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時代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現實挑戰與因應策略

林辰

〔摘要〕人工智能與大眾傳媒的深度聯姻重構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環境，改變了傳統的話語權利生成邏輯，拓展了新的社會政治空間，正在形成并不斷演化的智媒時代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場域產生了沖擊影響，如“信息繭房”“算法黑箱”等加劇群體區隔化，“把關人”缺位失效引發價值偏離風險，“致癮性”機制導致群體生活疏離，“泛娛樂化”消解主體的理性認知等。這些沖擊影響使得主流意識形態建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有效應對這些現實挑戰，須采用暢通傳播途徑、優化傳播內容、加強網絡治理、創新傳播方式等措施，穩步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力、引領力、穿透力和凝聚力。

〔關鍵詞〕智媒時代，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場域

〔中圖分類號〕D08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24）01-0073-08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1〕43，強調在科技和傳播方式不斷革新的環境下，要“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塑造主流輿論新格局”〔1〕44，這一總體性戰略部署為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錨定了目標任務，明確了策略指引，提供了根本遵循。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重要驅動力，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智能設備等新技術的出現不僅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為意識形態的生成、傳播、治理等帶來了深刻變革。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與大眾傳媒的深度聯姻重構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場域，改變了傳統的話語權利生成邏輯和傳播路徑，拓展了新的社會政治空間。因此，在智媒時代背景下，如何在意識形態領域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確保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不失語、不失聲、不失蹤，進而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已經成為當前需要研究解決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一、智媒時代對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場域的多重沖擊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智能設備等新技術的快速迭代和推廣普及，媒體的智能化進程也隨之展開，“智媒時代”已然來臨。所謂“智媒時代”，主要是指新技術與大眾傳媒的深度結合，進而形成的以物聯網為基礎設施，以大數據為資源支持，云計算為數據支撐，以人工智能為發展趨向的新型媒體生態。在智媒時代，機器寫作、傳感器新聞、臨場新聞、分布新聞已經從理論走向現實，技術疊加帶來的場景分析能力和洞察能力形成了對數據、對人的更深層次理解，傳統的媒介場域悄然更迭，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成環境、傳播場域等正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深刻復雜變化。

（一）“信息繭房”“算法黑箱”等加劇群體區隔化

“信息繭房”是指人們獲取信息的過程，往往受到個人興趣和偏好選擇的影響，而算法技術進一步放大了這一影響，從而造成人們失去接觸新事物新資訊的能力和機會，使得人們將自身認知禁錮在如繭房般的封閉空間中。凱斯·桑斯坦提出，公眾注意的是自己選擇的東西和引發自身興趣的東西，而這種選擇久而久之，就會把自身束縛于“繭房”之中〔2〕6-10。凱斯·桑斯坦進一步以“個人日報”為例生動描述了“信息繭房”現象。他指出，互聯網時代產生的海量資訊為人們提供了廣泛的選擇對象，人們能夠自由且自主地根據自己的偏好關注相關領域，同時在算法技術的加持下，千人千面地定向推送也成為可能。因此，每個人都有機會擁有一份量身定制的“個人日報”。

“信息繭房”催生了“回音室”效應。在相對封閉的“繭房”中，異質的聲音被阻隔，而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以夸張甚至扭曲的形式被重復，使得身處繭房中的大多數人認為所聽所見即是事實全貌?！盎匾羰摇笔沟萌藗兂３９淌刈约核J同的觀點，無法接受不同的聲音與意見。因此禁錮了思想和觀念的交流和更新，加劇了群體分化和群體間的隔絕乃至對立，理性的聲音被隔絕在信息孤島之外。

