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往知來、守正創新：從江漢平原管窺中國城市八景的保護與更新

萬 敏 潘瑩紫 姚佳其 王凱悅

城市八景是見證中國古代城市風景營建及其制度發展的典型代表，其在幅員遼闊的古代中國廣泛施行，并向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國家傳播，其中蘊含著許多傳統人居環境治理的山水營建經驗和生態智慧[1]。城市八景一般以傳統縣邑為基本單位，在縣域范圍通過評選、營建而入志，表現為以“八”個景目構成為主，少數城市亦有“十”“十二”甚至“十六”景目組成的情況[1]。由于當代城市包容縣(市)域，故而本文以“城市八景”概之。如今，隨著八景體例在現代方志中的缺位，其保護陷入系統性迷失，而其更新又缺乏規范性引導，故本研究對保護與傳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地方特色、豐富我國風景園林遺產學科內涵、增強中華風景文化自信，甚至提升中華文化世界影響力等均具有重要意義。

“守正創新”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六個堅持”之一[2]；孟兆禎先生認為風景園林的“守正創新”是基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與哲學觀，結合現代人的需求，在傳承的基礎上探索與時俱進的創新途徑[3]；“守正”即堅守正道，堅持按規律辦事，“創新”即創造新的認識與實踐成果[4]。守正與創新相輔相成，體現了“變”與“不變”、繼承與發展、原則性與創造性的辯證統一[5]。本文即以此為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剖析城市八景保護與更新的歷史與當下。

在中國知網(CNKI)以“八景保護”“八景更新”“八景評選”為詞條進行主題檢索，篩除無關文獻后依序得到266、42、52篇文獻，可見，我國有關八景的保護研究比其更新研究更為充分。有關八景的保護研究多圍繞其空間環境、文化賦存、歷史變遷、景觀分類和保護途徑等進行[6-8]；而有關八景的更新研究則多結合城市歷史格局延續、城市街區更新、公共空間建設和新八景評選等進行[9-10]。上述研究多局限在單一城市，鮮有文獻從“守正創新”視角解析城市八景保護與更新的歷史與當下?？紤]到我國歷史上曾廣泛存在方志八景的繼承與更新現象，故本文立足筆者熟知的江漢平原，對其方志所記載的歷史經驗進行發掘，并結合一些進入現代各級文化與自然遺產體系的城市八景受保護情況，界定出本文秉持“守正創新”意圖歸納的3個方面——歷史上城市八景的保護與更新、當代遺產體系中城市八景的保護，以及當代非遺產類城市八景的保護與更新，以此為綱展開。

1 歷史上城市八景的保護與更新

我國方志從宋代起便已發展成熟，至明代方志形成約60年一修的慣例[11]，其間的城市八景是絕大多數地方志必載的內容，從中可窺探我國傳統社會城市八景保護與更新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立足江漢平原的方志，可解讀出不變型、順變型、顛覆型3種城市八景的保護與更新方式。

我國一直有敬重名宦先賢的優秀傳統，由此惠及其所涉城市八景，結合古代對“出乎史、入夫道”的敬畏，共同構成傳統城市八景保護與傳承的兩大基石。襄陽、石首、天門、孝感、漢陽、黃陂、宜昌等地城市八景以不變型傳承便是明證。

襄陽十二景的大部最早見記于東晉時期文史學家習鑿齒所書的《襄陽耆舊記》[12]，此后的明天順、萬歷和清乾隆3版《襄陽縣志》均對此一脈相承[13-15]，這使襄陽成為我國城市八景文化保留最為完整的城市之一；無獨有偶，“繡林十景”最早出自宋詩人黃庭堅的一首七言律綴景詩，此后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六十年(1796年)、同治五年(1866年)的3版《石首縣志》均按此詩延續景目，同時還補充完善了相應的十景詩與圖[16-18]；天門“竟陵十景”的持續亦與名人有關，其城市十景組詩傳為唐代本土大詩人皮日休所作，其景目被載入明嘉靖時的“縣志總論”中[19]，甚至其前四景還被明清兩代《增廣賢文》作為山水營建的優秀范例引述而具全國性影響[20]。竟陵(現天門)此后各代不斷有城市八景、十景更新，但均被方志重修者“嫌重見余，并庸俗可刪”[19，21]。故而上述3組城市八景的延續均是“以名人為勝”的結果，我國敬重名宦先賢的傳統成為城市八景文化保護與傳承的利器。

