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重釋與文化傳承”學術論壇紀要

南帆 汪文頂 王堯 等

時間：2023年9月16日

地點：廈門大學思明校區科學藝術中心

主辦：《南方文壇》雜志、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主持人：張學昕

與會者：南帆、汪文頂、王堯、吳俊、張清華、郜元寶、文貴良、季進、何平

張學昕（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非常榮幸能夠擔任這次論壇的學術主持。我們這次論壇“經典重釋與文化傳承”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命題。從這個角度和視角審視經典，無疑可以為我們開拓出審美活動的新路徑。當然，我們在這里不僅僅是要討論經典與文化的關系，更重要的，還要圍繞“經典重釋”，重新審視我們時代的文學、文化狀況，探討如何重建我們時代新的審美倫理和美學價值判斷體系。經典是代表著一個時代審美高度并跨越、超越了時間、空間維度的藝術創造結晶。對于經典的態度，直接關乎一個時代的美學高度，任何一個富有見地的學者和評論家，都會在經典的重讀、重釋中確立更富有人文價值和人文情懷的審美尺度，令經典重生。而這些又都離不開一個更大的命意——文化傳承。這是文學文本的靈魂和根脈。我相信，大家在這個命題下所展開的討論，一定能夠生長出更多有價值的意味深長的話題。

南帆（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員、著名作家）：“經典重釋與文化傳承”是一個重要的題目。從古至今，經典問題時常處于文學研究的中心。課堂上的文學教育多半圍繞著經典展開。沒有經典就沒有文學傳統。更大范圍內，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就是由一批經典構成。經典是文化傳統的實體。對于中國文學來說，不了解經典就不了解文學傳統。熟悉中國的文學經典，恰恰是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交流互鑒的基礎。中國文學經典喻示了民族審美的源頭?？v覽源頭迄今的發展線索，有助于深入比較中西的美學差異。

但是，何謂文學經典并不是一個自明的問題。經典的遴選機制存在各種討論。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經典并非一份固定不變的目錄。不同的歷史時期，經典目錄時常產生調整。意識形態以及權力機制時常以各種形式介入經典目錄的確認與調整。從學科的設置、教材的編寫到文學史敘述，人們都可以看到這一點?？傊?，經典目錄的動態背后隱含復雜的學術辨析與文化競爭，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經典的闡釋是另一個重要問題。經典始終存在固定不變的內涵，還是在不同的理解視域之中成為一個語義場，由于新的理解不斷生發出新的意義？這是闡釋學關注的主題?，F代闡釋學顯然傾向于后者。面對同一部文學經典，一個讀者的不同年齡段落或者不同歷史時期的讀者都可能產生前所未有的理解。讀者的前理解結構產生的作用是，人們常常從經典之中讀到自己想讀到的內容。歷史氛圍或者人文學科的各種理論均是影響讀者前理解結構的重要因素。闡釋學一直關心的是，經典在何種歷史條件下能夠產生新的意義。對經典的重釋必須與對當今生活的思考相結合，正是在與當下相遇的過程中，經典才會成為活的經典。

這些觀念也是接受美學興起的基礎。接受美學是闡釋學的文學分支。接受美學更多地從作者、文本轉向了讀者。正如許多理論家描述的那樣，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但是，這個轉折同時帶來另一些理論困難。目前為止，這些理論困難并未得到很好的解決，譬如過度闡釋、強制闡釋等。人們與一部文學經典相互遭遇的時候，這些問題都會不同程度地出現，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我們之所以要對這些問題進行深究，不斷地探討，恰恰是因為經典的重要性。

文化的傳承是一種復雜的工作。理解經典是一個重要內容。理解并非簡單的內容復述，而是包含著開拓，甚至成為打開另一扇思想大門的啟示。這一切都在提示我們，經典的重要性以及經典與文化傳承的復雜關系，促進各方面研究的深入展開。圍繞著這個題目，我就簡單發表這么一點感想，謝謝。

汪文頂（福建師范大學原副校長、教授）：各位先生好！很榮幸在廈門大學這個論壇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一點學習心得。特別是在廈大研討文學經典問題，就想到百年前魯迅先生來廈大當教授，只有一個學期四個多月，卻留下了兩部著作，應該算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經典。一部是散文集《朝花夕拾》，后半部分都在這里寫的，公認是現代散文經典。

另外一部就是他在廈大講堂上講授的《漢文學史綱要》，這部史綱是他繼《中國小說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學術名著，因為在廈大只講一個學期，沒講完也就沒寫完，當時只寫到西漢中期，后來到廣州中山大學執教，也沒再寫下去。但是，他后來的一些學術講演，如《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等，可說是《漢文學史綱要》的續篇，加上他對好友許壽裳講過自己對整個文學史的整體構思，應該說整部書如果按原來的構想完成，就是一部很新鮮又很扎實的文學史經典著作。

我近來做散文學術史的研究，重讀《漢文學史綱要》，將之對比民國初年開始出現的一些文學史著，覺得他是用現代的文學觀念來重新梳理和闡釋我國的傳統文學，他對傳統文學經典的選擇，跟林傳甲等人的取舍不一樣，跟胡適《白話文學史》那種很偏的選擇也不一樣，具有自己獨到的眼光和見識。

