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佃借貸與貧富相資
——對宋代契約租佃制下富民借貸的探討

黎志剛

宋代是我國古代契約租佃關系在社會上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同時也是民間借貸關系空前發展的重要時期。作為契約租佃關系和民間借貸關系的結合，主佃借貸成為這一時期日益普遍的一種借貸形式。關于這一時期租佃關系的變化，學術界已經有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1)關于唐宋以來租佃關系的新發展，梁庚堯、葛金芳、林文勛諸先生都有精彩論述，具體可參見梁庚堯：《南宋的農村經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葛金芳：《中國近世農村經濟制度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林文勛：《唐宋社會變革論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日本學者高橋芳郎對宋代以后主佃之間的法律關系變遷做過專門探討([日]高橋芳郎：《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李冰逆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此外，楊宇勛、王文書等分別論述了災荒救濟中貧富相資的借貸行為及借貸思想。本文試圖選擇主佃關系中的借貸關系為研究對象，對宋代經濟關系的發展進行具體探討，以進一步深化對宋代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認識。

一、宋代民間借貸與契約租佃關系的發展

宋代，中國古代民間借貸關系獲得空前發展。這一時期，民間借貸滲入小農生產關系的各個環節，成為小農延續再生產的重要影響因素。北宋時，祖無擇就提到當時的“田農之家，往往舉息錢以市種與牛，乃克播種”。(2)祖無擇：《謝雨祝文》，《全宋文》卷九三七《祖無擇四》，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0頁。到了南宋，真德秀稱：“下等農民之家，賃耕牛，買谷種，一切出于舉債?！?3)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六《對越甲稿·奏乞蠲閣夏稅秋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94頁。當時的一些農家，“夏田才種，則指為借貸之本以度冬；秋田甫插，則倚為舉債之資以度夏”。(4)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六《對越甲稿·奏乞倚閣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06頁?？梢?，借貸關系已經深深影響到小農經濟，成為農業再生產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使得這一時期的小農經濟發生了一些與以往不同的變化。所以南宋人王柏總結道：“今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逋叢身，解償之余，儲積無幾，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也?！?5)王柏：《魯齋集》卷七《社倉利害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這一時期，也是租佃契約關系大發展的時期。隨著均田制的瓦解和土地兼并的盛行，契約租佃關系進一步發展。北宋神宗時期，呂陶稱：“天下之自耕而食，為天子之農者，十無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為之農者，蓋七八矣?！?6)呂陶：《論限名田責宰守疏》，《全宋文》卷一五九八《呂陶一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2頁。到了南宋更是如此，陸九淵就指出：“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7)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八《與陳教授》，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08頁。黃震甚至以“近世有田者不種，種田者無田”(8)黃震：《黃震全集·黃氏日抄》卷七八《咸淳七年中秋勸種麥文》，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221頁。來總結這一時期租佃關系的發展程度。正因為如此，蘇轍就這樣描述宋代社會的情形：“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為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于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故夫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9)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應詔集》卷十《進策五道·第二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87頁。這充分反映了契約租佃關系已經在社會上占據了主導地位。

隨著契約租佃關系主導地位的確立，民間借貸關系與契約租佃關系的結合表現得越來越緊密，成為一種相對穩定的經濟關系。朱熹就說：“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終冬成熟，方始一并填還?！?10)朱熹：《朱子全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〇〇《勸農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624頁。早在北宋，陳舜俞就稱：“千夫之鄉，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犁牛稼器無所不賃于人?！?11)陳舜俞：《都官集》卷二《厚生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而在四川地區，“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仰以為生”。(12)韓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三·韓魏公家傳》，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第1851頁。在許多地區，佃戶在需要資金種食時，向地主進行借貸往往成為他們的首選，并成為一種習俗和被社會普遍認同的行為。如朱熹就稱：“州縣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用力為多，全仰主家借貸應副?！?13)朱熹：《朱子全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約束糶米及劫掠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608頁。這些地主“遞年多是春間將米谷等先放下戶，秋冬隨例收息”。(14)朱熹：《朱子全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別集卷十《再諭上戶借貸米谷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044頁。因此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針對貧民缺稻種的情況，就指出“鄉俗體例，并是田主之家給借”，并因此“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戶種谷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15)朱熹：《朱子全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乞給借稻種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46頁?？梢?，佃農向地主借貸谷米這種主佃借貸形式已經形成一種常年慣例，成為農業生產中的一種普遍情形。

