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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型閱讀推廣項目多元協作模式解析

2024-03-19 13:17
圖書館 2024年2期
關鍵詞:協作資助圖書

劉 亮

(北京工商大學圖書館 北京 100048)

“社會化”是各國閱讀推廣事業共同的發展方向。英國閱讀推廣事業起步較早、發展較成熟,以高度的社會化和具引領性的閱讀推廣項目為顯著“標識”,其較高水平的“社會化”主要體現在閱讀推廣項目的組織實施方面。英國的閱讀推廣項目特別是大型閱讀推廣項目,多由政府、公共服務機構、社會公益公眾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協作開展,已形成獨特的“多元協作”模式,該模式也是英國大型閱讀推廣項目得以成功開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國內有關研究已注意到英國閱讀推廣的多元協作[1-3],但對其多元協作的形成、特點、優勢、存在的不足或風險等尚缺乏探究。近年來我國出臺了多項法規和政策文件,強調要加強公共文化服務現代化治理體系建設,推動閱讀推廣社會化發展,各地也開啟了多元社會主體合作開展閱讀推廣項目的探索實踐。故考察、解析英國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多元協作模式,對我國推進閱讀推廣活動、項目的社會力量參與以及閱讀推廣的社會化發展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在英國眾多的閱讀推廣項目中,文章選擇“圖書起步”(Bookstart)、“暑期閱讀挑戰”(Summer Reading Chanllenge)、“世界圖書之夜”(World Book Night)三個項目作為分析案例。三個項目分別由圖書信托(Booktrust)和閱讀社(The Reading Agency)發起,均受政府資助,其跨地域(乃至全英)、連年持續開展,規模大,參與、受益者眾多,且協作主體類型廣、數量多,協作關系、協作機制較為成熟,是多元協作組織實施的典型。三個項目的基本情況見表1。

1 多元協作模式的形成

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多元協作模式是在其連續多年的組織實施中逐漸形成和發展的,與項目的發展互為因果。以“圖書起步”項目為例,從其發展歷程來看,它的多元協作大致可分為不斷擴展的三個階段。首先是起步階段(1992—1998),圖書信托依靠社會捐助,與地方公共圖書館、大學、醫療健康機構合作發起該項目,在此階段為地方性項目;第二是發展階段(1999—2004),慈善基金、大型企業特別是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陸續開始提供資助、支持,社會閱讀組織與公共圖書館等公共服務機構的合作持續深化,出版社等文化行業企業開始參與項目組織開展,該項目隨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全國性圖書贈送(Bookgifting)項目;第三是成熟階段(2005 至今),政府、社會組織、公共服務機構、企業等多元主體的協作關系和協作網絡成型并逐漸穩固,協作機制進一步優化,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多元協作模式。如圖書信托在其網站中所言,“當今的圖書起步——一項為推廣悅讀(reading for pleasure)的公/私協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英國政府通過英格蘭藝術委員會資助‘圖書起步’項目。在童書出版社的持續支持下,經項目協調員和圖書館、健康和幼教機構的共同努力,圖書信托繼續向嬰幼兒提供這一全國性項目”[4]。

“暑期閱讀挑戰”和“世界圖書之夜”兩項目起步稍晚于“圖書起步”項目,與其他閱讀推廣項目一樣,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圖書起步”的影響和帶動,組織實施模式也“天然”步入了多元協作。事實上,多元協作模式不是某一個或幾個閱讀推廣項目的“個體化成果”,而是在眾多項目同時發展的過程中,經不斷探索、驗證以及相互借鑒而共同形成和“擁有”的。各個項目具體的協作主體雖有不同,但在協作主體的類型上,在多元主體的協作關系、協作機制上是共同和共通的。

2 多元協作關系

政府、社會組織、公共服務機構、企業和公眾等主體在閱讀推廣項目的組織實施中,各憑其職能和資源、專業優勢承擔不同角色、發揮各自作用,彼此聯接、相互協同,形成了協作關系,結成了協作網絡,多元協作關系的構成如圖1 所示。

