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對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影響的實證檢驗

邱書欽，滕劍侖

（廣西財經學院會計與審計學院，南寧 530003）

0 引言

農村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是新時代推進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和途徑。2019 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推進農村三次產業深度融合發展，進一步推進農業產業鏈整合和價值鏈提升，重點健全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利益聯結機制，讓農民享受到更多產業發展的成果。2020年農業農村部印發的《全國鄉村產業發展規劃》進一步指出，要加速發展以第二、三產業為重點的鄉村產業，實現產業的跨界融合，加速農業的轉型升級。2021年12 月，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明確提出要提升農業產業鏈供應鏈的現代化水平，關鍵是要進一步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

數字經濟作為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重組的新經濟形態，日益滲透到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2019 年5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進一步要求，要全面實施數字鄉村振興戰略，彌合城鄉數字鴻溝，助力鄉村全面振興，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數字經濟的發展正在快速地向農村農業滲透，為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注入了強勁動能。那么數字經濟能否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具體效果如何？作用的具體機制是什么？對于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有利于評價數字經濟發展的具體作用效應，而且對于更好地推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學者們分別從數字經濟促進鄉村產業振興[1]、引領帶動農業轉型[2]、促進產業扶貧[3]、融合農業經濟[4]等角度進行了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已有研究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的測度體系，對于二者關系的研究大多還是停留在理論分析層面，鮮有關于數字經濟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效應的實證檢驗，以及關于中介效應的實證分析。鑒于此，本文利用2011—2020 年中國30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采用熵值法分別構建數字經濟與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評價指標體系，實證分析其作用效果及作用機制。

1 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1.1 數字經濟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直接效應

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過程，就是資源要素通過多種形式與途徑進行流動，從而實現要素的整合與配置的過程，數字經濟在其中起著重要的驅動和催化作用：隨著數字資源在各產業之間得到越來越多的使用，產業加速趨向無形化、數字化，產業之間的邊界被打破，從而實現產業的延伸和融合；由于數字經濟的高創新性和強滲透性，數字技術向關聯產業的加速滲透促進了產業發展，推動了產業之間的融合；以數字技術為紐帶，加快產業鏈上下游之間或者不同產業之間的融合速度，形成新的部門和門類。在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過程中，數字經濟主要是從基礎層、整合層和支撐層三個層面構建新的融合機制：在基礎層，數字經濟通過強滲透和廣覆蓋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提升產業的競爭力；在整合層，數字技術成為不同產業系統運行的黏合劑，通過對各領域資源要素的數字化改造，從而推進不同行業和領域實現結盟成鏈；在支撐層，以數據資源和數字技術為核心，實現全產業鏈的協同效應和聯動，從而實現產業之間的優化融合，最終產生新的生產管理技術、新的產業形態、新的商業模式?；诖?，本文提出：

假設1：數字經濟能夠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

1.2 數字經濟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間接效應

數字經濟具備高滲透性、自我膨脹性的特點，能夠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動力，從而有效提升產業效率。一方面，通過數字資源的滲透應用，數字經濟改變傳統產業的內部組織方式，推動傳統產業內部流程再造、重構傳統產業生態，從而提高傳統產業效率和競爭力；另一方面，數字經濟與各產業的融合進一步深化，產業分化和重組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不斷形成新產品、產生新業態、創造新模式，成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新動力。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在推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過程中通過不同形式發揮作用：首先，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通過提升非農產業比重、強化產業發展基礎，從而重塑農村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通過驅動技術創新，提升產業生產效率和產品附加值，從而提供技術支撐；產業結構持續優化的過程，就是產業發展動力和前景不斷增加的過程，將會吸引更多的要素資源匯聚，從而為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提供資金等要素的支撐?；诖?，本文提出：

假設2：數字經濟通過驅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而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

