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能”（Affordance）概念的演化
——諾曼設計心理學理論中的Affordance詞用考析①

占 煒 宋 武（華僑大學 機電及自動化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唐納德·諾曼（Donald A. Norman，1935—）在首部設計心理學（1988）著作中就開始使用的“示能”（Affordance）一詞原為美國生態心理學家吉布森（James J. Gibson，1904—1979）用以建構視知覺生態進路理論而創造的。這個概念自諾曼引入后，在設計界開始流行。然而，作為一名在計算機科學和認知科學領域長期從事實驗研究和實證分析的學者，諾曼的學術背景和知識結構與吉布森主張的具有現象學色彩的生態心理學觀念相差甚遠，因此，諾曼一直不能接受吉布森理論中的“直接知覺”“信息拾取”（information pickup）等觀念，其對Affordance 概念的解讀與吉布森的原意也大相徑庭。

西方學者曾對諾曼與吉布森二者的Affordance 概念差異做過一些討論，但主要的關注點集中在該詞的名稱指代上，如瑪格內爾（Joanna McGrenere）認為，諾曼的Affordance 指代著產品的“有用性”（Usefulness），而吉布森的Affordance 指代著產品的“可用性”（Usability）。[1]國內學者普遍認為，諾曼在設計心理學中引入的Affordance 概念為設計解決了諸多語匯問題，[2]很多學者在引注Affordance 概念時會將諾曼的概念和吉布森的概念并置闡述，但較少對二者的概念內涵進行學理考析，而因諾曼的設計心理學（系列）著作傳播面廣、影響力大，且其具有實用性的概念主張更為接近現有的、普遍的設計研究范式，使得大部分學者沿用諾曼的Affordance 概念進行設計闡釋和展開研究，而忽視吉布森Affordance 的概念原意和生態心理學的理論思想。針對這一現象，本文在梳理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的原初內涵和理論特征的基礎上，考證諾曼設計心理學理論中對Affordance一詞的引入、闡釋和澄清等使用情況，分析二者的本質差異與理論分歧，并對諾曼設計心理學理論中Affordance 詞用所體現出的實用主義思想以及一些相關問題展開討論。

一、“Affordance”的詞源與理論特征

吉布森認為，有機體賴以生存的環境自身就是一種資源，行動者與其周圍環境中的目標進行交互時可以“直接拾取”到事物的意義，甚至很多時候是無意識的拾取，這種直接知覺理論有別于“以心理表征‘信息處理’為核心概念建立起來的間接知覺理論”。[3]為了解釋有機體知覺和所處環境之間的關系問題，吉布森創造了一個新名詞——Affordance，②吉布森首次提出Affordance 概念是在1966 年，參見：James J.Gibson,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Houghton Mifflin,1966,p.285；1977 年，在The Theory of Affordances 一文中，吉布森對Affordance 概念和理論進行了更為系統的闡述，參見：James J.Gibson,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s,” in Perceiving,acting,and knowing:Toward an ecological psychology,R.E.Shaw,J.Bransford,ed.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77,pp.67-82。此外，該文還被編排在吉布森1979 年出版的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一書中（第八章）。1977—1979 年的概念闡釋與1966 年的有較大差別，前者要更為系統和詳盡，代表了吉布森理論成熟時期的核心思想，因此，本文在考察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時主要參考其1977—1979 年的表述內容。[4-5]其表述是：

（G1）一個具體環境的Affordance，就是它所給予（offer）動物的東西，是它所提供（provide）和供養（furnish）的東西，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它是某種既能指環境又能指動物的東西，它意味著有機體與環境之間存在著互補性。[6]119

值得注意的是，吉布森這里連續使用“Offer”“Provide” 和 “Furnish”這三個具有“提供”含義的詞來解釋Affordance，根據詞源的差別可以看出，吉布森所說的Affordance 概念應包括環境的主動提供（Offer）和非主動提供（Provide）的互動性以及環境給予動物的價值和意義（Furnish）等內涵。吉布森在關于有機體和環境關系問題時還指出，當我們看物體時，我們所感知到的并不是其物理屬性，而是他們的Affordances，這就意味著有機體可以直接感知到環境中事物的“價值”和“意義”。[6]119結合諾曼對Affordance 詞用所涉及的內容和議題，這里指出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和理論的三點特征。