圖1 多元協作關系構成

2.1 多元協作關系的構成

2.1.1 引導、扶持者:政府

英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這個多元協作關系中居主導地位,發揮著政策引導、經費資助、協調與監督等多重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的政策引導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宏觀戰略層面,自20 世紀70年代以來,英國積極推進公共服務改革,主動引導社會組織、企業等參與公共服務供給,并與社會組織建立了伙伴關系。二是在文化及相關政策中,強調閱讀與閱讀推廣的重要價值、意義,鼓勵閱讀和閱讀推廣的開展。三是在閱讀推廣特別是閱讀推廣項目的開展上,鼓勵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推動公共圖書館、學校等機構與社會組織協同合作。第一層面的有關情況后文還將詳及,這里主要舉例說明后兩個層面。如作為英國文化事業主管行政機構的數字、文化、媒體和體育部(Department for Digital,Culture, Media and Sport,簡稱DCMS)于2003年發布的《未來框架:圖書館、學習和信息下一個十年》[5]和代表DCMS促進文化發展的非政府部門公共機構(Non-Department Public Body)英格蘭藝術委員會(Arts Council England)發布的兩個十年戰略《讓每個人享受優秀的藝術和文化:2010—2020 十年戰略框架》[6]、《讓我們創造:2020—2030 戰略》[7],這三個政策文件均強調了閱讀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均以推廣閱讀作為主要目標之一,且都將與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社會組織間的合作視為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而有關公共圖書館的政策性文件,如英格蘭藝術委員會于2013年發布的《未來圖書館展望》[8]、DCMS 下設的圖書館工作組(Libraries Taskforce)制定的《圖書館服務供給:英格蘭公共圖書館愿景2016—2021》[9]和英國地方政府協會(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發布的《公共圖書館服務供給的地方性方案》[10]等,更是在突出閱讀價值的同時,重視加強公共圖書館與其他公共服務機構、社會組織、企業之間的互助協作,共同實施閱讀推廣項目。

經費資助是政府扶持社會化閱讀推廣項目的有力手段。上述三個項目均受英國中央政府的資助。資助主要通過英格蘭藝術委員會提供,目前可分為直接資助和間接資助——即“項目資助”和“機構資助”兩種方式。藝術委員會與圖書信托簽訂協議,約定每年資助由其發起組織的以“圖書起步”為主體的少兒閱讀推廣項目。當前協議自2019年開始,為期四年,每年度資助576 萬英鎊[11]。此種屬直接資助,即直接為閱讀推廣項目提供經費。間接資助則是“投資”社會閱讀組織,為其發起和組織的閱讀推廣項目提供整體資助。閱讀社作為藝術委員會2018—2022年的國家資助機構(National Portfolio Organizations),每年獲資助資金475 394 英鎊,用于“暑期閱讀挑戰”“世界圖書之夜”等閱讀推廣項目。2019—2020、2020—2021、2021—2022 三年度,來自藝術委員會的資助分別占圖書信托當年總收入的57.6%、55.4%、52.0%,占閱讀社收入的13.9%、7.3%、15.9%。除中央政府之外,威爾士、北愛爾蘭的政府部門也會為閱讀推廣項目提供資助。政府資助是社會閱讀組織也是其閱讀推廣項目主要、穩定的經費來源,除對閱讀推廣項目起顯性支撐作用之外,還具有更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是起到示范引領作用,引導、激勵社會組織等社會主體投身閱讀推廣,發起、組織閱讀推廣項目;另一方面是發揮政府資助的“杠桿”作用,為社會閱讀組織和閱讀推廣項目“背書”,撬動、吸引更多社會資金、資源投入。

