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修·帕里斯的行程地圖與中世紀地圖制作者世界觀的轉變

陳志堅

摘 要： 13世紀中后期，英格蘭本篤修士馬修·帕里斯及其后繼者在圣奧爾本斯修道院創作了一系列行程地圖。這些地圖原是編年史抄本序章中的一部分，不僅包括自倫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亞的分段路線圖，還包含作為此行程出發地與目的地——不列顛與巴勒斯坦的區域地圖。長期以來，研究者多以傳統的宗教進路來解讀這些行程地圖，視其為一種精神的朝圣之旅，認為作者旨在為那些不能親臨圣地的修士開啟一次通往天上耶路撒冷的富有想象力的旅程。然而，以抄本古文字學與古抄本學方法考察這些行程地圖可發現，它們不僅在外觀上呈現出與傳統基督教地圖迥然不同的特征，還在很大程度上呼應了金雀花王朝統治者擴張領土以建立帝國的野心與欲求。不僅如此，基于新近復興的古典地理學知識，這些行程地圖的實用性、精確性與科學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強。

關鍵詞： 馬修·帕里斯；世界之布；行程地圖；中世紀；世界觀

中圖分類號：K561.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0766（2024）01-0129-14

13世紀的英格蘭本篤修士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是一位歷史學家，其本職工作是為其所屬的圣奧爾本斯修道院（St Albans Abbey）創作一部編年史，即為后人所熟知的《大編年史》（Chronica Maiora）。除此之外，馬修還是一名地圖制作者，他先后繪制了4種包含倫敦至阿普利亞（Apulia）的路線圖（以下簡稱“路線圖”）以及巴勒斯坦區域地圖、不列顛區域地圖在內的行程地圖（以下簡稱“行程地圖”）。馬修的這些地圖“具有重要意義，這并不是因為它們所具有的時代影響力，而是因為它們的獨創性，馬修正在嘗試他那個時代不為人知的制圖理念，而且這些制圖理念在當時還沒有被普遍理解”。在馬修生活的年代，體現基督教宗教理念的T-O地圖居于主導地位，勢頭正盛。與之相比，馬修的地圖在基本方向、實用性與精確性方面呈現出極大的創新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馬修是一名早熟的制圖者，其地圖所呈現的先進制圖理念一直處于領先地位，直到中世紀末期波特蘭海圖（portolan chart）的誕生。

自吉爾森于1928年將馬修繪制的4種不列顛地圖制版刊行以來，學者對于這些不列顛地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行程地圖給予了廣泛關注。研究者首先對于行程地圖的創作者及創作時間進行初步探討并普遍認可抄本古文字學家理查德·沃恩通過分析馬修的字體得出的結論，即認為“這些行程地圖均是圣奧爾本斯修道院修士馬修及其后繼者創作的”。馬修不僅是一位出色的編年史家，還是一位杰出的抄本縮微圖畫家，他在繪制抄本縮微圖、地圖、人物畫像時擅長用稀釋顏料對深色墨水勾勒的草圖進行著色以制造一種水洗的效果，從而開創了一種“著色繪畫”（tinted drawings）的風格。正因如此，在后來的藝術史中，這一類型的彩色繪畫往往被稱為“圣奧爾本斯流派”（School of St Albans）或“馬修·帕里斯流派”（School of Matthew Paris）。有學者以繪畫風格為標準對行程地圖進行研究，也印證了沃恩的上述結論。M. R. James，“The Drawings of Matthew Paris，”The Walpole Society，vol.14 （1925-1926），pp.1-26.另外，行程地圖的來源也從一個側面佐證了上述觀點——它們大都來自馬修及其后繼者所編纂的編年史抄本之中，部分來自圣奧爾本斯修道院官方文獻匯編或者馬修最好的合作伙伴兼衣缽繼承人沃靈福德的約翰（John of Wallingford）的札記簿。有證據表明，沃靈福德的約翰曾對一幅從馬修那里獲得的不列顛地圖增補了系列內容，參見Vaughan，Matthew Paris，p.243；也有學者指出，Royal抄本中的不列顛地圖D很有可能是馬修的后繼者為了呼應愛德華一世對蘇格蘭的領土主張而制作，參見Daniel K. 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 Itinerary Fit for A King，”in Palmira Brummett，ed.，The “Book”of Travels：Genre，Ethnology，and Pilgrimage，1250-1700，Leiden： Brill，2009，pp.196-199.

然而，在上述一致的觀點之外，學者在很多問題上仍存疑問。例如，行程地圖中包含的小單元，如路線圖、不列顛區域地圖、巴勒斯坦區域地圖，是獨立的存在，抑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馬修及其后繼者繪制這些行程地圖的意義何在？它們又反映了制圖者的何種觀念？早期研究者傾向于否認路線圖、巴勒斯坦區域地圖與不列顛地圖之間的聯系，認為它們只是因為抄本裝幀而被偶然并置，彼此之間并無必然聯系。例如，沃恩以及更早的研究者比茲利就持這種觀點。Vaughan，Matthew Paris，p.247; C. R. Beazley，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A History of Exploration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 from the Close of the Ninth to the Midd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900-1260，vol.2，London： Henry Frowde，Amen Corner，1901，p.588.不僅如此，早期研究者還傾向于認為，行程地圖與編年史插圖具有同樣的功能，是作者為了闡釋、說明編年史文本而制作，目的是將編年史中提到的城市、城鎮、河流、山脈等等風物具象化、空間化，從而幫助閱讀者更好地理解編年史。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有蘇珊娜·劉易斯與伊芙琳·埃德森。Lewis，The Art of Matthew Paris in the Chronica Majora，pp.324-325; Edson，Mapping Time and Space，pp.123-124.

進入21世紀以來，研究者有了兩類新發現。其一，學者逐漸認識到，路線圖與區域地圖并非編年史的附屬物，編年史中所提及的很多地名如耶路撒冷、阿卡與開羅等，與地圖上的地名并無一一對應關系。換言之，繪制地圖并非為了向讀者展示上述地名所在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路線圖、區域地圖與編年史是一種平行關系。P. D. A. Harvey，Medieval Maps of the Holy Land，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2012，pp.74-75.其二，學者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了路線圖與區域地圖之間的聯系。例如，在阿普利亞地圖的左上角，馬修標記了如下文字：“此為通過阿普利亞去往阿克的路線?！痹偃?，在不列顛地圖中也隱藏著倫敦與多佛之間的路線圖，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視為路線圖中的英格蘭部分。再如，在西西里島的最末端一個叫特拉帕尼（Trapes）的地方，馬修標注道：“理查德伯爵從圣地返回時曾經過這里?！盞atharine Breen，“Returning Home from Jerusalem： Matthew Pariss First Map of Britain in Its Manuscript Context，”Representations，vol.89，no.1 （Winter 2005），pp.73，77.這些發現讓絕大多數學者相信，路線圖與區域地圖之間存在聯系，并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以此為基礎，學者開始構建這些路線圖與區域地圖的整體性意義。丹尼爾·康諾利提出了“想象的朝圣”的概念，認為路線圖、巴勒斯坦地圖與不列顛地圖構成了一套完整的行程地圖，從而為那些不能離開圣奧爾本斯修道院遠行的修士打造了一次精神的朝圣之旅?？抵Z利還指出，這種行程地圖與修道院回廊中所繪制的朝圣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前者效果更佳，因為修士在閱讀中自然會用手去翻動書葉，然后目光跟著路線圖上下移動，口中默念著地圖中的說明文字。到達阿普利亞所在葉面時，修士還可通過操作可折疊的側翼，想象著后續的海上路線。如此一來，修士的手、眼、心、口等身體部位將會深度參與這一想象的朝圣之旅，從而在更大程度上營造出身臨其境的氛圍。Daniel K. Connolly，“Imagined Pilgrimage in the Itinerary Maps of Matthew Paris，”The Art Bulletin，vol.81，no.4 （1999），pp.598-599; Daniel K. Connolly，The Maps of Matthew Paris：Medieval Journeys through Space，Time and Liturgy，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2009，pp.1-2.凱瑟琳·布林則更進一步，將往往被置于最后的不列顛區域地圖理解為朝圣行程的返程部分，從而構建了一個更加完整的朝圣行程。Breen，“Returning Home from Jerusalem，”pp.63，87.

