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商業探索與革命話語的互滲
——以易裝表演為中心

■ 丁珊珊

一、易裝表演的舞臺傳統:商業規則與革命的先聲

易裝表演往往被稱為“反串”,這看似新潮的表演方式實際上在中國傳統戲曲中早已有之。若仔細推敲,“反串”一詞在中國的戲曲表演中有其特定的涵義,它并非指“男扮女”或“女扮男”的表演形態,而是特指“主要演員串演應工行當之外的角色,屬于臨時的偶然的行為”(1)楊棟、李星燦:《反性別扮演:中西戲劇演藝的一個共有傳統》,載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編《燕趙學術——2007年春之卷》,四川辭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頁。。如此說來,無論是戲曲、戲劇還是電影中的女扮男裝或男扮女裝的表演,更準確的命名都應是“反性別扮演”。

此類“反性別扮演”在中國古典戲曲中是一種常規與傳統。目前學界公認的中國最早的關于“反性別表演”的記載始于裴松之注《三國志·齊王紀》時引《魏書》的相關內容,即三國魏齊王時的優人郭懷、袁信表演的“遼東妖婦”。(2)參見高原:《戲劇中的男扮女裝和女扮男裝現象》,《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04年第3期;張禹:《異性扮演的文化透視》,《民族藝術》2003年第3期。隋唐是“反性別表演”普遍化的一個時代,“反扮的規模較之前代顯著擴大,演員既要穿著異性服裝,打扮成異性,還要模仿異性跳舞唱歌,不可謂不豐富”(3)楊棟、李星燦:《反性別扮演:中西戲劇演藝的一個共有傳統》,載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編《燕趙學術——2007年春之卷》,四川辭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頁。。當時,由男人扮演女人被稱為“弄假婦人”,而反過來,女子反扮男角也“在道德和審美上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忌諱”(4)同上書,第207頁。。時至北宋,雜劇中將男子扮演婦人稱為“裝旦”,女子扮演男子也較多見?！爱敃r的女子演男性角色,多扮演引戲、末泥以及裝孤之類重舞蹈或表演莊重的角色,偶爾也扮演滑稽角色?！?5)高原:《戲劇中的男扮女裝和女扮男裝現象》,《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04年第3期。元代戲曲中,女性演員數量增加的趨勢更加明顯,元雜劇演出中顯然存在女扮男裝的現象,但男演員兼演正旦角色的情況則未見記載。這一趨勢的形成,除了因為當時的演員大多由女妓兼任外,還與雜劇本身的藝術特點有關——“雜劇出自注重演唱的金院本與諸宮調,是以演唱為主要表現手段的戲曲形式。而女性的嗓音較之男性更適宜于歌唱,也更為觀眾所欣賞……”(6)孫崇濤、徐宏圖:《戲曲優伶史》,文化藝術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頁?？偠灾?在明代之前,中國戲曲舞臺上的男旦和女伶基本上呈現分庭抗禮之勢。(7)參見張禹:《異性扮演的文化透視》,《民族藝術》2003年第3期。到了明清兩代,雖然男旦和女伶依舊同時存在,但因社會中的禁欲色彩濃烈,男女演員同臺演出的情形不再出現。在晚明,男旦成為引人注目的現象;“從清代中葉開始,社會上對飾演旦角的男藝人有一個特殊的稱呼——相公”(8)高原:《戲劇中的男扮女裝和女扮男裝現象》,《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04年第3期?！@種始于明代的“男風之好”在清代更盛。清代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出現了男旦的第一次高度走紅(秦腔男旦演員魏長生進京“爆紅”);一個多世紀后的清末民初,男旦第二次走紅(如以四大名旦為代表)。(9)參見幺書儀:《明清劇壇上的男旦》,《文學遺產》1999年第2期。

不論如何,在中國古代戲曲史中,“反性別扮演”的現象呈現出“長時間延續,不曾間斷”的特點,“從戲曲的萌芽到京劇一統天下,幾千年間一脈相承,而且門類齊全,有男反扮也有女反扮。從男女反扮齊頭并進,到男反扮規模逐漸壓倒女反扮。元代以后出現的這種趨勢,在近代達到頂峰,‘男旦’統治了舞臺,‘女生’一度消失不見”(10)楊棟、李星燦:《反性別扮演:中西戲劇演藝的一個共有傳統》,載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編《燕趙學術——2007年春之卷》,四川辭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頁。。由此可知,在中國戲曲領域,易裝表演或曰“反性別扮演”不僅有著悠久的歷史,而且男女互扮的情形也所在多有。因此,我們或許可以下一個判斷:中國戲曲中的易裝表演歷經朝代變更仍生生不息,且時常成為某種舞臺潮流,無論是男扮女還是女扮男,其登堂入室的過程均倒映出觀眾的某種趣味和癖好,或者說一種市場的需求。

