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對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

汪佳慧, 王 欣, 陳海燕

(阜陽師范大學 商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一、引 言

為了提高中國審計報告的信息質量,財務報表審計報告模式改革是大勢所趨。其中,審計師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需要出具高質量的審計報告,以提供充足的信息幫助信息使用者做出更加明智的決策,降低市場參與者在投資和交易過程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1]。

2016年12月,財政部發布《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504號——在審計報告中溝通關鍵審計事項》(以下簡稱“KAM準則”),要求注冊會計師指明上市公司的關鍵審計事項(key audit matter,KAM),并在審計報告中說明被認定為KAM的原因,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全面、更詳細的信息。KAM涉及公司的會計估計、重要會計政策的應用、重大會計差錯的修正以及關鍵合約或交易的處理等。特別是KAM準則規定,A+H股上市公司將從2017年開始適用,其他A股上市公司將從2018年開始適用。

KAM準則的實施有助于解決傳統審計報告信息含量低和決策相關性弱等問題,其目的是通過公布更多的企業獨有的資料,添加公共信息集,使資本市場資源得到優化配置[2]。信息使用者通過披露的KAM了解注冊會計師所關心的重大問題,以及在審計期間所做的工作,從而做出更中肯的決策[3]。

對于企業而言,權益資本成本是企業通過發行普通股票籌集資金而付出的代價,是投資者用來衡量投資風險和預期回報的必要收益率[4],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決定著一個企業能否生存與發展。就審計領域而言,KAM是審計師在審計報告中所揭示的最特殊的風險事項,含有“風險信息”屬性[5],能夠揭示相關風險問題的補充信息,降低投資者和企業間信息不對稱性[6-9]。內部控制制度的可靠性決定了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潛在風險[10],因此探討內部控制質量對KAM披露與資本成本的影響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5]。

此外,審計師也應該關注企業的財務報告及其他相關報告是否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治理結構及經營狀況,且要對企業內部控制制度進行評價,發現并披露KAM,增強審計報告質量與可信度,從而為投資者提供更為可靠和準確的信息。

基于此,本文選取2013-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作為研究對象。由于KAM準則的分步實施,我們利用該政策所形成的準自然實驗,構建多期雙重差分模型,考察KAM披露對于權益資本成本的作用,并且以此為基礎,分析內部控制質量在其中發揮的調節作用和信息透明度在其中發揮的中介作用。

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第一,豐富了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探究角度。以往研究已經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信息披露對資本市場的重要性,包括信息披露質量等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11-13]。本文進一步通過考察KAM披露與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可深入探討公司的KAM披露在資本市場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進一步擴展了內部控制質量的調節作用。以往文獻主要研究了內部控制質量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鮮有文獻探究內部控制質量在KAM披露與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調節作用[14-15]。本文進行了調節回歸,探討內部控制質量和KAM披露之間的關系,深入理解內部控制質量在企業信息披露中的作用,可以更加全面地評估企業KAM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第三,深度探究了信息透明度的中介作用。目前鮮有文獻從信息透明度的角度探究KAM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16],本文從信息透明度的角度進行研究,能夠更深入地理解KAM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路徑,揭示信息透明度的中介作用。此外,本研究采用雙重差分模型,有效控制了外部干擾因素的影響,增強了研究結論的可信度。

二、文獻綜述

1.KAM披露的經濟后果

從信息使用者的角度來看,傳統審計報告格式的固定化使得信息使用者難以直觀地理解審計報告的具體內容,從而難以獲取實際有用的信息,影響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投資決策。審計報告的改革使信息使用者能夠通過調整內容和格式,增加關于關鍵審計事項的段落,獲得更清晰的信息。關鍵審計事項可以使財務報表中的高風險項目更容易被關注,從而導致信息使用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更加謹慎[3],且能夠將信息使用者的注意力轉移到關鍵審計事項所提供的增量風險中,提高了財務報表中的信息透明度[17];這種轉移注意力的效果有助于減少投資者在決策中對盈余的過度依賴[18]。同時,增量風險信息的披露也使得公司特有的信息更充分地反映在投資者的資本定價中[19],并且能夠減少股票價格的異常波動和同步性[20],也增加了審計報告與信息使用者之間的溝通價值[9]。