盡管在中世紀基督教制圖觀念占主導地位的大背景下，以精神朝圣的思路理解行程地圖頗有闡釋力，但仍無法完整地解釋其中的一些元素，特別是相對于主流的基督教制圖觀念而言頗具創新性的部分，諸如：路線圖以南為上，不列顛地圖以北為上的朝向；路線圖中精確標注里程的條狀直線；對南意大利的關注程度遠遠勝過羅馬；在巴勒斯坦地圖中，對阿克城墻、城堡等軍事防御設施描述的詳細程度遠遠勝過耶路撒冷；4種不列顛區域地圖自身存在的差異及流變等。近年來，有學者已意識到這些問題，并開始嘗試在宗教觀念之外的政治、歷史語境中解讀行程地圖。如維多利亞·莫爾斯注意到地圖的政治用途在13世紀的英國得到長足發展，并認為馬修的路線圖與區域地圖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地圖作為統治和知識象征的力量，或許正是在此意義上，西西里和阿克分別在南意大利與巴勒斯坦區域地圖中被重點強調。Victoria Morse，“The Role of Maps in Later Medieval Society： Twelfth to Fourteenth Century，”in David Woodward，ed.，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3，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Part 1，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pp.35，39，41-42.丹尼爾·伯克霍爾茨追溯了亨利三世與愛德華一世對地圖的興趣，并認為他們很有可能利用地圖體現其對領土與權力的野心。Daniel Birkholz，The Kings Two Maps：Cartography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2004，pp.12-13.康諾利的最新研究表明，Royal抄本中的不列顛地圖D實際上呼應了愛德華一世對蘇格蘭領土的主張。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pp.196-199.由此可見，近年來學者的研究雖然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路徑，但相關研究成果或失之于簡，僅是一個初步的判斷；或無意做整體性探討，僅涉及問題的一個方面。筆者擬以抄本古文字學（paleography）與古抄本學（codicology）方法考察馬修繪制的行程地圖，以期在梳理傳統基督教制圖觀念的基礎上揭示其全新的制圖理念，并嘗試評估金雀花王朝的政治訴求于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馬修·帕里斯其人及其行程地圖

馬修·帕里斯，亦稱巴黎人馬修（Matthew the Parisian），出生于1200年左右，并于1217年進入圣奧爾本斯修道院成為一名本篤會修士。圣奧爾本斯修道院于公元793年由麥西亞國王奧法（Offa）捐資修建，到馬修生活的年代，也已存在400余年。該修道院不僅具有悠久的歷史，更以其撰史傳統而聞名，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與王室的密切關系。1236年，馬修繼承了該修道院編年史家溫多弗的羅杰（Roger of Wendover）的衣缽，就此開始了其撰史生涯。在馬修領銜撰史期間，修道院與王室的關系變得更為密切。不僅國王亨利三世經常到訪修道院，馬修也經常被邀請參加宮廷重要活動。據記載，亨利三世曾于1244至1257年間先后8次到訪修道院，每次都捐贈大量布帛、財物。1251年，亨利三世到訪時送給修道院3塊絲綢布料，并且還特意詢問馬修他已向修道院捐贈了多少塊絲綢布料，以及修道院是否已遵照他的命令，在這些絲綢布料上都寫上“英王亨利三世捐”字樣。國王得到的答案是31塊，而且沒有其他國王捐過如此之多。不僅如此，馬修還與亨利三世保持著良好的個人關系，常常出入宮廷，有資格與國王共桌就餐、親密交談，甚至可以當面向國王抱怨其遭遇的不公。另外，國王還是馬修的贊助人，曾親自委托他撰寫《懺悔者愛德華生平》一書。1247年，在威斯敏斯特大廳舉行的一場盛大儀式上，亨利三世發現了馬修，特地讓他坐在自己身邊，并要求他記錄當日發生之事。隨后，國王還邀請馬修共進晚餐。1257年，馬修在國王的宮廷里逗留了一周，在此期間與國王形影不離，無論國王“在餐桌邊，在宮殿里，還是在房間里”，由此，他從國王那里獲得了大量信息。David Carpenter，Henry III： The Rise to Power and Personal Rule，1207-1258，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20，pp.171，454，521，541，551，615，715，521，399，403.遵循著圣奧爾本斯修道院的撰史傳統，并基于不斷從宮廷中獲得的第一手資料，馬修寫出了大量歷史著作。

在馬修撰寫的史著中，《大編年史》與《英吉利人史》（Historia Anglorum）最負盛名。從著述體例上講，前者屬于普遍史，涵蓋自創世至1259年的世界歷史，是馬修在溫多弗的羅杰所著編年史《歷史之花》（Flores Historiarum）的基礎之上編纂而成的。后者則屬于專門史，側重講述英吉利人的歷史，其絕大部分史料來源于《大編年史》，實際上是《大編年史》中與英吉利人相關史料的匯編本。除此之外，馬修后來還在《英吉利人史》的基礎上推出一個更加簡略的版本，名為《英吉利人史簡編》（Abbreuiatio Compendiosa Chronicorum Anglie）。本文所涉及的行程地圖便主要來自這幾部著作的序章部分。但不幸的是，這些著作均未能以其原始的形制完整地流傳下來，而是在不斷被拆分、重組、裝幀的過程中形成了新的抄本，并由不同的圖書館收藏。同樣地，行程地圖在此過程中亦難免被拆分、重組的命運，并最終以零散的狀態分處于幾個新抄本中。