二、主佃借貸與宋代貧富關系的新變化

這一時期日益普遍的主佃借貸現象，實際上是契約租佃制度與民間借貸關系相結合的集中體現，其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也體現了均田制瓦解后地主和佃戶關系的特點。這種借貸關系以主佃雙方為主體而展開，主要原因是主佃雙方經濟依賴性加強，即地主和佃戶在經濟關系上的“貧富相資”。

中唐以后，隨著均田制度的瓦解和土地自由流轉的加劇，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富民階層”崛起并日益成為社會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的核心。(16)林文勛，谷更有：《唐宋鄉村社會力量與基層控制》，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5-67頁。而在農業生產領域，主要表現為富民取代國家，成為對小農生產、生活影響最大的社會群體。宋人王柏說：“田不井授，王政堙蕪，官不養民而民養官矣。農夫資巨室之土，巨家資農夫之力，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養民。農夫輸于巨室，巨室輸于州縣，州縣輸于朝廷，以之祿士，以之餉軍，經費萬端，其始盡出于農也，故曰民養官矣?！?17)王柏：《魯齋集》卷七《賑濟利害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這種農夫和巨室間“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情形的出現，正是主佃之間經濟依賴性加強的鮮明體現。

關于契約租佃制度下這種地主和佃戶之間的關系，學界以前主要看到的是對立斗爭的一面，而對其相互依存的一面看到的較少。對此，林文勛先生已經有過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宋代地主與佃戶的關系類似于明清蘇州紡織業中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都是商品經濟下的一種勞資雙方的經濟依賴關系，地主和佃戶在經濟上互相依存，具有共同的利益。(18)參見林文勛：《唐宋歷史觀與唐宋史研究的開拓》，載中國史學會，云南大學編：《21世紀中國歷史學展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74頁。宋代，已經有許多人認識到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民間借貸關系與租佃關系，都是貧富相資、主佃相依的重要表現，也是雙方共同利益存在的必然結果。正如宋神宗時御史中丞鄧綰在上奏中說的：“富者所以奉公上而不匱，蓋常資之于貧。貧者所以無產業而能生，蓋皆資之于富。稼穡耕鋤，以有易無，貿易其有余，補救其不足，朝求夕索，春貸秋償，貧富相資，以養生送死，民之常也?！?19)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九，“神宗熙寧八年冬十月辛亥”，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605頁。朱熹也說：“佃戶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立?！?20)朱熹：《朱子全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〇〇《勸農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624頁。這生動地說明了主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沒有地主，佃農無法獲得土地和資金從事生產，而沒有佃農，地主也無法獲得財富的積累。而主佃間的這種相互依存關系，正是通過租佃關系和借貸關系來實現，并在這種經濟關系的聯結中而進一步加強。陸游就說：“貸糧助耕耘，客主更相依?！?21)陸游著，錢忠聯校注：《陸游全集校注·劍南詩稿》卷四〇《九月七日子坦子聿俱出斂租谷雞初鳴而行甲夜始歸勞以此詩》，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60頁。所以袁采說：“假貸錢谷，責令還息，正是貧富相資不可闕者?！?22)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假貸取息貴得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64頁。主佃借貸這種契約租佃制度下的民間借貸形式，既是契約租佃制度的重要補充，也是貧富相資的重要體現。

這種主佃間貧富相資的相互依存關系，以共同的經濟利益為基礎，是一種雙向而非單向的緊密聯系，并導向雙贏的結果。一方面，作為農業生產主要勞動力的小農，往往是“室廬之備、耕稼之資、芻糧之費，百無一有”，只有靠地主提供土地、房屋、耕種資金來延續再生產和生活。雖然這一過程中必然會存在人身的依附關系，但這種人身依附關系主要是因為經濟關系而暫時存在，小農在這種經濟關系中絕不只是被兼并的對象，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辛勤耕作積累財富，擺脫這種依附關系，文獻記載，宋代的小農“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買田宅三五畝，出立戶名，便欲脫離主戶而去”。(23)胡宏：《胡宏集·書·與劉信叔書五首》，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17頁。從實踐來看，這更多的是一種經濟合作關系而非人身依附關系。小農絕不只是被兼并和剝削的對象，他們通過這種租佃和借貸關系，不僅可以維持再生產，也可以實現積蓄，甚至有可能通過積蓄購買田產上升為富農地主，進而“再傳而后，主佃易勢”，(24)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九《主佃爭墓地》，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25頁。成為新的富民。而主佃之間的這種借貸關系，也因此某種程度上更加具有了互利的色彩，與其說是階級階層之間的借貸，不如說是社會群體之間的借貸，是社會群體間資金的有無調劑。這表現在不僅佃戶對地主有強烈的依賴，地主也對佃農有強烈的依賴。南宋人袁采就說：“人家耕種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為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周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為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干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仇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無愧怍矣?！?25)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存恤佃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0頁?？梢姼幻褚呀浬羁痰卣J識到其與佃農共同的經濟利益，認為在耕耘之際，要有所借貸，并少收其利息。蘇軾也說：“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缺負、借貸租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后日之失，倍于今故也?！?26)蘇軾：《蘇軾文集》卷三一《奏浙西災傷第一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82頁。