從審計師的角度來看,審計報告的改革導致上市企業的審計成本有所增加,但也提升了信息含量和市場透明度,為投資者提供了更有價值的信息[21]。高質量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提高審計質量,并對審計師的審計責任產生影響,同時也對整個資本市場具有重要的影響力[22]。KAM披露能夠增強審計報告的信息價值和溝通價值,提高其對信息使用者的參考價值和有效性,進一步發揮審計監督作用,增強審計報告的公信力和可靠性[9],但同時也會增加審計師的聲譽風險與訴訟風險,這就對審計人員的職業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23]。因此,在確定關鍵審計事項時,審計師需依據職業水平做出判斷,并予以揭示,這就要求審計師不僅要有較高水平的專業能力,還要遵守審計準則和職業道德[24]。

從企業管理層的角度來看,與審計師溝通關鍵審計事項能夠有效地抑制企業對應計盈余的管理程度[25],進而提升企業的會計穩健性和提高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26]。KAM披露能夠減少管理層對壞消息的隱瞞和對財務信息的夸大,進一步規范管理層的行為,抑制經理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提高財務報告的透明度和可靠性[27-28]。此外,披露KAM也能緩解公司信息不對稱問題,減少企業融資約束等,提高財務彈性,保證資金的供應[29],從而更好地降低管理層的低風險偏好,改善管理層的高風險偏好[30]。

2.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因素

從公司財務特征角度來看,企業的財務狀況和權益資本成本息息相關,企業資產負債率的增加與權益資本成本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這意味著當企業承擔的債務相對較高時,其面臨的風險也會增加,會提高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31]。此外,代理成本也會對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產生影響。在資本提供者與管理者存在利益沖突的情況下,便形成了代理成本,進而影響權益資本成本[32]。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來看,投資者為了獲得風險補償,會追求高質量的投資機會,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從而增加權益資本成本[33];又因為企業信息的不對稱,投資者需要較高的代理成本才能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34]。投資者難以感知企業真實的經營情況,因此為了補償企業所面臨的風險,投資者往往會要求更高的回報率[35],這進一步增加了權益資本成本。從內部控制質量的角度來看,代理成本高的公司通常面臨嚴重的運營風險,投資者進行風險評估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并增加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36]。內部審計的失效,增加了操縱企業收益的可能性,降低了會計信息的質量[37]。從審計與信息披露的角度來看,審計質量對于公司披露信息的質量和約束企業行為都具有影響,這兩者共同作用可以降低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38]。此外,企業進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有助于提升企業的社會形象和聲譽,從而減少投資者對企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擔憂程度,進而降低權益資本成本[39]。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KAM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

信息不對稱理論是現代金融學中最為重要的理論之一,它決定了信息對金融市場潛力和風險的影響。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使投資者無法正確地評估風險,這可能導致市場失靈、價格失衡、市場波動性增加等問題。從信息透明度和會計質量的角度來看,KAM披露揭示了審計決策和審計過程中的重要信息,提高了財務報告的信息透明度[18]。投資者在面對不確定的市場環境時,往往缺乏足夠的信息做出明智的投資決策,KAM披露涉及到的會計處理等復雜事項的財務信息,有助于降低信息的不確定性,提高會計質量[40]。當企業展示較高水平的信息透明度和優良的會計質量時,投資者對其財務信息的信任度將大幅提升,能夠降低投資風險,進而降低權益資本的成本[41]。從投資者信心的角度來看,KAM披露揭示了審計決策和審計過程中的重要信息,提高了文本的可讀性和精確性[42],并減輕投資者對不確定性風險的擔憂,使企業的投資效率得到提升[43],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和安全感[44]。從審計質量和信息披露的角度來看,KAM披露要求審計師提供獨立、公正的審計意見,增強了審計質量和可信度[45],使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能夠保持應有的職業懷疑,提供更加真實的審計報告,從而披露更加充分的關鍵審計事項[46]。充分的審計質量和信息披露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提高市場的效率,在資本市場中獲得低成本的股權投資[47],顯然,KAM披露能夠降低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48]。由此,我們提出假說1:

