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技術規訓的在地文化：非正規住區中的自發性設計研究①

管永康（南開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071）

何培斌（新加坡國立大學 設計與工程學院，新加坡 117566）

引入

技術驅動著現代化進程中的都市空間重構，也將生活在其中的民眾帶入了身不由己的快速變化之中。維持城市運轉的“技術系統”，重構了城市的街道空間，導致一種獨異的“技術文化”出現，也催生了新的社會問題。[1]在現代空間設計的藍圖中，一方面，由快速公路、高層建筑、霓虹燈等要素所建構的空間是階層化的，使公私領域呈現出了符號化和景觀化的特點。[2]另一方面，現代設計開始追求大數據計算，空間需求與行為變得精確可控，設計師在計算機中便可快速得到空間問題的“最優解”。但“數據自洽”的空間生產邏輯也容易忽略日常生活的復雜性和個體的特殊性。在現實圖景中，大量因差異化生活所呈現的空間被冠以“非正規”的標簽而遭遇拆改和排斥。[3]112

隨著民國時期天津經濟中心向租界區轉移，作為區域經濟與文化中心的老城廂街區逐漸落寞，呈現出了“非正規住區”（informal settlement）的典型特征——不受總體規劃的制約，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形成，具有不規則、非幾何性和有機性。[3]21但與此同時，老城廂也成了本地人口中最“接地氣兒”的市井生活區。在21 世紀的改造工程中,老城廂居民通過自下而上的自發性設計(spontaneous design)，[4]1-8改變了拆遷項目的政策制定，一定程度上抵抗了“技術霸權”對日常生活的入侵，這段經歷也被寫入了馮驥才的小說《搶救老街》中。本文按照“入侵-抵抗-思辨”的分析邏輯，運用設計人類學的方法，關注人們在城市空間中的身體體驗和交互，理解社區成員的“知識體系”及其改造建成環境的動機及邏輯，[5]修正我們對于空間價值的判斷。著重探究以下問題：現代技術系統對空間的入侵有何特征？老城廂居民采用了哪些設計策略來抵抗？現象背后的社會文化意義是什么？自發性設計的特質對設計范式的調整有何啟發？

一、介入與控制：日常生活中技術規訓的特征

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和“求知的意志”（Will to Knowledge）系列講座中對技術進行了“硬”（hard）和“軟”（soft）的區分：技術包括外顯的技術物，也包括管理技術實踐的治理術。[6]自19 世紀中葉天津淪為西方殖民地后，西方現代技術與城市設計理念開始在天津進行在地生產，影響了天津未來的空間與社會形態，并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在地文化。21 世紀以來，天津的城鎮化率突破70%，現代化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作為天津舊城所在地，由“硬技術”與“軟技術”構建的“技術規訓系統”（technological discipline system）讓天津老城廂的日常生活逐漸呈現出了島嶼化和程序化的特征。

1.“硬技術”的介入：生存空間的割裂化

“硬技術”是指實體存在的技術物，表現為能源管道、城市公路、摩天大樓等現代基礎設施和交通工具。為了加強區域聯動，實現地塊增值和招攬投資，開發商設計團隊計劃打破老城廂內部空間格局，開辟兩條十字交錯的“老城商業街”和數條公路。雖然受制于拆遷項目的復雜性，居民并沒有被強制搬出，但為了騰出開發空間，老城廂內部的生存空間逐漸割裂。

一方面，改造工程使得街區內的公共空間堆砌了大量工程耗材,無法繼續滿足居民鍛煉和社交需求。同時，部分建筑廢料還時常散落在公共道路上，居民需要留意跨越和躲避，造成了日常通勤的不便。另一方面，隨著街區內戲樓、劇院、跤場等文化場所的相繼拆除，居民日常喜愛的摔跤、天津大鼓、相聲等本地文化活動被迫停止，日常生活的多樣性被抑制。由此可見，與資本“共謀”的技術理性強調了空間開發的結果和過程的高效性，卻導致底層居民的日常生活被忽視。

2.“軟技術”的控制：日常生活的秩序化

“軟技術”是支持技術實踐的治理術，是保障秩序化與可控性的現代管理規則，隱含著權力對空間的規訓。為了改善區域“非正規性”的面貌，“權力集團”開始重點整治老城廂內干擾施工進程的行為和非法經營活動，維持街區整體秩序。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布設監控系統。城市管理者在街區內的重要交通路口和工地安置了電子監控設備，建構了“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來規范居民行為，[7]保障施工過程的可控性。其二，關停無證店鋪。執法部門發起“文明經營”行動，查封老城廂內沒有營業執照的商鋪，鼓勵居民去街區外的正規市場消費。其三，增設路障圍擋。城市管理者在人流量較大的街口放置了石墩和鐵制圍擋，限制通勤工具穿行。若有特殊情況，居民須向相關部門報備審批，才能獲取臨時的“通行權”。在“軟技術”的控制下，老城廂正在變成一臺精確運轉的機器，控制系統讓城市空間的多義性喪失，任何不符合既定規則的行為都被視為“程序故障（Bug）”。

