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加息對我國出口結構的影響研究

方建國, 林泓杰

(福州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引 言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擴大,我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尤其在加入WTO后,我國對外貿易飛速發展且在2010年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形成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但是,伴隨著我國貿易出口的大幅增加,我國出口產品附加值較低[1-2]、產品競爭力弱[3]、產品質量下降[4]、以量取勝等問題逐漸地暴露出來,因此出口貿易高質量的發展必然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出口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之一,而出口結構的轉型和優化是顯著提升貿易效益、增強貿易競爭力以及加速出口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最有效的方法。

2022年3月,美聯儲迫于國內的高通貨膨脹壓力對外宣布加息25個基點,但由于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美聯儲于當年6月又宣布加息75個基點且加息的進程至今還在持續。美國作為我國重要的出口國之一以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其國內政策不僅影響其本國的宏觀經濟也會對我國的經濟造成沖擊。以我國工業制品出口來看,2021年3月到6月我國工業制品出口金額同比增加為32.78%、33.18%、27.30%、31.05%,而2022年3月宣布加息后工業制品出口金額同比增長則為14.77%、6.77%、16.58%、18.00%。相對于初級制品,工業制品需要更多技術和資本投入,其出口增速的放緩不利于我國出口結構的升級和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此外,美國也已把加息政策作為調節宏觀經濟的一種常用手段,僅在過去的25年內,美聯儲已經實行四輪加息政策,分別為1999年6月到2000年5月,加息時長12個月,累計加息幅度1.75%;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加息時長25個月,累計加息幅度4.25%;2015年12月到2018年12月,加息時長37個月,累計加息幅度2.25%;以及2022年3月至今,形成加息周期。

隨著美聯儲加息形成周期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美聯儲加息政策對我國出口的溢出效應[5-7],但多數研究卻只局限于觀察出口總量,少有討論加息對于出口結構的影響,更鮮有分析其中的影響渠道。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美國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以及我國貿易出口結構亟需轉型的背景下,有必要研究美聯儲加息對我國出口結構的影響并梳理其中的機理,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提供建議。

二、文獻綜述

美聯儲加息會對我國產出、投資、匯率、利率、國際資本流動等國內宏觀經濟造成沖擊[8-9],歸根結底是影響國內利率與匯率穩定從而造成經濟波動,因此與本文相關的文獻集中于利率與匯率對出口結構的影響。

第一,有關匯率對于出口結構的影響,相關研究很多,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結論。對于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出口結構的升級主要集中于以下研究:曾崢在測算人民幣匯率對資本密集型行業和勞動密集型行業的需求彈性后,發現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彈性較大,因此受到匯率變動的沖擊也更大[10];張會清從成本視角分析,認為中國的高技術行業以加工貿易為主,對于人民幣升值的沖擊可以通過進口成本的節約來抵消,換言之,高技術行業受到人民幣升值的沖擊要小于低技術行業[11];朱孟楠通過比較中國與出口國貿易優勢,認為面對人民幣升值,企業會提高出口價格,勞動密集型行業的需求約束較大,受到的沖擊會更嚴重[12]。但有些學者卻認為匯率的升值反而會抑制出口結構的變化。如鄧小華考察了匯率對于工業制品和初級制品的影響,發現人民幣升值會抑制出口結構的升級[13];陳學彬認為我國勞動密集型行業具有較高的比較優勢,在面對人民幣升值時能夠盯住市場,壓低出口價格[14];李宏彬認為我國勞動密集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所以勞動密集型行業的需求價格彈性較小,人民幣升值對資本與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沖擊更大[15]。

第二,對于直接討論美國利率影響他國出口結構的研究較少,間接討論出口的較多。一部分學者認為美聯儲加息增加了其他國家出口。Canova認為美國貨幣政策影響了國際市場上出口價格的變動,因而增加了拉丁美洲國家的出口[16];Kazi研究了美國貨幣政策對OECD的影響,也發現加息影響他國匯率變動,增加了OECD國家的出口[17];馬理和彭承亮發現在美聯儲加息的同時增加了中國的進口與出口[8]。但也有學者認為美國利率提升不利于他國出口,Iacoviello和Navarro發現美聯儲加息通過降低美國國內與進口需求導致新興經濟體出現經常項目赤字[18];Dieppe等也認為美國利率上升導致美國進口需求下降,因而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出口產生了負面影響[19]。

