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嶺走廊“茶船古道”的歷史演變與時代價值
——廣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示范區建設研究之五

陳 勇，朱其現，陳禹豪，葉衛東

（1.賀州學院 a.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b.學院辦公室 c.建筑與電氣工程學院，廣西 賀州 542899；2.南寧國際綜合物流園有限公司，廣西 南寧 530200）

進入21世紀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茶文化、茶產業、茶科技”先后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論述具有深厚的歷史邏輯、科學的理論邏輯和豐富的實踐邏輯[1]，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茶葉的深邃思考和科學洞見。在外交場合中，習近平總書記也經常講述中國茶的故事、歷史和文化，以茶葉為載體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對茶字意義的詮釋與妙解“‘茶’字拆開，就是‘人在草木間’”，無疑形象地道出了中華傳統文化中“道法自然”的真諦，傳播著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2017年5月18日，在致首屆中國國際茶葉博覽會的賀信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茶船古道”與“古代絲綢之路”“茶馬古道”并列，從國家層面正式命名并首次發布，由此直接引發國內眾多學者的關注。

查閱知網，以“茶船古道”為主題的論文從2017 年起，至2023年6月底已有30篇以上，顯然其熱度在不斷攀升。

2019年，彭慶中針對許多后續研究者對其首倡“茶船古道”的初衷認識比較模糊，由此引發了較多誤解和誤用的情況，如：“這條六堡茶出口的黃金水路……是一條獨一無二的國際商貿大通道，在中國茶葉運銷史上其影響絕不亞于‘茶馬古道’”[2]，再次對茶船古道的得名、內涵、線路等問題進行了考辨。彭慶中認為：“茶船古道”應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區分?；凇敖?、福建等地的茶葉，也有部分通過泛珠江流域運至廣州”，所以，他將泛珠江流域上運載贛茶、閩茶的水道，也納入廣義的“茶船古道”范圍；而狹義的“茶船古道”，則是“指六堡茶核心茶區內運輸六堡茶的各條水道的統稱”[3]。很明顯，比起上述眾多的研究者，彭慶中的解說雖然還不盡完善，但其研究視野已有一定的突破。2022年，朱其現等的《“南嶺走廊”“茶船古道”歷史文化考察》[4]，又進一步將研究的區域擴展至“南嶺走廊”，從歷史縱橫的廣闊視角，挖掘位于“南嶺走廊”核心區域的“瀟賀古道”茶文化價值，以彰顯嶺南“茶船古道”的文化特色。至于鄭亮等的《線性文化遺產：茶船古道研究價值與內容體系》[5]，雖說重點關注與考察的只是福建一省，但其基于線性文化遺產的視角，來建構福建茶與船結合的文化遺產研究內容體系，無疑為“茶船古道”的研究開拓了新的歷史視野。

線性文化遺產作為一種全新的遺產保護理念，是基于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實際情況，根據歐洲文化線路和美國的遺產廊道等相近的遺產研究模式而提出的創新性理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大會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實施指南》，把文化線路定義為“一種陸地道路、水路或者混合類型的通道”[6]。文化線路和遺產廊道等遺產概念，強調的是空間、時間和文化等因素，并突出線狀體系中相關各遺產節點所共同構成的文化功能與價值和對人類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2009年，國家文物局主導擬構建“國家線性文化遺產網”，專家們根據位置、尺度、時間、屬性等4個類型提名27項，最終確定19 項。至此，中國已建成由“絲綢之路”、京杭大運河、長城和“茶馬古道”等19個線性文化遺產（包含約25 萬公里線性要素）所構成的國家線性文化遺產網絡。值得注意的是，“茶船古道”卻不在該名單中。

然而，從線性文化遺產的空間視野來看，古老的中華大地正是由無數樹狀水量充沛的河網水系和曲折坎坷的山道、水陸相接，溝通連接著東西南北。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從茶區的山間到熙熙攘攘的繁華圩集與碼頭，無數各族民眾終日忙碌在崇山峻嶺間和大大小小、蜿蜒曲折的河道里。這些因茶葉等商品的聚散、人員的交互流動所形成的許許多多古老的商路、驛站、水道、碼頭、村落、集市、港口等呈線狀或帶狀分布的文化遺存，無一不在見證著中國古老的“茶船古道”的繁盛與輝煌，見證著“茶船古道”由單向到多向、由線狀到網狀轉變的歷史。就此來說，“茶船古道”作為國家層面的線性文化遺產，是中國茶業發展史中眾多茶產區和茶產品所共有的獨特的文化現象。任何區域單一呈現的“茶船古道”的文化樣貌，都不可能獨立代表或支撐起整個中國“茶船古道”這一獨特文化現象。

如果聚焦中國茶與世界交互產生的持久性文化影響來看，南嶺走廊區域“茶船古道”線性文化遺產的性狀表現卻是極其典型的。甚至可以說，南嶺走廊區域“茶船古道”的發展進程堪稱“中國古老‘茶船古道’歷史的縮影”。

南嶺處于華中以南，是我國長江、珠江兩大水系的分界線。狹義上的南嶺由東向西分別是大庾嶺、騎田嶺、萌諸嶺、都龐嶺、越城嶺(即五嶺）?！稌x書》卷十五《地理志下·壽州》內記：“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7]112。長江流域的瀟水及湘水、資水、贛江的上游與支流，珠江流域的桂（漓）江、賀江、連江（古稱“湟水”，廣東北江的最大支流）、武水（武江，珠江水系北江干流上源之一）、湞水（珠江水系北江干流的上游段）等，都分別發源于這五嶺的北坡和南坡。廣義上的南嶺則是沿長江與珠江流域的分界線繼續向西延伸，一直至紅水河與烏江的分界線（兩廣丘陵與云貴高原的分界[7]109）——苗嶺。

