待解決的問題，甚至是仍處于發展中的隱性極端問題。

正如劉濤所說，在演藝式抗爭中，情感不僅承載著微妙的資本屬性和社會階層屬性，同時還在表演環節和目的上發揮著雙重功效[2]。情感表達涉及的是表達主體對事件的評價，指向的是背后的個人或組織，旨在實現主體預期的特定目的，而這種強指向性能夠將問題外顯化，從而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

（二）情感表達的道德性提供了輿論引導的動力

公眾的情感表達中包含著對善惡的判斷，這種基于善惡的情感表達是推動輿論引導行為的關鍵因素。這種情感表達能夠形成一股道德力量，促進更多個體參與其中。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公眾成為發聲的主體，但他們并不是都具備專業知識或批判精神，因此，部分人表達的觀點缺乏客觀性，這就亟需主流媒體來引導輿論，修正或重構社會秩序。

（三）情感表達的共情性豐富了社會治理方式

情感表達的共情性體現在對他人情感的感知和理解上，這是公眾內心世界的感受和想法。通過情感表達，個體內在情感的可視性得到了增強，個體內部的情感得以呈現，同時，通過個體之間的情感交流，真實問題也會隨之浮出水面。這樣的表達具有感化性，能夠引發共鳴，驅使公眾從單純的感受轉化為具體可見的行動，從而達到主流媒體輿論引導想要促成的目的，即達到社會合意，豐富社會治理的方式。

二、主流媒體輿論引導中情感表達的誤區

網絡空間存在著多樣的情感表達方式，每種方式又代表著不同的觀點，多方非理性地表達就會產生負面影響，加劇各方對立。對此，我們應以理性引導情緒表達，用理性的力量抑制情感過度地表達[3]。主流媒體更應重視輿論引導中的情感表達，提升自身輿論引導能力和公信力。但是，縱觀主流媒體輿論引導現狀，部分媒體對情感表達資源的利用仍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誤為“非理性”病癥，缺乏人文關懷

當突發性事件發生時，部分媒體發布的信息存在遲緩或模糊等問題，公眾難以及時得到準確信息，導致恐慌、擔心等情緒在互聯網空間迅速蔓延。媒體此刻的輿論引導工作應該積極回應公眾的關切，說明事件的來龍去脈和最終結果，重點關注公眾的情感訴求，注重人文關懷。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輿論引導部門態度較為強硬，即在面對突發事件時，單純地將事件看作是“一撮人”導致的，認為這個事件是不理智的。比如，2019年7月，某大學的學伴制度在網絡中引發熱議，而有關部門一開始認為此事是被一撮人炒起來的熱度，并未認真回應公眾的情緒表達，導致公眾對此事產生質疑。在這次風波中，部分輿論引導部門過于關注輿論中的非理性表現形式，忽略了公眾亟待解決的問題，導致輿論引導缺乏人文關懷。

（二）將公共領域的難實現簡單歸結為情感表達，忽略情感指向性

在對網絡輿論理性與非理性的討論中，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認為，公共領域須符合以下特性：平等、開放、事關公共利益以及無偏倚性。弗雷澤認為哈貝馬斯筆下的公共領域過于理想化：它排除了底層群體和邊緣群體的參與，也排除了“情感”的實踐[4]。實際上，公共領域不能規避情感的介入，相反，情感本身就是公共領域的組成部分，因為公眾情感表達背后所指向的是他們對公共利益事件急需解決的期望，輿論引導部門若看到了公眾期望，并解決了公共利益事件所存在的問題，便會有益于公共領域的實現。

