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賦能視角下人文研究者信息查尋行為影響因素研究

孫紹偉

（中山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廣州 510006）

0 引言

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虛擬技術、5G 技術等新興數字技術不斷融入學術研究全過程，數字證據和方法的使用、數字創作、數字出版、數字內容管理和保存以及對學術成果的使用和重用[1-2]成為數字學術環境下的“新常態”，也促進了傳統人文學科學術視野和研究范式的數據驅動轉型。面對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時代要求，人文學科與數字科技的交叉與融合成為新時代我國“新文科”創新發展[3-4]與數字人文發展的新路徑[5]。盡管人文研究者對數字資源的疑慮和抵觸正隨著基礎設施的日趨完善而發生轉變[6-9]，開始更多地使用數字資源[10-11]，并認可數字化歷史報紙[12-13]、數字檔案[14]等原始文獻的數字替代品的價值，但是，一些研究也發現人文研究者面臨著數字觀念轉變困難、數字技術使用障礙等挑戰[15]，對數字學術的介入后果抱有種種擔憂[16]，尤其是文學、歷史學、語言學、哲學等傳統人文學科研究者的數字能力居于弱勢[17-18]——人文研究者在數字浪潮下產生了失能感，難以實現數字轉型。

數字賦能（Digital Empowerment）是指通過大數據、移動互聯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與工具為特定人群賦能，使其獲得相應的生活技能和生存能力[19]。該理論關注數字技術環境對社會的改變，并強調利用技術手段助力弱勢群體跨越數字鴻溝等社會分化問題，其核心在于使“失能者”獲得改變現狀的能力、意愿和權力[20]。作為一個多維度概念，Kabeer 認為賦能涉及資源、能動性和成就三個維度[21]；也有研究指出賦能包括資源賦能、結構賦能、心理賦能、領導賦能等維度[22-23]。由于其問題意識和對“失能者”的人文關懷與數字時代的圖書館信息學（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有著天然關聯，近年來數字賦能成為LIS 學科的一個重要研究主題[24]。

探索特定群體信息查尋行為的特征及規律是LIS 領域理解該群體與數字技術互動的一個常見切入點和路徑。對于本研究所關注的人文研究者群體而言，學術信息查尋行為特征一方面關系到數字學術基礎設施構建、數字學術服務等實踐領域；另一方面，LIS 如何賦能人文研究者以實現數字轉型，關乎“新文科”建設、數字人文發展等國家戰略需求。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數字學術環境下人文研究者學術信息查尋行為的影響因素，并引入數字賦能理論來探討人文研究者如何融入數字時代的問題。

1 研究設計

1.1 訪談提綱

本研究采用半結構化訪談法。訪談大綱由五部分構成：①人口統計特征及其研究經驗。②學術信息的信息源偏好。了解人文研究者在教學和科研場景下使用學術信息資源的類型及來源。③學術信息的使用和認知。調查人文研究者使用學術信息的資源類型、使用頻率和情境，了解數字資源和紙質資源在其研究工作中的比重及其對數字學術信息的感知和看法。④信息查尋過程及影響因素。要求受訪者以自身研究方向/課題為例，詳細描述其信息查尋的思路與過程，包括使用的資源、工具和策略，了解其信息查尋過程中的影響因素。⑤信息查尋面臨的障礙和應對措施。訪談主要圍繞訪談大綱展開，但同時會根據受訪者的回答進行追問。

1.2 數據搜集

受疫情影響，本研究通過在線訪談招募了12 名受訪者。訪談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招募2 名人文研究者分別進行文字和電話試訪談，根據其反饋內容來修訂訪談提綱，并將試訪談的資料納入后續分析。第二階段，再招募10 名受訪者使用修改后的訪談大綱進行正式訪談。