由于五嶺的橫亙阻隔，歷史上，從中原進入嶺南，在靈渠未開通前，只能采取水陸兼程的方式。當時南嶺走廊的通道主要有：一是由湖南的零陵往廣西的全州、興安到桂林的“零陵嶠道”（湘桂嶠道）；二是從湖南的瀟水入廣西的富川（賀州市富川縣）或從湖南的瀟水入廣西賀州的開山、桂嶺（現賀州市八步區的開山鎮、桂嶺鎮）的“新道”——“瀟賀古道”。此外，另兩條道就是由湖南宜章過騎田嶺入廣東湟水（連江）孔道和由江西大余過大庾嶺入廣東湞水的孔道。據學者考證，秦始皇“乃使尉睢發卒五十萬”，分五路大軍進攻嶺南，其中：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嶷（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馀（余）干之水[8]4。前4條路線分別對應上述4條古道。漢代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漢武帝進軍嶺南也基本沿用秦時的進攻路線，只不過把秦時第五路大軍從“余干水”出發改由“發夜郎兵下牂牁江（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西部）”。而這4條古道的開發利用并不是完全同時的?！盀t賀古道”是秦始皇實施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北堵南疏”（“北堵”，即連接北方長城；“南疏”，即修建通向全國的道路）戰略時修建的[4]9。應該說，“瀟賀古道”在唐代以前，一直是南嶺山脈的主干通道。至唐代，由于對靈渠的重修以及江西與廣東之間“梅關古道”的建成，這“一左”（靈渠通航量大，且桂林地區道路比賀州地區更平坦）、“一右”（大庾嶺孔道本來就是南嶺直線距離最短的孔道，此時“梅關古道”的建成更使其成為中原與嶺南、大陸與海洋最便捷的通道）兩條交通線路的連通[9]，使“瀟賀古道”漸漸衰落。

正是南嶺走廊如此特殊的地理構架，從而深深影響和改變了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乃至“茶船古道”的發展進程與發展格局。就此，為了能更清晰地展示中國“茶船古道”的發展概貌，我們有必要將視野擴展，即將“茶船古道”放到“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宏大背景之下，對南嶺走廊區域茶葉對外貿易的發展歷史進行深入地梳理，從其演變的若干個歷史剖面，找出南嶺走廊區域內“茶船古道”線性文化體系形成的歷史必然性，以期為南嶺走廊區域內茶業及文化的傳承振興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與啟示，甚至為其他區域茶產地（茶產品）融入“茶船古道”網狀體系提供可行方案并發揮示范樣板作用。

一、“茶船古道”歷史演變與發展脈絡

（一）合浦、徐聞港作為早期貿易輸出港時期的“茶船古道”

合浦、徐聞港最先開啟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對外交流和物資貿易的古老歷史。據史料考證，中國海上貿易從秦漢時期業已開啟，當時主要的貿易對象是南海諸國?！稘h書·地理志》是最早明確記載嶺南海上貿易的文獻，從其記載“自日南障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西北巴塞河附近)”[8]15可知：由于日南的阻塞不通，海上對外貿易的南海航運，是直接從徐聞、合浦發運，經南海諸島國到達印度半島的。

到東漢初，由于向北沿東海岸繼續航行（通過臺灣海峽直達今福建福州）的外來船只常常因種種原因發生沉船事故，國外與中國貿易往來的船只大多以合浦作為理想的“寄碇之所”。建初八年（公元83 年），為鼓勵海上貿易的發展，大司農鄭弘“奏開零陵（湘桂嶠道)、桂陽嶠道（今廣東連州市），于是夷通”[8]15。至此，人員、貨物從中原到達湖南境內后，走水路可過靈渠直接進入漓水，走陸路則可從零陵嶠道、“瀟賀古道”、桂陽嶠道進入漓水、賀水、湟水（入湞水入北江），再轉道西江，逆潯江經藤縣越繡江（北流河容縣段），過桂門關，下南流江，最終到達合浦。而西南的云貴川則經由牂牁江古水道入黔江、潯江，再越繡江至合浦。對此，西漢桓寬《從鹽鐵論》也有相關記載：蜀郡的貨物運到南海交換珠璣、犀、象等珍品；中國的絲綢，亦從徐聞、合浦、日南等處出口，在海上售予大夏（現在的阿富汗）、安息（亞洲西部伊朗地區古典時期的奴隸制帝國）、天竺（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的統稱）的商人，然后轉賣給大秦（羅馬）[8]14。

如果說，唐代以前，茶何時參與對外貿易無從查考，可到唐代，就已是有跡可循了。

首先，由唐至宋，眾多文人士官不斷貶謫流放嶺南、海南已成慣例，王雪玲據“兩《唐書》”所載進行統計，唐代有姓名、有具體流放地的211人中，嶺南道就有138人，為全國之最。唐曉濤等針對此又做具體考訂，貶往嶺西地區（嶺南西部，指現廣西大部）的貶官共105人次，而桂管轄區為73人次，邕、容兩管僅32人次。邕、容兩管可考流人也有44例[10]191。貶謫、流放地涉及邕、容兩管的欽州、上思、北海、合浦、橫縣（今橫州市）、環江、上林、都安、容縣、藤縣，桂平、博白、玉林等地。明代海南瓊山人邱濬在《南溟奇甸賦》也記：“魏晉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托處?！盵11]34

流貶合浦、海南一帶的官員都要途經“桂門關”，其中不乏有沈佺期、楊炎、李德裕、蘇軾、黃庭堅、李綱、趙鼎等大家名人?！肮痖T關”位于今廣西玉林市北流市西，因其地“有兩石相對，狀若關門”而得名，是當時通往我國欽州、合浦、海南等地以及越南的主要干道。據考證，“桂門關”是于東漢建武年間(公元25—56年)，伏波將軍馬援發兵馬萬余人征交趾，從蒼梧率師抵達此處而開鑿并立下石碑而成。唐代杜佑的《通典》“卷一百八十四·州郡十四”曾記：“昔時趨交趾，皆由此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盵12]明代鄺露游歷廣西時也對桂門關地理環境的惡劣作了極為詳盡的描述：“日暮，黑云霾合，陰風蕭條，蒼鸆（鸕）啼而鬼鏁（鎖）合，天雞叫而蛇霧開?！憋@然，此處人煙稀少，瘴氣彌漫，流貶官員每每至此，那種日積月累的流落心態、凄怨之情乃至無以復加的羞愧和恐慌齊聚而發，最終都集中濃縮在“鬼門關”（桂門關）3個字之中。于是，鬼怪化的“桂門關”（鬼門關）成了唐宋“南流史”的象征符號。