H1:KAM披露會顯著降低權益資本成本。

2.內部控制質量的調節作用

內部控制在企業財務管理和信息披露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從風險管理和治理效果的角度來看,內部控制質量對風險管理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起著重要作用,內部控制環境較差的企業往往會存在管理層的信息隱瞞和虛假披露等違規行為,給投資者帶來損失[49]。相反,內控制度完善的企業的財務信息可靠性更高,并且更加透明,能夠更有效地保護投資者的權益[50]。高質量的內部控制可以有效地降低企業的財務風險和錯誤報告風險,提升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增強投資者的信心[30],進而降低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從信息準確性和可靠性的角度來看,優良的內部控制質量能夠確保企業財務報告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內部控制質量較差的企業都有一定的會計缺陷[51],會影響企業會計信息的質量。企業財務報告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越低,越會增加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問題,為了保證投資者的收益率,企業會增加權益資本成本[34]。顯然,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越完善,提供的財務信息會更加準確和可靠,權益資本成本就越低[52]。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能夠緩解KAM披露對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即內部控制質量越好,KAM披露對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越小。這進一步突出了內部控制質量對于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企業需要重視內部控制的建設和提升,以保障自身長期發展[10]。由此,我們提出假說2:

H2:內部控制質量強化了KAM披露與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負向關系。

3.信息透明度的中介作用

通過提供更全面、準確和可靠的KAM披露,信息透明度得以增強,從而提升了投資者和債權人對企業的風險感知能力[53]。首先,企業能夠向投資者披露與業務風險、財務狀況和重要事項相關的關鍵審計事項,使投資者更好地了解企業的風險狀況,從而能夠更準確地評估企業的財務健康和潛在風險[54]。其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加強了投資者對企業風險的感知能力和對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決策能力[55]。當投資者認識到企業面臨的風險并能夠準確評估這些風險時,他們可能會要求更高的回報率以補償所承擔的風險。最后,較高的信息透明度促使企業提供更加可靠的會計信息,減少了會計信息的不確定性和誤導性[56]。這使得投資者能夠更準確地評估企業的財務狀況和潛在風險,從而影響他們對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決策。由此,我們提出假說3:

H3:KAM披露通過增強企業的信息透明度來降低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信息透明度起到中介作用。

4.審計師特征的差異性

不同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在獨立性、專業勝任能力、議價能力和風險識別能力等方面存在差異[57],承攬的客戶質量也有區別[58],所出具的審計報告質量也有一定的差異[59],但他們都受到審計準則和職業道德的約束,都致力于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對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安永)來說,其具有全球性的影響力和專業性,審計質量和聲譽在KAM披露前就備受認可,能夠在編制審計報告時發表質量較高的審計意見[60]。投資者對其審計報告的內容和質量有較高的信任,減少了對關鍵審計事項的關注程度[61]。對于“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來說,由于其在資源和專業能力方面有限,承攬的客戶質量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會計信息質量較低[62]。因此,為了提高事務所的聲譽,降低審計風險,“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采取一系列措施編制審計報告,KAM準則的實施能夠使“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師更加注重關鍵審計事項[60],提供更準確和可靠的審計意見,增強了投資者對企業財務信息的信心,投資風險隨之降低,從而降低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由此,我們提出假說4:

H4: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相比,“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KAM披露對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負向關系更加顯著。

5.企業性質的差異性

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所有權性質、監管要求、資本市場反應和經營特征上都有著顯著的不同。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其受到政府監管較多,其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可以增加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監管壓力,有助于提高企業的治理水平和內部控制質量以及信息透明度[63],這種監管壓力對國有企業的經營行為和財務報告產生了積極影響。通過加強國有企業的治理和內部控制,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提升了企業的信譽和聲譽,提升投資者的信心,并最終降低權益資本成本。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由于缺乏政府的背景支持,在市場中可能面臨更高的財務風險警覺性,市場參與者可能對其財務報告持更加謹慎的態度,即使進行了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投資者對其財務風險仍持保守觀點,更注重其商業模式、盈利能力和市場競爭等因素[64]。由此,我們提出假說5:

H5: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的KAM披露與企業權益資本成本呈現出更為顯著的負向關系。

