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李煥英》與法國電影《小媽媽》的比較研究

賀詩雨

（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 101300）

《你好，李煥英》在2021年春節賀歲檔獲得了相當矚目的票房成就，并且因其題材、創作者等因素的特定性引起了廣泛關注與討論，而遙相呼應的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法國女導演瑟琳·席安瑪的新作《小媽媽》。①兩部影片雖創作背景與類型有明顯差別，但二者上映時間接近，同為女性導演所作，都涉及對母女關系話題的探討，時空穿越手法的運用等共性因素而不可避免地被并置討論與對比。

一、時空穿越：不同目的幻想旅程

時空穿越是《你好，李煥英》和《小媽媽》中不可忽視的一個主題元素。對這一元素的構建處理體現了導演不同的創作訴求與觀念。國內外現代親情題材經典影片在穿越的共同外殼下，形式上的具體實現途徑與情感抒發、主旨表達亦不盡相同。穿越手法因和夢幻與現實，時空裂變與轉移，過去、現在與未來，記憶與懷舊，喜劇的時間性張力等因素緊密聯結在一起，故一直以來備受電影創作者的青睞，而電影藝術具有的時空自由特點也更好地成全了穿越手法的多樣化實現。從1985年開始上映的《回到未來》系列（羅伯特·澤米吉斯《回到未來》1985、《回到未來2》1989、《回到未來3》1990），到后來成為眾多電影文本原型的《重返17歲》（布爾·斯蒂爾斯，2009），再到被中泰韓菲律賓等八個國家都翻拍的韓國電影《奇怪的她》（黃東赫，2014）等，穿越元素大多數情況下主要和對現狀的不滿，對過去的追尋以及在時空穿梭中的獲得相關?！镀婀值乃分袊陌姹尽吨胤?0歲》（陳正道，2015）翻唱鄧麗君歌曲喚起觀眾懷舊情感與記憶從而上升到集體記憶與群體的共情。而日韓泰版本中，女主角向往的奧黛麗·赫本形象詢喚消費主義、年輕主義價值觀念，通過親情、愛情、理想的并置與價值選擇最終達成三代人的矛盾和解等創作訴求，都通過時空穿越的手法得以實現。

《你好，李煥英》根據賈玲創作于2016年的同名小品改編，導演多次公開表示創作初衷是為了彌補多年來自己與母親之間的情感遺憾。影片從賈曉玲的視角出發，建構了20世紀80年代的懷舊景象。從最初創作目的來看，影片不僅有擺脫時間性悲劇為自己與母親開辟出一個想象中時空的訴求，也應有女兒對母親個體發展的執念性思考，但在具體展現時出現了偏差?；氐竭^去的賈曉玲，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王琴這一電影人物角色的發展現狀去為母親做努力的。這類似于《回到未來》的創作手法，并且導演的小品原作也同《回到未來》一樣，借用了穿越手法帶來的未來者全知優勢來達到時間性的喜劇效果。在跨媒介改編中，導演明顯比小品更加真摯與嚴肅，雖然小品性的喜劇包袱依然存留，但賈曉玲的行為動機已不是為了自身在未來能夠存續，而是為了母親能夠有重新選擇的機會。但就影片呈現內容來看，最終實現的依舊是導演的個人化欲求，情節表達只關系到導演的自我遺憾彌補。故事將母親也設置為穿越者身份，女兒的一切努力被全知視角的母親看在眼里，由此這種努力被母親更深層的背后付出消解，李煥英依然是一個母親，而不是與母親身份完全剝離的自我主體。前述層面上，導演雖展現了母親的少女形象，觀眾卻并未真正了解成為母親前的李煥英，母親的行為邏輯是滿足女兒的愿望欲求，最終使人動容的是歸結于悲劇性的情感掙扎，是一次母女的雙向情感奔赴，而非李煥英的個體精神。

