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內外的“日規”

康宇辰

摘 要： 汪曾祺的文學穿越漫長的時代，在20世紀80年代綻放異彩。這一讓“尋根”文學傾慕的寫作，其最初的營養來源何在？汪氏在西南聯大求學的經歷，實是他文學的一個根源。汪曾祺文學在戰時學院的“工作而等待”氛圍下起步，吸收中西現代主義資源，相信“建設”的意義和價值，并由此發展出一種“日規”式的學院人格理想。與此同時，在漫長的當代史中，特別是校園以外，汪曾祺也客觀而有分寸地書寫了“日規”式學院人格的意義和限度，這在聯大老學生們對母校的追慕和塑造中，達到了他人不及的深度，是一個珍貴的“大學想象”的樣本。

關鍵詞： 汪曾祺；西南聯大；工作倫理；日規；當代史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0766（2024）01-0198-08

一、汪曾祺的文學之“根”

在20世紀的漫長時段中，汪曾祺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分外獨特的人物。1920年，出生于江蘇高郵的他，在抗戰的硝煙中輾轉求學于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西南聯大，師從沈從文的青年汪曾祺已經嶄露頭角，寫出了獨具特色的少作，卻終于隨著歷史的大變動而潛隱，被新中國成立后的新文學史遺忘。而他真正放出異彩，晚至20世紀80年代。當時隨著《受戒》（1980）和《大淖記事》（1981）的相繼發表，以及時代文學風尚的不斷調試和展開，汪曾祺重新引起了一些注意，并在后來的“尋根文學”潮流中獲得了先驅者的美譽。

當初和今日的學者們大都能看到尋根文學潮流給新時期文學帶來的重大推進。在傷痕文學密切關注社會政治過后，尋根文學開始調轉角度發掘民族性格和心理的源頭，古老的儒釋道和地域文化傳統在文學中開始得到了一種并不深透但富有驚喜的取用，這是新時期文學的流深，而汪曾祺的《受戒》等作恰恰吻合了這一脈絡中的文學期待。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83年汪氏就發表過短論《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其中所言相較于后來“尋根”的文學主張，既有共通之處而又不乏異響。尤其是這樣的表述：

今天評論有許多新的論點引起我深思。比如季紅真同志說，我寫的舊知識分子有傳統的道家思想，過去我沒聽到過這個意見，值得我深思。又說，我對他們同情較多，批評較少，這些知識分子都有出世思想，她的說法是否正確，我不敢說。但這是一個新的研究角度。從傳統的文化思想來分析小說人物，這是一個新的方法，很值得探索。

對于評論家基于“道家”的、“出世”傳統的文化闡釋，汪曾祺以為是“新的研究角度”，他沒有聽到過且對其正確與否“不敢說”。這一方面是對研究者意見的善意接納，也有參與到當時文學尋路思考中的開放態度；另一方面，似乎也說明汪氏寫作時，或許并未有意識地征用道家傳統?；蛟S汪曾祺被尋根文學隆重“發現”，更像一個文學史上意外而美麗的“耦合”。至于汪氏本人，雖的確重視文化心理的深層呈現、作品底蘊豐厚，但他的藝術邏輯實有儒釋道傳統文化之外更具體的別種“營養”。

汪曾祺文學的營養來自何方？筆者認為，和所有人一樣，童年到青年的世界觀長成期會決定性地型塑其人格和藝術方向，而對于青少年時代于戰火中輾轉西南聯大求學的汪氏，昆明的學院時光實有我們并未足夠重視的巨大意義。汪曾祺的文學之“根”不僅僅在于千年文明的普泛傳統，也在于西南聯大的學院邏輯和工作氛圍。

那么西南聯大有什么？汪曾祺于1939年夏天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從此開始了長達五年的戰火中的弦誦生涯，最后作為沈從文門下文學新秀，在沒有拿到學位也沒能留校的狼狽中肄業了。之所以是肄業，是因為英語和體育不及格，且在延畢補修之中遇到聯大征調學生參軍的情況。初肄業的他是落魄的，但這不意味著汪氏真是西南聯大一般意義上的“壞學生”，事實上他才華橫溢，就讀期間又浸淫甚深，得到了沈從文、聞一多等人很高的評價。汪曾祺的求學結果，倒是說明了他的性情：一個文學天賦很高的青年，凡事但憑興趣，比較瀟灑，并不是一個兢兢業業的“好學生”。