通過文獻整理可以發現,目前對于匯率影響出口結構方面的研究較為全面,研究的角度包含微觀的企業與宏觀的行業,而對利率影響出口結構的研究較少,表現為:第一,現有的文獻少有涉及利率對出口結構方面的研究,僅討論利率對于宏觀出口總量方面的影響。作為宏觀經濟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外資流入流出以及企業的融資進而影響我國出口結構。第二,隨著美聯儲加息形成周期化,且每輪加息的周長逐步增加,現有的文獻卻少有討論美聯儲加息政策如何影響了我國的貿易出口結構。而在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美聯儲加息影響我國宏觀經濟的平衡,進而影響我國不同行業的出口,導致我國出口結構發生變動。和上述文獻的理論分析路徑不同的是,本文從利率因素出發,以行業出口為視角分析美聯儲加息對我國出口結構的影響,并梳理美聯儲加息的影響渠道,以進一步豐富我國出口結構轉型的研究,期待能為優化我國出口結構和促進我國外貿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一些理論參考。

基于此,首先,本文以HS分類為標準將貨物分為四大類,即初級產品、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并構建出口結構指標;其次,本文將從三個中介渠道說明美聯儲加息影響我國出口結構的作用機制;再次,本文測算了出口四大類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與顯示性競爭優勢,并從產品競爭力視角討論美聯儲加息對出口結構的影響;最后,本文使用國家收入高低進行異質性檢驗、更換被解釋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和利用GMM進行內生性檢驗,得出較為穩健性的結果。

三、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說

1.美聯儲加息的影響

理論上,美聯儲加息對我國宏觀經濟造成沖擊,導致各行業出口發生變動,因而影響了出口結構。當美聯儲加息時,居民會增加美元的持有量而降低人民幣的持有量,導致美元升值和我國人民幣貶值[20],造成我國商品價格出現變動。因為我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產品具有比較優勢,具有較強的盯住市場的能力,受到價格波動的影響小,所以提高了其出口占比。而出口結構取決于不同行業商品的出口占比,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產品出口占比增大表明我國出口結構優化,反之為劣化。其次,當美聯儲加息時,實際利率上漲增加了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成本以及降低國內投資需求,而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對于資本的需求大于勞動密集型行業,融資成本上升和投資降低不利于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因此其出口占比降低,即我國出口結構劣化。再次,我國生產的商品需要外資的投入,美聯儲加息導致跨境資本的大幅外流[21],而相對于勞動密集型行業而言,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更需要外資投入,因此加息不利于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綜上提出假說1:

H1:美聯儲加息不利于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

美聯儲加息的影響較為復雜,我國出口結構的變動除了受經濟環境影響,還取決于行業自身特性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是產品競爭力。因此,本文從利率、匯率、進口需求三個中介渠道以及產品出口競爭力的調節效應分析美聯儲加息對出口結構的影響。

2.匯率途徑

首先,人民幣貶值導致我國企業需要支付外資投入部分的成本上升,這就意味著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生產成本上升的速率快于勞動密集型行業。而根據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商品的出口量取決于商品的成本,那么兩種商品的成本價格比值決定了二者的出口量結構,資本技術密集型與勞動密集型產品成本價格之比越大,兩種商品出口量之比也就越小,出口結構也就劣化。其次,人民幣匯率貶值不利于我國企業中間品進口,而中間品進口的降低不利于提升我國出口產品質量[22],且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需要更多中間品的進口,因此人民幣貶值不利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最后,人民幣貶值帶來跨境資本的流出[23],而外資投入降低不利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進而抑制出口結構的優化。綜上,本文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說:

H2: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美聯儲加息導致人民幣貶值,不利于出口結構的優化。

3.利率途徑

美聯儲加息時中美利率差會降低[24]。

首先,由于我國利率市場化程度較低,利率價格機制受限以及國內較強的資本賬戶管制,都造成我國利率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受阻[25],資本流動對于我國利率變化的敏感程度較低,利差對于國際資本流入的吸引力較低[26],利率提升吸引國際資本流入而有益于出口結構的積極影響低于利率上升本身對于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造成負面影響。換言之,高利率不利于出口結構的優化,當美聯儲加息時,我國以較低的增幅提升利率甚至降低利率導致中美利差降低,而有利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

