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利科論公正的記憶

陳旭東 黃藤莉

提要：我們對歷史災難負有記憶的責任,但現實中又充滿著大量記憶濫用的現象。本文將借用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的公正記憶觀來討論此問題。記憶的濫用可以分為三個層面:壓抑的記憶、操控的記憶、過度控制的記憶,而在哀悼的勞作與歷史學的勞作基礎上的公正的記憶是利科提出的可能解決之道,這能夠使我們負責任地對待過去,給予歷史應有的公正,從而形成平衡而恰當的記憶。

美國哲學家桑塔亞納曾說過“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舊覆”,為了避免過去的悲劇再現,永不忘記就成為必需的前提條件,記憶就成為一種政治和倫理上的責任。在這種責任的驅使下,全世界到處都充斥著各種儀式化的紀念活動,有各種慶祝歷史記憶的節日狂歡,還有紀念碑、博物館、紀念館等“紀念之場”。各種邊緣群體為了獲得自己的身份認同,社會需要修復過去留下的創傷,這些都需要借助歷史記憶來實現,我們似乎已經陷入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諾拉所說的“紀念的強迫癥”。但這種對記憶的無條件頌揚是否蘊含著我們應該警惕的風險?我們是否已經過度迷戀過去?什么樣的歷史記憶是恰當的?本文將通過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的公正記憶觀來討論如何應對上述問題。

一、從記憶的責任到記憶的濫用

利科提醒我們,因為記憶的脆弱性和不可靠性,記憶在使用過程中就包含著被濫用的可能。具體來說,自然記憶的濫用分為三個層面:壓抑的記憶、操控的記憶、過度控制的記憶。

第一,發生在個體的病理學-治療學層面的壓抑的記憶。利科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來解釋壓抑的記憶,當面對過去的創傷時,我們會害怕喚起痛苦的回憶,所以總是傾向于盡力壓制過去的痛苦。但是,在《回憶,重復和修通》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強調記憶很難完全被壓制,我們會用重復的方式來抵抗這種壓抑,而且這是無意識進行的,不知道自己在重復,重復就以代替記憶的行為方式體現出來。重復過去所發生的沖動,就是過去的記憶如幽靈般在當下一直徘徊?！坝洃浀奶嘤绕涫谷寺撓氲綇娖刃灾貜?弗洛伊德告訴我們,它使得見諸行為替代了真正的記憶,而只有通過真正的記憶,當下才可能與過去達成和解:世界上有多少暴力根本就是見諸行為替代了記憶!”(1)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0、102—103、108、599、113頁。壓抑的記憶的問題是不能夠對所經歷的過去進行掌控,所以只能不斷重復創傷事件,記憶就成為一種重復。這會形成一種與過去的病態關系,固執于過去,歷史就不能翻篇。

第二,發生在實踐層次的操縱的記憶,這主要是權力掌握者通過意識形態對記憶進行的操縱。無論對個體還是對群體來說,記憶對于自我同一性(identity),也就是身份認同的確立都是必需的。但身份認同的脆弱性造成了記憶容易被操控,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同一性的脆弱呢?利科歸納了三個原因。(2)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0、102—103、108、599、113頁。首先是與時間的關聯,同一性需要保持一種持續感,而這種持續感很容易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化而減弱,所以如何在時間面前仍然能夠保持自我同一性始終是個問題。其次,他者的威脅使得自我同一性變得脆弱。同一性就是通過樹立與他者的區別而建立起來的,具有排他性,也就是通過拒絕不屬于自我的他者而獲得,自我在與他者相遇的過程中會不斷產生沖突,同一性始終面臨他者的威脅而變得比較脆弱。最后,暴力始終是自我同一性的基礎,因為歷史上的共同體總是通過暴力和戰爭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并且在建立政權后被合法化,即“創始暴力的遺產”。這個遺產對一些人來說是光榮的事件,對另一些人來說是屈辱,一方是慶祝,另一方可能是詛咒,所以總是有真實的或象征性的創傷停留在集體記憶的深處,歷史創傷使得身份認同不穩固而容易被顛覆。

