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圖冊到圖解：18—19世紀中國制瓷圖像在法國的傳播

戴若偉（復旦大學 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上海 200433）

引言

中國制瓷圖像，主要指描繪中國瓷器生產與運銷的圖像，以展現取料、成型、燒造等制造環節為主，但并不局限于此，有時也包括運輸以及買賣等環節在內。中國本土最早的制瓷圖像出自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陶埏篇》，圖像的大量出現則是在清代，其中既包括皇帝授意創作的《陶冶圖》，也有專為外銷市場制作的制瓷圖冊等。[1][2]113-142①目前有關中國制瓷圖像相對較全面的整理，可參考林業強.中國制瓷圖連環畫研究[J].廣州藝術博物院院刊，2014(1):21-32；陳國棟.從陸上之路到海上之路——貿易畫所見的景德鎮瓷器之產銷[J].知識饗宴系列7.臺北：中央研究院，2011：113-142.18—19 世紀，隨著茶葉、絲綢、陶瓷等產品的大量出口，相關的生產、貿易類圖像也獲得國外消費者的青睞。制瓷圖像兼具藝術欣賞性與工藝流程的展示功能，它們在歐洲市場的成功，并非偶然。

18—19 世紀，歐洲各國都熱衷于收集、仿制中國瓷器，對于中國制瓷技術的探求始終存在。法國雖不是第一個成功燒制真正瓷器的國家，但是卻較早開始了對中國瓷器制造技藝的調查，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Fran?ois-Xavier D'entrecolles）在1712 年及1722 年發回的兩封書信，其中介紹了大量有關景德鎮瓷器制造與生產的細節。兩封書信后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編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3]成為歐洲極為重要的中國瓷器制造參考資料。法國本土的陶瓷生產，以賽夫爾瓷廠（Manufacture de Sèvres）為代表，法國收藏、出版的中國制瓷圖像，不少都與該瓷廠有關?？傮w來說，法國可以視作中國制瓷技術在歐洲傳播的主力與重點之一。

已有學者著力于法國有關中國制瓷技術的文本研究，[4-7]關于中國制瓷圖像在歐洲傳播之研究，有一些個案分析，[8-11]但尚未見較系統的梳理。本研究擬以法國藏中國制瓷圖像為例，包括書籍插圖、外銷畫冊以及壁紙等，探究此類圖像在18—19 世紀的法國如何傳播與改編，從而試圖理解中國制瓷圖像在域外的功能變遷，及其如何參與到了法國對于中國陶瓷技術的書寫之中。

一、18世紀—19世紀中期運銷法國的中國制瓷圖像

根據作者目前的整理，法國收藏的中國制瓷圖像主要包含三大類：一類為書籍插圖，一類為專供外銷的畫冊，還有一類是用于空間裝飾的壁紙。

1.書籍插圖中的制瓷圖像

明清時期，兩種最為重要的繪有制瓷圖像的書籍，當為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和藍浦主編的《景德鎮陶錄》，這兩種資料在18—19 世紀流傳到了法國，并由儒蓮（Stanislas Julien）部分摘取或者重現編選，翻譯為法文。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有兩種版本的《天工開物》，第一種于1637 年出版，目前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天工開物》版本，書中有“巴黎外方傳教會”字樣，[12]②書籍中標有“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第二種可能于清初出版。[13]③參見米蓋拉（Michela Bussotti）的介紹。1742 年，傅爾蒙（étienne Fourmont）編寫的《中國官話》[14]中，已將這兩種版本納入（圖1），因而可以判斷它們流入法國的下限。書中重新標注了羅馬數字頁碼，部分頁面還有法文手寫注釋痕跡。

圖1 《中國官話》中有關《天工開物》記錄

2.中國制瓷圖像畫冊

法國現藏中國外銷制瓷畫冊，主要保存于雷恩美術館、賽夫爾陶瓷國家博物館以及法國國家圖書館，其中幾種圖像具有極高的相似性，可能參考了同一稿本，或出自同一畫師或畫室。筆者將在初步分類的基礎上，重點介紹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幾種制瓷圖冊。

