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民族友誼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楊秋杉

摘 要｜跨民族友誼被視為一種積極的交流方式，其通過改善族群間的互動態度、增強族群間接觸的積極性，以推動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從而實現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目標。當前，跨民族友誼的研究尚處在起步的階段。本論文在查閱了大量國內外文獻的基礎上，從當前階段跨民族友誼的概念定義出發，就其研究方向、研究視角，以及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未來研究的展望，以推動跨民族友誼研究向更深層次、更廣泛領域的發展。

關鍵詞｜跨民族友誼；群際接觸；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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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拌T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首次出現在黨代會工作報告，并寫入新修訂的《黨章》，意味著民族工作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重大歷史使命。在促進“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工作導向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和核心在于增強中華民族認同，而增強中華民族認同的關鍵是建立積極的群際關系、打破各民族心理界限（陳立鵬、段明鈺，2020）?？缑褡逵颜x被認為是心理學中改善民族間群際關系的最有效途徑，它延伸自我認同，促進群際融合，培育共同體意識，強化一體性和共同使命感（管健，2020）。為了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深化各民族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命運共同體關系，讓各民族同胞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實現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的愿景，跨民族友誼的相關研究已經受到廣泛關注。

2 跨民族友誼概念的提出

目前，國內跨民族友誼的研究多受國外模式影響，其跨民族友誼的概念也主要借鑒于國外研究。管?。?020）在其研究中將跨民族友誼定義為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民族群體建立起來的友誼，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高質量的群際接觸，具有共同目標、共同愿景、群際合作、地位平等、權威支持等特點和因素，以及高親密度、相似興趣、自愿接觸等積極特性。該定義使用的“Cross-ethnic/inter-ethnic friendship”英文名詞釋義，以及對定義的修飾限定均參考自國外相關文獻。這種定義方式也出現在國內其他研究中，比如趙佳妮（2019）將跨民族友誼定義為基于人際層面的不同民族成員之間交往互動建立起來的友誼；梁靜和楊伊生（2021）將跨民族友誼定義為來自不同民族的個體或群體在尊重對方民族習俗和文化的基礎上，通過自我表露及文化交流等渠道建立的互惠親密關系，具有跨文化交融性、跨群體轉換性和高度普遍性等特點。國內跨民族友誼研究除了結合自身研究對象、研究立意、研究機制等不同，將國外研究中的“跨種族/跨族際/跨群際友誼”直接引申成“跨民族友誼”民族概念，也有直接延用“跨族際/跨群際友誼”的概念（趙福君 等，2015；劉峰、佐斌，2017）。

謝丹和常永才（2013）認為，我國只有民族之分，沒有種族之別，所以跨種族友誼研究與國內跨民族研究的研究對象其實是一致的，都是不同民族或不同種族之間的友誼，且借鑒國外跨種族友誼研究成果并加以應用，其最終目的是服務于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更有學者（梁靜、楊伊生，2021）進一步提出，國內跨民族友誼研究由于受我國制度體制及社會氛圍的影響，與國外跨種族友誼相比更加強調“群—我”關系在跨民族友誼中的作用，更加強調友誼雙方的共同價值觀念（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及上位認同（國家認同）。這一觀點實際上是認為，跨民族友誼的形成與發展并不是一個孤立的過程，需要在更大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背景中解讀，國內跨民族友誼研究注重探索不同民族逐步融合的社會變遷過程，考察歷史和社會背景對跨民族友誼形成與發展的影響，以更好地推動我國的民族關系研究和社會和諧研究的發展。

國內跨民族友誼研究起步較晚，仍需要對照國外研究中跨種族/跨族際/跨群際友誼的研究成果進行本土化改良和發展。在此過程中，需要重視國外理論和國內實際條件的契合程度，盡可能減少操作性定義的不準確性。故本研究在討論跨民族研究現狀和展望過程中，引用國外文獻時會慎重考慮其研究背景和對象，或延用原研究“跨種族/跨族際/跨群際友誼”進行介紹。

3 跨民族友誼的研究概述

現階段，對跨民族友誼的研究主要分為兩種研究取向：（1）將跨民族友誼作為一般性友誼進行研究；（2）將跨民族友誼作為特殊性友誼進行研究。

3.1 將跨民族友誼作為一般性友誼進行研究

該研究取向認為，跨民族友誼是一般性友誼的下位概念，只是體現在不同民族中，需要滿足一般性友誼的基本特征并遵循其基本規律。所以一般性友誼的研究方法、產生條件、測量工具等對研究跨民族友誼也完全適用。

