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的建構：研究熱點及趨勢

楊繪榮 安亞倩

[摘要]通過使用CiteSpace可視化工具對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領域的文獻加以綜合分析，可以提煉出該領域的核心研究議題主要集中于國家認同的形成過程、構建路徑以及層次之辯的探討等幾個主題；而且更細化的可視化分析還預測出三個潛在的學術熱點，即國家認同的主題基礎——個體認同、國家認同的道路指向——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與傳播和國家認同的內在動力支撐——情感認同。此外，CiteSpace可視化分析還顯示，該研究主題在理論架構上正處于不斷發展與加固的階段，研究領域內的學者與機構分布呈現出明顯的分散性，現有研究多基于實證視角闡析儀式活動在激活集體記憶及構建國家認同中的關鍵作用，在理論深度上和研究創新性方面仍有廣闊的空間可以挖掘?？傮w而言，該領域的學術探索雖起步較晚，卻在不斷走向深化。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的建構研究呼吁更多的理論創新與學理闡釋，通過不斷的理論突破與實證檢驗，為理解國家認同提供更全面而獨特的學術視角。

[關鍵詞]集體記憶；國家認同；CiteSpace

[中圖分類號]D64?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274（2024）01—0058—13

[作者簡介]楊繪榮，女，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法學（政治學）博士，研究方向：政治文化、認同理論；安亞倩，女，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學理論。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外各種復雜因素和力量的交織影響，正在削弱國家認同的構建。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愛國統一戰線是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強大法寶1。由此可見，加強國家認同建設，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顯得尤為重要，而集體記憶理論為理解國家認同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該理論認為，集體記憶不僅是群體共識的承載，更是社會合法性的基石；它還可以通過重復實踐，加深群體對主流價值的認同進而鞏固國家認同。因此，當前國內學術界從多個角度關注各種類型的集體記憶建構國家認同的功能，尤其聚焦于實證分析層面。也即是說，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領域已有相對豐富的實證成果，但理論發展相對不足，因此，運用CiteSpace等文獻計量工具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可視化分析，不僅有助于梳理研究動態，更有益于挖掘理論空白地帶。

一、核心概念界定與理論溯源

（一）集體記憶

在社會學領域，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1893年）最早提出了集體記憶的同義概念——集體意識，他認為集體意識是指基于共同的興趣和需求，在社會生活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強烈的凝聚力1；而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1925年）最早明確提出集體記憶這一概念，他指出集體記憶是特定群體在群體交流的基礎上，為了保證記憶的傳遞而選擇性地分享過去的事情所得到的產物2。哈布瓦赫提出集體記憶這一概念后，引發了諸多質疑，比如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2006年）認為：“嚴格地講，根本不存在集體記憶這回事——它就像集體悔罪這種假概念一樣無稽”3，該觀點過于偏向集體，忽視了集體記憶與個體之間的聯系。再比如英國社會人類學家保羅·康納頓（2000年）認為，集體記憶的主體是個體，群體只是“給個人提供了他們在其中定位記憶的框架，記憶是通過一種映射來定位的”4，即記憶主體是個體，群體只是一個約束集體記憶的框架。他的觀點忽視了個體記憶的社會性因素，將集體記憶看作是個體記憶的簡單集合，未從群體的角度來看待集體記憶。這些質疑并未扼殺這一術語的生命力，反而有益于在不同學科中更為貼切地界定集體記憶之內涵，如政治學界更傾向于將其界定為處于同一群體中的個體記憶背后的觀念體系與情感傳遞。

（二）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作為政治概念，一般被認為最早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行為主義政治學領域，被視為一種構建現代國家政治態度和情感的全新理論范式植根于國家的各民族、群體、個人當中。就國內而言，國家認同一詞最早出現在1953年勒文森論梁啟超的名著《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中?，F階段國家認同研究成果豐碩，與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和中國社會轉型關鍵期的契機密不可分。從個人角度來說，國家認同是公民對于國族身份的歸屬認同以及態度評價，如佐斌和秦向榮（2011年）基于心理學層面指出國家認同是公民對自己的國家成員身份的知悉和接受5；高廉怡、鄭富興（2002年）則進一步將國家認同感定義為個人承認和接受自己的民族文化與政治身份后產生的歸屬感6。從群體角度來說，國家認同是指公民對祖國的領土、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認同以及歷史與文化價值觀等的認知、情感和行為評價；賀金瑞、燕繼榮（2008年）的觀點與此相似，他們將國家認同定義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價值觀、理想信念、國家主權等的認同，即國民認同?！?總體而言，對于國家認同，學者們大致認為它是在確定國族身份后所形成的必須捍衛國家主權的潛意識認知。雖然學者們的觀點各有側重，但有一點共識，即認為國家認同與社會秩序掛鉤，認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國家的社會穩定與長治久安8。在國家范疇內有著大大小小的集體，這些集體提供了一個聯系緊密的成員共同體，使社會成員免于被個人遺忘，并有益于恢復集體信仰。國家是一個超大的集體，引入集體記憶理論這一研究視角或者分析工具來研究認同問題，可以清晰地洞察到從個體到集體，再到社會和國家范疇內記憶與認同關系。