（1）羅賓本

現藏雷恩美術館的一套制瓷水彩圖冊（圖2），原由保羅·羅賓（Paul-Christophe de Robien）侯爵收藏，共26 頁，很可能由其親屬皮耶羅·羅賓（le Chevalier Pierre-Louis Achille de Robien）贈送，此人在1767 至1777 年間旅居廣州。該本未附說明性文字，畫法為西洋風格的沒骨擦拭。法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一本畫冊①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ET FOL-OE-105, 據筆者整理，與此本相似的還有德阿騰堡本、隆德大學本和法圖OE-104 本，但后兩者都含50 幅圖頁，內容更為詳盡。與羅賓本基本相同（圖3），但采用的是中國傳統的雙勾線條勾勒。[1]

圖2 羅賓本

圖3 法圖OF-105本

（2）賽夫爾本

賽夫爾陶瓷國家博物館現存有出自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神父與小德金（De Guignes）的兩套畫冊。第一套由錢德明在18 世紀后半葉寄給法國國務大臣亨利·貝爾坦（Henri Bertin），題為《中國瓷器的歷史與制造（Histoire de la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à la Chine）》,該圖冊共22 頁，水粉彩本，包括一份并非錢德明字跡的文本。[9]

第二套原屬小德金，共24 頁，有中文題字為《瓷器建立》。②藏品編號p326。小德金（De Guignes）為法國外交官、漢學家，曾擔任荷蘭遣華使節團正使蒂進（Isaac Titsingh）的翻譯。1795 年，他隨蒂進使節團在北京覲見乾隆帝。[15]這套作品應是他1801 年返回法國時所攜帶。目前尚未有確證圖像資料。

賽夫爾藏的兩本圖冊，就現在公布的圖頁來看（圖4-5），部分構圖與羅賓本、法圖本（圖6）布局構圖極為相似。

圖4 錢德明贈貝爾坦本（傳）

圖5 小德金本

圖6 法圖OE-105本③圖4 、圖5、圖6 為不同版本“修坯” 圖對比。

（3）拉萼尼本

法國國家圖書館還藏有兩套12 頁的制瓷圖冊，題為《瓷業（Industrie de la Porcelaine）》，一套為墨彩線稿（圖7），一套為彩繪通草畫（圖8），內容大致相似，但文字與人物細節存在一定差異，它們最初由拉萼尼（Marie Melchior Joseph Théodore de Lagrené）訂購。拉萼尼是法國政治家與外交家，1843 年，他與法國商業代表一同赴華，任務是收集中國的商業信息，以及工業的原材料和成品、工具和技能的樣本等。前述幾版外銷圖冊，多可在歐洲各地見到相似的版本或圖頁，說明它們有著相似的稿本，經不同畫家或畫室不斷復制，在市面上進行銷售；而拉萼尼本只此一種，應是拉萼尼授意中國畫家專門繪制的。拉萼尼本的作者是煜呱（Yoeequa），他是活躍于19 世紀上半葉的外銷畫家，在廣州和香港都有畫室，店號“怡興”。

圖7 做泥津樣，線稿本

圖8 做樽坯，彩繪本④圖7 、圖8 為拉萼尼本中插圖。

3.中國制瓷圖像壁紙

盧浮宮收藏有6 幅描繪中國瓷器、茶葉生產景象的壁紙（墻紙），其中有3 幅與瓷器的生產、運輸和銷售有關（圖9），制作年代大約在1785—1800 年。不同畫幅不能完全拼合，似乎有佚失；現存畫面中，瓷器銷售占據了較大篇幅，畫中多娛神、游樂的場景。整體來說，這套壁紙未突出生產工藝流程，較具市井生活氣息。該套壁紙原藏于德國壁紙博物館，1940 年代入藏盧浮宮。