里斯和布雷克（Lease and Blake，2005）不僅利用一般性友誼的研究方法研究黑人/白人兒童跨種族友誼，更是在發現“跨種族友誼中的兒童一開始可能是通過交流想法和觀點來認識對方的個人特質，并且在與朋友交往中，更加強調彼此之間的共同點，而非基于種族差異造成的定型觀念”時依據前人對一般性友誼的研究結果（Epstein，1989）進行解釋，認為跨種族友誼的產生條件同一般性友誼一樣，當個體或群體之間相似地方多過他們差異的地方，彼此之間就更有可能形成友誼。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提出“建立跨種族友誼可能有風險，尤其是當孩子必須違反同齡人群體的隱含規范才能建立這種友誼時需要承擔更多風險”的觀點，也參考了部分學校內同齡群體的特征如何影響其成員的教育愿望和成就的文獻（Karweit，1979），這篇回顧性文獻同樣屬于一般性友誼的研究成果。國內學者謝丹（2013）在闡述研究要素時借鑒了不同學者對一般性友誼的概念界定，且遵循布科夫斯基和霍扎（Bukowski and Hoza，1989）的友誼研究層次模型從三個層次對多民族地區初中生族際友誼狀況實施調研。

另外，目前國內外幾乎沒有專門評估跨民族友誼的測量工具，所以通常依據一般性友誼的行為與認知，采用一般性友誼數量質量量表、一般性友誼觀的問卷施測，或者依據一般性友誼特質擬定的提綱進行訪談。

3.2 將跨民族友誼作為特殊友誼進行研究

格雷厄姆和科恩（Graham and Cohen，1997）通過研究種族和性別與兒童的同伴關系（社會計量評級和友誼）的關聯，討論了性別和種族作為同伴評估的考慮時有不同影響，從而側面反映了跨種族友誼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性友誼。楊曉莉和趙佳妮（2018）在討論跨民族友誼的影響因素時更多提及了民族文化、民族本質論等非跨民族友誼所不具備的特質。其他國內學者（趙旭峰、鐘瑞華，2019；郝亞明，2019）也都提及民族文化隔閡、民族文化交融方式可能會對民族關系產生影響。由此可見，國內研究多傾向將跨民族友誼作為特殊性友誼來理解，且主要關注群際接觸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兩個視角下的跨民族友誼。

3.2.1 跨民族友誼是一種積極接觸方式

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認為，群際雙方進行接觸時能獲得新信息和澄清錯誤信息的機會，從而改善群際態度。格律特等人（Grütter et al.，2017）在對有特殊教育需求和無特殊教育需求的青少年間友誼關系進行研究時發現，相比對雙方接觸預期更樂觀的青少年，預期雙方接觸后會出現負面情緒的青少年不太可能從群體接觸中受益。該證據說明單純的接觸可能并不一定會對外群體成員產生更積極的態度、改善群際關系。所以在此基礎上，奧爾波特（Allport，1945）專門區分了消極接觸和積極接觸，對積極接觸提出四個最佳條件，包括平等的地位、共同的目標、群際合作、權威和法律的支持，且后續大量研究（ Gaertner et al.，1999；Brewer and Kramer，1985；Chu and Griffey，1985）均支持了該條件在跨文化和跨群體中的一致性。雅庫比克和費尼（Jakubiak and Feeney，2019）也證明積極性接觸是改善關系、避免沖突的有效手段，且跨群際友誼恰好滿足接觸假說的關鍵條件，是一種極為理想的族際接觸方式。

之后，接觸假說進一步發展為群際接觸理論（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確證了跨群際友誼在減少群際焦慮、偏見等負面影響，以及促進自我表露、共情等積極影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佩蒂格魯（Pettigrew，1998）聲稱為了實現健康的群際間接觸，必須有友誼參與，以此強調了跨群際友誼在促進健康的群際間關系中的作用。