隨著文人士官被貶謫，他們也把中原文化（尤其是茶文化）帶到了嶺南，從而帶動了廣西桂北、桂東南及廣東韶州等地區種茶、制茶與飲茶的習俗，乃至茶業的興盛。如《新唐書》卷一九七《韋丹傳》載，唐憲宗元和元年（806 年），韋丹任容州刺史屯田之時，“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吞锒乃?，教種茶、麥，仁化大行”[13]14。柳宗元在公元815年任柳州刺史，曾作《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一詩，表明自己在貶謫期間收到過友人周君巢（就任過韶州和橫州刺史）寄來的黃茶，并作過《夏晝偶作》一詩——“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幾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馀（余）聲，山童隔竹敲茶臼”。此處“敲茶臼”，就是研磨團餅茶時“臼茶”的聲音。詩中山童在中午時分忙于“臼茶”的生活場景，從側面證實在彼時彼地已有產制和食用“團餅茶”的習俗了。過去，人們一直疑惑，陸羽在《茶經》“八·茶之出”記嶺南的茶產地，為何兩廣只有“韶州茶”和“象州茶”之記載，從這里自然也得到最好的回答①。

無獨有偶，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卷六·食用門·121·茶”對修仁（現為桂林市荔浦市修仁鎮）茶“其色漆黑，其味嚴重，能愈頭風”[14]的描述，與北宋末年的鄒浩和南宋時期的李綱、孫覿等人所作的《修仁茶》等詩歌，在對修仁茶的贊美上彼此呼應，直接促使修仁茶最終成為南宋時期廣西茶葉參與西南茶馬貿易的主要品種。據《宋史》卷一百八十三（志第一百三十六，食貨下五，鹽下，茶上）記載：紹興年間“復置廣西茶鹽司”，紹興三年（1133 年）設立“邕州買馬司”[13]21負責買馬。于是，修仁茶憑借壓制成磚狀便于運輸，又有著適合于邊銷地區茶味追求等方面的優勢，自然而然地成了西南茶馬貿易的貿易品。

其次，唐代“臨桂相思埭”的修筑及古桂柳運河的形成都促進了茶參與對外貿易。相思埭之稱始見于《新唐書·地理志》，書中在桂州臨桂縣條目下標明“有相思埭，長壽元年（公元692 年）筑，分相思水使東西流”。一支東流匯良豐江，經分水塘過奇峰鎮，至柘木圩入漓江，由此溯漓江而上通靈渠；一支西流，經鰱魚陡下大灣，經羅錦、蘇橋入洛清江通柳州。因系人工開鑿，故稱“運河”[15]。桂柳運河的成功修筑，縮短了從桂林順流至梧州，再溯江上柳州的航程約509km，便利軍旅“糧食戈甲”運輸；也溝通了云、貴航線，使黔東南之土特產以水運經融江、柳江過相思埭，越靈渠而達中原[8]29。顯然，這條便捷的水路通道，由唐代起，業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乃至“茶葉貿易之路”的新通道，甚至也為宋代廣西參與西南茶馬貿易直接提供現實的可能。

唐代楊曄《膳夫經手錄》（成書于856 年）記載：“衡州衡山，團餅而巨串，歲取十萬。自瀟湘達于五嶺，皆仰給焉……雖遠至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細?！币揽甲C，此時衡山茶的銷售范圍主要是湖南、湖北、嶺南和交趾[16]。對于衡山茶的運輸方式和線路，曾衡林在《從茶馬古道說起》[17]一文，就此史實提出“衡永古道”這一概念，稱“運往交趾的茶葉就是通過從衡州經永州到全州再往云南至越南這樣一條線路”，并引用了“秦筑馳道，漢開嶠道，經捷嶺南。唐、宋、元、明驛傳郵遞，代有興廢”來加以佐證。表面看來，似乎大致勾勒出衡山茶運輸線路的輪廓，但其描述僅能解釋和證實線路前半段即衡陽至永州一段古道的存在，至于這條古道究竟是以水路，還是陸路，抑或是水陸兼行的方式存在？出全州過湘桂嶠道之后又經由何處往越南？曾衡林就無法給予準確的描述，甚至“往云南至越南”的描述就更有可能與史實完全相悖了。其實，如果真要取道湘桂嶠道（或走水路過靈渠），到了桂林，必然會經桂江直下梧州（或在臨桂相思埭已經修筑的狀況下，首選走水路借助桂柳運河下柳江、黔江入潯江），經繡江（北流河）過桂門關，下南流江至合浦港，再沿海岸航行至交趾，而絕無可能選擇陸路或其他水路再繞經云南至交趾②。畢竟在古代，南嶺地區人跡罕至，山路崎嶇難行，猛獸毒蟲當道，人們多會棄陸路走水路。

五代十國時期，廣西桂北、桂東北部分區域屬馬殷政權（從896年馬殷割據湖南始至951年，共56年）所轄。馬殷抓住嶺南相對安定的歷史機遇，在湖南、廣西全力推動茶“于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及木棉、甘蔗等作為交換商品的經濟作物的種植，并在廣西實行“民間采茶，并抑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赍寶貨入其境者，只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余”[13]17。這些措施極大地促進了廣西桂北、桂東北區域茶葉經濟的發展，使得馬楚的茶葉經由漓水、賀水運往嶺南（馬楚時期廣西的大部、廣東、海南皆屬南漢）各地，穿越廣西后直達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進行銷售。

