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陳入北文士修撰梁史考論

張 任

（珠?？萍紝W院 文學院，廣東 珠海 519041）

梁朝滅亡，遷至北方的南朝文士繼續創作詩賦，為人所熟知，但同一批入北文士在北朝不約而同地修撰梁史，卻較少被提及?！吨軙肪硭亩烦颊撛唬骸傲菏蠐薪瓥|，五十余載。挾策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盵1]769《隋書·經籍志》載錄蕭梁舊史21 種，其中近一半出自入北文士之手。自清代以來，學者專門考察過梁史的編纂①，在文獻輯佚、撰者考證、史源辨析、體例研究和旨趣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諸多進展，唯有梁史與入北文士這個特殊文化群體的深層關聯尚未得到充分關注。川勝義雄、王仲、唐燮軍、金仁義等學者曾探討何之元《梁典》的撰著歷程及史學思想②；陳爽輯考姚最《梁后略》的佚文，堪稱梁史文本輯佚的范例[2]。這些個案研究為進一步探索打下了基礎。本文重新審視梁陳入北文士的文化成就，從歷史語境、群體身份和個體素質等角度考察梁史格外豐富的成因。

一、梁亡以后的梁史修撰

經朱希祖《蕭梁舊史考》梳理，梁史可考者多達30 種，另有存目若干種，其中除去撰于本朝的國史③，作為前代史存在且書名、撰者可考者有14 種，如表1 所示④。表1 中，許亨《梁史》確知撰于陳朝⑤；陰僧仁生平不詳，《隋書·經籍志》題銜為“陳征南咨議”，《梁撮要》亦當作于陳朝；姚思廉《梁書》、吳兢《梁史》成書于唐；蔡允恭《后梁春秋》可能到唐初才撰成⑥，其他梁史則在北朝或隋朝完成。表格所列諸書作者，劉璠在承圣元年（552）四月投降西魏軍入北，裴政、蕭大圜、姚最于承圣三年（554）自江陵遷至關中，劉仲威于陳天嘉元年（560）奉蕭莊入鄴，何之元亦在此前后一度寓身北齊，蔡允恭本仕后梁，后梁亡后歸陳，又在陳亡后入隋，姚察、姚思廉父子同時入隋⑦，許善心在陳亡前已因出使隋朝而被扣留在長安?？偟膩砜?，撰于梁朝滅亡之后且已知撰者姓名的梁史共14 種，撰者13 人，其中入北文士占10 人，可見梁陳時期的入北文士是修撰蕭梁史書的主要力量。

表1 蕭梁舊史表（非本朝國史類）

以上各家修撰梁史的動機、名義和方式有公私之分。許亨自梁末開始編撰《梁史》，許善心《梁書序傳》云：“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所撰之書，一時亡散?！盵3]1608許亨在梁朝未擔任著作職務，此時編著《梁史》尚屬私修，入陳以后方“遷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4]517?！读簳騻鳌芬舱f：“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盵3]1608因此，許亨撰梁史就從私修本朝史變成得到后繼政權支持的官修前朝史，性質已然改變。

姚察《梁書帝紀》一開始就是官修史書，朱希祖推斷《梁書帝紀》7 卷即姚思廉《梁書》的“帝紀”部分，只是被改為6 卷[5]112，“察在梁元帝時，本為佐著作，撰史。則梁之國史，本有為察所撰者”[5]136。姚察于陳天康元年（566）被徐陵引為“史佐”，“史佐”當即著作佐郎，可繼續參與撰史工作，直至陳宣帝時“知撰史如故”，且一直保持到陳朝亡國，入隋后又被“詔授秘書丞，別敕成梁、陳二代史”[4]396。姚察修撰梁史跨越梁、陳、隋三朝，始終以官方身份進行。姚思廉秉承父志續補《梁書》《陳書》，在隋、唐均獲朝廷認可，最終成為唐初國家修纂五代史工程的一部分。這些是受到官方意志影響的梁史修撰。