特別是在災荒年間，如果富民不主動對佃農進行借貸救濟，最終損害的是自己的利益。根據宋人的記載來看，隨著契約租佃關系主導地位的確立，災荒中富民成為流民的一部分成為一種顯著的現象。這就是因為佃戶流移，導致富民也無法順利實現土地的經營并獲取財富。宋神宗便指出：“近河北鎮、趙、邢、洺、磁、相等流民過京師者，甚有力及戶，聞非因災傷乏食就谷，止緣客戶多已逃移，富者獨不敢安處田里?！?27)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六，“熙寧七年九月庚子”，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249頁。南宋人鄭俠同樣目睹了這樣的情形，他提到熙寧年間流民眾多，“其間有稍富者，問其徙之因，曰：‘貧富大小之家，皆相依倚以成，貧者依富，小者依大，所以養其貧且小，富者亦依貧以成其富，而大者亦依小以成其大，富者、大者不過有財帛倉廩之屬，小民無田宅，皆客于人，其負販耕耘，無非出息以取本于富且大者，而后富者日以富，而以其田宅之客為力，今貧者小者既已流遷，田無人耕，宅無人居，財帛菽粟之在廩庾，眾暴群至，負之而去，誰與守者？此所以不得不隨而流遷者也’”。(28)鄭俠：《西塘集》卷一《流民》，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除了災荒時期，在日常的農業生產中主佃借貸也成為維系農業生產的重要手段，這不僅表現為地主依靠借貸佃戶來維系契約租佃關系，也表現為佃戶通過借貸地主來維系契約租佃關系。宋代社會中地主對佃戶的借貸屢見不鮮，但也存在佃戶對地主的借貸，《東軒筆錄》中就提到了這樣一件事，宋太祖時汜縣的酒務專知官李誠，有莊田“方圓十里，河貫其中，尤為膏腴。有佃戶百家，歲納租課，亦皆奧族矣”，后來莊田因故為官府籍沒。賈昌朝做宰相時，命汜縣官吏措置出賣，當時的縣尉侯叔獻主張由李誠后人購買，但無奈李誠的孫子財力不足，最后李誠莊的佃戶共同湊錢借貸給李誠的孫子，從而贖回莊田，并以此維系了這種租佃契約關系。

(侯)叔獻乃召誠孫，俾買其田。誠孫曰：“實荷公惠，奈甚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奔凑僖姷杼飸?，諭之曰：“汝輩本皆下戶，因佃李莊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廩，更為豪民。今李孫欲買田，而患無力，若使他人得之，必遣汝輩矣。汝輩必毀宅撤廩，離業而去，不免流離失職。何若醵錢借與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常為佃戶，不失居業，而兩獲所利耶？”皆拜曰：“愿如公言?！庇墒钦\孫卒得此田矣。(29)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2-93頁。

這一事例不是地主借貸給佃戶，而是佃戶借貸給地主。這些佃戶之所以愿意湊錢借給李誠的孫子贖回莊田，不僅是因為他們“本皆下戶，因佃李莊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廩，更為豪民”，更是為了今后能夠“常為佃戶，不失居業，而兩獲所利”。這不僅表明了借貸關系在維系租佃契約關系上的重要作用，也充分說明了這一時期租佃契約關系的發展是主佃雙方共同利益的必然選擇，是當時極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所以，單純地把主佃借貸關系看做是主戶對佃戶的剝削是不對的，無論是地主向佃戶借貸還是佃戶向地主借貸，這種主佃借貸關系的形成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前提，就是主佃雙方之間存在的共同的利益。而正因為如此，主佃借貸關系也就成為貧富相資的主要內容，成為契約租佃關系的必要補充。