“以穿越時間為題材的電影，常常深刻地表明了現實的悲劇性，而對超越時空的渴望同時也是對現實悲劇感超越的努力?！盵1]《你好，李煥英》屬于這一范疇，而瑟琳·席安瑪的《小媽媽》則與此不同，《小媽媽》中的人物是在空間中旅行而非時間。導演探討的是關于死亡、失去、家族中的女性關系與生命傳承等主題。影片雖依托時空穿越的手法，但在人物服裝、空間、道具設置等方面有意地模糊故事時代背景，極力消除限制想象的因素。不同于《你好，李煥英》因遺憾與欲求而回溯過去，《小媽媽》思考失去與死亡，但并不執著于獲得。影片如同莫比烏斯環一樣，過去、現在與未來是聯結在一起的。外婆、媽媽與女兒，拋去年齡與輩分，她們之間流淌著相同的血脈，存在著DNA的復制。未來的女兒沿著母親身后的小路而來，時間也就此模糊化、被懸置，這相比傳統的穿越更像是平行空間，又像是對輪回與原初的哲學追問。在空間設置上，未來與過去發生在同一座房子里，觀者只能通過出場的人物去試圖辨認時空。此外，森林里的樹屋與結尾處的金字塔狀的建筑，讓敘事更具有了童話性，使人聯想到《鬼媽媽》（亨利·塞利克，2009），《愛麗絲夢游仙境》（蒂姆·伯頓，2010）等作品。一個洞，一面墻，一片樹林，一條小路，它們作為不同的身體共同存留的空間隱藏著永恒的秘密。當手掌與一直存在的壁櫥相碰觸的那一刻，存在與感知相遇，過去、現在與未來被連通，個體生命的每一個時刻都被并置起來且變得可見，相遇也變得可能。這種空間旅行的構思與2020年的意大利電影《十八個禮物》（弗朗切斯科·阿馬托，2020）有類似之處，影片保持空間不變時間轉移的穿越設置亦產生了類似的懸置與回環效果，讓觀者在對過去的訴求與現實的價值獲得之外感受到了時間的消弭和打破時間界限后空間中的生命傳承。

近年來中國的相關創作除了前文提到的《重返20歲》，還有《夏洛特煩惱》（閆非、彭大魔，2015），《乘風破浪》（韓寒，2017）等影片。雖然影片在親情之外還涉及愛情、中年危機等不同主題，但喜劇性、穿越題材的奇幻性、人物對現狀的不滿并通過時空穿越獲得矛盾和解與價值回歸依舊是共同特征。綜觀國內時空穿越類現代題材電影創作現狀，《你好，李煥英》可以說是集大成之作，雖是導演轉型首秀，但作為中國電影的又一票房高峰，這部作品早已不屬于個人，而是被討論研究的重要公共文本。表面上看，《你好，李煥英》中20世紀80年代懷舊景觀的建構與展現，復雜的出場人物形象塑造與情節設計，帶給觀眾的信息量是更大的。但“這種歷史事件、時代特征、個人經歷作為一種主觀的個體記憶轉變為大眾文化的消費品，引發觀眾的強烈共鳴和集體宣泄，從而進行文化消費和電影口碑的二次傳播?！盵2]是一種引導性的商業化操作。而《小媽媽》雖包含導演非常私人化的童年記憶與經驗，但她始終盡力讓片中的人物與空間變成一個容器，能裝下更多不同觀眾經驗與情感，在觀眾與電影的對話中創造更多的空白與想象空間。

二、沉默的女性傳統:母親身份及女性關系

《你好，李煥英》和《小媽媽》對母親的再現與探討，是一次母性神話的再利用與重返母親個體乃至女性群體的超越性關照的分叉。其中還涉及女性關系、母女情誼以及女性電影人的創作思路差別。