涉及接觸假說和群際接觸理論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減少偏見的作用機制。多維迪奧等人（Dovidio et al.，2003）對該作用機制總結出包括群體間的依存關系、群際互動、認知因素、情緒因素在內的四個方面，跨群際友誼也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從依存關系上看，一方得益則意味著另一方遭損的零和競爭最容易引起對外群體的負性態度，而負性的態度又將導致一系列針對外群體的不友好行為。但是當與外群體并非是惡意競爭關系而是相互依存關系時，蓋特納等人（Gaertner et al.，1999）提出，雙方合作產生積極結果的獲得是與外群體緊密相連的，因此有助于提升群體間的吸引力，產生跨群際友誼，發展為群體間相互依存關系，可以直接調節對外群體的態度，減少群際偏見。

從群際互動上看，跨群際友誼本身就是良好的群際互動方式，可以作為一種較好的偏見態度和行為矯正模式而存在（Pettigrew，1998）。

從認知因素上看，歸因是人類的一種普遍需要，每個人都有一套從其自身經驗歸納出來的行為原因與其行為之間的聯系的看法和觀念（Malle，2006）。波潘等人（Popan et al.，2009）發現，在以意識形態劃分的群體關系中（比如保守黨派和自由黨派），合理歸因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可以減少對外群體的偏見。而跨群際友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內、外群體界限分明的隔閡，改變劃分內、外群體的維度，甚至將外群體納入自我概念中，借此改變不合理歸因傾向。

從情緒因素上看，佩蒂格魯和特羅普（Pettigrew and Tropp，2013）在研究群體間沖突、偏見、刻板印象等一系列共同問題的應對方式時，提及情緒因素在減少群際偏見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認為情緒因素可以作為一種調節中介存在?？缛弘H友誼可以減少對外群體成員乃至整個外群體的負性情緒反應，或是增加對外群體的正性情緒體驗（Pettigrew and Tropp，2006）。在群際接觸中最為常見的負性情緒是因對接觸感到不確定性、威脅性等喚起的焦慮。在一項對不同種族學生進行生理學指標和行為指標記錄的研究報告中，與黑人接觸較多的白人學生報告的群際焦慮顯著低于先前沒有與黑人接觸過的白人學生（Mendes et al.，2002）。阿倫等人（Aron et al.，1997）通過測量結構化自我披露的被試身上皮質醇反應性，證明跨群體友誼顯著降低了焦慮，并增加了跨群體互動的可能性。在群體間接觸的初始階段，減少焦慮可能最為重要，而隨著持續接觸和降低焦慮，增強同理心可能變得更加重要（Page Gould et al.，2008），在群際接觸后期，跨群際友誼還會增強對外群體的共情能力（Pettigrew，2008）?？傊?，跨群際友誼減少群際接觸中焦慮情緒，保障了群際間良性互動，增加了對外群體的理解和尊重，隨之而來的即是偏見的減少。

3.2.2 跨民族友誼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跨群體友誼在情感和認知過程中同時起作用，尤其是在情感過程中起作用（Pettigrew，1997）。與一般常伴有群際焦慮與群際威脅等不適體驗的群際接觸不同，跨群體友誼是具有較強烈積極情感聯系的互動關系，可跨時間、跨情境而穩定存在，甚至可以跨越現實世界而存在（管健，2020）。有研究（陳曉晨 等，2018）認為人們更容易基于親身經歷（即與外群體朋友友好愉快的交往經驗）回答有關對于外群體情感的問題，即朋友間的積極情感聯結更容易遷移到整個外群體。這意味著跨群體友誼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接觸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系列認知障礙，從而使積極接觸效果得到更好的推廣。因此，跨民族友誼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因其本身特性就具有極大的優勢。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要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也要尊重和包容差異性（趙野春 等，2022）?？缑褡逵颜x從認知路徑上可以通過獲得和修正外群體信息，可以減少對外群體的偏見，改善對外群體成員的刻板印象；從情感路徑上可以通過與外群體成員平等地接觸，發展合作共贏的群際互動，促進彼此之間友善親密地積極情感聯系，并將對某個外群體成員的好感拓展到他所屬的整個群體。因此，跨民族友誼可以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而中華民族共同體可借助于共同內群體認同的包容性力量，建構包攝水平更高的上位群體，將共同體的邊界泛化到整個社會或國家成為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即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管健、榮楊，2020）。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通過各族群眾的積極接觸來打牢基礎，家國同構的本質也就意味著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身份的集體認同（李修遠，2022）。另外，跨民族友誼可以使內群體成員持更開放的思想、更穩定的情緒狀態與外群體成員交往，并對外群體與本群體的差異更加包容（Korol，2017）。