魯迅做學問，將傳統與現代融會貫通。他早年接受過章太炎先生的國學教育和學術影響，治學嚴謹，考論精審，頗得乃師真傳。但是，他對章太炎先生的泛文學觀并不茍同，而采認“文章為美術之一”“當具辭義，且有華飾”的文學觀念，以“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尺度來衡量和貫通古今文學。他既有傳統樸學的深厚功底，又有現代學術的科學思想，所以在中國小說史和文學史研究上都很有創獲，在闡釋傳統經典的同時也造就了兩部現代的學術經典。

僅就《漢文學史綱要》來說，魯迅對先秦西漢文學史的梳理和闡釋，是獨具只眼、富有史識的。在諸子百家當中，他推崇莊子的文章，不僅文辭美富，而且在思想自由、想象豐富、汪洋辟闔、儀態萬千等方面都遠超諸子。對于屈原的《離騷》，他評價很高，說它“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對后來文學的影響在《詩經》之上。他從漢武帝時代“文術之盛”中推舉司馬相如的辭賦，尤其推崇司馬遷的《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類見識，既是魯迅重新闡釋經典的獨到發現，又成為后人經常征引的經典定評，可以說明魯迅是以古今相通的文學標準來鑒別和重釋經典名著的，從文學史高度確立和闡發了傳統經典的歷史地位和價值意義。這在五四時代既超越了林傳甲、謝無量等人的文學史著，又糾正了胡適《白話文學史》的偏頗，堪稱科學重估傳統價值的代表作。

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雖然沒有完成，在后來的學術史上不像他的小說史那樣很受重視，但是它留給我們可以闡釋的空間還比較大，不僅重繪了古典詩文的經典譜系，而且也開創了經典重估的現代范式，特別是聯系他在1927年所作的“魏晉風度”那一篇學術講演，實際上他給我們樹立了一個用現代文學觀念來重新闡釋和發揚中國文學優秀傳統的榜樣。

剛才南帆先生講到了經典到底有沒有確定性的問題，我覺得經典有它內在的穩定的東西，雖說在不同的時代可以有不同的闡釋，但在總體上還是要看經典文本當中，到底給我們提供有多大的闡釋空間。經典文本里面留下的闡釋空間越大越有彈性，可能留給我們闡釋的東西就越多，越有古今貫通的普遍意義。我就講這樣一個感想，謝謝各位！

王堯（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校學術委員會主任）：會議的主題“經典重釋與文化傳承”非常好。何謂經典，如何重釋，中西有各種理論。經典承載了一個民族的優秀文化，不同時代的經典延續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命脈，重釋經典和創造經典一樣，都是文化傳承的重要環節。我們做新文學研究的人，不是在舊傳統中長大的，而是在新文化闡釋的舊傳統中成長的，然后才去接近舊傳統。因此，坦率說，文化傳承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曾經斷裂過，現在講文化傳承，我們在學術和思想資源方面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在某種意義上說，參與重釋經典也是一次“補課”。

前段時間，我讀了幾本研究學術史思想史學者的論著，覺得收獲很大，中國學術史思想史上有自己獨特的闡釋經典的傳統，但這個傳統其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就發生深刻變化了。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有一編專門講“舊典范的危機”，談方東樹與漢學的危機，談清季政治與經典詮釋，也以章太炎先生為例談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等。我新完成的長篇小說寫到20世紀30年代蘇州的國學講習活動，查閱了一些文獻。章太炎先生1934年遷居蘇州后，成了“章氏國學講習會”，這就有了我們現在讀到的《章太炎：在蘇州國學講習會的講稿》。我當然會感嘆，現在不可能出現章太炎先生這樣的學術大師了。

古代和現代的學術經典，對我們今天重釋現代經典仍然具有啟示。在“舊典范”出現危機時，五四新文化后“新典范”產生了，西學東漸起到了重要的激蕩作用。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經典作家，創造了一系列經典作品。上海良友圖書公司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是現代文學研究最早的經典化工作。如趙家璧自述的那樣，這部《中國新文學大系》不單是舊材料的整理，而且成為歷史上的評述工作。后來的文學史寫作，是建立在這樣的“評述工作”基礎上的。新文學史的不斷重寫，其實就是對經典的重釋。

我們今天對經典的重釋，在文化傳承的層面上，需要連接現代經典與古典經典，在中國文化自身的脈絡中打通新傳統與舊傳統的關系。經典重釋是在當下語境中進行的，因此重釋經典也是經典介入當下的一種方式，它不僅是闡釋歷史，也是激活當下。

吳?。ㄉ虾＝煌ù髮W人文學院教授）：簡單和各位交流一下基本想法。這個經典重釋和文化傳承的話題，近年來說得很多了，有時候一年要說幾次。我們這些人當教師，整天上課寫作都跟經典有關，每天說的話也是在經典重釋?，F在這樣一個時代，最近二十年來，這個話題之所以很重要，跟我們的現狀有關。這個現狀就是我們進入了互聯網的時代。從文化資源的量化規模、資源價值地位變遷的多重角度來看，互聯網時代受到最大沖擊甚至壓制的對象，其實主要就是經典。因為從常識經驗就可以知道，幾乎所有的網絡閱讀、網絡生活，都是跟經典沒啥關聯的，如果還不說絕緣的話。我們是不可能在網絡上深度閱讀或者思考經典文本的。