而若將視界擴展開去,宏觀地考察世界戲劇的歷史,我們亦能在別國戲劇中找到與之呼應的案例。無論是日本的能劇、印度的梵劇,還是古希臘戲劇,甚至是歐洲的“閹人歌手”表演,從中都能找尋到易裝扮演的蹤跡。因此,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反性別扮演”或許是世界戲劇的某種“共相”。有學者認為這種共相是“藝術生產與消費的客觀規律使然”——因為戲劇是由演員當場登臺實現的,是“現產現銷”、當下收益的藝術,受此規律制約,任何戲曲/戲劇都無法做到每一位劇中人物都專由一名演員應工,否則生產成本會顯著提高。結果就是,無論中外,戲曲/戲劇的職業化水平越高,一人多扮的“現象指數”就越高,而“一人多扮現象……當然包含著反扮。換言之,反扮其實只是一人多扮現象在演藝專業分工化過程中主角制形成的一種邏輯選擇。古希臘戲劇的反扮其實是一人多扮,中國四大名旦的反扮則是主角化的專業反扮”。(11)楊棟、李星燦:《反性別扮演:中西戲劇演藝的一個共有傳統》,載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編《燕趙學術——2007年春之卷》,四川辭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頁。由此看來,傳統戲曲中的易裝表演幾乎都本著節約成本的原則,是某種“行規”或說慣例,更體現了商業考量。

與傳統戲曲舞臺上“尋?！鼻摇皞鹘y”的“反性別表演”相比,中國近現代的戲劇舞臺則是另一番光景。19世紀末,女演員“再度”出現在開埠后土洋混雜的上海灘。她們不僅重新出現在戲劇舞臺上扮演男性的角色,公然向禁止女子上臺演戲的清朝法令挑戰,而且更是無視當時所謂的“婦道”,競相在大街上以男人裝扮為時尚。另一方面,一群滿懷改革之志的名門閨秀也同樣喜作男人裝扮,和男性的同道一起參與反清的工作。(12)周慧玲:《女演員、寫實主義、“新女性”論述——晚清至五四時期中國現代劇場中的性別表演》,《戲劇藝術》2000年第1期。而“這些女演員和女革命家一樣,‘竊用’男子的裝扮以向世人宣布她們與男子的平等。她們的做法不僅意欲超越性別的藩籬,也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聲”(13)同上。。進入20世紀,清末民初的女子顯然受到了新思潮的影響,開始展現出獨立的性別意識與革命意識。

與此同時,戲劇舞臺上的男性雖然依舊著迷于“男扮女裝”的“反性別扮演”,并將“反性別扮演”視為反抗保守社會觀念的一種方式,但他們或許并不對女性的地位抱有足夠真誠的同情和理解,因為當一些女演員如男性一樣登臺表演時,感覺自己地位受到威脅的男演員會立刻大肆批評。而且官方也在“幫腔”,比如“民國三年年底,江蘇省教廳通令解散上海所有女子劇團,認為她們有損社會善良風氣,特別是女演員有賣色的嫌疑。不僅當局如此反應,在原本就極為稀少的有關女子新劇家的記載里,大部分都不忘對這些女演員的行為操守提出質疑”(14)同上。。但總之,清末民初的“反性別扮演”與此前中國戲曲表演中男女業者受困于商業與禮教的被動行為有所不同:此時無論是“女扮男裝”還是“男扮女裝”,都明顯有了主動、自覺的反叛意識,其中或也有著挑戰社會舊有規范的刺激與愉悅,但更多的是對性別約束的抗爭。

綜上而論,古今中外的戲曲/戲劇中的易裝扮演雖不免有娛樂和獵奇的成分,但無論“男扮女裝”還是“女扮男裝”,皆無法規避戲曲這種藝術的生產規律的約束。戲曲/戲劇需要即演即觀的營利方式,勢必反制其行業分工的細化。而到了民國時期,新劇中的反性別扮演還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意味。男演員與女演員不再單純地依照行業的陳規進行易裝表演,而是夾帶了很多明顯帶有反叛性質的理念,盡管在一些學者看來,這種反叛在男性和女性的動機和理念上存在著奇怪的錯位。(15)參見同上文。這顯然是值得追問的課題。中國的戲曲/戲劇中的“反性別扮演”,特別是女性的易裝表演在中國戲曲/戲劇歷史長河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與政治、社會之間發生的碰撞與互動實在是有趣且耐人尋味的,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繼續追究。筆者論述的重點在于,從中國的舞臺表演傳統來看,近現代戲劇與古代的戲曲中的易裝表演雖然有著不一樣的初衷,但都帶著中國表演藝術的“商業性”與“革命性”之雙重基因。