我國還有“出乎史，入夫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的傳統[22]，城市八景作為歷時性公共智慧遴選的產物，至少在宋方志中便始有體例化地位[11]，故城市八景文化是具有“出乎史”特質的，其在明清時期甚至發展成為我國城市風景營造之“大道”。結合古代城市社會發展緩慢的因素，促成了諸如孝感、漢陽、黃陂、宜昌等地的城市八景在歷代官儒的“庇護”與“守正”中以不變型傳承[23-30]，不變型也成為江漢平原城市八景文化保護傳承的主流。如黃陂的清康熙、同治2版縣志均將明“黃陂十景”的來歷、歷次修繕和重建過程載于序中，修志官員對其中的十景圖亦“非敢附筆削之”[27-28]；再如孝感的“澴川八景”便是以“地杰”而“載在經史”[24]，其組詩為明正統時的知縣羅勉所題，后被清康熙、光緒2版縣志繼承，僅補充了其時的八景圖[23-24]。正因歷代官儒所懷敬史之心，促成城市八景文化被接力傳遞，并以“守正”的方式得到保護和傳承。

所謂順變型，即是城市八景順應不同時代各地自然、人文環境的變遷而變化，由此務實、理性地促成其部分景目的保護繼承或其他景目的更新替換，從而成為歷史上城市八景“守正創新”的表率。如《漢川縣志》便載有自明嘉靖以來的2個景目更新，景致消失是其順變的主因[25，31]；而蘄州的清代十景源于明“蘄陽八景”，其中七景不變，所變一景是按其水景屬性延伸為新三景[32-33]；黃梅的“梅山十景”從明弘治到清光緒的375年中有6個景目更替，其中明代的“龍鳳呈祥”四景在清代被替換為佛教禪宗四、五祖庭所在的“東南西北”四山之景，反映了我國明清時期的政治宗教觀念由“重道抑佛”到“重佛抑道”的轉變[32，34]。由此可見，順變型的城市八景兼顧了文脈延續及自然與人文的變遷需求，凸顯了我國城市八景保護與更新的守正創新。

然而，順變型城市八景的發展亦非一帆風順，個別城市八景在保護與更新過程中還曾有反復。如黃岡便在明清兩代380多年間出現過由顛覆型至順變型的反復，其明弘治時的“黃城八景”被明萬歷時的“黃州八景”推翻[32，35]；清乾隆修志時出于尊古，又折中錄入上2版景目，僅將萬歷時期不可考的二景作保留景致、替換得景地的改變[36]；光緒年重修縣志時，上述3版勝景又被優化合并，剔除了六景，包括消失的四景、距縣城過遠的一景，以及因行政建制變遷而脫離的一景，并結合老景重組為新的黃州十景[37-38]。尊古、中庸、求實的態度最終促成其城市八景在完全顛覆的情況下恢復“守正創新”理性，并以順變的方式實現更新。

所謂顛覆型，即是歷史上城市八景更新脫離原有景目而全部改變的現象，如清光緒版縣志所載的“蘄水八景”便完全顛覆了明弘治時期的景目[32，39]，然而該情形在江漢平原并不多見?？梢?，脫離“守正創新”的顛覆型城市八景更新并不被傳統主流社會認同。

2 當代遺產體系中城市八景的保護

由于城市八景蘊含豐富的自然、歷史、民俗、藝文、風景營造智慧與制度等綜合價值，故留存至今的城市八景實體不少被我國文化和自然兩大遺產保護體系收錄。據筆者以江漢平原為例統計，在該區域38組方志八景的272個景目中，留存至今的景目約占總數的70%，其中又約40%被我國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體系收錄，故而文化與自然遺產體系是我國城市八景保護的主導和“守正”的主流，下文對此情形下的城市八景保護經驗進行解讀。

2.1 納入物質性文化遺產體系的城市八景保護

在我國，接納城市八景景目的物質性文化遺產保護機構主要是文物保護單位(以下簡稱“文保單位)、歷史文化名城和歷史文化街區，三者接納城市八景的比例以江漢平原為例測算，分別約占總景目的10%、6%、4%，我國《文物保護法》《城鄉規劃法》《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以及各地的“歷史文化街區和歷史建筑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是該類城市八景保護與傳承的堅強基石，而“燕京八景”中所有景目均被各級文保單位收錄，從而為我國城市八景保護樹立了一個“守正”的標桿[40](表1)。