《宋會要·食貨志》記載：“宋高宗三十二年（1162 年），全國產茶19032萬斤（9 516 萬公斤），其中廣南西路產茶90681斤6兩（45 340.80 公斤）。當時廣西融州的融水產2000斤（1 000 公斤）；靜江府：臨桂……修仁產72286斤6兩（36 143.30 公斤）；郁林州（今貴港市)……產6200斤（3 100 公斤）；昭州（現平樂縣，唐天寶元年升平樂郡領平樂、永平、恭城三縣，宋沿唐制)、立山（今平樂縣境內③）產茶7500斤（3 750 公斤）；潯州、平南產1995斤（997.5 公斤）；領方（今賓陽縣境內）產700斤（350 公斤）?！盵18]這充分顯示，經馬楚時期的推動，宋代桂北、桂東南茶葉生產仍得到很好的發展，從而為南宋時期修仁茶和桂北、桂東南地區的茶葉直接參與廣西與云南大理的茶馬貿易奠定了基礎。

修仁茶和桂北地區的茶馬貿易，同樣也是借助桂柳運河經柳州、南寧、百色運至田東縣的古城橫山寨的。據學者考證，橫山寨是南宋政府獲取戰馬的主要市場，紹興年間（1131—1162 年），橫山寨又成為西南各地區馬匹的集散地，茶馬貿易盛極一時。光緒十三年（1887 年）的《滇系》有這樣一段記載：“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靜江軍以茶易西蕃之馬，是謂滇南無茶也……頃檢李石《續博物志》云：茶出銀生諸山……普洱古屬銀生府，則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時，宋人不知，猶于桂林以茶易馬，宜滇馬之不出也?！盵19]734分析其前后語義順承關系，不難看出，“是謂滇南無茶也”是疑惑，而“宜滇馬之不出也”則是答案，恰恰說明了，南宋朝廷之所以于桂林（實為田東縣的古城橫山寨）易馬，并非不知普洱茶已于唐代與西蕃易馬，而是與大理國（937—1254 年）對云南省茶馬貿易的統一管轄和實際把控密切關聯，甚至也是由于漢族文人士官對地方歷史的了解十分有限，以至于“相關情況在古代文獻中往往付之闕如（空缺狀態）”[20]。

陳偉明據《元和郡縣志》等史料對唐五代嶺南的交通“四至”情況進行考證時指出：當時海運不甚穩定，嶺南道與中原及江南的聯系，主要依靠北路交通線。北路交通線的桂州路，不僅“是廣州北上的又一要道”，也是安南（現越南）及嶺南西部地區（意指地處嶺南西部的廣西）秦漢以來與中原聯系的重要交通干線，更是唯一捷徑，“海外諸國朝貢貿易不少是由此北上長安”[21]。對此線路的探討，陳偉明推測，是由安南到邕州（今南寧），可水陸并行，然后由邕州到桂州，可通過象州路或藤州路通往桂州。這一推斷，顯然是將不同時期不同方向的水路和陸路線路糅合。畢竟，從安南走水路北上桂州，在北宋中期以前，無論臨桂相思埭是否修通，都不可能經由邕州再沿象州路或藤州路上桂州。

上述的分析，基本可以證實，南嶺走廊區域的茶船古道，至少在唐宋時期從靈渠（或湘桂嶠道）入桂江，過桂柳運河，下柳江、黔江、潯江（或入桂江過梧州溯潯江，或由瀟賀古道、桂陽嶠道入賀江、北江、溯西江、潯江）到藤縣溯北流河到桂門關古道下南流江到合浦港，即廉州線；或由桂州（今桂林市）、象州（今來賓市）、貴州（今貴港市）、橫州、欽州這一水陸兼行線，即欽州線；或從桂柳運河到柳州到南寧到百色田東橫山寨，即西路的邕州線這3條線狀（帶狀）區域已有所呈現，并且這些古道線路的影響也一直在持續著（甚至到明清時期）。

（二）廣州港逐漸成為茶葉出口第一大港時期的“茶船古道”

廣州自古以來就兼具海河港口功能，又擁有廣闊的貿易腹地。尤其是三國孫吳時期開通了自廣州起航，經海南島、西沙群島，到達東南亞的便捷航線，更加速了廣州海運的發展。到3世紀中葉至6世紀的兩晉南朝時期，前來廣州通商的已有大秦（羅馬）、天竺（印度)、獅子國（斯里蘭卡）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至唐代，“安史之亂”使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受阻，對外貿易越發倚重海運。此時，內河水運以長江為界分為兩段，北段是江和大運河，南段又分越城嶺桂州路和大庾嶺虔州路[10]51。與大運河連接，大庾嶺此路直線距離最短，秦漢時期只作軍事用途，唐代以前只是一條蜿蜒崎嶇的小路，商貿行旅甚為不便。隨著廣州港的日益勃興，其作為經濟動脈的作用越發突顯。于是，唐開元四年（716 年），張九齡奏請開鑿大庾嶺道。開鑿后，這條山道的通行能力大為改善，極大地促進了人員及物資的流動，也由此對廣東的內河運輸（北江成為溝通中原、江南地區的主要干線）以及嶺南經濟的開發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自唐代起，中國茶向域外廣泛傳播，此時已能傳播至東南亞、西亞和東亞等國家及地區。據記載，公元851年，阿拉伯人穆根來到中國廣州，在游記中，他提到：“在各個城市里，這種干草葉售價都很高，中國人稱這種草葉叫‘茶’(Sakh)。此種干草葉比苜蓿的葉子還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開水沖喝，治百病?！盵22]82顯然，在穆根眼中，對茶及唐人飲茶的嗜好是如此之新奇、陌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茶葉的貿易流通與茶文化傳播是不同步的。由于唐代的廣州港已作為中外交往的7個起始處之一（廣州通海夷道[22]81），為此，隨著絲、瓷及其他土特產品不斷輸出，一段時間之后，茶也很有可能作為商品隨之由廣州港源源不斷輸往西亞。