馬修的《大編年史》是一部三卷本史書，現分處于三個不同的抄本中。其第一卷涵蓋自創世至1188年的歷史，可見于劍橋大學基督圣體學院所藏引證號為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的抄本之中（以下簡稱MS 026抄本）。該抄本的序章部分涵蓋一套相對完整的行程地圖（以下簡稱行程地圖1），包括自倫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亞的路線圖以及巴勒斯坦區域地圖，但缺少不列顛區域地圖。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ols.ir-ivv.其第二卷涵蓋自1189至1253年的歷史，可見于劍橋大學基督圣體學院所藏引證號為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16的抄本之中（以下簡稱MS 016抄本）。該抄本中的行程地圖（以下簡稱行程地圖2）包含不完整的自倫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亞的路線圖、巴勒斯坦區域地圖以及一幅不列顛區域地圖（以下簡稱地圖B）。1928年，吉爾森（J. P. Gilson）匯集了馬修繪制的與其行程地圖相關的4張不列顛地圖，并將其制成彩色圖版出版。在該書中，吉爾森將4張地圖簡稱為：地圖A、地圖B、地圖C、地圖D，筆者在本文中沿用這一約定俗成的簡稱。參見J. P. Gilson，ed.，Four Maps of Great Britain Designed by Matthew Paris about A. D. 1250，Produced from Three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One at Corpus Christi College，Cambridge，London：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Sold at the British Museum and by Bernard Quaritch，Ltd，1928，p.3. 其中，路線圖僅殘留自蓬特雷莫利（Pontremoli）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亞的部分。不僅如此，所有這些地圖在MS 016抄本中均以半葉的形式存在。2003年，基督圣體學院圖書館又對MS 016號抄本進行了重新裝幀。此時，該抄本又被分為上下兩冊，抄本前面的序章部分單獨裝訂成冊，并被命名為MS 016 I，后面的正文部分單獨成冊，并被命名為MS 016 II。正文中所述行程地圖、巴勒斯坦區域地圖及不列顛地圖部分，參見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16 I，fols.iiir-ivv.其第三卷涵蓋1254至1259年的歷史，可見于大英圖書館所藏引證號為Royal MS 14 C. VII的抄本中（以下簡稱Royal抄本）。該抄本序章部分包含一套完整的行程地圖（以下簡稱行程地圖3），包括倫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亞的路線圖、巴勒斯坦區域地圖以及不列顛區域地圖（以下簡稱地圖D）。除了《大編年史》第三卷，Royal抄本中還包含馬修的《英吉利人史》。Royal MS 14 C.VII，fols.157r-231r，2r-5v，8v-156v，British Library，London.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共享抄本前面的序章部分。除此之外，在一部名為《增補冊》（Liber Additamentorum）的圣奧爾本斯修道院自用文獻中，還存有一套不完整的行程地圖（以下簡稱行程地圖4），它僅包含自倫敦至那不勒斯的路線圖，可見于大英圖書館藏引證號為Cotton MS Nero D. I的抄本（以下簡稱Nero抄本）。Cotton MS Nero D.I，fols.183v-184r，British Library，London. 行程地圖4雖然在風格上與行程地圖1、2、3類似，但在形式和內容方面均相對簡略，沒有采用常規的一葉兩欄形制，而是一葉三欄且忽略所有支線行程，僅繪制主線行程，很有可能是馬修在正式繪制行程地圖1、2、3之前的構思草圖，后來作為備用資料被收錄進修道院自用文獻《增補冊》中，與修道院創始人《奧法生平》（Vitae duorum Offarum）、《歷任修道院長生平》（Gesta Abbatum）等文獻并列。不僅如此，馬修繪制的另外兩種不列顛地圖明顯也與行程地圖密切相關，但由于種種原因已被單獨裝訂在其他抄本中：其一，在馬修以其《英吉利人史》為基礎縮編而成的《英吉利人史簡編》的序章部分，存在一幅馬修繪制的不列顛地圖（以下簡稱地圖A），可見于大英圖書館所藏引證號為Cotton MS Claudius D. VI的抄本中（以下簡稱Claudius抄本）。Cotton MS Claudius D. VI，f.12v，British Library，London.該地圖與布魯圖斯（Brutus）至亨利三世的系列國王畫像，以及自阿爾弗雷德大帝至亨利三世國王世系圖等重要文件并列，共同構成抄本的序章部分；其二，在馬修后繼者沃靈福德的約翰曾擁有的一本札記簿中，亦存在一幅不列顛地圖（以下簡稱地圖C），可見于大英圖書館所藏引證號為Cotton MS Julius D.VII的抄本中（以下簡稱Julius抄本）。Cotton MS Julius D.VII，fols.50v-53r，British Library，London.該地圖明顯是由馬修繪制，但從其所用色彩及內容看，仍屬于較為初級的草圖。沃靈福德的約翰肯定是從某種途徑獲得了這張地圖并對其進行了一系列改造，包括繼續在地圖上標注地名，以及在地圖背面空白處書寫文字。最后，他還將該地圖兩次折疊后與其札記簿裝幀在一起。該札記簿的核心內容是沃靈福德的約翰摘抄的系列編年史史料，主要摘自馬修的《大編年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向馬修學習撰寫編年史的實踐。Vaughan，Matthew Paris，p.243.

二、世界之布：中世紀基督教主流制圖觀念

中世紀的地圖一般被稱作“Mappamundi”。其中，“mappa”一詞在中世紀拉丁語中意為“桌布”或“餐巾”，可意譯為“地圖”；Jerry 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New York： Viking Penguin，2013，pp.94-95.而“mundi”則是“mundus”一詞的拉丁文屬格單數形式，意思是“世界的”（of the world）。如此一來，具有“世界地圖”之意的“Mappamundi”一詞其實可直譯為“世界之布”。這個詞語在古典時代晚期的拉丁語中從來沒有被使用過，彼時用來描述地圖的詞匯一般是“forma”（圖形）、“figura”（圖像）、“orbispictus”（區域圖）或者“orbisterrarumdescriptio”（區域地理描述）。盡管在中世紀，世界之布的稱謂是最常見的，但在談及地圖時，人們亦有一些其他的表達形式，如“inmaginesmundi”（世界的圖像）、“pictura”（圖像）、“descriptio”（描述）、“tabula”（圖表），甚或赫里福德地圖中使用的“estoire”（歷史）。David 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Ancient，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287.但在上述詞匯中，“世界之布”詞義最為穩定，自8世紀至中世紀末期一直被用來指代以基督教觀念描繪世界的圖像或文字。迄今為止，計有1100余幅這樣的地圖幸存了下來，其中大部分可見于中世紀的抄本之中，也有獨立存在且尺寸相當大的地圖，很可能是作為教堂或修道院的掛圖使用，例如外形類似房屋山墻的赫里福德地圖（Hereford Map），其最長、最寬處分別是1.59米和1.34米，是現存最大的“世界之布”。The Hereford Mappa Mundi Trustee Company Ltd，Hereford.

雖名為地圖，但“世界之布”并不像今天的地圖一樣客觀地反映空間的比例與尺寸，亦不能為人們出行提供精確的信息，而是一種集合了時間、空間、事件、概念、色彩、文本、意象等元素的復雜集合體，集中反映了基督教有關“神學、宇宙學、哲學、政治學、歷史學、動物學、人種學”等知識的理念，是基督教徒眼中的世界形象。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95.一般而言，這些地圖具有以下特點：它們不僅比例嚴重失調，以東為上，還呈現出T-O的特殊形態；整個版面不僅充斥著自創世之日至末日審判的所有重要的圣經事件，還雜以各式各樣的奇幻動物和恐怖種族；作為圣地的耶路撒冷一般被安放在地圖中心位置，而末日審判的意象則往往被置于地圖頂端，這表明“頂部”（新耶路撒冷）而非“中心”（地上耶路撒冷）才是中世紀朝圣者最終的目的地，也是手持“世界之布”的信徒目光最終駐留的地方；包慧怡：《感官地圖上的靈魂朝圣之旅——中古英語長詩〈珍珠〉的空間結構》，《外國文學評論》2007年第2期。世界之布不僅是空間的展開，還涉及時間，在地圖上自東向西（自上而下）包含著一個從創世到救贖的完整敘事；世界之布雖以基督教神學世界觀為核心，但也包含一定程度的古典知識，這是早期教父與古典天文、自然、地理知識成就達成妥協的結果。由此，在以下部分筆者將以T-O形態、以東為上、中心與朝圣、象征主義意象、“歷史”敘事、奇幻動物與恐怖種族為重點，以赫里福德地圖、埃布斯托地圖（The Ebstorf Map）、Kloster Ebstorf，Ebstorf，Germandy （destroyed in 1943，20th replica）.詩篇地圖（The Psalter Map）、Additional MS 28681，f.9r，British Library，London.梭利地圖（The Sawley Map）有時亦稱“美茵茨的亨利地圖”（Henry of Map），參見Cambridge，Corpus Chisti College，MS 66，p.2.等中世紀地圖為主要案例，撮述“世界之布”的典型特征。