我國三級文保單位中的城市八景，一般根據其景物賦存，以單個景目的整體或局部方式進入該保護體系。各地政府出于理性與務實大多會接納可控性強的點狀保護方式對其內的景物進行有效保管，而核心保護區以外的環境，尤其是歷史失控時期形成的環境，文物保護法規雖有一定限制，但實際管控力明顯不足，難以保障城市八景的完整。如唐河八景之一的“黃池映月”現處唐河四中內(圖1)，校區原為孔廟，現存的大成殿、泮池為省級文保單位，點狀保護確定的南北137m、東西68m的核心區雖然框入了黌學主軸上的文物建筑實體，但侵入軸線空間的3組當代建筑嚴重干擾、脅迫了泮池的“映月”環境[41]；再如漢陽“晴川夕照”的主體是國家級文保單位“禹稷行宮”(圖2)，其西、北兩側核心保護區邊界分別至龜山腳與北院墻外10m，然而尺度過大的濱江路將山閣分離，體量不小的某飯店也在搶奪“晴川夕照”的風頭等[42]。類似現象在納入文保單位的城市八景中不在少數，且其文保單位的級別越低，保護情況越差。如此看來，不少宏觀的城市八景因所涉空間廣域致使空間局域的點狀文物保護方式力有不逮。故而城市八景的“守正”是需要廣義建筑的思維和大格局觀下的堅守才能達成的。

圖1 “黃池映月”(潘瑩紫改繪自唐河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提供的測繪文件)

圖2 “禹稷行宮”(王凱悅繪)

當前文保單位中的城市八景保護存在的另一不良傾向便是借保護之名，行好大喜功之實的“大拆大建式”保護問題。如唐河八景之一的“古塔凌煙”之核心景物——泗洲塔，為國家級重點文保單位，借保護該塔之名，也是為利用古塔的影響力拉動周邊的商業地產經營，圍繞該塔150畝(0.1km2)的老舊城區被作為“棚改”項目而清理拆除，而今隨著國家“棚改”向“舊改”的政策性矯正，好大喜功而又商業逐利的“古塔凌煙”環境整治至今都無法落地，大規模拆遷導致的城市歷史肌理損失再也無法彌補。故而“守正”不能走好大喜功甚至口是心非的“守而不正”之歪道。

但是，也不能由此否定文保單位在城市八景保護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我國的文保體制不僅使城市八景中的核心景物得到了有效的保護與傳承，其中還不乏外圍環境管控成功的佳例。如燕京八景之一的“居庸疊翠”(圖3)，有廣闊的山林為其中的長城、關城、詹天佑銅像等國保文物增色[40]；再如武昌(現鄂州)八景之一的“龍蟠曉渡”(圖4)，有浩瀚的長江為其國保單位——觀音閣建筑群背書。由此帶來的啟示便是：自然空間與園林綠地無疑是城市八景“守正”保護的極佳載體。

圖3 “居庸疊翠”(視覺中國提供)

圖4 “龍蟠曉渡”(視覺中國提供)

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體系接納城市八景的渠道主要由文保單位和自然保護地2類遺產的體制性繼承而來。由于我國該類保護規劃重體制繼承、輕發掘研究，重文化實體、輕文化景觀，致使城市八景僅在少數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中有所體現，雖然也有類似柳州將城市八景系統性納入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體系的佳例[43]，但我國絕大多數歷史文化名城規劃并未關注城市八景系統的保護。城市八景文化作為我國古代廣泛施行的一種城市風景建設的系統性制度與智慧，是我國對世界城市公共空間建設從理論到實踐的重大貢獻，理應成為歷史文化名城系統性保護的對象，并與文保單位的個體性保護一道，構筑起我國城市八景的多尺度、全要素保護系統。然而實際境況卻不盡如人意，這預示著城市八景的“守正”還存在著盲區，也意味著其理論與實踐具有重要提升方向與發展空間。歷史文化街區雖然也存在局部包容城市八景的情形，但其中城市八景的保護境況與歷史文化名城相仿，本文不再展開。

