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NA2023心臟CT及MRI

潘子怡,趙赟,唐媛媛,溫金揚,楊朝霞,冉玲平,李浩杰,朱慧,包雨微,嚴祥虎,羅毅,向春林,黃璐,夏黎明

2023年RSNA心臟影像學內容豐富,本文從人工智能在心血管影像中的應用、光子計數探測器CT成像、心臟CT成像、心臟磁共振臨床應用研究以及心臟磁共振新技術和新診斷參數等方面對研究熱點和進展進行闡述。

人工智能在心血管影像中的應用

人工智能是近幾年心血管影像研究的熱點,本次大會在冠狀動脈計算機斷層血管成像(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CTA)、鈣化積分、CT灌注和心臟磁共振成像(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等方面有較多研究展示。

超分辨率深度學習重組(super-resolution deep learning reconstruction,SR-DLR)是一種使用深度卷積神經網絡(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的新型CT圖像重建技術,能顯著提高空間分辨率,改善圖像質量。Ko等研究發現,與濾波反射投影(filtered-back projection,FBP)、混合迭代重建(hybri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HIR)、深度學習重組(deep learning reconstruction,DLR)相比,SR-DLR能改善CCTA圖像質量,更清晰顯示冠狀動脈遠端的輪廓。Tomizawa等發現,與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model-based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MBIR)相比,SR-DLR在檢測冠狀動脈>50%狹窄方面與冠狀動脈造影具有相當的診斷性能。而Shigematsu等也比較了SR-DLR與FBP、HIR、MBIR和正常分辨率深度學習重組(normal resolution deep-learning reconstruction,NR-DLR)算法對冠狀動脈鈣化(coronary artery calcium,CAC)的定量作用,SR-DLR可以改善圖像質量,能較準確定量CAC。Xu等還發現SR-DLR能顯著提高冠狀動脈支架評估的準確性和可信度。Morikawa等研究發現,在動態心肌CT灌注成像中,SR-DLR在圖像噪聲和心肌邊緣清晰度方面優于HIR和DLR。

Tremamunno等發現,在非肥胖患者中,與常規100 kVp-自適應統計迭代重建算法-V方案相比,高強度深度學習圖像重組在“雙低”(低輻射劑量和對比劑劑量)條件下,可以提高CCTA圖像質量。Liang等研究發現,在保持對比劑方案相同的前提下,不同濃度對比劑的CCTA圖像質量和輻射劑量上沒有明顯差異,但在總碘量恒定的條件下,高濃度對比劑可以降低注射流率。Huang等評估基于CNN的CCTA評估的新冠狀動脈疾病報告和數據系統2.0版本在預測疑似CAD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作用,其表現出良好的性能,并可作為非侵入性成像標記應用于風險分層中。Rothenberg等開發一種全自動人工智能算法(AI Cardiomegaly v0.9),在常規胸部或腹部CT有效地篩查心臟肥大,高度預測未來主要心血管疾病事件的發生。Raghu等開發一個深度學習模型(CT-CV-Risk),可以基于單一胸部CT圖像,預測10年的心血管死亡率。

Dong等基于卷積神經網絡,將輸入的模擬靜態CT灌注(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CTP)轉換為心肌血流量(myocardial blood flow,MBF)并輸出,其與動態心肌CTP檢查獲得的參考MBF具有足夠的一致性和相關性。Yoshiur等比較多層CT與經食管三維超聲心動圖(three-dimensional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3D TEE)測量主動脈瓣環的準確性,發現采用全心運動校正(motion correction,MC)算法的多層CT可以減少主動脈瓣環運動偽影,實現經導管主動脈瓣植入術(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implantation,TAVI)術前主動脈瓣環的精確測量。Somasundaram等在預測單個心臟節段的預訓練模型上使用遷移學習技術,開發優化模型來預測供體和兒童心臟移植患者的心臟總體積(total cardiac volumes,TCV)。TCV是器官移植中供體器官匹配的重要指標,優化的深度學習TCV分割模型對于器官尺寸匹配是有益的。