其一，T-O形態。T-O形態地圖是中世紀最為經典的地圖樣式，其整體外觀呈圓形，看起來像一個巨大的字母O，由此標識出地圖的邊界，其外圍環繞著海洋。圓形內部的三大水系整體上呈現為一個巨大的大寫字母T形態，從而將圓形大陸分成三大塊。T字母橫筆畫左側、右側及豎筆畫部分分別代表頓河、尼羅河和地中海。Catherine Delano-Smith，“The Intelligent Pilgrim： Maps and Medieval 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in Rosamund Allen，ed.，Eastward Bound：Travel and Travellers，1050-1550，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p.110-111; 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105.在由字母O與T建構的空間之中，上方的半圓是亞洲，下方位于T字母豎筆畫左右兩邊的區域則是歐洲和非洲，這三大洲又分別代表諾亞（Noah）的三個兒子閃（Shem）、雅弗（Japheth）、含（Ham）及其后代最初定居的區域。Saint Bede，On Genesis，trans. Calvin B. Kendall，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8，p.24; Naomi Reed 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The Hereford Paradigm，Woodbridge： Boydell Press，2003，p.13.實際上，T-O地圖本身亦是古典文化與中世紀基督教觀念相互妥協的產物。在古典晚期向中世紀過渡的關鍵期，部分早期教父如德爾圖良（Tertullian）、圣西普里安（St Cyprian）和圣安布羅斯（St Ambrose）等都極端敵視古代的學術成就，而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早期教父如奧古斯?。⊿t Augustine）、圣哲羅姆（St Jerome）以及圣伊西多爾（Isidore of Seville）等則主張吸收與借鑒古典學術成就。例如奧古斯丁就認為，“如果缺乏對天、地、世界等要素的相關知識，我們就無法更好地理解圣經”，他還聲稱，“為了更好地理解神的造物，在研習圣經的時間和歷史時，也須了解空間與地理”。圣哲羅姆遵從奧古斯丁的建議，在翻譯圣經之余還撰寫了一部名為《地點之書》（Liber locorum）的著作，并在書中給出了巴勒斯坦和亞洲的區域地圖。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p.102-103.圣伊西多爾則在借鑒古典歷史學家薩盧斯特（Sallustius）關于三大洲的相關記載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T-O地圖的構想，其著作《論事物的本質》（De natura rerum）與《關于詞源學的二十卷書》（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 libri XX）被認為是最早包含T-O地圖意象的作品。Burgerbibliothek，cod. 417，f.88v，Bern; 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13.因早期的T-O地圖在本質上只是一種簡要的示意圖，僅標注三大洲名稱或諾亞三個兒子的名字，很少有其他地名，所以其在T-O地圖的整體分類法中也常常被稱作是概要性三部分T-O地圖（Schematic Tripartite）。8至11世紀，T-O地圖繼續吸收來自馬克羅比烏斯（Macrobius）和奧羅修斯（Orosius）等古典學者作品中的知識，發展出了非概要性三部分T-O地圖（Nonschematic Tripartite）。這一新子類雖仍將有人居住的大陸分成三部分，但并不嚴格按照T-O模式繪制，而是按照各部分的歷史及其起源進一步細化與劃分各自的區域。它們通常強調地中海，并傾向于將海岸線繪制成參差不齊的效果。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43，347.總之，T-O地圖是古典知識與中世紀基督教世界觀不斷融合的結果，早期教父吸收了古典時代學者將有人居住的世界分成三部分的描述，并將其與創世紀中的世界起源觀念結合起來，奠定了中世紀基督教世界觀的基礎。

其二，以東為上。絕大多數中世紀“世界之布”以東為上，即以東為基本方向。一般而言，自標注為“東方”（Oriens）的“世界之布”頂端開始，以順時針方向行進，其右側為“南方”（Meridies），底部為“西方”（Occidens），左側為“北方”（Septentrio）。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13.其中，東方代表太陽升起的地方，南方標識了正午太陽所處的位置，西方則代表太陽落下的地方，北方的拉丁文名稱“Septentrio”源自數字“七”，指的是大熊座的北斗七星，是推算北方所在位置的參照。如此一來，現代讀者如果想更方便地觀察中世紀“世界之布”，最好的策略是將其順時針旋轉90度。不僅如此，在基督教圣典中，東方也是人間天堂伊甸園所在地，是亞當、夏娃被驅逐的地方，意味著俗世的開始。P. D. A Harvey，Mappa Mundi： The Hereford World Map，Toronto and Buffal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6，p.43.4世紀末的基督教神學家、敘利亞加巴拉的塞維里安（Severian of Gabala）主教解釋上帝將伊甸園放在東方，是為了“使人明白，正如天光西移，人類亦趨向死亡”。Clarence J. Glacken，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0，p.277.在“世界之布”東方的最頂端，一般是基督再臨并進行末日審判的地方，“因此也是新耶路撒冷（或稱天國耶路撒冷，上帝之城）的所在”。包慧怡：《感官地圖上的靈魂朝圣之旅——中古英語長詩〈珍珠〉的空間結構》，《外國文學評論》2007年第2期。另外，根據早期教父的觀點，早期的文明與帝國也多起源于東方，并隨著時間而漸次向西方轉移。Glacken，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p.278.不難看出，“世界之布”的基本方向根植于基督教經典與理念，集中體現了基督教的世界觀。

其三，中心與朝圣。在典型的“世界之布”中，如赫里福德地圖、詩篇地圖和埃布斯托地圖，耶路撒冷一般被置于中心位置，朝圣主題往往亦被強調。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187; Harvey，Mappa Mundi，pp.5，29; Chet Van Duzer，“The Psalter Map （c.1262），”in Dan Terkla and Nick Millea，eds.，A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Medieval Mappae Mundi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2019，p.186; Marcia Kupfer，“The Hereford Map （c.1300），”in Terkla and Millea，eds.，A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Medieval Mappae Mundi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p.244.在這些地圖中，不僅耶路撒冷受到重視，另外兩處朝圣地——羅馬與西班牙的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也特地被用亮紅色的顏料書寫。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115.對于基督徒來說，將耶路撒冷作為地圖的中心具有明確的合理性，《以西結書》第五章第五節中有云：“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將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國都在她的四圍?！?《以西結書》5：5，《圣經》（中英對照和合本，新修訂標準版），上海：中國基督教協會，2004 年。至13世紀時，自歐洲各地前往圣地朝圣的線路已經相當成熟，在這一時期的地圖中，朝圣路線沿途的城鎮名字一般以紅色顏料書寫，旨在強調。例如，赫里福德地圖的繪制者通過復制圣地附近的58個地名以再現同時代人前往圣地朝圣的經歷，其中有12個地名在任何同時代地圖上都沒有出現過。P. D. A. Harvey，“The Holy Land on Medieval World Maps，”in P. D. A. Harvey，ed.，The Hereford World Map： Medieval World Maps and Their Context，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2006，pp.247-249; G. R. Crone，“New Light on the Hereford Map，”Geographical Journal，vol.131，no.4 （Dec.，1965），pp.451-452. 至14、15世紀，將耶路撒冷置于地圖中心的習慣變得更為常見。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41-342.然而，如果將目光投向中世紀早期，可發現無論在伊西多爾式樣的概要性T-O地圖中，還是奧羅修斯式樣的非概要性T-O地圖中，乃至在馬克羅比烏斯式樣的帶狀地圖（zonal map）和更為強調宗教中心主義的真福地圖（Beatus map）中，耶路撒冷都不是明顯的中心。學者的研究表明，轉變發生于12、13世紀。在這一關鍵時期，十字軍東征給予了耶路撒冷前所未有的關注，從而逐漸促使“世界之布”的結構中心朝著耶路撒冷轉移。Anna-Dorothee von den Brincken，“Jerusalem on Medieval Mappamundi： A Site Both Historical and Eschatological，”in Harvey，ed.，The Hereford World Map，pp.373-374; 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40-342.