四、研究設計

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初始樣本包括2013-2021年間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在排除金融保險類公司以及樣本變量欠缺的企業后,共選出A股上市公司1 741家,總計15 669個觀測值。在確定樣本時,為了消除量綱的差異,減少異常值對模型的影響,提高模型的性能和穩定性,對被解釋變量的數據進行了標準化處理。

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CSMAR數據庫,其中包含了各家公司的財務報告數據和其他相關的企業信息。同時,我們還使用了DIB數據庫提供的內部控制質量評價指標作為變量之一。為了排除極端值對回歸結果的潛在影響,采取了縮尾處理的方法,將其在1%和99%分位數之外的極端值修正為相應的分位數值。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實證研究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為深入剖析KAM披露對于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與企業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提供支撐。

2.模型與變量

(1)被解釋變量 權益資本成本(ERP)是通過應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對公司i在t年公布的財務數據進行計算得出的。CAPM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研究資本的風險與預期收益之間的關系,該模型的公式為:ERPit=RFit+(RMit-RFit)βt,式中RF是指市場的無風險利率、RM是指市場的預期回報率、β是指企業年度收益率與市場年度收益率的協方差。

(2)解釋變量 KAM披露(DID)表示企業i在t年度財務審計報告中是否適用了KAM披露準則:若企業i在t年適用了該項政策披露KAM,則取值為1;若未披露KAM,則取值為0。

(3)調節變量 ICQ即內部控制質量,借鑒顧奮玲和解角羊的研究[65],以迪博公司公布的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數為指標,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質量進行評估。參照劉浩等的研究路徑[66],將得到的指數除以1 000進行標準化,將其取值范圍限定在[0,1]之間。

(4)中介變量 信息透明度指標(TRANS)是指公司公開披露財務和管理信息的程度,對于投資者決定如何選擇資產組合至關重要。借鑒辛清泉等的研究[67],綜合考慮了多個因素,包括上市公司盈余質量的指標、信息披露評分的指標、分析師跟蹤人數、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性以及是否聘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作為年度的審計師。通過對這些變量進行百分等級的計算,并取其平均值,得出了信息透明度指標,用于衡量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和財務可靠性,從而評估其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和投資者決策的重要性。

(5)控制變量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整理和總結,在建立本文模型時控制年份和公司,同時考慮了以下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公司規模(Size)、有形資產負債率(Talr)、總資產凈利潤率(ROA)、β系數(Beta)、盈利水平(ROE)和財務風險(Lev)。相關的變量定義見表1所列。

(6)模型構建 根據研究假說1構建了模型(1):

(1)

KAM披露準則實施后,要求A+H股公司在2017年年度財務審計報告中開始披露,其他A股公司在2018年年度財務審計報告中開始披露。對上述A+H股公司和其他A股公司來說,這是一項實施政策的實驗,通過借鑒Goh等[20]、李青原和章尹賽楠[68]的研究,本文采用了多期雙重差分模型比較政策干預前后的差異來衡量政策實施的效果,探究KAM披露對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雙重差分檢驗的目的是評估一個政策、干預或其他處理對處理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差異產生的影響。DIDit用于表示企業i在t年度財務審計報告中是否適用了KAM披露準則:若企業i在t年適用了該項政策披露KAM,則取值為1,若未披露KAM,則取值為0。因此,構建模型(1),對2013-2021年全樣本數據進行驗證。若模型中β1顯著為負,則H1能夠得證。

對于假說2,探究內部控制質量的調節作用,構建了模型(2):

(2)

隨著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企業的內部控制效能得到進一步加強,所以構建模型(2)。若模型中γ3顯著為負,說明假說2得證;若γ1和γ3同時顯著且同號,說明ICQ的存在能夠強化KAM披露對ERP的作用。

對于假說3,探究信息透明度的中介作用,構建以下模型:

(3)

(4)

其中:i表示公司;t表示年份; Controlsi,t為所有的控制效應;μt為時間效應,υi為公司個體效應;εi,t為殘差項。

模型(3)驗證了KAM披露與信息透明度(TRANS)的關系,若δ1為正且顯著,說明KAM披露能夠增加企業的信息透明度。模型(4)驗證信息透明度是否起到中介作用,若θ1和θ2同時顯著為負,說明信息透明度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KAM披露能夠通過增強企業的信息透明度從而降低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