另外幾種梁史的修撰則與朝廷保持了一定距離，是在相對自主的條件下進行的。譬如許善心《梁書》以其父所著梁史舊本為底稿，但他至德初年因為參修陳朝國史，不得不暫時擱置梁史，等到入隋以后方有機會重操舊業，“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3]1608-1609。許善心《梁書》的修撰未經隋廷過問，跟姚察撰《梁書》判然有別，故許善心自稱梁史為“家史舊書”[3]1608，史臣亦謂其“修續家書”[3]1607。又如何之元一生仕宦推遷，從未擔任著作官，他在《梁典高祖事論》中回顧道：“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盵6]3951何之元于北朝齊天保十年（559）入鄴，后赴壽春任北齊揚州別駕，南朝陳太建五年（573）始返江左投靠陳叔陵，太建十四年（582）正月，“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4]481，何之元可能遭受牽連，無法且無意繼續仕進。由此可知，何之元著《梁典》出乎個人意志，跟官修前代史沒有關系，也就不曾受梁、陳官方的規范和制約。另有《梁撮要》，作者陰僧仁無考，《陳書》《南史》《史通》皆未及其人其書，該書或屬私撰。

雷家驥認為“官方修本朝史乃東漢以降慣例，修前朝國史乃宋文帝所首創，自后遂亦成為中國之慣例”[7]。南朝時期，系統修撰前代史的任務落到后續政權肩上，由于時處南北政權對立的特殊階段，修前朝史更成為新王朝證明權力合法性來源的重要渠道。梁亡以后入北文士所撰的11 種梁史中，私修史書多達9 種，之所以出現此種情形，應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梁陳入北文士身居異國修撰梁史，遇政治立場等敏感問題，幾乎無法獲得北朝官方的授意與支持，只好私下操作；另一方面，南朝向來有私人撰史的傳統，“國之大籍，成于私家”[8]1521，雖然隨著南朝皇權復振，官方有意逐步掌控史書撰著權，但私人修史依然相當活躍。胡寶國亦注意到了南北朝撰史的差異：“南方私撰較多，北方則以官修為主?！盵9]梁陳入北文士私修梁史，正是對南朝私人撰史傳統的自然延續。

二、入北文士所撰梁史多“偏紀”

入北文士修撰的眾種梁史，既包括纂錄一朝人物事跡的斷代史，又有許多“權記當時，不終一代”的“偏紀”[10]254。

許善心《梁書》和劉璠、何之元兩部《梁典》記蕭梁一代史事，唐代蕭穎士《贈韋司業書》謂梁史“究終始一氏，則何、劉二典存焉”[11]3278。蕭大圜《梁舊事》篇幅長達30 卷，很可能涵括整個梁朝歷史，而其《淮海亂離志》則獨“敘梁末侯景之亂”[3]1087，或因侯景叛軍主要襲擾江淮、三吳地區，遂取名“淮海亂離”。裴政《承圣實錄》和劉仲威《梁承圣中興事略》用梁元帝年號命名，無疑是記蕭繹統治時期的史事⑧。劉知幾《史通·雜述》將姚最《梁后略》列入“偏紀”一類，姚振宗考索《史通》《太平御覽》所引佚文，判斷該書“起于太清侯景之亂及元帝、王琳、蕭莊之事，不知迄于何時”[12]，陳爽考證書中推奉蕭繹為正統，“下限只能迄于承圣三年十一月辛亥西魏破江陵，或十二月梁元帝遇害”[2]199。蔡允恭“集江陵故事，撰《后梁春秋》”[11]3278，后梁由蕭察創立，復都江陵，歷33 年，可視為廣義的梁末。據此可知，上舉9 部私修梁史有4 部為一朝斷代史，其余5 部為記敘梁末離亂的“偏紀”。

