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國家安全戰略的美俄網絡空間安全觀對比及啟示*

韓 娜 漆晨航 楊振楠

(1.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北京 100038;2.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 100872;3.中國政法大學 北京 100091)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人類社會生活的網絡化趨勢進一步深入,網絡空間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深度關聯,其重要性愈發凸顯,網絡空間作為主權領域成為國際博弈的重要場域。而近年來,美國秉持所謂“新冷戰”思維,對俄羅斯、中國等國家選用遏制、對抗的博弈戰略,并將傳統的博弈場域延伸至網絡空間[1]。俄羅斯作為美國“新冷戰”思維的重要“假想敵”,其網絡空間的安全與穩定成為美國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在此思維的影響下,美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通過污名化宣傳、技術遏制、經濟制裁、脫鉤等博弈方法來展開網絡化改造[2],俄羅斯方面也采取相應措施予以還擊,美俄的網絡博弈愈發激烈。隨著美俄網絡博弈程度的進一步加深,網絡空間將持續陷入軍事化、政治化、國家治理碎片化等多重挑戰中,并對全球和平與發展帶來嚴峻威脅[3]。

“網絡安全觀”是一個國家網絡空間戰略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指導,反映著一個國家對國際網絡空間威脅的認知觀與應對態度,并直接影響國際網絡空間領域的溝通與交往,對于國際關系的走向具有形塑意義?！秶野踩珣鹇浴纷鳛槊绹投砹_斯兩國在網絡空間博弈實踐中的指導性文本,實質上是兩國網絡安全觀的具體體現。通過梳理冷戰后美俄《國家安全戰略》文本,比較分析美國和俄羅斯的網絡安全觀,可以揭示兩個國家在網絡空間的戰略思維、行為模式和博弈邏輯,也可以為理解和評估網絡空間安全形勢提供有益的視角,得出對我國網絡空間主權的影響及其相應對策,并可為我國網絡安全觀的塑造提供必要經驗參照。

1 基于話語的美俄網絡安全觀建構

話語,指特定社群以語言和媒介使用為特點的交際實踐,在功能上構建現實,實施權力[4]。安全觀基本包括安全環境研判、安全內容認知和安全維護手段三個方面[5]。根據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化理論”,安全觀本身即基于話語的建構過程,是主權國家對它所處國際環境及自身安全狀況的評估和認識,是一個國家采取何種對外戰略的依據和行動指針[6]。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化理論強調了話語在安全建構中的核心作用,同時也揭示了安全話語所處的復雜社會背景和語境。網絡安全觀在政治實踐中總是存在于一國有關網絡安全話語的建構之中,并以國家定期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為直觀反映。作為美俄國家網絡安全話語構建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指導,其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反映著兩國對國際網絡空間威脅的認知觀與應對態度,是研究美俄網絡安全觀的核心話語材料。

從歷時角度看,冷戰后美國和俄羅斯作為兩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都面臨著來自網絡空間的挑戰和機遇,并制定了相應的國家安全戰略以維護和增強自身在網絡空間的利益和地位。自1990年以來,美國政府共發布了13份國家安全戰略關涉,從計算機技術進出口議題延伸至整體性網絡安全維護。而冷戰后俄羅斯政府共發布了5份國家安全相關戰略文本,一以貫之地涵蓋了俄羅斯維護信息內容安全的安全理念。上述美俄所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文本涵蓋了冷戰后美俄關系的主要階段,也反映了兩個國家在網絡空間安全領域的主要變化和發展,從上述文本中提取出美俄網絡安全觀的核心內容和特征,可以為探討兩個國家在網絡空間安全方面的合作與競爭提供直觀的研究樣本。本文通過對冷戰后美國和俄羅斯政府網絡安全戰略報告的歷時性梳理,匯總并制成了其中與網絡空間安全相關的安全話語及出現頻數的列表(見表1與表2):