二、抵抗異化的方法：老城廂居民的自發性設計分析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認為，主體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在主體行為受到空間約束的同時，也反向塑造著空間。[8]面對技術規訓，老城廂的居民基于在地文化經驗，通過自發性設計抵抗異化的日常生活。自發性設計是居民根據使用需求和想象，利用自己所能接觸到的材料，進行的空間改造設計。由于這種主動建構的行為是超脫規章制度框架的，因此往往被視為是一種“非正規設計”（informal design）或“反設計”（anti-design）。[4]1-8

1.溢出的盒子：私人空間的多維延展

由于外部生存環境的割裂，居民們選擇利用“權力間隙”，大量擴建和改造設計自家住宅，用“內部擴張”的戰術來消解“外部壓縮”的不適。據調研統計，改造工程開啟后的2 個月內，老城廂西南片區內的違建便激增120 余處，均質化出現在各個胡同內部。

從設計形態上看，居民的自建空間多以不同尺度的“盒子”造型寄生于原始建筑，由于其形態異于本地傳統的坡屋頂建筑樣式，所以在視覺上便可區分。方盒子的形態設計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間，還便于結構搭建；同時，以木頭、磚塊、水泥、彩鋼板為主的材料還能夠有效控制成本，是一種“自助”（self-help）導向的私人領域溢出。[9]根據附著位置，自建空間可以分為平面延展、豎向生長和腰部膨脹三類，分別對應了初期、中期和成熟三個階段，擴建程度不斷升高（圖1）。

在使用功能上，由于平面延展的空間相對面積較大且通勤方便，主要承載著做飯、洗衣、睡覺等日?；镜纳嫘枨?；第二類空間在前者結構基礎上繼續豎向延伸，但受制于面積，功能主要以儲物和住宿為主。第三類空間的功能是完全以個人興趣為導向，通常是借窗戶和錯層平臺向外膨脹，滿足居民養鴿子、種花等需求。

據訪談，由于自建住宅并不被相關部門所認可，也不會在未來獲得更多的拆遷補償，因此，少有居民是為了謀取經濟利益而大面積建造房屋。同時，受制于老城廂住宅產權問題的復雜性，執法部門默許了居民擴建改造房屋的現象。雖然在檢查時居民的房產證會被臨時扣押，但修建的房屋通常不會被拆除,這也為老城廂生活空間的“突圍”創造了客觀條件。

另外，為了應對街區內大量店鋪關停的情況，部分居民的自建空間還兼具賓館、車庫、理發店、食雜店和維修鋪等功能，并以此賺取收入。盡管這些空間的物質環境較為簡陋，但由于價格實惠和口碑良好，除了本地居民外，還吸引了大量農民工和打工人前來消費。

部分城管也會選擇在下班后脫去制服，隱去官方話語秩序中的“身份對立”來此聊天消費，甚至還會向居民們“通風報信”，透露檢查整頓的時間表，降低被查封的風險。由此可見，空間與身份邊界的雙重僭越，挑戰了技術“抽象空間”中規則的單向度，呈現了日常生活的本真性。

2.疊加的街巷：公共空間的彈性營建

為了應對街區內原有活動場所的消解，居民根據日常生活需求，對街巷空地進行了群體性的空間改造設計，重新組織起了日常社交網絡。居民們自發性設計具有典型的“彈性”特征，具體表現在場所選擇、廢品利用和功能疊加三個方面。

場所選擇并沒有固定的邊界，而是會根據季節變化調整。為了躲避夏季酷暑，居民們通常會選擇聚集在迎風的狹窄巷口，圍繞街巷中的楊樹組織活動，并根據太陽光線的角度變化，不斷調整位置來尋找樹蔭。在冬季，居民們則會根據風向來尋找避風的墻體，聚集在街巷空間的凹陷處。由此可見，居民對空間的彈性占用擺脫了特定尺度與功能的限制，本質上是一種基于環境感知的本能性身體表達。

在街巷的場所營造中，居民們使用無需特殊保管的菜籃子、木抽屜、油漆桶、編織袋等各類“廢品”作為活動的基本家具單元。這些廢品既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通過疊加組合來延展尺度，滿足更多元的功能需求（表1）,形成老城廂特有的“空間語法”。例如，木柜子可以單獨視作“單詞”，成為居民們下棋使用的棋桌；還可以通過與廢木板或廣告牌的拼接組成“詞組”，變為戶外集體聚餐的餐桌；多個柜子的陳列組合創造出了一個彈性的空間邊界，最終形成容納公共生活的“句子”。