Tanaka等使用深度解析技術在單次呼吸中獲得多層心肌T2WI和T2-mapping(MS-T2WI/Map),保持圖像質量的同時縮短采集時間,能夠對局灶性疾病進行多層面評估。An等開發一種基于深度學習的網絡,結合心臟磁共振特征跟蹤(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feature tracking,CMR-FT)和MRI標記的優勢,在傳統電影圖像中評估局部心臟功能,無需采集MRI標記圖像,縮短了MRI掃描時間,有助于早期發現心血管疾病。Mahmoodi等提出了一種深度學習策略來實現自動化相位和層面檢測,CNN能夠從Real-time 穩態自由進動(steady-state free precession,SSFP)推斷心臟相位和層面位置,以實現心臟體積測量,測量結果與SSFP電影相當,不容易受到運動和偽影的影響,有望為心律失?；驘o法屏氣的患者提供更可靠的心臟MRI檢查。Yang等基于2D卷積神經網絡模型及VGG16模型等,實現了晚期釓增強圖像對肥厚型心肌病、擴張型心肌病、心臟淀粉樣變和正常對照的自動分類。

光子計數探測器CT成像

光子計數探測器CT(photon-counting detectors CT,PCD-CT)是近年來CT成像領域的重大技術突破。與傳統能量積分探測器CT(energy-integrating detector CT,EID-CT)相比,具備更高的空間和時間分辨率以及更低的噪聲。本次大會展示了CCTA圖像質量、血流儲備分數、斑塊成分和支架內再狹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Pinos等研究發現,與EID-CCTA相比,PCD-CCTA具有更好的客觀和主觀圖像質量,可為多種患者提供更好的冠狀動脈顯示,尤其是高身體質量指數(BMI)患者。Van Der Bie等也發現了在超大體型患者中,120 kV的PCD-CT在不增加輻射劑量或不影響血管可檢測性的情況下提高空間分辨率。Zsarnoczay等對PCD-CT和EID-CT系統的血流儲備分數(fractional flow reserve,CT-FFR)進行比較,發現基于PCD-CT的CT-FFR評估是可行的,并且與基于EID-CT的CT-FFR具有良好的相關性。

Kroger等使用標準分辨率模式(standard resolution mode,SRM)和超高分辨率模式(ultra-high-resolution mode,UHR)的PCD-CT評估體模中的冠狀動脈支架內狹窄,UHR模式下的PCD-CT可以評估小直徑冠狀動脈支架的支架內狹窄,通過優化支架成像的圖像重建卷積核來進一步提高支架內狹窄的可評估性。Sun等探討UHR PCD-CT在體模中不同卷積核對冠狀動脈支架圖像質量的影響,發現采用Bv60～Bv68的卷積核是冠狀動脈支架評估的最佳參數。Hagar等以有創冠狀動脈造影(invasive coronary angiography,ICA)作為參考標準,UHR PCD-CTA能夠無創評估冠狀動脈支架的通暢性,提高圖像質量和診斷準確性,較高的陰性預測值有助于排除既往支架植入患者支架內狹窄。Funama等發現專用高分辨率(high resolution,HR)斑塊內核的PCD-CT,能改善冠狀動脈斑塊的可視化,提高CCTA中支架內狹窄的可視性,更準確地評估支架內狹窄。Zou等定量評價UHR PCD-CT在高管電壓(140 kVp)和標準管電壓(120 kVp)下的冠狀動脈支架圖像質量,研究發現量子迭代重建(QIR)強度為3的情況下,140 kVp和120 kVp下具有相似的圖像質量和支架清晰度。PCD-CT的UHR掃描和銳利卷積核結合顯著提高了支架成像的清晰度。Pourmorteza等展示了UHR PCD-CT對冠脈支架內的高清顯示能力,對比噪聲比(CNR)提高了56.5%,圖像噪聲降低29.5%,輻射劑量顯著減少49.7%,使得200 μm及以下的空間分辨率對冠狀動脈和支架內管腔特征進行詳細分析成為可能。