表1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文本中的涉網絡安全話語

表2 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文本中的涉網絡安全話語

美俄《國家安全戰略》中所呈現的與網絡安全相關的話語及出現頻數,反映出美俄在網絡空間安全中話語范式的不同,并體現為對網絡空間安全的認知差異。美國網絡安全話語為“網絡安全”,注重網絡安全的技術方面,表現為互聯網的安全架構,而俄羅斯為“信息安全”,除基礎設施和技術安全外,更加注重信息內容的監管問題,強調對不良信息傳播的內容限制,即考慮到信息內容對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的影響[7]。但值得指出的是,網絡安全與信息安全兩個話語范式之間并不相互排斥,其在美俄歷屆《國家安全戰略》中皆有一定體現。從概念范疇而言,美國的網絡安全觀是其傳統國家戰略網絡化的實踐成果,其概念范疇基本上與國家主權相關理念相當。而俄羅斯以“大信息安全觀”為指導,不斷強化以信息安全為核心的網絡安全建設,并試圖將意識形態安全、文化安全等目的要素融入其中,使之擴充為社會發展整體性的指導觀念[8],總體來看,美國始終以“美國利益”為先,呈“網絡擴張”的戰略趨勢[9]。而俄羅斯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在網絡空間領域不斷加強信息安全話語的敘事,關注網絡空間領域中網絡信息傳播對俄羅斯傳統文化價值的影響,并不斷細化信息威脅的來源,嘗試以“信息主權”的建構不斷維護其國家安全體系,呈“內向治理”的戰略趨勢?！秶野踩珣鹇浴返脑捳Z變遷表明網絡安全觀的動態性和歷時性,從美俄博弈的視角對其網絡安全觀認知及其演變進行梳理,可以為我國網絡安全觀念完善、戰略規劃和實踐應對提供必要的理論性參照。

2 美俄網絡安全觀認知的演變歷程

網絡安全觀是一國對網絡安全環境研判、網絡安全內容認知和網絡安全維護手段的反應,是國家安全戰略中關于網絡空間的價值、利益和行動指導原則的體現。在冷戰后30多年的發展中,美俄兩國經歷了多屆政府更迭,對于網絡安全或信息安全的認知,都通過制定國家安全戰略或者網絡空間安全戰略的形式予以體現,同時在大國博弈和技術進步的大背景下不斷提升,并成為維護兩個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內容見圖1。

圖1 美俄國家安全觀認知演變歷程

2.1 敏感技術出口階段(1993—1997年)——網絡技術優勢地位的博弈

20年代60年代的美蘇軍備競賽直接催生了阿帕網的出現及發展,且美蘇間的計算機網絡技術競爭主要集中于軍事領域。90年代蘇聯解體,美國認為俄羅斯仍挑戰其網絡霸權地位,將管控軍事技術出口為關鍵戰略方向。在美國1993—1997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克林頓政府多次指出“當前正處于全球轉型之際,要利用美國的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優勢,通過控制敏感技術的出口,掌握領導世界的主動權[10-14]?！钡傮w來說,這一時期美國對網絡空間的認知基本停留在單純的技術競爭層面,尚未演變成為一個由綜合國力所影響和決定的全球網絡戰場。而隨著冷戰結束后,俄羅斯開始進入全球信息基礎設施構建的階段。1997年版《俄聯邦國家安全構想》將信息安全納入國家安全的管理范圍內,確定了國家在保護信息資源安全方面的權力與責任,時任總統葉利欽在國家安全構想中明確提出,“在當前普遍信息化和信息技術發展的條件下,在信息領域確保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急劇增加[15]”。此階段,盡管美俄在網絡空間認知方面存在分歧,但由于美俄信息化程度的非對稱狀態以及俄內部經濟衰退,使得俄羅斯在網絡空間博弈中不得不采取防御姿態,并潛藏著同美合作以及尋求協助的意圖。