英國地方政府積極協調各主體間的合作,發揮著“橋梁”的作用。各地方政府在與社會閱讀組織建立合作伙伴關系的基礎上,動員、支持公共圖書館、學校、幼兒育教機構等與社會閱讀組織、其他社會組織、企業之間開展合作,實現大型閱讀推廣項目在本地的落地實施。圖書信托在其2017—2018年度報告中這樣描述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是我們的關鍵傳遞渠道,(在這個渠道中)各地的兒童中心、圖書館和健康隨訪員將我們豐富的資源送達兒童和家庭?!盵12]

2.1.2 發起、組織者:社會閱讀組織

圖書信托和閱讀社是三個閱讀推廣項目的發起者,二者均是旨在促進閱讀、專注于閱讀推廣的慈善組織,文章稱之為“社會閱讀組織”?!按笮烷喿x推廣項目主要由社會閱讀組織發起”亦是英國閱讀推廣的突出特點。

作為項目的發起者,項目總體上的籌備、實施、評估等環節亦由社會閱讀組織來實現。如三個項目資金的籌措,實施計劃、方案的制定,年度推薦書目的選擇、發布以及閱讀材料的編制,各實施主體間的聯絡、協同,贈書向各機構的分發,相關閱讀活動開展指南的制定和發送,項目在新聞媒體、社交媒體上的發布與宣傳,以及項目的評估、改進等,均由圖書信托和閱讀社統籌完成。

2.1.3 主要實施者:公共圖書館及其他公共服務機構

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具體實施主要由各地公共圖書館、中小學、幼兒育教機構、醫療健康機構等公共服務機構承擔。如圖書起步項目中,“閱讀包”的發放是基礎、主要工作,即通過醫療系統中的健康訪視員(Health Visitor)或登記員,托兒所、幼兒園和兒童中心(Children's Center),以及公共圖書館等將“閱讀包”發放給每一個適齡的嬰幼兒家庭。該項目的另一重要部分是“音韻時光”“故事時間”系列親子閱讀活動,也主要由公共圖書館、托兒所或兒童中心負責開展?!笆澜鐖D書之夜”項目也可大體分為圖書贈送和活動開展兩部分,其圖書贈送主要由公共圖書館、學校、醫院、監獄、護理中心等機構完成,主題活動和各地閱讀活動則主要由大英圖書館與各地公共圖書館、學校、監獄、醫院等組織開展?!笆钇陂喿x挑戰”項目主要由各地的公共圖書館體系(含分館)組織實施,包括在本地宣傳活動、接受少兒讀者的報名、提供推薦書單內圖書及其他圖書的借閱服務、記錄和評估報名讀者的閱讀情況、認定挑戰結果并頒發獎章及證書,以及開展系列主題閱讀活動等,中小學起著重要的輔助宣傳和引導學生參加的作用。

2.1.4 捐贈、協助者:其他各類組織機構和公眾

除了政府資助以外,社會捐贈是閱讀推廣項目的另一主要經費來源。公眾、企業、慈善基金及其他社會組織是社會捐贈的主體,與政府資助一樣,主要是向發起組織閱讀推廣項目的社會閱讀組織捐贈。2019—2020、2020—2021、2021—2022年度,圖書信托分別獲得社會捐贈124.4 萬、177.6 萬、179.6 萬英鎊,約占其當年度總收入的12.6%、17.1%、16.2%;閱讀社分別收到社會捐贈76.1萬、53.6 萬、52.3 萬英鎊,約占其當年度總收入的22.3%、8.2%、17.6%。以圖書信托2021—2022年度所獲社會捐贈為例,其中公眾以個人名義捐贈的資金為128.6 萬英鎊,占71.6%;合作伙伴(含企業和社會組織)捐贈42.4 萬,占23.6%;慈善信托和基金會捐贈8.6 萬,占4.8%。部分社會捐贈屬于“限定資金”(Restricted Funds),只能用于指定項目,如2020—2021年度,Kusuma Trust 和Pearson 公司分別捐贈10 000 和3 000 英鎊用于“暑期閱讀挑戰”項目。社會捐贈不是僅限于資金捐贈,也有實物捐贈。如2021—2022年度“世界圖書之夜”項目送出的85 280 冊圖書(含電子書和有聲書),便系由17 家出版社捐贈。