其一，正如赫夫特（Harry Heft）所說：“Affordance 概念及理論本身是包含必要的主體性、意圖等內容的?！盵7]因此，不能簡單地將Affordance 視為環境或事物的屬性，當然，也不能因為Affordance 與主體的身體尺度等特征相關而認為其存在的意義是主觀的。吉布森說：“Affordance 涉及有機體和環境兩方面，這意味著意識和物質是不能獨立考慮的，感知世界就是感知自己，這與任何形式的二元論都不同?！盵6]132-133Affordance 是因有機體和環境二者的關系而存在的生態事實，而這種超越二元論的事物最終會表現在“環境與人的統一和整體性上”，[8]因此，我們應該將Affordance 視為（“人—機”系統的）一種關系屬性。

其二，總體上說，Affordance 及其直接知覺理論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有機體）如何按照生物本身的能力來描述和直接感知到外部世界”。[9]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吉布森Affordance 理論的主體指涉并不局限在人類，而是包含整個動物界，而對于要涵括整個動物界的“知覺—行動”理論，更為基本的“生物能力”就不包括語言。因此，在吉布森的理論中，由Affordance 導致的可能行為更多是“前語言”的，或者說是“前反思層面上基于省體運動非計算的知覺活動”。[10]梅洛- 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認為：“世界總是在反思之前就作為一種不可讓渡的在場‘已經在此’，”[11]1不僅如此，主體的這種非反思的生活還為反思行為提供了基礎，因此，未經反思的生活是“（主體）最初的、持久的和最終的處境”。[11]11

其三，學界普遍認為，吉布森生態知覺的理論接近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的觀點，甚至可以說，吉布森生態心理學理論的提出直接受益于現象學的成果。[12]眾所周知，現象學的發軔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克服影響西方幾個世紀的機械世界觀與二元論（笛卡爾—牛頓）思想，因此，如上所述，Affordance 概念具有明顯的“反機械主義和二元思想的特征”。[13]244具體來說，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將身體引入到主體領域，強調身體的“一種意向性和一種含義能力”，[11]244這種“身體—主體”概念暗示了在反思性的意識活動之前，存在著一種所謂的“前反思”的身體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個體和環境事物間的關系所產生的可能行動具有瞬時性與互動性特征”。[14]正因如此，吉布森的Affordance 理論暗含著突出“個體性”價值的生命哲學思想，關于這點，吉布森提到，Affordance 是“相關于某一特殊動物和該動物身體的一種環境布局（layout）”，該動物所感知的是“這個布局的Affordance，也就是意義”。[6]150

二、諾曼引入Affordance概念的內容及其內涵的差異

吉布森的Affordance 概念具有聯結有機體和環境事物關系這層屬性，這一點與諾曼力圖建構“人與產品關系”的設計理論多有契合，諾曼便借用Affordance 一詞用以闡釋和建構自身的設計理論。在1988年出版的《設計心理學》著作中，諾曼主張建構一門所謂的物質心理學（psychology of materials）理論用來解釋“物品決定人對該物品的反應”的現象，并認為Affordance 概念可以用來代表物質心理學屬性，進而將該概念引入到設計心理學理論中，他說道：

（N1）物質心理學……是一門研究物品Affordance①Affordance 在國內有20 余種譯法，其中，在設計界就有10 多種不同的翻譯，參見：羅玲玲：《技術與可供性》，科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2-3，353-354 頁；孫凝翔、韓松：《“可供性”：譯名之辯與范式/概念之變》，《國際新聞界》2020 年第42 卷第9 期，第122-141 頁。為避免不同中譯名帶來的混亂，本文在中文文獻的引用中將Affordance 的中譯名統一還原為“Affordance” 引用。[15]2-3,353-354[16]的學問，它的重點在于了解一件物品實際上能用來作何用途，或被認為能有什么用途……Affordance 研究人如何觀察世界……是內心對于外界事物詮釋后的結果。它是根據我們對外界事物過去所得的知識和經驗作用到我們對該事物的感覺。我的看法與吉布森派的學者稍有沖突。不過這些心理學界內部的辯論對于我們在這里（設計理論）談的沒有多大重要。[17]

可以看出，諾曼引入Affordance 概念的初衷是想在“使用”（功能）的維度中規范人與物之間的邏輯關系，為設計師的創造工作和研究分析尋找合適的專業術語。但是，正如諾曼自己所說，他所引入的Affordance 與吉布森的概念存在“沖突”，雖然諾曼并未對此進行解釋，但我們可以結合二者的概念表述對此“沖突”稍作分析：