我國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內的城市八景經歷了約40年的保護性探索，已形成一套較為成熟而又不斷發展的技術方法體系，其中不少還富含思想觀念與科技的創新。如燕京八景之一“盧溝曉月”，其文保與風景的核心均為盧溝橋，該橋在保護修繕中曾拆除1967年加寬的混凝土步道和挑梁，清除橋面瀝青，更換的新石件一律不“做舊”，同時還疏浚了永定河河道等[44]；而大冶八景之一的“銅海飛煙”，其風景核心為國家重點文保單位——銅綠山古銅礦遺址，通過對其地下采空區進行膠結充填，保證了陡邊坡穩定，還使遺址地面變形得到良好控制[45]；再如江夏(現武昌)八景之一“鳳山春曉”，其北側環境為國家級歷史文化街區——曇華林，有學者團隊運用HBIM技術對其近現代歷史建筑進行了數字化保護與修復[46]。新思想、新技術的運用為城市八景的傳承與“守正”開辟了新的視野與途徑。

2.2 納入自然遺產體系的城市八景保護

據不完全統計，江漢平原城市八景共有31個(約占總景目的11%)景目進入我國自然遺產保護體系(表2)，我國各類自然保護地的保護管理條例是該種城市八景保護與傳承的堅強基石。如襄陽十二景中有一半的景目處在各類自然保護地中(表3)，自然保護地的保護性思維與充?？臻g使城市八景的保護可以做到游刃有余，這使襄陽成為湖北省，乃至全國城市八景受保護最多的城市之一。

表2 江漢平原八景景目進入自然遺產保護體系的情況

納入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城市八景有2種形式，一種是位于其中的城市八景被各級文保單位收錄，另一種是城市八景依托的景物屬自然保護地中的有機組成。如當陽八景之一的“堆藍晚翠”是依玉泉寺國家森林公園而存的，其風景核心是全國重點文保單位——玉泉寺及鐵塔，受我國文化與自然雙遺產保護機制的制約，此景的山水人文格局被保護得完好如初[47]。再如泰安八景之一的“漢柏凌寒”，其風景核心——岱廟屬全國重點文保單位，而“泰岳朝云”“秦松挺秀”則是泰山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中的有機組成[48]，同時泰山還擁有中國首個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遺產身份，可以預料上述三景將會在自然保護地的庇護下傳世永續。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涉及的廣闊空間及其良好的保育環境成為包容多尺度城市八景的重要溫床與載體；而城市八景豐富的人文內涵又可為自然保護地添色增輝，從而相得益彰、互助共榮。

3 當代非遺產類城市八景的保護與更新

所謂非遺產類城市八景是指因遺物少存、景物不存或空間不存而未被遺產體系收錄的八景。據本文統計，在江漢平原該類城市八景約占總景目的72%，其中又有約半數景目屬遺跡不存或空間不存類型?？偨Y該類城市八景保護與更新的既有經驗與教訓，不僅對其繼承和發展具有方向性引領價值，而且其數目之眾和潛在的遺產特質對我國遺產保護體系也是重要的存量發展空間；結合對一些城市評選新八景的方向性辨析，以及對城市八景中非物質文化遺產內涵的發掘和展望，由此構成本節意圖立足“守正創新”進行褒揚的城市八景保護與更新的經驗體會。

3.1 當代非遺產類城市八景的保護性更新

單霽翔認為“更新”是指在保護整體環境和文化遺存的前提下，為了滿足現代需求而進行的必要調整與變化[49]；常青認為“更新”要關注“與古為新”，即不斷尋求城市演化中文化遺產保存與文化基因傳承的新方式[50]；阮儀三認為“更新”應具有物質環境改善、歷史環境延續、繼承與發展3個方面內涵[51]?？紤]到“更新”還具有脫離歷史的翻新、推倒重建、景物拼湊等歧義，故下文使用“保護性更新”一詞來凸顯其“守正創新”的積極內涵。