4 總結

跨民族友誼本身作為一種積極接觸方式，通過認知和情感兩條路徑使各民族同胞更愿意與其他民族成員進行深入的、高質量的接觸。國內跨民族友誼研究剛剛起步，跨民族友誼有關的中介研究多使用以下思路：跨民族友誼可在本民族自我認同感的基礎上，將其他民族納入本民族自我概念中，從而改善民族間交往態度，其中包括減少對其他民族的偏見，或調整本民族規范性感知等，而對外民族和跨民族交往的積極態度又將增加各民族接觸意愿，促進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

通過對跨民族友誼的文獻整理發現，現階段跨民族友誼研究仍存在不足，并提出以下展望：

從研究對象上看，如前文所述，多數關于跨民族友誼的研究模仿國外對跨種族/跨族際/跨群際友誼的研究思路，缺乏跨民族友誼本土化研究范式。我國民族居住現狀以“大雜居小聚居”為特點，五十六個民族分散在全國各省區市混合居住，在各省區市的少數民族又聚居在一鄉、一縣，且小聚居的少數民族區域內可能有漢族同胞同住，漢族區內也有少數民族聚居的情況。因此，各民族間的關系相對比較和睦，大多數民族成員成長的社會文化背景也基本相同，尤其是國家制度優勢將民族獨立和反政府活動等削弱民族關系的威脅降到最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文化的高度繁榮為民族交往交流提供足夠物質和精神支持，導致我國跨民族友誼研究背景與國外跨種族/跨族際/跨群際友誼研究背景存在較大差異。未來跨民族友誼研究不能完全照搬國外研究模式，要深入考察我國不同民族成員間友誼實際發展情況及互動特征，結合當下民族工作政策和本土化社會語境，發展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能反映我國不同民族間友誼復雜性和多樣性的研究范式，構建出反映中國特色民族實際的跨民族友誼研究理論，為我國的民族和諧和社會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從研究方法上看，雖然目前國內暫時多使用測量法對跨民族友誼進行量化研究，但近年來國內外開始出現實驗法和干預法的研究嘗試，更強調揭示跨民族友誼深層次機制以及為促進民族間的友誼關系提供實用性建議。比如研究直接接觸和間接接觸促進群際間產生跨群際友誼，并在三種干預模式下探討跨群際友誼的產生（Vezzali et al.，2015）。阿倫等人（Aron et al.，1997）開發的親密度構建任務程序涉及一系列逐步升級的相互自我披露和關系建設任務，已證明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可以與陌生的外群體成員創建高水平的人際親密度，這也暗示了自我披露和建立關系在跨民族友誼產生當中的重要作用。未來可以結合我國民族工作現狀，包括充分考慮到我國獨特的歷史、民族分布、文化差異和社會情況，采用多元化和多維度的混合研究方法以獲取更豐富、更深入的數據。同時，可加大與政策制定者和基礎工作者的合作，參考其實踐經驗和意見，一方面可增加研究的實際價值和影響力，另一方面可為制定有效的干預措施和政策提供實證依據，旨在更好地服務于民族和睦和社會和諧的目標。

從研究工具上看，現階段并沒有公認的、統一的、僅針對跨民族友誼進行測量的評估手段，國內僅有的幾篇對某地區跨民族友誼調查的研究工具都是在國外一般性友誼量表進行漢化的基礎上修訂而來，且國外跨種族/跨族際/跨群際友誼研究的測量指標多集中當下友誼狀態，較少追溯過去的形成背景或考慮將來的延時效果，缺乏縱向研究和動態性研究，也限制了對跨民族友誼發展過程的研討。所以，未來跨民族研究除了要編制適用于我國跨民族友誼調查的標準化量表，更要結合多種評估手段以彌補已有測量工具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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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Cross-ethnic Friendships

Yang Qiusha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Cross-ethnic friendship is regarded as a positive way of communication that promotes the identity of the ethnic community by improving the attitude of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and enhancing the positivity of inter-ethnic contact to realize the goal of enhanc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urrently， the study of cross-ethnic friendship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Based on a large amoun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ethnic friendship from the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trans-ethnic friendship at the current st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ethnic friendship research in a deeper and wider field.

Key words： Cross-ethnic friendships; Intergroup contact;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