對于假說4,在模型1的基礎上,考慮了會計師事務所規模(Big4),事務所規模為虛擬變量,企業的審計報告當年是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披露則賦值為1,由其他事務所披露的則為0。分組進行驗證比較,驗證H4是否得證。

對于假說5,考慮了企業性質,將上市公司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賦值為1,非國有企業為0,分組實驗比較,驗證H5是否得證。

五、回歸結果與分析

1.描述性統計

對于本文所涉及的相關變量,我們進行了描述統計分析,具體結果見表2所列。ERP可視為股東的必要收益率,在全樣本中ERP均值為0.087;中位數為0.090,與均值相近,表明數據分布較為穩定和對稱,沒有顯著的偏離,且標準差為0.023,說明權益資本成本波動性小,數據穩定。內部控制質量(ICQ)越大,說明企業內部控制的運行越有效,通過描述性統計,均值為0.639,中位數為0.660,標準差為0.121,表明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較穩定,意味著企業在管理和監控方面具備一定的穩定性。同時,對其他控制變量進行描述統計分析也顯示它們的取值在合理的范圍內,沒有明顯異常情況。

表2 描述性統計

2.實證分析

(1)平行趨勢檢驗 平行趨勢檢驗的目的是驗證在處理組和對照組之間是否存在相似的趨勢,以確保雙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對于全樣本來說,KAM披露的當年記為current,pre_3、pre_2、pre_1分別表示KAM披露的前3年、前2年和前1年;las_1、las_2、las_3、las_4分別表示KAM披露后的第一到第四年。為了更加直觀地表示政策實施前后的差異,繪制了平行趨勢檢驗圖,如圖1所示。圖中橫軸表示政策實施相對時間,縱軸表示政策動態效應,可以發現在政策實施后,滬深A股上市公司政策的影響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政策實施前后有明顯的波動差異,政策的實施能夠降低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直觀地說明了本文假說符合平行趨勢檢驗。

圖1 平行趨勢檢驗

(2)基本檢驗 為驗證假說1,對KAM披露和企業權益資本成本之間進行了實證研究,采用多期DID模型檢驗,結果見表3列(3)所列,KAM披露與權益資本成本在1%的水平下呈顯著負向關系,假說1成立。同時,為了探究單固定效應模型(個體固定模型和時間固定模型)是否會對實驗結果造成誤差,進行了單固定效應檢驗,結果見表3列(1)、列(2)所列,KAM披露與權益成本之間都呈顯著負向關系,表明無論是單固定效應檢驗還是雙固定效應檢驗,都能證明KAM披露能夠降低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當企業在年度財務審計報告中進行KAM披露時,對于投資者而言,這種披露會對其感知公司風險的程度和對公司的信任程度產生影響。通過KAM披露,企業向投資者提供了更全面、透明的信息,使得投資者能夠更準確地評估企業的風險和價值,最終降低權益資本成本。

表3 KAM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影響的回歸結果

(3)內部控制質量的調節作用 內部控制質量作為企業內部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財務報告披露質量和KAM披露有著重要的影響,且內部控制質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KAM披露和企業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為企業的長期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故引入內控質量,探究它在KAM披露和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作用。

分析結果見表4所列。表4列(1)顯示在不加入控制變量時,KAM披露對權益資本是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向的。表4列(2)顯示在加入控制變量,KAM披露對權益資本是也是呈顯著負向關系。表4列(3)中,DID×ICQ兩者的交互項與權益資本成本之間在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驗證了H2成立;且在表4列(3)中,DID與權益資本成本的回歸系數與交互項同號,也是顯著為負,強化了KAM披露對資本成本的影響。說明內部控制質量能夠強化KAM披露對權益成本造成的影響,即內部控制質量越高的公司,其KAM披露通常越有代表性,準確性也越高,因此可以減少企業權益資本成本;而內部控制質量差的公司,通常KAM披露之后要付出較多權益資本成本。綜上所述,內部控制質量在KAM披露和企業權益資本成本之間起到了顯著的調節作用。