正式訪談采用一對一形式進行。筆者首先介紹本次研究的目的和內容，并就訪談錄音問題征求受訪者同意，對訪談資料隱私保護問題進行說明。正式訪談時間為2021年4月到8月，12 名受訪者基本特征見表1 所示。正式訪談共獲得415 分鐘的音頻資料，人均訪談時長為41.5 分鐘。最后將訪談音頻轉錄成文字并校對，12 個樣本共得到文本數據10.83 萬字。

表1 受訪者基本特征

1.3 編碼過程與結果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三級編碼方式[25]，借助質性數據分析工具Nvivo11 進行數據編碼和分析。為保證數據收集和分析的統一性，筆者完成了訪談、轉錄和初始編碼的全過程。為持續調整數據收集方向，編碼與訪談同步進行。當編碼到第10 個樣本時，基本無新標簽出現，筆者利用剩下的2 份樣本進行驗證，亦未出現新的標簽，說明編碼內容已達到理論飽和。其后，筆者以咨詢方式邀請兩位學者對主題編碼進行逐一審讀和討論，以保證對原始資料概念抽取的科學性。三級編碼過程如下：

開放式編碼。如表2 所示，為了更直觀地揭示概念之間的關系，本研究采用“分子式標簽”對原始語句賦予本土概念，得到了81 個初始標簽（a1—a81），通過歸納和合并，共得到26 個基本范疇（A1—A26）。開放式編碼涉及大量原始材料內容分析，囿于篇幅，表3 僅例舉部分編碼過程。

表2 開放式編碼結果表

表3 部分開放式編碼過程

主軸編碼。本研究對26 個基本范疇進行了聚類與整合，提煉出基礎設施、情境因素、成本—收益、信息質量、能力感知5 個主范疇（見表3）。

選擇性編碼。本研究的核心范疇是“數字學術環境下人文研究者信息查尋行為”。如表4 所示，筆者通過對5個主范疇的持續比較，梳理出如下“故事線”：①在不同情境下，人文研究者的信息查尋需求、信息源選擇、信息檢索思路與策略等行為有不同的表現形式。②基礎設施、成本—收益對數字學術環境下人文研究者的信息查尋行為產生直接影響。③信息質量通過成本—收益的中介作用影響人文研究者的信息獲取、采納等行為。④用戶的能力感知調節著成本—收益與人文研究者信息查尋行為之間的關系強度和方向（見圖1）。

圖1 人文研究者信息查尋行為影響因素模型

表4 主范疇的典型關系結構表

2 研究結果

2.1 基礎設施

學術基礎設施是人文研究者信息查尋的客觀條件，從根本上決定了人文研究者信息查尋的載體選擇、查尋方式以及結果?；A設施體現在軟件硬件、信息資源、數據庫建設、文獻購置、訪問權限等五個基本范疇。

信息資源（A2）和數據庫建設（A3）是人文研究者信息查尋行為的首要影響因素，其信息源選擇、載體偏好等受到資源有無、資源多寡的制約。例如，受訪者#2 認為“歷史學科是比較傳統的學科，紙質資源很豐富”，因而其偏好學科資源更為豐富的紙質文獻。但后續訪談中，#2 也提到“明顯發現近幾年來數據庫上新的很多”，因此該受訪者對數字資源利用也在逐漸增多。類似地，受訪者#1 也提出從“以往偏愛紙質文獻”向“越來越發現數字資源的便利性”的轉變。因此，學術信息資源數字化建設的日趨成熟是人文研究者信息查尋數字轉向的根本原因。

人文研究者所在機構的文獻保障能力最終會影響其學術信息的獲取。例如，有受訪者表示“國外的一些SSCI 的一些top journal，那么你只有通過它的RSS 功能獲取到它最新的一些動態。你想得到紙質版的，我們的學校沒有訂閱，因此我們都是以電子的為主”。本研究發現部分院校在經費、資源等方面存在不足，導致其紙質館藏難以滿足人文研究者的學術信息需求，使人文研究者的注意力轉向了數字資源。例如，受訪者#12 表示：“像我們這種小圖書館，可能明顯你的文獻收藏量不能跟大的圖書館比，很多文獻其實是沒有的。那我只能夠去用數字化的這些東西?！蓖瑫r，所在機構數據庫訂購內容不豐富，也會促使人文研究者產生學術信息求助行為，通過人際關系或公共圖書館、檔案館獲取所需信息。