“算法黑箱”進一步加劇了“信息繭房”效應。以算法推薦為代表的新技術為深入洞察用戶需求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技術的復雜性與部門性，技術機構自身的商業性帶來的排他性，使得算法技術猶如被裝入“黑箱”。通過用戶的閱讀偏好、消費習慣、娛樂方式、點贊轉發等行為和記錄深度了解用戶需求，實現智能分發和個性化推送。算法技術一方面為信息生產、投放、反饋的精準化和個性化提供了契機，另一方面由于技術缺陷和技術門檻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形成阻礙。由此不僅造成個體由于被困“信息繭房”而導致思想和認知的偏狹與封閉，其“算法黑箱”帶來的數字空間的暗潮涌動，區隔化風險加劇，還影響到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介入。

（二）“把關人”缺位失效引發價值偏離風險

在“人人都有麥克風，個個都是自媒體”的智媒時代，信息的產生和傳播變得極為便捷，但同時，網絡暴力、網絡謠言等負面信息的傳播也給新聞輿論場的治理帶來了新的風險和挑戰，網絡信息“把關人”的重要性愈發突顯?！鞍殃P人”是指信息傳播系統中對信息進行過濾和加工的人或組織。庫爾特·盧因在《群體生活的渠道》中首次提出了“把關人”概念，懷特將其引用至傳播學領域，用來描述大眾傳播中，傳播組織對資訊的取舍與審核。傳統媒體時代，信息的“把關人”角色由記者、編輯等專業媒體人承擔，專業人士負責發掘新聞線索、內容生產、發布告知、評論引導等。在一定的原則和制度之下，信息的生產、分發、互動、反饋有嚴格的把關機制，內容生產上傾向于提供公眾需要的，而不僅僅是想要的，“中心”的權威性與主導地位凸顯，節點對中心具有高度依賴性，無法脫離中心獨立存在。

智能技術與媒體的聯姻深刻地改變了信息的生產與傳播模式。智媒環境下，信息的傳播不再是以往的單線傳輸，而是呈現多點散發的狀態和特質，馬歇爾·麥克盧漢稱之為“去中心化”，以此來指認網絡世界處處是中心無處是邊緣的新型權力結構，而這種眾多結點互相聯結的非線性模式構成了信息的交互。網絡時代“去中心化”的特質在馬克·博斯特的理論中得到明確說明。他指出，互聯網以基礎性的組織層面的去中心化，促進了語言的去中心化，而人工智能推動了多種主體在自組織下共同參與話題討論的可能性。個體不再是以往傳統媒體時代被動接收信息的“受眾”，而是成為積極參與內容生產的“用戶”。

互聯網重構了社會組織模式，消解了傳統的集權方式，激活了個人作為社會運作基本單元的意識。在輿論引導方面，網絡空間去中心化的特質也進一步分解了傳統媒體的中心地位。智能媒介環境下，技術賦權進一步拓展，信息生產、傳播、互動、反饋的門檻和成本大大降低，智能設備的接入使得信息的生產、分發、接受、反饋大大區別于傳統媒體時期。在此情形下，海量信息造成網絡空間信息過載，以往傳統的“把關人”模式失效，審核機制失靈，受到職業規范和新聞倫理約束的傳統媒體的“把關人”權利不得不被讓渡給掌握算法技術的工程師、程序員以及他們所服務的商業機構，以往的“價值守門人”被“數字守門人”所取代。

（三）“致癮性”機制導致群體生活疏離

移動終端的普及化給移動直播帶來了在場感，使得技術上癮成為普遍現象。2023年8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79億，手機網民規模為10.76億，我國網民的人均每周上網時長為29.1個小時〔3〕。數字成癮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征，以至我們常?？梢钥吹竭@樣的場景，現實中相聚在共同物理空間的人們彼此毫無交流，人們都埋頭于和智能手機中線上世界對象的熱烈互動。讀屏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有網絡文化發言人和觀察者之稱的凱文·凱利預判了多屏時代的到來。他指出，我們正在前往一個屏幕無處不在的時代，每一個表面都可以成為屏幕，我們已經由“言語之民”“書籍之民”向“屏幕之民”轉變，由此帶來的人機交互模式的改變將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人?；ヂ摼W和人工智能的興起加速了讀屏時代的到來，也從生理與心理的雙重層面上加深了人們數字成癮的程度。