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假定說我們原來一天有十個小時讀書，原來讀的都是紙媒，大部分有可能是經典。但是網絡閱讀、網絡生活開始后，每天只有五小時讀紙媒了，五小時讀電腦、手機。到現在，變成一小時讀紙媒，九小時讀電腦、手機。這是相當普遍的日常閱讀生活。

那么，想想看，網絡閱讀所侵占的時間，一定主要就是原來的經典閱讀。從閱讀時間和閱讀工具的實際情況來判斷，這個時代就是一個對經典產生技術性淘汰的時代。不管怎樣，經典正在被淘汰出社會面的閱讀生活。叫嚷著經典閱讀，其實不過是在炒作一種觀念泡沫而已，對經典傳承而言，口惠而實不至。

對專業工作者來說，之所以談經典重釋和經典傳承問題，不僅是因為在我們的文學史當中，而且在文明意義上，經典所代表的價值創造等級，它是一個最高級的標志，是文化和文明水平的辨識標志。但是在這個網絡時代，最高級的辨識標志已經模糊不清，或者說很難處置。我們的文學閱讀當中，文學生活當中，文學價值體系當中，傳統經典的價值地位不僅已經發生位移，而且是發生了深度陷落或落差。這個價值地位的落差，使得經典很難實際生存在我們的價值體系里，產生有效和真實的作用。

所以，經典重釋的指向首先應該是喚醒經典閱讀的可能。換言之，需要開發和創造一切切合網絡技術手段的閱讀條件，填補紙媒缺失或退出的空間。我還是重復二十年前說的一句話，如果經典傳統、經典價值觀不能在網絡或者說現在所謂的數字人文的層面上傳播，我們所有的工作便只能在大學專業范疇里面小范圍的流轉，它沒有社會基本面的價值生產和價值實現的可能。

最后，它漸漸就會走向博物館。什么意思？看上去它更高端了，價值地位提升了，被更高級別地保護了。其實它跟社會更絕緣了。走向博物館，就連大學教育、大學課程的傳播教學都會受到削弱。只是少數人的學術專利，有特權但少有人問津。經典資源不可再生，極度的小眾化，重釋意義何在？還怎么談傳承？

這對我們的文學發展至關重要。因為脫離文字傳媒，我們的重釋和傳承是沒有辦法進行的。這就是我的一個基礎性看法，簡單說這么一些。

張清華（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今天的主題是談“經典重釋與文化傳承”的問題，我覺得很有意義。我們確乎經常會不得不“重新面對”類似的問題。

什么是“經典”，如果要從本體論的角度來談，可能要寫一本五十萬字也不止的書，才能差不多把“何為經典”的問題講個大概。所以，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中說清楚經典、經典化、經典重釋這些問題，并非易事，只能把問題簡單化。此刻我忽然記起了卡爾維諾說過的一句話，大意是這樣的，他說什么是經典？經典就是那種第一次讀感覺像是讀過很多遍的書，或是讀了很多次卻又像是第一次讀的書。這兩句話說得好，比較辯證，我很有同感。什么是經典，經典是一種深入人心，并且“先于人心”的東西，是人們廣泛共情和認同的東西。

再進一步說，我覺得經典首先是一個價值范疇，它是一個民族的語言、記憶、文化乃至其文學的最核心、最重要的載體，也就是布魯姆所說的“正典”，即真正永恒意義上的經典。它不光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與核心經驗的范本，也是全人類文化與經驗的載體。這樣的經典可能只有類似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曹雪芹這樣的作家可以擔當得起，博爾赫斯稱他們為“作家們的作家”。當我們說莎祖、托翁、曹公的時候，就是在說“文學”，反過來，當我們說“文學”的時候，必然是以他們作為依據和象征的。這就是作為價值范疇的經典，這個經典幾乎是絕對意義上的，不會泛指更多的人。

但經典也是一個相對的歷史范疇，經常會處在標準和維度的變動之中，在某個時期是經典，但是過一陣子之后就又很難說。對于當代作家作品來說，我們只能是在相對的意義上來理解其經典性。過一百年之后，這個譜系可能就會刪減清晰得很多了，而一千年之后，可能留下來的東西就寥寥無幾。但身為活人，我們不能這樣來評價當代，還得面對我們所處的這個現實環境和語境，立足于當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還有一些特定時期的經典，比如20世紀50到70年代的“紅色經典”，它是一種特定的概念，是特定時期的類型化文本，從更長的社會歷史來看，它還不斷需要重新審視。所以經典的判定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曾經是經典，但終將不是；曾經被漠視或打入另冊，但時過境遷或是水落石出，終將獲得承認，歷史上這類文本比比皆是。

從事文學研究的人的任務，其實就是“傳承”，即不斷打量以往我們的文學譜系，那些歷史上曾被忽略或是高估的文本，將它們的重要性重新予以評估，這個過程當然是常態，也可以各有各的看法。語境不斷變化之下，就會不斷有翻新的看法。我要提醒的是，常態下不要試圖將經典看成是絕對性的東西，不要動輒以永恒經典的標準，來測試當代的作家作品。經常有人喜歡用李杜的標準，用魯迅的標準，用最高經典范本來貶抑當代作家，有時這是合理的，但有時又未必。如果我們以“一千年為標準”看經典，中國文學史上便只剩下了屈原、李白、杜甫和曹雪芹，有沒有蘇軾還要斟酌一下；如果以“五百年為標準”看經典，那么就可以毫不猶疑地加上陶淵明、白居易、李商隱、蘇東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果用“一百年的標準”看，那么光是盛唐就足以稱得上群星璀璨了。用一千年的標準看，連魯迅都未必有，而以百年的標準看，魯迅當然是偉大作家。這個標準的相對性和變動性，是我們必須要經常牢記在心的。