二、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成果的可視化分析

在當前全球化與多元文化背景下，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已成為政治學領域的重要議題。面對國內學術界在實證研究方面取得的進展，理論方面的深化卻相對滯后，對該領域的前瞻性發展構成了一定挑戰，由此也衍生出一個關鍵問題，即如何從理論層面有效揭示集體記憶對國家認同構建的影響。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的互動研究顯示，國家認同的建構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運用CiteSpace等文獻分析工具，可以進行精確的可視化分析，準確把握該研究領域的核心概念和理論、研究熱點及發展方向，為剖析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這一相對復雜的學術議題提供清晰的路徑。

（一）研究工具、樣本選擇及方法

在研究工具上，主要選擇由美國德雷塞爾大學陳超美教授開發的在Java環境下運行的CiteSpace軟件，借助該軟件對篩選好的分析樣本進行可視化分析，并以可視化圖譜的形式呈現給讀者。利用CiteSpace軟件繪制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的熱點與趨勢可視化圖譜的具體過程為：首先，將篩選好的樣本文獻從中國知網文獻管理中心當中以Reworks的形式導出得到初始數據；其次，利用CiteSpace軟件中的數據轉換工具將初始數據進行轉換，得到該軟件可以識別的轉換數據文件；最后，將轉換數據導入到這一軟件當中，年度時間切片設定為1，選擇想要進行分析的類別，如作者、關鍵詞、機構等，便可生成所需的知識圖譜。

在樣本選擇上，使用知網的高級檢索功能，以“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為檢索詞，檢索時間設定為從2009年1月1日截止到2023年11月5日。得到檢索結果以后，人工對其進行篩選，不僅要去除不選用的政策文件、會議談話、期刊廣告等文章，還要通過文章摘要對文章內容進行更為嚴謹的篩選，確保分析對象的準確性。篩選完畢后得到與研究主題高度相關的文獻316篇，然后運用CiteSpace軟件對文獻數據信息進行計量分析并轉化為可視化圖譜。

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定性、定量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定量分析體現在將篩選所得的文件通過CiteSpace的可視化分析功能得到各種類別的圖表或圖譜，嚴謹、直觀地展現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情況。定性分析則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結合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對各種圖表或圖譜中呈現的研究熱點與趨勢展開定性分析，進而得出研究結論。

（二）研究力量分析

1.文獻數量分析。利用CiteSpace軟件的可視化分析功能對所選的316篇文獻進行分析，可繪制出2009-2023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發文量總體趨勢分析圖（見圖1）。如圖1所示，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領域中論文發表量具體數值為：2009年發表3篇；2010年發表1篇；2011年發表5篇；2012年發表2篇；2013年發表13篇；2014年發表7篇；2015年發表4篇；2016年發表15篇；2017年發表13篇；2018年發表20篇；2019年發表40篇；2020年發表42篇；2021年發表64篇；2022年發表64篇；2023年發表22篇（截至2023年11月），發文量總體呈現出增長態勢。此現象表明，隨著研究的持續深入和時間的推進，該學術領域正日益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并逐步展現出蓬勃的發展勢態。早期該研究方向尚處在初步探索階段，僅有少數學者投身其中，發文量和研究強度均較低。然而，2019年發文量的顯著增加表明該研究領域在這一年迎來了機遇，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這一發展趨勢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一則，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這一歷史節點明顯提升了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議題的學術關注度，從而推動了相關研究成果的增長；二則，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鋒與認同危機凸顯，促使國內學術界積極探討如何通過集體記憶的強化推動國家認同的建構，從而刺激該領域研究的擴展與深化。

2.作者及研究機構分析。首先，運用CiteSpace運行節點類型選擇作者，可繪制出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的作者共現圖譜（見圖2）。如圖2所示，圖中并未呈現全部作者，只展示了該領域內發表文章數量較多的作者。節點大小代表作者貢獻文章數量多少，作者間連線的數量代表合作緊密程度。由此可見，盡管有不少學者對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作出了貢獻，但該領域的探討深度和研究成果的廣泛度仍有待加強。此外，該領域內學界內部的協作模式通常呈現出零散而短暫的特點，迫切需要建立更為持久而深入的學術對話和合作機制。鑒于文章的被引頻次可以反映文章的質量以及影響力，同時通過對高被引文章內容的分析，還可以觀測到該領域的研究進程是否深入、學者們有哪些重點關注的方向或者是否提出創新性觀點，因此接下來，梳理出被引頻次大于60次的高被引文章，將被引頻次排前七位的文章詳細信息繪制成表格（見表1）。由表1可知，在這七篇高引用率的文章中，逾半數涉及民族或民族認同的主題，從它們發表所屬的期刊名及文章名即可得見。這說明民族和民族認同議題在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探究并廓清這些關系有利于推動學界對國家認同建構主題的深入洞察，更有益于促成理論和實踐指南的創制。不過需要提及的是，即便是高引用率的研究成果，亦在深度解析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方面存有不足——現階段相關研究大多僅將集體記憶視作強化國家認同的工具，忽略了二者內在的復雜邏輯關聯。