此外，大多數人文研究者強調訪問權限是制約其獲取數字學術資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有受訪者（#1）認為很多公共圖書館的數字資源“只開放題錄信息，不能獲取全文”，自己訪問和獲取數字學術文獻受到較大限制。另一方面，也有受訪者（#12）描繪了數字資源因版權問題而下架的遭遇，提到“上學期開始應該說下架了非常多。之前，其實查的很多（文獻）可以傳遞的，甚至可以全文看的，那么現在可能連這個書都找不到了”，認為數據庫中的文獻可能面臨版權因素等引起的下架風險，影響自己獲取數字學術信息。也有受訪者（#2）直言“史料查尋最關鍵就是開放程度問題”。

2.2 情境因素

個體的信息查尋行為總是發生在特定情境中[37-39]，本研究提煉出人文研究者學術信息查尋的學科情境、任務情境、研究方向和研究階段四個基本范疇。

首先，各個學科的研究范式和特征決定了人文研究者文獻需求類型的差異，進而影響到學術信息查尋全過程，包括信息資源類型、信息源選擇（#1、#6、#12）、信息檢索思路與策略（#10）、信息檢索工具的選擇（#1、#6）、信息載體的偏好與選擇（#2）等。個人研究者的具體研究方向或研究主題也對其信息資源類型、信息源選擇產生直接影響。例如，受訪者#6 的研究對象為國外散文作家及文體，因此高度依賴外文文獻、外文數據庫。

其次，人文學者的文獻信息需求受教學和科研任務影響，驅動其開始學術信息查尋。在面臨備課、申報課題、實施項目、撰寫論文等教學與科研任務時，或者在對某一問題不清楚或不熟悉的情況下，人文研究者會主動使用數據庫等查找和持續跟蹤所需信息。

最后，研究階段也對人文研究者的學術信息查尋行為產生影響。受訪者普遍認為在開展一項研究工作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其信息查尋的需求、思路和側重點會從關注全面性向更具針對性的方向變化。例如，受訪者#12 描述到：“我在申報項目前，我肯定是先了解一下大家現在研究的一個情況……但是我就不一定會具體到某一個讀書會，我就不需要具體到青年讀書會的創辦人、它的發展的歷史，某一點去細查。那么在進行當中……我就會具體到這些具體的點上去，這應該說是更加細致的過程?！贝送?，受訪者（#12）表示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其也會在關鍵詞選擇、檢索式構造以及檢索方式方法上做出調整。研究工作進行到后期，人文研究者普遍認為對“相關信息源和工具也越來越熟悉”（#1），自身檢索方法亦可能得到優化（#6），檢索效率也隨之提高（#1）。

2.3 成本—收益

2.3.1 感知成本

人文研究者在數字時代的學術信息查尋行為受到感知成本的制約，而感知成本由經濟成本和非經濟成本構成。首先，經濟成本是影響個體信息獲取渠道、信息載體渠道選擇的重要因素。人文學科圖書、古籍以及相關“大部頭”工具書價格昂貴，個體難以負擔，因此，一些受訪者認為獲取數字資源是更經濟的方式（#9、#10），也有受訪者選擇先獲取數字文獻再將之轉化為紙質文獻的方式（#10）。而非經濟成本則包括：①獲取難度。受訪者一方面強調便利性對其載體選擇、信息源選擇的影響；另一方面強調獲取難度也會影響其學術信息求助行為，如“非正式出版物的獲取比較難，有時候還需要通過老師、朋友、圖書館員的幫助，會私下獲取一些”（#1）。②程序成本，獲取文獻的程序復雜、煩瑣程度會促使人文研究者對信息獲取渠道做出選擇和調整。例如，受訪者#4 描述其跨地區借閱學術文獻的經歷：“我進去可能就是要手續，你可能需要復印或者說怎么樣。拿出來、借出來也很麻煩。借了這個書我還得去還，也是比較麻煩?！雹壅J知成本，主要體現在當新的檢索平臺、工具和技能較難掌握時，人文研究者可能傾向于拒絕付出心理努力而采取消極查尋方式，如保持現狀或回避學習。④時間成本，人文研究者信息查尋的各個要素，包括檢索工具、檢索策略、載體選擇、持續查尋信息乃至信息使用等，均受時間因素的制約。多位受訪者強調了數字資源在節省信息查尋時間方面的重要性。