說到“傳承”，讓我扎心的是，關于當代文學的基本資產——我們用了數十年的努力所構建的經典譜系，這份家底的傳承，正出現危機。這個譜系已面臨“傳不下去”的困境。剛才各位都提到了自己在研究和教學過程中的感受，我深有同感，我們下一代的學生，中文系的學生們，正以飛快的速度在“迭代”，而且節奏越來越密集短促。過去迭代可能要十年，現在也就三兩年。我意識到，他們對我們此前精心建構起來的文學譜系和知識譜系已經越來越不感冒了。

我記得在世紀之交那會兒，每當講到新潮先鋒文學，課堂的氣氛會有一種令人興奮的暗流，講到王朔，學生會有忍俊不禁的騷動；十年前，我講到莫言和余華的作品，學生也還有很強烈的興趣，作品的閱讀率也是高的；但這幾年，任憑我在課堂上如何賣力，已經沒有幾個學生愿意抬頭看我了。除了少量要推免研究生的“鐵桿兒”，有的學生雖然表現了興趣，但更多可能是作家的“出圈”或“八卦”消息，你問作品看沒看，回應者總是寥寥無幾。十幾年前我在北京師范大學的課堂用的是三四百人的大教室，那時我覺得自己特別來勁，和年輕人還算是“知音”，但是現在同一門課，已經淪落到只有四十幾個人了。即便是這些學生中，他們到底來選課的動機是什么，他們聽課之余會不會看作品，我也很難去設想了。

這實在是非常殘酷。刨除個人原因，我經常思考，問題究竟出在哪兒。不能完全認為是我的課越講越糟糕了，因為我依然努力，也還不算太老，還有一些新的想法在不斷注入課堂內容，但為什么學生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少了呢，是碎片化和流行性的閱讀過分消耗了他們的興趣嗎，還是確乎有新的更有趣的作家作品取代了他們？我目前還沒有把握，但我能夠確信的是，遍查七十多年的中國當代文學，真正能夠有生命力的經典，或者具備經典性可能的作品，還是這一批作家，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成長起來的新潮文學與先鋒派的一代，他們的作品是新文學誕生以來，迄今最具有思想含量的、最具藝術難度的、與世界文學之間最具有對話品質的文學。如果這些作品不被傳承，那么當代文學就真的可以被鄙視，就真的沒有可以與現代文學相匹敵的作品了。

所以我認為，無論怎樣我們都要努力把這個經典譜系傳承下去。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在重新闡釋經典的時候，是要傳承什么樣的文化，什么樣的價值，這也值得深思?，F在提倡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傳承，那么我認為這樣的說法，要落到實處，對我們這些做文學研究的人來說，絕不是表個態，說些空話。過去很多年我們對于傳統文化，其實采取的正是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五四那一代作家雖然聲稱“砸爛孔家店”，但其實傳統文化修養還是很深的，魯迅號召年輕人“不讀中國書”，他自己卻專講“中國小說史”和“漢文學史”。我覺得重釋經典，必須要在一種中外的比照和比較的視野中來理解，否則我們在文化的自我認知上，還會陷入一種盲目性，免不得是簡單化的、自大的，或是毫無新意的一種理解。這樣的傳承毫無意義。

如今我在課堂上，已經退讓到了什么程度？我甚至已無法要求學生都來讀當代文學經典，我對他們說，如果實在忙得顧不過來，當代文學作品你們可以不看，但是《紅樓夢》是不是一定要讀啊，如果你沒有看過《紅樓夢》，那么你以后就沒有辦法說你是中文系畢業的，因為你對中國文學的核心經驗一無所知，你可能根本沒有這個資格。所以必須至少要讀一讀最核心的部分。但我確信有相當多的學生，連《紅樓夢》都沒有認真讀過，因為我在跟他們談細節或者談到某個人物的時候，他們的表情很茫然，沒有真實的回應。

這是絕對不能再退讓的，我作為一個講當代文學的老師，要求學生下課去讀《紅樓夢》，可以說已經退到了懸崖以下。當然我也會談到《金瓶梅》《水滸傳》《三國演義》甚至《西游記》，我是希望他們能夠把中國文學中最核心的經驗，最典范的敘事套路，最具獨特性的部分，能夠有起碼的認識，沒有這樣一些認知，我覺得我們的學生就沒有意識到什么是一個中國人的心靈，一個連中國人的心靈都不能理解的人，怎么能夠成為文化的傳承者呢。

對待傳統的態度，我覺得也是一個雙向的思維。一方面我們要堅持民族獨有的一些東西，比如《紅樓夢》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典型的“循環論”的歷史觀與生命觀，這是中國人從道家和佛學里繼承來的東西，是中國人貢獻給世界的最獨特的思想，以及獨有的文學敘事的范型。不理解這一點，作為讀書人是不合格的，我們應該從《紅樓夢》這樣的作品中感知到我們中國人看世界、看人生、看歷史、看生命的獨有的路徑和方法，從中感受到中國人才有的那種決絕，那種虛無與幻滅的感覺，也感受到中國人才有的那種確信世界是一個循環過程的生命觀與世界觀，因此才避免了過分單一的線性的進步論思維。

