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區水電移民幫扶政策與可持續生計的關系研究

孫海兵 余子璇 李璇

(三峽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水利水電建設為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重要支撐。 中國已建成各類水庫和水電站9.8 萬多座,搬遷安置了2 486 萬水庫移民[1]。 中國西南民族地區兼具人口貧困、文化敏感、環境脆弱等特征,目前是水電開發的主陣地。 水庫移民家庭因傳統穩態被打破而普遍存在貧困風險驟增、生計資本受損、生計策略被迫改變、生計能力缺失等問題[2]。 水電移民(也稱水庫移民,簡稱移民)生計可持續對于水電和諧開發至關重要。

生計是一種生活的手段或者方式。 在國外生計研究中,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頗具影響力,該框架包含的脆弱性背景、生計資本(人力、自然、金融、物質和社會資本)、制度政策、生計策略、生計結果等五部分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影響[3]。 著名的移民貧困風險與重建模型給出了生計恢復重建的路徑[4]。 Bui 關注了越南水電移民非自愿搬遷到偏遠、資源匱乏區后的生計問題[5]。 Carmen 敘述了美洲開發銀行為恢復和改善因危地馬拉奇克索伊水電站建設而遷移的瑪雅阿奇土著人的生計所做的種種努力[6]。 國內移民生計研究主要圍繞大項目和中東部漢族農村移民可持續生計的概念界定、生計資本測算、生計風險管理、生計發展對策等方面展開[7-8]。 少數民族水庫移民生計研究偏少。 李丹對四川、云南少數民族移民的生計資本及其生計策略進行了調查與分析[9]。 吳侃探討了川西少數民族地區水電移民的生計資本變化和生計轉型[10]。 從移民政策角度探究其對生計影響的文獻也較少。 孫海兵基于江西省上饒市水庫移民的抽樣調查,比較分析了移民在后期扶持(現金直補和項目扶持)政策實施之初2006 年與4 年后的2010 年的生計資本、生計策略及生計結果[11]。 王沛沛依據溫州地區的實地調查,研究了后期扶持對移民生計資本的影響[12]、張少龍對左右江革命老區水電移民的調查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指出農村水庫移民特有的后期扶持政策的實施能夠降低移民生計風險,進而提升可持續生計結果,對完善政策也提出了建議[13]。

總體而言,學者們研究移民生計已有較多成果,但普遍只涉及可持續生計分析的部分框架,對移民政策與生計結果、政策與生計資本、生計資本與生計結果等關系做了一些探討,鮮見將幫扶政策、生計資本和生計結果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它們的內在聯系及影響機制。

本文基于DFID 可持續生計框架,將研究重點界定在三方面:一是6 種生計資本(包括新引入的文化資本),二是影響生計資本的政策,三是生計結果——可持續生計水平,實證探討三者之間的關系且主要是分析前兩者對后者的影響,找出影響生計結果的關鍵資本和關鍵路徑,并據此聚焦精準靶向施策,可以進一步豐富生計研究的理論體系,也為新階段高質量推進水庫移民工作提供參考。

一、研究模型

政策、生計資本和生計結果都具有豐富的內涵,本文構建的三者間關系的模型可表示為:

公式中,Lo表示移民生計結果,sp表示移民面對的幫扶政策,H(sp)、N(sp)、F(sp)、P(sp)、S(sp)、C(sp)分別表示移民的人力、自然、金融、物質、社會與文化資本,且都受到政策影響,f[·]表示移民的六類生計資本組合函數。

由于線性回歸等傳統統計方法很難對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進行測定,本文借鑒袁梁[3]、黃志剛[14]的研究成果,選擇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幫扶政策、生計資本對生計結果的影響路徑與影響效應。 結構方程模型(SEM)融合了因素分析與路徑分析的多元統計技術,可以分析多變量間的交互關系。 完整的結構方程模型包含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其中測量模型反映觀察變量和潛在變量間的關系,結構模型反映潛在變量和潛在變量間的關系[15]。

本文假設移民幫扶政策不僅可以直接影響生計結果,還能夠通過改變生計資本間接影響生計結果。在結構方程模型中,幫扶政策是外因潛在變量,生計資本既是內因潛在變量,又是中介變量,生計結果是內因潛在變量。 生計結果等潛在變量通過多個觀察變量對其進行間接的測量,且考慮變量的測量誤差,使研究結果更全面準確。

二、數據來源

課題組于2022 年1—3 月選擇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巖灘水電站農村移民進行了問卷調查,涉及廣西河池市的大化縣北景鎮、東蘭縣大同鄉、巴馬縣東山鄉的6個移民村。 該水電站以發電為主,兼有航運效益,庫區生產安置人口為73 516 人。