二、老上海電影中的易裝術:商業的追求與革命話語的點綴

在前述的時代語境下,電影這種新潮且“自帶流量”的藝術形式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這一體裁顯然有別于傳統的戲曲與戲劇表演,它的大眾性和傳播性也顯然是以往的藝術形式所無法比擬的。因此,電影中的易裝表演是否也與此前的藝術形式有著不一樣的初衷和效果呢?對此,我們必須回到中國電影史的流域中去找尋答案。筆者擬分別選取來自中國電影史上三個不同時間段的幾部頗有代表性的影片(它們皆是“女扮男裝”的故事模式),以它們作為研究對象,嘗試勾勒中國電影中易裝扮演的社會特征及其對應時代的電影美學特征。

1936年出品的影片《化身姑娘》是目前可以看到的較早的一部采用了“女扮男裝”模式的中國喜劇電影,其故事梗概為:一位新加坡華僑張菊翁回國定居,把生意交給兒子元倫經營。元倫得女,名為莉英,但是他知道父親重男輕女,所以發電報謊稱生的是男孩。18年后,張菊翁念孫心切,兒子元倫只得讓莉英把長發剪短,女扮男裝回國,隨后又陰差陽錯地發生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痘砉媚铩返墓适率怯伞败浶噪娪啊钡拇砣宋稂S嘉謨原創的,導演則是上海灘著名的布景師、后來成為商業片著名導演的方沛霖。該片為了追求票房,邀請了當紅的袁美云主演,另有周璇、王引(袁美云的“銀幕情侶”)、韓蘭根等名演員擔當配角?！般y幕情侶”的組合、“高糖”的人物設置與“高脂”的故事情節,不僅契合了“軟性電影”的口號——“給眼睛吃的冰淇淋”,而且用當代的衡量標準來看也是徹頭徹尾的商業片配置。該片除了鋪設各種笑料之外,著重以“女扮男裝”這個噱頭博人關注,當時報紙、雜志大多以袁美云“勿男勿女、忽老忽少”“驚險滑稽、劇情奇突”(16)見《申報》1940年1月19日第13版?！敖^頂香艷、非?；?17)見《申報》1939年6月30日第22版。等標題進行炒作?！斑@些報道突出的是‘男女莫辨’的視覺快感,其產生的直接、強烈的吸引力元素,深得觀眾迷戀和追捧?！?18)黃望莉、黃淵鴿:《“化身姑娘”:袁美云明星研究》,《當代電影》2017年第12期。多種商業元素的疊加,使得該片登上了年度票房冠軍的寶座。(19)參見《〈化身姑娘〉正續集》,《申報·本埠增刊》1937年1月18日第5版。由于盈利可觀,該片后來又“趁熱打鐵”連連拍攝續集,在續集中更是露骨地打出“同性之戀”的劇情招徠觀眾。當時有很多左翼人士批評該片在國土淪亡、內憂外患的時期“把電影的娛樂意義估得過高”,是“有閑階級少男少女的戀愛游戲,投合市民趣味的噱頭”(20)張央:《化身姑娘》,《大公報(上海)》1936年6月9日第16版。,更有人充滿鄙夷地唾棄此類電影的營銷宣傳手段只能吸引一部分“淺視的觀眾”和“性欲狂的小市民觀客”(21)參見柯靈:《論電影宣傳》,原載《明星半月刊》1933年5月第1卷第1期,轉引自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領導小組、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編《中國左翼電影運動》,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頁。,但“看客”們滿不在乎,依然貢獻票款。方沛霖由此也更有底氣,他面對批評的聲音辯解道,“外侮日迫,內患方興,資本不足,人才缺乏,機械不完備”,而市場上僅提供“有限的六神不寧的中國電影”,缺少的就是“不同凡響的作品,尤其是這‘新鮮’兩字”,“整千萬的國產電影觀眾,還都在等待著,期望著有部比較新鮮的電影出現……”(22)方沛霖:《關于化身姑娘》,《藝華》1936年第1期。他還認為:“電影并不是純粹的娛樂品,是教育的,所以這《化身姑娘》里面,除了有充分大量噱頭有趣味的事績外,其際也有不少含著關于教育的意義哩!”(23)同上。