母親總是關系到一個人最脆弱或者隱秘的情感?！拔覀冊谂松眢w里度過的幾個月光陰無疑是所有女人和男人生命中一個不可否認的共同經歷。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一開始就知道，女人之為女人，其特征就在于愛與失望，堅強與溫柔?！盵3]精神分析學中借用俄狄浦斯神話對母子關系進行的原型描述為人熟知，但其實母女之間的關系也有闡釋解說，那就是希臘神話中阿伽門農的女兒厄勒克特拉忍辱負重，殺死母親為父報仇的故事。從中看到的是母女關系的復雜性：競爭與共生，背離與索求，愛的失落與窮途末路。女人因原生的匱乏而將孩子作為缺失的替代，可之后孩子與父親建立關系，從屬于父親，這使她常處于焦慮之中。兒子為女人所生，兒子一生都在習得父親的秩序與割離母親的溫柔中奮爭。當他進入象征界后，母親喚起的只能是對故鄉的依戀與被閹割的恐懼。至于女兒，亦為女人所生，她的情感在精神分析理論中被塑造為關于父親的爭奪與對母親的嫉妒。精神分析學說畢竟是一種外部視角解讀，弗洛伊德的論述中母親的精神生活“并不超出核心家庭提供的解釋范圍”，“作為母親的首要存在是被當作象征的母親”[4]，母女之間，女人與女人之間不夾雜外界因素的隱秘情感成了從不被言說的秘境?！肚锶兆帏Q曲》（英格瑪·伯格曼，1978）、《母女情深》（詹姆斯·L·布魯克斯，1983）等經典影片就表達了女兒與母親在看似和睦溫柔的表面下，暗涌著難以和解的矛盾，這是一種關于母職習俗的暴力引發的雙向痛苦。就像作家雷切爾·卡斯克在其非虛構作品《成為母親：一名知識女性的自白》中表述的，對放棄公共價值來換取私人意義的女人/母親的重合者來說，從此母職工作與愛被極度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這是一種他人難以理解的私密的焦慮與痛苦。詹姆斯·希爾曼在《不稱職的母親》一書中如此描述：成為母親后“孩子象征著想象力，母親的言語因此變得缺乏想象，她的思維過程被限制在成年人理性的框架之中，于是鬼魂的聲音與面孔、動物、想象出來的逼真場景與她漸行漸遠；對她而言，它們是病態的妄想與幻覺。她的語言失去了情感與咒語的力量；她解釋著，爭辯著?！盵5]

傳統的電影敘事中經常存在一種敘事者主導下的視線引導，創作者選擇性的為觀者展示畫面，從而形成的通常是一個男性主導的觀看機制，凝視的暴力與失衡在這種引導下產生?！霸谝粋€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在主動的/男性和被動的/女性之間發生分裂”[6]，而《你好，李煥英》與《小媽媽》則是兩位女導演對單純的母女關系的聚焦。導演自述與各種訪談中，賈玲一直強調現實中李煥英的樂觀性格和對女兒沒有苛責要求的教育觀念，電影表面亦是如此。在車禍之前母親原諒了撒謊的女兒，堅信女兒的不平凡。穿越回過去之后她最終也否定了女兒為自己安排的完美的人生道路，依然選擇了讓平庸的賈曉玲成為自己的女兒。但在電影與導演敘述之中，明顯存在著與所有敘述相反的一個暗面和敘事裂隙。李煥英的樂觀豁達之下還暗藏種種讓導演不能釋懷的成功學期望與要求，導演與母親的關系間存在著心結，但這個心結因為母親的離世而無法解開。電影開頭母女暫時和解之后就發生車禍，而現實中，賈玲的母親也是在她剛考上大學后就因事故而遺憾離世?，F實中她沒有機會讓母親看到自己的成功，便借助電影去獲得一次生命逆轉、時空倒流的機會。潛意識中導演將現實與個人欲求凝縮、移置進電影，她為讓母親開心而穿越，也為向母親索求一個母女間成功學和解層面上的答案而穿越。在影片穿越前女兒的成長其實可以說是壓抑、灰色的，而母親則是處于生活的雞毛蒜皮與失敗崩潰之中，這是真正的癥結與矛盾所在。時空穿越的機制與其說達成了母女的價值反思，不如說是導演在擁有話語權力后在想象中自我疏解。這也是上文提到的，影片并未涉及李煥英個體精神的深層探討與塑造的原因。雖在導演的理想與預設里，這會是一次反思與價值的回歸，但實際結果是在具有強大效力的母愛歌頌與煽情下，代際關系的權力顛覆行為被置換與掩飾。