通用性、滲透性作為數字經濟的顯著特征，能夠改變創新資源的供給結構，優化創新資源配置的機制和方式，因而引領技術創新的特征愈發明顯，能夠促進技術創新水平的顯著提升。技術創新能夠打破同一產業內部不同子產業之間以及不同產業之間的技術壁壘，為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提供共同的技術基礎，成為推動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的動力與引擎。原本存在于不同產業之間的分工要內化為產業內部的分工，就必須要產生能夠互聯的基礎，也就是共同的技術基礎，包括互聯網技術、信息技術等在內的一系列技術的集合。共同的技術基礎推動要素雙向流動，推動產業分化和重組速度進一步加快，從而不斷形成新產品、新模式，重構產業新業態?；诖?，本文提出：

假設3：數字經濟通過提升技術創新水平進而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

2 研究設計

2.1 模型構建

為了分析數字經濟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直接效應，本文設定如下基準模型：

式（1）中，Ariit代表省份i在t年的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Digeit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Controlit表示除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外，能夠影響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其他一系列可控因素；系數α1表示數字經濟對農村三次產業融合影響的總效應。μ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δ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為了考察數字經濟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間接效應，參考已有中介效應檢驗方法，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對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模型設定如下：

式（2）代表數字經濟Dige對于包括技術創新（Innov）和產業結構升級（Indus）的中介變量M的回歸，系數β1表示數字經濟對于中介變量的影響。式（3）表示同時考慮數字經濟和中介變量對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回歸，以此檢驗數字經濟是否通過中介變量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系數γ1表示數字經濟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影響的直接效應，系數γ2表示中介變量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影響，β1×γ2表示數字經濟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影響的間接效應。具體過程如下：在對式（1）進行回歸后，若數字經濟Dige估計系數α1顯著，則證明了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再對式（2）和式（3）進行檢驗分析，若β1和γ2顯著，且γ1也顯著，則認為存在部分中介效應，若γ1不顯著，則存在完全中介效應。

2.2 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農村三次產業融合

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涉及農業生產經營的諸多方面，其內在體系龐大而復雜，指標體系構建并無統一標準?；谵r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內容及其理論含義，在借鑒以往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5—7]，按照系統性、可操作性、可對比性的原則，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選取農村產業融合的深度和廣度、農村產業融合的質量與效益作為一級指標；選取農業新型業態、農業多功能性發揮、農業產業鏈延伸、農民增收、農業增產、農村繁榮作為二級指標，農村三次產業融合評價指標體系如下頁表1 所示。各指標權重的賦權方法選擇熵值法。

表1 農村三次產業融合評價指標體系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基于數字經濟的內涵，本文以國家統計局《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確定的數字經濟范圍為依據，充分考慮觀測期長度和數字經濟轉型升級的兼容性，并參考已有研究思路[8—10]，具體評價指標體系如下頁表2所示。指標賦權的方法選擇熵權法。

表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3）控制變量

考慮到其他相關因素對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產生的影響，本文借鑒相關研究[11，12]，在回歸模型中加入相關控制變量，從而提高回歸模型的精確度：（1）地區經濟發展水平（Edl），用地區人均生產總值的自然對數來表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可以更好地提供基礎條件，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2）地方財政支持水平（Lfs），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該變量能夠體現出政府的支持強度和引導力度。（3）城鎮化水平（City），以各地區年城鎮常住人口與總人口的比值來衡量。城鎮化可以通過促進消費、改變產業結構等途徑影響當地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發展水平。（4）城鄉收入差距（Igur），該變量能更好地反映城鄉融合的水平，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5）農村固定資產投資（Irfa），該變量能夠反映農村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完善的基礎設施尤其是新型基礎設施有利于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6）區域金融發展水平（Lrfd），良好的金融環境是產業融合發展的有利條件，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4）中介變量：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

關于技術創新（Innov）的衡量，目前大多數研究都采用專利申請數量[13]，但是專利申請數量只能代表對于技術創新的重視程度，本文采用專利申請量來衡量技術創新水平。產業結構升級（Indus）體現的是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與合理化，以產業結構的高度化來衡量產業結構升級。主要變量定義及測度方法見表3。

表3 變量定義及測度方法

2.3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對2011—2020 年中國30 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的農村三次產業融合展開研究，形成300個省份-年份的面板觀測數據。各指標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各個省份的統計年鑒、統計公報和政府網站，對于個別缺失的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補充。表4 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4 描述性統計