Chang等開發了一種基于去噪卷積神經網絡的UHR PCD-CT,有效提高了有支架或致密鈣化患者的CCTA圖像質量,增強了對狹窄評估的信心。Haag等研究發現,通過PCD-CT能量解析算法的創新,純凈鈣化(Pure Calcium)算法可以從冠脈CTA圖像中重建出與真實鈣化積分掃描結果高度相關的圖像,有望替代真實的鈣化積分掃描,減低患者的輻射風險。Tatsugami等研究表明,在所有輻射劑量水平下,PCD-CT的圖像噪聲水平低于UHR-CT,CNR高于UHR-CT,可以更準確地檢測冠狀動脈鈣化。心臟運動已被證明會影響基于真實非對比劑(true non-contrast,TNC)的冠狀動脈鈣化評分,PCD-CT能夠改進多種材料的光譜分離,從而基于對比增強掃描創建虛擬非碘(virtual non-iodine,VNI)重組。Emrich等在PCD-CT分析中發現,心臟運動和血管內衰減影響VNI冠狀動脈鈣化評分(VNI-CACS),但在計算Agatston評分時影響最小,VNI-CACS比VNC-CACS更準確。Fink等研究發現,與TNC-CACS相比,使用PCD-CT進行VNI-CACS對小密度和低密度斑塊的性能有限,可以使用提出的體內CACS“安全網”重組來改善。Fink等提出一種輻射劑量更小、可重復性更好的PCD-CT為基礎的CACS方案,在120 kVp下,使用薄層、降低25%劑量的方案,可以改善標準的基于PCD-CT的CACS的評分變異性和鈣化檢出率。

Halfmann等研究發現,與定量冠狀動脈造影(quantitative coronary angiography,QCA)的參考標準相比,PCD-CT的UHR-CCTA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冠狀動脈狹窄的高估,減少不必要的隨訪成像。Zsarnoczay等對比使用UHR采集和虛擬非鈣化(virtual non-calcium,VNCa)重組技術對冠狀動脈狹窄評估的準確性,使用UHR采集或VNCa重組技術的PCD-CT可提高狹窄定量的準確性,而在心率高達80 bpm時,UHR PCD-CT可提供準確的狹窄分級。Wolf等評估PCD-CT的虛擬單能重組(virtual monoenergetic image,VMI)對冠狀動脈狹窄量化的影響,VMI重建有可能提高CCTA量化狹窄的準確性,克服CCTA鈣暈的影響,從而有助于減少狹窄量化的偏倚。

Pourmorteza等探討深硅PCD-CT在表征冠狀動脈斑塊和支架方面的作用,其在碘定量方面表現出良好的準確性,可以準確地分解兩種對比劑的混合物。與最先進的雙能EID-CT相比,其空間分辨率可使圖像更清晰,使暈狀偽影減少50%,通過提供150 μm分辨率的光譜信息,有助于提高斑塊和支架的可視化。Yu等研制了一種以碲鋅鎘(CdZnTe)為探測器的PCD-CT,使用模擬CCTA的結構化體模來評估PCD-CT,發現它顯著提高空間分辨率,但是噪聲增加,PCD-CT的高分辨率模式有助于CCTA更精確地評估狹窄和冠狀動脈支架的通暢性。

Ayx等基于PCD-CT,探討與CACS升高相關的主動脈周圍脂肪的放射組學紋理特征,支持血管周圍脂肪組織炎癥或纖維化活動的可能影響。Overhoff等研究發現,PCD-CT的VMI可以減少對比劑,并通過減少輻射劑量優化圖像質量,一站式獲取瓣膜評估的結果和高質量的冠脈圖像,可用于術前TAVI患者的冠狀動脈分析。Oda等進行了原型PCD-CT定量心肌細胞外容積(extracellular volume,ECV)的初步驗證,PCD-CT定量心肌ECV時,VMI的keV水平會引起定量值的差異和測量值的變化,該PCD-CT系統可在50 keV和60 keV、150 mAs和300 mAs條件下準確定量心肌ECV。

心臟CT成像

Ellis等研究發現,門控能譜CTA在診斷急性心肌梗死方面具有一定的診斷性能,通過測量局部缺血演變的心肌HU值,調查在緊急情況下可疑的急性胸痛表現,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檢查來縮短干預時間。Kim等探討非缺血性擴張型心肌病(nonischemic dilated cardiomyopathy,NIDCM)患者使用心臟CT進行心肌纖維化定量,采用4-SD技術的70 keV CT的心肌延遲強化定量結果與延遲釓增強((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LGE)一致性最強,是NIDCM患者心血管結局的獨立預測因子。Hayashi等研究發現,在心臟淀粉樣變性(cardiac amyloidosis,CA)患者中,心臟CT可量化心肌ECV,并產生與MRI相當的結果,ECV與高敏心肌肌鈣蛋白強相關、整體縱向應變(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中度正相關、左心室射血分數負相關。Umar等通過心內膜電壓標測來評估伴或不伴心房心肌病的房顫患者心外膜脂肪組織(epicardial adipose tissue,EAT)的關系,研究發現無左心房心肌病的房顫患者,EAT也可能參與房顫的發病,監測和減少EAT可能有助于改善房顫患者的心律控制。