（1）N1 中認為Affordance 是“內心對于外界事物詮釋后的結果”，這里對“行為結果”的強調實則是在追求一種“確定性”，①這里說諾曼在設計研究中追求“確定性”，并非指用“理性” 的思維獲得確定的（唯一的）設計結果，而是指在設計研究中要有一個確定的邏輯開端，或者說，在設計研究中以這種“確定性” 為目標。這與吉布森關注人與物之間瞬時交互所帶來的可能行為不同，或者說，諾曼所關注的是感知到的Affordance（正如諾曼后來澄清概念時所強調的那樣，見N2），而吉布森的Affordance首先是比感知到的Affordance 更為本原的可能行為。例如，對吉布森而言，人與門把手的“互動”可以產生推、拉、掛物，甚至是（攀爬時）蹬踏等“無限”多的可能行為，而對于諾曼來說，他希望所設計的門把手是用來“推”開門的（“推”也是諾曼所謂的Affordance——“結果”），并在“推”這一確定的行為之下，展開把手的造型、色彩、結構等具體設計。因此，可以說，諾曼“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理論體系中形成了以感知的Affordance 為“本原—目的”的封閉結構。

（2）N1 中強調“過去所得的知識和經驗”在感知事物中的作用，這與吉布森的Affordance 內涵存在明顯的“沖突”。如上所述，吉布森的Affordance 更多是“前語言的”，是有機體與環境信息直接共鳴而產生的，這種“直觀的”行動并不需要依靠過往的知識和經驗。吉布森說：“信息拾取理論不需要記憶，過去的經驗通過記憶的方式對現在的經驗產生影響，這一傳統知覺理論的基本假設是不需要的?！盵6]243需要特別指出，諾曼在Affordance 概念中強調過往經驗的作用實質上是源于他“間接知覺”的理論主張，事實上，也正因為諾曼與吉布森在知覺的發生機制這一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導致吉布森意義上的Affordance 概念很難融入到諾曼的設計理論中。

三、諾曼對Affordance概念的反思以及理論的符號學轉向

諾曼在引入Affordance 概念時并未遵照吉布森的原意，這也直接造成設計界對該概念使用的混亂，面對批評，諾曼對其設計理論中的Affordance 概念進行了補充說明和重新界定。然而，諾曼澄清概念的思路是將“感知的Affordances”區別于“真實的Affordances”（吉布森意義上的Affordance），而強調“感知的Affordances”，據此，諾曼對Affordance 概念的使用已經明顯偏離了吉布森理論的初衷。諾曼和吉布森二者在“知覺—行動”理論上的分野更為徹底的表現是，諾曼最終將Affordance 概念符號化并引入意符（Signifiers）一詞來“描述設計師正在做什么”。[18]14

1.諾曼對Affordance概念的反思和澄清

首版設計心理學著作出版大約十年后，諾曼表示令他感到困擾的是自他引入Affordance 后，這個概念便在設計界（特別是圖形設計和工業設計領域）開始流行，并造成眾多學者對該概念使用的混亂。諾曼承認這是他自己的疏漏，他所提出的Affordance 概念與吉布森生態心理學中的概念完全不一樣，[19]該概念在設計界“逐漸以與原來無關的方式使用著”。[18]13因此，諾曼對其Affordance 的概念內涵進行了重新界定：

（N2）在產品設計中……有真實的Affordances（Real affordances）和感知的Affordances（Perceived affordances）兩種，而這兩者并非是一致的……我真正要說的是感知的Affordances……在《設計心理學》（后續改版）中，我將做全面的調整，用“感知的Affordances”來代替（之前的）“Affordance”一詞。[19]

在筆者看來，諾曼在N2 中強調“感知的Affordances”與N1 中強調“觀察世界的結果”的思路是一致的，仍可看作是對“確定性”的追求，這也與其“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主張是契合的——以用戶（的感知）為著眼點分析其與產品的關系?，F在的問題是，諾曼將關注點明確為“感知的Affordances”后，該概念與吉布森的原初概念還有何種關聯？以下加以分析。