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戰前平津地區的名校遷滇而成。戰前，三校諸多教授和周邊文人在學院與文壇間往返勾連，形成了所謂“京派”文人圈子?？箲鸨l以后，三校人馬向內地遷移，多數重新安頓在云南、四川的戰時西遷高校中，而在西南聯大尤為集中?？梢哉f，戰前的平津“京派”人員，在西南聯大實現了再聚首。文學初學者汪曾祺在聯大中文系求學，事實上營養大量來自前“京派”的文學傳統。他最重要的老師沈從文，就是京派的發端者和主將之一。其他如中文系的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等，外文系的馮至、卞之琳等，都是新文學的倡導者和寫作者，也基本可以被納入“京派”文學的松散圈子，概而言之，汪曾祺回憶文章的界定是不錯的：“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系有一點什么‘派，那就只能說是‘京派?！蓖粼鳎骸段髂下摯笾形南怠?，《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112頁。這種傾向體現在國文教材編寫上，也體現在整體的文學人格和氣質上。

汪曾祺的老師沈從文，在新時期以來多次出現在汪氏的回憶文章中。汪曾祺對乃師的一往情深，不只是文學的傳承和理解所帶來的，更是致敬一個時代和一所大學的傳奇身影。西南聯大學術共同體的氣質，往往借由回憶文章而輕輕帶出，卻是非常地帶著神光，如1986年所寫《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總結了這樣的群體精神：

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么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這些人的氣質也正是沈先生的氣質?！奥劧嗨匦娜?，樂與數晨夕”，沈先生談及熟朋友時總是很有感情的。汪曾祺：《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300頁。

可以看出，在汪曾祺借沈從文之口總結的聯大學術精神里，飽含著癡心學問的沉潛工作態度、熱情天真而充滿好奇心的人格、隨遇而安的積極生活態度。這在戰時是支撐學院人的珍貴的樂觀主義，它可以成立，大約也因為中國的文明底蘊是深厚的。

但西南聯大的人文價值，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搬運，更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20世紀40年代的再生，其中包含著現代中國學術從傳統中的轉化與更新，也包含廣泛的西方文化經典的譯介和移植，更包含戰爭背景下民族精神保存與再造、為抗戰建國培育新人并積蓄科學文化實力的具體任務。這樣綜合的脈絡中，就誕生了西南聯大獨特的學院人格與工作倫理，汪曾祺的文學起步正是沉浸在這樣的工作氛圍之中，這極大地影響到他的文學取材、價值傾向和生活理解。如果說尋根文學在多年之后為此而驚訝和著迷，那其實是20世紀80年代文學重建的過程剛好邂逅了20世紀40年代的學院文化的寶藏，是驚艷的，也是充滿誤讀的，但文學能量的激活卻在理解和誤解中熱烈地進行著。

二、“工作而等待”

1934年4月24日，沈從文寫下了著名的《〈邊城〉題記》。作為作者，他說道：

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于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和目前墮落處，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從事于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沈從文：《〈邊城〉題記》，《沈從文全集》（修訂本）第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59頁。

可以看出，沈從文的自我定位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純文學寫作者，他的《邊城》也不是消遣讀物。文學給予民族復興大業的建設者以認識和力量，這種文學期望的能量和事功，遠在純粹審美以外。這是戰前的話，而在戰爭中的大后方，從事教學工作而兼事寫作的沈從文更加顯豁地表達了他理解中的文學的能量和這項工作的意義，那就是做民族心智進步與文化建設的工具。在沈從文看來，近代中國的一切進步與改革，無論變法維新或五四運動，都是托之于文章的感發之力而達到的。大意概括自沈從文：《談進步》，《沈從文全集》（修訂本）第16卷，第485頁。因此，他在另一處總結道：

（1）社會的混亂，如果一部分屬于一般抽象原則價值的崩潰，作者還有點自尊心和自信心，應當在作品中將一個新的原則重建起來。應當承認作品完美即為一種秩序。（2）一切社會的預言者，本身必須堅實而健壯，才能夠將預言傳遞給人。（3）作者不能只看今天明天，還得有個瞻望遠景的習慣，五十年一百年世界上還有群眾！沈從文：《短篇小說》，《沈從文全集》（修訂本）第16卷，第502頁。其中的（1）（2）（3）小標題是引用者所加。