入北文士群體如此頻繁地記錄梁末歷史，與其人生經歷和歷史記憶密不可分。裴政、姚最、蕭大圜先逢侯景之亂，后遭江陵覆滅，劉仲威也經歷了江陵巨變，后來跟何之元一起依附王琳。梁朝文士見到梁朝盛極遽衰，親歷梁末兵燹，轉徙于南北之間，對侯景之亂造成的家國離亂印象極其深刻。侯景叛亂導致建康“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4]325，庾信《哀江南賦》用文學話語描述梁末的朝野慘況：“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神人慘酷……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盵13]劉璠《雪賦》以“楚客魂埋于樹里，漢使遷饑于海陰”形容自身的命運[1]764。入北文士的亂離記憶和流寓體驗激生出群體性歷史意識，蕭大圜專門撰寫《淮海亂離志》記侯景叛亂之事，裴政、劉仲威、姚最各記梁元帝江陵時期的歷史，蔡允恭記后梁舊事，都表現出格外關注梁末史事的特征。

何之元《梁典》的結構更能凸顯這一點?！读旱洹返臄嘞蕖捌瘕R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4]524，《梁典序》云：

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宇寧晏，太清以后，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為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為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于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偽。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后，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為“敘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陜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勛有屬。今以如干卷為“世祖”。至于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后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為“后嗣主”。[4]525

又《高祖事論》：“元之（之元）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传@旋反，更窮搜訪，采其聞見，撮其眾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盵6]3951《梁典》始撰于何之元寓居鄴都時期，最早可能在公元559 年[14]135?！拔传@旋反”指尚未從鄴都返回淮南，貌似此書在何之元流寓北齊時即初具規模⑨，“六意”的框架或許已經擬定。如果“敘亂”部分從梁太清二年（548）侯景叛亂開始算起，“后嗣主”迄于陳太建五年（573）王琳敗亡，前后只有26 年，卻占了四部分的篇幅，而梁朝前期40 余年史事僅占兩部分。這一現象也許能用梁末人事紛繁導致卷帙增多加以解釋，但《梁典》敘事的重心也不言自明。

入北文士格外關注梁末歷史，可能還受限于史料的多寡。撰史須以大量原始材料為支撐，文獻的數量多少和搜集的難易程度直接影響修史進度與史書水準。沈約在齊明帝的允許下修晉史，20 余年“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15]。北魏崔鴻自稱私求常璩《華陽國志》未得，遷延日久，于是向朝廷“乞敕緣邊求采”[8]1635，后來才在江東購得。獲得朝廷支持的修史活動尚且因史料不足而難以竣工，私人搜集史料自然更加耗時費力。吳均私撰齊史，曾向梁武帝“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16]1781，梁武帝詔令他去民間自行搜訪。由于無法抄閱必備的原始史料，吳均不得不將體例改為更加簡練的編年史，撰史過程恐不輕松，而且成書易出紕漏?！跋鄬τ谄渌麑W術行業，歷史著述更依賴傳統文獻資源，沒有機會接觸宮廷藏書和政府檔案，盡管才學識兼備，也不可能成為通觀歷代或一朝全局的史家”[17]，以此觀照入北文士在北朝修撰梁史，面臨的境況亦是如此。

南北分裂時代，南北書籍雖有流通，但規模終究有限，北朝的圖書總量并不豐富。王僧辯攻滅侯景后將建康的圖籍運往江陵，“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于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3]1465。江陵焚書前，圖書總計約14 萬卷[18]，焚余典籍至少有一兩萬卷。隋初牛弘稱北周保定初年官方所藏圖書才8000 卷，可知“所收十才一二”不是指被攜至長安的江陵書籍，而是焚書后所有殘存典籍的大概數字。蕭穎士《贈韋司業書》云：“及郢都淪喪，焚燒略盡，史策遺逸，散在人間?！盵11]3278看來江陵焚余圖籍似未被完全搜聚到長安，而是散于南北各處?？傊?，梁起居注、皇帝實錄、謝昊所撰國史等史料，究竟有多少包含在周初的8000 卷圖書內，并不清楚。之后北周收聚北齊圖書，去除重復，僅比本國藏書多出5000 卷，北朝前后相加的13000 卷圖籍包括古今四部典籍，其中跟梁朝有關的史料應當有限。至于撰史者到民間訪求南朝書籍亦非易事，何之元在鄴都修撰《梁典》，面臨“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舉”的困難[6]3951，無奈只好像吳均一樣采用“分明而易尋”的編年體形式[4]467。