圖9 盧浮宮藏制瓷場景壁紙OAR 494 F

二、19世紀中后期法國繪制的中國制瓷圖像

自18 世紀初殷弘緒從景德鎮發回的書簡后，歐洲很長時間沒有刊發較具影響力的陶瓷研究文本，一直要到19 世紀中期，才開始出現一定量的有關陶瓷歷史、技藝以及鑒賞的書籍，其中，中國陶瓷始終是重要組成部分。伴隨書籍出現的，是以書籍插畫形式呈現的中國陶瓷制造圖像，這些圖像主要是對中國資料的復制、再編排。接下來，將重點介紹法國最早編輯出版的兩種制瓷圖像。

1.布隆尼亞特與《陶瓷藝術論集》

亞歷山大·布隆尼亞特（Alexandre Brongniart）于1844 年出版三卷本《陶瓷藝術論集：從歷史、實踐與理論的角度》（Traité des arts céramiques, ou, Des poteries, considerées dans leur histoire, leur pratique et leur théorie），[16]這應是法國乃至歐洲第一本系統論述不同陶瓷類型的著作。布隆尼亞特于1800 年—1847 年，擔任賽夫爾瓷廠廠長，并創立了法國國家陶瓷博物館?！短沾伤囆g論集》內容涵蓋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陶瓷及部分制作工藝，中國陶瓷只是其中一部分。在第三卷中，出現了4 頁中國制瓷圖，第一頁共10 張小圖，其中9 張翻刻自《天工開物》“陶埏”篇的圖像（圖10），作者對于這一部分知識的獲取受到了儒蓮的幫助；[17]①儒蓮可能使用的是18 世紀前期已被帶到法國的《天工開物》版本，傅爾蒙（étienne Fourmont）在其1742 年出版的中國書籍目錄中，已記載了法國藏的兩個版本。相關介紹見：https://heritage.bnf.fr/france-chine/fr/tiangong-kaiwu-article. [2021-06-06]。第10 張來自一封寄給植物學家朱西厄（Bernard de Jussieu）的信。[18]②筆者目前尚未找到這封信的具體所指。其他3 頁中國制瓷圖并沒有說明特別出處，僅說總第44 張圖參考了“中國書籍”，[19]從圖像內容看，“中國書籍”當指流行的各類中國制瓷圖冊?；蛟S是因為這類制瓷圖冊具有較高相似度，為當時歐洲人所熟悉，故而作者并未對此進行特別的出處說明。

圖10 《陶瓷藝術論集》第三卷 插圖17，該頁的圖像主要基于對《天工開物·陶埏》插圖的重新選匯

2.儒蓮與《中國瓷器的制作和歷史》

1856 年，法國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翻譯自《景德鎮陶錄》的《中國瓷器的制作和歷史》(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 出版。[20]儒蓮是法國重要的漢學家，他長期掌握法蘭西學院行政權，并自 1814 年主持開設“漢族和韃靼─滿族語言與文學”講座。他同時也兼任國立東方語言學院的教授和國立圖書館副館長。[5]在翻譯《景德鎮陶錄》之前，他曾研讀、翻譯過《天工開物》，后受賽夫爾瓷廠請托，為向法國制瓷工匠提供可供參考的中國制瓷典籍，他開始翻譯《景德鎮陶錄》。[20]i-vi結合《天工開物》《陶說》以及殷弘緒書簡等資料，《中國瓷器的制作和歷史》對《景德鎮陶錄》進行了重新編排和整理，并由賽夫爾瓷廠的化學師塞爾維塔(Alphonse Salvétat) 進行注釋，其中包括大量中法瓷器制造的對比分析。

全書最后一部分的內容為14 幅制瓷圖像（圖11），主要模仿了《景德鎮陶錄》中的“陶成圖”，但與原書橫向雙開頁構圖方式不同，本書為豎向單頁構圖，部分內容也參考了當時外銷圖冊中的制瓷圖像。