表4 內部控制質量調節回歸結果

(4)信息透明度的中介作用 從表5列(2)中可以看出KAM披露能夠增加企業的信息透明度,表5列(3)中信息透明度與KAM披露都和權益資本成本呈顯著的負相關,說明KAM披露能夠通過增加企業的信息透明度來降低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也充分證明了信息透明度在兩者之間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H3得到驗證。良好的信息透明度可以降低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增強投資者的信心,促進資本市場的有效運作。

表5 信息透明度中介回歸結果

六、穩健性檢驗

1.安慰劑檢驗

本文參照周茂等[69]和楊世鑒等[70]的做法,使用多次隨機抽樣的方法來虛構處理組,排除政策所帶來的隨機因素的影響。我們發現,A+H股和A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財務狀況都有差異,因此我們對62家A+H股上市公司進行了單獨考慮。本文具體的做法是,在全樣本中,隨機抽取62家上市公司作為A+H股,作為虛構的處理組,然后隨機抽取一年作為政策實施的時間,將隨機得到的數據進行雙重差分檢驗,并將該過程重復500次,得到每次實驗的回歸系數以及P值,從而判斷結果的可靠性。P值概率密度圖如圖2a所示,其展示了處理組與對照組的估計系數與P值之間的關系。Y軸上的水平參考線為0.1,表示顯著性水平的閾值,圖中絕大多數點都在水平線的上方。垂直于X軸的虛線為本文基準研究的估計系數-0.074,和散點圖之間沒有交點。核密度估計圖如圖2b所示,圖形較對稱,變量在兩側的觀測值數量相似,且圖形峰值較高,表示在該取值范圍內的觀測值較為集中。綜合上述信息,可知隨機抽取的處理組和對照組大部分回歸結果都不顯著,所以該檢驗支持了前文結論的可靠性。

圖2 安慰劑檢驗

2.傾向得分匹配法(PSM)

傾向得分匹配法的優點是可以減小因選擇偏差引起的偏誤,同時也可以保留樣本的數量和樣本的多樣性。本文采用卡尺匹配的方式,取傾向得分標準差的四分之一為卡尺值,對全樣本近鄰匹配后的樣本數為15 520個。首先,進行PSM的平衡性檢驗,確保通過傾向得分匹配獲得的匹配組在協變量上具有類似的分布,從而減少了因協變量差異引起的選擇偏倚。通過對比匹配前和匹配后處理組和對照組的核密度函數圖,幫助評估數據分布的平衡性,結果如圖3所示。圖3a為匹配前的核密度函數,通過縱軸可以看出匹配前處理組和控制組在傾向得分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刂平M的核密度最高值將近80,處理組的核密度在0左右徘徊。說明處理組和控制組之間在傾向得分上存在差異可能導致不公平的比較。圖3b為匹配后的核密度函數,可以看出匹配后處理組和控制組在傾向得分上的差異明顯降低,說明選擇性偏差得到了減輕,匹配的效果對研究結論的穩健性和解釋具有重要意義,可以提高研究的可信度。然后對全樣本進行了基準回歸、調節回歸和中介回歸,回歸結果見表6所列,所得結果與前文結論保持一致,驗證了前文結果的可靠性。

圖3 PSM核密度函數圖

表6 PSM回歸結果

3.替換被解釋變量

在衡量權益資本成本方面,學者們提出了多種計算方法。然而,由于各種方法的不同假設和模型設定,導致計算結果存在一定的差異。本文采用的是靜態模型下的權益資本成本,為了減小測度誤差,采用動態資本定價模型計算的權益資本成本替換被解釋變量,結果見表7所列。KAM披露與權益資本成本之間呈顯著負向關系,這一關聯性的統計顯著性進一步驗證了KAM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

七、異質性分析

1.審計師特征的差異檢驗

在KAM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影響的異質性檢驗中,將樣本分為“四大”和“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比較在這兩種情況下KAM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結果見表8所列。表8列(1)加入了KAM披露(DID)和事務所規模(Big4)的交互項,該交互項在1%的水平下呈正相關關系,說明KAM披露對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在不同事務所規模之間存在差異。表8列(2)和列(3)分別表示“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和“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所驗證的結果。由此可知,KAM披露對選擇“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而對選擇“四大”會計事務所的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則不顯著。說明“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披露的KAM能夠降低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H4得證。