隨后的由宋至明，雖說在海船制造及航海技術有了指南針和釘接榫合法等世界先進工藝的運用，加上元代實行以“海運為主，海河并舉”的方針，從而使宋代以來的嶺南內河和沿海航運事業繼續獲得長足的發展?？墒亲悦鞔_始，朱元璋為鞏固政權，開始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以致整個明代，統治集團內部一直處于海外貿易的“禁”與“馳”的爭論之中。期間，明成祖朱棣出于政治和經濟的需要，曾命鄭和組織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船隊七次出使西洋，但始終沒有改變“禁?！敝踔?。這不僅嚴重遲滯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進程，也極大地影響與阻滯了茶文化的對外傳播和茶葉的貿易流通。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清代才開始發生急劇變化。

清代初期，清政府仍實行一系列極為嚴厲的海禁政策。直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才放開海禁，限制口岸（只準許廣州、漳州、寧波和連云港等4 個口岸）通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又將原開放的4個口岸縮減，只準許廣州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港口，即“一口通商”，這自然成就了廣州對外貿易的輝煌。于是，“粵海關下轄口岸最多時達到6個總口和69個小口”[23]。

唐宋時期，茶商普遍活躍在荊湖南北、江西路、川陜地區等各名茶產區。17世紀以降，由于英美等西方國家對茶葉的需求量急劇增長，為了謀求和獲取更大的利潤，英美荷等國的商人已不再滿足于茶葉的轉口運銷，紛紛派出商船駛往廣州，直接購銷茶葉。一時間，廣州茶商云集，全國各產區的茶葉都販運至廣州，再由廣州出口海外。至18世紀20年代，廣州港的茶葉出口迅速取代生絲（真絲），一躍成為首要的出口商品，廣州港自然也成為中國茶葉出口的第一大港口。為控制對外貿易和限制外商在華活動，清政府在廣州特地設立了“廣東十三行”。而十三行的行商又“多數是珠江三角洲各縣的商人”[24]，由此廣東的本土茶商也應運而生，并且憑借著天時地利人和，以經營茶葉貿易而迅即暴富。如康熙年間（公元1662—1722 年），番禺茶商張殿銓在廣州城西十三行（街）“自設隆記茶行，專營安徽茶的販運”，迅速成為巨富，眾多茶商紛紛效仿，“咸豐四年，各行店負隆記債者（數不在四十萬金）”[25]250。

1840年鴉片戰爭前，在廣州的珠江南岸（今廣州河南）成為經營茶葉加工和茶葉交易的“特區”，大茶行、大茶莊比屋相連，且“都是宏大而寬敞的兩層樓的建筑”[26]，并設有規模非常龐大的加工工場?？梢哉f，廣東茶商與國內其他茶幫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廣東茶商承擔起國內外市場聯系的主要中介和橋梁作用，這是其他任何商幫都無法比擬也無法替代的。譬如，一些廣東茶商分赴外省茶葉產區，直接收購茶葉進行加工后運回廣州。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 年），廣東茶商奔赴湖南安化，指導“茶農改制紅茶，因價高利厚，于是各縣競相仿制，產額日多”，湖南紅茶自此得以大量外銷。

18世紀廣州出口的茶品種繁多，主要有福建的武夷茶，福建、湖廣、江西的功夫茶，福建建寧、邵武的小種茶，廣東的珠茶、白毫茶等諸多品種，茶葉產區涉及閩、贛、湘、粵、桂、鄂、蘇、皖、浙等多個省區。據統計，在1734—1833年間，廣州茶葉出口的國家主要是英國、美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等，其中英國進口量占絕對優勢，是廣州茶葉出口最主要的貿易對象，美國次之。雖說美國與廣州的茶葉貿易起步較晚，且在1780—1789年間年均進口量僅為9 927擔（496 350 公斤），為六國中進口量最低，占比4.61%，但隨后卻節節攀升；法國、荷蘭、丹麥、瑞典4國與廣州的茶葉貿易起步早于英美，可各國的年均進口量均低于英國，甚至在美國參與與廣州的茶葉貿易后，均呈逐步遞減之趨勢，且法國、丹麥、瑞典又于1810年之后分別退出廣州的茶葉交易市場。英美兩國則一直保持上升的態勢，在1800—1809年、1810—1819年、1820—1833 年這3個時間段，茶葉年均進口量卻已分別占到廣州全部年均出口貿易量的90.15%、98.84%、97.7%（表1）。而廣州港在1817—1819年、1820—1824年、1825—1829年、1830—1833年這4 個時間段中，茶葉出口年平均值分別達到9 087 866元（銀圓，以下同）、11 655 271元、12 180 068 元、11 673 556元，分別占當時出口總值的42%、55.22%、50.41%、49.47%[27]，這足以證明廣州茶葉出口貿易在本港海上總貿易乃至在全國出口貿易中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表1 1734—1833年廣州港茶葉出口英美法等六國年平均量統計表 單位：擔

廣東本土的茶源有限，每年如此龐大的茶葉外貿需要依靠外省的長途轉運。清王朝為了保證對茶葉實行壟斷經營，并在運輸過程便于稅賦征收和控制，因此對茶葉的貿易路線也給予了十分明確的限制和規定。如嘉慶二十二年（1817 年），蔣攸錟在《請嚴禁茶葉海運一折》中提到，“閩、皖商人販運武夷、松蘿茶葉，赴粵省銷售，向由內河行走”[25]251。一個“向”就從側面反映出，長期以來，閩商、徽商運茶至粵都沿襲著由內河越嶺轉運的做法，這顯然與清政府嚴令福建、浙江、安徽三省巡撫曉諭茶商仍“由內河過嶺（南嶺）行走，永禁出洋販運”的海禁政策有關。在此政策的嚴格規制下，蘇、皖、浙、閩、贛等省的茶葉唯有水陸兼程越南嶺走廊的“梅關古道”進入北江直下廣州。程啟坤對茶葉由江西輸運廣州的水陸聯運路線，曾考證證實：福建、江西、安徽生產的武夷紅茶、松蘿綠茶，大多“在江西鉛山河口鎮裝船，由信江向西順流而下，運至鄱陽湖，走贛江至贛南，由挑夫運過南嶺，至韶關再轉運廣州”[28]。其實，江蘇、浙江兩地也沿用這樣一條運輸線路③；而湘鄂兩省的茶葉依舊是從靈渠或桂湘嶠道、“瀟賀古道”或桂陽嶠道入桂、入粵，再沿桂江、賀江、北江直下廣州。