正如筆者所分段標注的，這番話說了三層意思，首先是作家的工作在于為社會樹立一個抽象的價值原則，作品的秩序和諧有助于重建社會精神。其次是作家是社會的預言者，這要求作家有堅實而健壯的身心。再次是作家的工作效果是長期的而不是當下片刻的。只有把這番話理解透徹，我們才能明白以沈從文為代表的戰時學院作家的工作目標和自我定位。文學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建設。一個價值解體的混亂的戰爭年代，一所后方學院存在的正當性和意義感，就在于他們保存火種，努力工作，期望為崩壞的民族生活世界重建一個秩序，一個原則或信仰?？箲鹗菓鸲?，建國是建設，二者互相依存、互相成全，是20世紀40年代戰時知識分子乃至普通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和戰斗信念所寄。

另一位和沈從文相似又相異的文學教授是馮至。從德國留學歸來，來到西南聯大任教的馮至把他心心念念的里爾克的精神營養傳播到了這所校園。在他寫于1943年的散文《工作而等待》中，馮至引用了卞之琳所翻譯的奧登詩歌，其中對里爾克贊嘆道：

他經過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繆佐他顯了全部的魄力，

一舉而叫什么都有了交待：馮至：《工作而等待》，《馮至全集》第4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5頁。

“工作而等待”也正是馮至所信仰、所呼吁于知識分子和建設者們的態度。他回憶起羅素表達的一個令他深思和感佩的觀點：“中國這么大，人口這樣多，其中只要能有一千個真實努力工作的人，中國就會有辦法?！瘪T至：《工作而等待》，《馮至全集》第4卷，第99頁?？梢钥闯?，首先，馮至也是一個嚴肅地從事其本職工作的人，他的工作是文學的教育與研究，這需要長期積累和等待。其次，馮至內心比較愿意相信羅素的話，或至少期待能如此——中國在勤懇的建設者的勞動中獲得民族的未來。而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很可能看到過馮至的文章，或至少看過卞之琳所譯的奧登贊美里爾克的詩作。因為“一舉而叫什么都有了交待”這個句子經過些微的變化，出現在了汪曾祺20世紀40年代的兩篇創作中，兩次分別是：①《復仇》（1946）：復仇的人“哪一天他簌的一下拔出來，好了，一切就有了交待”。②《三葉蟲和劍蘭花》（1948）：“說當初完成這個實驗費多少日子，困難，艱苦，失望，終于來了個成功，一切的堅忍有了交待?！笨梢愿械狡渲械囊馑级际情L期工作/尋找后一舉達成，這和奧登的意思很近似，大約汪曾祺不只記下了語法，還對其中的意思印象深刻。這種類似很難被認為是巧合，而更可能是印象太深。所以“外語不好”的汪曾祺雖可能不曾親近過西語系教授馮至，但那種西南聯大文學共同體互相激蕩的氣質和心態，卻可以濡染包括汪氏在內的眾多學子。

如果說沈從文和馮至作為教授和文學家，其表達充滿了個人特質，那么求學和任助教于西南聯大的青年查良錚（穆旦）在1941年時局艱難中的介紹文章《抗戰以來的西南聯大》，則從親身經歷和觀察中精彩描述了西南聯大校園中普遍的“工作”品格及其表現：

國難在激勵著人們，我們對于日人最有效的答復就是拿工作的成績來給他們看。西南聯大被轟炸已經兩次了?！欢?，就在轟炸的次日，聯大上課了，教授們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舊講書，同學們在下課后才去找回壓在頹垣下的什物，而聯大各部的職員，就在露天積土的房子里辦公，未有因轟炸而停止過一日。穆旦（查良錚）：《抗戰以來的西南聯大》，《穆旦詩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68頁。

由此可見，西南聯大的極端辦學條件恰恰成了其“工作”意志的一個源泉。在戰火中“工作而等待”，以長期的學術和教育建設為中國的未來保存建國的希望，這是聯大師生的學院工作的一個共同動力。

就是在這樣的師生精神互滲的校園氛圍中，汪曾祺寫出了他的第一個標志性作品：《復仇——給一個孩子講的故事》。這篇小說習作于1941年3月2日、3日分兩次刊于重慶《大公報》“戰線”第734、735號。汪曾祺后來更在1946年對其進行了大幅度的重寫，足見其對此小說的重視。這個在20世紀40年代被汪氏兩度敘述的復仇故事，可以比較清楚地見出作者早年的生活態度和藝術理解，而這兩者又是相輔相成，并在改寫中深化和變異。