從這一角度來說,這意味著對于選擇“非四大”事務所的企業,投資者更傾向于將KAM披露視為一種信號,反映企業質量的提高,從而降低了對該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的要求。對于選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企業而言,投資者可能更多地關注公司規模、聲譽等因素,而不是僅僅關注KAM披露。從另一個角度說,“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對審計質量要求比較高,投資者會更相信這類事務所的審計報告,因此,KAM披露對上述會計師事務所客戶企業幾乎沒有影響;而對于“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來說,由于審計質量可能相對較低,投資者會對KAM披露給予更多關注,KAM披露對上述事務所客戶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產生顯著影響。

2.企業性質的差異檢驗

同樣,將樣本分為國有和非國有的公司,然后比較它們在KAM披露和未披露的情況下權益資本成本的差異,結果見表9所列。表9列(1)在全樣本中加入了KAM披露(DID)和企業性質(Soe)的交互項,結果可知,兩者的交互項在1%的水平下呈正向關系,說明KAM披露對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在不同企業性質之間存在差異。表9列(2)為國有企業驗證結果,表9列(3)為非國有企業驗證結果。分組檢驗結果顯示,國有企業在披露KAM時權益資本成本顯著降低,而非國有企業則不顯著,變量的影響主要發生在國有企業中,說明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的KAM披露對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降低效果更加顯著,H5得證。

表9 企業性質差異的回歸結果

這個結果可能反映了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披露KAM后市場對其風險認知上的差異。國有企業通常享有政府支持和其他優惠政策,市場可能更傾向于相信其財務狀況更加穩健。而對于非國有企業,由于其缺乏政府背景支持,市場可能更加警惕其財務風險,因此KAM披露可能對其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不顯著。

八、結論與建議

1.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2013-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利用審計準則分步實施這一準自然實驗,探究了KAM披露對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機制。首先,企業在年度財務審計報告中披露KAM,有助于提高投資者對公司風險的認知,減少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并增強他們對公司的信任程度,從而降低企業所需的權益資本成本。這意味著企業通過提供更多的信息和透明度來增加投資者對其的了解和信任,從而減少了投資者對企業的不確定性,提高企業融資能力,增強企業競爭力。

其次,內部控制質量在KAM披露和企業權益資本成本之間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高質量的內部控制可以增強審計事項的有效性,以進一步優化審計事項的披露效果,通過確保內部控制的嚴密性和可靠性,企業能夠減少潛在的風險和錯誤,提高財務報告的可信度,進一步降低權益資本成本。因此,企業應注重提升內部控制質量,以優化審計事項的披露效果。

再次,信息透明度在KAM披露和企業權益資本成本之間具有中介作用。當企業的信息透明度足夠高,投資者對企業的風險感知將更準確,就會要求更低的回報率,降低了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增強投資者的信心,促進資本市場的有效運作。

最后,針對四大和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國有和非國有企業,研究發現KAM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在特定類型企業中,KAM披露的效果可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企業需要針對不同類型的投資者,制定更加精準的信息披露策略,以提高投資者對企業的信任度和公司的價值。

2.對策建議

第一,提高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增強企業KAM披露的效果。內部控制是確保企業財務信息準確性的關鍵,企業應積極建立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以確保審計師能夠在穩固的企業內部控制體系上開展審計工作,同時審計師也應該加強對企業內部控制的審計力度,提高審計的準確性和有效性。第二,企業應持續重視信息披露。企業應該將信息披露作為一個持續的過程,不斷改進和完善,采取更嚴密的措施提高企業的信息透明度,以獲得更低的融資成本和更好的市場反應。第三,政府應鼓勵企業主動披露更多KAM信息,提升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和規范化水平。對于沒有披露KAM信息的公司進行問詢和處罰,同時鼓勵企業自愿披露更多KAM信息,以增加投資者對企業的信任和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降低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第四,鑒于不同企業類型存在差異,建議制定差異化的監管政策。對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和國有等規模較大的企業,應該采取更為嚴格的監管措施,鼓勵其加強內部控制和KAM披露。對于非四大等規模小的會計師事務所以及非國有等規模較小的企業,應該采取更為靈活的監管措施,減輕企業負擔,同時鼓勵企業自愿披露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