這種主佃相依關系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眾所周知，農業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土地和資金。中國民間俗語常說：“有土斯有財?！彼稳艘矎娬{：“農為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豐歉無常，當有儲蓄?！?30)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卷二五《丁未嚴州勸農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6頁。資金和土地作為小農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在農業生產中發揮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只有小農能夠順暢獲取到土地、資金等重要生產要素，農業生產才能獲得迅速發展。唐宋以前，這方面主要靠國家力量來保障。在井田制和均田制下，國家主要通過土地分配，保障了小農的土地占有，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而當小農缺乏種子、資金等生產要素時，也可以通過國家的賑貸等“補助之法”來獲取?！吨芏Y·地官·大司徒》中提到國家“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鄭玄注曰：“散利，貸種食也?！碧迫速Z公彥疏云：“豐時斂之，兇時散之，其民無者，以公貸之?！?31)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一九《地官·大司徒》，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741-742頁?？梢妵业馁c貸成為小農生產資金的重要來源，《管子》中就說：小農“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鐘餉糧食畢取贍于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32)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二二《國蓄第七十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由于國家在土地政策和賑貸制度上的作用，唐宋以前，通過國家力量使農業生產要素得到了有效結合。

而唐宋以后，隨著富民階層的崛起，這一狀況發生了改變。富民作為財富力量的代表，占有了大量的資金，而隨著均田制的崩潰和不抑兼并政策的實施，他們又通過土地的買賣獲取了大量的土地，從而一躍而成為土地和財富的主要擁有者。而喪失了自身土地的自耕小農則成為迫切希望獲取土地和資金的勞動力。在這種生產要素的流動和重組中，農業生產要想繼續發展，就必須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來實現三大生產要素的重新結合。由于富民與貧民一樣，同屬于“齊民”的一種，他就只能主要通過租佃契約和民間借貸這兩種經濟關系來實現小農與土地、資金的結合。貧民與富民之間這種相互依賴關系的形成，正是農業生產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貧富雙方利益的必然要求。劉秋根教授認為，中國農業金融史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自戰國、秦漢經魏晉南北朝至唐代中葉為第一階段；自唐代中葉經宋元至明代中葉為第二階段；自明代中葉至鴉片戰爭前為第三階段，“第一階段是國家主導的階段；第二階段是地主階級主導的階段；第三階段則是商人階級主導的階段”。(33)劉秋根：《中國封建社會農業金融發展階段初探》，《人文雜志》2007年第2期。劉秋根教授所指的地主階級，在鄉村中主要就是地主。而地主之所以成為這一時期農村金融的主導群體，正是由整個社會經濟背景的變化帶來的。主佃借貸作為契約租佃制度與民間借貸關系的集中體現迅速發展起來，也是社會經濟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的必然結果。南宋時，葉適說：“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于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資于富人；歲時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歸于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于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34)葉適：《葉適集·水心別集》卷二《民事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657頁。這表明小農經濟模式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而契約租佃下的小農經濟模式因為能夠使土地、資金和小農本身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已經成為當時更有效率的制度選擇和制度安排。

三、主佃借貸的雙重性與政府調適

主佃借貸這種契約租佃下的借貸行為帶有雙重性，正如北宋胡寅所說：“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35)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六《國用考四》，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766頁。一方面，一些主佃之間的借貸與其他借貸形式一樣，是為了獲取高額的利息。歐陽修在《原弊》一文中就指出，富民對佃農的借貸加劇了貧富的分化和兼并。他說：

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余戶。其余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兇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于主人，而后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后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于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于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36)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六〇《原弊》，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871頁。

雖然歐陽修指出的佃農向地主借貸“息不兩倍則三倍”，等到收獲時“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的說法未必是普遍情形，但地主借貸佃農追求高利息的情況無疑是存在的。