在“軟性電影”的顯著負面作用和這些頗顯蒼白無力的辯解之外,我們應該注意到,《化身姑娘》的故事模式,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女扮男裝”的故事模式,顯然吸引了眾多小市民趣味的觀眾。這部電影的火爆產生了一系列的后續反應:不但袁美云“女扮男裝”的定位由此固化,后來接連出演一系列有易裝情節的影片,諸如《女少爺》《雙珠鳳》《紅樓夢》等,而且“以《化身姑娘》為先鋒,文化民族的想象性波紋更擴散、變奏到‘孤島’時期的中國影壇,并蔚為大觀,時裝片《化身姑娘》開啟的‘女扮男裝’,竟在‘孤島’時期的上海影壇演化為一種‘服裝操演’與文化傳統(民間故事、英雄傳奇、古典小說)緊密結合的表演文化”(24)薛峰:《袁美云的銀幕人生與影星現象》,《電影藝術》2011年第5期。。

這種表演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大概當屬1939年由卜萬蒼導演、陳云裳主演的古裝片《木蘭從軍》了?！赌咎m從軍》的故事母題在電影史中反復出現,多次被翻拍。早在1927年,就有侯曜導演的同名電影籌拍;同年,李萍倩也拍攝了《花木蘭從軍》一片。(25)中外電影史上翻拍“花木蘭”主題的電影還有很多。具體可參見戴瑩瑩:《神話·類型——縱覽電影史上的花木蘭》,《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吳保和:《花木蘭,一個中國文化符號的演進與傳播——從木蘭戲劇到木蘭電影》,《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而這部公映于“孤島”時期的《木蘭從軍》,在當時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首先是陳云裳這位演員,此前是被媒體塑造成一種時尚、“摩登”、國際化的現代女性形象的,而在《木蘭從軍》中,“當陳云裳的摩登和西化被人津津樂道時,與此截然相反的她的個人中國特色也被強調,并在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中得到敘述”(26)[美]傅葆石:《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劉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頁。。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情勢下,“重寫”木蘭從軍的故事,立意顯然要比20年代版的作品更加高遠、更有指涉性。該片在傳奇化的敘事背后,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之情,其昂揚的斗志和樂觀的氣質適時地激發了觀眾的英雄情結和救亡圖存的情懷,契合了民眾抵御侵略的社會心理。因此,這個木蘭從軍的故事看點就不僅是“女扮男裝”這一種趣味了,而是多了救亡的呼聲。

值得一提的是,“女扮男裝”的故事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絕非個例。比如李汝珍《鏡花緣》的《女兒國》,以及《西游記》中的“女兒國”情節都是關于性別反轉的故事,其中的趣味性和傳奇色彩讓觀者樂此不疲。從這個流脈來看,相較于戲曲戲劇,電影似乎更多地承接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基因,偏重于渲染情節的趣味性和傳奇性。若將目光再次聚焦到《化身姑娘》和《木蘭從軍》這兩部電影攝制的時代背景上,則可見兩者的主角的“女扮男裝”造型皆頗有新意,也是影片的一大賣點?？蛇@絕不是突發奇想的創造——這兩個人物雖然都是電影藝術的造物,但在當時,她們的形象能為民眾所喜聞樂見,是離不開一定的民眾心理基礎的。在清末民初時,革命話語的流行就讓女性易裝的心理向度為之一變。秋瑾的易裝照“既有配以低沿帽和司迪克(stick)的西式男紳士打扮,也有以傘代拐的長衫馬褂型中式儒士扮相,鰍魚般地滑游在男女中西的拘泥之外。易裝秋瑾和革命黨秋瑾,一為沖破身體性別的箍限,一為顛覆腐朽政治的羈絆,正應映了性與革命相輔相生的現代交響”(27)孫紹誼:《流行時尚與易裝扮演——“化身姑娘”的滬港行旅》,《上海文化》2013年第3期。。革命性的話語配以女性的革命性造型,讓她一時成了許多進步女性競相模仿的對象。無論是以“新女性”為自我定位的革命者,還是那些剛被“啟蒙”的女性,都開始嘗試易裝扮演。(28)參見同上文。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化身姑娘》與《木蘭從軍》的流行,讓本是電影商業噱頭的“女扮男裝”竟然也多了一層女性之“革命”的意味。

盡管這兩部電影均以女性為主角,同時又以“女扮男裝”的形象為特色,看起來實在是時髦又新潮的電影,但如果再究其背后更深層次的底色,則這兩部影片均不應算作新式電影,而應該歸入以“新瓶裝舊酒”的方式宣揚舊道德的影片之列——它們擁有同樣老派的、陳腐的臉孔,一部是被“重男輕女”的思想裹挾的笑劇,另一部是表現女人為盡孝道而舍身擋劍的劇情片——而無論是封建禮教還是忠孝節義,都不符合現代文明對女性的認知。它們迎合的只不過是當時的大眾審美標準和道德標準而已,在此基礎上,加以“美女易裝”的噱頭以及女明星形象反差的張力,再“點綴”一些道德的召喚與革命話語的調劑,從而成就了票房的神話。