2.3.2 信息需求

信息需求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人文研究者的感知收益，人文研究者對特定文獻的需求程度決定了其愿意投入的時間、精力和經濟等成本的高低。當信息需求程度較高時，人文研究者愿意投入各種經濟和非經濟成本，并嘗試采取多種方式獲取所需信息；如果需求程度較低，人文學者表示會停止信息查尋而“只能湊合用”（#6）。此外，有受訪者認為所在機構的資源與服務已經足以滿足其學術文獻需求，因此對于他人提供的新的信息源沒有了解和學習的意愿（#5）；同樣地，部分人文研究者現有的方式足以滿足其信息需求，因此對數字工具的需求程度較低，不愿意投入時間、精力、認知等成本去提升數字工具使用技能。

2.4 信息質量

信息質量是影響人文學者信息篩選、獲取和采納行為的主要因素。在信息獲取和采納階段，人文學者的關注重心會從其他方面聚焦到學術信息的有用性，與自身研究主題的相關性，信息的權威性、準確性、及時性等維度。

首先，信息與研究的有用性和相關性是人文研究者決定是否采納某一檢索結果的首要因素。幾乎所有受訪者均提到“是否符合我的一個方向，是否符合我這個專業，或者說是否符合我最近想要研究的或者說了解的一些東西”（#9）是他們在信息篩選乃至是否進一步獲取全文的首要考量。其次，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信息的權威性是影響信息篩選和采納的重要因素。在“知識爆炸”或“信息爆炸”（#7）的困境中，人文研究者往往沒有余力獲取并閱讀所有檢索到的學術文獻，故信息的權威性成為對檢索結果進一步篩選的指標，通常的參考點包括：是否是專業核心期刊（#3、#4 等）、文獻被引數或下載量（#3、#5 等）以及作者是否為領域權威（#7）等。最后，信息的及時性也是人文學者關注學術前沿、查尋學術信息時考慮的因素，多位受訪者表示習慣將檢索結果按照“年份排序，先看最新的”（#4、#11）。同時，也有受訪者認為圖書或者專著出版的時滯性較高，因此傾向于使用數據庫查閱期刊論文而不是查閱紙質文獻（#5、#7、#9）。此外，歷史學、漢語言文學等學科的受訪者提出，這些學科涉及大量史料的甄別與校對，因此十分重視學術信息的真實性和準確性（#2、#10、#12），對于有爭議的信息他們都抱有十分謹慎的態度。

除了上述信息在內容層面的特征，信息在組織層面的可獲取性也會影響人文研究者的信息查尋行為。首先，信息組織得清晰直觀與否直接影響人文研究者對所需學術信息的瀏覽、發現。例如，受訪者#3 提出一些政府公開報告“是隱性的，它不會很明顯地顯示出來”。其次，信息的跨平臺分散也制約了人文學者信息查尋的效率和效果，因此也有受訪者提到了對學術信息聚合性組織的需求（#9）。而信息的可獲取性則是人文學者從線索、題錄或者摘要到實質上獲取文獻內容的關鍵一步，而實踐中信息的可獲取性也是人文學者學術信息查尋普遍面臨的制約因素。