除了捐贈,各類組織機構和公眾也為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組織和實施提供了不同方式的協助。出版社、書店等會按項目(如“圖書起步”)需求組織編寫并出版適宜的圖書或閱讀材料,同時會以低價提供或捐贈圖書,開展相關閱讀活動,以及協調作家、插畫家等參與其他機構舉辦的閱讀活動等;流浪者庇護所、食品銀行、社區志愿組織等公益組織以及塞恩斯伯里連鎖超市等企業也會參與實施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特別是在受新冠疫情影響的特殊時期,公共圖書館、學校等難以正常開放運行,食品銀行、社區志愿組織、連鎖超市等便成為發放圖書的主力;國家級及地方性電視臺、電臺、報紙雜志等新聞媒體,均會對大型閱讀推廣項目及其中的重大閱讀活動進行報道,起到重要的宣傳推廣作用;大學、研究機構為閱讀推廣項目提供專業支持,如參與推薦書單的選定、開展項目評估、提出改進建議等;公眾則作為“志愿者”積極參與閱讀推廣項目、閱讀活動的組織、實施和服務工作,如2019—2020年度閱讀社各項目共有10 255 人次志愿者參與,其中暑期閱讀挑戰項目的公眾志愿服務時間累計超過9 萬小時[13]。

2.2 協作網絡

上述各類、各個參與主體相互聯接和協同,結成了協作網絡(如圖2 所示)??梢哉f,協作網絡是多元協作關系的“具象”,各主體也都是在協作網絡中發揮作用。具體來看,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協作網絡可分為兩大部分:共同支持網絡和協同實施網絡。

圖2 多元協作網絡

共同支持網絡主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會閱讀組織、企業、慈善基金、專業機構和公眾等構成,為閱讀推廣項目籌措資金、籌集資源并進行規劃和籌備,提供各種支持和協助。

協同實施網絡主要由社會閱讀組織,公共圖書館、學校及其他公共服務機構,慈善組織和志愿組織,專業機構、企業、公眾等組成,協作開展項目的組織和在各地的實施。

共同支持網絡和協同實施網絡之間相互交融、緊密聯結。兩者的融合不僅在于社會閱讀組織、企業、專業機構和公眾等主體同時存在于兩網絡之中,更在于前者對于后者、前者各主體對于后者各主體有著直接和間接的支持、協助與協同,兩者一起組成閱讀推廣項目整體協作網絡。

3 多元協作機制

各參與主體在協作網絡中各自發揮作用,協同工作,圍繞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組織實施形成了較為有序且有效的協作機制。大體上可分為資源配置機制、溝通協商機制、協同實施機制、監督評估機制。

3.1 “總分式”的資源配置機制

資源是項目存續的基礎。大型閱讀推廣項目依賴的“資源”以資金為主,同時也包括圖書、閱讀材料、閱讀活動空間場地等實體資源,以及組織實施圖書發放、活動開展的人力資源。其資源配置實質上包含資源的投入、匯集、分配和使用,可分為“總—分”兩個層面。在總體層面上,政府、企業、慈善基金、公眾等將資金、圖書等資源捐贈給社會閱讀組織,由社會閱讀組織匯集后,按項目整體需要調撥用于各事項或發放至各地公共圖書館、學校等實施機構;在“分”的層面上,各地方實施機構匯集社會閱讀組織調配的資源和來自本地的各類資源,按具體實施需要進行配置和使用。通過“總分式”的配置機制,既能最大化地籌集公私社會資源,又能實現按需分配,使資源得到有效利用。資源配置是項目開展的前提,貫穿著大型閱讀項目組織實施的全過程。