但另一方面，由于共同利益的存在，與其他一些高利借貸相比較起來，這種借貸卻更多地表現出溫情的一面，利息相對較低，對農業生產的積極作用也更大。如宋人薛季宣描述當時看到的情形就指出：“安豐之境，主戶?？酂o客，今歲流移至者爭欲得之，借貸種糧與夫室廬、牛具之屬，其動費百千計，例不取息?！?37)薛季宣撰，張良權點校：《薛季宣集》卷一七《奉使淮西與虞丞相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209頁。這尤其表現在一旦發生災荒，一般的佃農因為有來自地主的借貸，反而比自耕農受到的打擊更小，更易于維持生產和生活。而由于缺乏主佃間這種借貸關系的救濟，有田的自耕農或中農甚至比佃農更為可憐。如南宋真德秀就說：“若五等下戶，才有寸土，即不預糶，其為可憐更甚于無田之家。蓋其名雖有田，實不足以自給，當農事方興之際，稱貸富民，出息數倍以為耕種之資，及至秋成不能盡償，則又轉息為本，其為困苦，已不勝言，一有艱歉，富民不肯出貸，則其束手無策，坐視田疇之荒蕪，有流移轉徙而已?！?38)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〇《對越甲稿·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谷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73頁。他認為田地占有較少的自耕農，若缺少國家的救濟，反而比無田的佃農更為可憐，只有借貸富民“出息數倍”才能維持生產，且一旦缺少這種借貸，小自耕農經濟便無以為繼，只有“坐視田疇之荒蕪，有流移轉徙而已”。其他臣僚在上奏中也說：“兇年饑歲，惟中戶最可憫憐，蓋中人之家，入僅償出，粒米狼戾，尚鮮蓋藏；不幸遇災，自救不給。州縣例行科抑，使之出粟，期會督迫，逾于常賦，鬻田貸室，轉糶應輸；富者乘時高價取贏，反遂其吞并之計；胥吏并緣推排，以飽溪壑之欲?！?39)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刑法二》，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8369頁。也提到災荒之中中戶受到富民高利借貸和沉重賦役的雙重打擊，難于維持再生產和生活。

由于主佃借貸關系存在雙重性，總的來說，宋政府對民間借貸采取了既限制打壓又重視保護的政策。但在應對民間借貸的過程中，宋政府逐漸發現這種借貸關系的不可缺少和重要性，開始著重維持借貸關系上這種主佃貧富相資關系的穩定和發展。宋人就說：“農民之用不足，不免稱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無足議者也?！?40)晁說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應詔封事》，四部叢刊續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19頁。因此，在青苗法的實施過程中，一些官員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如韓琦針對王安石采取青苗法打壓民間借貸的情況就說：“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自來衣食貸借，仰以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苖錢與之，則客于主戶處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41)韓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附錄三·韓魏公家傳》，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第1851頁。司馬光雖然也看到了“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谷，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需，給債家之求。歲兇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42)司馬光：《上仁宗論勸農莫如重谷》，載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一〇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29頁。但還是認為小農的這種借貸是不可缺少的，特別是主佃借貸，他說：“是以富者常假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43)司馬光：《上神宗祈罷條例司常平使疏》，載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一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12頁。針對政府官員打擊富民借貸的舉動，南宋人真德秀也說：“夫安富恤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嫉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余之家窘于科斂，摧于告訐，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于是賒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為生，故有省耕省斂之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為生，官勿撓之足矣?！?44)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對越甲稿·直前奏札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43頁。

在這種情況下，主佃借貸作為“民自為生”的重要途徑，日益得到宋廷的高度重視。如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二十五日，有臣僚言：“臨安府諸縣及浙西州軍，舊來冬春之間，民戶闕食，多詣富家借貸，每借一斗，限至秋成交還，加數升或至一倍，自近年歲歉艱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約：每米一斗，計錢五百。細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稱之息，及至秋收，一斗不過百二三十，則率用米四斗，方糶得錢五百，以償去年斗米之債。農民終歲勤動，止望有秋，舊逋宿欠，索者盈門，豈不重困？夫民之貧富有均，要是交相養之道。非貧民出力，則無以致富室之饒，非富民假貸，則無以濟貧民之急，豈可借貸米斛卻要責令還錢？”(45)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7354頁。因此下令債負只能用本色償還。程珌也勸諭貧富相資，稱：“《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既曰恤貧，又曰安富，大抵富人資貧人以為財，貧人恃富人以為命，貧富有相資之理，不可偏廢?！?46)程珌：《壬申富陽勸農文》，《全宋文》卷六七七七《程珌四》，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1頁。因此，在宋代的勸農文中，往往將借貸關系和契約租佃關系作為一個整體，對富民進行勸諭，如南宋人熊克守有《勸農》詩：“凡農主客兩相依，以富資貧政所宜。要彼力耕吾有望，借糧借種莫遲遲?！彼稳嗽S及之在其《勸農口號十首》中也將租佃關系和借貸關系看作當時農業發展的必要條件，說：“三勸農家敬主人，種它田土耐辛勤。若圖借貸相憐恤，禮數須教上下分?！薄八膭褶r家勸主家，去年早稻失收多。未還舊欠無從出，隨力周旋更借它?！?47)許及之：《涉齋集》卷一五《勸農口號十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梢?，借貸關系與契約租佃關系的結合已經成為一個常態，成為主佃相依、貧富相資的一個重要表現。