如前所述，在生態知覺觀念下，有機體以“直接的方式”所感知到的Affordance 是瞬時的和不確定的，或者說，吉布森的Affordance 概念暗含著“無限性”的特征。諾曼重新闡釋Affordance 概念的思路表面看是將Affordance 內部進行劃分（圖1），剔除其中不能確定的那部分（X），而只強調其中認為可以通過理性研究轉化為確定性內容的“感知的Affordances”，也因如此，諾曼認為其之前忽略的那部分Affordances（即不確定的那部分Affordances，圖1 中的X）是沒多大意義的。[19]如此，我們是否可以說，諾曼所強調的“感知的Affordances”是“真實的Affordances”的一部分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在直接知覺理論觀念下的“無限性”中，其“各個部分”是沒有層次關系的——被分隔出來的部分都不是在這個全體之下，而是都在這個全體之中——即，我們不能將椅子的“坐”看成是眾多行為中的“之一”，而只能將其視為一種（無限中的）可能，真實的Affordances 和感知的Affordances 并不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而是分屬于不同的層次，是主體處于不同“狀態”（“前自我”與“自我”）下與環境物品互動的行為（可能性）。因此，具有瞬時性、不確定性并具有無限特征的Affordance 是不能如諾曼這樣分解的，正如吉布森所說：“不能像在物理學中所測量的那樣測量出一個Affordance?！盵6]120

圖1 諾曼對Affordance概念反思與澄清的思路

在諾曼的設計心理學理論中，Affordance 概念的內涵發生了演變——從“瞬時交互”到“感知結果”、從“不確定性”到“確定性”、從“無限”到“有限”。將“有機體—環境”系統中具有瞬時性、無限性特征的可能行為劃歸為被感知到的具體行為，這種做法也預示了諾曼已經放棄將吉布森的Affordance 概念用于解釋自身的設計理論，馬丁·奧利弗（Martin Oliver）對諾曼的這次概念澄清有十分貼切的評價，他認為：“我們所能獲得的都是‘感知的Affordances’，因此，諾曼的這次概念澄清實際上是在暗示‘真實的Affordances’是不可知的，這使得Affordance 概念（吉布森意義上的）在設計分析中顯得多余?！盵20]

2.諾曼Affordance概念的符號學轉向

多倫多大學計算機系的瑪格內爾教授等曾指出，諾曼引入的Affordance 概念造成使用混亂的主要原因在于諾曼未能將Affordance 與提示Affordance 的信息區分開。[1]此外，按照諾曼的自述，經過爭論和探討，諾曼接受了里約熱內盧信息學院蘇薩教授的建議，贊同以符號學理論來分析Affordance。[21]51-53或許是受到這些批評和建議的影響，諾曼開始在其設計理論中引入“意符”（Signifiers）概念用來指代“提示Affordance 的信息”，至此，諾曼的關注點從Affordance 本體概念轉向了提示Affordance 的信息（即實現Affordance 感知性的介質），也可以說，諾曼理解Affordance 的視角發生了符號學的轉向。在改版的設計心理學（2002）中，諾曼寫道：

（N3）（本書）增加了非常重要的內容‘意符’（Signifiers）……Affordance 定義了可能發生的行為，而意符提示人們發現這些的可能性……對于設計者來說，意符遠比Affordance 重要得多。[18]序X諾曼在該書中對Affordance概念進行了重新闡釋，內容為：

（N4）①Affordance 是任何環境之間可能的互動；②Signifiers 則是一種提示……或者說是Affordance 的提示功能，因此，Signifiers 必須是可感知的，否則它們不起作用；③早期其所認為的Affordance 實際上為感知的Affordances，經常表現為Signifiers。[18]11-12

N4 的觀點很明確：Affordance 是通過意符感知到的。至此，諾曼將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的基礎理論進行了兜底置換，而被改造后的Affordance 概念和置換了的基礎理論恰好能符合諾曼設計心理學的研究理路。諾曼Affordance 詞用觀與其設計研究方法理路的一致性將在下文中闡述，這里先將“通過意符感知到Affordance”這一概念解釋與吉布森理論觀念的差異做進一步分析，這樣，我們便可理解為什么諾曼要將Affordance 概念轉向符號學理論。先看吉布森的這段表述：

（G2）Affordance 不會隨著觀察者需要的改變而改變。觀察者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根據自己的需要，感知或注意到Affordance……Affordance 并不是通過觀察者的需要和他對物體的感知來賦予的。[6]130