對于遺物少存的非遺產類城市八景，經保護性更新后而獲文化遺產地位的并不多見，無錫的“南禪寶塔”便是其中的一例。其風景核心——妙光塔在歷史上屢毀屢建，1983年依地下塔基遺存和清代照片原樣修葺的做派不僅使之榮登無錫市級文保單位，也使該景成為京杭大運河無錫段的重要亮點[52]。然而，大多遺物少存的城市八景經保護性更新后卻難獲此殊榮，即使其中不乏匠心與智慧。如分屬漢陽、江夏(現武昌)兩地的“鶴樓晴眺”“黃鵠夕照”二景，其核心景物均為依少量殘存而于1985年復建的黃鶴樓[53]。該樓以史為據的考證式設計，為適應長江大橋與周邊環境的現代尺度而進行的增高與移位處理，以及持續近40年的視線與盆狀空間管控[54](圖5)，處處滲透出一種科學、嚴謹、尊古而又適今的精神，這使立足江北而觀的“鶴樓晴眺”得到充分保護，也使立足江南而觀的“黃鵠夕照”有良好保持。毫無疑問，保護性更新的嚴謹思維使其具備成為遺產的潛質，然而我國文保單位對文化景觀納入遺產體系的滯后響應，影響了一批該類城市八景的入遺之途，這也預示著遺物少存之非遺產類城市八景“守正創新”的發展方向。同樣的情形還反映在南昌的“滕閣秋風”、重慶的“垂云北觀”、唐河的“泌橋飛雪”等一批優秀的保護性更新實踐中，并構成該類城市八景“守正創新”的主流。

圖5 黃鶴樓空間與視線管控(岳峰、張慶軍繪)

景物不存和空間不存的非遺產類城市八景經保護性更新后難獲物質性文化遺產認可，由于此2類城市八景更新不受遺產保護體制的制約，致使其更新方式與過程顯得五花八門，但立足保護性更新思維，還是能在其中發現一些值得推崇的“守正創新”經驗。如天門的“龍池春漲”“三澨漁歌”二景，其所在的東西湖環境及其相關景物因現代城市的蔓延性包裹而發生較大改變，但龍池、澨水(今天門河)仍在，故將相應湖區、河道劃歸城市公園綠地，并結合一系列生態治理與公園建設使該二景得以重現[55]；鄭州八景中的“莆田春草”“汴河新柳”二景也因城市發展而消失，后該二景在賈魯河綜合治理工程中擇地進行了復現[56]。一般而言，城市八景由自然與人文兩大類風景對半構成，上述案例說明，自然型城市八景在選擇類似空間移位復建后更易為大眾接受，而人文類城市八景在異地重建后卻大多難被公眾理解。如鐘祥八景之一的“白雪晴嵐”，其中的白雪樓曾數度興廢，該樓于2019年被異地重建于嘉靖公園后，由于失去了原有人文空間與環境的支撐，故盛況難復從前。

3.2 新八景評選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國一些城市便出現評選“新八景”的現象，如“沈陽新十景”“新世紀羊城八景”“成都新十景”等[59]。立足“守正創新”，我們認為其中的存續傳統賦名形式、沿襲傳統風景內涵、承繼游頌功能及融合時代新景等的探索是值得提倡的[60]。

歷史經驗表明，將既往的城市八景推翻重來的更新是經不住時間考驗的，故而立足“守正創新”，首先要擯棄的便是這種顛覆性的新八景評選方式，由此確立評選中注重“新舊并存”的方向性途徑?！靶卵虺前司啊钡脑u選便是該導向的典型。其城市八景自宋代始而延續至明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于1963、1986、2002、2011年有過4次新八景評選[61]，2011年選出的“四老四新”八景，其中既有反映廣州新時代建設成就和生態文明風貌的新四景[62]，也有反映歷史時期地域特色和社會風尚的老四景，新評八景尊重了文化傳承、順應了時代發展，故而相得益彰、廣獲人心。

城市八景更新是歷史的必然，但新八景評選仍缺乏相應的原則與標準來保障其質量，故對古八景的組景思想、經驗、技巧和更新模式的學習借鑒便可成為當代新八景評選“守正創新”的抓手。如古八景的文辭格局一般為四字構成的“得景地+景致”關系，并善用典故擷古題今；其空間格局強調與城市方位的周正配合，同時還注重所選景目的地標性與代表性；其時間格局則是一年四季的長效氣候與一日四時的瞬時氣象的結合，同時注重弘道般的吉時祥瑞場景的呈現；古八景中還包含弘政尚育的導向、自然人文的搭配、業態物候的兼顧、自然環境的多彩、生活世界的聲色情動等均衡、周正、多樣、化育的思想內涵；其更新模式以繼承為主，僅對因思想與環境變遷而改變或消失的八景進行替換。這些古八景的組景與更新經驗無疑可為新八景的建構提供思想與方法指導。然而，當今新八景評選中老景的存續率僅22%[60]，這說明“喜新厭舊”是其中的普遍問題，這對弘揚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不利；且新八景的擇景大多以應時和趨利的重大事件、經濟、旅游和政績為主導，這不僅影響到對八景文化的意境追求，也有損八景文化的社會公信力，更偏離了八景文化在國家精神培育方面的目標與社會責任[63]。此外，如何建立一套標準來規范新八景評選，其評選與營造如何納入體制化、法制化軌道等，均是繼承、弘揚、拓新我國城市八景文化亟須直面解決的問題。