這個汪曾祺筆下的復仇故事直接讓筆者想到魯迅的《鑄劍》和馮至的《伍子胥》，我們不妨將后二者作為兩個參照系。對汪曾祺《復仇》的研究頗多，其中陳?。骸堆H復仇主題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延伸和變異》（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把魯迅《鑄劍》、汪曾祺《復仇》、余華《鮮血梅花》、曹禺《原野》、金庸《天龍八部》、馮至《伍子胥》放在一起作為“血親復仇”主題的樣本討論，可作為一個參考。汪氏1941年版《復仇》故事并不復雜，同樣是子報父仇，讓人想起魯迅的眉間尺復仇故事。但是眉間尺的故事表達的是復仇的決絕和復仇以后的虛無，無論眉間尺以頭換頭的自屠，還是黑色人為一切人間冤魂報公仇的俠義，都富有魯迅一貫的冷峻尖銳，合乎“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污納垢之地”的紹興地方氣質。而“復仇以后怎樣”，更是同源于魯迅“唯黑暗與虛無乃實有”卻偏要“反抗絕望”的靈魂深掘。但汪曾祺的子報父仇故事在結局和氣質上對《鑄劍》的邏輯進行了變道，最終通往一種平和開朗的戰時學院的“工作”和“建設”的倫理。主人公作為遺腹子而要復仇，他既未見過父親，也未目睹屠殺，于是汪曾祺這樣寫道：“他未叫過一聲父親，可他深深的記得父親，如果父親看著他長大，也許嵌在他心上的影子不會怎么深?！边@里父親和仇恨都是抽象的，仇恨因為抽象所以反而是絕對的生命律令，復仇是他無條件地背負的使命。但是這使命“太深了，像已經融化在血里，有時他覺得這事竟似與自己無關”。汪曾祺：《復仇——給一個孩子講的故事》，《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7、28頁。當小說中的“他”發現那個命運里的仇人就在面前，而仇人已經發愿要為無人跡的山的那邊開通隧道，所以多年來日夜工作時，“他”的結果是暫時把復仇放下，參與了和仇人一同開山的勞動。很多年后，山鑿通了，劍也朽壞了。在這個故事里，仇恨因為是抽象的，所以是絕對的。工作則是具體的、可以見證的，這工作的具體和偉大感動了懷著絕對而抽象的仇恨的主人公，最終建設壓倒了破壞，道出了青年汪曾祺的看法：工作是有意義的，工作是人與人聯結的途徑，而仇恨是無意義的，工作的篤實消解了虛妄的報仇，它或許解開了二人命運的死結，或許還會解開世界上更多的心結。在1994年的一篇訪談里，汪曾祺這樣回憶《復仇》的主題深意：“寫這個東西，跟當時的局勢有些關系。尤其是1944年對1941年那篇同名小說的重寫。那時內戰快要打，人們已經預感到內戰將是一場災難?！眳⒁姟蛾P于汪曾祺40年代創作的對話》，《汪曾祺全集》第11卷，第409頁。這個社會歷史層面的小說意義也是真切的?！惰T劍》在復仇的大快意后面對著虛妄，《復仇》卻在遺忘仇恨的工作中找到了意義。這個故事應該說是理念大于經驗的，它是年輕的作家的生活表態，在戰時也是對于時代中個人選擇的表態。這個表態又是十分學院的，因為亂世動蕩之中唯有學院這樣的少數地方還在堅守著建設的事業。