茶葉的跨省匯集與長途販運，對地方經濟的帶動也是相當明顯的，如：要越過五嶺山地，這就得靠人力挑運。據同治《廬陵縣志》卷四十六記載：“外國所需內地貨物……當初并歸廣東貿易，路遠價昂，按價起課，努項不至于少虧，而窮民亦借以糊口……江西之廣信、南安、廣東之南雄、韶州沿途船戶、挑夫借以營生者，不下數千萬人，廣東省城借洋務營生者不下數萬?！盵27]25在容閎的《西學東漸記》也有如下記載：“湘潭及廣州間商務異常繁盛，交通皆以陸，勞動工人、肩負往來于南嶺者，不下十萬人?！盵29]。地處兩廣交界的廣西岑溪市就是被先行帶動起來的，乾隆九年（1744年)《岑溪縣志》卷之二·田賦·物產·貨·茶：“岑向無茶，止大峝（現作“峒”）山巔植之，其味甚佳，故有峝茶之名。迄今各鄉近山處盡種，而謝孟堡山場所植尤多，遠近販鬻，為利頗饒?！盵19]558史料顯示，在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岑溪民眾普遍種茶，當時已有茶莊22間[30]。到同治末年（公元1875 年），岑溪茶業較前更為興盛，往往一間規模較大的茶莊雇工就可達200多人，而小的茶莊雇工少的也不致少于10人。每天早上，在各茶莊門前揀茶的婦女、兒童不下千人。而運茶的人熙來攘往，常年由樟木至馬路水口不絕于途。由此可見，憑借一口通商的政策及地緣的優勢，廣州的茶葉對外貿易一派繁榮，并且帶動著嶺內嶺外茶葉貿易的繁榮興旺，也促進了各茶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茶船古道”也借此正式進入規?？涨暗亩κr期。

（三）“五口通商”后兩廣區域茶業衰落與復興時期的“茶船古道”

對中國外貿的巨大利潤，西方列強一直虎視眈眈。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西方列強通過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與其簽訂《南京條約》《虎門條約》《望廈條約》，條約要求清政府開放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為通商口岸，即史稱的“五口通商”?！拔蹇谕ㄉ獭睂嶋H上就是西方列強強迫中國打開大門，把中國當成他們的商品傾銷地，中國因此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五口通商”后，廣州口岸茶葉絕對出口量一路下滑。到1870年，廣州茶葉出口3 389 300公斤，僅占全國茶葉出口的4.94%，所占比例降至歷年的最低點。相比之下，福州、上海和漢口等地的茶葉貿易因更靠近主要茶區，因而得以迅速發展。尤其是上海，由于地處長江口，距江蘇、浙江、安徽等省的茶區也不遠，且附近水網密布，對內對外航運便利。因此，通過上海出口的茶葉量在迅速增長。從17世紀40年代末，出口茶葉只占全國茶葉的1/4 左右，到1854—1855年，輸出茶葉已達3 000多萬公斤，超過全國茶葉出口總量的七成，從而迅速取代了廣州，成為我國茶葉出口的主要口岸。此外，福州、漢口也迅速成為茶葉出口美、俄等國的重要口岸?？诎兜脑黾?，茶葉運輸路線也隨之改變，茶葉運輸的路程和時間大大縮短了，運輸成本也大大地降低，這極大地促進貿易出口的迅速增長。1880—1888年間，中國茶葉對外貿易進入黃金時代，每年輸出數量，大致在200萬擔（10 000 萬公斤）以上，光緒十二年（1886 年）更是創歷史最高紀錄，茶葉輸出達220萬擔（11 000 萬公斤）。

“五口通商”雖說帶來了茶葉對外貿易的興盛和茶業經濟的繁榮，但是由于中國的茶葉生產更多地依賴國外市場，尤其是英、美兩國的市場，且茶葉從購到運再到銷的貿易環節又幾乎被英、美兩國商人資本的控制和壟斷。因此，到1890年后，當英國提倡其殖民地印度與錫蘭種植茶葉成功，且以價高質優銷售日盛，加之日本綠茶運美競銷，中國茶葉難以與之角逐，于是中國茶葉的出口一路下降。1900年印度茶葉出口首次超過中國，1917 年錫蘭茶葉出口量壓倒中國，中國茶葉出口由此屈居第三；1918年爪哇又超過中國位居世界茶葉輸出量第三。這標志著中國的“茶船古道”隨即轉入衰落期。

面對茶源減少茶業衰微的危機，粵商憑著務實、敢于創新的精神，迅速轉換經營理念，部分茶商由省外轉赴省內，在清遠、廣寧、四會、郁南、羅定等縣大力倡導種茶，擴大各茶園的種植規模，短時間內迅速把廣東省產茶縣一下擴大到了84 個。他們著力從制茶工藝改造方面入手，研制新的茶葉種類，如當時廣州市的河南地區，眾多茶行、茶商利用原有積累的技術和設施，精選各地的綠茶和紅茶，經多道茶葉花薰的加工工序，改制成花茶，當時外銷較為緊俏的花熏茶幾乎都在此地制造。此外，仍有不少茶商紛紛走出廣東，遷移到外省各茶區設莊收購和制作茶葉，直接轉銷外商。光緒年間（1875—1908年），曾有粵商進入江西寧紅茶區，與當地士紳訂立契約，“將西鄉產茶山嶺二十里，勘定界址，一并租與粵商30年，由該商入山自行采辦”，并“徑運出洋，不經漢口洋人之手”[31]。湖南著名的安化茶區，萬歷年間（1573—1620 年）曾創制黑茶。到1858年，粵商乘船取道湘潭，抵達安化，設莊指導改制紅茶以轉輸歐美?！皬V莊”之稱，即是因倡制紅茶為粵商而得名。在清代，湖南的改制紅茶幾乎都與粵商有關。紅茶的倡制直接促進湖南茶業日益興旺，至1856 年，湖南開始辦理茶捐?；浬躺踔吝€依靠雄厚的資本和豐富的經驗，承擔洋行和各地茶行的收購業務，充當買辦的角色。