調查問卷主要內容包括:移民基本信息、搬遷安置情況、生計資本、生計策略、生計結果等。 調查問卷共350 份,其中有效問卷為327 份。 有效樣本中受訪者為戶主的占95.41%,男性的占80.43%,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3.15%,少數民族(瑤族、壯族)的占89.91%。 受訪移民平均年齡為47 歲,家庭平均人口為5.18 人。

在人力資本方面,普通勞動力占總人口的52.98%,技能勞動力僅占0.24%,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勞動力占81.51%。 在自然資本方面,受資源環境約束,移民搬遷后土地減少,人均耕地面積僅0.19 畝,耕地質量一般,移民生計策略由搬遷前的農業型逐步變為搬遷后的兼業型,純農業戶僅占1.53%,飲用水源由搬遷前以塘水、江河水為主變為搬遷后以自來水、水柜為主,居住地的生態環境也得到較大改善。 在物質資本方面,移民住房都為磚混結構,人均面積為36. 18m2,搬遷后基礎設施大為改善,冰箱、洗衣機、彩電、手機、摩托車擁有率分別為98. 17%、94. 80%、88. 07%、96.94%、61.77%,57. 49%的家庭飼養了牲畜。 在金融資本方面,移民戶均凈收入19 496 元,戶均補貼7 210 元,融資機會很少;從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受訪移民為11 514 元,2021 年河池市的農村居民為12 325元,移民收入略低于當地村民。 在社會資本方面,家庭有村委會成員的占3.36%,本地有親戚朋友在政府機關任職的家庭占25.38%,移民獲得社會(政府、村干部、鄰居、親戚朋友)幫助情況一般,移民搬遷后人際交往情況比搬遷前變好了,低保戶占17. 74%。 本文界定的文化資本主要是指民族文化調適,移民搬遷后語言服飾、文娛活動改變了很多,思想觀念、宗教活動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文化適應良好。

在生計結果方面,移民搬遷后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認為移民土地資源不如非移民、移民收入比非移民低的分別占77.98%、60. 24%,移民幸福指數不高,收入低、文化低、學費高、醫療健康、缺乏技術是移民戶面臨的主要困難,但89.60%的移民對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在政策幫扶方面,本文僅考慮精準扶貧、鄉村振興、后期扶持三項政策,移民認為三者對家庭生產生活有較大改善的分別占96. 02%、83. 18%、65.14%,說明幫扶政策的實施確實促進了大部分移民生計的改善與發展,但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實施效果不盡如人意,可能與其支持力度不夠有關,如移民普遍反映后扶直補標準(每人每年600 元,連補20 年)偏低。 參考相關研究[8-10],模型指標情況見表1。

表1 指標說明

三、結果分析

1. 信度與效度分析

采用SPSS 軟件對問卷數據進行信度檢驗,計算得出測量總表的Cronbach’sα值為0.728,但自然資本、物質資本與金融資本的Cronbach’sα值均小于0.6,因此刪除這些潛變量,但保留基礎設施與家庭收入這兩個重要的觀察變量,結果發現測量總表的Cronbach’sα值升為0.811,表明量表具有較高的可靠性。 然后進行效度分析,KMO值為0. 789,且巴特利特球形檢驗的顯著性為0.000,滿足研究要求。

2. 模型修正與檢驗

運用AMOS 軟件繪制模型路徑圖,并選擇最大似然估計法進行模型擬合。 本模型中幫扶政策對家庭收入、幫扶政策對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對生計結果、社會資本對生計結果等直接效果影響路徑均未達顯著水平(P>0.1),故而刪除上述路徑。 經多次調試逐步使模型優化,最終輸出的結果見圖1。

圖1 政策、生計資本與生計結果關系的標準化系數

本文模型適配度參考吳明隆的方法進行檢驗[15],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模型適配度檢驗

由表2 可知,模型的絕對適配度指標值與簡約適配度指標值都符合適配標準,增值適配度指標值中只有1 個指標值未達理想標準,整體而言模型適配度良好。 結構模型中標準化路徑系數估計值介于0.121～0.731 之間,估計標準誤介于0.019～0.232 之間,除基礎設施對生計結果的顯著性P值為0.067<0.1、文化資本對生計結果的顯著性P值為0.044<0.05、幫扶政策對生計結果的顯著性P值為0.020<0.05 外,其余的顯著性均達0.001 水平(P<0.001),這說明變量之間有較強的因果關系。 測量模型中載荷系數值均達到0.001 顯著水平,這說明各觀察變量對潛在變量都有較強的解釋力。