其次，運用CiteSpace軟件分析樣本文章的作者所在機構的數據，可將其制成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機構分布圖（見圖3）。如圖3所示，發文量位居前十名的研究機構發文總量為40篇，約占分析樣本的12.7%。其中蘭州大學發文最多，發表文章7篇，南京師范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次之，均發表論文6篇，就此看來，在該研究領域內呈現出以蘭州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三所研究機構領先的趨勢，不過領先優勢并不明顯。研究機構發文量排名4—7位的分別是南京大學、新疆大學、東南大學和南方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均發表論文4篇，8-10位的是西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均發表論文3篇，由此看來，以上七個研究機構已開始關注該研究領域且產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只是發文量略遜于蘭州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整體來看，在該研究領域內雖已有專門的研究機構，但是研究成果有限，尚未出現深耕于該領域的研究機構，在研究進程上基本處于起步階段。

（三）研究熱點與趨勢分析

關鍵詞是文章的中心，也是對文章進行定量分析的一個重要指標，對文章的關鍵詞進行分析，可以清晰地體現文章的主題和核心觀點。運用CiteSpace軟件對分析樣本的關鍵詞頻次、聚類及突現加以分析，尤其是在關鍵詞聚類分析當中，對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領域中的關鍵詞情況進行系統梳理分析，歸納出三個重點主題，便于系統地把握該領域的研究脈絡和熱點議題。

1.關鍵詞頻次分析：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總體分析。利用CiteSpace運行節點類型（Node Types）選擇關鍵詞（Keyword），可繪制出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見圖4），關鍵詞共現圖譜可直觀反映該研究領域內的研究重點和熱點。如圖4所示，圖中顯示網絡節點（N）有316個，連線數量（E）有693個，網絡密度Density為0.0139。字體大小代表關鍵詞出現頻次，關鍵詞出現頻次越高，中心性就越強，那么研究該領域的發展現狀就越有意義。在圖4中可以直觀看出，國家認同這一關鍵詞的字體大小最為突出，接下來便是集體記憶，這兩個關鍵詞出現頻次最高，中心性最強。其余關鍵詞圍繞二者散布，節點大小比對并不明顯，說明出現頻次相差無幾。為了更精準地對關鍵詞進行分析，可以梳理出被引頻次較高的7個關鍵詞并繪制成表格（見表2），如表2所示，關鍵詞出現頻率最高的是國家認同，出現了173次，接著是集體記憶，出現了104次?？紤]到研究主題聚焦于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國家認同和集體記憶的詞頻高居榜首是合理的現象。盡管這兩個術語的出現頻次位居前列，但它們之間的頻次差異高達69次，這一數據差距清晰地指向了研究焦點更傾向于探討國家認同的構建過程。之所以會這種情況，是因為目前該領域內的研究大部分是實證研究，其研究重點多落腳于國家認同，而集體記憶在這類研究中多是分析國家認同的一重維度或是強化國家認同的一種手段。除去主題中的兩個高頻關鍵詞，出現頻次最高的關鍵詞即政治儀式，出現了18次，高于其他所有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這說明在該研究領域中政治儀式亦是研究人員關注的重點。余下的高頻關鍵詞中，歷史記憶出現了15次，認同、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各出現7次，高于除高頻關鍵詞外所有關鍵詞，這表明目前這一主題下的研究已經出現了更為精細的方向劃分。

2.關鍵詞聚類分析：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的重點主題分析。關鍵詞聚類是研究某領域熱門主題的重要方法之一。運用CiteSpace軟件對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的高頻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即將與該研究聯系密切的關鍵詞歸納成類，便可繪制出高頻關鍵詞聚類圖譜（見圖5），該圖直觀呈現了2009年到2023年國內學界關于該領域研究的熱門重點主題。如圖5所示，聚類的模塊值（Modularity） Q=0.626 > 0.3，平均輪廓值（Weighted Mean Silhouette） S= 0.9474 >0.7。其中，聚類#0的標簽為集體記憶，S值等于1；聚類#1的標簽為儀式，S值等于0.882；聚類#2的標簽為建構，S值等于0.929；聚類#3的標簽為政治儀式，S值等于0.871；聚類#4的標簽為歷史記憶，S值等于0.961；聚類#5的標簽為民族認同，S值等于0.918。數據顯示6個聚類的聚類值均大于0.7，說明聚類結果合理有效。根據圖5所示內容，可歸納出該研究領域的三個重點主題：國家認同的形成過程、國家認同的建構路徑和國家認同的層次之辯。