其次,利差降低有利于我國企業控制融資成本,利率降低會顯著降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成本,中美利差降低反而有利于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

再次,受限于我國較低的利率市場化水平,資本賬戶受限且融資約束大,高融資約束抑制私人投資[27],而低貸款利率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的壓力[28],低利率也促進私人投資,更有助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降低融資成本。綜上,提出研究假說3:

H3: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美利差縮小有利于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

4.進口需求途徑

美聯儲加息的溢出效應還體現在進口需求層面,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會降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消費水平[29]。美聯儲加息導致他國貨幣貶值,當貨幣購買力下降,消費者所購買商品的相對價格提高,迫使消費者降低消費,因而消費者傾向于購買物美價廉的產品。我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產品價格低廉,具有比較優勢和較高的國際競爭力[30],國際市場對于我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產品具有較高的依賴性和認可度,因而相對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受到進口需求降低的影響更小。因此進口需求的降低提高了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出口占比?；诖?提出假說4:

H4: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美聯儲加息降低他國進口需求導致出口結構的劣化。

5.產品出口競爭力的調節作用

美聯儲加息影響了我國匯率變動,由于存在匯率傳遞效應[31],導致出口價格發生變動,而出口競爭力越高的產品,國際市場的需求也就越大,具有較低的需求彈性。當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價格增加,出口競爭力越高的產品出口量變化的就越少,面對出口價格波動所受到的影響也就越小;當人民幣貶值降低了出口價格,出口競爭力高的商品更受市場歡迎,出口量增量更大,此有助于提高其產品的出口占比。因此,當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出口競爭力越高,受到美聯儲加息的負面影響就越小,我國出口結構則會優化?；诖?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說5:

H5: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產品出口競爭力的提高降低了美聯儲加息對于出口結構的不利影響。

四、模型構建以及數據說明

1.模型構建

本文研究的是美聯儲加息對于我國出口結構的影響,因此核心變量為聯邦基金利率。本文構建基準回歸模型如下:

upgict=b0+b1ln ffrt+b2X+εit

(1)

其中:i,c,t分別表示出口國、中國和年份;ffrt表示第t年的聯邦基金利率;X為控制變量;b為系數;upgict表示中國對i國在t年的出口結構。

Lall將出口商品分成初級產品、資源型制造品、低技術制造產品、中技術制造產品、高技術制造產品和未分類產品[32]。本文在此基礎上將低技術制造產品歸類為勞動密集型產品、將中技術和高技術制品歸類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而資源型制造品則歸類為資源密集型產品。本文構建衡量出口結構的指標為中國對出口國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金額與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金額之比upg,其比值變大表示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速高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速,即我國出口結構優化。

為進一步證明美聯儲加息對于出口結構的影響并確保所得出的結論的正確性,本文使用引力模型將出口結構進行回歸擬合,模型設定如下:

upgict=b0+b1ln ffrt+b2,1ln gdpit+b2,2ln gdpct+b2,3ln popi,t+b2,4distwcesic+εit

(2)

其中:gdpit、gdpct、popit和distwcesic分別表示i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i國的總人口和中國與出口國的地理距離。

為了更好地說明美聯儲加息的中介效應,本文參照溫麒麟的方法構建中介模型[30],模型設定如下:

ln upg=cln ffrt+controli,t+εit

(3)

M=aln ffrt+controli,t+εit

(4)

ln upg=cln ffrt+bM+controli,t+εit

(5)

其中:M為中介變量,包括利率、匯率和進口需求三種;controlit為控制變量;當系數a、b的符號相反則此中介變量削弱加息的影響,反之則為強化加息影響。

2.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 出口結構(upg)為中國對i國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金額與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金額之比,數據來源于UNCTAD。

(2)解釋變量 美國聯邦基金利率(ffr),數據來自美聯儲官網。

(3)中介變量 中國利率(isp)選擇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的平均利率(取得的原始數據為月度數據按平均法轉換成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中經網);人民幣實際匯率(rer)選擇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數據來源自BIS(以2020為基年);進口需求(jk)選擇各國家對我國進口量,數據來源自WTO。