對照G2，若按照諾曼N4 的理解，有機體需要通過意符才能感知到“他與環境直觀互動中本身就存在的Affordance”——這就會陷入解釋上的悖論，顯然，符號學理論與吉布森生態知覺理論下的Affordance 概念內涵是迥異的。然而，從諾曼引入、澄清和重新界定Affordance 概念（N1、N2），到最終將該概念符號化（N3、N4）的整個詞用過程卻可以看出其中一以貫之的理論主張，即：強調“感知的結果”以及“個人的過往知識和經驗在與環境物品交互過程中的作用”（后者也是符號意義發生的基礎）。

綜上，諾曼設計心理學中對“確定性”的追求使其必然要強調感知的結果，而其所秉持的間接知覺理論則需要拉開觀察者和環境事物的距離——將環境事物視為觀察者的“主題”和“對象”，因此，諾曼傾向于①之所以說“傾向于” 是因為在諾曼關于Affordance 概念的論述中，大多表述為“某物的” Affordance，但也有少數表述為“某人的” Affordance 的情況，例如，在《未來設計》一書中，諾曼說道：“（溝通）是通過韁繩的Affordance 作用來實現的，在設計一個系統時……要善于利用操作者的Affordance”〔美〕唐納德·諾曼：《未來設計》，小柯譯，中信出版社2015 年版，第54-55 頁。[21]54-55將Affordance 視為物品的某種特征屬性（圖2 左），而非關系屬性（圖2 右），而且，在這種理論范式下需要進一步說明“人是如何獲得該Affordance”的，如此，諾曼Affordance 理論中就需要增加“呈現Affordance 信息”這一內容和環節——諾曼的Affordance 理論則自然發生了符號學轉向。

圖2 間接知覺理論（左）與生態知覺理論（右）觀念下Affordance概念的差異

四、設計心理學研究方法的理路與諾曼Affordance詞用的實用主義思想

1.從Affordance詞用到設計研究方法的理路

諾曼在設計領域中重新界定了Affordance的內涵，并最終將Affordance 概念符號化而徹底置換了該概念的理論基礎，諾曼引入、闡釋和澄清Affordance 的詞用過程，充分反映了其與吉布森在“知覺—行動”觀念中的分歧。當時，諾曼對吉布森“直接知覺”理論的“成見”是不爭的事實。根據諾曼的表述，他與吉布森曾有過深入的交流，但二人對“大腦如何處理知覺信息”這一問題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在有機體與環境之間信息（意義）的給予方式上，諾曼是站在認知心理學的角度思考有機體（人）獲取、處理信息的機制問題，因此，諾曼一直未能接受吉布森提出的“直接知覺”“信息拾取”等生態知覺觀念，[19]而這些主張恰恰是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提出和理論闡釋的核心和出發點。

諾曼的Affordance 詞用觀與其“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研究方法是一脈相承的。在人與物的關系上，諾曼主張將物和他人“主題化”和“對象化”，這樣，以此認識論為基礎就可以自然地過度到研究方法上——通過洞察“人”（的需求）而達到對物品的“設計”——如此，“他者”（物與他人）成為主體（設計研究者）的思考（意識）對象，設計研究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實現了統一。具體來說，設計心理學的研究希望通過分析物和人之間的互動關系而“確定用戶需求的明確目標”，[18]231進而完成產品的功能定義，以此為基礎，設計師便可針對這一目標（預設功能）去組織產品的形式和秩序。因此，以“確定性”為基礎和目的的設計研究需要排斥個別行為中的不確定性，而只關注“人—物”交互過程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和規律化特征，如此，在具體操作中也就需要將用戶以“群體”和“類型”進行劃分（與其形成對比的是吉布森強調“個體性”的思想觀念），諾曼說道，設計研究者“需要對……人群做細致分析。日本的少女與成年婦女非常不同……與德國少女也有很大區別”。[18]232諾曼將“他者”視為設計師的研究對象，并將其主題化和對象化，這種追求確定性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論主張具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這充分體現出美國哲學中以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為主要代表所建立的“理論理性”“工具理性”的價值觀念。