汪氏1946年版的《復仇》，有更多的文采，更多美的姿態、幻象和場面，更多抒情詩的韻味。筆者想要指出的是，以往論者多談論汪氏意識流小說所受的伍爾夫夫人的影響，類似觀點的研究文章很多，如楊紹軍：《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及其外來影響——以〈復仇〉為例》，《云南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但有一個重要的榜樣鮮少被提及，那就是卞之琳譯里爾克的詩化小說《旗手》。卞之琳在西南聯大任教期間，所譯《福爾：亨利第三與里爾克：旗手》于1943年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單行本，汪曾祺看后至為喜愛，在后來于1947年寫成的文章《短篇小說的本質——在解鞋帶和刷牙的時候之四》中認為：“一個理想的短篇小說應當是像《亨利第三》與《軍旗手的愛與死》那樣的！”汪曾祺：《短篇小說的本質——在解鞋帶和刷牙的時候之四》，《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7頁。卞之琳對《旗手》的特色介紹說：“他不是在這里塑造幾個人物，而本質上卻更是抒情——更點觸到一種內在的中國所謂的‘境界，一種人生哲學，一種對于愛與死的態度，一些特殊感覺的總和?！北逯眨骸陡柕摹春嗬谌岛屠餇柨说摹雌焓帧怠?，《卞之琳譯文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8頁。這種文章特質的定位，可以說與汪曾祺當時已經顯露的瀟灑見性的文章寫法相當契合。也可以想見，抒情意識流的成分自然流動會讓汪氏著迷。于是，1946年版《復仇》多了一個不存在的妹妹的幻象，一個關于母親的白發與朱顏的想象，這種幻美的寫法，難免讓人想起廢名的《橋》里的文章寫作方式，而汪氏也是喜愛廢名的。在詩的意境上走得更遠的1946年版《復仇》，大概其重寫的動力除表達意義外，更多是來自于一種短篇小說的美學實驗，而汪氏稍后對短篇小說的心得自道則是：“小說家在安排他的小說時他也不能想得太多，他得沉憨于他的工作?！蓖粼鳎骸抖唐≌f的本質——在解鞋帶和刷牙的時候之四》，《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15頁。工作不僅如1941年版《復仇》所表達的是一種人生意義的所在，它還是讓人癡心沉憨的快樂之所在。從另一個角度看，汪曾祺在美的創造中證明了作家工作的正當性。人生是追求美的，藝術家的工作可以創造抽象理念使人向善，還可以讓人接受美的陶冶。

值得一提的是，卞之琳的譯作于1943年出版，在這前后讀到卞譯《旗手》的馮至開始了詩化歷史小說《伍子胥》的創作，這個故事事先已在他心中醞釀多年，他也在《旗手》的語言和方式中找到了自己的小說寫作方法?！段樽玉恪?942年冬至1943年春分章在多個刊物發表，1946年9月出版單行本。應該說汪曾祺的《復仇》和馮至的《伍子胥》都是受益于卞譯《旗手》的優秀詩化小說，也同樣在處理復仇主題。不一定這其中有具體的影響關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西南聯大的文學氛圍里，這兩個作品間俱有倫理和美學的融洽感，而又在差異中并存。伍子胥的人生是經歷了歌德所謂“斷念”的，他的決斷就是復仇，生命中的一切都是通向這個意義的道路，其中有詩的悲愴、決然、暖意。馮至的立意，比汪曾祺的理念感多了人生閱歷賦予的血肉感性，那更像是里爾克式的“工作”帶來的經驗的造型詩。但篤實莊嚴地對待人生工作與命運，無論建設或復仇，都是反對浮躁、克服虛無的人性的勝利，對人心人情仍有建設和啟迪的意義。

在20世紀40年代《復仇》的兩度書寫中，汪曾祺的藝術和人格起點，都有了一個明白的最初交待。

三、校園中的“日規”

汪曾祺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寫作特色，就是大量書寫西南聯大的精彩往事。他是新時期以來最早把聯大故事介紹給大眾的聯大故人之一。在反復的回憶和書寫中，我們能明顯感到這些小品文章隱含的指向性：它們不是隨意而為，而是共同指向了一種大學的精神可能性，這在文化的修整和再出發的時期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于老大學、文化、知識分子人格可能性的理解與想象。

汪曾祺好寫聯大老師，沈從文是他反復書寫的恩師，其他如聞一多、金岳霖、吳宓等人也有專文懷念。但寫聯大學生的時候，則更多是群像的勾勒和只言片語的提及。他的好朋友如朱德熙、巫寧坤、王道乾等人都被他這樣寫入文章，但有一個汪氏并不十分熟悉的年輕生物學助教，卻意味深長地得到了汪曾祺的三次紀念。這個人叫蔡德惠，是聯大由學生成為助教的一個青年生物分類學專家，在聯大臨近復員的時候英年早逝。

大概蔡德惠是西南聯大學院環境才能造就的人才，他的學院氣質太深了，而這個學院氣質的意思是一絲不茍地專注于工作、為人謙和樸素且恪盡職守、在長期的科研中找到了自己的樂處。即使在西南聯大，他也是難得的，難怪這個從小只擅長文科的才子汪曾祺會對他印象深刻。金岳霖式的學問癡情，蔡德惠大約也是有的，但科學家沒有如作家汪曾祺那樣的星斗竄天的文采，他的生命的隱喻是“日規”。