2.2 網域協作階段(1998—2009年)——對抗網絡恐怖主義的共性需求

隨著2001年“9·11”事件的爆發,美國網絡空間安全觀開始重點轉向網絡反恐,強調攻防結合。美國總統克林頓與小布什先后發布了五部國家安全戰略,并將更多的表述用于“網絡犯罪”“網絡攻擊”“信息戰爭”等話語?？肆诸D政府時期,網絡空間安全觀以防御為主,注重信息安全保護和信息保障,小布什時代則更加重視反恐,并強調加強軍方的網絡作戰能力[16]。與之的是,盡管受科索沃危機及北約二次東擴的影響,俄美關系有所降溫,但俄羅斯仍對與美國合作抱以希望。2009年,時任總統梅德韋杰夫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俄羅斯將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考慮到俄美關系對整個國際局勢的關鍵影響,尋求與美國建立平等和全面的戰略伙伴關系[17]?！蓖瑫r在美俄關系“重啟”背景下,占據信息優勢的美國認為與俄開展有限的雙邊合作將促進自身利益[18],基于此,雙方就網絡空間所面臨的威脅及打擊恐怖主義等議題達成了初步共識,其網絡空間安全觀的博弈并不十分突出。

2.3 分歧博弈階段(2010—2015年)——國際博弈的網絡化趨勢凸顯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網絡武器不斷迭代,以2014年克里米亞地區公投事件為標志,美俄關系陷入危機?；趦蓢羁痰牟恍湃胃?美俄網絡軍備競賽進一步升級,均意圖單方面提升自身的威懾能力。2010年來,美俄兩國均加強了軍事與國防要素在網絡戰略體系的比重,并先后在國家網絡戰略中細化網絡空間軍事化的進攻與防御措施。奧巴馬政府強調網絡威脅的全球性,并主張在網絡空間采取“主動攻擊”的強硬手段,成立網軍并完成了網絡安全戰略從“被動防御至網絡威懾”的全面轉折[19]。而俄羅斯則在2015年出臺了國家安全戰略,并在戰略中明確指出“一些國家希望利用信息通信技術來實現其地緣政治目標,包括通過操縱公眾意識和偽造歷史,導致全球信息空間的對抗越來越多地影響到國際環境的性質”[20],強調俄羅斯在文化領域承受著來自美國信息對抗的威脅,提升了對信息安全的重視。在該版中,普京政府開始放棄對美國的幻想,強調樹立俄羅斯獨立的網絡空間安全觀,并著重加強以政府主導的網絡空間安全監管體系,致力于技術主權理念的落實,同時主張發展其網絡作戰力量。

2.4 網絡對抗階段(2016—2023年)——網絡場域主權理念成熟

隨著美俄均認同網絡場域關乎國家主權的基本理念后,美俄在網絡場域內的對抗愈發激烈。2016年,隨著選舉事件“通俄門”的持續發酵,美俄兩國在網絡安全領域的矛盾激化。特朗普在其2017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指出“俄羅斯正利用信息行動影響全球的公眾輿論”[21],并在報告中不斷樹立同俄羅斯的意識形態對立。隨著2020年底美國遭遇“太陽風”網絡攻擊事件,美國政府對網絡空間安全、數據安全等議題更為關注,并不斷以“前置防御”“持續交手”的進攻姿態在網絡空間領域維護美國利益[22]。美在2022年發布《國家安全戰略》、2023年發布《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實施計劃》,均詳細闡述了相關職能部門在確保美國網絡安全方面的舉措和要求,并設定具體時間節點,體現了美國搶占“第五空間”制高點的戰略。俄羅斯在俄烏戰爭背景下出臺了2021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其指出在信息空間領域俄羅斯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力度,并將信息安全作為單獨一章予以闡述,主張建設信息主權,并以信息安全為保障,維護俄羅斯國家安全體系[23]?？梢哉f,俄羅斯網絡空間安全觀基于網絡技術的掣肘,其傾向于內向型信息保護,以強有力的信息監管措施,維護網絡空間的安全與國家安全。

3 美俄網絡安全觀演變對比

網絡安全關乎一國意識形態安全及國家總體安全和發展。對此,各國基于在網絡空間安全戰略、技術、理念、話語等層面的塑造,建立攻防平衡保障體系和塑造有利的內外安全環境以更好維護自身國家安全。因此,網絡安全觀的核心構成要素包括安全理念、安全戰略和安全措施,三者是有機統一體。在安全理念層面,主要涉及網絡安全的概念、認知和價值觀;在安全戰略層面,主要涉及網絡安全的目標、實力和覆蓋面;在安全措施層面,主要涉及網絡安全的政策、機制和法律。對于美俄間網絡安全觀的差異,可以從安全理念、安全戰略與安全維護措施上予以剖析。