2.5 能力感知

人文研究者自身的能力感知對其信息查尋行為和查尋結果具有調節作用。而能力感知不僅體現在以信息檢索為核心的數字能力（A25）維度，也體現在人文研究者的學科、領域知識結構（A26）層面。

受訪者認為數字能力越強的人越能查尋到所需的學術信息，體現在對信息檢索方式、方法、工具等方面更熟悉（如#6、#9），信息檢索策略更多樣，關鍵詞選擇和檢索式構造更合適，檢索效率更高等方面。也有受訪者描述，自身信息檢索能力較差，時常面臨著“有時候想查……我明明覺得心里很清楚，但是我連查都不知道該用什么辦法去查，連關鍵詞都想不出來”（#10）的失能困境，或者其他人的信息檢索能力明顯高于自己的落差（#5、#11）。有兩位受訪者都在訪談中提到“搜商”這一概念，認為“搜商”不僅能讓個體“處理信息的速度越來越快”，還能提高“信息占有”量，倘若兩個人的“搜商”不一樣，那么“他們找到的信息肯定是不一樣的”（#7）。

人文研究者自身的學科、研究領域知識結構同樣對其信息查尋過程和結果存在顯著影響，這正是上文所述的信息檢索會隨著研究的深入更具針對性、準確性的原因之一。本研究還發現人文研究者自身的學科知識結構與其數字能力緊密關聯，專業知識的專深程度首先影響其關鍵詞選擇或者檢索式構造。部分研究者認為諸如語言學、歷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對研究者的知識廣度和深度均具有較高要求，例如，受訪者#10 表示“我覺得問題的根源，就在于作為學生，學識確實感覺不夠豐富。因為做訓詁，它要的知識面實在是太廣了”，因此該受訪者表示在信息查尋過程中會遭遇“連關鍵詞都想不出來”的窘境。而受訪者#12也從自身經驗出發，認為選定恰當的關鍵詞在信息查尋過程中至關重要，“（關鍵詞）如果不恰當的話，那么查出來的東西可能會影響比較大”。此外，受訪者#5 認為人文研究者在篩選信息查尋結果時，也會受到自身知識背景或者個人偏好的影響，“即使我們在選擇文獻的時候，可能也會帶著個人的偏好去選擇”。而專業知識結構除了對關鍵詞選擇、信息篩選與采納具有影響外，還包括對學術文獻的閱讀（#11）。

3 研究者信息查尋的數字賦能

筆者研究發現，數字學術環境對人文研究者信息查尋行為的數字賦能體現在資源賦能和行動者賦能兩方面。其中，資源賦能是指數字學術基礎設施構成了人文研究者數字轉向的先決條件，它是個體能動性得以發揮從而有效選擇的物質基礎。行動者賦能是指人文研究者不斷增強的能動性，包含心理賦能和素養賦能兩個維度，前者指向個體的主觀意愿、動機和意義，后者指向個體的知識、技能。

3.1 資源賦能：數字學術基礎設施是人文研究者數字轉向的先決條件

Kabeer 的賦能三維框架認為資源是賦能的先決條件。本研究也發現數字學術基礎設施的迭代與發展增強了人文研究者有效選擇的能力，是推動人文研究者數字轉向最基礎、最根本的原因。人文學科具有高度的“文獻依賴型”特征，隨著數字基礎設施的日益成熟，尤其是人文研究者所依賴的“軟性基礎設施”[40]的快速發展，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反復強調的古籍資料、檔案、地方文獻、特色文獻等文獻資源數字化建設（A2），面向人文學科的特色數據庫建設（A3），科研機構的數字文獻保障（A4）等都獲得了極大發展。此外，數字資源內容揭示粒度、關聯性及數字人文工具的發展亦提升了人文研究者深入探索數字對象的可能性。