梁史的原始史料欠缺及搜集難度較大，促使入北文士將筆墨集中到梁末歷史，權記一時。對他們來說，撰述這段親身經歷過的短期當代史，不算為無米之炊，比如蕭韶曾完成10 卷《太清紀》記錄建康動亂，雖然“其諸議論，多謝吳為之”[16]1270，但該書的人物、史事等內容皆由蕭韶獨立撰寫。梁陳之際有眾多南朝同儕羈留北方，若“文”有闕失，則可用“獻”補之，故國舊友的相互回憶、詢訪和記錄，也是入北文士獲取梁末史料的一條渠道。

三、史家的政治立場與情感態度

著史之要，務求“實錄”，然而具體操作時卻很難不羼雜撰者的個人理念與情感，“于序事中寓論斷”[19]或“春秋筆法”在各類史書中并不少見，除了直截了當地褒貶論贊，史書的稱謂、斷限、結構、體例皆可彰顯撰者的態度。姚思廉《梁書》全書和許善心《梁書》卷目今存，何之元《梁典》、姚最《梁后略》、劉璠《梁典》三書留有若干佚文，可借以探求撰者的政治立場與情感態度，抉發蕭梁史書的多樣性。

又如清．朱耷《雙雀圖》，整個畫面一片清空，全無襯景，只見以水墨數筆畫成的小雀一雙，側身而立，跳躑相對，作喁喁低語狀。小雀在說什么？為什么畫家刻意將它們畫得那么小，那么無助？畫幅左上方的題款（西園春薄醉，南內花己晚。傍著獨琴聲，誰為挽歌版？橫施爾亦便，炎涼何可無。開館天門山，小鳥為門徒。）又是什么意思？這一切都讓人費解，不但一般讀者看不明白，行家也不一定能夠清楚解讀。但無論是誰都知道這幅畫是朱耷興懷寄情之作，而且都會被他所表現的情境所震撼。

趙翼《廿二史札記》提出“《梁書》悉據國史立傳”之說[20]，莊蕓進一步推論許善心、姚思廉兩家梁史“很可能共同延續了梁朝國史的設計”[21]28。建康破敗，梁朝國史的修撰地點轉移到江陵，姚思廉續補《梁書》，遵循姚察的“體例誡約”[4]398，而這一體例的源頭可追溯至梁元帝主導修修撰的國史。蕭梁國史書美諱惡的做法為姚氏父子所沿用，如趙翼舉出的諱言徐妃失德、蕭統諸子大都無傳、元帝的競爭者歸入叛逆等，姚氏都未作增改。許善心《梁書》于《羯賊傳》之后立《逆臣傳》《叛臣傳》，大概也懷有貶斥元帝對手的意思。姚、許的《梁史》在刪略史事、組織結構、新立名目、類聚人物等方面的考量，多少透露出偏袒梁元帝的意思。許善心《梁書》不避重復地設置“叛臣”“逆臣”二傳，姚思廉《梁書》又是其博采諸家梁史，歷時約25 年斷續補葺而成，很難說上述立場和態度的呈現是無心之舉。