對比之下，《小媽媽》是展現了平和與日常的情感狀態，也與女性關系、母親身份探討聯系更為緊密，外婆去世引起的家族女性間生命連結的顯現與哲理思考，甚至超越了女性主義議題中熟悉的苦難、個體掙扎與焦慮話語，情感視野更開闊——即個體的悲傷如何從責任與身份中抽離，思考純粹的情感關系。影片開始車上駕駛場景中母女間契合的節奏；深夜睡前談話中對外婆的去世引起的情感狀態的心照不宣；時空穿越后兩個人的游戲場景以及互相追問，都從孩子與女性重疊的角度去體驗空間與人物情感。席安瑪讓孩子也讓觀眾看見了母親的想象力，讓母親的“咒語”重獲新生，在兒童的視角中影片早已超越了母女之間的悲傷。當手電筒照在母親身上，在我們的視網膜上留下殘影時，我們窺見了母親，也窺見了女性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按H交流涉及理解的限度，這種限度和經驗的時間性相關”[7]，瑟琳·席安瑪試圖超越時代的局限來達成代際的交流，用折疊時間的方式巧妙而溫柔的化去母女之間的距離，實現了三代人的兩兩對望。

《你好，李煥英》中非日常的宣泄和情緒表達與不同的文化現實有一定關系，與成長環境背景、經歷相勾連?，F實中的母女關系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裹挾著期望、苛責、執念、自我和解以及代際關系的權力顛覆等因素。國內近年來的女性題材、母親題材創作，從較為私密的《柔情史》（楊明明，2019）、《春潮》（楊荔鈉，2020）、《媽媽！》（楊荔鈉，2022）到更具有大眾性的《我的姐姐》（殷若昕，2021）、《媽媽的神奇小子》（尹志文，2021），大多都與女性、母親的困境以及成長暴力、母子間的情感痛苦撕扯有關。這些創作在題材與深度上都有突破并對中國女性題材創作與女性主義發展來說都有深遠的意義，但依然是偏個人的，鏡頭語言、表現手法與題材的適配性之間的藝術呈現亟待創作者進行深度思考。

三、結語

縱觀全球近年來各大電影節展的參展與獲獎情況，女性電影、女性電影人的力量都極為突出且占有越來越重的分量，女性話語與經驗被更多地關注。在各類傳統題材似乎陷入創新困境的當下，女性主義題材與相關創作如同我們一直在提及的“母親”一樣，為電影提供滋養。如今，女性的創作與題材表現不局限于單純的性別身份，創作者對不同類型、形式的探索實踐也在拓展著電影的邊界，革新著電影的鏡語表現力。國內的相關創作有目共睹，其意義深遠而重大，但在創作態度、手法、導演能力、思想深度與精神高度等方面，與國際創作現狀還有一定的距離，創作者應以《你好，李煥英》這一現象級電影的探討與評價為代表，整理思路，走向更遠。

注釋：

①瑟琳·席安瑪，1980年出生于法國，編劇、導演，2007年，自編自導個人首部電影《貪得無厭的人們》，該片入圍第33屆法國電影凱撒獎最佳處女作獎。2011年，自編自導劇情電影《假小子》，該片獲得第6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泰迪評審團獎。2014年，憑借自編自導的犯罪電影《女孩幫》入圍第40屆法國電影凱撒獎最佳導演獎。2016年，擔任兒童動畫電影《西葫蘆的生活》的編劇，她憑借該片入圍第44屆安妮獎最佳動畫電影編劇獎、獲得第22屆法國盧米埃爾獎最佳編劇獎。2019年，自編自導的劇情電影《燃燒女子的肖像》獲得第72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并獲得第24屆佛羅里達影評人協會最佳導演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