同時，本研究還發現了人文研究者對開放學術的呼吁和迫切需求。幾乎所有受訪者都強調了訪問權限、開放程度等對其學術信息查尋的制約，認為人文研究學術信息獲取“最關鍵的是開放程度問題”。事實上，推進開放學術是學術圖書館數字學術服務的戰略方向之一，已頻繁出現在世界一流大學圖書館的戰略規劃中[41]。學術圖書館等相關實踐者要將“開放學術”納入面向人文學科的學術基礎設施建設范疇，以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文研究者的學術資源獲取。

3.2 心理賦能：人文研究者學術信息查尋的理性導向

心理賦能強調內在任務動機的強化過程，是個體對自身工作環境的一系列認知狀態，包含影響力、能力、意義及選擇四項認知要素，反映了個體對自身努力、表現與結果預期、結果效價（outcome valence）等因素的權衡[42]。筆者研究發現，數字學術環境下人文研究者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學科、研究方向、任務和研究階段等，而獲取教學和研究工作所需的學術信息資源是人文研究者的首要目標。為了使自己獲得有利的查尋結果，人文研究者的行為意向主要受理性因素的驅動。本研究所提取的基礎設施、成本—收益、信息質量三個主范疇均為理性層面的因素，強化了當前人文研究者的理性影響因素，并為其學術信息查尋行為提供了內在動機。具體而言：①基礎設施是學術信息查尋的客觀條件，資源有無、多寡的結果預期直接決定了人文研究者采取何種查尋方式、工具、載體等。②成本—收益認知反映了個體努力與結果預期的對比，直接影響人文研究者對信息查尋的經濟、時間、精力、心智努力的投入。尤其是在面臨信息查尋障礙時，成本—收益認知會影響人文研究者進一步的信息查尋行為。③信息質量則反映了個體對結果效價的認知，通過成本—收益認知影響人文研究者的信息篩選、獲取和采納行為。

3.3 素養賦能：數字能力培育與學術水平提升的協同發展

本研究發現部分人文研究者確實面臨著“數字失能”的困境。受訪者在教學、科研中長期面臨學術信息源選擇、檢索式制定、數字信息篩選、數字信息獲取等方面的困惑與迷茫。筆者先前在一些調查中已發現以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學等學科為代表的傳統人文研究者的數字能力相對弱勢。人文研究者的數字能力并不符合《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43]中提出的全民數字化適應力、勝任力、創造力顯著提升，以及到2035年基本建成數字人才強國的發展目標，也與“新文科”建設等國家戰略的人才需求并不匹配。因此，本研究揭示了數字浪潮下人文研究者素養賦能的急迫性與必要性。

同時，本研究揭示了數字學術環境下人文研究者的數字能力、領域知識結構。人文學科知識具有較強的累積性，個體專業領域的知識儲備對其學術信息查尋能力具有正向影響。但是，當前人文學科的課程體系較少涉及數字技術模塊，在培養人文研究者的過程中數字技術要素是缺位的。因此，本研究認為數字能力培育模塊應被嵌入青年人文研究者的學術訓練體系中，以促進人文研究者數字能力和領域知識結構的協同發展。

4 結語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論定性分析方法對12 名人文研究者進行了訪談，通過對訪談資料的分析和三級編碼，構建了數字學術環境下人文研究者信息查尋行為的影響因素模型。同時，引入數字賦能理論批判性審視人文研究者數字轉型議題，歸納出數字學術環境對人文研究者學術信息查尋行為的資源賦能、心理賦能和素養賦能三維面向。本研究對LIS 學科參與并引導針對人文學科和人文研究者的數字學術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學術服務、人文研究者數字賦能等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

但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盡管本研究已經達到理論飽和，但研究樣本以青年學者為主，囿于作者的研究條件和研究能力，未能在研究中納入特征更加多元化的研究樣本。其次，文章提煉出的影響因素的路徑關系及強度，也有待后續研究結合結構方程模型等定量方法進一步予以驗證。

（來稿時間：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