何之元《梁典》的“六意”結構和對梁史的斷限更有個性。首先，《梁典》設法調和梁敬帝、后嗣主并存的矛盾。許善心《梁史》有《四帝紀》8 卷，“四帝”當為武帝、簡文、元帝、敬帝，姚思廉《梁書》的“帝紀”亦止于敬帝而蕭莊無傳，大概他們不愿或不便承認曾與陳朝抗衡的蕭莊集團。何之元的立場跟陳朝存在分歧，故特設“后嗣主”部分，推舉蕭莊、王琳，然而他并未借此過多地貶抑陳朝。其在《高祖事論》中云：“貞陽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興勤王之師，至正當□璧之后，驅斥潛王，誅 亂臣，國亡重康，彝倫復敘。既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火行告謝……自天所祐，歸于有德?！盵6]3951陳霸先在文中被稱作“陳武”，可見何之元承認陳霸先匡扶梁朝的霸業和陳、梁德運相承的事實，對于先后被扶持稱帝的蕭淵明、蕭莊和蕭方智，他唯獨貶斥血脈疏遠、無關緊要的蕭淵明。關于《梁典》的特殊結構，唐燮軍認為何之元感激王琳影響到“后嗣主”一意的設立[22]，金仁義則認為何之元此舉是展現梁朝的歷史實景[23]31，但主因恐怕還是何之元在個人情感上追念梁朝，同情蕭莊，特別是崇重舊主王琳?！陡咦媸抡摗分鹨辉u騭高祖、太宗、世祖、敬帝四帝，至“后嗣主”時卻撇開蕭莊，花不少筆墨評述王琳的功績：“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頹運。于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斗，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上?！盵6]3951也許正是由于王琳存續梁祚的努力與陳氏代梁的事實產生矛盾，何之元才不得不在史書結構上另辟蹊徑，以求兼容梁敬帝和后嗣主。其次，何之元對簡文帝蕭綱和梁元帝蕭繹的評價迥然不同?！陡咦媸抡摗吩唬骸疤谛⒋热蕫?，實守文之君，惜乎為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艷，隳墜風典，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枝（技），非關治忽，壯士不為，人君焉用。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為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蓍龜之妙，明筆法于馬室，不愧鄭玄；辨云物于魯臺，無慚梓慎。至于帷籌將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兇殄逆，紐地維之已絕，扶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6]3950-3951 蕭綱受制于侯景，缺少實際的政治作為，因此何之元重點批評他的文學創作不合詩教傳統。而對于同樣倡導“綺縠紛披，宮徵靡曼”格調[24]、創作過綺靡艷冶詩文的蕭繹，何之元卻絲毫不吝贊美之辭，既稱贊他詩筆艷麗、博通多藝，又高度頌揚其撥亂反正的功績，極力塑造出一個拯溺救世、文武兼擅的偉岸人物形象，而對于蕭繹拒絕返都建康、引兵殘殺弟侄而終致覆滅的事實，卻僅用“謀之不善”輕輕帶過。對蕭綱蕭繹兄弟的抑揚褒貶，是“六意”有“世祖”“后嗣主”而無“太宗”的一大原因?！读旱洹吩诹耗┠晏柕倪x擇上也受這種態度影響。蕭綱即位后改元“大寶”，“世祖猶稱太清四年”[25]130?！读旱湫颉吩唬骸爸猎谔?，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于賊景故也。承圣紀歷，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后論，蓋有理焉?！盵4]525否定“大寶”年號而仍尊武帝“太清”年號，本來是蕭繹反制侯景叛軍的政治文化措施，《梁典》以“承圣”上接“太清”，顯系擁護蕭繹政權，記錄蕭繹之孫后嗣主的事跡同樣基于此種觀念。簡文帝和后嗣主作為喪失實權的政治傀儡，沒有本質區別，然而何之元不為簡文帝單設一部分，將梁武之死和簡文之辱全都放在“世祖”部分，其“歸世祖不歸太宗”的立場是顯而易見的。