圖11 《中國瓷器的制作和歷史》書影①左：仿《景德鎮陶錄》封面；右：“淘洗與提取高嶺土”（《陶錄》原圖題為“練泥”）。

三、法國藏中國制瓷圖像的內容與編排

中國制瓷圖像來到法國后，并沒有被原封不動的接收、收藏，而是根據法國人的欣賞需求或書寫需要，重新裝飾、編排或再繪，因而，中國制瓷圖像在法國定制與接收中的改變值得關注。②至于各類制瓷圖像的中國繪制，其內容是否準確、存在何種訛誤，已有學者著墨于此，如林業強在《中國制瓷圖連環畫研究》已指出，“外銷畫繪制工匠都是廣州人，作坊又在廣州，對景德鎮制瓷的實際工序不可能熟悉。因此之故，這些外銷制瓷連環畫的上半部，即景德鎮部分中的工藝細節、工具配件，未免有誤解，甚至純出自臆測想象?！?這一問題仍待進一步的考證，并非本文的著力點，筆者將在博士論文中開展研究。

1.裝幀改變與畫稿修改

首先，一些中國制作的外銷畫冊的裝幀會被改造。據介紹，羅賓本的裝幀順序保留了原中式裝幀（圖12），[21]圖畫按照中式閱讀順序，從右向左排列，封面以中國織錦包裹。然而，出自同一稿本的法圖本進行了重新裝裱，封面采用了裝點東方元素的“中國風”織物，書脊處書有 “瓷器制造（fabfication de la porcelaine）”字樣（圖13），26 幅圖像獨頁出現，并在右下頁腳處標有羅馬數字頁碼。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另外一套制茶圖，采用了相似的裝幀，③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RESERVE PET FOL-OE-79。當出于同一收藏者。裝幀的改變，或許體現了這類畫冊在來到法國后，被視作異國格調的讀物，換以“中國風”的外衣，予以保存、收藏和展示。

圖12 羅賓本封面

圖13 法圖本封面及書脊

其次，特殊定制的制瓷圖冊畫面內容，與一般市面所見外銷圖冊有所區別，更加聚焦制瓷工匠及其生產活動，舍棄了山石、庭院等背景布置，可能反映了定制者了解具體制瓷活動的需要。有趣的是，拉萼尼向煜呱定制的兩本制瓷圖冊，彩繪本較線稿本，除了順序進行了調整、更為接近常見制瓷工藝流程外，畫面人物表現也發生了變化：彩繪本中，一些人物的視線由關注手中活計，變為直視觀者（圖14-15）。視線的變化帶來的是畫中人和觀者距離的拉進，他們并非視若無人地在制造瓷器，而是化身工藝的展示者。這一現象也出現在拉萼尼定制的《制紙圖》[22]《棉花圖》等各種工藝制造類圖冊當中，并非偶然現象，表現方式或許受到了當時外銷肖像畫制作的影響。目前并不知曉為何拉萼尼會訂購兩種版本的制瓷圖，④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來自拉萼尼的其他制造類圖冊，并非都存有線稿本和彩繪本兩種版本。但是并不排除彩繪本是經拉萼尼對線稿本提出修改意見后，出現的最終定版。

圖14 拉萼尼藏《制瓷圖》線稿本

圖15 拉萼尼藏《制瓷圖》彩繪本

聚焦人物活動，弱化背景，凸顯工藝制作流程的做法，并不單單出現在法國人向中國定制的圖冊當中。實際上，在法國人自己繪制的中國制瓷圖像中，這一需求被進一步凸顯出來。

2.片段截取與重點呈現

盡管布隆尼亞特和儒蓮編寫的陶瓷書籍都配備了中國制瓷圖像，但它們都不是法國人的原創，而是直接參考了中國已有的制瓷圖像，如《天工開物》《景德鎮陶錄》以及各類外銷畫。同時，他們并沒有全盤復制來自中國的素材，而是結合自己的理解和編排需要，截取原圖片段或重構畫面。