3.3 城市八景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發掘

江漢平原城市八景中的物質性文化遺產占其存量的約40%，數量較豐；同樣，城市八景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一座尚待發掘的寶庫。據不完全統計，在江漢平原的272個景目中，雖然未有一處景目直接進入非物質文化體系，但卻有約7.4%，共20個景目與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間接關聯。如黃陂的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木蘭廟會”便是以其八景之一的“木蘭聳翠”為載體而存的，每年的農歷八月初一至八月底有大量香客、游客蜂擁而至參與廟會，并持續至今[64]；另如鐘祥的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莫愁女傳說”，是以鐘祥八景中“陽春煙樹”“白雪晴嵐”“蘭臺午風”“莫愁古渡”四景目為載體，以楚歌舞藝術家——莫愁女為主線，串聯起屈原、宋玉，以及“陽春白雪”“下里巴人”等歷史人物與典故[65]；再如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大禹傳說”是以漢陽八景“禹祠古柏”“晴川夕照”二景為載體，集龜蛇鎖大江、靈龜鎮怪化龜山、大禹治水收赑屃、大禹貯糧米糧山、禹種殿前柏等大禹在武漢的治水傳說而成的[66]。

八景景目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最耳熟能詳的就是“洞庭漁歌”的傳唱地——瀟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漁村夕照”了?！岸赐O歌”是一種以水澤文化為主導的，匯集了不同風格的排筏、船工號子和民間小調，且得到了屈原、諸葛亮、杜甫、范仲淹等名人加持的文化景觀集合[67]?！岸赐O歌”在我國的成功入遺無疑為其他城市八景景目的申遺帶來啟示和推動。聯想到江漢平原的城市八景中也有類似的“漁歌”“樵唱”“牧笛”等景目14個(占總景目的5.1%)，說明當前進入非遺體系的城市八景僅為冰山一角，也意味著城市八景作為潛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具有的存量發展空間。

然而，當我們跳出城市八景的單一景目而將其視為一個整體時，我們發現“中國八景文化”與中醫針灸、中國珠算、二十四節氣等世界遺產一樣，也是一個極具沖擊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潛質的國學大遺產。城市八景文化是基于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觀，以及對自然山水的高度理解建構而成的一整套城市風景營建的理論與方法體系；其發軔于唐、成熟于宋，在明清皇帝的加持下發展成為城市與區域風景建設和評選的國家制度，并以詩、圖、文的形式在方志中傳承；其中還富含各時代中國大文豪、學士，甚至封建帝王的筆墨藝文；其文化影響甚至在日本、朝鮮、越南等華夏文明圈地區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如此一種以風景營造為支撐的思想方法體系，以及在如此廣袤空間中的普及、傳播與在地踐行，這在世界人居環境建設發展史中是從未有過的。故而，中國八景文化是華夏文明對世界人居環境規劃與建設領域的獨特貢獻，這賦予其沖擊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大遺產潛質。同時其面向風景的公共性與同為世界遺產級的“中國造園”的私密性相互結合、補充，共構出“中國風景”+“中國造園”的戶外空間全覆蓋的學科格局，在樹立、弘揚二者國學地位的同時，還可極大增強我國風景園林學科與行業在舉世大變局中引領世界的文化熱情與自信。

4 結語

本文對標“守正創新”、立足江漢平原總結出以下3點城市八景保護與更新經驗：1)以歷代方志為依據，總結了歷史上不變型、順變型、顛覆型3種城市八景保護與更新模式，認為順變型是我國歷史上城市八景“守正創新”之主流；2)考察了當下我國文化與自然遺產體系中的城市八景保護狀況，認為我國兩大遺產體系是城市八景“守正”傳承的基石，指出我國歷史文化名城體制在城市八景的系統性“守正”保護方面存在一定缺失；3)圍繞當代非遺產類城市八景的保護與更新，認為保護性更新、新八景評選中的新舊并存，以及發掘八景中的非遺內涵是符合“守正創新”方向的，并提出“中國八景文化”是我國風景園林學科極具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潛質的大遺產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