3.1 在安全理念上呈“外向威懾”與“內向管制”差異

美國歷來將網絡安全戰略視作其資本利益維護的重要手段。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廢除了中立法案,在“網絡自由”的引領下,美國的網絡安全觀將私營部門視為互聯網發展視為關鍵動力源,并在此基礎上將“多利益攸關方”引入網絡空間國際治理軌道,以公私協作的形式保障美國社會資本和美國主導的市場體系,以持續夯實美國在“自由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在保證其優勢地位的基礎上,美在網絡空間以“全球公域擴張戰略”作為其外向威懾理念的保障,同時以“域外長臂管轄原則”作為其維護美國數據霸權的國際體系基礎。而對于俄羅斯來說,其所秉持的網絡安全理念是以本土網絡安全為主要保護對象的“網絡主權”理念。在“網絡主權”理念的指導下,俄羅斯政府在其信息安全工作中發揮主導作用,由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強有力的法律和規則對企業、個人和媒體的涉網行為進行嚴格控制,在關鍵基礎設施、技術應用、網絡內容傳播等多層面進行國家管控[24]。對于俄羅斯而言,其所謂“信息安全”理念的核心價值是確立俄羅斯本土網絡安全保障的能力和狀態,只有實現此目標的前提下其網絡安全戰略的適用范疇才呈現出對外擴張趨勢。

3.2 在安全戰略上呈“技術設施保護”與“整體信息安全”維護差異

對于美國而言,網絡空間內的信息內容審核和傳播已經在美國公私主體間達成共識,例如推特對外在俄烏戰爭期間針對俄羅斯IP用戶及其言論進行無差別封禁,對內則被曝光受美國政府指示降低總統拜登之子丑聞的負面影響?？梢哉f,美國網絡安全概念維度主要從技術安全角度出發,而非對信息內容進行治理。而在其有關網絡安全戰略中,多次強調政府應“最低限度”發揮其監管職能,維護私營部門的“活性”,確保數據在網絡空間的自由流動不受干擾[25]。此種以技術及其設備安全為核心的概念維度差異,本質上體現自由價值維度內,美國仍然可以主導其建構的國際網絡空間,美國政府可以在其中扮演安全底線維護者的角色。而在俄羅斯看來,網絡安全應強調平衡個人、社會、國家利益的國家安全,因而提出了有別于網絡安全維度的信息安全概念,包含技術領域衍生的“人工信息安全”,也涵蓋精神維度的“自然信息安全”,尤其是2015年后隨著國家利益的擴展,俄羅斯開始特別關注信息安全對人認知影響的方面,強調信息心理的保護,并強調國家對信息安全保護的主導地位,主張從各方面強化對信息安全的治理活動,同時提出建設信息空間的主權地位,把信息安全的體系化發展作為保障國家安全的強力后盾。

3.3 在安全措施上呈“網絡風險消解”與“信息主權建設”差異

網絡安全措施,是一個國家根據本國網絡空間治理理念與戰略綜合考慮而制定的政策框架、法律結構和制度安排總和。對美國而言,受外向型網絡安全理念及其概念維度的影響,提升網絡風險消解是其首要任務。對內而言,美國致力于組建網絡作戰一體化指揮機構,增強自身威懾力,如美國較早建立形成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管理體系,特別是2003年《關鍵基礎設施識別、優先排序和保護》首次明確了“重要資源”的識別標準和保護優先級,將網絡安全相關的關鍵基礎設施進行了重點保護,致力于降低網絡安全風險。對外而言,美國對網絡安全重點行業的外國投資進行審查,以法規和安全聽證會等形式,對中俄的跨境貿易商和信息傳播平臺打壓,遏制中俄的信息產業和話語權擴張。而對于俄羅斯而言,受內向型網絡理念的影響,其在網絡安全措施上始終遵循強化國家信息主權的原則,大幅加強對互聯網基礎設施、在線內容和通信隱私的控制。一方面其致力于完善國內信息安全法律體系,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網絡安全治理執行體系;另一方面其致力于技術主權的建設,力圖實現技術與設備的國產化。如2016年,俄羅斯政府頒布關于強制數據保留的“Yarovaya修正案”。2017年,頒布禁止 VPN 和互聯網匿名者提供對被禁網站的訪問權限的法律法規。2019年,頒布《主權互聯網法》,要求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都通過由當局監管機構的特殊服務器來管理路由流量。