重點主題一：國家認同的形成過程，這一分類的關鍵詞代表為#0集體記憶。國家認同的形成過程深受集體記憶的浸潤與塑造，后者作為傳承與意義構建的紐帶，在國家認同的建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通過對代表性論文的分析發現，在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領域當中，學術界的關注點廣泛且深入，涉及了記憶的構建與維持、文化與社會實踐、政治表達及媒體傳播等多個方面。國家認同被視作個體與集體認同感的體現，同時它受到了歷史事件的共鳴、政治力量的塑造、文化的影響等社會機制的決定性作用。這些研究揭示了集體記憶作為一種非靜態的實體，它是在時間的推移中，通過社會互動和傳播機制，不斷地被構建和重構的過程，個體與集體便是在這一動態過程中形成對于國家認同的認知。為深入探討這些復雜的相互作用過程，學術界相關研究演化出幾個不同的細分領域。

記憶的構建與維持方面，學者們著眼于分析諸如節日、傳統儀式以及公共紀念活動對于建立共享歷史感和認同感的作用。例如，郭云嬌等人揭示了國家慶典儀式在調動個人和群體記憶方面的雙向機制，突出了儀式對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層面的影響，并具體體現在國民意識、家國情懷和愛國行動方面。1曾楠則討論了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包括認同的消解、國家話語力量受沖擊及國家形象的扭曲。在此背景下，國家儀式因其在喚醒集體記憶、凝聚價值共識和呈現國家成就方面的功能被視為增強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2文化與社會實踐方面，學者們主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集體記憶是如何構建并塑造國家認同的。譬如，嚴志蘭深入分析了臺灣民眾在不同歷史階段下的國家認同意識與變化，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認同復雜性，突顯了經濟交流與社會互動如何塑造集體認同，且如何影響這一群體在兩岸關系中的定位與情感。3羅軍等人則探究了塞爾維亞電影對塞爾維亞國家認同的影響。文章分析了在多變的政治歷史背景下，塞爾維亞電影如何通過不同的電影流派參與國家認同的塑造與反思，體現了集體記憶在文化產品中的表達和傳遞作用，及其在國家認同建構中的關鍵角色。4政治表達及媒體傳播方面，學者們關注點集中在社會機構如何透過媒介內容傳遞、加強乃至批判地介入集體記憶的形成。如，金夢玉和何蓉的研究聚焦于政治慶典儀式的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強化，尤其是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的直播“高燃”片段。通過對慶典直播中特別是直播后被廣泛傳播的短視頻“高燃”片段的多元案例分析，揭示媒體是如何與觀眾的國家認同感形成同構關系，分析了影響集體記憶形成與觀念認同轉化的關鍵要素，并強調了慶典相關內容的意義隱喻生產功能，展示了媒體在民族主義建構中的作用。5孫奡和吳玉蘭則對紀錄片《記憶的力量·抗美援朝》進行研究，強調了該片是在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鮮出國作戰七十周年之際制作的。該片特別強調使用集體記憶理論來指導其敘事。借助于關鍵人物和事件的敘事邏輯，以及采用了影視資料、個人訪談及另類敘事手段，通過插入經典影片片段與靜態照片，進而喚起了民族的集體記憶，強化了民族和國家認同。1

由此可見，在“國家認同的形成過程”這一主題的相關研究成果中，學者們考察了儀式活動如何觸發與鞏固共享的記憶，社會互動如何對個體和集體的認同進行塑造，以及媒體如何在這一過程中起到傳播和形塑的作用。整體而言，這些研究凸顯了一個動態的視野，視國家認同的建構為一個持續性的進程，它通過時間的流逝、政治力量的作用、文化傳統的持續等社會機制得以構建、維護與轉化。這些研究成果促進了學界對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交織互動更為深刻的理解，為國家認同的理論拓展提供了寶貴的參照。

重點主題二：國家認同的建構路徑，這一分類的關鍵詞代表為#1儀式、#2建構、#3政治儀式、#4歷史記憶。歷史記憶是具有某種普世性意義的集體記憶，2這種集體記憶并非自然產生，而是通過諸多儀式與建構活動而形成，政治儀式對集體記憶的塑造作用尤為顯著。因而國家認同的建構路徑可以通過傳承特定的歷史記憶和定期舉行政治儀式加以鞏固與傳播。具體的運作邏輯如下：舉辦政治儀式時通常會設置象征本國歷史記憶的陳設或是行為流程，通過儀式流程的展演喚醒或是重構國家光輝的歷史記憶，以此來塑造國民對國家的認知；周期性的政治儀式的以紀念、慶典等形式傳承、銘記歷史記憶，再以昂揚或悲憤兩種極端的儀式基調來調動公民情感，強化國家認同。