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終端一方面填充了人們的碎片時間，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們的生活進一步碎片化。比如，隨著手機應用的普及，短視頻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填補人們日常生活間隙的熱銷傳播方式之一，幾分鐘的時長與碎片化的時間恰好匹配。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絡視頻（含短視頻）用戶規模達10.44億，較2022年12月增長1380萬，占網民整體的96.8%。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為10.26億，較2022年12月增長1454萬，占網民整體的95.2%〔3〕。簡短生動的短視頻和臨場化、沉浸化的視覺快感導致了“屏幕上癮癥”。一方面算法技術支撐下的智能媒體的信息定制和精準派送，使人們深陷于數字制造的虛假需要；另一方面，智能技術上升到用戶心理甚至生理層面，自動調適出更易接受的視覺排布和臨場體驗，為主體營造了更加舒適的心理體驗。這種全覺化的傳播模式，使得人們常常不由自主地沉迷于線上世界帶來的快感之中。雖然，許多商業公司，比如抖音、騰訊等APP推出了用戶防沉迷系統，幫助和引導用戶管理時間。但是，對每個人來說，當有限的時間和精力被網絡世界所推送的內容所占據時，這種“致癮性”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與人的疏離，也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空間。

（四）“泛娛樂化”消解主體的理性認知

“泛娛樂化”傾向不僅深刻影響主體的認知水平，而且遮蔽了主體的理性自覺，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構建。著名媒體文化研究者和評論家尼爾·波茲曼教授在其所著的《娛樂至死》一書中提出，一種媒介的出現會帶來一種認識論。他指出，印刷術統治的時代是“闡釋時代”，鉛字印刷的有序排列和邏輯命題的特征突出，促使人們形成了對知識的分析管理能力。大眾話語體現為事實與觀點明確有序的組合。電視的時代是“娛樂時代”，娛樂作為一種超意識形態的話語出現，電視把娛樂自身變成了一切經歷的形式，無論內容如何、無論視角如何，一切都以帶給人們娛樂為最終目的。以娛樂心態和娛樂方式看待一切，以至將娛樂作為評判標準和理想目標推廣至公共生活領域?！胺簥蕵坊睕_破了主流話語體系的莊重與高尚，將“惡搞”和“調侃”奉為話語表達的合理方式。

在數字技術和智能終端的技術支撐下，社交媒體、網絡視聽對人們閑暇空間的占據，潛移默化地影響甚至塑造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在流量經濟和商業資本的推動下，“泛娛樂化”取得了更為廣泛的影響空間，“泛娛樂化”產業激增，娛樂日益成為一種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內容和文化產品似乎成為娛樂的附庸。部分商業機構和自媒體等為獲取點擊率增加流量，對各種社會現象和熱門題材進行娛樂化改造，甚至通過調侃民族英雄、歪曲歷史真相、“解密”幕后消息等方式博取眼球。此外，自媒體等新媒體傳播方式以自我賦權的方式使得個體獲得全新的角色與權利，人們通過參與、分享、在場進行公共信息傳播，其中基于個人情感和信念導致的“后真相”也愈發突出。這種“泛娛樂化”傾向，在遮蔽主體理性自覺、消解網絡信息豐富性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關注、接受和認同。

二、智媒時代主流意識形態認同面臨的風險挑戰

意識形態工作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馬克思曾指出：“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薄?〕170。隨著智媒時代的展開和深入，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生成和實現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與挑戰。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最廣泛地凝聚社會共識，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必須著眼當前主流意識形態建設面臨的新境遇，科學把握智媒時代的影響對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帶來的挑戰。

（一）“信息孤島”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阻礙

在“信息繭房”“算法黑箱”的疊加作用下，智媒時代的人們很容易陷入“信息孤島”困境。這一困境不僅深刻束縛著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有效傳播。因此，有必要在信息傳播方面，進一步分析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現實風險和挑戰。