(4)控制變量 借鑒國內外學者研究,本文的控制變量共四個,分別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c)使用消費價格指數(以2010年為基年)消除價格變動因素,數據來源于UNCTAD;i國國內生產總值(gdpi),數據來源于UNCTAD;i國人口總數(popi),數據來源于WORLD BANK GROUP;i國與中國國家距離(distwces),數據來源于CEPII。

(5)樣本說明 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擇上一輪美聯儲加息周期2016-2021年中國對58個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商品數據,數據描述性統計分析見表1所列。

表1 描述性統計

五、實證結果和分析

1.美聯儲加息影響

本文使用逐項回歸法,表2給出了美聯儲加息對于出口結構的影響效應,其中模型(5)顯示美聯儲加息對于我國出口結構造成負面影響。具體而言,美聯儲每加息1%,我國出口結構則會下降0.081%。這說明美聯儲加息不利于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假說1成立。接下來分析美聯儲加息的三種中介效應渠道。

表2 回歸結果

(1)匯率途徑 見表3所列,其中模型(3)顯示美聯儲加息導致我國人民幣貶值;模型1顯示我國人民幣實際匯率每升值(貶值)1%,我國出口結構相應地會提升(下降)0.538%,即人民幣貶值不利于我國出口結構優化。人民幣匯率上升擴大了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出口,降低了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占比,貶值反而更有利于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一方面,相對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我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產品在國際上具有較大的比較優勢以及產品競爭力,人民幣貶值后我國出口產品可以通過降低出口價格,使得其行業產品的出口額增速快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產品的出口額增速;另一方面,人民幣貶值則本國的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需要進口中間品的成本上升,而勞動密集型行業需要的國外進口中間品較少,因此可以控制其行業的生產成本,最終不利于出口結構的升級,即假說2成立。

表3 匯率途徑

(2)利率途徑 表4的回歸結果顯示,美聯儲加息導致中美利差降低,中美利差每增加(降低)1%,我國出口結構則會降低(上升)3.124%?？梢钥闯隼钭兓瘜е聝煞N行業的出口占比發生變化,這與兩種行業本身性質有關。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中資本投入占總成本的比例大于勞動密集型行業,這意味著其行業對于資本價格的變化更為敏感,利率作為資本的使用價格,其變動對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影響大于勞動密集型行業,雖然利差擴大有利于吸引外國資本的流入,但是中美利差擴大本身也意味著本國的利率以高幅度上升,企業融資成本升高則生產產品成本也上升,這就壓縮了企業利潤。此外,高利率也不利于國內投資和居民消費,更不利于企業發展。換言之,低利率雖然會導致本國資本的外流,但是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尤其對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而言,能夠大幅降低企業融資與投資成本,商品成本的壓縮則企業獲得更高的利潤,促進其行業的發展。

表4 利率途徑

政府的政策行為通常取決于經濟環境,我國逆經濟環境的降息行為也較為常見。以新一輪的美聯儲加息來看,美聯儲于3月開始宣布加息,聯邦基金利率從3月的0.2%持續加息至8月的2.33%,而我國銀行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卻從3月的2.37%持續降息至8月的1.67%,從9月才開始調增利率。其主要的原因是較低的利率有利于投資和消費進而促進經濟發展,這對于正處于經濟恢復期的我國是更為合理的決定。此外,我國利率的逆向調整也有助于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發展,降低了美聯儲加息對于我國出口結構的沖擊。

綜上,美聯儲加息的利率影響途徑為:美聯儲加息導致中美利差降低,進而促進我國出口結構優化。利率途徑弱化了美聯儲加息的負面影響,即假說3成立。

(3)進口需求途徑 表5的回歸結果顯示美聯儲加息導致各國進口需求降低,美聯儲每加息1%,進口需求就減少0.014%,而進口減少1%則我國出口結構劣化2.381%,進口需求降低對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影響較低,間接提高了其出口占比。這也說明我國當前的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產品競爭力較低,無法與發達國家同樣的產品形成競爭,只能通過低附加值的產品分取市場份額,因此假說4正確。