首先，布隆尼亞特和儒蓮都對原畫面進行了截選（圖10），將畫面中的人物活動、制瓷用具和窯爐等放大展示，并將多種活動集中于同一畫面；其次，儒蓮在引用《景德鎮陶錄》“陶成圖”時，并非照搬原有構圖，而是將原《陶錄》橫構圖（圖16）改為豎構圖（圖17），或者直接截取雙開頁的一半，形成豎構圖。正如Ellen Huang 所說，儒蓮放大了人物活動和工藝制作流程在畫面中的比重。[7]105更進一步講，不同場景的節選與匯集、雙開頁橫向構圖向單幅豎向構圖的轉變，使得畫面內容更為緊湊，人物活動空間也更加集中于作坊內，這樣的閱讀體驗似乎也更近歐洲人對于本土陶瓷廠生產場景的描繪方式（圖18）：一方面，多個流程集中于同一畫面；另一方面，描繪重點在于工廠或作坊內的人物活動。

圖17 儒蓮對“蕩釉”的重新構圖

圖18 制瓷廠，1870年代，Getty Image

3.“圖像目錄”：圖像重組與再度闡釋

盡管林業強、Ellen Huang 等人都關注到了儒蓮構圖方式的轉變，但是他們并沒有進一步考察儒蓮對于《陶錄》14 幅圖的重新編排，以及圖像與文字注解之間的關系。筆者認為，知識在視覺語言中，存在有序的流動和一定的展示規則，工藝流程圖尤其如此。作為書籍插圖，工藝流程圖并不總是附庸文字，而是有著自身的邏輯；作為圖像集合，它們并非無序的集合，而是強調事物發生的時空序列，因而與一般圖像集錄區別開來，筆者稱之為“圖像目錄”。

以儒蓮本為例（圖21），此本并未完全遵照《陶錄》“陶成圖”的順序與內容（圖20），而是調整圖片順序，并在其中部分畫面插入了新的人物。各幅圖片的法文題注，更接近《陶說》中記載的“陶冶圖說”[23]①儒蓮在本書中也曾多次引用《陶說》。（圖19），而增補的畫面內容很有可能是在《陶錄·陶成圖》基礎上，參考了賽夫爾藏的中國制瓷外銷畫冊[21]115②塞爾維塔在是書腳注中，曾經提及圖像有多重參考。（圖23）。儒蓮本以“陶成圖”14 圖幅數量為限，順序參考《陶冶圖說》中的制瓷流程，重新編排“陶成圖”，并將原無題注的外銷圖像置入工藝說明中，由此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圖像式制瓷目錄。

圖19 儒蓮版“陶成圖”圖像與題注的主要參考來源

圖21 儒蓮本“明爐暗爐”

圖22 《陶錄》“燒爐”局部

圖23 賽夫爾本制瓷圖冊“明爐”③圖21 、圖22、圖23 為儒蓮本及其圖像參考來源。

同樣的情況可能也出現在布隆尼亞特的《陶瓷藝術論集》中，其圖像編序來自作者對于中國陶瓷史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摘選多來源的陶瓷圖像，形成了一套以陶瓷制泥、成型與燒造工藝有關的“圖像目錄”（圖24）。不論是儒蓮本還是布隆尼亞特本，其圖像的“目錄性”不僅在于自有的編排順序與布局邏輯，還在于讀者可以通過圖像溯回、索引具體的書本內容——儒蓮本14 張圖與書籍第五章“瓷器制造”的部分小節標題完全一致；布隆尼亞特本則會在每張圖的具體解釋中標注相關知識的頁碼。