媒介對于意識形態有著重要的塑造和引領作用?！耙徊咳祟愇拿靼l展史就是一部傳播史，就是媒介演進史?！薄?〕馬歇爾·麥克盧漢的這一觀點強調了媒介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雖然對這一觀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種信息橋梁，媒介在型塑主流意識形態認同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口語媒介到文字媒介、從電子媒介到數字媒介，媒介技術的每一次革新和變遷不僅促進了傳播方式的變革，而且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和信息的傳播方式，進而塑造著人們對平等、正義、利益、道德等價值問題的理解。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哈貝馬斯、威廉斯等為代表的一部分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學者和社會理論家就已經注意到媒介對于制造同意、引導輿論方面的重要意義，并指出媒介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實現社會控制的一種新機制。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中以比喻的方式，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媒介是人的延伸。并且，他同樣用一種比喻的手法分類細數了26種媒介，比如：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輪子是腿腳的延伸，衣服是皮膚的延伸，口語是思想的延伸，文字是口語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視覺的延伸，印刷術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機械文明、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等等是印刷術的延伸，電子媒介和網絡是人腦的延伸，如此等等。媒介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其為“人的延伸”，而且以一種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方式影響和塑造了人們的觀念，正因為如此，尼爾·波茲曼認為，媒介的“獨特之處在于，雖然它指導著我們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這種介入卻往往不為人所注意”〔6〕13。

大眾傳媒的影響力全面彰顯了媒介對日常生活的嵌入作用。作為當代最重要的媒介形式，大眾傳媒已經成為型塑人們認同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大眾傳媒與互聯網、智能終端的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其疊加效應愈發凸顯。在湯普森看來，意識形態是當代社會一種重要的“膠合劑”，而大眾傳播則被視為一種極為有效的“涂抹黏膠”的機制〔7〕3。在當代，大眾傳媒與互聯網的聯姻促使這種“涂抹”作用愈發凸顯。在外源性沖擊與內生性矛盾的雙重夾擊下，網絡空間意識形態風險愈發突出。一方面，作為時空界限日漸消弭的輿論場，線上世界具有相當的開放性與匿名性，充斥著大量多元異質的信息，各種信息承載的價值觀在娛樂、休閑、生活方式引導等形式的包裝下對人們思想展開滲透，從而從總體上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另一方面，日趨壓縮的時空場反向激發了人們的民族意識與本土意識，遠距離事件常常在本土化生活中發揮作用，一些原本似乎與“我”無關的抽象范疇，諸如我們與他者、本土化與全球化、異端與正宗等，不再僅僅作為一個理論層面的概念，而是全面參與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種境遇隨著智媒時代的來臨愈發凸顯。

需要注意的是，當具有一定價值導向性的思想觀念以相對中性的技術面貌呈現出來，特別是當技術倫理和相應監管缺位時，一些別有用心的個人或組織利用互聯網與智能技術的開放性和碎片化的特征，通過更為感性和直觀的形式進行文化滲透和價值觀輸出，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就使得信息在傳播上受阻，嚴重影響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有效傳播。

（二）“去中心化”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解構

意識形態建設的核心議題在于構建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是否穩固，既關系政權穩固，也關系民心向背。一定社會中的諸多意識形式具有不同的地位、受眾和影響范圍，主導意識形態并非一定是主流意識形態，只有當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將其視為價值理念、評價標準和行為規范時，主導意識形態才能夠被稱之為社會思想意識中的主流。反之，主導意識形態若不能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與追隨，甚至成為人們摒棄乃至批評的對象，那么，該種社會意識形式非但不能成為思想主流，甚至連他所依附的國家政權也難逃被淘汰的命運。比如20世紀初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從這個意義上說，主導意識形態能否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甚至可以看成是國家政權穩固與否的“晴雨表”。二者關系又如兩條直線，當它們距離愈發貼近乃至合一，則說明國家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愈強，政權愈加穩固；當二者距離愈發加大乃至發生偏離，往往預示著國家統治合法性的消解和正當性的喪失。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主體價值意識逐漸覺醒，主體自身需要和選擇權利日益得到張揚與重視，社會成員思想的差異化、利益需求的多樣化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不斷增強。而互聯網的普及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社會的運行機制與組織方式也一同發生變化：生產的邏輯被消費的邏輯所替代，無形的服務與有形的商品一起成為一種生產。特別是互聯網演進過程中的“去中心化”傾向，在張揚個體意志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了弱化了群體性意志。不同群體的價值訴求、情感需要、理想愿望交織匯聚，成為多種社會思潮生成與流變的現實基礎。社會思潮的并行交錯、思想觀念的多元多樣和表達方式的日益豐富，使得意識形態建設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挑戰。