三、易裝表演在新中國電影中的顯影:革命題材中的“準商業探索”

如果能夠把1939年《木蘭從軍》中的易裝扮演定義為“孤島”時期的英勇行為的話,我們便不得不注意到“十七年”時期一部別具一格的革命題材影片《戰火中的青春》。該片是長春電影制片廠為慶祝建國10周年而攝制的。1959年,盛況空前的“國產新片展覽月”活動舉行,這部《戰火中的青春》便是入選片目之一,放映后也受到了輿論界的一致好評。(29)參見袁文殊、陽翰笙、馮仲云、馮牧、張真、曹欣、汪歲寒、唐遠之、黃宗江、金信淑、王崇倫、孟泰、李廷順:《〈金玉姬〉〈戰火中的青春〉座談會》,《電影藝術》1960年第6期;王漢山:《我們時代的花木蘭——看影片〈戰火中的青春〉》,《電影藝術》1960年第6期。這部影片雖然再次復現了“花木蘭”母題,但置身于“十七年”時期的電影中卻顯得非常獨特。影片描寫了解放戰爭時期,女扮男裝的民兵戰士高山在解放軍來到當地之后,堅決要求加入連隊赴前線作戰。排長雷振林對新來的擔任副排長的高山很是看不起;高山不想在戰友面前暴露自已的女性身份,在戰斗和生活中與男兵同吃同住,有勇有謀,深得戰友們的擁戴。在一次阻擊戰中,雷振林為自己的魯莽付出了代價,關鍵時刻,高山挺身而出,冒著炮火救了他,自已卻負傷住進了醫院。雷振林非常懊悔,當他到醫院看望受傷的高山時,才知道原來這個英勇頑強的戰士一直是在女扮男裝。

雖然這部影片被稱作“現代花木蘭的故事”,但是如果比較一下多個版本的花木蘭題材影片,便能發覺這個“十七年”時期的版本明顯要更加偏向于對戰爭和人物性格的描繪。即便是與“孤島時期”的《木蘭從軍》相比,此片在對愛情的描摹上也顯得極度克制和謹慎。30年代的《木蘭從軍》還特意留出很多寶貴的膠片細致地設置了男女對唱、“你儂我儂”的情節;而1959年的這部《戰火中的青春》則顯得很干凈、很純潔,只有仔細尋覓才能在某些鏡頭和表演中找到男女主角間些許含蓄、曖昧的痕跡——例如雷振林背著負傷的高山、臨別時雷振林把刀送給高山等情節?！坝捌瑤缀鯖]有在外延的層面上表現高山和雷振林的愛情,而只是在內涵的層面上使這一感情關系得到涉指。即使在某些視覺段落中設計了似乎可以被認為是愛情主題的表象符碼,但其所指都是可以進行雙向讀解的:既可以是性別/愛情的;也可以是政治/同志的。這恰恰是十七年影片中幾乎共同采取的一個基本敘事策略,即把性別/政治融鑄為同一個敘事主題的正反兩面?！?30)李亦明:《〈戰火中的青春〉:敘事分析與歷史圖景解構》,《當代電影》1990年第3期。在“十七年”時期,電影弱化愛情的處理方式是很能被理解的,畢竟感情的描摹,特別是對軍人之愛情的描寫在那個時期一直是隱匿的、被遮蔽的——“社會泛本文中已不再允許作品中過多地或直露地表現革命隊伍中的愛情主題”(31)同上。。只有極少數的影片,比如王蘋導演的《柳堡的故事》能夠正面描寫軍人的情感,因此在當時是非常大膽且有開創性的。(32)參見袁成亮:《開新中國軍事愛情題材電影先河的〈柳堡的故事〉》,《黨史博采(紀實)》2007年第6期。我們也不得不指出,在一個高歌革命的年代,選擇“女扮男裝”并暗含著軍人愛情元素的題材,是冒著一定的風險的?！稇鸹鹬械那啻骸纺茉谟亚榕c愛情的邊緣試探,火候得當,實為不易。

主人公高山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中展現出的是一種“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女性形象典范,這部影片也正是“通過高山易裝從戎來證明了‘女同志一樣能做到’,這種證明導致的結果是男性規范自身的普遍化,即認為那些非性別領域的組織法則實際上是男性化的,各種社會領域的去性征化行動本身帶有男性特征”(33)張修忠:《指向未來的蹤跡——論〈戰火中的青春〉》,《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換言之,高山和其他一些同類形象如李雙雙、馬蘭等一樣,隱去了女性特質,凸顯了其去性別化的品質。在巴特勒看來,性別特征的依據并非自然的,而是根據社會文化規范形成的。(34)參見何成洲:《巴特勒與表演性理論》,《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第3期。依其理論,“高山”們所體現的,是在新中國被建構起來的一種新的社會性別觀——“雄性化”的審美觀。與之相應,其間不多的“女性美”則留給了反特片中那些包裹著“人類欲望和身體欲望”的女特務形象。(35)參見韓敏:《“十七年”欲望鏡像的生產機制——以“十七年”女特務媒介形象為例》,《文藝爭鳴》2014年第3期。