歷史記憶路徑——歷史記憶為國家認同建構提供了框架性的敘事和參照點，國家通過不同方式來塑造這種歷史記憶，使之成為理解過去和構建現在認同的框架。如徐開彬和徐仁翠揭示出汶川地震的媒介記憶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出顯著弱化的趨勢。文章指出，媒體報道不再集中于災難本身，而是更多關注災后重建和紀念活動，從2012年開始，媒體報道的焦點進一步轉向紀念活動本身。這一弱化趨勢和焦點轉移現象恰好體現了歷史記憶在社會需要和政治意圖驅動下的重構過程；此外，媒體在構建敘事內容時采用了空間敘事與歷時敘事的手法，通過強調重建進程和紀念活動，媒體實際上是在引導公眾將重點放在國家的恢復力量和凝聚力上，而非災難本身的悲慘細節。3再如黃世威也揭示了如何通過日?；臄⑹潞屯纯嗯c崇高感的視覺化展演，在災難記憶與生活情境中再現共同體精神。他認為這種方法不僅僅是對過往災難的回望，更是一種將歷史記憶轉化為國家認同的創造過程。4政治儀式路徑——通過權威的敘事和象征性的儀式行為，有助于統一社會成員的思想和情感，進而強化國家認同感。譬如，曾楠和張云皓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為考察對象，提出政治儀式可以通過重塑記憶、觀念和權力，與國家認同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形成內在呼應，從而彰顯出它在國家認同建構中的獨特作用。5趙茹和劉磊以網絡視頻為切入點，提出在網絡化、視頻化時代背景下，儀式傳播的空間和意義被拓展、模式被改變；作者亦認為，隨著新技術的不斷涌現，網絡用戶個體敘事與機構媒體交織疊見，虛擬場景化傳播促進了情感的連接與意義共享，圈層化的輿論場與娛樂化的話語表達成了新的建構特點。1再如，劉蘭通過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案例，展示了體育盛事如何促成集體記憶的建構并通過新媒體平臺的傳播機制加以復現和強化；作者還指出，在新媒體時代，利用各種傳播技術和議程設定，可以有效地整合和重構集體記憶，從而增強國人對國家的認同。2

很顯然，在國家認同的建構路徑這一重點主題中，相關研究的總體趨勢集中于歷史記憶的多維解釋和政治儀式的展演上。作為一種集體記憶類型，歷史記憶的重新詮釋過程受政治意圖、社會演變和技術革新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而且為發揮歷史記憶塑造國家認同之功用，應有效利用政治儀式或體育賽事等媒介，促成歷史記憶與當代社會情境融合，從而喚醒或重構歷史記憶。研究成果表明，在全球化與數字化浪潮的推動下，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的構建呈現為一個動態的、有機的進程，該進程在時代變遷和技術發展的驅動下不斷重構，以回應新的挑戰與可能性。儀式的傳播空間擴大、儀式的模式轉變及網絡視頻的出現和新媒體的廣泛使用等現象，均表明新時代背景下國家認同的建構出現了新的形態和策略，而且集體記憶不再只是被動的存儲和回憶，而是成了積極塑造和增強公民國家認同感手段。

重點主題三：國家認同的層次之辯，這一分類的關鍵詞代表為#5民族認同。在集體記憶視角下，基于集體記憶所形成的共同祖先觀念是強化民族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3而基于集體記憶所形成的共同體觀念則是強化國家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上，有學者認為這兩個認同有層次高低之別，但“高層次的認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4，所以說，對于多民族國家來說，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并不相悖，可以和諧并存。在這一主題下，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圍繞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孰居優先級及二者的互動性展開探討。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孰居優先級之辯。相關研究關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定義、功能及其概念上的差別。在此語境中，“民族認同”通常被理解為個體或集體對其民族文化、傳統、語言、宗教和歷史的共鳴，帶有深刻的文化和情感紐帶5；而“國家認同”則聚集個體或集體與國家政治結構的關聯，涉及國家意識形態、公民責任感、對國家政體的忠誠等方面。在優先層級之辯中，有些學者探討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如俞水香、婁淑華則認為從歷史發展角度看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是遞進關系，國家認同是民族認同不斷發展的結果6；而鄭宏穎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視域下探討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認為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將二者聯系起來，是辯證統一的關系7。另有學者注重評估二者在實際應用中是否存在優先級或重要性上的差異。有些觀點認為在特定環境下，民族認同往往顯得更為深刻，常常構成個體認同的核心要素，這一現象尤其突出于多民族國家或是民族分歧尖銳的背景之下，譬如周平在其著作中就曾提及，在某些民族和地區中，民族村社政治對該民族和地區的作用甚至超過了國家政治對該民族和該地區的作用。1另有觀點則強調國家認同在維系國家統一和穩定中的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涉及國家安全和主權的事務上，如張文樹等認為國家認同對國家的統一與穩定發揮著重要作用。2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互動性分析。相關研究將焦點投向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交互性，審視這兩種認同在個體及集體層面的相互影響和作用機制。在這類討論中，學界爭論的焦點在于二者是和諧共存還是有著潛在對立。有研究指出，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不是零和博弈，個體可以同時具有對自己民族的強烈認同感，以及對國家的忠誠和歸屬感，而且這種情況在一些國家通過文化多樣性政策和民族自治區等手段實現民族和國家認同的融洽統一中可以得見。如，廖伊凡探討了如何在維護本民族認同的同時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揭示了個體對本民族的認同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并不相互排斥，二者是可以并存的；作者還進一步強調，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政策和促進發展成果公平分配的措施都對構建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和諧統一至關重要。3另有相關研究成果聚焦于從政策機制、學校教育等方面促進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協同增效。如石亞洲提出，國家認同的形塑與構建可以通過政策機制進行有效干預，恰當地協調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是構筑國家認同的關鍵要素之一。4張耀武和袁同凱認為，在分析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相互作用時，民族地區的學校教育扮演了一個關鍵的橋梁角色，它是重塑和調整多重認同序列的重要工具和路徑。5