由表4可以看出，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的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0.322 和0.083，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0.618和0.045，說明不同區域間的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0.271 和0.134，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0.608 和0.012，說明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異性，中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數值變化范圍也都在正常范圍之內。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基準回歸分析

面板模型分為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通過Hausman 檢驗，本文選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并且同時采用聚類穩健標準誤。下頁表5是具體的回歸結果，其中列（1）未考慮控制變量和時間效應，列（4）考慮了控制變量和時間效應。從列（1）到列（4）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對農村三次產業融合影響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都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確實能夠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發展。列（4）中數字經濟的估計值為0.117，小于列（1）中的0.184，控制變量對于估計結果有一定的影響，但是沒有改變顯著性。

表5 數字經濟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估計結果

3.2 穩健性檢驗

（1）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采用普惠金融指數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該指數是由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采用“層次分析法”進行編制，指數涵蓋了中國的30 個省份，時間跨度為2011—2020 年，因此用該指數作為省級層面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具有合理性。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6的列（1）所示，可以看出，數字經濟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促進作用在1%的水平上依然顯著，與上述結論一致。

表6 穩健性檢驗結果

（2）分時段回歸

2015年7 月《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的發布，標志著數字經濟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據此，本文以該文件發布時間為分界點，將研究樣本分為2011—2015年和2015—2020年兩個時間段，分別進行回歸，結果如表6的列（2）和列（3）所示?？梢钥闯?，數字經濟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回歸的系數符合理論預期，顯著性沒有發生變化，回歸結果依然穩健。

（3）內生性檢驗

數字經濟對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促進作用雖然顯著，但是可能會存在內生性問題而導致估計偏差。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影響因素較多，很難把所有相關的變量都納入模型之中；另外，數字經濟對于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等有顯著的影響，而作為農村三次產業融合重要內容的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等對于數字經濟發展又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數字經濟和農村三次產業融合還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诖?，本文參考已有研究[14]，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選擇采用1984 年每萬人電話機數量作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重新進行估計。一方面，在互聯網發展的早期，電話機的數量能夠反映電信基礎設施的情況，影響當地的互聯網的普及率，能夠反映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因而滿足相關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電話機的作用大幅度下降，因此帶來的影響可以忽略，滿足排他性要求。為了構建面板數據參與模型的回歸，借鑒已有研究[12,14]，用上一年全國互聯網用戶數與1984年某一地區萬人擁有固定電話數量的交互項，作為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工具變量，其合理性在于：某一地區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對于全國層面的上一年的用戶數的影響可以不考慮，而全國層面的用戶數也不會受到某一地區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的影響。

表6中列（4）和列（5）是工具變量法回歸結果，其中列（5）考慮了控制變量的影響，結果均表明數字經濟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促進作用依然存在，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工具變量的檢驗結果表明既不存在工具變量不可識別的問題，也不存在識別不足的問題，說明工具變量的選取是合理且有效的，獲得了很好的結果保證，能夠有力地支撐回歸結果。

3.3 區域異質性檢驗

由于開放程度、經濟發展水平、農業發展的基礎等不同，各個地區數字經濟影響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效果應該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那么這種差異性是否存在顯著性？基于此，本文按照樣本區域的地理位置、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分析數字經濟對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影響。

（1）區域異質性

由于全國不同區域的經濟社會和資源稟賦差異較大，數字經濟對于不同區域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促進作用會有所不同。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等相關文件，同時參考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將總體樣本分為東、中、西三大地區，對基準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區域異質性回歸結果見下頁表7 列（1）至列（3）。從回歸結果來看，數字經濟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促進作用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中西部地區回歸系數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東部地區的回歸系數最小，且顯著性水平為10%。究其原因：東部地區數字技術和人才優勢明顯，數字經濟基礎良好，數字經濟發展的環境完善，與此同時，農業生產能力顯著提升，產業鏈條較為完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因此數字經濟的邊際促進效應相對有限。相對而言，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不太高，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水平也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和潛力，數字經濟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后發優勢更為突出。隨著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的加速發展，數字經濟釋放的新動能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的效果會更加明顯。