其四，象征主義意象?！笆澜缰肌敝羞€充斥著諸多抽象、神秘的象征主義意象，其主要做法是將基督的身體與T-O地圖緊密結合起來，以呈現創造、受難、救贖與審判等意象。首先，T-O地圖本身就是基督受難的象征符號。T-O地圖中的字母T不僅代表十字架，還是第19個希臘字母τ的變體（即cruxcommissa，意為“t型十字架”）。當T-O地圖中間的橫線兩端傾斜或者被斷開時，其受難的象征意義尤為明顯。其次，基督身體與T-O地圖的重合象征救贖。正如埃布斯托地圖與詩篇地圖所呈現的那樣，基督的身體與整張地圖疊加在一起，基督好似擁抱著整個世界。在埃布斯托地圖中，基督的身體更是與地圖完全重合，只有頭、手、腳從地圖的頂部、兩側與底部分別延伸出來。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34-335，290-291.再次，居于T-O地圖框架頂部的基督往往以末日審判的意象出現。例如，在赫里福德地圖頂部，即在代表人類時空俗世框架之外，所呈現的就是末日審判的場面：地圖頂部中央是審判中的基督；在他的右手邊，被拯救的人被引導到天堂；而在他的左手邊，在劫難逃的人被引導到地獄；在他的下方，圣母瑪利亞赤裸著乳房，用四行詩句為那些尋求她代禱的人懇求。Harvey，Mappa Mundi，pp.2-3; 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p.100-101.復次，居于T-O地圖頂部的基督有時亦以手持儀球的形象出現。恰如詩篇地圖中所呈現：居于地圖框架之外的基督露出半截身體，一雙手臂自然伸出，置于身體兩側，手與肩平齊；右手食指、中指、拇指向上，象征著圣父、圣子、圣靈三位一體；左手持寶球，寶球之上有明顯的T-O線條。手持儀球明顯是拯救的象征符號，與基督擁抱T-O地圖之意象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后，T-O地圖中所蘊含的數字“四”也是典型的象征符號，如四方向、四季節、四元素、四福音等。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35-336.這種源自古代亞里士多德學派的自然哲學理論由此也構成了基督教符號體系的一種，從而使得“世界之布”在符號象征與空間意義之間建立聯系成為可能。

其五，“歷史”敘事。中世紀的“世界之布”之中，不僅包含空間信息，還蘊含著基督教的“歷史”敘事，有效地將基督教的時間與空間統一為一體。時間的開端在地圖頂部，然后逐漸向下，直至地圖底部，在這一過程中，基督教的時間秩序與空間秩序完全相對應，即時間的展開對應著自上而下的空間轉移，因此這種歷史敘事也被解釋為“下墜”，并對應著世俗世界的“墮落”。在這種不斷墮落的歷史敘事中，文明與帝國也是從東方不斷向西方轉移。圣維克多的休（Hugh of St. Victor）在其極大影響了基督教地圖觀的論著《描述世界地圖此處“世界地圖”也即筆者所稱“世界之布”，是“Mappamudi”的不同譯法?！罚―escriptio Mappe Mundi）與《論諾亞方舟》（De Arca Noe）中指出，地圖上的時間和空間順序似乎在歷史事件的更迭中完美吻合了，有人類參與的世界歷史始于頂點（東方）的伊甸園和大洪水，隨后就一路下落。包慧怡：《感官地圖上的靈魂朝圣之旅——中古英語長詩〈珍珠〉的空間結構》，《外國文學評論》2007年第2期。大洪水之后，最古老的王國與世界的中心都在東方，包括亞述人、迦勒底人、米底人的帝國；隨后統治權又落入希臘人之手；隨著世界末日的臨近，至高的權力進一步落入了西方的羅馬人手中，是為基督教教義中的帝國轉移學說（translatio imperii）。Glacken，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pp.277-278; 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p.111-112.帝國權力與文明移動的軌跡，以及時間軸“墜落”的軌跡一致，自地圖頂部（東方）垂直向下移動，并最終結束于地圖的底部（西方）。由此可見，“世界之布”完美地將創世、救贖、末日的歷史統合在一起，并將其投射至平面地圖之上，從而造就了基督教獨有的時間與空間哲學。

其六，奇幻動物與恐怖種族?！笆澜缰肌敝型€充斥著奇幻動物與恐怖種族，而且距離地圖中心越遠，這些動物與物種就越是離奇。例如，在赫里福德地圖中，出現于小亞的山貓（Lynx）不僅能透視墻壁，尿液還能化為一塊黑色石頭?，F身于印度地區的蝎尾獅（Manticore）擁有人的臉、獅子的身體、蝎子的尾巴，長著三排牙齒、黃色眼睛、血紅皮膚，總是發出嘶嘶的聲音?？植赖乃够┤耍⊿cythians）會把敵人的頭顱制成杯子。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p.97-98.在世界的最北端，居住著野蠻民族歌革與瑪各（Gog and Magog），它們是諾亞之子雅弗的后代。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p.184-186.當末日降臨之時，撒旦會召集它們進攻耶路撒冷。亞歷山大來到高加索山脈之時，為了鎮壓這些部族，曾修筑高墻并將其阻于其后。在非洲南部上尼羅河右側，靠近地圖邊緣的狹長地帶，則分布著一系列恐怖種族。最先映入眼簾的是甘金埃塞俄比亞人（Gangines Ethiopians），它們拿著拐杖互相推擠。繼續往南，則有長著四只眼睛的馬米尼埃塞俄比亞人（Marmini Ethiopians）、嘴和眼睛長在胸口的無頭布萊明人（Blemmyes）、只能爬行不能走路的翹腿人（Himantopods）等。Brott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pp.98-99.以上這些奇異物種就像地圖上的其他元素一樣均以古代資料為基礎，但制圖者對資料的擇取明顯暴露了其態度。制圖者一般不選擇以客觀理性為基礎的普林尼的著作，而是大量援引索林努斯的《奇幻動物集》（Collectanea Rerum Memorabilium），不關心實際知識，而是更注重動物的奇幻特征。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331; 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p.104-105.經過揀選并進入基督教觀念體系之后，這些奇異物種往往被賦予固定的道德教化之意義，并形成了《動物寓言集》（Bestiary）和《東方奇跡》（Wondersof East）之類道德寓言集圖書。經過不斷傳播之后，其象征意義逐漸被模式化，并在中世紀社會中普及開來。在此過程中，原先關于該奇異物種的文本已變得不再重要，因此在傳抄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諸如文本缺失、錯位的現象，這也正是“世界之布”呈現一系列舛誤的原因所在。而這些奇異物種之所以能在中世紀流行并出現在“世界之布”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能彰顯上帝的創造之力。例如奧古斯丁就認為，這些奇異物種實際上是一種奇觀，不僅能證明上帝造物之能力，還被安排參與末日審判，能為所有人帶來救贖的消息。Kline，Maps of Medieval Thought，pp.111-115，147-148，106，134，146.不僅如此，中世紀教士還篤信，如果能讓這些奇異物種皈依基督教，則能在很大程度上證明福音的力量。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332.