（三）“網絡成癮”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疏離淡化

在智媒時代愈演愈烈的演進過程中，人對信息的依賴，以及信息對人的影響日益加深。其一，人們的信息與行為被廣泛地采集并記錄下來，用戶的瀏覽痕跡、點擊偏好、閱讀頻率、消費習慣、娛樂方式、行動軌跡，乃至轉發、點贊、評論等行為都作為可分析的素材被記錄，以此生成的“用戶畫像”被用來作為個性化定向推送、提供獨特關懷的重要依據。某些互聯網公司甚至通過追蹤、監控、評估用戶的個人信息，通過對其習慣的研究和預判，精準推送為用戶“量身定制”的相關內容。其二，在可穿戴設備的加持下，傳感器成為探測和描述人的身心狀態的重要方式。通過智能手表用戶的血壓、心跳甚至睡眠狀況等生理性反應也成為分析樣板，反饋的傳感化使得對用戶的理解與把握進入到生理層面。其三，人與人的交往互動也呈現出以物為中介的方式。人們更多地經由“物”來理解“人”，經由“物”的測度與可量化性外化著人的需要與狀態。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首屆中國大數據+人工智能“xworld大會”上的演講中，形象描繪了這種“物”對“人”的解讀。他指出：當人們讀電子書的同時，電子書也在讀你——哪一頁你翻得快，哪一頁你翻得慢，以此來判斷哪些是你喜歡的章節，哪些章節你感到無趣，進而判斷你是什么樣的人、有什么樣的性格特征，進而有針對性地向你推薦圖書，甚至為你提供重要問題的解決方案。比如，未來人們選擇結婚對象時，甚至不需要過問親友意見，而是問亞馬遜、百度和騰訊。

“網絡成癮”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主體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疏離。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薄?〕501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指出了作為社會的人，在實踐過程中不斷自我生成的特質。在當下，這種社會實踐似乎不單單是物理世界的對象性活動，人們流連于線上世界的豐富，大大削減了社會生活中真實個體的交流時間和交往深度。這種虛擬世界的真實化帶來了主體深度思考缺失的問題，主體在現實生活中場景的脫離，使得價值判斷、價值選擇的主動性受損，社會生活日益娛樂化、平面化，主體存在日益原子化、孤立化，數字技術在為人們提供全方位的便利和個性化服務的同時，也在操控著人們的思想意識，侵蝕著人們的自由時間，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場域。

（四）“泛娛樂化”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容稀釋

“泛娛樂化”不僅消解了主體自身的價值和意義，而且稀釋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使得人們的價值選擇、審美趣味、消費方式發生了深刻的改變?！胺簥蕵坊敝谐涑獾南M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價值導向不僅降低了受眾的文化品位，更為重要的是，“泛娛樂化”深刻地影響了公共事務領域，成為型塑政治、倫理和日常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其帶有的反權威的話語特質和日常融入式的軟性傳播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

在淺薄的娛樂精神的影響下，一切價值性的考量都煙消云散了，感性戰勝了理性，趣味性代替了意義感，對主流文化、主流價值和主流話語的認同日益淡漠，人們的生活被碎片化、平面化、感性化的娛樂信息填充，不僅降低社會智識水平，導致理想信念的式微，也遮蔽了意識形態間的差別，成為導致價值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因素，更成為影響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重要風險隱患。