姚最《梁后略》早佚，劉知幾評價該書“巨細畢載，蕪累甚多”[10]85，記人敘事極為詳細。陳爽從《史通》《太平御覽》《冥報記》《職官分紀》等典籍中輯得《梁后略》佚文12 條，斷定其中1 條誤題，實存11 條，并認為“率皆以梁元帝蕭繹為正統，記述蕭繹政權的史事”[2]199。這些佚文足以顯示姚最的立場與態度，《太平御覽·兵部·勝》引云：“上皇乃運籌帷中，邁曹王之遠略，決勝千里，超光武之懸謀，故能師不疲勞，獻捷相系?！盵26]1482“上皇”指蕭衍。同書《兵部·羽書》引：“己酉，上自長沙寺移住天居寺。是日，北軍射書城內……北軍聚而觀，蘿乃掉艦向岸，北軍引去，蘿亦回歸。上乃射書北軍，大開賞募，有能斬送賊帥者，封五千戶侯，賜絹萬匹?！盵26]1508《職官分紀·刺史》“衰老無能抗敵”條引：“初，任約之來，江陵憂懼。時上方議拒捍，未得其人，與晉州刺史蕭惠及董羅等議之?！盵27]這些佚文中的“上”都指蕭繹?！读汉舐浴飞釛墶案咦妗薄拔涞邸薄霸邸薄笆雷妗钡仁窌鴳T用的廟號謚號，稱蕭衍為“上皇”，蕭繹為“上”，在眾多梁史中別具一格⑩?；实鄯Q“上”，乃當朝國史的敘述口吻，姚最的用詞流露出他親近梁朝的態度，也從側面表明入北文士在北方私修梁史確實比較自由?！妒吠āるs述》將《梁后略》歸入“偏紀”類，且云：“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盵10]255《梁后略》撰于北朝，姚最以“上”尊稱梁帝，想是有意制造閱讀當朝國史的“實錄”印象。

雖然姚最尊奉蕭繹為正統君主，但《梁后略》依然承認簡文帝“大寶”年號?！短接[·兵部·犒師》引：“大寶元年，西魏將楊忠來逼荊鎮，上懼其至，送遣犒軍?！盵26]1415使用“大寶”年號是符合歷史實情的。梁太清三年（549）三月十五日，梁武帝密詔授蕭繹“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25]129-130，蕭繹遂在南郡立行臺，自五月武帝去世直至簡文帝被害，蕭繹仍繼續使用“太清”年號，期間雖經江陵群臣屢次勸進，蕭繹皆謙遜不許。對此，后世史家普遍認為否定“大寶”年號不過是蕭繹一派反對侯景的權宜之舉?！读汉舐浴穼α耗┠晏枱o所偏私的態度，應深受姚僧垣父子人生經歷的影響。姚氏父子在梁時，蕭衍、蕭綱對姚僧垣“禮遇優厚”[4]392，“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僧垣后遷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又跟蕭繹結成主僚關系，“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咨議”[1]840。姚僧垣多次往來于簡文和元帝之間，無論建康陷落還是江陵覆滅，都不離不棄地侍從左右。他與二帝不分軒輊的君臣情誼，必然會影響共同入北的次子姚最，因此《梁后略》對待簡文帝和元帝兄弟，不像何之元《梁典》那樣有過于明顯的傾向性。

劉璠《梁典》的敘事態度比何之元、姚最更持正。明代何良俊《語林》卷三八“仇隙”條注引：“王偉，洛陽人。學通《周易》，嘗在揭陽賦詩曰：‘平明聽戰鼓，薄暮敘存亡。楚漢方龍斗，秦關陣未央?！两晗氮z，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趙一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稚衔迨嵲?，以希不死。湘東愛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疾之曰：‘偉前作檄文，言不順?！鏂|取視，乃斬之?！盵28]這段材料姚思廉《梁書》未載，事見《南史·王偉傳》：“于獄為詩贈元帝下要人曰：……又上五百字詩于帝，帝愛其才將舍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矍蠖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鄞笈?，使以釘釘其舌于柱，剜其腸，顏色自若?！盵16]2018字句差異較大。值得注意的是，《梁典》稱蕭繹“湘東”，而《南史》作“元帝”。蕭繹即位在552 年十一月，擒斬王偉早在該年五月，此時蕭繹尚未稱帝，作“湘東王”才符合事實?，在這點上《資治通鑒》亦與《梁典》相同。令狐德棻評價劉璠《梁典》“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為清典”[1]769，從稱謂的使用上可見一斑。

同樣是編年體梁史，劉璠、何之元、姚最三書的斷限、稱謂和政治立場、情感態度不盡相同。劉璠、何之元各自的《梁典》記一朝全史，姚最《梁后略》僅記梁末史事，何之元和姚最的個人態度比較鮮明，而劉璠《梁典》敘事則更為客觀。這種差異主要歸因于獨特的歷史契機、文化環境以及撰者的人生經歷。