圖24 布隆尼亞特本圖片內容及可能出處

中國的制瓷知識在跨文化的語境中，依靠多種圖像得到了再度呈現，盡管圖像的編排者并非來自中國，但并不代表他們重編的“圖像目錄”皆是片面理解或誤讀的結果。資深的漢學家儒蓮本身具備深度翻譯中文的能力，他在編譯《陶錄》的過程中，還得到了賽夫爾瓷廠化學師塞爾維塔的幫助，圖像的編寫也應建立在法國陶瓷知識的前沿之上。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法國陶瓷知識的書寫中，專業的中國制瓷書籍與欣賞性的外銷圖冊，都擁有著自己的一席之地，被納入陶瓷制作流程的解讀與呈現中。那么，中國制瓷圖像的功能為何會在異域發生轉變呢？

四、從遠東擷珍到技術圖解：中國制瓷圖像在法國的功能轉變

來到歐洲的中國制瓷圖像，在不同時段被賦予不同的角色，它們最初主要存在于外銷圖冊中，用于欣賞與展示，隨著時間推演，不同媒介中的制瓷圖像為法國人所利用，再造為一種技術圖解，這一過程，大致包含了三個階段，接下來進行簡要分析。

1.案頭賞玩與裝飾空間：作為藝術品的制瓷圖像

流通海外的制瓷圖像，大宗是廣州制作的外銷圖冊。這類外銷畫最常見的功能是作為紀念冊，由旅居廣州的商人或官員帶回歐洲，饋贈親朋，羅賓本便屬于這種情況。它的購買者是保羅·羅賓的同輩表親——皮耶羅·羅賓，他曾在皇家海軍服役，后為追求財富，進入法國東印度公司，成為公司在廣州的重要董事，期間曾參與過法國許多重要貿易事件的處理與決策。他在1777年返回法國時，攜帶了兩箱“中國風”商品，[24]羅賓本制瓷圖連同另一套同屬羅賓收藏的制茶圖，畫法風格相近，當屬同一批攜回的貨物。

同時，歐洲人不只滿足于案頭欣賞，這類制瓷圖像也進一步融到他們的空間裝飾中。中國壁紙從17世紀末期開始已出現在歐洲的室內裝飾中，[25]描繪日常生活場景和生產場面的壁紙最早出現在何時尚未可知，但至18 世紀末期，已在歐洲傳播開來。馬戈爾尼（George Macartney）在從中國返回英國后，曾于1794 年贈予銀行家托馬斯·庫茨（Thomas Coutts）一套繪有茶葉、瓷器、大米及絲綢生產場景的壁紙，[26]與盧浮宮收藏的制瓷圖像壁紙一樣，這類壁紙的流行或許與當時法國裝飾風尚的改變有關。18世紀后半葉，描繪中國鄉村風景以及陶瓷、絲綢、耕作場景的敘事性中國壁紙的傳播，伴隨著花鳥與瓶器圖案壁紙的衰落而出現。[27]靜立墻面的東方美人或花鳥植物，制瓷、制茶圖像更加具有敘事性，豐富了“中國風”的空間表現。它們有時出現在客廳，有時則出現在臥室，或公開或私密，帶來游刃有余的感官體驗。

裝飾藝術在某種程度上，比文字記錄更能促進中國知識在歐洲的傳播，它們的影響范圍更為廣泛。[28]但描繪東方生產生活場景的壁紙，主要作用仍是裝飾空間與展示財富，初衷并不是為了知識的傳播。在歐洲觀眾眼中，它們同繪有花鳥的中國壁紙一般，表現了含混、迷情的異域風情，至多感慨“如此富饒的中國和日本景象，讓我仿佛置身北京”。[26]①1772 年，Beauchamp Proctor 女士對所見中國壁紙的評價。對于法國皇室、貴族和商人來說，這類圖像也暗示著他們曾參與東方探索或遠東貿易。相比外銷圖冊，壁紙當中的畫面往往經過了進一步的刪減和拼貼，除了縱向上屬于同一類生產主題外，橫向空間上并不具備明確的順序性。[11]②茶葉和瓷器制造畫面可能在橫向上交替出現。正如柯律格所說：