三、智媒時代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構建策略

隨著智媒時代的展開和深入，面對“信息孤島”“去中心化”“網絡成癮”“泛娛樂化”等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多重沖擊，實現智媒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認同，須在信息傳播途徑、內容優化、網絡治理、方式迭代等方面多措并舉，穩步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力、引領力、穿透力和凝聚力。

（一）暢通傳播途徑，打破信息壁壘，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力

在智媒時代，實現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必須首先暢通信息傳播途徑，打破信息壁壘。同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整體構建有賴于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必須充分調動主流媒體、網絡平臺、社會公眾等相關資源，同頻共振、綜合發力，形成協同合作、共治共享的有利局面。

首先，要主動搶占智媒傳播的制高點，不斷推動主流媒體的智慧傳播能力。作為傳播主流思想輿論的主陣地，主流媒體在傳播主流價值、引領社會思潮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算法大行其道的環境下，主流媒體的聲音常常淹沒在眾聲喧嘩之中。因此，增加主流思想輿論內容供給，提高主流媒體傳播效能，做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不失語、不失聲、不失蹤，確保主流媒體發聲及時、先聲奪人至關重要。傳統媒體不僅要依托“中央廚房”這個“啟輝器”與新興媒體跨屏聯動，匯集和掌握來自平臺的信息和資源，進而掌握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主導權；更要積極擁抱新技術，借鑒算法技術提供的快速生產、精準分發、智能互動的全流程，進一步優化算法推薦機制，將主流意識形態嵌入算法設計，打造“黨媒算法”，為社會公眾提供有深度、有態度、有溫度、有力度的信息內容，鞏固智媒傳播環境中的輿論陣地。

其次，要不斷強化商業媒體和網絡平臺的行業自律意識。商業媒體和網絡平臺要兼顧商業屬性與社會屬性，充分認識到自身行為對社會的重要作用，承擔運營的監管主體責任，督促從業人員自覺堅守職業操守和行業倫理，避免網絡空間成為有害信息的避風港。一方面要主動打破算法“黑箱”，增加算法設計透明度。算法設計者有必要主動披露算法設計的價值基礎與倫理考量，確保算法技術的正當性、可責性和公平性〔9〕，以此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使算法設計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另一方面，平臺應規范自身行為，主動過濾低俗低質內容，防止“博眼球”“惡意炒作”等行為，統籌機器審核與人工審核，維護互聯網空間風清氣正，共同營造良好輿論生態。

最后，要著力培育和推廣公眾媒介素養教育，提高公眾信息生產、獲取和鑒別能力。媒介素養這一概念最早由利維斯和湯普森提出，是公眾對于媒介傳播的各種信息的獲取能力、分析能力、選擇能力、評價能力和思辨性回應能力。媒介素養最初主要針對青少年開展，目的在于訓練青少年抵抗現代文化帶來的“低水平滿足”。隨著大眾傳媒的迅猛發展，教育重心開始轉向幫助青少年應用現代傳媒方式的能力。20世紀9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發出“大眾媒介教育課程模型”，并倡導在全世界開展媒介素養教育。在媒介無處不在和傳播無處不有的互聯網時代，媒介素養更是成為個體應對信息過載的必修課。一方面要積極培養多元主體的媒介使用能力。以堅實穩固的價值立場、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抵御不良信息和無序技術的侵蝕，對信息推送保持警惕和批判，防止沉溺于技術對個體的認知操控，進而受困“信息繭房”之中。另一方面，要著力提高公眾內容生產和傳播能力。在自媒體時代，新聞生產和信息傳播不再是少數專業媒體的特權，公眾的自我賦權不斷重塑大眾傳播格局。因此，要教育引導公眾明確法律底線、增強倫理道德意識，保持對信息的審慎態度，避免在發布信息和參與網絡議題時的非理性情緒，以公共精神和公序良俗為標尺主動拒斥虛假低俗惡意新聞。