Shimomiya等應用多期心臟CT對擬行經導管肺動脈瓣置入術(transcatheter pulmonary valve implantation,TPVI)修復的法洛四聯癥(repaired tetralogy of Fallot,rTOF)患者評估,發現右心室(right ventricle,RV)應變的降低和RV流出道中異常肌束的存在表明rTOF中存在肺動脈高壓(pulmonary hypertension,PH),應謹慎考慮是否可以行TPVI。Yoshiura等研究發現,與標準碘對比劑的64層CT相比,256層CT減少了術前TAVI的碘對比劑體積導致輻射劑量減少,并維持或改善主動脈瓣環和入路血管的血管增強,保持圖像質量。Beetz等比較2022和2010 ACC/AHA指南建議的馬凡綜合征(Marfan syndrome,MFS)主動脈直徑測量方法,2022年更新的影像建議可以提高MFS患者ECG觸發的CT和經胸超聲心動圖(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測量之間的一致性,但是CT和TTE之間的測量差異仍然很高。Kim等使用ECG門控心臟CT對左心房憩室分流到右心房或下腔靜脈進行可視化評估,分流發生率為9.9%,分流的形態為管狀、囊狀、網狀,部分患者有兩處以上分流。

Okuda等研究發現,4D-CT心肌最大應變分析可以作為量化評估心肌活力的一種新選擇,特別是在心臟MRI禁忌癥的患者中。半自動快速長軸應變是左房應變(left atrial strain,LAS)分析的一種新型簡化方法,可提高重現性并縮短分析時間。Hosokawa等提出快速手動左心房長軸應變(fast manual left atrial long-axis strain,FM-LALS),FM-LALS是通過測量左房室交界處與LA后壁之間的三個階段(舒張末期、收縮末期和舒張中期)的距離計算獲得,可以在不使用專用軟件的情況下實現快速且高度可重復的LAS分析,可作為陣發性房顫患者LAS分析方法。

心臟MRI

1．心肌應變

Liu等發現代謝綜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可能會加劇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MI)對左心房(left atrium,LA)和左心室(left ventricle,LV)功能障礙的不良影響。左室周向和縱向應變是左室三相功能的穩定預測因子;左心室肥厚與左心房導管功能獨立相關。Gao等研究發現,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對限制型心肌病(restrictive cardiomyopathy,RCM)患者的左室功能和變形有額外不良影響,LGE分型和DM與左室整體縱向應變降低有關。Urbin等在經活檢證實的與心臟受累無關的心外結節病患者中,發現即使左室射血分數在正常范圍內,LV GLS和GRS也會出現異常,左室應變可用于檢測心外結節病患者的亞臨床左室功能障礙,有助于早期發現疾病。

Zhu等回顧性納入經修訂的工作組標準(revised Task Force Criteria,rTFC)確診的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患者,采用CMR-FT對所有受試者的右室GLS、整體周向應變(glob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GCS)和整體徑向應變(global radial strain,GRS)進行評估。聯合應用CMR-FT的右心室GLS和rTFC現有的CMR指標,可提高診斷的準確性,尤其是對于臨界診斷的患者。Galnaitiene等評估CMR-FT得出的全心心肌應變參數對非缺血性擴張型心肌病(nonischemic dilated cardiomyopathy,NIDCM)患者早期預后的預測價值,左心室GLS是NIDCM患者早期不良預后的重要獨立預測因子。Chalian等研究發現,左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正常和輕微纖維化的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患者,心肌質量指數的增加可獨立引起心肌收縮異常,盡管EF正常且心肌瘢痕指數最小,但左心室應變受損明顯,心肌質量指數可能是預測患者結局的潛在影像標記物。Guo等評估II期輕鏈心臟淀粉樣變性(light-chain cardiac amyloidosis,AL-CA)患者左心房應變的預后價值,左心房儲存應變是II期AL-CA患者的一個強有力的獨立預后預測指標,優于左心房射血分數和左心房縱向應變,并逐漸優于ECV,在II期AL-CA的風險分層中應納入左心房應變評估。Ohara等探討CMR心房應變區分CA和HCM的能力,左、右心房應變的診斷性能明顯高于左心室應變,還可以反映兩者之間的病理生理學差異,這種簡單方便的方法有助于鑒別診斷CA和HCM。