在2019年10月10日下午6點，江蘇無錫發生了一起高架橋側翻事故，這一意外事故立即引起了公眾的關注。13日晚上9點，“@無錫發布”發布了一篇題為《在重大事故面前，我們該如何理智且關愛地應對！》的文章，官方在這篇文章中以一種詼諧的口吻、調侃的方式“斥責”了公眾的過度情緒化言論：“比事故原因、調查結果飛得更快的是朋友圈里你來我往、似真似假的揣測……在官方通報到來之前，網絡見證了一撥面對重大事故的自嗨，悲情的意味很少?！边@篇回應并未消除負面輿論，甚至還遭到了公眾的質疑。人民網針對“@無錫發布”回應的事件提出了觀點：“面對此種輿論波動時，無錫官媒應當做的是重視民眾的感受與情感表達，并及時發現情感表達指向的問題，以平等姿態回應公眾期許，而不是忽視公眾情感表達背后所指向的問題?！北M管輿論中公眾的煽情表達打亂了網絡輿論空間的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公眾話語的表達，促進了公共領域的形成。

（三）激情回應和迂回情感方式容易激化矛盾

在輿論引導工作中，部分媒體可能存在固守舊有觀念、思維方式不夠科學、方法相對單一等不足，使輿論引導工作陷入困境，出現諸如過度解讀、倉促回應、胡亂應對等現象。公眾的訴求無法得到滿足，便會產生怨懟情緒，甚至部分人在網絡空間中肆意發表言論來宣泄情緒，導致主流媒體難以進行輿論引導，輿論場變得較為混亂，容易引發重大輿情。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部分媒體被公眾的情緒化表達所激怒或產生畏懼情緒，采取激情回應或迂回情感方式，會進一步激化矛盾，導致矛盾事件進一步升級。

激情回應是指媒體被網民的情緒所裹挾，回應內容不夠理性甚至情緒化。而迂回情感方式可以理解為輿論引導者雖然善于運用情感話語，但所回應的內容與問題本身或公眾所期待回應的問題不相關，本身是想轉移矛盾，但是容易弄巧成拙。激情回應中包含著非理性的偏激因素，容易導致輿論偏向單純的情緒宣泄；迂回情感方式則會加劇公眾不滿，甚至出現制造謠言、倒逼真相等問題?？梢?，這兩種回應方式都會激化矛盾，有損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力。

三、主流媒體輿論引導中正確表達情感的對策

在輿論環境中，情感表達一方面可能導致眾聲喧嘩、輿論混亂等現象，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主流媒體輿論引導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就需要輿論引導者轉變固有觀念，正確看待情感表達所帶來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隨著形勢發展，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創新理念、內容、體裁、形勢、方法、手段、業態、體制、機制，增強針對性和時效性，要適應分眾化、差異化傳播趨勢，精確定位受眾，善于設置議題，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聲部的主流輿論矩陣[5]。習近平總書記著重強調在新的歷史階段，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工作應將重心置于公眾之中，重視公眾的參與權、知情權，積極回應公眾的情感表達與期待，轉變文風，調整工作作風，讓報道內容豐富、生動有趣，吸引公眾的注意力，激發他們的興趣，進而樂于傳播。這對新時代下主流媒體在輿論引導中的角色定位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簡而言之，主流媒體輿論引導中正確表達情感的策略包括以下三個層面：

（一）情感建立：議題設置為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塑造情感機制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主流媒體進行輿論引導的場域已經從線下轉到了線上。因此，主流媒體在進行輿論引導時要關注網絡輿論的議題設置、整合營銷等，從而更好地進行情感表達，提升自身的輿論引導力。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視頻、移動客戶端）已經成為社會輿論傳播的主要載體，這些新媒體平臺借助技術特性將情感與多元的故事元素交織在一起，傳播至公眾生活的各個角落，進一步推動個人的主觀色彩成為網絡輿論信息傳播的主要特點。因此，如何有效地運用情感表達方式治理網絡輿論的個人情緒化表達，是目前主流媒體應當關注并亟需應對的問題。具體來說，主流媒體要積極回應公眾關切，重視網絡輿論的情感表達，深入理解并掌握新媒體時代下輿論引導情感表達的規律，充分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和公信力優勢，在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臺積極進行情感表達，主動策劃話題，堅持內容為王、以情感打動人心，傳遞公眾最想表達的聲音，從而營造積極正面的輿論環境。例如2022年7月1日，《人民日報》微博直播了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大會上強調的“香港不能亂也亂不起”“香港與內地是一家人”等表達強烈愛國情感的議題，獲得了較好的輿論反響。