在1947年發表的紀念文章《蔡德惠》中，汪曾祺寫到了蔡德惠在他的花圃里制作并擺放的日規。在1984年創作的關于蔡德惠的小說中，日規再次出現，并且成了小說標題?！叭找帯焙汀叭找幰粯拥牟痰禄荨?，有什么樣的特色呢？汪曾祺在1947年的紀念文章里說道：“凡我歷次所見，他都是那么對世界充滿溫情，平靜而自然的樣子?！肫疬@么一個沈默的謙和的人品，那么莊嚴認真的工作，覺得人世甚不寂寞，大有意思?！蓖粼鳎骸恫痰禄荨?，《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54、55頁。汪曾祺對蔡德惠的最初描繪，就是這樣的一個形態。其后在1948年和1984年，汪曾祺各撰寫了一篇小說，在不同的層面上與蔡德惠的性格和命運進行了對話，并做了發揮。

1948年的小說《三葉蟲與劍蘭花》，可以被看作現代主義小說習作，也可以被看作一個思想辯論的草稿。其中的“徐”是學校里的生物分類學助教，性格平靜而專注研究，他的原型很大程度上來自蔡德惠。但有趣的是，1947年的紀念文章里汪曾祺對故人命運充滿惋惜愴然，1948年的小說卻似乎是在和一種以蔡德惠為代表的學術氣質進行辯難。小說中的“我”認為“這個人好像經常的想著甚么的，所以他的研究工作做得那么精細實在。這樣的性格跟他的工作真合適。他做一切事總是那么從容不迫，有條不紊”。然而之后又說：“我微微叫喊，想把我的熱烈傳給他?！币驗椤拔摇钡男愿袷牵骸跋胱龅较袼粯拥牟恢Σ宦?，簡潔鮮明，絕無希望?！蓖粼鳎骸度~蟲與劍蘭花》，《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89頁。這篇習作如果理解為“我”所暗含的汪曾祺式散漫熱情氣質和蔡德惠的科學家氣質進行辯難，那么或許也能證明汪曾祺對西南聯大“工作”倫理的吸收和轉化是有豐富的層次的。他的文人氣和另一種“工匠氣質”的研究者并不是全無分別。1948年的這番思考提示了我們一些線索，或許有助于理解同時稍前的《雞鴨名家》《戴車匠》這類作品。市井奇人干一行鉆研一行，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了極致，在其中庖丁解牛、悠游自樂，或許是有一絲蔡德惠式的精神轉化其中的。而后來的批評家所辨認出的道家精神，或許也是這樣的生活態度被20世紀80年代讀者從文化淵源角度重新追溯的產物。只不過，汪曾祺還留下了另一類生命樣本，那就是諸如《藝術家》中的啞巴畫家，“一畫畫，他就癡了”。汪曾祺：《藝術家》，《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08頁。畫得美麗，無處不畫，哪怕畫在泔水桶上。這是熱情的宣泄，不選場所，不計回報。借用一下尼采的分類，如果說蔡德惠是“日神”的創造，那么啞巴畫家乃至汪曾祺本人都多少有一點“酒神”的狂歡。凝定的造型和恣肆的才華，這二者的錯綜才是汪曾祺對“工作”（尤其是藝術的工作）的理解。

其實，“工作”的精神和對學問/藝術的“癡情”，在西南聯大師生中是一個被含蓄但有意識地引導的心態。汪曾祺所回憶的《大一國文》課程，既教授《論語·侍坐章》也選讀《世說新語》，這些基礎人文教育有意宣揚一種人格的美和超功利的藝術的生活態度，這也是聯大人修養不俗的一個重要原因。包括沈從文在《湘西》中所提到的普通人發愿鑿通山路以便禮佛的故事，也強調一種長期的艱苦的不計代價的工作精神。這種精神不僅是審美的與學院的，更是抗戰年代的“中興業，須人杰”或“抗戰建國”所必須提倡的，只是加入了一絲學院的人文精神。這樣的精神雖不能說大學里人人都有，但對于我們理解蔡德惠這類人的心智生成氛圍，是很有啟發的。汪曾祺本人在這個氛圍中，寫出的市井小民熱愛本職鉆研生計勞動的態度，也就有了一條精神來路。