與其說是對中國真實面貌的興趣，不如說是一個面臨自身工業革命壓力的國家，對于建立一個可供贊賞或譴責的幻想東方的興趣，這樣的東方可以被操縱以滿足其自身需求，而不論中國百姓如何實際生活與工作。[29]

18 世紀的歐洲尚不了解中國制瓷的全部秘密，對于畫面內容無法全面了解、解讀，也在情理之中。但這并不代表，歐洲人沒有嘗試通過圖像來探尋制瓷的秘密。法國在當時有哪些出于信息收集目的的制瓷圖像訂購行為呢？

2.專人收集與定制圖冊：成為工藝信息的載體

在制瓷圖像作為案頭賞玩和裝飾元素流行歐洲時，外交使節和傳教士們也在官方授意下，開始收集制瓷圖像，目的是搜集有關中國工藝制造的信息。

貝爾坦在擔任法國國務大臣期間，掌控著印度公司、棉花和瓷器生產、農業、礦業、種馬場等。在北京法國傳教團的神父們不斷給貝爾坦寄來各種從中文翻譯過來的文獻及他們所做的科學報告，并附帶寄來記錄畫冊、植物種子、礦藏樣品等，③參見中國國家圖書館與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聯合整理:亨利·貝爾坦（HENRIBERTIN，1720-1792)[2022-06-22]https://heritage.bnf.fr/france-chine/zh-hans/henri-bertin-article- chinois.錢德明發給貝爾坦的制瓷圖冊，當屬這類材料的一種。不過，僅搜集中國本土市面流通的外銷產品或書籍圖樣，似乎已無法滿足法國人探尋制瓷等技術工藝的需要，因而出現了拉萼尼使團專門委托中國畫家，繪制中國工藝流程系列圖冊的行為。與拉萼尼的兩套制瓷圖冊同時返回法國的，還有制紙圖、制麻圖等等。法國赴華代表團定期向法國發回的樣品或圖紙，一來為工業家或商人提供了參考，二來也會被記入《對外貿易年鑒（Les Annales du commerce extérieur）》。[30]

關于外銷畫冊在制瓷技術傳播中的作用，陳國棟認為，這類圖像輸入歐洲未必與歐洲當地瓷器制造的發展有所關聯，“但是歐洲人對中國人燒造瓷器的工法很感興趣則是不爭的事實?！盵2]119筆者認為，這些圖像是否與歐洲瓷器制造有所關聯，或許可以再做思考。

盡管困難重重，歐洲人仍在通過各種努力了解中國的制瓷技藝，殷弘緒、錢德明等法國傳教士在推動法國乃至歐洲制瓷業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10,31]此外，各種往來東西方之間的商人、外交官，也促使中國制瓷的文字記錄與圖像資料來到法國。[32]雷德侯在《萬物》一書中曾說道：

歐洲人訂購圖解瓷器生產環節的圖譜，殷弘緒神父親臨現場了解景德鎮的鏈鎖式生產線，說明他們必定已經意識到了制瓷的秘訣就在中國的大規模生產方法中……對中國外銷的了解和殷弘緒神父等人所作的此類報道，究竟如何改變了歐洲陶瓷器的生產，還需要進行更為深入的調查研究。屆時，我們會發現中國的范例對西方現代大規模生產技術的影響遠遠超乎世人的想象。[33]