Yin等在大鼠模型上應用7T心臟磁共振成像探討亞硒酸鈉(sodium selenite,SS)對肺動脈高壓右心室結構和功能的影響,發現SS治療顯著增加RVEF、GLS和GCS,從而改善肺動脈高壓繼發右心室功能。Chen等利用7T CMR評估高海拔地區的低氧環境引起大鼠的心血管系統的生理變化,發現CMR衍生的結構和功能參數允許早期和定量評價慢性低氧暴露期間的雙心室重構,并可作為評估心肌功能障礙的診斷指標。Liang等采用7.0T高場CMR測量大鼠左室功能、整體應變,并采用電影組織追蹤法進行分析,發現蒼艾揮發油可以通過氧化應激相關指標減輕高原低壓缺氧引起的心臟損傷和異丙腎上腺素誘導的心室肥厚。

2．T1/T2-mapping和ECV

Khalil等通過測量心肌梗死后左心室血栓的初始T1值來評估其在CMR上的表現,從而確定血栓形成的階段,近期血栓的T1值比陳舊性血栓低。該方法為確定左心室血栓的成熟度和階段提供了一種新方法。Chun等引入一個新概念——“褪色邊緣征”(faded edge sign),增強后T1-mapping左心室心肌/腔信號強度為0.8～1.2,該參數診斷CA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71.4%和97.0%,有助于提高心臟淀粉樣變性的診斷能力。

Dominici等研究發現,銀屑病患者的炎癥性心肌損害(inflammatory myocardial involvement in psoriasis,P-IMI)常被低估,CMR可表現為不同程度的心肌信號異常,CMR能提高亞臨床P-IMI的檢出率。Erley等應用CMR探討肝硬化對心臟結構和功能的影響,發現肝硬化患者心臟擴大和雙心室收縮功能亢進,環向收縮力增加和心肌增厚。此外,初始T2弛豫時間延長,可能提示輕微的炎癥或水腫。Chamberlin等研究發現,心臟結節病的左心室心肌的T2值差異顯著,發現活動性疾病的最佳閾值為T2>50 ms,排除活動性疾病的最佳閾值為T2<47 ms,局部心肌T2值升高(尤其是在室間隔及下壁)對活動性疾病具有高度特異性。Talib等評估COVID-19疫苗接種后疑似心肌炎患者的CMR結果與臨床表現和成像時間的關系,發現CMR對心肌水腫的識別高度依賴于接種疫苗后的成像時間,疑似急性心肌炎患者應在癥狀發作后盡早進行CMR檢查,幾周后檢測到心肌水腫的可能性大幅下降。

Kim等比較蒽環類藥物誘導的心臟毒性大鼠模型早期死亡組和存活組的CMR參數,兩組的初始T1、T2值和ECV增加,LVEF降低,而早期死亡組的初始T1值、ECV更高。CMR定量測定初始T1值和ECV可能有助于預測蒽環類藥物引起的心臟毒性。Monti等進行系統評價和薈萃分析,發現ECV可以作為腫瘤治療的患者心臟毒性的早期生物標志物,以識別心功能障礙的高風險人群并制定有效的預防措施。Guo等使用心臟磁共振評估AL-CA患者化療的反應,化療后右心室縱向應變和心肌T2較化療前顯著增加,CMR是監測AL-CA患者化療初期變化的有效工具,它提供了心室功能恢復和組織特征變化的信息,有利于實現個體化的療效評估。

3．4D Flow

Wong等采用心室內四維血流磁共振成像(four-dimensional flow MRI,4D Flow MRI)技術分析心衰患者的左心室血流成分與動能的變化,左室內血流可分為4個部分:直接流入(direct flow,DF)、延遲射出(delayed ejection,DE)、保留流入(retained inflow,RI)和殘余容量(residual volume,ReV)。4D血流DF體積和動能比例隨LVEF增加而增加,隨左室舒張末期容積指數(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 index,LVEDVI)減少而減少。ReV的體積和動能比例隨LVEF而減小,但隨LVEDVI而增大。4D Flow可視化心室內血流,得到的左室DF和ReV參數可用于評價心衰患者的嚴重程度,并將其與無癥狀對照區分開來,為心衰患者的臨床評估和管理提供了新的生物標志物。