表7 異質性檢驗結果

（2）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的異質性

按照中位數對不同地區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進行劃分，若一個地區的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高于對應年份的中位數水平，則該地區為農村三次產業融合高水平區域，反之則為低水平區域。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異質性的回歸結果見表7的列（4）和列（5）。結果表明，數字經濟對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促進作用都顯著為正，但是在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較高的地區回歸系數更高?？赡艿脑蚴牵合鄬τ谵r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較低的地區，融合水平較高的地區產業結構更具合理化和高級化，具有更好的人才優勢、資本優勢、生產技術優勢，甚至是區域優勢，因而能有效打破數字經濟與農村產業融合的障礙，增強區域要素的流動性和融合性，數字經濟的發展能為三次產業融合的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4 中介效應檢驗

為了驗證數字經濟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間接效應，檢驗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這兩個中介變量的作用，表8 列示了中介效應檢驗的結果。列（1）是按照基準回歸模型得出的數字經濟對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總影響。列（2）和列（3）考察了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其中列（2）顯示的是數字經濟對于技術創新的影響，系數為0.20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經濟可以顯著促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列（3）考慮了數字經濟和技術創新對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影響，二者的系數分別是0.106 和0.064，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同時，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變小，表明技術創新的中介作用確實存在。計算結果表明，技術創新的效應系數為0.0132，中介效應占比為11.3%，數字經濟的直接效應為88.7%。列（4）和列（5）顯示了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作用回歸結果，其中列（4）是數字經濟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系數是0.311，在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經濟能夠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列（5）顯示數字經濟和產業結構升級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共同影響，二者的系數分別為0.108 和0.076，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需要注意的是，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小于列（1）中的系數，這就表明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作用確實存在。經計算可得，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系數為0.024，中介效應占到18%，而數字經濟的促進效應達到82%。此外，表8中Sobel統計量表明，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8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5 結論與啟示

5.1 結論

本文基于2011—2020 年中國30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利用熵值法測算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對于數字經濟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影響效應及內在機制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顯示：

（1）數字經濟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通過替換解釋變量、分樣本進行回歸，上述結論依然不變，這表明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新時代推進農村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新引擎。

（2）中介作用機制分析結果表明，數字經濟一方面通過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等內源動力的改變直接推動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通過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間接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的提升。

（3）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由于發展水平、基礎設施不同，數字經濟促進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效應在不同區域具有差異性，在中西部地區以及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較高的區域，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

5.2 啟示

（1）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更好地實現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一是要加大農村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引導農村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加快推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在農業生產經營管理中的應用，促進農村產業發展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升級，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對于農村產業的促進作用。進一步優化數字鄉村布局，為更好發揮其聚集效應、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創造條件。從制度和政策層面加快推動農村大數據的共享，推進優勢農產品全產業鏈數據資源整合，切實發揮數據資源對于農村產業發展的精準化、智能化的支撐作用。打造農業生產的數字化場景，將數字化融入農業全產業鏈各環節、各領域，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發展。同時，結合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實際，引導數字資源要素向重點產業鏈、重點產業園區適度集中。二是要進一步提升農村產業發展的數字設施保障能力，夯實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物質基礎。一方面，要加快農村布局5G、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并推動其應用落地，全力提升農村信息基礎設施水平；另一方面，要積極推動農田水利、農村冷鏈物流、農產品加工等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補齊發展的基礎設施短板。

（2）進一步營造有利于技術創新的氛圍，搭建有利于技術創新的平臺，優化產業結構升級的機制和條件，通過構建良好的制度環境、法律環境，持續發揮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作用，為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提供不竭動力。

（3）重視數字經濟實施效果外在條件的差異性。各個地區應該根據本地的發展基礎、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的特點，因地制宜地實施差異化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運用市場手段和產業政策，優化數字資源的區域配置，引導數字資源向中西部地區有序流動，補齊數字經濟發展的短板，優化數字資源配置，更好地抓住數字經濟帶來的紅利。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雖然本文在借鑒其他研究的基礎上選取了若干指標對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三次產業融合水平進行了測度，但是由于測算缺乏統一的標準，因此數字經濟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影響的精準衡量仍然需要進一步深入探索。此外，本文僅是從區域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兩個途徑分析了數字經濟對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的影響，對于其他影響途徑的識別與檢驗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