這一段話帶來的提示，與筆者探究制瓷圖像的期待相謀和。那么，中國的制瓷圖像，究竟在法國制瓷業探索中承擔了怎樣的角色？

3.法文書籍中的中國制瓷技術圖解

實際上，不論制瓷圖像的受贈方貝爾坦，還是編纂制瓷書籍的布隆尼亞特、儒蓮和賽爾維塔等人，都與法國賽夫爾瓷廠有著密切關系。

18 世紀后半葉至19 世紀，正值賽夫爾瓷廠努力探究制瓷技藝、尋找制瓷秘密的關鍵時期。貝爾坦擔任過賽夫爾瓷器廠廠長，并且十分關心法國的瓷器研制，他幫助法國尋找本地的高嶺土，推動了賽夫爾的“硬質瓷”生產。他任瓷廠廠長期間，還邀請兩名中國人——高類思（Aloys Ko）和楊德望（Etienne Yang）參觀了賽夫爾瓷廠的生產流程，希望他們能比較中法制瓷工藝，寫成報告。這兩人還被要求在返回中國后，向法國寄送制瓷樣本。[34]

而在布隆尼亞特和儒蓮等人的努力下，中國制瓷圖像逐漸從“圖冊”向“圖解”變化，他們試圖用文字注解圖像、對圖像重新編排的努力，表明了法國人對于中國制瓷圖像理解的增加，盡管未必正確，但的確體現了這類圖像在法國制瓷技藝探索中的進一步融合。

他們了解中國制瓷技術的努力可從三方面體現。其一，努力收集中國樣本。布隆尼亞特曾通過居住在景德鎮的李神父（Joseph Ly），向法國寄送土石、釉料、碎瓷片等制瓷標本。[35]其二，進行各類實驗，包括對中國樣本的分析。塞爾維塔任瓷廠首席化學師期間，進行了大量瓷器成分分析，并在1852 年出版《中國瓷器制造與裝飾材料成分研究》。[36]其三，就是翻譯整理中國瓷器典籍。他們在翻譯中往往非常注重中西陶瓷技術的比較，例如，塞爾維塔作為《中國瓷器的制作和歷史》的校注者，在前言中專辟“比較”一節，分析中法制瓷的異同，[37]①在儒蓮序言之后。尤其是技術層面的比較。[5]24

法國人對陶瓷知識的介紹，一方面與法國制瓷技術的探索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影響了歐洲其他地區對于遠東陶瓷的了解。1876 年，主持策劃大英博物館東方瓷器收藏展的弗蘭克斯（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曾說道：

我們對遠東制瓷業知之甚少的了解，來自18 世紀初殷弘緒神父的頗具啟發性的書信，布隆尼亞特的陶瓷論集，儒蓮翻譯的中國瓷器歷史，以及雅克馬爾（A.Jacquemart）和布朗特（E. Le Blant）②兩人都是著名的瓷器收藏家。撰寫的瓷器史。（大意）[38]

由是，來自中國的書信、制瓷樣本、書籍以及各類圖像，經由往來東西的商人、傳教士、官員或一些散落歷史的“小人物”，被帶至歐洲，成為歐洲人了解中國制瓷技藝的一手材料，再經由漢學家、科學家等之手，重新釋讀，成為了歷史書寫的一部分。

結語

制瓷圖像從圖冊向圖解的功能轉變，體現了視覺材料在法國瓷器技術探索初期的價值與意義。19 世紀后期，法國的陶瓷史書寫發生轉向，由重視生產制作趨向更加重視技術與藝術表現的關聯，[5]42越來越多的瓷器收藏家與鑒賞家加入書寫隊伍中。而相關書籍中使用的圖像也多為具體器物或瓷器裝飾，制瓷圖像似乎不再是表現的重點。

但不論怎樣，制瓷圖像在法國的傳播，或許可以引導我們進一步思考“中國風”?！爸袊L”的概念是不斷變動的，18 世紀至19 世紀，“科學藝術”或“技術藝術”在其中的參與不應被忽視。制瓷圖像正是技術藝術類材料的代表，它們在外銷之中，最初用于賞心悅目，逐漸又演變出其他功用，并與歐洲的制瓷技術探索歷程結合起來?！爸袊L”盡管是歐洲人的東方再造，在18 世紀充斥著迷情與想象，但是隨著時間推延，這一風潮亦不乏對真實、科學的追求。制瓷圖像，或許可以引我們進入一個更廣闊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