為了證明其合法性,權力通過選擇性的敘事進行記憶的操控。操控是通過有傾向性的敘事實現的,“敘事的選擇性為操縱提供了機會和方法?！?3)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0、102—103、108、599、113頁。

但當我們選取過去發生的部分事實敘述的同時,故意忽略另一部分事實,然后對其賦予特定的意識形態話語,這樣就完成了一個合法性敘事的建構?！皵⑹碌乃苄蝿谧魈峁┑目勺冑Y源使記憶的意識形態化成為可能。遺忘的策略直接嫁接在這個塑形勞作上:通過刪減,通過改變重點,通過對行動輪廓和行動主角同時有所不同地再塑形,故事始終能別樣地被講述?！?4)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0、102—103、108、599、113頁。如果某種記憶成為唯一的正統記憶,歷史事實容易被片面地呈現,主流記憶的存在使得其他成員的記憶權利被剝奪。并且在集體活動和公共空間中正統記憶被強制學習、不斷強化和反復慶祝。事實上,對過去的慶祝紀念的是當下,是為了強化當下的意識形態,這是自我認同不斷重復的過程,身份認同的重復性確證就逐漸走向自身的封閉。于是,記憶成為強化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工具,所以我們常常見到官方的記憶在特定意識形態下服務于特定的同一性建構。操控的記憶其實是遺忘的濫用,因為敘事的中介作用使得記憶的濫用同時就是遺忘的濫用。

第三,倫理政治層面的有義務的記憶,即記憶的責任造成記憶的強制。記憶責任本來是源于《圣經》中“不要忘記”的勸告,但現實中很容易被過度扭曲為帶有強制性的命令。比如2001年托比哈法案視法國殖民時期的奴隸貿易和奴隸制為反人類罪,除了要求政府道歉之外,還處罰否認奴隸制存在的言論;2001年通過的承認及紀念亞美尼亞受難者的法律。2005 年,一位以研究奴隸制著稱的歷史學者佩特葛努由(Olivier Pétré-Grenouilleau)在接受一次采訪中表示,黑人奴隸貿易不宜定性為反人類罪,結果其言論被控告違反了記憶法案。(5)Pierre Nora, “History, Memory and the Law in France, 1990-2010,” Historein, Vol.11, 2011, pp.10-13.這些記憶法案激發了法國國內的激烈爭論,不少歷史學者都表示反對,認為不應該由法律來規定歷史研究,這是記憶對歷史的綁架,用法律來強制記憶很容易妨礙正常的歷史研究公共討論。利科對此表示了憂慮:“濫用只會發生在正義觀的運用中。在這里,激情記憶、受傷記憶提出的某個要求,不同于歷史學范圍更廣的、更具批判性的目標,讓記憶的責任發出了一個恫嚇性的聲音,其在時時刻刻都要去紀念的勸告中找到了最公然的表達?！?6)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00、102—103、108、599、113頁。還有,1968年五月風暴的紀念,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等都具有“強迫性紀念”的特征?？傊?如果沒有對記憶責任的謹慎使用,很容易走向記憶的專制。