3.2 以“中間人”作用為特色的溝通協調機制

對于參與主體眾多的大型閱讀推廣項目而言,協作伙伴間信息的溝通共享和各項事務的協商協調至關重要,充分有效的溝通協商是維護協作關系、開展協同合作的必要條件。除了以會議商討、信息發布、文件傳遞等為常規方式的社會閱讀組織的統籌協調和地方政府的本地協調,“中間人”在溝通協調機制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如“圖書起步”項目在各地均設有由公共圖書館員擔任的“圖書起步協調員”,協調員作為圖書信托與當地協作伙伴的中間人,負責聯絡當地各協作伙伴,傳遞信息,協調各主體在本地實施該項目。同時,行業組織也在三項目中發揮著重要的“中間人”作用,如地方政府協會(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圖書館聯合會(Libraries Connected)、出版商協會(Publishers Association)、書商協會(Booksellers Association)等。他們一方面代表本行業成員與中央政府、社會閱讀組織及其他合作方開展探討、協商,建立和維續協作伙伴關系,達成項目協作意向和方案;另一方面推動和協調本行業成員與其他各方共同開展項目。

3.3 “兩同一體”的協同實施機制

協同實施機制是大型閱讀推廣項目得以落地,觸達目標群體,實現項目目標,取得良好效果和效益的關鍵。其協同實施一是“同步”實施,即各地協作伙伴同時間、同步驟、同進度地實施項目,如“暑期閱讀挑戰”項目在每年暑假開展,其前期宣傳、讀者報名、主題閱讀活動、頒證頒獎等流程在各地均是同步進行的。二是“同內容”實施,以“圖書起步”項目為例,其以發放閱讀包和開展“音韻時光”“故事時間”系列閱讀活動為主體,這在全國各地是相同的,各地發放的閱讀包也是一致的。雖然各地圖書館自主安排了“音韻時光”或“故事時間”活動的主題、主講人和具體內容,但圖書信托制定并發布了統一的活動指引,圖書館需按指引所列的流程和要點開展閱讀活動,使活動既具統一性又符合個體情況。三是“一體化”實施,即地方各實施主體并不是“各自為戰”,他們對項目的實施也不是割裂的,而是分工協作,將項目作為一個整體在本地協同實施。以“世界圖書之夜”為例,各地公共圖書館、醫院及其他健康機構、流浪者庇護所、成人教育機構、監獄等協同向當地的服務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宣傳項目并贈送、發放圖書,在統一的主題和規劃下各自開展符合受眾群體特點的閱讀活動。

3.4 體系化的監督評估機制

監督評估機制中的“監督”主要來自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會對閱讀推廣項目資金的使用以及項目的實施過程、效果予以監督。中央政府層面主要由英格蘭藝術委員會和慈善委員會實施。藝術委員會會對受資助項目和機構進行持續監督,受資助的機構也須每年提交關于資助經費使用情況和項目開展情況的報告。三項目的發起、組織者圖書信托和閱讀社均為規模較大(年收入1萬—1 000 萬英鎊)的慈善組織(慈善編號分別為313343、1085443),依法受慈善委員會的日常監管,每年須提交較為詳細的年度報告。地方政府也同樣在轄區范圍內開展相關監督,如社會閱讀組織開展公開募捐活動須獲得所在地政府的許可,地方政府也有權依法對募捐活動及募捐所得資金的使用予以監管,同時,對于轄區內多元主體協作實施的閱讀推廣項目,特別是其中公共服務機構參與實施的部分,地方政府有關部門也會予以監管。除了政府監督,社會公眾監督、輿論監督和協作伙伴間的相互監督也是全方位和較為有力的。