但是我們也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文化傳承必須是在一種真正的世界視野中進行的，一個不了解世界的人是不會真正理解自己的傳統的，那談何傳承？現代以來我們中國人的經典意識和經典譜系，都是在引入了世界視野之后的產物，有了對于世界上諸多偉大作品、不朽經典的了解之后，我們才會真正理解自己民族的經典，也才會知道如何傳承，傳承什么。所以我認為，超越民族的、世界的、人文主義的立場也非常重要，我們如何影響學生，如何實踐和引領經典的重解和文化的傳承，必須要把這一維度也充分考慮進去。

有些非常優秀的當代作家，我覺得也在努力實踐文學觀念方面的傳承，比如格非，我覺得他可能是為數不多的，能夠自覺將中華文脈打通，并嫁接和植入在自己的寫作中的作家之一。當然之前也有成功例證，比如賈平凹的《廢都》，王安憶的《長恨歌》，都是“運用了中國人特有的講法”，來重構“中國故事”的作家。而格非則更為自覺，他是非常清晰地意識到了什么是“傳統筆法”，什么是“《紅樓夢》式的寫法”，他是用這樣的一種中國故事的模型，用循環論的時間觀，來處理中國現代歷史，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史的作家，他構造了類似《紅樓夢》式的那種幻滅故事，幾代人命運的悲劇，由此引領我們重新思考現代性價值，與中國現代歷史的方向。這也是一種值得重視、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文化傳承。

郜元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感謝《南方文壇》雜志和廈門大學中文系，在美麗的廈大校園合作舉辦這次有意義的學術論壇。某種意義上我們所從事的文學研究和評論工作都是在重釋經典和傳承文化。這是恒久不變的主題，但各人實際的工作會因研究對象以及各自所運用的方法而各不相同。

我這次獲獎文章，是最近三四年來一直在做的“重讀《野草》”的一部分，就是從“四典”（“舊典”“今典”“外典”“內典”）入手解讀現代文學經典之作《野草》?！段膶W評論》2023年第六期發表了我的《〈野草〉“四典”綜論》，這里就不再重復解釋何謂“四典”及其相互關系了。但我關注的重點還是“外典”，亦即許壽裳在討論魯迅舊體詩時所謂魯迅好用“異域典故”。舊體詩尚且如此，新文學作品《野草》更可想而知。

過去大家從比較文學角度研究魯迅小說、雜文、散文時，已經談過不少“外典”，其中當然也包括《野草》，只不過系統討論尚不多。我就想嘗試這方面的工作。

眾所周知，五四時期對典故的應用曾有過爭論，也有誤會。胡適1917年《文學改良芻議》首揭“八不主義”，其中之一就是“不用典”。起初反對者甚多，后來胡適將“不用典”的范圍加以多重限制，他實際上只是反對運用生詞僻典而已。許多古人也反對生詞僻典，胡適所謂新詩不用典，并無多少新意。

問題是在新文學范圍，何謂生詞僻典？“異域典故”或“外典”無疑首當其沖。聞一多1923年就批評郭沫若《女神》用了太多外國典故，卻很少提到我們自己的昆侖、黃河、長江、西子湖等。聞一多認為這種寫法減損了《女神》的“地方色彩”，也就是減損了中國特色，因為他所謂“地方”是相對于“世界”“外國”而言。胡適和聞一多討論新詩能否以及如何用典，在后來的新詩創作實踐中不斷有回應。有的作家老老實實不用典，有的則繼續頑固地大量用典，有的則尋找、創造了一些中庸調和的方式。

在這方面，魯迅《野草》值得給予特別的關注。首先《野草》大量使用“外典”，幾乎每篇都有，而且一篇之內，往往還不止使用一個“外典”。這些“外典”并非簡單借用與堆積，而是經過了精心的組織和安排，“外典”因此也就成為《野草》創作方法的精髓。

劉勰主張“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他認為至少要從六個方面來觀察讀解一部作品。其中“五觀事義”，就是研究作品的用典。劉勰是針對他那個時代文學創作好用典故而發。齊梁時期的詩文尤其辭賦充斥了“事義”（或曰“事類”）。倘若回避這些，幾乎就不得其門而入?！兑安荨凡坏扔邶R梁時代的辭賦，但就其特殊的創作手法而言，不弄通魯迅所征引的大量“外典”，也無法深入感知魯迅的創作意圖。

《野草》運用“外典”，手法變化多端。有些“外典”的出處，魯迅會明確告訴讀者?！断Ｍ肪蛯⒇惗喾埔皇最}為《希望》的小詩整個抄引過來，還把貝多芬書信里的一句話改成魯迅式的格言警句：“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边@就相當于古人詩文明引典故。跟《希望》略有不同但仍屬明引的還有《一覺》提到托爾斯泰故事，雖然沒有說明出自托爾斯泰哪部作品，但根據故事內容不難知道，乃是托爾斯泰生前未發表的長篇《哈澤·穆拉特》?！稄统穑ㄆ涠芬参疵鞔_點出材料來源，但讀者同樣不難知道整篇就是對福音書中耶穌被釘十字架故事的改寫。還有的地方雖然提供了線索，卻很難坐實典故的來源，比如《風箏》所謂“我不幸偶爾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就很難說是魯迅1913、1914年所譯日本學者上野陽一或高島平三郎的哪一部書，因為周作人所譯志賀直哉小說《清兵衛與壺盧》，更像是《風箏》故事的另一種寫法。