心臟磁共振成像新技術和新診斷參數

Penning等研究發現,壓縮感知(compressed sensing,CS)加速單次屏氣3D各向同性LGE可以獲得和標準屏氣LGE相當的圖像質量和評估的置信度,同時改善了較小LGE病灶顯示,大大減少了LGE采集時間。Xu等基于心血管磁共振自由呼吸壓縮感知(free breathing compressed sensing,FB CS)對兒童左心室應變進行評估,發現在屏氣差的兒童中,FB CS電影在定量評估左心室應變參數中具有很大潛力,是一種有效并且可靠的方法,能顯著縮短掃描時間。Qian等驗證一種新型三維超快速CMR技術在單次屏氣狀態下評估心室功能及應變的臨床可行性,該技術通過靜態外容積減法采集單次屏氣3D電影增強靈敏度編碼(enhanced SENSE by static outer volume subtraction,ESSOS),3D電影的圖像質量略低于2D平衡穩態自由進動(balanced steady state free precession,bSSFP)電影,但能夠實現電影圖像的快速采集和良好的一致性,快速評估心臟功能和應變。ESSOS序列可作為心臟疾病篩查及不能耐受長時間檢查的患者的檢查方法。Cummings等提出一種在單次屏氣采集中同時獲得心臟T1、T2、T2*和脂肪分數的玫瑰花形軌跡采集的磁共振指紋成像(MR fingerprinting,MRF)方法,縮短患者掃描時間,同時為心肌評估提供全面的定量信息。Shiotani等研究發現,黃金角徑向稀疏并行-容積內插檢查(Golden-angle radial sparse parallel imaging-volumetric interpolated breath-hold examination,GRASP-VIBE)可以在自由呼吸條件下采集無運動偽影的心肌灌注圖像,無需心電同步。Gietzen等探究了MFS患者使用經胸超聲心動圖和新型3D非血流依賴性MR血管造影術--非對比增強無觸發弛豫增強血管成像(relaxation-enhanced angiography without contrast and triggering,REACT)測量主動脈直徑的差異,發現在所有測量水平上,REACT與TTE均有很強的相關性。Lee等開發一種新的成像技術——基于T1-mapping的合成雙反轉晚期釓增強,使用商用體模(T1MES)進行體模實驗,驗證了該成像技術的有效性。使用合成雙反轉晚期釓增強可以改善心內膜下梗死的檢測,提高心肌梗死的檢出率。

Huang等發現了一種新型CMR指標——右心室扇形指數(right ventricular scalloping index,RVSI),RVSI是一種能夠較好地區分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肌病(arrhythmogenic right ventricular cardiomyopathy,ARVC)和特發性右室流出道室性心律失常(idiopathic 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 ventricular arrhythmia,RVOT-VA)患者的定量方法。ARVC組的RVSI顯著高于RVOT-VA組,RVSI與右室舒張末期容積指數(righ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 index,RVEDVI)呈中度線性相關。Park等使用T1MES體模,在多中心和多供應商之間開發獨立于復雜外部因素的標準化T1-mapping Z分數,能夠在無參考值的情況下實現T1值的量化,并可能降低不同中心和掃描儀之間的差異。Xiang等應用自動化的定量測量方法評價分形分析,并探討小梁復雜性對DCM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研究發現左心室最大基底分形維數(fractal dimensions,FD)是不良結局的獨立預測因子,分形分析可能有助于改善DCM患者的風險分層。Ohta等研發了一種基于T1-mapping的藥代動力學方法來評估心肌釓濃度隨時間的變化,并通過優化彈性形變配準來提高準確性。利用藥代動力學模式生成的釓map圖,與傳統LGE比較,雖然對比度不如LGE,但5分鐘后可在與LGE相同的部位檢測到病變,5～30分鐘后也可以測量病變ECV。釓map圖可以更早檢出病變,并可利用在病變部位的對比劑動力學變化評估心肌特征。

Segeroth等在健康志愿者和患者中進行了一項新型商用0.55T掃描儀的低場電影心血管磁共振成像參數的非劣效性預實驗研究,0.55T的心血管電影成像與1.5T的常規成像相比,在定量容積和功能參數方面沒有劣勢,0.55T系統內徑較大,舒適度更高,成本更低,未來可能擴展到更大的患者群體。Schoennagel等探討應用心臟多普勒超聲門控技術的特征追蹤MRI(feature tracking MRI,FT-MRI)評價胎兒左、右心室GLS的可行性,結果顯示,與健康胎兒相比,先天性心臟病胎兒的左室和右室GLS值顯著降低。使用多普勒超聲門控的FT-MRI評價胎兒心功能提供了一種新的定量方法,可能成為提高對胎兒心功能認識的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