那么,如何防止記憶的濫用和遺忘的濫用?下文將討論利科以記憶的勞作和歷史學的勞作為基礎的公正的記憶來討論歷史記憶的合理使用和恰當分配問題。

二、哀悼的勞作與記憶的勞作

我們知道,過去發生的事情從來不是與現在完全無關的,過去并沒有過去,它會在人的意識中留下痕跡。只是有些可能很微弱,幾乎不留下痕跡,而那些嚴重的事件就會造成創傷。創傷事件往往會與現在不斷地產生交互作用,甚至互相纏繞在一起。弗洛伊德在《哀悼與抑郁》這篇文章中提出,過去的創傷性事件會使個體形成兩種記憶方式,分別是哀悼與憂郁。兩者都是對失去所愛之物之后的反應,這個所愛之物可能是具體有形的事物,也可能是一些抽象之物,如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理念。哀悼是學會如何處理喪失的對象的能力,經過一段時間之后自我能夠有意識地承受痛苦,接受其作為自我的一個部分。因此,哀悼是心理的一種自然而正常的反應,是一個相對健康的過程,也就無需外力進行過度干預。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哀悼的結束就是利比多放棄曾經依戀的對象,從原來的對象中撤回,于是獲得轉向新對象的自由。也就是說,原來對于喪失的對象的依戀轉向新的目標。相反,抑郁則是對失去的對象采取了抱怨和責怪等病態反應,當利比多轉移不了,無法放棄喪失的對象而繼續停留于過去。

哀悼是一個治療的過程,也就是哀悼的勞作(work of mourning)。作為精神分析的一種治療方法,哀悼的勞作可以幫助我們與失去的對象和遭受的痛苦和解。如果哀悼的勞作沒有完成的話,就會壓制創傷經歷,陷入抑郁,或者在行動中重復過去同樣的行為,這些都被弗洛伊德稱為重復性沖動。而通過哀悼的勞作,就能夠防止重復性沖動和治愈歷史的創傷。壓抑的記憶需要通過哀悼的勞作來解決,也就是記憶的勞作?！鞍У康膭谧骱陀洃浀膭谧鞯慕化B,正是在集體記憶的層面上,比在個體記憶的層面上還更有可能獲得其全部意義。當關系到民族自尊的創傷時,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談論喪失的愛的客體。受傷的記憶不得不面對缺失。它無能為力的,正是現實檢驗指定給它的勞作:放棄填充。只要喪失還沒有被完全內在化,那么填充就會不停地將利比多和喪失的客體聯系起來。但是在這里同樣要強調,這種對現實檢驗的服從,構成了真正的哀悼勞作,同樣也是記憶的勞作的內在組成?！?7)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第101頁。哀悼不僅可以處理個體與消失的對象之間的關系,也可以應用到集體記憶中,比如國家領土的丟失,大屠殺之后生命的大量逝去,通常是暴力的方式留下創傷而需要修復。

哀悼的勞作其實是一種心靈的凈化和治愈過程,比如在祭祀活動中,一群人在創傷性事件之后聚在一起表達哀思、分擔痛苦。葬禮上的集體哀悼行為給所有的參與者覺得他們并不是獨自受苦,而是大家在一起分擔和共享失去親人的痛苦,這就提供了一種安慰和療愈作用。歷史創傷的重負很容易把人壓垮,使自我喪失,所以記憶的勞作異常重要,它能夠避免讓沉重的苦難導致弗洛伊德所說的抑郁,“通過凈化式的哀悼所拉開的批判性的距離可以引發一種智慧,它能夠使被動的哀痛(lament)轉化為一種積極的控告(complaint),也就是抗議?！?8)Richard Kearney, “On the Hermeneutics of Evil,”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No. 2, 2006, p. 214.通過記憶的勞作可以產生積極的記憶?！安皇遣粩嗟鼗貞泟搨?、痛苦、羞辱和挫折,而是在所有政治爭議和對局勢的評估中意識到這些經歷。對上述經歷有思想準備并不意味著要反復回憶過去。在這一點上,記憶勞作對抗促進重復的抵抗,以此方式有益于實現記憶責任。從這種回憶勞作和責任的結合中,可以產生一種積極的記憶,這種記憶同時是可理解和可忍受的?！?9)利科:《記憶與歷史之間》,張淳、李紅編譯,《文化研究》第 38 輯, 2019 年,第16頁。與容易成為強制的記憶責任不一樣,記憶的勞作就是展開解釋學的迂回路線,更充分地展現問題的復雜性,為更好地解決問題作準備。正如卡尼(Richard Kearney)所總結的,“自我通過他者的語言在數次解釋學的迂回之后回歸自身,在這個旅程中自我得到擴展和豐富?！?10)Richard Kearney, On Paul Ricoeur: The owl of Minerva, Ashgate, 2004, p.2.記憶的勞作告訴我們,過去的歷史罪惡不能隱藏起來,而應該被揭露出來,并解釋它是如何發生的。這能夠使我們更好地面向未來,使過去的創傷記憶轉化為對未來的期待,而不是一直沉湎于過去所喪失的東西。