表5 進口需求途徑

2.產品的出口競爭力調節效應

根據上文的分析可知,美聯儲加息對我國出口結構的影響與勞動密集型及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國際競爭力相關。我國各類行業產品出口競爭力情況如何以及其如何影響我國出口結構?下面從產品出口競爭力視角來分析。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步入“常態化”,經濟增長速率由高速增長“換擋”為中高速增長。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我國產品出口競爭力提升的重要性。一方面,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推動了出口結構的優化。出口商品的資本密度和技術復雜度的增加提高了我國出口競爭力[34],同時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與資本勞動比也有助于我國貿易轉型[35];另一方面,出口結構的升級也促進我國商品在國際競爭力地位中的提高。近年來,我國加強了對高技術產品的研發,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加快并成為帶動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健性”要素[36]。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技術復雜程度遠高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當其出口量占總出口量份額越高也意味著我國出口技術含量上升,進而提高了出口商品競爭力。換言之,出口商品競爭力和出口結構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關聯的,提高出口商品競爭力直接促進了出口結構的優化。

有關于出口競爭力的提升早已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許多文獻都以不同的指標來衡量出口競爭力,茅銳和張斌對國內外學者構建的出口競爭力指數進行整理,歸納出五個較為常見的指標,分別為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數、市場滲透率指數、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貿易競爭指數和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數[37]。顯示性比較優勢把國家規模納入考慮,相對于其他指數更為準確地衡量了一國出口競爭力,而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數在此基礎上考慮了進口因素,剔除了進口效應的影響,該指數越大說明某類產品的競爭力提升并不是由出口增加所導致。在此基礎上,本文測算了我國和美國出口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和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數,并以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數作為出口競爭力的衡量指標。

圖1給出了中國與美國在1996-2021年四類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其中圖1a顯示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指數遠高于其他三類產品,雖然有下降的趨勢但一直保持在2以上;我國的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競爭力指數持續上升,自2003年突破1以來持續保持在1.1附近;而初級產品的競爭力指數持續下降,資源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力均維持在0.2左右。當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大于2.5時,表明一國具有極強的出口競爭力;當介于1.25和2.5之間時,表明該國具有較強的出口競爭力;當該指數小于0.8則不具有出口競爭力,但這不意味著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競爭力高。一方面,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口貿易極速擴張,本土企業主要依靠進口品加工轉出口外銷的貿易,致使我國呈現出口和進口的“雙高”趨勢。圖1b中的顯示性競爭優勢也證明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競爭力在2008年之后才出現正值,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發展有很大程度依賴于進口增加[38]。另一方面,高質量中間品進口增加了我國產品的技術復雜程度并提升了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形成我國出口結構優化的現象。但這也意味著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并非只是我國技術進步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從發達國家的高質量中間品的進口以及經濟貿易全球化帶來的紅利。

圖1 中國各行業(a)與美國各行業(b)顯示性比較優勢

我國是人口大國,受益于經濟全球化和人口的紅利,形成“世界工廠”的地位。我國憑借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廉價的勞動力生產出物美價廉的產品,尤其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即便當前人口紅利逐漸褪去,依舊受國際市場的歡迎。我國勞動密集型行業憑借自身較高的產品出口競爭力,面對美聯儲加息的沖擊,可以通過調整價格將一部分損失由消費者承擔,加息對于行業的影響低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受到的沖擊。因此這也說明,當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競爭力越高,受到國際利率波動的影響越低,美聯儲加息對于我國出口結構不利影響的程度越小。

為證明商品競爭力視角的正確性,本文將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數與聯邦基金利率進行交互,在(1)式中引入ln ffrⅹzjjz交互項,此外,為了更全面地衡量出口結構的優化,本文還構建其他兩個指標:一是中國對出口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金額占總出口金額之比zjp,其比值越大表示我國出口商品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比增加;二是中國對出口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金額占總出口金額之比ldp,其比值增加表示出口貿易結構劣化。將被解釋變量更換為zjp和ldp?；貧w的結果見表6所列。表6模型(1)中交互項的符號為正,表明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競爭力提升能降低美聯儲加息對于我國出口結構的負向影響。以美聯儲每提高1%的利率為例,當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顯示性競爭優勢每提高1%時,聯邦基金利率提升1%對于出口結構的不利影響就降低0.274%,也即其對于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占比的不利影響降低0.114%,而對于我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促進作用降低0.160%。實證的結果與前文的推論一致,證明了假說5的正確性。