表1 廢品改造方式

在日常使用中，面積有限的街巷空間通過分配時間并彈性疊加功能，承載起了不同群體被剝奪的活動需求。以老城廂中的經司胡同為例（圖2），每日清晨5 點，提前準備早飯的婦女會最先在此落座擇菜，并開啟了持續全天的“八卦新聞”與家中瑣事話題的討論；早飯和午飯后，下象棋是街巷里最具人氣的公共活動，吸引著大量過往人群來駐步觀摩。理發師也會借著密集的人流，在棋局旁邊出攤剪發；每日的限定節目“斗蟈蟈”比賽則是會選擇在中午蟈蟈精力最旺盛的時期進行；下午2 點左右，葬禮、婚禮活動，以及退休職工們的各類文藝表演讓街巷中的人數達到高峰；傍晚，人群逐漸散去，放學的孩子們又會在此聚集玩耍，成為一天公共生活中最后的“喧鬧”。

圖2 公共活動時間表

基于廢品單元的空間功能疊加重新串聯起了居民們的公共生活（圖3）。在這一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沒有嚴格的等級觀念，所有人都置身于事件本身的體驗中，擺脫了日常生活的單調繁復，重組了社會的關系網絡，書寫著一種無意識的日常生活宣言。

圖3 街巷公共生活組織關系

3.流動的空間：販賣工具的改造發明

電子監控的設置和城管的不定期巡查，讓固定攤位被查處的風險變高，老城廂內的攤販們被迫選擇流動經營，但路障的放置限制了傳統販賣工具三輪車的使用。在技術的“全景敞視”（panopticon）之下，攤販通過“試錯—習得”的方式，改造設計各類販賣工具，創造應對技術規訓的流動空間。具體可以分為“借用”和“創造”兩種類型。

在初期，部分攤販選擇借用路障作為販賣載體。小販們根據路障的間隔尺寸制作了折疊置物板（圖4），并將商品直接放置在其上方，通過吆喝的方式吸引行人注意。雖然該方法的工具制作成本較低且搭建空間的速度較快，但其弊端也十分顯著。其一，面積有限。受限于路障的尺寸，置物板上能放置商品的類型極為有限，只能滿足售賣零食、書本等重量較輕、體積較小的物品。其二，風險性高。路障放置的區域通常是城管的重點檢查區，由于借用路障的方法使得攤販位置相對固定，且商品的擺放與收納需要耗費較多時間，導致攤位的流動性較差，難以應對城管的突擊檢查，承擔了較大風險。

圖4 借用路障作為攤位

到后期，為了規避風險并創造更多販賣的可能性，攤販們根據石墩尺度設計發明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獨輪販賣車（圖5），來消解障礙物的阻擋，在流動中拓展了販賣空間。不同于現代機械化生產的販賣推車，攤販們化繁為簡，體現出了更強的經濟適應性。自制獨輪販賣車的材料以木頭為主，部分構件完全由廢品改造而成，造價低廉且組裝簡單，即使被管理者沒收也不會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在設計形態上，大尺寸輪胎讓車體擁有了較好的穩定性，便于躲避和穿越路障的同時，還能適應老城廂多變的路況。超過車身一倍長的握桿有效抵消了前端承載貨物的重量，減少了攤販們推行時的體力消耗。

圖5 獨輪販賣車立面與爆炸圖

根據流動販賣的特點，攤販們在車身兩側設計了三至四個插入式構件，專門用于懸掛木馬扎、塑料袋、遮陽傘等物品，來滿足臨時休息、商品打包、遮蔽陽光等日常需求。同時，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臺面空間，攤販們自發設計的操作臺和置物籃均符合桌面尺寸的基本模度（modulor），滿足了靈活售賣的條件。除了擺放日常生活用品、小吃熟食之外，還能在特定的節日里售賣春聯、鞭炮、艾草等具有特殊寓意的商品。

在實際使用中，木質獨輪推車也成了攤販們溢出的身體空間（圖6），支持著小販們行、站、歇、躲等日常行為，并延伸了攤販們的生理感知和負載能力，直接與城市空間發生著關聯與互動。因此，販賣工具的設計發明本質上是一種基于身體和生存需求的城市空間再創造。攤販們在流動中黏合著支離破碎的空間，在無意識中打破了“現代性”技術時間的均質和穩定狀態，解釋了日常生活的多種可能性。