梁陳入北文士脫離本國語境書寫梁朝歷史，擁有得天獨厚的撰著環境。一方面，六朝諸史中，東晉、宋、齊史由本朝或后續王朝修撰，無論官修抑或私修，官方意志都或隱或顯地規范著歷史敘事。隋朝滅陳，陳史的書寫權隨即轉入隋朝之手，《隋書·經籍志》所載陳朝舊史只有撰于本朝的趙齊旦《陳王業歷紀》、陸瓊《陳書》和若干種起居注。據《史通》的說法，姚察的《陳書》經過顧野王、傅縡、陸瓊等人先后續修。后來隋文帝索閱梁、陳事跡，姚察“依違荏苒”[10]331，但也許是對舊陳史中的某些文字心存顧忌，故至死未竟其功。各種梁史大多是入北文士在南北分裂時期撰就，作者遠離南方政權，羈旅異域，完全擺脫了南朝官方的掣肘與管控，入北文士修撰陳史的自由度和自主性無法跟修梁史相提并論。另一方面，北朝政權長期疏遠入北文士，反而為其營造了相對自由的撰史環境。十六國北朝國史以官修為主，史官制度比南朝完善，不過隋朝統一之前的入北文士大都游離于政治核心，他們私修梁史，不受北方政權的直接約束，自由發揮的空間比北朝國史的修撰大得多。南北混一以后，這種難得的條件因隋初“時制禁私撰史”而告終[3]1797。既然身處南北兩方同時疏隔的特殊“真空”環境，入北文士修撰的梁史理應更加客觀可信，然而亡國之痛、黍離之悲、身世之嘆等個人情感不斷介入，加之在北方搜集史料文獻不易，反倒使其撰史活動愈趨復雜微妙。無論如何，梁末紛亂的史事由此得到大量關注與記錄，梁史修撰呈現斷代史和偏紀、本朝史和前朝史、官方修撰和私人撰史眾作兼備的局面，一時蔚為大觀，為后來姚思廉補續《梁書》、李延壽編纂《南史》相關部分奠定了堅實基礎。

① 如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朱希祖《蕭梁舊史考》（收入《中國史學通論》，商務印書館2015 年版），等等。文獻輯佚考校類如陶棟《輯佚叢刊》所輯劉璠《梁典》、何之元《梁典》（中華書局1948 年版）、吳妍《〈梁書〉整理研究——考校與輯注專題》（南京師范大學2003年碩士論文）、唐燮軍《何之元〈梁典〉述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7 年第3 期）、魏曉帥《文選集注所見唐前佚文輯?！杂烂髟娢臑榭疾旌诵摹罚ā豆偶芯俊?017 年第2 期）、莊蕓《〈隋書·經籍志〉所見蕭梁舊史補考》（《文獻》2020 年第3 期）。另有多部通論性和斷代性史學史著作涉及梁史修撰情況。

② 參見川勝義雄著，李濟滄、徐谷芃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以及王仲《何之元和〈梁典〉》（《安徽史學》1992 年第2 期）、唐燮軍《何之元〈梁典〉述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7 年第3 期）、金仁義《何之元史學思想平議》（《史學史研究》2018年第1 期）、金仁義《何之元仕宦考略》（《安徽史學》2018 年第4 期）。

③ 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330 頁記載梁朝官修國史由“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莊蕓認為此即《周書·蕭大圜傳》中宇文逌詢問蕭大圜“湘東王作《梁史》”的這部國史，元帝時仍由謝昊掌撰。梁朝國史本藏臺城，王僧辯收復建康后將皇家典籍運往江陵，劉知幾說這部撰成百篇的國史因江陵陷落而“并從焚蕩”。事實上唐初史臣清理典籍時仍存49 卷，錄入《隋書·經籍志》，朱希祖推斷為“焚余殘籍”。梁敬帝時，尚有杜之偉、姚察等人主修國史。此外，蕭韶記錄侯景之亂的《太清紀》，經梁元帝指示，從私撰變成“準官修”性質。以上所舉皆為本朝所編史書。