由于茶商們上述種種舉措，使廣州港漸漸擺脫完全依賴外省茶葉大量輸運的局面，廣東本省生產可供出口的茶葉漸有回升，至1885年，出口紅茶和綠茶達到6 563 350公斤。六堡茶（也應包括賀州、昭平等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以及在廣東茶商商業化加持與助推下，才呈現中國茶產業的興盛。

二、“茶船古道”歷史價值和新時代品牌價值

（一）催生六堡茶品牌的出現

六堡茶在同治十三年（1874 年）才有記載，在《蒼梧縣志》記：“茶，產多賢鄉六堡”“產長行蝦斗埇者，名蝦斗茶”[19]556?？梢?，此時的“六堡茶”還處于量少不成規模，有產地無名稱的時期，僅能充當原料，并沿襲岑溪“垌茶”的發展道路，被粵商收去再加工成其他茶類。1874年之后，隨著馬來西亞儲量豐富的霹靂州拉律和近打谷相錫礦的相繼發現，大批閩粵華人紛紛下南洋，采礦謀生。勞工們工作生活的環境潮濕、悶熱，于是，制法獨特、制作粗糙卻具有袪濕熱、能防病治病的“六堡茶”，自然而然地成了華人礦工特別倚重和青睞的保健茶?；浬陶强吹酱松虣C，就此大批涌入梧州蒼梧六堡及周邊縣域，設莊收制，轉口外銷。顯然，作為粵商創制的茶類品種，六堡茶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其表現在：第一，它出現在五口通商的大背景之下，清政府被迫開放形成的自由貿易，迫使粵商尋求新的茶葉供應源、新的貿易對象和消費群體，這是六堡茶產生的首要原因；第二，粵商經歷了一口通商時期赴外省設莊收制紅茶的商業歷練，對紅、黑茶類茶葉產制及商業運銷已然諳熟于心，因此操持起六堡茶的整個商業運作自然是駕輕就熟；第三，澳門、香港的再度興盛，正好為粵商成功避開內地過重的茶葉稅厘提供了有利條件。資料顯示，1888年，由于清政府額外征收茶葉稅厘，其結果不僅使廣州的茶葉貿易隨即轉往澳門，并且使位于廣州西部的各產茶區的大量茶葉也紛紛流向澳門（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等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27]70。其實，這也是粵商收制六堡茶為何選擇在六堡的合口，而不選擇在梧州或其他地方的真實原因。由合口山間沿河道直接入粵，可繞開梧州，避開梧州的厘卡，既不用繳納廣西的“出境厘金”，又不用繳納“落地厘金”，從而大大減輕稅費成本[32]；同時，也還可以憑借東安河與上游賀縣（賀州）大平河的自然連通，將賀縣（賀州）水口、大平、公會、沙田，乃至昭平縣富羅等地的茶葉一并收購；第四，其六堡的稱謂，充分體現了南嶺區域地名的特色，此“堡”有別于北方純粹作為軍事堡壘的彼“堡”，其諧音又恰與“?！被颉皩殹卑岛?，因此非常切合大多來自閩粵地區華人礦工長年漂泊異國他鄉，思念故土、祈求平安的內心情結?；诖朔治?，六堡茶真正以“六堡茶”之名出現，理應最早不會早于1874年，最晚也不會晚于1928年（邵凡晶依據在1933年成書的《廣東商業茶·桂皮》涉及“六堡茶”價格統計截止于1928年，因此推測“六堡茶”之名較晚出現于民國時期的文獻記錄中[33])。

賀州茶的記載雖說比蒼梧六堡茶的記載還要晚16 年，但從胡小軍考證“以(廣東）本省大山、肇慶和賀縣（賀州）等地區種植的茶葉制成的廣東良種茶——‘大山功夫茶’（后稱“新制功夫茶”，在19 世紀70 年代）銷量一直不錯”[27]63-66這一信息看，也應和蒼梧六堡茶一樣，在1870年之前已有一定的產量。隨后，賀州茶又被加工成備受外商青睞的珠蘭香茶，“珠蘭香茶產于西江、江谷和賀縣（賀州）等地區。這種茶作為廣州出口產品的一部分，其質量據說尚能保持優良。由于它具有自己的某些獨特品質，一度被認為不致受外國競爭者影響”（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等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27]75。珠蘭香茶在廣州紅茶茶葉出口量中一直占有絕對的優勢。從1874—1893年，廣州珠蘭香茶占廣州紅茶出口量平均在69.80%，尤其是1889年和1890年，分別達到83.74%、82.05%。難怪乎，光緒版《賀縣志》“卷七·物產”記：“水茶之葉制茗，不異武彝，向姜七、姜八二都頗收其利，近南鄉龍水茶尤盛”[19]556。民國《賀縣志》“卷四·經濟部·林產林業”則記：“茶之屬，茶之葉，制茗，不異武彝。向來，姜七、姜八兩都頗收其利……南鄉龍水茶尤盛。近瑞云山亦種茶……每年產量三萬余斤，每斤最多三角或二角。昔時制紅茶，又名珠茶，行銷粵地，由粵運洋。制葉，用麻布袋，以足踐之，用火焙之。每年產量不下十萬斤”[34]?？梢?，賀州茶在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發展和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已讓兩個身處不同時期的地方志編纂者的贊許之情溢于言表。