2.諾曼Affordance詞用的實用主義思想

諾曼設計心理學中Affordance 詞用的實用主義思想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方面，諾曼按自身理論需要引入吉布森的Affordance 概念，并因理論的發展（思路的變化）不斷修改、調整、重新界定該概念的內涵，這個引入、闡釋和澄清概念的過程直接體現出實用主義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諾曼所界定的Affordance概念及其引申出的設計研究方法（將“人”群體化，尋求“人—物”關系中的“確定性”內容）則體現出實用主義的方法內核。

在對待理論的態度方面，作為注重效果的實用主義，如其創始人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1839—1914）所說：“一種理論（法則），只有做得出來，清晰而明確地達到了所需要的效果，才是科學的。否則，只是一種虛無?！盵22]詹姆士同樣秉持“真理都是有用的”觀點，并且認為真理是一種“能夠吸收、能夠生效、能夠確認、能夠證實”[23]112的觀念。諾曼對Affordance 一詞的使用首先表現在對行為結果的追求上——人對物品感知的“結果”——只有這樣，進一步的設計工作才能得以開展，這充分體現出實用主義追求“實際后果”的特質。實用主義“并不是去看……必然性，而是要注意最后的事物、成果、結果、事實”，[23]33其基本方法就是“力圖找出每一種見解的實際后果來說明這種見解”。[23]27當然，在這種觀念主導下所建構的理論的最終指向就是“工具”。諾曼將Affordance 一詞不斷改造以“為我所用”，這是實用主義對待理論的基本態度，“理論成為我們可以依靠的工具，而不是解答謎團的答案。我們不要躺在這些理論上，而是要向前推進……實用主義使我們的所有理論變得靈活……使每一種理論都發揮作用”。[23]32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開展設計創新的具體操作中，諾曼“以用戶為中心”的基本思路是將“人”群體化和類型化，這種“種屬的統一性”是實用主義協調世界“統一”和“多元”矛盾的一種（積極）方式。在實用主義看來，“事物都是以種類存在的，在每一類中都有許多樣本，這個‘類’對一種樣本包含的意義，也對這一類中每一個別的樣本包含同樣的意義”，[23]78因此，在諾曼的設計理論中，“個體”被“總體”所取代。這里要指出，實用主義并非沒有關注過“個體性”（如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中的主張），而是說，以這種個體性、單獨的事物為研究對象，研究者的“邏輯思維”便無用武之地了，詹姆士認為，邏輯的作用在于“斷定單獨實例具有合適于同類的所有實例的意義”，若以個體性的、單獨的事物為對象，思考者就“不可能從過去的經驗推論出未來的經驗”，[23]78也正因如此，實用主義主張采取實證分析、觀察實驗、科學推理的研究方法，目的是明確研究對象，探尋、建立結果和原因之間可靠的、確定性的關聯（同理，為了達到一定的結果，可以調整相應的變量以實現）。

諾曼對“確定性”的尋求與實用主義以結果為導向的理論具有觀念的一致性和操作上的因果性。杜威認為“手段”才能使價值得以實現，并主張“以實際條件和操作去構成關于價值的概念”，因此，在對確定性的尋求過程中首先思考的問題是“如何有助于把一切以知行分隔為基礎的信仰加以改造，如何發展一個符合現有知識和控制自然事物的各種設施的操作論的體系”。[24]264,267秉持這種“有效工具”的價值觀念，對不確定的事物（特別是帶有個體意志的感知行為）的研究則要提煉出其中的“結果性”，只有這樣，研究者才能從根本上將帶有不確定性（瞬時性、交互性）的感知行為轉化為清晰的、可分析的對象，而在這種“某些操作產生了某種結果”的實用主義思想指導下，“模糊不定的對象變得清晰穩定了”。[24]215-216如此，我們便可理解諾曼在Affordance 概念的詞用中為何要強調感知的結果，并極力將Affordance 中的“不確定”因素排除在自己的理論之外。