④ 本表的“撰著時地”分南朝、北朝、隋與唐，并將陳亡之前的隋初時期歸入北朝，“南北朝”不書明具體朝代。何之元《梁典》撰成地點在北朝，參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第255―256 頁。另《淮海亂離志》的作者《隋書·經籍志》作“蕭世怡”，《周書》《北史》作“蕭圓肅”，《史通·補注》作“蕭大圜”，此據莊蕓的考證結論。

⑤ 據《隋書》所載許善心《梁書敘傳》，許亨《梁史》原計劃完成100 卷，已有58 卷入藏陳朝秘閣，許善心北遷后，家史舊書被焚，《梁史》剩68 卷?！端鍟そ浖尽酚洖?3 卷，必有殘缺，原由無考。

⑥ 《后梁春秋》撰者蔡允恭由后梁入陳、隋、唐，后梁亡于開皇七年（587）九月，陳亡于開皇九年（589）正月，若謂蔡允恭在陳亡前即完成此書，似乎太倉促，故《后梁春秋》作于入隋以后的可能性更大，但《隋書·經籍志》未載此書，或撰成于唐初。

⑦ 姚察在陳知撰梁史事，《梁書帝紀》或于南朝已成初稿，陳滅后持以入關，但序論、紀、傳仍有所闕，應是一直有所補葺，故歸在入北之列?！缎绿茣に囄闹尽份d謝昊、姚察《梁書》34卷，章宗源疑有誤，姚振宗疑是后人將兩人所著合為一帙?！端鍟そ浖尽肺摧d此書，姚說不無道理。

⑧ 《隋書·經籍志》無《承圣實錄》，“雜史類”載未書作者的《太清實錄》，劉知幾《史通》多次提及《太清實錄》或《梁太清實錄》，撰者俱作裴政?！端鍟づ嵴鳌份d裴政著《承圣降錄》，《北史》作《承圣實錄》，姚振宗疑《太清實錄》與《承圣實錄》實為一書，謝保成說相同，見《隋唐五代史學》（商務印書館2007 年版）第14 頁?！短接[·人事部》引《梁太清實錄》有“中宗諱繹”之語，知此書撰成于入北以后。

⑨ 朱希祖《蕭梁舊史考》（商務印書館2015 年版）判斷何之元《梁典》從羈留北齊時開始撰寫，陳叔陵被誅后，何之元才一心一意撰成此書。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則認為，何之元在北齊流寓多年，“想必已大致完成《梁典》”。唐燮軍《何之元〈梁典〉述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7 年第3 期）一文以陳太建五年（573）南歸為界，將何氏生平分為前后兩期，不過唐先生將“未獲旋反”理解成返回江南，不確。按何之元《高祖事論》的說法，何之元由于未返江南，不得不在北齊廣泛搜求，梁朝史事才“可得觀矣”。如果陳叔陵被誅前何之元就完成《梁典》初稿，其后大概是進行增刪完善。

⑩ 劉知幾《史通·雜說下》自注引《梁后略》有“高祖曰”三字，此為劉知幾轉述之語，當有改動，疑原文作“上皇”。唐臨《冥報記》（中華書局1992 年版）第49 頁卷下“梁元帝”條引《梁后略》：“梁元帝年六歲，見母妝匣中有大珠，取一珠口含，遂誤吞之。其母亡珠，意左右盜，詰問莫服，乃灰生魚目以詛之。明日，帝大便，珠隨便而出。帝一目遂眇?！贝藯l稱蕭繹“梁元帝”，陳爽認為這是間接引述，非原文，其說是，原文應作“上”。

? 陽玠《八代談藪》卷下（中華書局2010 年版）第270―271 頁亦載：“潁川王偉有才學，為侯景左仆射。景敗，被擒送江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妒其才，乃曰：‘偉作檄文?！[視之，大怒，釘偉舌于柱?！边@里也作“湘東王”而非“梁元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