4.“無序”背后：自發性設計的社會意義

透過老城廂居民自發性設計的“棱鏡”，我們發現非正規空間已經超越了技術系統所定義的物理邊界分明的功能類型，與在地文化與生活經驗緊密結合在一起，極具日常生活的活力。老城廂外顯的“混亂”并不等于“無秩序”，空間邊界的僭越并非脫離意義的抽象存在，而是藏匿著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所概括的“日常生活本真的意義”。[10]

同時，居民的自發性設計還消解了技術系統所定義的機械化理性原則，展現了日常生活的想象力。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將這種現象描述為“褶子”（folds），形容日常生活延綿多變的狀態和知識解釋的多義性。[11]在實踐中，自發性設計讓老城廂居民暫時逃離了技術規訓的支配，進入身體自由表達的舞臺。

另外，居民自發性設計的過程，也是知識傳播和身份重塑的過程。在抵抗實踐中，空間與工具的改造發明超越了功能和生存本身，以一種“逃遁術”的方法，即米歇爾·德·賽托（Michel de Certeau）所總結的，“在復雜的權力規訓環境中，既服從于特定規則，又積極爭取個人生存空間的方法”，[12]將地方特有的文化、情感、思維方式融入詩性創造實踐，抵抗和重組異化的生活，[13]173-184呈現了一種具有內在秩序且難以被外界規訓的日常生活質地。[14]

三、超越二元對立：“低技術設計”的當代價值

在現代技術系統的意識形態中，城市的“正規性”與“非正規性”之間具有明確的界限。二元主義(dualism)理論認為非正規是一種邊緣狀態，代表了“落后”和“無意義”。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認為，若要克服日常生活的異化，就需要從觀念上改變現代城市的空間生產導向。[13]173-184可持續發展理論認為，非正規性并不與合法性相對立，而是一種去技術化管制的系統。[15]老城廂居民的自發性設計目標并不在創造混亂本身，而是期望通過非正規的手段抵抗異化的日常生活。因此，現代空間設計應當打破“正規性”與“非正規性”的對立，理解并接受城市的無序性。而克服二元對立的前提是要正確認識技術本身。

早在1999 年,詹姆斯·沃爾班克（James Wallbank）就針對技術應用引發的社會問題，提出了設計中的“低技術”（low-tech）理念。他認為,“低技術是被社會群眾所熟知和接受的技術，高新技術應用并不意味著更具創造性”。[16]一味的技術崇拜可能會引發資源浪費、空間剝奪等新的社會風險。沃爾班克的觀點與維克多·巴巴奈克（Victor Papanek）“關注真實世界中有限的資源，服務更廣大的社會群眾”的設計倫理主張不謀而合。[17]何人可提出，“低技術設計理念并不是要排斥高技術,而是實現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存”，并結合產品設計研究建構了成熟、易操作、成本低、易普及、地域特征五個低技術的特性。[18]

老城廂居民的自發性設計具有典型的低技術特征，其抵抗性的內核進一步拓展了低技術設計的討論范疇。一方面，低技術設計的強大之處在于它的意義并不會隨著時代變遷和技術進步而消解，相反，它能夠超越時間和技術條件，存在于人與空間的無意識互動中，并營造出日常生活的豐富性與詩性。[19]對個體而言，低技術設計給予他們身體實踐和情感表達的媒介，以抵制現代主義設計的“空間排斥機制”，[20]實現集體身份的認同。[21]

另一方面，老城廂居民與技術系統的抵抗過程，也反映出當代環境設計中對日常生活、居民情感和在地文化關注的缺席。因此，為了更精確地指導空間實踐，研究在何人可所建構的低技術設計模型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補充“文化”作為五個基本元素之一，呼吁設計實踐要充分尊重在地文化，關注更廣泛群眾的日常生活，重視人地關系中的情感因素，減少設計對空間的過度干預，便于被不同群體所接受（圖7）。

四、結語

研究是對當今技術熱潮下設計實踐的“冷思考”。老城廂居民通過空間擴張、場所營造、工具發明等自發性設計方法，將地方特有的文化、情感、經驗、思維方式融入空間實踐，抵抗了“硬技術”和“軟技術”對空間的規訓,展現了日常生活的想象力，實現了社會身份的重塑。老城廂的案例啟示我們，地方身份并不存在于技術所創造的抽象空間符號中，而是體現于情感上的高度認同?？臻g設計本質上是社會文化建構的過程,設計實踐需要正確認識非正規住宅區中的無序性，充分學習在地經驗與文化。因此，當代設計在充分利用現代技術便利性的同時，應當規避技術霸權對空間正義的剝奪，關注真實空間中居民的日常生活。我們希望本文所建構的低技術設計模型，能夠糾正城市空間生產導向的偏離，更精確地指導設計實踐。

圖片來源：

圖1 作者基于觀察與居民口述繪制

圖2 -圖6 作者基于觀察繪制

圖7 在參考文獻[18]基礎上改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