五、結論與討論

1.諾曼的Affordance概念與吉布森概念的本質差異

吉布森Affordance 概念的提出是以其直接知覺、信息拾取等發生理論為基礎的，若只關注該詞的名稱指代問題，我們便無法準確理解這一概念的基本內涵。因此，諾曼與吉布森二者Affordance 概念的差異不僅表現在該名稱的具體指代上，更為根本的是該概念所處的設計心理學與生態心理學二種理論觀念上的分野。諾曼在設計領域引入、闡釋和澄清Affordance概念反映出他與吉布森在“知覺—行動”理論觀念上有著本質差別，或者從根本上說，諾曼并沒有“論述Affordance……的生態學意義，只是把吉布森的理論歸為物理心理學”。[15]240因此，諾曼和吉布森二者的Affordance 概念差異不僅是“吉布森的定義是決定門能不能被打開，而諾曼的定義則決定的是門應該如何被打開”，[25]二者更為本質的區別在于：諾曼希望他設計的“門”是一扇門，或者希望通過設計使“門”更像是一扇門，然而，在吉布森看來，一開始并沒有“門”這一概念，這扇“門”對有機體而言其意義是“無限的”。如此差異下的Affordance 概念指向兩個不同的倫理方向：諾曼的“歸一”強調理性，體現出美國哲學一貫秉持的實用主義價值主張；而吉布森的“無限”強調感性，體現出法國哲學中（梅洛-龐蒂）注重“個體生命”的倫理思想。

2.吉布森Affordance理論在設計領域的實踐——生態設計學

前文論及，在設計心理學中改變了Affordance 原初內涵的做法體現諾曼理論的實用主義傾向，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吉布森生態知覺觀念下的Affordance 概念在設計研究中有何理論價值和思想啟示？關于這點，我們可以在日本學者提出的設計生態學理論中進行考察。在設計界，日本學者在吉布森生態心理學觀照下提出了設計的生態學理論，并出版著作《設計的生態學》，[26]以深澤直人（Naoto Fukasawa，1956—）為例，他提出的“與行為相即”“without thought”等設計主張皆與Affordance 理論密切相關。筆者在它文中已對深澤直人設計理念的思想基礎和開展路徑做過較為系統的論述，[27]這里僅指出兩點：其一，深澤直人是忠實于吉布森生態知覺理論和Affordance 概念原意的，其設計被認為是“靈活地探索著生態心理學最為核心之處”；[28]其二，深澤直人在設計中引入Affordance 概念并非將其作為一個名稱術語，也不是要引出一種規范性的設計研究方法，而是意圖通過挖掘Affordance 的深層內涵來闡釋和深化自身的設計思想，在深澤直人看來，將Affordance 視為一種設計的新手法、意圖通過設計步驟來實現的做法是對吉布森概念原意的一種誤解。[26]257深澤直人和諾曼兩位學者在各自設計理論中對于吉布森Affordance 理論的態度以及相關的設計主張如表1。

表1 諾曼和深澤直人二者設計理論中Affordance 概念的內涵比較

3.融合生態知覺思想的設計研究進路探索

眾所周知，20 世紀中期開始，以工具理性以及實證分析為主導的心理科學發展出現了瓶頸，或者按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所說，在實證主義將科學的理念還原為純粹事實的科學，但面對主觀性的不清晰性問題卻無能為力時，歐洲出現了科學“危機”，[29]這是吉布森生態知覺理論產生的重要背景，生態心理學更加傾向于“研究主體自身參與下形成對世界的創造性建構”。[13]40-48

在我國，諾曼的設計心理學著作及其Affordance概念引入時間較早，且其實用主義傾向的理論范式對具有應用性特質的設計學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此，諾曼的Affordance 概念在設計界具有廣泛的基礎，大部分學者皆遵照諾曼的Affordance 概念進行設計闡釋和展開研究，此外，學界還存在對現象學及其理論方法的誤解和誤用等問題，[30]這都直接或間接造成設計研究者忽視甚至誤解吉布森的Affordance 概念原意和深澤直人的設計主張。事實上，諾曼設計心理學和吉布森生態心理學下的Affordance 概念內涵分別代表了西方實用性思維和東方啟發式思維，二者在設計研究中皆有自身的理論價值和互鑒意義。不僅如此，“直觀”還被認為是符號學理論的出發點，[31]那么，生態知覺和符號學理論之間就存在著“對話”的廣闊空間。鑒于目前學界普遍采用諾曼的Affordance 詞用觀念和理論范式而忽視吉布森Affordance 的概念內涵，筆者呼吁，在設計心理學的研究中，除了建構設計理論的專業術語需要外，應該將Affordance 置于生態知覺思想和現象學觀念中深入考察，重新審視生態知覺理論和方法體系對于設計研究和思維啟發中的價值，開啟實驗心理學和生態心理學的對話，積極探索一條融合生態知覺思想的設計研究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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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圖2為筆者自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