不難看出，中世紀的“世界之布”是基督教會在有選擇地借鑒古典時代知識的基礎上所構建的集中反映其神學、宇宙學、哲學觀念的復雜綜合體。從本質上講，它們是一種觀念地圖，不是以科學，而是以信仰為基礎。由此，它們很少具有地理學實用價值，也很難能為出行的中世紀人提供精確的路徑導引。

三、敢為人先：馬修·帕里斯行程地圖的創新

如果將馬修繪制的一系列路線圖與區域地圖和上述集中反映基督教理念的“世界之布”相對比可以發現，二者在很多方面呈現巨大的差異，具體表現有二：其一，在地圖的“基本方向”（orientation）上，馬修的路線圖與區域地圖之中，除了一部分符合“世界之布”以東為上的標準之外，其余均明顯背離了這一標準。例如，馬修的路線圖以南為上，而不列顛地圖以北為上，在4種巴勒斯坦區域地圖中，有一張草圖以北為上；Oxford，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2，f.2v.其二，與充斥象征主義意象的“世界之布”相比，馬修的地圖大多是現實主義的，在很多方面呈現出實用性、精確性和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實踐意義。如馬修的路線圖不僅配備了單日行走的里程標志，還清晰標注了與區域圖之間的銜接點。另外，馬修的不列顛地圖已注意到比例的重要性，其海岸線邊緣也更符合實際。這些極具創新性的變化在基督教制圖理念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是不可思議的。由此，筆者在以下部分擬分方向、線路、精確性三個方面分別敘述馬修行程地圖的創新并分析其背后的動機。

其一，方向。在馬修的行程地圖之中，路線圖部分以南為上。如前所述，馬修共繪制了4種自倫敦至南意大利阿普利亞的路線圖，每種路線圖各分五段行進：第一段自倫敦至法國北部城市博韋（Beauvais）；第二段自博蒙特（Beaumont）至索恩河畔沙?。–halon-sur-Sane）；第三段自馬孔（Macon）至蒙塞尼（Montcenis）；第四段自蘇薩（Susa）至意大利薩爾扎納（Sarzana）；第五段自意大利的蓬特雷莫利經羅馬，并隨后到達南意大利的阿普利亞。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ols.ir-iiv.非常明顯，這條線路自倫敦一路南下，走陸路，經法國、意大利，最終到達阿普利亞。每一段路線圖均位于抄本的一葉（folio）的正面或背面之上，包含并排的兩欄條狀路線圖，每欄路線圖的讀法均是自下而上，目光移動到頂端之后再落至相鄰一欄的最底端，然后再繼續向上閱讀，閱讀軌跡形成一個大寫的字母N。由此推斷，馬修的路線圖是以南為上。而在南意大利一段的路線圖則呈現出一些與其整體上“以南為上”的基本方向不符的現象。在該段行程中，南部按理也應位于葉面頂端，北部位于底端，但實際上西海岸（包括那不勒斯和薩勒諾）卻被置于頂部。不僅如此，巴列塔、特拉尼、巴里、布林迪西和奧特朗托等城市則沿著垂直于葉面并沿地圖左側向下延伸的海岸線分布，與沿葉面頂部的西海岸幾乎成直角。Lewis，The Art of Matthew Paris in the Chronica Majora，p.346; Vaughan，Matthew Paris，pp.249-250.這一看似矛盾的處理方式卻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馬修該部分地圖的范本。中世紀時期伊斯蘭世界的地圖以南為上，這是因為穆斯林人早期的文明誕生在圣城麥加以北這一新征服的領土上，所以伊斯蘭世界認為南方是神圣的，并形成了向南祈禱的習俗。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337.對比馬修的路線圖與伊德里西（Al Idrisi）為西西里國王羅杰二世（Roger II of Sicily）創作的《羅杰之書》（Tabula Rogeriana）可發現，二者對南意大利的處理手法基本一致。這表明，馬修或許是從某個途徑接觸到了伊德里西的地圖，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影響，直接借鑒了其南意大利部分的處理方法。

馬修的巴勒斯坦區域圖計有4種，但其基本方向并不一致。其中，MS 026抄本、MS 016 I抄本、Royal抄本之中的巴勒斯坦地圖明顯以東為上，相關證據有二：其一，觀察海岸線、阿克城、耶路撒冷城的相對位置可發現，三者處于一條大約垂直于海岸線的直線之上，且海岸線位于最底部；其二，在這3種巴勒斯坦地圖中，阿克城規模明顯與耶路撒冷不成比例，阿克城占據了整個葉面的近四分之一，而耶路撒冷城的尺寸尚不足整個葉面的十分之一。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ols.iiir-iiiv.正因如此，阿克城中的一系列知名建筑的位置清晰可見，據此亦可判斷整幅地圖以東為上。而第4種巴勒斯坦地圖則以北為上，該圖最初被繪制在一張羊皮紙對開頁（bifolium）之上，占據其四分之一的葉面，后來該對開頁被裝訂進一部圣經手稿中，藏于牛津大學基督圣體學院，故第4種巴勒斯坦地圖又稱牛津巴勒斯坦地圖。牛津巴勒斯坦地圖雖是一張粗略的草圖，但卻有著極其精確的比例，整個版面之上既沒有冗長的描述性傳說，也沒有浮華的插圖，大量自然、人文的標志性特征均被標記，甚至還標出了許多沿海定居點之間的精確距離（以行走天數表示）。Oxford，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2，f.2v.不僅如此，該圖中的一些注釋還提供了有關各個地點相對位置的附加信息，有時甚至會糾正地圖中的錯誤。例如，雖然在地圖上大馬士革位于加利利海正北的約旦河上，但注釋正確地指出，事實上大馬士革不在約旦河上。Vaughan，Matthew Paris，pp.245-246.

馬修繪制的4種不列顛區域地圖（地圖A、B、C、D）無一例外均以北為上，被認為是中世紀拉丁西方最早的以北為上的地圖，在今人看來也是最為熟悉的，因為它們與今天地圖的布局基本一致。故這4種不列顛地圖也以其準確性與科學性而聞名于世。這些地圖整體呈狹長狀，不列顛群島一應俱全，蜿蜒的海岸線倍顯真實?；蛟S是出于對地圖比例的重視，馬修還在地圖的文本中特意標注：“如果葉面允許，那么整個島應當更長?！盬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288.在不列顛地圖A、B、C的上下左右四邊邊框之外還分別以拉丁文寫明了該邊的方向：“AQVILO”（北方）、“AVSTER”（南方）、“OCCIDENS”（西方）、“ORIENS”（東方）。Cotton MS Claudius D.VI，f.12v，British Library，London; Cotton MS Julius D.VII，fols.50v-53r，British Library，London.由此可見，不列顛地圖以北為上并非偶然，而是馬修刻意而為之，這也是許多讀者最大的疑問。有學者指出，不列顛地圖都包含從多佛到紐卡斯爾的行程，途經坎特伯雷、羅切斯特、倫敦、圣奧爾本斯、鄧斯特布爾等地，又因馬修的路線圖部分以南為上，因此不列顛地圖將南方安排在底部很有可能是為了方便對接路線圖。Vaughan，Matthew Paris，p.244.這種分析看似有道理，但實際上經不起推敲。如果是這樣，那么牛津巴勒斯坦地圖以北為上又作何解釋？筆者認為，馬修的不列顛地圖極有可能是受到了古典地理學知識的影響，因為在古典地理學傳統里，托勒密的世界地圖就是以北為上的。盡管此時托勒密的《地理學指南》（Geographia）一書仍未在拉丁西方出現，但卻有大量零散的古典地理學知識保存在了教科書中，在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奧羅修斯、馬克羅比烏斯等早期教父之中亦多有流傳。例如，氣候帶地圖學說在古典時代就已存在，馬克羅比烏斯將其繼承了下來，之后這一學說如同一條暗河，潛流了很長時間，終于在12世紀初在圣奧梅爾的蘭伯特（Lambert of Saint-Omer）那里再次發芽，隨后又在馬修的繼承人沃靈福德的約翰那里得到進一步發展。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arley an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pp.353-255.