三、歷史學的勞作

如果記憶的勞作指的是痛苦記憶的凈化和治愈的過程,那么歷史的勞作是通過嚴謹的歷史研究糾正和批判記憶。歷史和記憶都是在描述過去,兩者有什么不同?記憶帶有更多的主觀感情,其情感性使得我們很難與過去保持冷靜的距離,所以記憶可能欺騙我們。而客觀冷靜的歷史必須與過去保持距離,并且努力把主觀的記憶轉化為客觀的歷史。因為記憶往往顯得脆弱和不可靠,而歷史學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那么歷史是否應該優先于記憶?利科并不同意這種看法,記憶并非從屬于歷史,因為記憶對歷史一樣具有重要價值,記憶是歷史的來源。我們只有通過記憶觸摸過去和指涉過去,“除了記憶之外,我們沒有更好辦法用來表示,在我們說我們記得某件事情之前,這件事情已經發生過?！?11)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第28、670頁。如果沒有記憶給我們心理與情感上的主觀體驗,光憑歷史不可能真正理解過去。利科反對把記憶降格為歷史的手段,而使得記憶附屬于歷史學研究。因為只有記憶才能使過去真正進入現在,使過去保持鮮活,只有記憶能夠使過去得到關注、討論和反思。

利科認為歷史研究能夠幫助我們完成真正的記憶勞作,這種歷史的勞作主要通過歷史認識論實現,包括文獻、理解/解釋、表象三個環節。首先是文獻環節,當親身參與歷史的見證者的活生生的記憶被記入檔案之后,歷史學家隨之進行閱讀和分析。證言的記錄、書寫和閱讀過程代表著與見證者活生生的主觀經驗和記憶保持了第一重距離,檔案和證言能夠提供過去所發生事情的證據,也就是事實環節,可以判斷和區分真假。歷史不能虛構,它必須以史料證據和科學研究為基礎。歷史學是以追求真相為目標的。真相不僅具有認識論上的意義,也有倫理意義。從后果論的角度說,歷史真相對于當下有用,但其價值又不僅限于此。歷史對過去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知識上的關心,而且是一種實踐的和倫理的關系。真相對于記憶的責任意義重大,真相能夠使集體記憶得以完整地保存和延續,如果沒有嚴謹的歷史研究為支撐,集體記憶很可能被誤導,而成為服務于各種意識形態的虛假記憶。因為證言是歷史學的基本材料,歷史學會對那些見證者證言的可靠性進行審視。歷史學家通過客觀研究,特別是對史料的嚴謹使用,來實現歷史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性可以糾正偏離事實的記憶。如果沒有歷史的矯正作用,記憶很容易陷入對過去錯誤的想象。比如對于法國大革命的記憶,常常把法國大革命美化為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化革命,卻忽略了革命過程中大量的恐怖、暴力、社會分裂、精神墮落、經濟停滯等嚴重的問題。