3. 模型結果分析

模型中路徑系數可以用來衡量變量間的影響程度,結果見表3。

表3 幫扶政策、生計資本與生計結果變量之間的效果

幫扶政策直接對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物質資本(基礎設施)均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也通過人力資本或社會資本間接對金融資本(家庭收入)與文化資本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對金融資本、文化資本的直接影響為正且不顯著(模型中已刪除)。 本次調查顯示轉移性收入只占移民總收入的11.75%,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證實政策對收入沒有顯著的直接效果這一點。 幫扶政策對不同生計資本的影響力存在一定差異,具體如下:社會資本>物質資本>文化資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幫扶政策沒有顯示出對自然資本的作用力。 這些說明幫扶政策對社會資本、基礎設施、文化資本的改善力度較大,對人力資本、移民收入的提升作用較小,對自然資本(土地)的積累沒有促進作用。 從廣西壯族自治區及其他省份的水庫移民后期扶持“十四五”規劃上看,經過數年來的后期扶持與脫貧攻堅,移民溫飽與基礎設施薄弱問題已得到較好解決,但尚存在移民自我發展能力不足、增收共富難等問題,因而上述實證結果也是切合實際的。 幫扶政策的三個觀察變量中鄉村振興的載荷系數最大,說明其對生計資本的影響效應最大。

家庭收入、文化資本都直接對生計結果有顯著正向影響,基礎設施直接對生計結果的正向作用力較弱。 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生計結果的直接影響均為正且不顯著(模型中已刪除),但人力資本通過家庭收入間接對生計結果有顯著正向影響,社會資本通過文化資本與家庭收入間接對生計結果有顯著正向作用。自然資本對生計結果沒有顯示出影響,可能原因是移民普遍土地少且土地保障功能在弱化,替代生計方式——非農就業逐步成為主流。 幫扶政策直接對生計結果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也通過生計資本之間的交互作用間接促進生計結果改善,且間接影響效應大于直接影響效應。 對生計結果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性,由大到小依次為金融資本、幫扶政策、社會資本、人力資本、文化資本、物質資本,因此,改善移民生計結果的關鍵是增加收入,這與許多省移民后期扶持“十四五”規劃中移民收入達到當地平均水平的奮斗目標是不謀而合的。 人力資本對家庭收入的正向作用最強,社會資本次之,其他生計資本的作用不顯著。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加入文化資本、僅考慮三項幫扶政策兩方面構建了適合于民族地區農村水庫移民可持續生計分析的框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實證研究了幫扶政策對生計資本的影響、生計資本對生計結果的影響、幫扶政策對生計結果的直接影響以及通過生計資本的間接影響。 結果顯示:一是幫扶政策的實施對除自然資本外的其他五種生計資本都具有顯著的改善作用,其中,政策對移民社會資本與物質資本的影響較大;二是除自然資本外的其他五種生計資本均正向影響生計結果,其中,金融資本的影響最大,物質資本的影響最小;三是幫扶政策不僅直接正向影響生計結果,還通過部分生計資本間接正向影響生計結果。

在共同富裕的時代背景下,為推動水電移民可持續生計水平提升,滿足移民對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一是不斷完善移民幫扶政策,充分發揮其對移民生計資本和生計結果的直接和間接改善效應。 水庫移民后期扶持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除繼續補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短板外,應將重點放在移民村產業轉型升級、移民生計能力提升等方面,促進移民持續增收,生活水平穩步提高,達到或超過當地農村平均水平。 同時,積極細化落實《關于做好水電開發利益共享工作的指導意見》(發改能源規〔2019〕439 號),建立健全企業、移民、地方共享水電開發利益的長效機制,讓移民通過更多地分享水電收益積累金融資本進而增強獲得感與幸福感。 二是持續提高移民生計資本存量,發揮生計資本對生計結果的促進作用。 政府應積極拓寬就業渠道增加移民現金收入,推進移民小額信貸服務,加強困難移民基本生活保障,提升移民金融資本;加大教育投入,提高移民的文化程度與技能水平,對參加學歷教育和職業教育培訓的移民及其子女加大補貼力度,健全農村養老、醫保制度,增加移民人力資本;創新社區治理,加強移民社會關系培育和文化建設,提高移民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等。

中國水電站大多處于貧困地區,移民幫扶政策力度往往受制于區內經濟發展水平。 本文通過引入結構方程模型能夠明晰“政策→生計資本→生計結果”的傳導機理,對重點積累移民的關鍵資本、推進扶持政策提質增效等將發揮積極作用。 本文只是對巖灘水電移民進行了調研,今后可以擴大樣本范圍做對比分析,使研究結論更具有代表性。 如何構建更加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也需要進一步探索,還可以嘗試將生計策略納入分析框架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