其二，路線。馬修的不列顛地圖、路線圖、巴勒斯坦地圖共同構成了一條一以貫之的行程地圖，從倫敦出發，順著線路前行，最終可到達阿克城。馬修的行程地圖整體上呈現出直觀、貫通兩個特征。首先是直觀。馬修的路線圖絕非象征主義式樣，而是表現為直觀的條狀線性圖，無需想象力與聯想力，任何人都能看懂。它所呈現給讀者的是一種點對點的方位關系圖，先是以簡筆畫的形式給出兩座城市的縮略圖并標注城市名，然后用直線連接它們，同時沿著路線以紅筆縱向書寫“一天之行程，通往X地之路”（Jurnee—Le Chemin a X）這樣的格式語句。不僅如此，馬修在一些路段還會提供替代路線，供地圖使用者選擇。路線周邊出現的均是非常寫實的自然風物，如一只駱駝，一頭牛，或者幾棵棕櫚樹，基本上是當地的特色動植物，絕不會出現任何奇幻動物或恐怖種族。其次，馬修的路線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一個彼此呼應且貫通的整體。在多佛與英格蘭內地之間，有預先設置的導引路線；在南意大利阿普利亞，會標注登船去阿克的地點；在西西里島，康沃爾公爵理查曾經登島的地方被特意標記出來；在一些關鍵的節點，馬修會在路線圖葉面邊緣增設精巧的側翼，并寫滿指示性的信息。側翼翻轉之間，路線一目了然。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ols.ir-iiv，iir，iiir-iiiv.

其三，精確性。馬修的路線圖，包括區域地圖在內，能提供相對精確的行程信息。大英圖書館收藏的一部抄本顯示，在繪制其路線圖之前，馬修曾繪制英格蘭地區的線路草圖，該草圖描繪了4條道路相交的樣子。Cotton MS Nero D I，f.187v，British Library，London.如果追根溯源，我們可在古羅馬帝國道路圖中找到馬修路線圖繪制理念的源頭。在古羅馬道路圖中，制作于公元300年的波伊廷格地圖（Tabula Peutingeriana）最具代表性。波伊廷格地圖在一條長7米、寬30厘米的皮紙卷軸之上繪制了古羅馬10萬多公里的道路，城鎮與城鎮之間均標以精確的距離，不僅如此，該圖還根據帝國郵政系統的數據，詳細地繪制了居民點、驛站、浴場、河流、神廟和森林的位置，一度被認為是用于旅行或軍事活動的道路交通圖。Jerry Brotton，Great Maps： The Worlds Masterpieces Explored and Explained，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2014，pp.28-29.總體而言，拉丁西方的歷史寫作并不怎么關注空間問題，但時間平行線是歷史學家有關時間與空間關系的基本表達方式。馬修以一日旅行丈量全部里程的做法恰是使用了這一策略。

由此可見，馬修在繪制路線圖，乃至整個行程地圖的過程中，總是不憚于做各種嘗試，努力地接納和吸收可以制作出更精確、更科學的地圖的知識與技術。關于這一點，馬修自己曾有明確的表述。例如，馬修曾在他本人繪制的一張“世界之布”中隸屬于亞洲地區寬敞的空白處寫道：“這是修院長羅伯特·梅勒克利（Robert Melekely）和沃爾瑟姆修院（Waltham）的世界之布概要。懸掛于國王（亨利三世）位于威斯敏斯特房間中的世界之布，是按照我的方法繪制的。而且，以此種方法繪制得最真實，它就像展開的櫛孔（chlamys）。這就是哲學家所說的我們可居住部分的形狀，即地球的第四部分，幾乎是三角形的，因為地球是球形的?！盌uzer，“The Psalter Map （c.1262），”in Terkla and Millea，eds.，A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Medieval Mappae Mundi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pp.189-190.馬修這里所提到的國王房間懸掛的地圖已經在火災中被焚毀了，但馬修的文字說明告訴我們，在為國王繪制地圖時，他可能參照了古典哲學家的知識，例如他提到的“展開的櫛孔”就是指托勒密利用投影法將球面上的圖像投射到平面上所得到的類似于梯形一樣，上小下大，像櫛孔一樣次第展開的形態。由此可見，馬修在繪制地圖過程中所做的一系列創新，并非無心之舉，而是刻意為之的結果，此時的馬修雄心勃勃，志在刻畫一個更具有學術性、科學性的世界形象。

四、帝國欲望：金雀花王朝的擴張理想與實踐

與“世界之布”的歷史敘事不同，馬修的地圖更多地呈現了其世俗目的，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與金雀花王朝擴張領土、建立帝國的野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馬修的巴勒斯坦區域地圖對耶路撒冷的忽視與對阿克城的極度重視形成鮮明的對比。再如，馬修的路線圖更改了傳統的朝圣路線，而與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的路線恰好吻合。再如，馬修作圖之時恰是教皇向康沃爾公爵理查提供成為西西里國王的機會之時。這表明，馬修的行程地圖蘊含了明顯的“帝國視野”和“帝國需求”。然而，這絕非新鮮事。長期以來，制圖學一直是盎格魯-諾曼人表達此類帝國主張的重要工具，而且這種表達是建立在這樣一種理論建構之上的：展示地圖的權力等同于對相應空間的實際控制。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p.192.金雀花王朝歷來就重視地理、地圖知識，著力將其與統治、王權、帝國等元素結合起來。在金雀花王朝宮廷，地圖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統治和知識力量的象征：王子被要求掌握地理知識，閱讀亞歷山大大帝的故事；地圖被懸掛在宮殿、軍帳之中供人們觀看；眾人都在場時，國王要適時地發表對地圖的評論。被國王贊助的學者（一般為修士）有權力隨時查閱宮廷內的各種檔案資料，并有資格隨國王出行；與此同時，他也有義務為國王繪制地圖，撰寫地理志之類的著作。例如，羅杰·德·豪頓（Roger de Howden）查閱了宮廷檔案之后，為獅心王理查和菲利普·奧古斯都（Philip Augustus）繪制了十字軍東征的路線與行程。再如，吉羅·德·巴里（Giraud de Barri）將其撰寫的《愛爾蘭地形圖》（Topographia Hibernica）一書獻給了亨利二世。Bouloux Nathalie，“Les usages de la géographie à la cour des Plantagenêts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Iè siècle，”Médiévales，no.24 （1993），La renommée，pp.136，140，144.

13世紀，地圖的政治用途似乎在英國發展到了新高度。西西里國王羅杰二世贊助伊德里西創作包含其所繪制的70幅區域地圖的《羅杰之書》的經典案例不僅鼓舞著亨利二世，也刺激了亨利三世。作為其宏偉計劃的一部分，亨利三世命令馬修繪制一幅“世界之布”，并懸掛于其威斯敏斯特的臥室中。1237年，亨利三世下令在克拉倫登的“亞歷山大房間”繪制《亞歷山大羅曼史》（Alexander Romance），并于1252年下令在諾丁漢城堡的王后房間里再次繪制該圖。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p.193.可能還遠不止這些，馬修不斷縮編其《大編年史》，并為其每一部縮編本繪制一套包括不列顛地圖、倫敦至阿普利亞的路線圖、巴勒斯坦地圖的行程地圖，很有可能是為了呼應國王心中的帝國夢，不管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實踐方面，這一點均有所表現。

第一，發展“帝國轉移”學說。前文有述，基督教神學觀念中有所謂“帝國轉移”學說。概言之，帝國的統治權與政治合法性自亞述人、迦勒底人、米底人轉到希臘人手中，后來隨著世界末日的臨近，又落入羅馬人之手。其實馬修在其路線圖的開端就創造性地利用了這一意識形態，打造了一個特洛伊后裔布魯圖斯（Brutus）來到新特洛伊（倫敦），并接管羅馬人帝國統治權的神話。馬修在路線圖開端處倫敦城旁邊的文本中寫道：“倫敦是英國的首都，布魯圖斯是不列顛的第一位居民，他建立了這座城市，并稱其為新特洛伊?！盋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ir.可見，馬修的讀者在啟程之初，便讀到了一個關于布魯圖斯建立倫敦的神話，布魯圖斯從意大利來到英國，其目的是復制一個羅馬帝國。值得注意的是，布魯圖斯的傳說并非古已有之，而是一個剛剛興起的神話，它立刻就成了馬修的創作素材，足見馬修對新知識的吸收效率。1135至1139年間，編年史家蒙茅斯（Monmouth）首次在其撰寫的編年史中將英國王權與埃涅阿斯的后裔聯系起來，他的具體敘述是：布魯圖斯是埃涅阿斯的孫子，他被趕出意大利，與特洛伊戰友一起航行到阿爾比恩島。他征服了該島，將其重新命名為“不列顛”，并在此基礎上興建了倫敦城。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p.176.