20世紀40年代的汪曾祺還沉浸在追悼蔡德惠和思考蔡德惠性格的層面，但是到了1984年的《日規》里重新提起蔡德惠時，汪氏已經開始有意地塑造一個“聯大人”，這是西南聯大想象的有意營構，賦予了蔡德惠故事以“日規”的隱喻，也就給出了完整的主題和鮮明的意義。小說中別出心裁地加入了一個新角色：生物系的高崇禮教授。高教授是一位嚴格的老師，對蔡德惠的學術工作精神是真正理解且欣賞的。然而在戰時通貨膨脹、民生凋敝的昆明，連對學術有鉆研有信仰的高教授也不得不販賣其栽種的劍蘭花，以換取家人的日用。蔡德惠不兼職，一心一意搞研究，是窮困的，但又很有自尊，他的衣服穿戴雖然舊，但絕不任其破爛——他自己會縫補衣服、拆洗被單。蔡德惠的手表壞了，他做了個日規。汪曾祺寫道：“凡熟悉蔡德惠的人，總不免引起一點感想，覺得這個現代古物和一個心如古井的青年學者，倒是十分相稱的?！蓖粼鳎骸度找帯?，《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12頁。最后的尾聲，日規一樣的蔡德惠死于肺結核。高崇禮教授很惋惜，突然想到如果他也能吃上汽鍋雞，或許就會活下來。高教授把所愛好的劍蘭花變賣換取食物，蔡德惠卻無心變賣也無可變賣，學院的工作倫理在亂世確乎有一絲悲愴。烏托邦一樣的日規式學者，汪曾祺既對他肅然起敬，又感受到其中的人力的脆弱。

如果說人們往往著眼的西南聯大大師風雅故事是傳奇的神話，那么蔡德惠的平凡而悲劇的生命給出了一個既塑造了大學想象，又告訴人們亂世的艱難的故事。時移世易以后，老大學的浪漫被記住，老大學的窮困艱難卻被一定程度忘掉了。汪曾祺的不忘和書寫，是因為他隨時知道人的限度，這樣的故事，在新中國成立后他參與的當代文學寫作中，還會有更多復雜和晦暗的呈現。

四、學院性格的推展與限度

關于恪盡職守的“日規”人格，在汪曾祺早期的作品中還有一些更為市井的雛形。最精彩的一例，就是1945年寫作的小說《老魯》。這篇小說在汪氏20世紀40年代充滿先鋒性的寫作中顯得較為平實樸素，但有一種濃郁的契訶夫小人物書寫的薄薄的悲哀空氣，屬于呈現“含淚的笑”的一類小說。老魯當過兵，對底層廣大世界的見識是深厚的，也有著恪盡職守和為他人著想的好性格。學校里的水塘枯水期儲水不夠，從前的校工不挑水，他卻按照職責擔下這個重活，這是他的不計功利的渾厚一面。和精明的同事老吳比起來，老魯不知道挑揀容易的、利于被上級看到的那種工作，于是他始終是校工。汪曾祺喜歡的顯然是老魯，但他也不諱言他的沒落，而沒落的老魯還有一些幽默感，這是個較為健康的普通人。在之后的《最響的炮仗》（1946）里，鉆研炮仗制作的孟老板世家因為連年戰爭和混亂而無法經營生意，逐漸衰落，最后破產。孟老板不得已把女兒嫁給保安隊的班長以還債。這個本分而有手藝的小民，面對生活的災難和屈辱別無他法，僅能拿出當家本領，做出一個最響的炮仗，在那樣的聲響中片刻釋放了心里的痛苦和對世界的抗議。孟老板的故事汪曾祺也寫過兩回，第二次是寫在了《歲寒三友》（1980）中，孟老板改名換姓為陶虎臣，但故事大體不變，只是寫得更為顯豁。但20世紀40年代的孟老板只能自己放炮仗排遣痛苦，陶虎臣走投無路時，他的朋友賣掉珍藏的田黃接濟他?！稓q寒三友》大約是汪氏深歷世事后的作品，他不僅知道孟老板的本分和鉆研無法救他自己，更知道艱難中友誼的可貴和力量。三個朋友的友誼和人格都是“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市井的互助在汪曾祺這里有一個浪漫化和文人雅化的處理。