22年后的1981年,一部仿佛與《戰火中的青春》有幾分“神似”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幽谷戀歌》也成了輿論的焦點?！队墓葢俑琛分v述了解放軍進軍大西南期間,女戰士阿鷹假扮大鵬寨寨主的兒子參加對歌招親,金鳳寨寨主之女達麗對“他”一見鐘情,后來阿鷹借助便利做好偵察并及時送走情報,由此解放軍一舉解放金鳳寨的故事。除了影片中展現的少數民族地區特有的風景和穿插的多首動人的愛情歌曲之外,該片最大的“看點”就是俊美多情的“男主角”阿鷹是由女扮男裝的戰士假扮成的。影片上映之后,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同樣是解放戰爭時期的故事背景,同樣是關于戰士“女扮男裝”參加解放山寨的戰斗的故事模式,《幽谷戀歌》與《戰火中的青春》的評論卻呈現出兩極化的趨勢。影評界異口同聲地將該片歸入“虛假、平庸、情趣低下的”影片之列,認為“故事情節荒誕不經,制作粗糙,加上對那種造作的‘虛鳳求凰’效果的興趣,使影片散發出庸俗的氣息”。(36)李興葉:《復興之路:1977至1986年電影創作與理論批評》,中國電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頁。還有批評家認為《幽谷戀歌》“題材內容是嚴肅而有意義的”,可是影片的重點卻集中在表現我軍女偵察員如何女扮男裝,去騙取寨主的女兒達麗的愛情,把純真的達麗弄得神魂顛倒,完全是精心設計的一場騙局——“不僅趣味低下,與我們黨的民族政策也是相違背的”。(37)劉夢溪:《電影的歧路與坦途——1981年國產故事片印象談》,《電影藝術》1982年第2期。因此,這樣的情節設置不但是“不利于維護民族團結的,同時它也褻瀆了兄弟民族的習俗和少女達麗純真的愛情,因而也就歪曲了我軍戰士的形象,把我軍的勝利置于荒唐可怕的陰謀詭計之上”。(38)黎生:《美人計·美男計·假美男計——從〈幽谷戀歌〉等影片說起》,載中國電影家協會編纂《中國電影年鑒1982》,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頁。甚至有的觀眾諷刺其為“中國第一部同性戀影片”。(39)參見劉夢溪:《電影的歧路與坦途——1981年國產故事片印象談》,《電影藝術》1982年第2期。由此,《幽谷戀歌》成了當年“最不受歡迎”的少數民族題材影片(從相關的觀影人次統計材料和觀眾反映來看)。(40)參見章柏青:《觀眾歡迎什么樣的影片——從1981年部分影片的上座率談起》,《電影藝術》1982年第2期。

不過,從當年專家統計的部分影片的觀影人次情況(見表格)來看,《幽谷戀歌》上映3個月累積觀影人次達到870萬的成績在當年并不算是“倒數”——雖然這里只是一種不1981年上映的部分電影的觀影人次統計表(41)參見同上文。此表格系筆者根據該文首頁(當期雜志第19頁)所列的影片統計數據整理制作而成。

完全統計,但仍可以看出,還有許多影片的“票房”名列其后。因此我們至少可以這么說:即便《幽谷戀歌》在當年被認為是“最不受歡迎”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但它或許不應被納入“最不受歡迎”的影片之列,只是藝術成就和“票房”都乏善可陳而已。