（二）優化傳播內容，弘揚主流價值，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引領力

在“內容為王”的時代，信息內容深刻影響人們的注意力。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0〕187。作為社會經濟形態、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的系統反應，意識形態內嵌于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關系的運行過程之中，與特定主體復雜的社會心理和現實需要相映襯。作為一種“同意的生產”，意識形態對人們現實的需求、利益、愿望的反映和回應是達成意識形態認同的根本因素。意識形態的實現方式在于人們對其理念、價值、目標等的認可、接受與踐行，而其實現程度則取決于承載此意識形態內容的思想理論對人民需要的滿足程度。在這個意義上，智媒時代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想有效地指導社會實踐、引領社會思潮、贏得人民認同，就要始終不渝地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優化傳播內容，弘揚主流價值，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引領力。

一方面要積極利用算法技術賦能意識形態治理。作為社會互動最頻繁最活躍的公共空間，網絡媒介的輿論表達已成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場域。運用人工智能和算法技術，能夠及時了解群眾的想法、訴求，及時予以回應、澄清，是增強主流思想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的重要技術支持。首先，主導意識形態是否能獲得主流地位，是否能夠得到大眾的認可與踐行，歸根到底取決于其是否能夠正確表達和實現人們的利益和訴求。主流意識形態建設要立足社會實踐，關注主體需要，面向人民群眾熱切關心的實際問題，在不斷擴大共識中實現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網絡空間作為資訊集散地、輿論交鋒場，是獲取資訊、體察民意的重要場域。其次，依托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技術，及時對社會動向、輿論方向進行解析。算法技術為網絡空間意識形態風險預警關口前移提供了技術支撐。網絡空間意識形態治理的關鍵在于信息處理的時度效，以有效的算法技術為從海量信息中快速、精準識別和捕捉到錯誤、消極、有害的信息提供技術保障。

另一方面，主流意識形態應積極適應智媒時代話語傳播方式的變化，主動促進宏大敘事向日常話語的轉換，做好官方話語與大眾話語的銜接。正如湯普森所說的，以往的意識形態話語“包含了對深層模式所描繪的因果過程的神秘化。這種神秘化具有意識形態的功能”〔7〕12。在新的傳播環境下，主流意識形態應主動適應新的傳播模式，積極構建直觀化、感性化、視覺化的傳播形式和敘事方式，讓高度抽象的意識形態可知可感。事實上，對于傳播方式的變化，我們近年來已經進行了有益探索，通過文藝作品、視頻短片、網言網語等多元多樣的呈現形式引領社會思潮、塑造價值認同。在建黨百年之際，一些反映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主旋律作品，如《覺醒年代》《山河戀》等現象級的文藝作品，在互聯網平臺廣泛傳播，用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傳遞主流價值觀，受到群眾認可和喜愛，引發人們熱議和轉發。

（三）加強網絡治理，凈化媒介環境，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穿透力

針對“網絡致癮”、信息“路徑依賴”等現象，必須加強網絡治理，優化媒介環境，不斷提高主流意識形態的穿透力。

一是不斷推進網絡空間法治化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互聯網治理不斷開創新局面，網絡治理能力不斷提高，網絡綜合治理體系不斷完善，依法治網的格局逐步形成，網絡空間日漸清朗。但是，網絡空間作為意識形態斗爭的重要陣地，仍是眾聲喧嘩的輿論空間，是諸多社會思潮和價值觀念的匯集地和傳播地。一些錯誤社會思潮不時出現在網絡空間之中，不斷擠壓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空間?；ヂ摼W并非法外之地，也不是輿論飛地，加強智媒環境下的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必須重視依法治網。在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相關法律法規的同時，更應不斷提高配套制度建設，加快對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技術的立法規范、執法力度和大力監督，構建全方位立體化的法律體系，織密織牢信息安全網，確?；ヂ摼W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二要加快完善人工智能內容生產和傳播的行業標準和行為指導，包括準入機制、內容生產機制、信息分發機制等，警惕資本邏輯宰制下人工智能的異化。馬克思曾斷言：“正像只要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就能加強對自然財富的利用一樣，科學和技術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薄?1〕699資本邏輯操控下的人工智能與大眾傳媒，一方面推動了互聯網產業和互聯網經濟的急劇增長和快速發展，但另一方面這種深度聯姻也帶來了價值領域內的極大風險，如何不使科學技術淪為資本的“婢女”成為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必須用主流價值規范和引導人工智能的發展，建立健全重大事件輿情風險預警和網絡意識形態安全防控指標體系，全鏈條建立網絡空間輿論監測、預警、防控體系，實現“科技讓生活更美好”的愿景目標。