綜合來看，這一主題主要圍繞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孰居優先級及二者的互動性展開探討，但總體而言相關研究成果大多在探討認同的辯證統一關系以及如何在多元社會中平衡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強調尊重多民族文化與國家統一的重要性，即強調協同而非同質化，旨在建設一個國家共同體，個體和集體在其中保留其獨特性的同時，對共同的國家產生強烈的責任感和歸屬感。在面對文化、社會和政治挑戰的時代，這種認同的平衡顯然有助于增進社會凝聚力和國家穩定。

3.關鍵詞突現分析：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的前沿熱點分析。關鍵詞突現分析是通過分析關鍵詞的時間分布，從而探測出頻次變化率高、增長速度快的突現詞，進而分析某一研究領域在某段時間內的研究熱點、趨勢和前沿動態等的發展變化情況。將分析樣本數據導入到CiteSpace軟件中進行突現分析，可繪制出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關鍵詞突現圖譜（見圖6）。如圖6所示，圖中呈現了該研究領域內前15個突現關鍵詞及其突現強度、突現時間。從中可以看出，突現時間最早且突現時間最長的關鍵詞是族群認同，表明其是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領域早期關注的主題，并且研究熱度持久；突現時間最短的關鍵詞分別是儀式、政治儀式、儀式傳播和媒介記憶，表明該領域對這些主題的關注持續時間較短；突現時間最近的關鍵詞分別是個體認同、意識形態、情感認同，表明個體認同、主流意識形態建設與傳播和情感認同為當前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領域的前沿熱點話題。

前沿熱點一：個體認同——國家認同的主體基礎。集體記憶是構筑集體和個體認同的關鍵要素，為個體界定自我和認同自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會和文化背景。1然而，目前國內學界在國家認同的研究上主要從外部環境分析個體如何將國家認同內化為自我認知的一部分。這種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集體記憶對個體認同形成的影響及其重要性，也未能充分認識到個體在國家認同構建中的積極作用。2正如米德所言，“自我”是社會構造的產物，而非抽離于社會經驗的存在。3個體是在不斷與社會集體互動的過程中獲得關于“自我”的認同4，在與集體記憶的交織中，個體不僅是認同的感知者，也是創造者和傳遞者。集體記憶的傳承和重塑并非僅僅由宏觀社會結構決定，每一個人的記憶、行動和話語都對其有所影響。這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認同建構過程，涉及每一個人的歷史認知、經歷和情感。個體如何解讀、選擇和再現集體記憶并在這個過程中塑造認同，是一個動態且復雜的互動過程。個體的這些行為不只是對已有集體認同的消極接受，更是對集體認同（包括國家認同）的主動構建。

由此可見，在未來的相關研究中，應從歷史的外部分析模式轉向注重主體性的參與者視角，進一步深化對個體在認同形成過程中經驗與自省的洞察；需觀測到個體記憶在塑造個人自我身份的同時，亦擁有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潛能，自我與他者的記憶相互交織，共同構筑了國家認同的現代內涵。未來的研究應聚焦于這一交互性本質，以便于理解和闡釋國家認同的復雜構成。首先，這一主體性視角呼應了近年來社會科學研究中對人民主體性的重視。早先關于認同的研究太過專注于結構層面和宏大敘事，回避了人的個體性。然而，個體是構成社會的基礎，其在處理集體記憶時表現出的主體性不容忽視。為此，相關研究應深入探索這一主體性所關涉的復雜議題，包括個體對集體記憶的解讀、選擇、記憶策略及其定義自我的方式。其次，個體記憶研究與日漸受到重視的個體差異性息息相關。每一個人對國家認同的理解有一定的差異性，這與他們獨特的生活經歷、價值觀、文化背景及其社會地位等諸多因素相關。以個體的這些人口學統計變量為分析因子，將有助于理解上述差異背后的內在意義，從而更好地理解國家認同的多元性，包括其形成過程的復雜性和表達形式的多樣性。最后，從個體視角切入解讀國家認同能夠深入洞察認同觀念傳播的微觀機制。社交媒體和網絡技術的進步使得個體與群體間的互動愈加緊密，觀念與意識的傳播愈發個性化與去中心化。在此背景下，探索個體成員如何影響集體記憶的構建及國家認同觀念的傳遞，顯得尤為關鍵，因為它不僅能豐富國家認同的深度和廣度，更能勾勒出一幅更為生動、多樣和動感的認同景觀。