更多“外典”出處，魯迅并不提供任何線索。讀者望文生義，當然也能有各種似乎很有道理的解釋。但倘若采取合宜的方法找到字面背后暨文本深處的“外典”，并進一步探究魯迅為何（以及如何）使用這些“外典”，則自然能獲得更深入更豐富的閱讀體會。

所謂合宜的方法，主要就是參考魯迅其他作品，集中審視《野草》與“周氏兄弟”大量翻譯的互文關系。這也是我研究《野草》“外典”主要方法。

比如《影的告別》“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通過魯迅講演錄《娜拉走后怎樣》以及小說《頭發的故事》可知，是來自魯迅翻譯的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小說《工人綏惠略夫》。深入研究《工人綏惠略夫》與《野草》的互文關系以及魯迅對阿爾志跋綏夫的重視，還可明了《頹敗線的顫動》這個標題的本來意思，以及那個悲哀憤激的老婦的原型，都與《工人綏惠略夫》以及阿爾志跋綏夫另一則短篇小說《幸?！酚兄Ыz萬縷的聯系?！兑安荨放c阿爾志跋綏夫作品的互文關系，主要指向啟蒙者的高遠目標與自身處境之矛盾以及“愛憎的糾纏”這兩個回旋于整本《野草》的主題。

跟中國古代那些大詩人高明的用典一樣，魯迅使用“外典”，也絕不止于簡單借用，而是經過了如鹽融水的改寫與化用?！赌鬼傥摹酚位昊吲c抉心自食的意象，都不難從魯迅所譯安特萊夫短篇小說《謾》找到“外典”，也不難發現這些意象在魯迅筆下發生了哪些重要變化。進一步研讀《謾》，并聯系周作人所譯俄國作家彌里珍那《老乳母》、科羅連科《瑪加爾的夢》，則《墓碣文》佛偈一般深奧難測的碑文“……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也都能迎刃而解。

例子太多，不勝枚舉。問題是除了佛教典故來自域外，古人不可能像《野草》這樣廣泛征引“外典”。其次，古人用典的前提，是典故須置于作者和讀者共同知曉的語境，作者任何單方面行為皆難以奏效。但為何魯迅創作《野草》時，敢大量從他和周作人（少量周建人）的譯作中采取典故？“周氏兄弟”的譯作在當時新文學圈子里雖有一定知名度，但對廣大讀者來說，應該都還是生詞僻典啊。

這就觸及魯迅使用“外典”與古人用典的根本區別。古人用典，范圍大致不出作者與讀者同知而共曉的經典名篇。一般來說作者也總會提供這樣那樣的蛛絲馬跡，讓讀者“批文而入情”時，有線索可循。但“周氏兄弟”譯作并不為廣大讀者所知曉，因此魯迅的初衷其實并不要求讀者非洞悉其“外典”出處不可。換言之，魯迅并不以讀者必須知道這些“外典”為理解其創作的前提（這跟直剖明示的雜文又有所不同）。魯迅創作《野草》，誠如普羅米修斯盜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讀者”，讀者（“咬嚼者”）大可“日用而不知”，不必重復普羅米修斯盜火過程，更無須承受普羅米修斯盜火之后遭到的懲罰，但盜火者“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苦心對讀者還是有強烈震撼。

時間關系，我不能一一列舉魯迅在采取“外典”時，如何憑借孫郁先生所謂“魯迅的暗功夫”來化人為己、化外為內，但必須強調一點，就是魯迅最終必須創造出屬于他自己的直觀而完整的藝術形象，諸如“秋夜”“死火”“過客”“求乞者”“頹敗線”“影”“這樣的戰士”等。其次魯迅還必須以整飭優美的漢語來改寫這些“外典”，尤其必須化阿爾志跋綏夫、安特萊夫、志賀直哉、彌里珍那、科羅連科等小說的散文化敘事為類似辭賦的對偶、排比、押韻以及節奏感強烈的美文，由此徹底將“外典”不露痕跡地隱藏于自己的文本深處，成為其獨特的源于世界外國文學的精神主題與文學表達的滋養。

類似《野草》這樣采取“外典”的修辭策略，早已內化為中國新文學的重要傳統。今天提出要重釋新文學經典，不能不特別重視這一傳統。魯迅1907年所撰《摩羅詩力說》有句話說，“國民精神之發揚，與世界識見之廣博有所屬”。這不僅是青年魯迅的文化發展戰略，也是他后來從事白話文學創作的根本依循。文藝要發揚國民精神，作者須有廣博的世界眼光，同時還須借助文藝的力量擴充讀者的世界眼光。倘若作者與讀者只知道本國一些固有的舊典而缺乏廣博的“世界識見”，文學就不能真正打動人，也不能真正提升國民精神?！敖浀渲蒯屌c文化傳承”應該是多元和多維度的，這大概就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傳統給予后人的最大教訓之一吧？