回顧這部《幽谷戀歌》,或許主創者是受到了《戰火中的青春》的一些啟發,但之后又“添油加醋”,將影片“包裝”成了一部主打視覺觀感的愛情片。片中雖然有表現戰斗的成分(比如解放山寨的任務),但是這些部分實際上是被推至了后景處,可以說是寥寥幾筆帶過。影片著重描摹的是阿鷹和達麗的“戀愛”橋段——“男主角”英姿颯爽,女主角美麗青澀,再加上少數民族地區獨具的風光,使得影片在視覺上明艷、動人。在此片屢遭影評人詬病的同時,導演處心積慮調配的上述那些“娛樂元素”,應當也是吸引了不少觀眾購票前往。影片上映之時,正值中國影壇迎來改革開放后的一個多類型、多題材同臺競技的時期,由此或許可以說,《幽谷戀歌》這部影片雖然劇情設計有嚴重問題,但至少是具有“觀眾意識”的,無論是“帥哥美女談情說愛”,還是旖旎美景的展示,都體現了意圖吸引觀眾的商業考量。(42)20世紀80年代的很多影視作品中對風景的濃墨重彩的展示,其實是吸引觀眾的有力“籌碼”。參見白惠元:《電視劇〈西游記〉與80年代中國文化》,《文藝理論批評》2017年第4期?！霸谛碌恼Z境之下,娛樂片產量激增、質量不高的問題不能回避,但這也不能因此就歸為‘片面迎合討好電影觀眾的不良現象’。一切都是市場的直接、間接的發展在決定一切?！?43)丁亞平:《中國電影通史》(第2卷),中國電影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頁。因此,筆者認為,不妨將《幽谷戀歌》這樣的影片視作中國類型電影探索時期“摸著石頭過河”的失敗嘗試,或者在某種意義上將其歸為80年代中后期中國影壇“娛樂片大潮”來臨前的先導之作。

四、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中易裝的“吸引力法則”:“性別的革命”

在頗具娛樂傳統(44)很多民國時期在上海灘“大賣”的影片,如《王先生》系列、《火燒紅蓮寺》系列、《三笑》系列等,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都在香港翻拍或者拍攝續集(前文論及的《化身姑娘》也于1956年在香港進行了一次翻拍),由此得以“沿承”。的香港影壇,“易裝表演”手法得到了更具“突破性”的探索和“開發”。20世紀90年代初,導演徐克把金庸的《笑傲江湖》搬上大銀幕,并邀請林青霞出演“東方不敗”這一角色。這雖然惹怒了金庸,但卻使得東方不敗這一角色獲得“新生”,成為影史上的一個經典形象。東方不敗“亦男亦女”的角色設定,在當時帶來了新奇且能夠被認可的銀幕形象。其“成功在于東方的暗喻性的藝術語言和現代消費文化達成了在媒介方式上的一致。它超然于一切已有的臉譜化邏輯,且似乎永遠在生成和播撒之中……”(45)李躍峰:《東方不敗的多重意義——香港新武俠電影〈笑傲江湖〉系列美學探析》,《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有人認為,“這樣的東方不敗……身上具有著正性的男性特質,也有著正性的女性氣質,他是高度男女正性氣質的結合”。(46)鄧雅:《從〈笑傲江湖〉解讀當代人的性別角色觀——為什么我們喜愛這樣的“東方不敗”》,《青春歲月》2013年第10期。心理學中有“雙性化”的概念,“指同時具有男性和女性兩種性別因素優點的人格特質”。(47)參見李少梅:《大學生雙性化性別特質與人格特征的相關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心理學者的研究顯示,雙性化是人類性格發展的一種面向,如果這么來看,那么或許不難理解觀眾會對銀幕上的角色設定也有相應的期待。

時隔一年,另一部頗具票房號召力的以“易裝表演”情節為特色的影片《金枝玉葉》問世,影片中由袁詠儀扮演的林子穎“女扮男裝”周旋于音樂制作人顧家明和歌星玫瑰之間,既贏得了顧家明的愛情又獲得了玫瑰的信任。在片尾,張國榮扮演的顧家明說:“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我只知道我喜歡你?！薄@句“經典臺詞”映照出一種打破了愛情經典定義的觀念,好似影片《熱情似火》末尾的那句“人無完人”般,既滿足了大眾對劇情的心理期待,又讓那些身處社會“邊緣”的觀眾能感同身受,尋求到心靈上的“救贖”。如此游走在“性少數”題材邊界的商業電影“用閃耀的明星和華麗的制作包裝進一步譜寫出充滿雅皮和都市精神的中產階級愛曲,以別具一格的角度做賣點,成功吸金近3000萬港元,創下‘UFO’最高票房紀錄”(48)魏君子主編《香港電影史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頁。。這部據說是為張國榮量身定做的影片,不僅讓張國榮獲得了觀眾在心理上的認可,也讓袁詠儀的“假小子”形象成了其個人的標志,與此同時,影片中的易裝扮演再次證明了“女扮男裝”模式在電影中長久的商業生命力。如此好用的易裝扮演元素在《黃飛鴻》系列電影中也屢見不鮮,并成為電影中很妙的“調味料”。于是,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在商業電影的框架內,易裝扮演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模板”,無論是“男扮女裝”,還是“女扮男裝”,雖然其間展現出來的內涵深度可能相差甚遠,但是它們對觀眾的吸引力的確是值得研究的。