特別是在災荒救濟之時，這種借貸關系顯得尤為重要，迫切需要加以引導和鼓勵。南宋人唐仲友就說：“勸諭借貸，最為救荒之急務?！?48)唐仲友：《悅齋文鈔》卷一《臺州入奏札子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5頁。在發生災荒時，官府也開始越來越多地依靠主佃關系來進行賑濟。如陳宓在家鄉遇到罕見大旱時，除上書朝廷請僧牒市米外，也“分委寄居士人，勸中上戶及時假貸佃大絕糧”，極力勸諭主佃借貸，他認為：

貧富有無相資為生，今富者取民之息，必欲罄竭而不恤其饑寒，不知農民一日盡償，必至逃亡，則后日何所取利？農民耕種，必假貸于富室，收獲在家，(49)原文為“必假貸于富，富室收獲在家”，疑衍一“富”字，且句讀有誤。乃不明還其主，以致欠負，不知今年不還，明年將于何處舉債？是自絕其衣食之源也。況又有詞到官，官必為理。今官司既不妄追逮，民當畏法順命。富者當恤貧，貧者當依富爾。父老其以令言更相勸諭，則家洽人足，孝弟姻睦，為禮義富庶之邦，豈不偉哉！(50)陳宓：《安溪縣勸農文》，《全宋文》卷六九五四《陳宓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76頁。

南宋官員胡太初也認為利用主佃借貸關系來進行賑濟是最好的辦法：“其有旱澇傷稼、民食用艱者，當勸諭上戶，各自貸給其農佃，直至秋成，計貸過若干，官為給文墨，仰作三年償，本主其逃遁逋負者，官為追督懲治，蓋田主資貸佃戶，此理當然，不為科擾，且亦免費官司?！?51)胡太初：《晝簾緒論·賑恤篇第十一》，《說郛》卷八九，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因此慶元元年(1195年)二月十一日，臣僚上書言及災荒賑貸之法時也說：“賑貸，自來官司?；济耖g不能償而失陷，每都各請忠信有物力材干上戶二名，先令機察都內闕食主戶，勸諭鄰里有蓄積之家接濟，秋熟，依鄉例出息倍還。若不能遍，即令結甲具狀赴官借貸，仍令所請管干上戶保明，縣照簿稅量其產業多寡與之。若客戶，則令主戶與借，自行給散，至秋熟，則令甲頭催納所借?！?52)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8008頁。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六月十一日，朝廷又下詔稱：“浙西、江東路州軍被水去處，令兩路提舉司多方勸諭有田之家，將本戶佃客優加借貸，候秋成歸還。若致欠負，官為理索；或其家無力，并有田闕少谷種，并許于常平錢內支借，以助補種，毋令荒閑田畝?！?53)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7365頁。乾道年間，趙不息在永康針對發大水鬧饑荒的情形，就制定了三種對策：“民業耕者，田主借貸之；游手末作，上戶糴米賑之；老幼疾患，官為粥飯養之?！?54)葉適：《葉適集·水心別集》卷二六《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行狀》，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514頁。最終度過饑荒。紹熙二年(1191年)正月九日，淮西旱災，當地官員“遂勸諭稅戶，令招集流民以為佃客，假借種糧屋宇，使之安存”。(55)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校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8083頁。

總之，宋代以后，主佃借貸關系日益成為農業經濟發展中的一種普遍現象。作為租佃關系和借貸關系的集中體現，主佃借貸的出現是貧富民之間共同利益發展的必然結果。主佃間的這種借貸關系雖然帶有雙重性，但又是不可缺少的。從主佃借貸的發展情形可以看出，契約租佃關系和民間借貸關系較好地實現了農業生產要素的結合，成為唐宋以后鄉村經濟的兩駕馬車，共同推動了鄉村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