文貴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有這么多大佬在前面發言，收獲很多，但壓力也很大。首先感謝《南方文壇》給了我年度優秀論文獎。我獲獎很少，所以心情非常激動。而且與王德威老師、郜元寶老師、張清華老師、何平老師、徐勇老師和顧奕俊老師一起獲獎，倍感榮幸。謝謝《南方文壇》，也謝謝《南方文壇》的原主編張燕玲女士，因為我這篇文章還請她指教過，感謝《南方文壇》編輯部的所有成員，也感謝所有評委們，感謝廈門大學中文系的熱情邀請。

我好像記得是第一次到廈門大學來，正如張清華老師講的，第一次來好像已經來過多次。因為看魯迅的書，看廈門大學的圖片，廈門大學就在記憶中了。我昨天八點多的飛機，起了個大早，十一點多就到了廈門大學。因為我下午要去看一個人的故居，就是位于同安區的盧戇章故居。盧戇章是中國晚清搞拼音文字最早的人，所以我要去拜訪一下他的故居，自己打車過去，還是很有收獲的。講到這個問題，實際上跟我這幾年做的研究有一定的關系?！敖浀渲蒯屌c文化傳承”是個大問題，對于古代的經典如何重釋，我不敢多說。記得晚清以來，這個問題就提出來了，像黃節和鄧實創刊《國粹學報》，章太炎的著作取名《國故論衡》，五四時期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學衡派雜志《學衡》的宗旨之一是昌明國粹，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提出以復古求解放。這些現象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國故國粹的提法，都暗含了對中國經典的重釋問題，胡適整理國故的方法就是先懷疑，后研究，再得出相應的結論。第二個，對于國故國粹問題的提出，是在中西文化產生激烈沖突的時候，并且是遭遇危機的時刻碰撞出來的。也就是說在晚清的時候是中國文化遇到了危機的時候，才提出要整理國故，昌明國粹，沒有中西文化沖突，實際上我們的危機感不是那么強烈的。剛才郜元寶老師講到的對外典的重視，實際上也是在一種中西文化的沖突與交流當中思考的。

我覺得晚清以來有一條學術脈絡應該放在對國故國粹的整理當中來看，那就是晚清以來對漢字漢語的評價問題。郜老師是專家了，寫了很多文章，我也受了很多啟發。那么在這個過程當中，怎么來重新評價漢字漢語，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們知道，晚清以來，在象形文字與拼音文字的框架中，漢字屬于象形文字，在屈折語與孤立語的語言形態學來看，漢語屬于孤立語，因此在價值判斷上漢字漢語屬于落后的或者說人類最初的語言文字。這個觀點一致延續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為有一個語言形態學罩著，這個框架就很難突破。

但是如果從科學技術的角度來看漢字漢語，可能是另一番景觀。古代中國的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到現代技術印刷，再到漢字輸入電腦，機器翻譯以及人工智能。這一發展過程中，漢字漢語遭遇挫折比較大的是中文打字機的發明。但整體說來，漢字漢語與其他語言一樣，都能很好地適應現代技術的發展。2022年我們華東師范大學搞了一個專項科研項目——中國文化傳承創新項目，其中我主持的一個項目就是叫“無限可能：中文與科技”。我這次獲獎的論文是這個項目的一部分。我有個假設，比如說我們的漢字不能夠輸入到計算機里面的話，漢字有可能會被淘汰，現在這個問題完美地解決掉了，并且比二十六個字母解決得還好，那么從這個角度來講，也就是我們的漢字與科技的調試關系，它是一步一步向前發展的。跳出語言形態學的框架，從科技的角度我們來重新研究一下漢字漢語的潛能，我覺得還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季進（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經典重釋與文化傳承”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所謂的經典重釋，當然是指通過對中國傳統經典的重新闡釋，不斷挖掘經典的價值，釋放經典的能量，從而為當下的文化發展與文學創作提供新的資源和新的推動。通過不斷的經典重釋，可以更好地理解經典的內涵和價值，有效地傳承傳統文化的有益資源，不斷強化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特別是在全球化語境下，我們迫切需要彰顯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建構中國式的話語體系，以此與世界文學與世界文化展開有效的對話，甚至修正西方話語一統天下的局面。因此，重釋中國經典，傳承傳統文化，也就顯得越來越重要。

既然是重釋，當然就與重釋者的立場、角度、方法、語境等因素密切相關。同樣的經典，每個闡釋者的重釋可能互不相同，但可以互釋、互證、互補。特別是對于本土與海外的闡釋者來說，彼此的闡釋可能大不相同。即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來說，對于魯迅、張愛玲、沈從文、蕭紅、巴金、丁玲等人的評價與闡釋，海外學者就與本土學者大不相同，有時甚至矛盾對立，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海外傳播與闡釋的常態，正好可以與本土的闡釋互為補充，相互映發。因此，真正的重釋從來不是定于一尊的解說，而是重釋者從不同角度、不同立場、不同方法，最大可能地掘發出經典的潛能。