監督評估機制中的“評估”則是社會閱讀組織及其合作伙伴對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實施、成果和效益作經常性的調查、評估。圖書信托內部有專門的“研究和評估團隊”(Research and Impact Team),其職能之一就是組織本機構和協調合作伙伴對圖書起步等項目進行評估。自2000年始,圖書信托的網站上每年都會公開關于“圖書起步”項目的評估報告,目前共有41 份。報告既有對項目的整體評估,也有分項和地區性評估;既有單年度評估,也有階段性評估;既有對項目本身的評估,也有對項目協作的評估。閱讀社聯合圖書信托在內的多家閱讀組織研究編制了“閱讀效果評估框架工具包”(Reading Outcomes Framework Toolkit),為各種規模、類型的閱讀推廣項目提供了較為成熟可行且通用的評估指標和方法。閱讀社一般每四年會對“暑期閱讀挑戰”項目作一次整體評估,目前公開的是2018年的評估報告,而且該社基本每年都會對“世界圖書之夜項目”進行評估。三項目的評估一般是先由各項目實施伙伴提交報告和數據,再委托專業機構、研究者進行分析研究,進而形成評估報告。評估報告發現的問題和提出的建議則成為后續改進的主要依據。

從主體、頻次、內容、方式、作用等方面綜合來看,其監督評估機制可以說是成熟且體系化的。

4 評析

在考察了英國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協作關系、協作機制之后,還有必要進一步分析和回答該協作模式因何得以形成和存續,具有什么特點、優勢,是否存在缺陷這幾個相互關聯的問題。

4.1 以公共服務改革與社會組織發展為背景和基礎

二戰后,英國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由政府全面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14]。但至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福利國家公共服務效率低、政府財政壓力大等弊端日漸顯現,英國政府由此開始以市場化、社會化為重點的公共服務改革,轉變公共服務的政府直接供給模式,開啟了“多元治理”模式,“將‘政府、市場與社區、志愿組織等第三部門’的合作主義理念用于社會公共產品的供給”[15]。在文化領域的公共服務中,政府也主動轉變為“主要贊助者角色”[16],引導企業以及“第三部門”即社會組織參與文化類公共服務的“治理”和供給。

英國本就有著較為深厚的社會自治和互助傳統,在公共服務改革中社會組織加速壯大,這首先體現在社會組織數量的增加。據英國慈善委員會統計,目前英國注冊的慈善組織已達183 000 多個(其中文化藝術類慈善組織超過3 萬個),規模較小的志愿組織、社區組織數量更多。同時,社會組織逐漸深入教育、文化、科學、藝術、社區發展等領域,且日益細化、專精,致力于閱讀推廣工作的社會組織也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并發展起來,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因此可以說,英國的公共服務改革和社會組織發展為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特別是閱讀推廣事業中的多元協作創造了戰略性、全局性的政策環境和社會條件。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多元協作模式的形成、存續和發展亦是以之為背景和基礎的。

4.2 以閱讀價值認同和共同責任履行為內在驅動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關于公共管理、公共服務的新理論如協同治理、整體治理、網絡化治理等均強調“共同觀念和目標”是多元協作的內在基礎和動力[17-18]。英國社會普遍認同閱讀是公民的文化權益之一,認同閱讀對促進個人發展、公共利益和社會進步具有重要價值?;谶@樣的共同理念,推動和推廣閱讀成為主要的社會目標之一,閱讀推廣是政府的責任,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是社會組織和公眾的共同責任。對共同價值的追求,對共同責任的履行,驅動了社會多元主體在大型閱讀推廣項目上開展協作。

4.3 跨界協作與伙伴關系

從特點上看,英國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多元協作可劃歸為新興的公共管理、服務的“跨界治理”模式,它甚至超出了一般跨界治理所跨越的“界域”,實現了跨區域、跨部門、跨組織、跨領域的融合協作。在跨區域方面,其既跨越了英國的大“區域”——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北愛爾蘭,也跨越了各大區域內的地方區劃;在跨部門方面,則是跨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這是跨界協作的“核心”;在跨組織方面,主要是指政府層面,不僅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協同,也有政府中文化、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部門之間的協同;跨領域是指跨“行業”領域,其中突出和主要的是“圖書”行業,從作者、出版社、發行商、書店到公共圖書館的“全鏈條”融入,與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行業以及健康醫療行業、新聞媒體行業、其他文化藝術行業等多領域的共同投入。研究者們普遍認為,跨越多重“界域”的協作,存在“資源共享、效率效益提升、行動一致性”等優勢[19]。