表6 美聯儲加息與顯示性競爭優勢交互結果

3.異質性檢驗

兩國貿易不僅由出口國的商品所決定,也常常受到進口國經濟狀況的影響,為檢驗美聯儲加息對于我國出口不同收入國家的出口結構是否具有異質性,本文將58個國家(地區)劃分為43個高收入和15個低收入國家(地區)進行檢驗。

由表7可知,美聯儲加息對于出口結構的負面效應在高收入國家比低收入國家更加嚴重。結合上文分析,可能的原因是當美聯儲加息導致國際市場的商品價格發生變動,高收入國家面對價格的上漲更青睞于競爭性強的產品。模型(2)與(4)中產品競爭力的調節作用對高收入國家的正向影響高于低收入國家,也說明高收入國家更加看重產品競爭力。相比勞動密集型行業而言,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商品競爭力弱因而出口量降低更嚴重,導致出口結構受到負向沖擊。

表7 收入異質性

4.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結論的穩健性,本文更換出口結構的指標,借鑒曾錚的做法[10],利用SITC一類數分類法,把工業制品中化學成品及有關產品(SITC 5類)和機械及運輸設備(SITC 7類)兩類作為資本技術密集型商品,將工業制品中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SITC 6類)和雜項制品(SITC 8類)作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二者的出口金額比值為出口結構(st),得出的結果見表8所列,聯邦基金利率的增加對出口結構造成負面沖擊,證明了結論的可靠性。

表8 出口結構穩健性檢驗

5.內生性檢驗

對于本文所設計的模型而言,一方面,考慮到我國實際的出口量會影響美國內部經濟環境,進而影響美聯儲加息的幅度,即存在內生性;另一方面,一國出口結構往往與上期出口情況密切相關,因此本文在原本模型基礎上加入出口結構的一階滯后項,并將其作為工具變量來降低遺漏變量的偏誤。本文選擇系統GMM模型,結果見表9所列。由表9可知,美聯儲加息不利于我國出口結構且具有顯著性,即所得結果具有可靠性。

表9 內生性檢驗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分析了美聯儲加息對我國出口結構所造成的影響,通過理論推導和實證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美聯儲加息不利于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首先,美聯儲加息導致人民幣貶值對于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促進作用大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降低了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出口額比重;其次,加息導致中美利差降低,中美利差降低反而削弱加息的負面影響;最后,加息導致各國進口需求降低,因為我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競爭力強,所以受到影響更低,導致出口結構劣化。

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變動之所以會對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產生不同影響,主要是因為兩個行業對于資本的投入不同,前者不僅需要更多的本國資本性投入也需要更多外資的投入,因此當美國利率發生變動時會受到更大的影響,即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對于美國利率提升所形成的沖擊更加敏感。產品競爭力是影響出口結構的重要因素,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產品出口競爭力提高有利于抵消美聯儲加息對于我國產品出口結構的負面影響,我國當前仍然是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競爭力強而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競爭力較弱。美聯儲加息對于我國出口高收入國家(地區)的負面影響大于低收入國家(地區),主要原因可能來源于高收入國家(地區)更青睞產品競爭力高的商品。面對價格和消費的變動,高收入國家(地區)更多地選擇進口我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商品。

美國在經歷多次降息之后,為降低其國內的高通貨膨脹率又開始新一輪的加息。為降低美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我國出口結構的負面影響,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合理使用匯率和利率工具,降低加息帶來的負面效應。我國人民幣的貶值會導致出口結構變差,穩定我國匯率有利于企業對于生產成本的控制;而合理使用利率工具,在適當的條件下降低我國利率,縮小中美利差,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有助于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和升級。

第二,大力促進國內技術發展,增強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需要更多技術上的支持,因此要注重國內科技發展,提升我國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增強其國際競爭力,進而降低美聯儲加息的沖擊。

第三,優化我國金融體系,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的監管。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需要更多的資本要素,因此完善我國金融服務體系,提高企業融資效率、降低企業貸款成本、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以及減少資本的無效利用,有助于降低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產品出口競爭力。此外,完善跨境資本監管體系,采取逆周期調控, 也有助于及時應對資本外流對于我國出口結構的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