（二）情感共鳴：游戲互動為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創建情感體驗

主流媒體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政治動員。特別是在特殊節點，主流媒體可以通過各種宣傳途徑激發公眾的愛國熱情，增強其民族認同感。例如，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重要報道中，權威媒體與相關機構共同策劃了具有深厚政治傳播內涵的新聞報道或電視節目，這一創新性舉措有力地促進了政治意識的普及。學者成伯清提出，我們社會上所表現的情感體制可以分為三個類型：裝飾體制、體驗機制和表演機制。具有深遠影響力的媒介事件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細致規劃和廣泛推廣的，它們通常在特定的時機或環境下出現，能夠巧妙地構建布局，引發公眾的情感共鳴，并推動輿論的引導進程。成伯清特別強調了表演機制的強大功能，認為它能夠聚集群體、創造情感聯系、創建“情感社區”。這種機制主要通過戲劇化和視覺化的方式，尤其是借助生動的形象，給人帶來強烈的情感沖擊[7]。

隨著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置身于新媒體時代的主流媒體可以通過融合媒體報道手段，運用融媒體技術實現參與式互動與游戲式情感體驗的構建。例如，2021年，在新華網為記錄全國兩會發布的互動H5《兩會“?！毙奶飞?，網友可以根據自己的互動數據生成個性化海報，這種以游戲互動的方式構建的情感共同體，達到了主流媒體輿論引導的目的?？梢?，盡管互聯網的發展給傳統主流媒體帶來了不小的挑戰，但只要主流媒體轉變思路，積極運用現代技術來提升情感體驗互動效果，牢固樹立用戶中心思維，用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報道，就能夠助推主流輿論引導在速度、廣度、深度上實現突破。

（三）情感強化：人文關懷為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傳遞情感表達

在傳統的認知里，新聞媒體通常認為情感是帶有偏見、非理性色彩的元素，導致新聞報道缺乏客觀性。因此，情感被視為需要抑制和規范的對象，甚至被譴責為“不良因素”，但是當突發事件發生時，情感卻能成為主流媒體表達人文關懷的橋梁。例如，2022年3月21日，在“東航MU5735航班失事”突發事件中，由于當地主流媒體巧妙地根據新媒體時代的傳播矩陣變化適時調整了傳播策略，將情感化傳播作為主要手段，并積極解答公眾疑問，多次舉辦發布會回應事件進展，滿足了公眾的信息獲取需求，成功助推了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工作，為其他媒體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借鑒。除此之外，當地媒體還在微博上采用圖文并茂的形式解讀事件始末，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獲得了較好的報道效果。例如，“救援人員仍在現場全力搜救，仍在爭分奪秒地與時間賽跑……相信他們依然活著！”這些充滿希望的詞語讓公眾感受到了當地主流媒體的人文關懷。由此可見，主流媒體在輿論引導中應當積極回應公眾期望，運用情感表現方式表達對公眾的關心、重視人文關懷，以此來構建新型輿論引導觀、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情感的良好表達與傳遞有利于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特殊的情感表達案例為應對這些挑戰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參考，展現出人文關懷在輿論引導情感表達中的重要性。

四、結 語

主流媒體應當擔負起社會責任，學會正確運用情感表達，思考如何運用情感表達策略擴大輿論陣地，促進各方平等積極地進行交流互動，從而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的輿論生態環境，更好地彰顯主流媒體的價值擔當。

參考文獻：

[1] 楊國斌.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9（9）：39-66

[2] 劉濤.情感抗爭：表演式抗爭的情感框架與道德語法[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69（5）：102-113.

[3] 張濤甫，王智麗.中國輿論治理的三維框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9）：32-36

[4] 曹勁松.網絡輿情的發展規律[J].新聞與寫作，2010（5）：45-47.

[5] 習近平.新聞思想講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9.

[6] 成伯清.當代情感體制的社會學探析[J].中國社會科學，2017（5）：84-102.

[責任編輯：李慕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