協同治理、整體治理、網絡化治理和跨界治理理論均重視多元協作主體間的“伙伴關系”,并一般將伙伴關系界定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或機構分享共同議程協同工作,同時保持著自身的目標及其活動的獨立性”[20]。英國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多元協作主體之間即為典型的“伙伴關系”,其形成首先賴于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戰略伙伴關系。1998年,英國政府與社會組織簽訂了《政府與志愿和社區部門關系協定》(The Compact on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Voluntary and Community Sector,簡稱COMPACT)并公開發布[21],其后,幾乎所有地方政府都與區域內的社會組織簽署了地方版協定(Local Compacts)[22],從而確立了政府和社會組織在公共事務中的合作伙伴關系。在大型閱讀推廣項目中,兩者承續了這種伙伴關系,并將之擴展至所有參與主體?;锇殛P系意味著各協作主體是平等的、自愿的、互相信任的,“在平等關系的基礎上采用共同協商的決策方式”[23],協同推進項目的組織實施?;锇殛P系的存續有利于各主體利用各自的優勢,發揮能動性和創造性,也是“跨界協作”產生整體優勢的因素之一。

4.4 項目組織和實施核心

以社會閱讀組織為項目組織核心、以公共圖書館為項目實施核心是英國大型閱讀推廣項目多元協作模式的另一重要特點。社會閱讀組織的項目核心地位和作用已在前文中有較充分的論述。作為大型閱讀項目的發起者,社會閱讀組織在項目設計、計劃與方案制定,資金及資源籌集、配置,信息溝通及事務協商、協調,項目評估與改進乃至協作關系的建立、維護等方面,都處于中心地位,發揮著核心作用。

公共圖書館與其他公共服務機構是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主要實施者,可以說公共圖書館是其中的“核心”。從圖書起步項目來看,在其實施區域內幾乎所有公共圖書館都加入了該項目,館員一般作為該項目在本地的“協調員”,各公共圖書館(包括分館)是閱讀包的主要發放者之一,且“音韻時光”“故事時間”系列閱讀活動也主要由公共圖書館舉辦,定期開展親子閱讀活動的圖書館超過 2 000家?!笆澜鐖D書館之夜”項目的主活動一般在大英圖書館舉辦,各地公共圖書館同樣是主要的圖書發放者(同時提供項目推薦圖書的借閱)和閱讀活動舉辦者?!笆钇陂喿x挑戰”項目的實施更是全部由公共圖書館承擔,2021年,全英共5 220個公共圖書館實施了該項目,公共圖書館在部分中小學的協助下進行項目宣傳,接受少兒讀者報名,提供圖書外借服務,開展系列閱讀活動,支持、輔助報名讀者完成閱讀計劃,并為其頒發證書、獎章。

公共圖書館是專門的公共閱讀服務機構,開展閱讀推廣是其職能之一,公眾對其認可度較高,在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運行實踐中自然可以成為實施核心,充分發揮其分布廣、數量多的優勢及在閱讀推廣、閱讀服務方面的專業能力。

4.5 專業性、廣泛性和適應性

專業機構及專業人士的參與提升了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專業性。三個項目不僅會依據項目效果進行評估,也會根據對不同群體的閱讀條件、閱讀狀況以及閱讀行為特點等方面的調查研究,不斷進行調整和改進,相關評估和調查研究均有專業學術機構和人員廣泛且深入的參與,保證了其準確性和科學性。在其他環節也是如此,如“圖書起步”項目閱讀包中的圖書是由資深圖書館員、協調員、幼兒教育者和兒童中心員工組成的遴選小組選定的[24],“暑期閱讀挑戰”和“世界圖書之夜”的年度推薦書單也是由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士參與評選,還會對項目具體實施人員包括志愿者進行專業化培訓。