重提“經典重釋與文化傳承”問題，可能來自我們對所謂的“全球化”以及由此而生的“帝國審美心態”的警惕。美國王斑教授曾經說：“全球化影響下的電影制作，越來越趨向營造歷史的視覺、情感景觀，而不去深入探討民族歷史中的問題和矛盾。電影與資本的意象的潮流相融合，壓抑了歷史活動的真正動因。電影因此成為資本在全球擴張、流通的視覺媒介?！保ā度蚧幱跋碌臍v史與記憶》）其實何止電影，文學或文學研究有時也是如此。綜觀當下的文學研究，不少研究其實也是在為西方世界的那些“新觀點”“新理論”尋找更多的支撐材料。要糾偏這種傾向，也只有重回經典，重回中國傳統，并從中尋找資源，來重新審查西方學界的種種成果、方法、理念，把它從他山之石變成內部資源，在一種晚清以來的“天下觀”“世界觀”中，重新領會中國現代文化與文學的嬗變、轉移和發展。而現在全球學術資源的流通與共享，也為中國文化經典的重釋提供了契機和可能。我們可以在此內外轉換的機緣下，更深入地探討經典重釋的準確性和客觀性，以及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相融合的可能性，從而讓“經典重釋”成為文化傳承與當代中國話語體系重建的巨大推動力。

何平（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我想，選我來做這個學術評議，唯一的理由是，我做文學批評一直從幾位發言的前輩研究者和同代際優秀批評家身上獲益良多。這也可以放在今天議題“傳承”意義上來理解。和各位獲獎者一樣，感謝《南方文壇》、廈門大學中文系以及評委們，而且我這篇獲獎作品比較特殊，是我跟我的博士生顧奕俊合作完成的，這也是一重意義的小小“傳承”吧。

南帆教授是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他正本清源地從什么是經典漸次展開對今天議題的討論，最后落腳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經典在怎么樣的條件下發生新的含義。我覺得，無論談論什么議題，理論的清場是基本前提，南帆教授做的就是這樣前提性的工作。事實上，“經典重釋與文化傳承”是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中不斷地被提起的一個話題。今天，我們是在歷史的延長線上作出當代性的思考，將經典放在當下生活，去考察它怎樣生發出新的含義？南帆教授體現了他一貫的問題意識和思辨精神。

汪文頂先生是治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大家。汪老師的發言舉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為個案，思考魯迅如何用現代思想重新激活中國傳統文學。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有著傳統治學和治史的學術背景。所以說，像魯迅這樣集傳統與現代于一身的學者，他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現代反思，其實包含對于自身作為研究者傳統和現代雙重身份的反思。汪老師最后提到的，新的經典重釋的框架和產生空間如何建立？我們從魯迅身上可以得到怎樣的啟發？某種程度上，也是回應了南帆老師提出的，經典在什么樣的條件下面發生新的含義？

王堯老師是一個有自己思考的文學批評家。一以貫之的，他思考問題的內容和角度，以及表達的語體和修辭，都有著鮮明的個人風格。王堯老師今天的發言是從他所觀察的生活細節出發，作為學者，同時又是一個詩人和小說家，王堯老師有著獨特的敏感。聽的過程中，我反復地捕捉到了王堯老師的那些關鍵詞：時間、當下和現實等。王堯老師反復談到，我們今天的文化語境和文化現實是什么？在此背景下面，他提出重申文學性的問題，以及文本解讀和時代思潮關聯性。

網絡新傳媒對審美生活和文學研究帶來怎樣的影響是近些年吳俊教授持續關注的問題。網絡新傳媒時代，新的資源和技術對于文學閱讀和寫作，包括我們今天的研究，帶來怎樣的挑戰？在新的網絡時代，如何去重釋和傳承，吳俊老師不斷提出他的思考和解決方案。網絡新媒體時代現實是王堯老師所說的文化處境，某種程度上來講的話，也正是吳俊老師的工作現場。

張清華教授的發言也是從什么是經典開始的。他特別強調經典的價值范疇，在他看來，經典不只是包含民族文學的經驗，特別重要的是經典的公共記憶。緣此，他重點談到中國文學與中國心理、中國心靈和中國現實的關系。在“中國”這個尺度，清華教授富有啟發性地把《紅樓夢》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放在一個線索上來談論。

郜元寶教授近年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是魯迅的《野草》。他發表的論文和演講，不少是關于魯迅《野草》的用典。和我之前聽過的元寶教授的講座和系列研究論文不同，元寶教授今天的發言強調魯迅《野草》和時代思潮的關系。元寶教授認為，以《野草》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經典，如何放在世界眼光去打量。

文貴良教授從他工作現場出發，談中國近代的國粹和國故整理談到今天如何重新評價漢語和漢字的問題。新技術的介入和支持是文貴良教授研究漢語和漢字的一個新路徑和特色。在這方面，文貴良教授已經作出了積極的嘗試，并取得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

以上是我對諸位學者發言大致的、不完整的概括。因為這么短的時間要接受如此豐富的內容和信息，我只能提取一些觀點?？偨Y一下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在福建，在廈門大學討論這個話題，有其歷史和現實意義。因為，福建是中國近現代的起源地之一，也是近現代思想文化的發源地。不僅如此，魯迅和廈門大學的關系，也為今天的討論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背景。

今天發言的還有季進老師，他是做海外漢學研究的。我不知道《南方文壇》是不是有意選擇的發言學者陣容，這個陣容包含了文學史、文學理論、比較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學者。如何重新認識經典，是今天討論的核心議題。當下的文化處境，尤其是每一個學者體認到的文化遭遇，關乎各自談論問題的立場和路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談到了課堂和大學文學教育。重申和重評也是大家反復提及的、很重要的關鍵詞?；氐侥承┏ＷR和起點，基于文化處境和遭遇，重新思考我們每一個研究者的立場，然后重新出發。

（廖雪霞根據會議紀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