第二,解釋/理解階段。主要回答歷史為什么這樣發生而不是那樣發生的“為什么”問題,比如通過因果關系、目的論等框架來解釋歷史發生的線索和脈絡;從他者的角度解釋歷史事件,設身處地的進行同情式的理解?！皩嶋H上,歷史有一個優勢是不得不承認的,它不僅把集體記憶擴展到任何實際記憶以外的地方上去,而且還糾正、批判甚至否認某個限定共同體的記憶,當這個共同體只是封閉地關注它自己的那些苦難,以至于對其它共同體的苦難裝聾作啞的時候?！?12)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第28、670頁。這個環節使得歷史和記憶之間的距離進一步增加。歷史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過去,澄清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如果忽略受害者的具體歷史情境,他們就會僅僅成為沒有自主意志的被動的受害者,也沒有采取任何反抗行為,而歷史的探究則能夠使我們走出記憶容易陷入的簡單的二元對立,比如好壞、善惡、受害者與加害者等等。同時要在相互競爭的解釋模式中進行恰當的選擇,這樣才能更深層次的理解他人,也意味著發現我們與對方的相似性,因為歷史上許多集體罪惡都是打著善、正義、幸福等美好的名義進行的。當把所有過錯都歸結于對方,而自己成為完全正確的一方時,在善的名義下暴力將可能再次出現。

歷史學的考察可以使我們的記憶少一些情感沖動,對過去產生更多的理解,并通過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使得記憶更加公正。歷史學家和法官一樣,都以不偏不倚的公正為目標,追求公正的第三方的立場應該全面地觀察和書寫歷史。事實上,總是存在不同的解釋和理解,各種解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記憶需要不斷地被客觀的歷史所檢驗和修正,特別是通過歷史學的批判勞作來矯正,以實現公正的目的。歷史敘事是法官的審判話語的一種延伸,法官的審判恢復的是權利,而歷史學者話語的職責是恢復受害者的尊嚴,揭示過去的罪惡,還受害者以正義。

第三,歷史學家的表象階段,它提供一種整合的內容給歷史學共同體和公眾。表象離不開想象的作用,雖然歷史是關于過去的真實的描述,而想象則屬于虛構,但兩者之間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楚,有重疊的地方。想象除了能夠讓我們進入不存在的世界之外,另一個作用就是讓記憶出現在我們面前。記憶就是關于過去的圖像,歷史學就是如真實發生過的那樣來表象過去?！爸挥型ㄟ^見證以及對于見證的批判,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證歷史學家對于過去的表現是可靠的?！?13)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第381、1、112頁。歷史的真理訴求是通過“替代”的模式實現的,替代是“就像真實發生的那樣”來表現過去。

總之,歷史學的研究能夠糾正記憶的偏差和誤用,為恰當的記憶提供更堅實的支撐,使得記憶能夠全面完整地得到呈現。

四、公正的記憶

利科在《記憶,歷史,遺忘》的開頭就指出公正的記憶是避免記憶濫用的良方?！熬凸矊用娴乃伎紒碚f,在某一時空中的過多的記憶與在另一時空中的過多遺忘造成了一些始終困擾我的令人擔憂的景象,且不說各種紀念活動以及對記憶和遺忘的種種濫用所造成的影響。就此而言,一種關于公正記憶的政治學概念就構成了我所認為的公民主題之一?！?14)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第381、1、112頁。公正的記憶不僅是如實反映過去,追求歷史的真相,同時也是負責任地對待過去,給予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以應有的公正,還歷史以正義。具體來說,利科總結了公正的記憶的三個層面:

第一,公正是指向他者、對他者的責任,所以公正的記憶不僅是在形式上對記憶的內容進行公正地分配,而且是通過記憶向他者行正義?！坝洃浀呢熑尉褪峭ㄟ^記憶,公正地對待每一個異于自身的他者的責任?！?15)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第381、1、112頁。什么是他者?他者是不同于自我的存在,是自我以外的差異性存在,但同時我們又和他者共享參照或故事。對他者的責任意味著對他人的敏感性,意識到他人的苦難,特別是對他人因各種制度性的暴力傷害所造成的苦難保持敏感,這樣就可以避免沉迷于自己的痛苦而忽略他人的苦難。而且這是一種命令關系,他者的受苦表明對他者責任的道德命令。利科用關懷(solicitude)這一概念來說明與他者建立公正關系的內在動因。關懷是對他人受苦的自發性的承認,與他人分享痛苦,是一種真正的同情。這種受苦不僅僅指身體上的疼痛或精神上的痛苦,而且是“行動能力、行事能力的減弱,甚至是破壞(被人感到是一種對自身完整性的損壞)來界定的”(16)利科:《作為一個自身的他者》,佘碧平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83、285頁。。當我們對他人的痛苦感到焦慮時,我們也是因他人而受折磨,至少受到他人痛苦的影響 ?！耙驗槲覀儗λ叩男腋８械浇箲],我們在關懷他人的時候也理解正義為什么重要”。(17)Geoffrey Dierckxsens, “The Ambiguity of Justice: Paul Ric?ur on Universalism and Evil,” Ric?ur Studies, Vol 6, No.2, 2015, pp. 32-49.當與他者建立公正的關系時,我們就可以打破僵化的自我同一性,從封閉的自我中心中走出來而獲得自由。所以說,“記憶不應該僅僅用來慶祝自己的英雄,哀悼自己的逝者,或者污名化他人的錯誤”(18)Todorov, Hope and Mem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xxi.,而應該是對他者的記憶。這種對他者的開放可以豐富自我同一性,打開多樣的可能性,看到理解和解釋過去的不同視角。

第二,公正是對過去所欠債務的一種償還,“對不再存在,但已經存在過的他者的負有債務感。我們會說,償還債責,以及清點遺產”(19)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第112、668頁。。我們和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人具有不可推卸的債責關系,是因為過去對于形成我們是誰的作用,這種負債不僅是生物遺傳基因上的,也是文化基因上的,這種債責不僅是過去留給我們的重負,而且可能是我們生存意義的寶貴源泉和遺產。我們負債不僅是保留檔案記錄等事實性的歷史信息,也是對前人負有責任,具有償還債務的義務。我們對這些曾經存在過、隨著死亡而消失的人,唯一可能的回報就是記住他們?！拔覀兪钦l”部分來源于在我們之前生活過的人,他們流傳下來的言行哺育和塑造了我們。我們有責任把先人留下的思想、情感、氣質、行為方式都重新帶到這個世界,比如對中國人來說,孔孟老莊這些典范對于中國人文化身份的形成意義重大,他們的言行仍然可能以某種方式重新復活,從而豐富我們當下的生活世界,拓展我們的視野。

第三,每個人都有被公正對待的權利,我們活著的時候,我們都期待自己能夠得到真實描述和客觀評價,誰也不愿意自己的形象被歪曲。即使在死亡之后這個權利也沒有終止,特別是對于罪行的受害者來說,他們的生命被無辜剝奪,就應該得到公正的補償。所以說,我們不僅僅對一般的他者負有一種召喚的義務,而且歷史上的受害者享有被記住的優先性,特別是那些無辜受害的人,他們并沒有做什么就遭到嚴重的非法傷害,只能無力地遭受痛苦?！八叩耐纯喔鶕碜运叩牡赖旅钤谧陨碇兴沂镜?就是自發指向他人的情感。正是關心的倫理目標和情感的受動肉身之間的內在統一,在我看來證實了對‘關心’術語的選擇?！?20)利科:《作為一個自身的他者》,佘碧平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83、285頁。正是出于對他者痛苦的關心,才使得我們必須記住受害者,以確保受害者不會消失,讓那些過去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恢復其應得的正義。當我們的親朋好友遭受不公,并且他們已經無法發聲時,我們就有責任來講述他們的故事,使他們的經歷能夠被聽到,能夠被大家所知,以避免悄無聲息地消失于歷史之中。這也是對那些無法講述自己故事的人所進行的還債。同時,通過受害者的記憶來對抗勝利者的歷史書寫,比如黑格爾所主張的那種慶祝理性、犧牲、進步的歷史哲學?！八晕覀冃枰环N平行的歷史,比如說,受害者的歷史,來對抗成功和勝利的歷史。記住歷史的受害者,那些被傷害的、被侮辱的,被遺忘的,難道這不應該是我們所有人的目標嗎?”(21)Kearney &Dooley, Questioning Ethic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 Routledge, 1999, p.11.特別是讓無名的受害者找到原本應該屬于自己的名字,恢復他們應有的位置及尊嚴。他們被主流歷史所遺棄,所以要恢復他們本該有的歷史地位,承認他們作為人的尊嚴,作為一種精神埋葬,進行“重新下葬”。(22)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第112、668頁。這些受害者往往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們非常容易被抹去存在的痕跡,只有通過記憶才可能使他們真正存在,重新獲得存在的意義。