前沿熱點二：主流意識形態建設與傳播——國家認同的道路指向。意識形態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它不僅僅是社會經濟條件的產物，還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一系列價值觀、信念和思維方式的總和。盡管此概念帶有主觀色彩，但它的影響深刻而廣泛，無形中塑造了個體及集體的認知結構，并進一步調節了他們對社會現實的理解與反應。1英國學者雷切爾·沃克指出，社會的凝聚力和統一性依賴于廣泛的共同認知，如果這些基礎性的共識缺失，社會的結構可能迅速崩潰。2因此在政治層面，意識形態往往被視作達到統一人民思想、凝聚社會共識的工具。例如，我國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通過教育、媒介傳播和各種文化實踐，這一意識形態已深入人心，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而強化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3，鞏固了國家權力的合法性，維系了政治系統的穩定性。在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中，意識形態的作用尤為凸顯。集體記憶是一個社會群體關于過去的共同記憶，它透過文化傳承、社會活動和國家塑造而共化，并根植于成員間的共有歷史與文化身份。當意識形態與集體記憶交織在一起時，它們共同構建了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自我形象與共同命運，引導個體與群體如何理解自身的歷史、現在和未來。

鑒于意識形態是塑造集體記憶和增進國家認同的重要力量，相關研究日漸成為學術界談論的焦點。首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變得愈發開放與互聯，不同文化與價值觀念的相互滲透，不同文化及價值觀的交融為意識形態的構建與整合帶來了更深層的復雜性與迫切性。對此，必須深思熟慮地權衡如何在保持開放交流的同時，穩固本國主導意識形態的中心地位，確保這一過程既不犧牲文化多元性，又能夠維護國家核心價值觀的主導性。其次，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新媒體已經成為集體記憶構建和意識形態傳播的新舞臺。不同于傳統媒體，數字媒介以其瞬息萬變的傳播方式和巨大的覆蓋范圍，已經在全球范圍內重塑著人們的知識體系和記憶框架。因此，深入探究數字時代意識形態如何通過新媒體傳播，如何利用這些新型傳播媒介強化國家認同，或當成為當代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研究者需要關注新技術如何加速信息的生產和消費，同時也須審視這些變化如何深化或者削弱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的建構。最后，未來研究應聚焦于意識形態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借助集體記憶發揮作用，以及它在塑造國家認同過程中如何適應不斷變化的外在環境。在此過程中，挖掘已有的多樣化的文化要素并融合新興文化元素，同時保持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的穩定性，是實現主流意識形態建設與傳播的重要手段。這種文化的多元融合加強了社會的凝聚力，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流，進而推動了國家認同的形成與共同價值的弘揚。

前沿熱點三：情感認同——國家認同的內在動力支撐。情感認同，是“主體在社會交往交流中對客體在全面深刻理解的基礎上心理相容性在情感上的體驗”4，這種情感體驗建立于對他人或集體深切理解之上的心理相容感，它在塑造國家身份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5情感體驗能夠傳遞價值觀，感悟歷史和文化傳統，是集體記憶的直接體現，而集體記憶對個體與國家認同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和參照系。6通過儀式、教育或媒體傳播等途徑，集體記憶被人為地構建并傳遞，進一步演化為情感認同的沃土。在這一過程中，共同的情感體驗作為一種紐帶，將個體與國家緊密聯系起來，進而轉化為國家認同的力量。1倘若沒有情感認同的加持，國家身份將變得枯燥且缺乏吸引力，個體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也會隨之降低。情感認同可以說是國家認同得以生動、動態持續的根基所在，它調節著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關系，極大地激發了個體的參與感、增進了集體凝聚力，甚至可以推動集體行動與社會變革。很顯然，公民個體對國家所抱持的情感認同在塑造國家認同的征程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動力角色。這種情感認同從肯定個體身份開始，而后逐步擴展至國家身份層面。在這個轉換過程中，儀式和集會等公共活動不僅是展現國家象征的平臺，更是激發國家情感認同的場合。2比如，我國舉辦的國慶節和春節等節日慶典活動，既是對國家歷史的紀念，更是通過在紀念活動中激發的強烈情感增強了公民的國家認同感。