4 美俄網絡安全觀差異原因

美國和俄羅斯的網絡安全觀是兩個國家在網絡空間的價值、利益和行動指導原則的概括體現,并集中表現為兩國在網絡空間、信息產業及網絡技術領域中的博弈?？偟膩碚f,美俄網絡安全觀念存在差異的原因主要歸結于兩國政治博弈理念的差異、信息產業和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網絡科技發展水平的差距,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雙方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和立場。

4.1 網絡空間政治博弈理念差異明顯

全球權力轉移導致互聯網分裂和碎片化,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技術創新導致新的全球性問題,重新建構了大國競爭態勢[26]。自互聯網誕生至今,美俄兩國的政治博弈開始從現實空間拓展至網絡空間領域。蘇聯解體后,美國始終對俄羅斯始終保持警惕心理和威懾策略。在其進攻性國家政治博弈理念的指導下,美視俄羅斯為其網絡霸權的嚴重威脅,極力加大對俄系統性遏制力度,并在網絡空間領域對其實施混合戰爭,組織黑客定期攻擊俄羅斯關鍵基礎設施的指揮控制系統,污名化俄執政當局,塑造俄羅斯數字鐵幕形象,同時在網絡空間領域不斷拉攏“盟友”,以形成對俄全方位的新型地緣威脅。從政治博弈理念傾向而言,俄羅斯的網絡安全觀將網絡空間視為一個充滿威脅的場域,需要以信息治理為切入防止外部干涉、破壞和顛覆,這也是其網絡空間管理者重視信息內容篩選的重要原因[27]。為防止其網絡空間內國家利益被侵蝕,俄采取防御式政治博弈理念,在開展網絡信息建設的同時偏重網絡安全管控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以回應其網絡空間秩序穩定及其掌控的主權性、安全性、防御性需求[28]。

4.2 信息產業和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

信息產業為地緣博弈提供了強大的技術、信息、產業等戰略上的保障,為網絡空間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利的戰略環境。1993年9月,克林頓政府發布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行動計劃”,支持發展數字信息產業,大力推動互聯網,為美國后來數字經濟的發展打造了堅實的基礎。隨后一系列互聯網公司在硅谷誕生并且飛速發展,開啟了以互聯網公司為基礎的互聯網數字經濟新時代,成為推動美國數字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而受美蘇爭霸及冷戰的影響,作為蘇聯繼承國俄羅斯的信息產業發展狀況并不理想,直至21世紀其信息技術市場才開始步入發展快車道,信息技術市場總體呈穩步增長態勢。就信息產業的內部發展而言,其問題主要在于各地區信息產業發展不平衡,地域差別較大,同時本土公司競爭力較弱,硬件生產易受他國遏制,信息技術領域的專門化人才較為緊缺。同時,由于信息產業發展不均衡,導致俄羅斯數字經濟發展緩慢,在國家機構數字化轉型、公共服務數字化和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方面遲緩。近年來,由于俄羅斯受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其經濟增長整體乏力,也是致其信息技術產業和數字經濟發展也較為疲軟的重要原因。