很明顯，此時期的茶葉貿易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西茶葉貿易不同，南洋華僑成為粵商茶葉貿易的重要對象之一[35]。正是六堡茶與賀州茶的發展機緣不同，其發展的軌跡也不同。雖說六堡茶的興盛不完全只是六堡一地的興盛，在其巔峰時期，眾多產地（理應也包括粵、桂、湘眾多區域）的茶葉也都成為六堡茶的毛茶，被粵商運至廣州及港澳再加工，以六堡茶之名轉銷至南洋。然而，六堡茶就此憑借粵商逆勢成就的銷售市場與銷售渠道，一直延續至20世紀70年代，開創了真正屬于自己的“茶船古道”的興盛歷史，在“五口通商時期”廣州茶葉外貿已日漸衰微的背景下，也足以稱之為“不小的成就”了。而此時期“六堡茶”的集聚運輸必然也和南嶺區域其他產地的茶葉產制運輸一樣，通過山路和水道，采取水陸交替聯運的方式運抵廣州或港澳，然后轉口外銷。只不過因品種不同，所涉及的產區也不同，甚至不同的發展時期，運輸的路線也會有所擴展或變更，從而呈現不同的樣貌。

（二）釋放“茶船古道”品牌新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現代化交通工具與設施的逐步完善，業已徹底改變了古代交通的落后狀況，“茶船古道”看似也漸漸地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茶船古道”作為重要的文化遺產，其文化品牌依然可以釋放出新的價值[36]。

縱觀歷史，南嶺走廊區域的“茶船古道”，依托中國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至少從唐代開始，一直沿襲至今，茶文化的對外交流與傳播從未中斷，始終保持自身發展的階段性和連續性，貫穿中國歷史的整個過程。并且在茶文化的交流與傳播過程中保持區域間人員、物資的雙向或多向交流，對南嶺走廊區域各民族族群間的社會文化、民族關系、思想感情的促進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構建，以及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和深遠的影響[37]。再者，茶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名片之一也借此流布海外，對世界人類文明和進步產生同樣的效應，并影響至今。為此，在國家全力推動中西文明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面實施、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今天，南嶺走廊區域各地可以以“茶船古道”線性文化遺產為整體視角[38]，全面盤點當地“茶船古道”所屬空間內的歷史文化遺產，從各個遺產“點”延伸到“線”，由“線”牽起“茶船古道”線性文化遺產輻射區域的“面”，建構起南嶺走廊區域及至中國“茶船古道”線性文化遺產的整體價值，以最終實現對“茶船古道”線性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與活態傳承[39]。尤其是廣西，在中國古代各朝代始終溝通著內陸各地與海外經濟文化交融互通的歷史重要節點，更是需要發揮自身優勢，著眼于未來，充分挖掘和繼承“茶船古道”及“海上絲綢之路”這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講好茶故事、做好茶文章”，并以其為重要支撐，全力推動廣西的茶業振興、鄉村振興與推進“平陸運河”及“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從而以全新的姿態使國際及國內區域間的互利合作邁向新的歷史高度。

注釋：

①經考證（陳勇《“六堡茶”區域民族茶文化互動研究》，賀州學院學報，2023 年第2 期第57-58 頁），南嶺地區的茶葉產制史與瑤族的遷徙軌跡是高度吻合的。今象州縣與荔浦以及金秀、蒙山等多地交界之處的大瑤山，其世居民族就是瑤族。唐宋時期，封建朝廷對瑤族實行相對寬松的民族政策。而早期遷徙至桂北及大瑤山地區的瑤族，從唐代開始，一直與地方政府有良好的互動關系，為此，才可能有唐代茶葉種植的興盛并使象州茶進入陸羽的《茶經》，使大瑤山成為唐代嶺南茶產地之一。

②據考證：北宋前期，南流江水路仍然是安南使節朝貢經行的路線。北宋中期以后，由于南流江水路疏于整治，泥沙淤塞，局部江段已難以逆水運輸重載貨物，加之欽州治所遷至欽江入?？?，“欽州道”（水陸兼行，由欽州-橫州-貴州-象州-桂州）才逐漸得以定型（鄭維寬，余浩銘《從歷史時期廣西出海水路通道變遷大勢看平陸運河開鑿的重要意義》，廣西地方志，2023 年第2 期第22-28頁）；“邕州道”（陸路，由邕州-賓州-象州-桂州，或邕州-賓州-柳州-桂州）則是在南宋時期才最終形成，但仍是取“欽州道”居多（廖寅《宋代安南使節廣西段所經路線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 年第2 期第95-104頁）。

③立山，現梧州市蒙山縣。唐武德四年（621 年）改隋化縣為立山縣，貞觀八年改置蒙州。宋熙寧五年（1072 年）廢蒙州，以東區、蒙山兩縣并入立山縣，隸昭州。元朝屬平樂府。明洪武十八年（1385 年）廢立山縣為立山鄉，屬荔浦縣；成化十三年（1477 年）始置永安州取永久安寧之義，屬桂林府；弘治三年（1490 年）九月，改為長官司，五年復為永安州，屬平樂府。民國元年（1912 年），永安州改為永安縣；3 年，因國內有3 個地方同名，故復稱蒙山縣至今。因而，此處出現在宋代典籍中的“立山”應是今蒙山縣，而不可能是《廣西茶業史》作者所言的“今平樂縣境內”。

④據學者考證（甘滿堂《清代中國茶葉外銷口岸及運輸路線的變遷》，農業考古，1998 年第4 期第201-206 頁），江、浙的外銷絲茶也是從蘇州、湖州等地運至杭州，然后逆富春江船運而上，到浙、贛邊界上的常山縣卸船挑運過山，到江西的玉山縣再裝船，順信江而下到河口鎮，再沿福建、江西、安徽等省茶葉的運輸線路越南嶺運至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