吉布斯(Robert Gibbs) 在論述為什么需要記憶的責任時說:“記憶并非關于回憶過去或保存過去,而是需要擾亂現在?！?23)R. Gibbs, Why Ethics? Signs of Responsib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54,368.也就是以反主流的方式來書寫歷史,以“格格不入的方式來記錄歷史” (brush history against the grain)。因為主流的歷史往往是勝利者所主導的,對勝利者的批判也是對自身的批判。因為“即使是在為僅僅生存的時候,我的世界和無名的他者隱秘相連。所以歷史學需要把過去和現在并置起來,這不僅僅是為了從當下學習一些新的東西,也是為了拷問現在,也是承擔對他者苦難的責任,因為我是他們受苦的直接受益者”(24)R. Gibbs, Why Ethics? Signs of Responsib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54,368.。以另一種方式來書寫和敘述,就是出于對正義的追求,就是對一些記憶的公共承認,承認原來被主流所忽略、所壓制的記憶。如果沒有這種視角,公正的記憶也將不可能。

結 語

為了避免記憶只為身份認同的肯定和頌揚服務,利科強調公正的記憶應該優先對待作為他者的受害者。但這可能忽略的是,這會不會造成他者理想化的問題?他者就容易成為不可批評的抽象他者。特別是對作為受害者的他者來說,如果缺乏自身的反思,受害者的身份就會成為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如果受害者執著于自己的受害身份,強調其獨特的經驗,從而拒絕普遍化的反思,拒絕與其它災難比較,認為其他人的痛苦沒有辦法與自己相比,自己的痛苦才是最值得重視的。因為受害者能夠優先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承認,享有抱怨、抗議、被同情的特權,而且過去受到的傷害越大,受害者所擁有的特權就越大。這就很容易產生受害者競爭的現象,每個群體都強調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比如關于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書寫之中,只有猶太人被濃重書寫,其他群體則被明顯忽略。這會導致受害者身份認同的封閉,陷入受害者的意識而走不出來。所以說,如何避免受害者競爭的現象,如何平衡受害者之間的記憶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記憶與時間的關系,記憶太少與太多可能都與時間相關。受害者的呼喊可能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才被聽到,他們的故事才能夠有機會被講述。但是,代際記憶是否必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淡化?如何能保證一些重要的記憶能夠抵抗代際更替的影響?

記憶的責任和記憶的濫用之間到底有什么樣的關系?利科對此問題的看法是比較模糊的,一方面他指出了記憶的責任可能造成記憶的強制和濫用的現象,他被認為是用“記憶的勞作”代替記憶的責任,所以他被捍衛記憶責任的學者所強烈指責。另一方面他似乎并沒有完全否定記憶責任的作用和價值,關于記憶的責任利科有多處論述。記憶的責任到底是否應該存在?記憶的責任應該具有強制性嗎?記憶責任的范圍和界限在哪里?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澄清的問題。

總之,記憶在使用過程中很難保證沒有濫用,這并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通過哀悼的勞作學會和過去告別,用歷史的勞作來糾正記憶,那最終就可能形成平衡而公正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