在當前這個全球化迅速推進、文化多樣化日益顯著的時代，情感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日益被推至學術研究的前沿。首先，情感認同深植于集體記憶的土壤之中，源自本國歷史與文化傳統，并涵蓋了集體成員對共有過往的反思與價值觀的捍衛。全球文化的交匯融合使得情感認同變得更為多元和復雜，同時也凸顯出它在塑造國家認同中的重要價值。國家認同的基石系于情感的加深、文化記憶的擴展以及歷史經驗的傳承。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加深對情感認同這一紐帶的研究，對于增進國家內部的緊密聯系至關重要。其次，在多元文化和全球交流的大背景下，國家認同的培養與維持變得日益復雜，面臨著諸多挑戰。個體與國家之間的情感連接在維系國家凝聚力和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3，這在多樣化的文化交流中尤其突出。因為國家認同所產生的共鳴能夠經由細膩的感情紐帶跨越不同文化圈和社會團體的界限，它在深化情感認同、筑牢國家認同的過程中，亦在匯聚民心、增強國家向心力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最后，數字時代來臨，新興技術變革為國家認同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視角和挑戰?，F如今，個體常常借助數字平臺和社交網絡來表達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那么如何利用數字媒體促進情感認同的建立和持續，如何應用這些數字媒介來加強國家凝聚力，都是學界不得不深思的問題。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分析和評估已有的和潛在的情感認同機制，研究它們如何在全球化和數字化語境中被構建和再構建，這對于理解和增強國家認同意義深遠。當然，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可以用來指引策略制定者如何有效地運用政策和媒體工具，以促進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凝聚，為強化國家認同提供情感層面上的動力支撐。

三、 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研究的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結論：（1）我國學界對“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的研究時間較短，基礎理論研究尚不深入，實證研究卻開展得如火如荼。例如，有學者致力于從歷史文獻、影視作品、教育課程等多個維度探討抗戰記憶對于現代中國國家認同形成的重要價值。他們大多認為這一集體記憶的塑造及傳承在建立共識的歷史理解進而增強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與認同感方面作用顯著。盡管相關理論研究還在不斷深化中，但學界、媒體及公眾已經聚焦紀念館、紀念活動、教育項目等多個切入點，積極投身于這一主題的探討。（2）作者和研究機構分布相對分散，研究成果不成體系，研究進程基本處于起步階段，其影響力還較為有限?？偟膩碚f，這一研究領域在國內開展的時間短，各個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間鮮少進行合作，雖然相關研究涉及新聞學、傳播學、社會學、政治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多個學科，但大多是偏向實證研究，理論研究和學理闡釋相較而言略為遜色。（3）該研究領域特別重視儀式主題。國內大多數學者將國家認同與儀式勾連，認為儀式的操演是喚醒與重構集體記憶的有力手段，更能有效增進國家認同，而且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之內涵皆基于建構主義視角加以界定。常見的儀式如抗戰紀念、體育盛事、國慶閱兵、春晚等，它們本質上都是在以重塑集體記憶的方式建構國家認同。

（二）未來展望

在“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這一研究領域，盡管實證研究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是理論研究的發展相對滯后。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強大的理論框架建設依賴于充分的實證研究支持和豐富的經驗數據積累。早期的實證研究為理解集體記憶構建與國家認同強化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數據，亦為未來的理論建設打下了基礎。然而，當前研究還需從具體情境切入展開細致而微觀的探查，尤其是需要與中國的具體國情和歷史經驗緊密結合。展望未來的研究方向，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不斷拓展理論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特別是深化對中國特色的國家認同構建機制的認識。相關研究應探究如何通過歷史事件、文化遺產、民間傳說等集體記憶的具體載體來塑造和傳播國家認同。此外，研究者還應注重識別哪些集體記憶在國家認同建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以及這些記憶如何隨著時間和環境的演變而不斷地影響著國家認同的建構。其次，大力推進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傳播學等學科間的合作將促進全面解讀國家認同形成的過程，這是理論創新和數據分析的關鍵。結合微觀個案研究（如某個鄉村或城市的數字記憶工程）與宏觀理論構建，將為理解社會變遷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提供新視角，國際比較研究亦有助于凸顯中國模式的特色。同時，大數據和信息技術的運用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拓展研究范圍，提高研究質量。最后，多舉措促進政策導向與實證研究的融合，提升研究的社會影響力和政策應用價值。在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的領域中，未來的研究需要特別注重如何將理論與實證成果轉化為行之有效的文化和教育政策，以此強化公民的國家認同感。這要求研究者拓展理論視野、深化理論內涵，廓清集體記憶與公民認知、情感和行為之間的互動機制，以期為決策過程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傊?，期望通過各方努力，不斷迸發出新的研究活力，進一步深化“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建構”這一研究領域，為國家認同研究的多維和縱深發展提供堅實支持。

責任編輯：張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