要說契訶夫式的小人物的悲劇和學院性格的嫁接，筆者以為最好的一篇是1983年發表的《云致秋行狀》。這個小說有一個原型即汪曾祺的好友、京劇演員任志秋，但汪氏又特別強調“這是小說，不是報告文學。文中所寫，并不都是真事”。這一方面或許是害怕某些讀者的“考據癖”，為避免多生枝節而先做說明，另一方面，云致秋的性格、為人和遭遇里面有太多汪曾祺贊同的東西，這個十分汪曾祺氣質的人物，可能是作家將原型進行藝術提煉和轉化后塑造出來的。小說的開頭富有預敘色彩：“云致秋是個樂天派，凡事看得開，生死榮辱都不太往心里去，要不他活不到他那個歲數?！蓖粼鳎骸对浦虑镄袪睢?，《汪曾祺全集》第2卷，第349、328頁。這表面上表揚了云致秋的“樂觀”，事實上可以嚼出苦味，給小說中多經磨難的主人公的一生定下了一個調子。云致秋死后，小說中的“我”給他獻出的挽聯是：

跟著誰，傍著誰，立志甘當二路角；

會幾出，教幾出，課徒不受一杯茶。汪曾祺：《云致秋行狀》，第347頁。

這是一個京劇表演藝術家和體制內職員的一生。他的神采在挽聯中顯露，頗讓人想起蔡德惠式的“日規”人格。首先下聯是講云致秋在京劇教育事業中的工作態度，他是一個傳授藝術技能的老師，知無不教，教無不盡，且不要杯水之饋贈。這樣的藝術公心，事實上也是學院教育工作者能有的最好的狀態，且往往是過高的要求。云致秋干一行鉆一行愛一行，他懂得京劇藝術，也一心要把職責擔好，教好下一代演員，這是學院理想人格的京劇行業變體。其次是上聯講云致秋不爭頭號角色，立志做二路角。這不僅是謙虛和處世的智慧，還是一種對自己的清醒和通達。愛藝術也懂藝術的人知道自己的位置，而且云致秋有足夠的淡泊，他不會自我膨脹、也善于合作搭臺的性格是很難得的，這樣的好性格使得他可以勝任最復雜的排練科長一職。這是一個京劇人，但他除了對世故通透之外，有一部分性格很像學院里的鉆研者。這個很好的京劇人有和時代悲劇的摩擦和碰撞，如果不是足夠樂天，這碰撞是毀人的。在那個人人保自己、人人大自私的年代，飽經世事的云致秋卻徹底惶惑起來。他的處世哲學和心理平衡無法和時事通約，最終是最溫厚的性格卻辦不對事情，固然是傷害了一些人（這本不可免），更傷了自己的心。后來云致秋因此退居二線，還發揮余熱教育下一代京劇學習者，但不久終于凄涼地離去了。

京劇行業里的“學院派”，或許可以解釋云致秋的一些氣質，也讓我們感到熏染了汪曾祺的西南聯大性格，其影響脈絡并未中斷過?！叭找帯毙愿竦娜顺隽舜髮W校園，面對著復雜流變的當代歷史環境，他固然有自己的固執堅守，但更有長期各樣的磨難和自己無法超出的限度。

汪曾祺在20世紀80年代營構了人們的西南聯大想象。在科學技術被重新看成是第一生產力、知識分子在“撥亂反正”后重新得到尊重的新時期，老大學的經驗和氣質得到了人們的格外關注。一時之間，20世紀80年代回歸的老一輩學院人紛紛撰文紀念自己的母校，“大學想象”呈現了一個小小的井噴。在20世紀80年代的這些西南聯大書寫中，汪曾祺風雅溫厚的小品文是最具神采的。他上過學，真懂民國學院和老一輩知識分子，能講出他們最好的一些方面來。但事實上，汪曾祺受到學院的影響是更深的，他希望做的也比制造學院傳奇更多。經驗了漫長曲折的當代史以后，老大學的人才是既有貢獻又受到局限的。這些人紛紛言說著自己所受的耽誤和苦難，汪曾祺固然也在其中，卻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創作中跳脫了傷痕文學的潮流，寫出了溫暖而意境悠遠的《受戒》和《大淖記事》等名篇。那背后或許恰好包含一個自我確證的短篇小說家忠于自己的藝術道路，在更深廣的層面書寫和撫慰民族心靈，也安頓自我舊夢的愿望。他的學院人格是有限度的，但有時其至柔的一面也有柔韌之力，足以護送一顆文學心靈度過生命的至暗，并且活下來，講述那些校園和校園外的大天地中堅守工作的“日規”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