協作實施主體的廣泛性亦擴大了大型閱讀推廣項目受眾的廣泛性。各性質、多類型且數量眾多的協作實施機構使得項目可以觸及、惠及各類人群。以“世界圖書之夜”項目為例,其實施機構包括公共圖書館、學校、醫院、護理之家、監獄、流浪者收容所、書店、社區組織等,公共圖書館讀者、各年齡段學生、醫院就診病患、書店消費者乃至服刑人員,特別是老人、殘障人士、流浪者以及低收入人群等特殊群體均有機會、渠道參與活動,并從中受益。

多元協作模式的靈活性則提升了項目的適應性,即可以較敏銳地感知環境、條件等因素的變化,快捷靈活地作出反應和調整,準確適應變化,有效推進項目實施。如在新冠疫情期間,公共圖書館、學校等不能正常開放,閱讀包發放也受到影響,“圖書起步”項目難以正常開展的情況下,其迅速調整方案,通過食品銀行、社區志愿組織等發放“圖書信托關愛包”(BookTrust Care Packages),贈送超過237 000 冊圖書給嬰幼兒和學齡兒童家庭[25]。2021年,鑒于欠發達地區家庭的孩子受疫情影響更大且面臨更困難的閱讀條件,閱讀社聯合公共圖書館、社會保障、兒童服務和公共健康機構開展了跨十地區的暑期閱讀挑戰特別項目,惠及近10 萬少兒[26]。

4.6 松散性和不穩定性

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多元協作不是基于行政命令的行政關系或基于合同的契約關系,是建立在獨立、平等、自愿基礎上的伙伴關系,沒有強制力。雖然其帶來了擴展性、靈活性、適應性等益處,但同時也會導致松散性和不穩定性等潛在問題。既需要在維護協作關系、進行溝通協調、保持協同一致、保障實施效果等方面持續投入較高成本,也存在主要協作伙伴臨時退出、協作關系破裂和項目實施受挫、中止等風險。

5 結語

英國大型閱讀推廣項目的多元協作模式是在特定政治、社會背景和條件下形成并發展的,協作關系和協作機制較為成熟、有效,具有鮮明的特點和優勢,但也存在潛在的問題、風險。其經驗對推動我國社會力量參與閱讀推廣、推進閱讀推廣事業發展、促進全民閱讀具有借鑒價值,但還應結合我國國情,揚其長而避其短。目前來看,至少可從以下五方面著手。

第一,進一步加強政府的主導作用,改進引導、扶持方式:強化政策引導,發揮各級政府的組織優勢,鼓勵和支持公共部門主動與企業、社會組織等社會力量協作、合作;加大對閱讀推廣項目的公共投入,同時在“政府購買”的基礎上,探索以“遴選式”資助、“評選式”獎勵等多種方式扶持社會閱讀組織的專業化發展,吸引社會力量參與。第二,公共圖書館宜依憑其布局、資源、人才及專業優勢發揮更大作用,作為多元協作的“核心”來構建協作關系,組織實施大型品牌化閱讀推廣項目。第三,鼓勵通過捐贈、互助等方式主動吸納社會資金,充分挖掘、利用社會資源。第四,推動跨區域、跨部門、跨組織特別是跨領域(文化、教育、出版、傳媒、藝術、社會保障等)協作,并注重在其中發揮黨政部門、行業協會或類似組織的“中間”作用。第五,發揮政府和公共圖書館的凝聚力,在協作主體獨立、平等的基礎上,以簽訂協議、組建聯盟、發布宣言等方式將協作規范化,確立較為穩定的協作機制,同時保持協作的開放性、靈活性和適應性。

英國的經驗也清晰地表明,成熟有效的多元協作模式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探索、磨合和不斷改進,我國要形成適宜的、特色的、高效的閱讀推廣社會力量參與和多元協作機制同樣需要各方的長期共同努力。

(來稿時間: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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