第二，引導讀者重視阿克。在“世界之布”以及以往的朝圣圖中，耶路撒冷是名副其實的中心。然而，在馬修的路線圖中，行至圣地，讀者會發現這里的布局明顯比例失調，耶路撒冷變成了一個微小的存在，狹窄的空間幾乎無法繪制更詳細的建筑，對于其中的很多建筑，馬修甚至只能畫一個圓圈標記之。C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16 I，f.ivr.與這種情況形成強烈對照的是，阿克城足足占據了圣地的四分之一有余。其城墻內外空間綽綽有余，足可記錄下大量信息。另據統計，在整個巴勒斯坦區域地圖中馬修共標記了120個名稱，包括防御工事、圣地和各個蘇丹國控制的土地等。除此之外，地圖還標明了沿海城市之間的天數行程，地圖中的注釋還建議對地圖進行更正，如指出約旦河并不流經大馬士革等等。Edson，Mapping Time and Space，p.121.馬修如此做法實際上是延續了金雀花王朝御用學者的傳統，幫助國王盡可能多地搜集其感興趣的真實地理信息，而在十字軍東征的歷史大背景下，這些信息至關重要。

第三，覬覦西西里。在馬修路線圖南意大利阿普利亞部分，讀者可以看到一段文字：“1253年，也即教皇英諾森四世時代，英格蘭國王的兄弟理查伯爵曾被推薦成為這片土地的國王?！盋ambridge，Corpus Christi College，MS 026，f.iiir.這片土地指的是南意大利與西西里。理查的回應也是異常明智，他認為這一提議就好像有人在說：“我把月亮（賣）給你，爬上去拿吧！”盡管理查拒絕了教皇的提議，但亨利三世卻開始想入非非，與教皇進行了一系列談判，希望能為其子埃德蒙（Edmund）謀得這一榮耀。由于國王的直屬封臣均反對這一愚蠢的計劃，亨利三世與男爵們的斗爭也就此開始。男爵們認為西西里遙不可及，但在亨利三世看來，對于作為薩瓦爾和普瓦圖人的他來說，西西里非但不遠，而且還很近。1257年，康沃爾的理查在亞琛加冕為羅馬國王（候任皇帝），霍亨斯陶芬家族的遺產似乎已在金雀花王朝的掌握之中。同年，亨利三世安排12歲的埃德蒙在男爵們面前亮相，他身著阿普利亞服裝，扮演西西里國王，希望能給男爵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亨利與教皇亞歷山大四世談判的結果是，教皇承諾埃德蒙是西西里島的合法國王，亨利向教皇支付巨額款項，并承諾進行十字軍東征。對于亨利來說，西西里的安排倒是不無優點，那就是亨利對穆斯林進行十字軍東征的義務已被教皇改為對意大利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十字軍東征。如果成功，亨利贏得的戰利品將是西西里王國，這是一個比路易九世試圖重新征服耶路撒冷王國更為現實的目標。與路易相比，亨利是一個現實主義者。M. T. Clanchy，England and Its Rulers：1066-1307，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2014，pp.243，245.或許就是在這一關鍵時期，馬修用他的行程地圖呼應了亨利三世對西西里的野心。

第四，對蘇格蘭的領土主張。如上文所述，學者普遍認為馬修及其繼承者監制了4種不列顛地圖，也即地圖A、B、C、D。誠然，這4種不列顛地圖在基本方向、比例、形制、海洋用色等方面存在諸多共同點，但不可否認的是，Royal抄本中的地圖D在完成度、地名、字體、海岸線形狀等方面呈現出迥然不同的特點：（1）從完成度來看，與地圖A、B、C相比，地圖D的完成度最低，僅海洋使用了與之前幾張地圖一樣的顏色，其他地方均以黑色墨水繪制、書寫；（2）從地名數量及分布情況來看，英格蘭南部的地名集中于一條貫通北部的中軸之上，中軸之外的地名分布明顯減少，甚至還保留了大量空白。除了中軸之外，絕大部分地名密集地分布于英格蘭北部與蘇格蘭交界處，特別是在約克郡，呈現出制圖者及其贊助人對該地區以及穿過該地區路線的空前重視；（3）將目光聚焦于英格蘭與蘇格蘭交界處，地圖A、B、C在該處仍然按照傳統繪制古老的哈德良長城與安東尼長城，整個邊界呈現出涇渭分明、井然有序的狀態，蘇格蘭一方表現出良好的防御狀態。而反觀地圖D則可發現，該地區已無哈德良長城與安東尼長城，整個邊界地區呈打開狀態；（4）與其他3張地圖不同的是，在地圖D中軸線附近均勻分布著不列顛尼亞的大寫（BRITANNIA）。更讓人稱奇的是，BRITANNIA自下而上所標記的范圍明顯已將蘇格蘭納入其中；（5）整個英格蘭南部的海岸線異常平直，而越是靠近蘇格蘭的地方，海岸線的處理就越細致，這亦體現出制圖者與贊助人對該地區的重視程度；（6）一些地名的字體與筆畫的粗度明顯不同，類似于13世紀后期的手寫體。由此，我們判斷，地圖D很有可能稍晚于地圖A、B、C的制作年代，系馬修的繼承人為了滿足愛德華一世對蘇格蘭主張的特殊需要而設計的。當愛德華一世需要軍事證據和資源來支持他統治蘇格蘭的主張時，一直享有王室青睞的圣奧爾本斯修道院響應了這一號召。Connolly，“Copying Maps by Matthew Paris，”pp.200，202.

五、結 論

綜上所述，中世紀的“世界之布”集中反映了基督教的制圖觀念，極具抽象主義、象征主義與神秘主義特色，卻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地圖的實用性與實踐性需求。與之相比，由不列顛地圖、路線圖和巴勒斯坦地圖組成的馬修·帕里斯的行程地圖雖在某些方面仍保留了基督教地圖的特色，但在基本方向、實用性與精確性等方面卻呈現出很大程度的創新性。這表明，古典的地理科學與知識并未完全消亡，而是像潛流之水留存于早期教父的著作中，一旦條件成熟，便會對制圖者的觀念與技術產生影響。與此同時，在漸次復興的古典地理學知識的影響下，馬修的地圖明顯有了世俗化的跡象，不僅表現出對南意大利與西西里的極大關注，還首次繪制出了相對精確的不列顛地圖，極大地呼應了金雀花王朝統治者的帝國擴張需求。如果那幅由馬修繪制并懸掛于亨利三世威斯敏斯特寢宮的地圖沒有被燒毀的話，應該能充當上述結論更好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