4.3 網絡科技發展水平差距逐漸加大

新技術革命加速了以往地緣權力的重新分配,拓寬了以往傳統地緣政治的內涵,技術成為權力的主要來源[29]。在信息時代,尤以5G技術、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信息網絡前沿技術正不斷成為地緣政治力量的工具,并形成權力與技術相互促進與發展的歷史循環[30]。美國基于其自身網絡技術優勢,在網絡空間開展霸權護持,通過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規則、拉攏盟友、打壓競爭對手等,建構服務美國利益的網絡聯盟,例如美國主導“未來互聯網聯盟”“G7聯盟”“芯片半導體聯盟”、提出“清潔網絡”倡議等。而俄羅斯由于面臨經濟結構失衡與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其信息技術發展與美國有較大的差距,同時受美國的技術出口管制措施等影響,俄羅斯核心技術的發展長期處于受遏制狀態?；诖?俄羅斯的網絡安全觀以實施防御性網絡安全措施為主強調網絡空間的內向型管制,同時在國際社會倡導建立新式網絡空間安全框架,并尋求新的合作伙伴與發展機遇,而中俄的網絡合作正是其網絡安全觀念引領下的成果。

5 美俄網絡安全觀建構對我國的啟示

5.1 健全戰略體系:搭建“部門聯動”“全要素參與”的戰略平臺

美俄已經率先將網絡空間安全治理上升至國家安全戰略高度,中國有必要在頂層設計上明確將網絡空間安全治理納入國家安全議程,增強在網絡空間安全治理領域中的戰略布局和力量配置。在當前美俄網絡博弈基調下,美國所秉持的是“外向威懾”網安理念,俄羅斯則是“內向管制”。在國家戰略層面,強化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的職能,不斷升級《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集中優勢資源和專項力量發揮最大效能的“部門聯動式”戰略平臺,通過各領域配套組織的全要素參與,明確我國在網絡空間中的戰略發力點和落腳點。如何通過網絡空間主權理念引領有關制度建設和治理實踐成為必須回應的基礎性問題[31]。當下我國所倡導的網絡空間觀,是在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基礎上,以網絡安全主權建設進一步強化我國對網絡空間的自主管理能力與狀態。在安全理念上,要以“大網絡安全觀”為指導,以網絡安全為基石,將認知安全、文化安全、經濟安全、技術安全等安全集群要素融入其中,我網絡空間安全戰略提升提供戰略保障。

5.2 完善規則體系:打造“靈活適用”“全方位布局”的治理規范

面對網絡空間安全治理困境,中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基礎上提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概念,倡導各國要在網絡空間安全治理中共生共存,這為網絡空間安全治理提供了可供遵循的原則和思路。在美歐數字聯盟加緊強化及美國加強對華網絡威懾的嚴峻態勢下,針對網絡空間安全治理的規則制定及話語權正向美西方國家傾斜。在此情形下,中國需要借助聯合國開放式專家組、上合組織國際信息安全專家組等區域和國際交流平臺機制積極倡導及構筑中國在網絡空間安全治理中的理念及話語,通過有效利用RCEP、CPTPP、東盟10+3機制、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區域合作機制,積極傳播中國的網絡空間安全治理主張及方案,以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理念為話語傳播基礎框架,營造和平、有節、共贏的網絡空間安全治理氛圍,爭取實現信任互動與事實互動的一致性和協調性。并從網絡空間安全治理領域的技術、標準、規則、機制等方面加強博弈雙方溝通和交流,在此基礎上明確彼此間可能涉及的治理規范。

5.3 強化防御體系:提升“主動防護”“全社會參與”的保障能力

美對華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遏制’仍將是其網絡空間戰略的核心[32]”。中美兩國在網絡空間安全治理離不開雙方防御體系的升級和管控,強化防御體系為各方在網絡空間安全治理提增風險防護能效。面對美國對華網絡安全競爭及遏制圍堵態勢,中國需要構筑主動防御體系,增強網絡空間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懾能力,進一步落實網絡安全治理責任制,制定網絡安全治理標準,明確中美兩國在網絡安全治理領域中的增信對象、層級及防護舉措。與此同時,中國需要建立集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為一體的新型網絡技術系統,并不斷革新該系統的自主免疫及主動防護能力,進一步完善中國在網絡空間安全治理中的技術支持及參與力度,依托網絡技術手段打造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堡壘。進一步強化網絡輿情監測及研判,通過全社會參與網絡空間安全治理形成網絡空間安全預警及防護合力,建立統一高效的風險預警機制及報告評估機制,在此基礎上可以實現精準把控網絡空間安全治理領域可能發生的信任問題及解決可能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