三是要加快智媒時代意識形態工作人才隊伍的培養和建設。沖破西方“人工智能霸權”，打破意識形態交鋒中的“話語逆差”，關鍵在人才。一方面，以理論宣傳工作者、傳統媒體等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工作者，要加強鍛造適應新媒體環境的能力。要充分認識當前意識形態傳播由單線傳播向交互式傳播的客觀現實，不斷形成適應智媒時代的“算法思維”“數據思維”和“用戶思維”，利用VR、AR、MR等技術推出內容質量高、傳播效能好、價值指導強的立體化、具象化、分眾化、精準化、具有穿透力和影響力的精品內容；另一方面，要加強商業媒體、互聯網平臺的算法工程師、軟件開發人員以及高校相關專業學生的科技倫理教育，踐行以人為目的而非手段的倫理原則，遵循算法正義和算法善治倫理規范，培育理性、負責、為人的人工智能環境，從源頭上防范化解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風險隱患。

（四）創新傳播方式，弘揚主流價值，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

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兩個大局”交織激蕩，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演進。在波譎云詭、變幻莫測的意識形態爭奪戰中，持續加強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陣地建設、深化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是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關乎人心向背的大事要事。在智媒時代，深刻透析、全面把握、靈活運用科技手段賦能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成為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路徑，也是未來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與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技術增長極。

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技術的出現使得網絡世界型構出一個萬物互聯、時空壓縮、時時在線的時空域。聯結日漸多維的人工智能通過多種數據的綜合分析，使得人與物的界限不斷融通。運用VR、AR等技術帶來了更多的靈感，“地域的消失”和“場景的瓦解”使得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邊界進一步消融。臨場感進入現場，虛擬場景和線上話語成為人們依賴的生存方式，我們已然迎來了一個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化生存環境。

智媒環境下新聞生產、分發、接收和反饋模式發生革命性變化。一方面，算法技術與人工智能的應用為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帶來更多可想象的空間，個性化、定制化、臨場的內容推送一定程度上為提高主流意識形態傳播效能提供了技術支持；另一方面，智媒空間的眾聲喧嘩與深度介入，也對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建構形成了相應的沖擊。因此，我們要充分認識并全面把握智媒時代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機遇與挑戰，用好新技術帶來的紅利，預判并規約技術過度帶來的負面效應，把握智媒時代主流意識形態認同面臨的風險，探索當代我國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建構的路徑。為適應智媒環境下輿論生態發生的深刻變化，有效應對主流意識形態認同面臨的復雜態勢和嚴峻挑戰，我們應積極思考、多方協同、綜合施策，針對如何運用信息革命成果賦能意識形態建設，如何以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打好意識形態保衛戰，如何加強媒介環境治理守牢網絡意識形態“主陣地”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給出應對之策。

正如媒介理論家道格拉斯·魯什科夫在《人類團隊》中所言：“我們沒有辦法回到前數字時代，我們不能回去，我們必須闖過去?！鄙砼R智媒時代，我們應充分借助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技術帶來的時代紅利，不斷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建構主流思想輿論新格局，持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在全社會范圍營造良好的意識形態宣傳氛圍，進一步加強我國意識形態建設〔12〕，匯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磅礴偉力。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M〕.黃維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6〕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章艷，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7〕約翰·B.湯普森.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M〕.高铦，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譚九生，范曉韻.算法“黑箱”的成因、風險及其治理〔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6）：92-99.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樊 榮.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建構的邏輯、趨向及經驗〔J〕.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03）：8-16.

責任編輯 呂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