與“女扮男裝”的多義性相比,“男扮女裝”在電影中所能呈現的效果就單一很多。在此,借一部國外的紀錄片《揭開面紗:好萊塢的跨性別人生》(Disclosure)作簡單說明。該片記錄了好萊塢電影對“男扮女裝”的表達方式——在梳理好萊塢電影的歷史時,歷數了這些電影是如何把“男扮女裝”的跨性別扮演塑造成笑料、嘲諷的對象以及“變態”形象的。這是一種屢試不爽的影像手段或曰影像經驗,可以輕易地獲得令人捧腹的效果而不必絞盡腦汁地編排出人意料的場景及對話?！霸谖鞣?易裝或扮裝通常被政治化,被用來反對異性戀規范,它時常在酷兒研究的框架下進行探討,用以伸張少數群體的權利?！?49)何成洲:《表演性理論:文學與藝術研究的新方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版,第316頁。需要關注的是,相關思潮與現象顯然也影響到了國內,例如“快男劉著事件”——這個10多年前引發爭議的被稱為“偽娘”的男歌手,比起更早的“超女”李宇春,似乎更不容易獲得大眾的認可;“偽娘”一詞聽起來也是貶義的——而相對地,“娘man”這個詞則好像已經帶一點褒義了?？傮w而言,與“男扮女裝”在電影中所呈現出的單純的滑稽有所不同的是,“女扮男裝”似乎包含了更多的社會、文化因素,儼然多了一副嚴肅的面孔。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網絡的普及,面對“閱片無數”的觀眾,影視制作者們挖空心思后所打出來的,依然包括易裝扮演的牌面。例如,2015—2016年的跨年網絡熱劇《太子妃升職記》,講述的是現代花花公子穿越到古代,變為女兒身,與太子產生愛情的故事。這個離奇的故事在剝離了“穿越”的情節設定之后,剩下的故事內核與《金枝玉葉》并無二致,同樣是主角游走于男或女之間的情感游戲?？赡芤舱菍@個討巧的情節“模板”的利用,成就了該劇超過30億的點擊數。另據“新浪微博”統計,在2015年12月13日該劇首播之后的一個月時間里,圍繞“太子妃升職記”的話題閱讀量竟達到18.6億次,討論量超過162萬次。(50)參見余韜、蘇玲:《“互聯網+”多屏的互動式狂歡——從〈太子妃升職記〉談網絡自制劇的模式與特點》,《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

在2022年上映的電影《絕望主夫》中,“性別倒錯”的“模板”再次上演。這部影片的靈感很可能來自2018年的法國影片《男人要自愛》——雖然該片在宣傳時對此只字未提。這次,影片將性別倒錯的設計進行得更加徹底,將男人與女人的社會性別角色完全倒置了——在片中,女人喝酒抽煙,上班交際,下班應酬;男人則在家燒飯做菜,圍著鍋臺和孩子轉。筆者認為,這樣的設定有著發人深省的社會意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在性別角色固化的社會中設身處地地與另一種性別共情的場景。雖然該片的男女主角扮演者在電影界并不具有“頂流”的票房號召力,而且這又是一部小成本影片,但它依然在疫情高發期創造了突破3億元的票房成績。(51)票房數據來自“燈塔專業版”數據分析平臺。

結 語

易裝表演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讓我們可以重新審視并反思中國電影史中商業元素與革命話語不斷互補又不斷拉鋸的過程,從而理解中國電影史的另一個美學傳統。易裝表演并非電影中特有的現象——從古代戲曲到現代戲劇,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易裝表演一直以各種名目和方式外顯地或內隱地存續?！耙籽b”這個從古至今的表演傳統在電影中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在中國電影史的脈絡中,易裝表演,特別是女性的反性別表演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以娛樂化的面孔呈現于觀眾面前的。在20世紀30年代的《化身姑娘》和《木蘭從軍》中,女扮男裝的故事情節在揭示某種時代局限性的深層背景里顯露出了娛樂的市場影響力?！笆吣辍睍r期,《戰火中的青春》在革命敘事中在其新穎的故事情節背后顯現出了一種引人入勝的、與人物情感相連接的“準觀眾意識與市場探索”。20世紀80年代初期,電影界眾聲喧嘩,《幽谷戀歌》中戰士“女扮男裝”的形象和情節設置雖然遭到了影評界的口誅筆伐,但是卻沒有把所有觀眾勸退,出現了某種程度上“叫座不叫好”的局面——由此我們或應將《幽谷戀歌》的出現理解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電影類型化探索時期的“必經之坎”。90年代以后,香港地區電影中出現了很多“女扮男裝”的情節設定,且均成了電影賣座的關鍵因素?！耙籽b表演”這個看似模式化的經典套路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效用。進入21世紀以來,無論是電影還是網絡劇集,都不時將其拿出來“新瓶裝舊酒”,且依舊能博得一些觀者的好感,其持久的吸引力是值得分析和引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