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背景下推進鄉村法治教育的價值探究

金夢維

(同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082)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1]近年來，“三治”融合這一理論不斷被提及，學界學者也不斷挖掘探索其理論內涵，并各自提出見解。絕大多數學者認為“三治”在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斷融合，逐漸形成以自治為核心、法治為保障、德治為根基的治理格局。其中，有學者創造性地提出法治在“三治”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中堅作用，認為充分發揮法治在“三治”間的銜接作用，能夠實現這三者的有機融合和協調統一，從而通過“良法善治”進一步實現鄉村治理之“善”。由此看來，開展法治教育對承接社會治理的“自治”和“德治”具有較大的積極影響。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到2035 年我國發展的總體目標之一就是要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并強調“要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2]當前，法治各項工作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鄉村地區的法治建設也逐漸成為鄉村治理和戰略發展的重要內容。2023 年中央一號文件中也首次提出了要“加強鄉村法治教育”，[3]將鄉村法治教育作為促成鄉村發展的重要任務進行部署和推進。至此，將鄉村法治教育的開拓和發展逐步推向高潮。

一、“三治”融合與鄉村法治教育

“三治”融合是指在鄉村治理中將自治、法治、德治三種不同治理方式結合在一起，對鄉村進行綜合治理的一種模式，是促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手段?！叭巍比诤霞仁青l村治理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進一步深化和創造，也是鄉村治理實踐在中國土地上的探索和經驗總結。其中，法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社會層面的具體要求，依托于我國全面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就要不斷提高國民的法治素養和法治意識，培養國民的法治觀念和法治思維，因此，法治教育的普及和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鄉村法治教育將法治教育的范圍和場域界定在了鄉村地區。長久以來，鄉村地區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居民素質水平、封建傳統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法治這一積極元素的輸入受到巨大阻礙。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鄉村法治教育，使鄉村居民們在生產生活中學習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內容，進一步提高自身的法治意識、增強自身的法治思維，對他們樹立法治精神、開展法治實踐具有積極意義，也讓他們在面對侵權、違法等情況時能夠采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手段方式來化解矛盾和解決問題。要想積極落實全面依法治國，推動鄉村振興戰略，促進法治鄉村的建設，勢必要推動鄉村地區的法治教育有序推進與蓬勃發展。

“三治”融合中的法治，既承接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層面所提出的要求，又包含著鄉村場域中法治教育的內容，從而通過鄉村法治教育具體體現出來?？梢哉f，“三治”融合是鄉村振興所需要的善治手段，完善并開展鄉村法治教育則是為了使“三治”融合在實踐中更好地發揮實際作用。故“三治”融合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下，推動鄉村法治教育的實踐創新，促進鄉村居民法治價值觀的培育。鄉村法治教育在“三治”融合的指導下得到發展，又進一步推動了“三治”融合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和成熟，使其更好地指導鄉村治理的實踐。因此，在“三治”融合背景下推進鄉村法治教育既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路徑，更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并落實鄉村地區的具體要求。

二、理論價值:深入精進理論構建，發展完善成熟體系

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認為，現實存在引發我們對其理論本質的思考，從而衍生出更符合實際和現實需要的真理性理論，進一步指導我們的實踐，并使實踐過程取得成功，獲得更高水平的認識，促進理論體系的完善。鄉村法治教育的具體實踐為“三治”融合理論體系的構建、法治教育理論的完善以及鄉村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的思路發散提供了來源和依據，并且在理論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導“三治”融合背景下鄉村法治教育的開展。

(一)促進“三治”融合理論的發展和成熟

“三治”融合提出以來，學術界對“三治”及其融合理論展開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討，從其淵源、各自的發展脈絡、社會發展演變歷程等角度對其概念做出了界定和理解，對其本質內涵等方面貢獻了許多具有創新性的思考方向。但“三治”融合理論至今仍未形成權威、科學的理論體系，缺乏學術大家對該理論進行具備普遍性的總結凝練，對這一理論的特性、原則、應用等具體內容的探究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和精進。

在“三治”融合的背景和基礎上，從法治視角切入，對鄉村法治教育這一具體任務展開研究，是“三治”融合中法治在鄉村場域的探索和發展。通過研究鄉村法治教育在“三治”融合和鄉村振興的指導下應當如何開展，又如何解決推進過程中的問題和困境，進一步探討鄉村治理法治視角下鄉村法治教育具體工作的實施路徑，從而豐富“三治”融合中法治視角的理論內涵，為其理論特性、實踐應用等方面提供新角度新思路，增強其有效性和針對性，并推動“三治”融合乃至鄉村社會治理的理論發展和成熟。

(二)助推法治教育理論的拓展和完善

法治教育是深化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必要內容之一。當前多數學者贊同法治教育是通過某些實踐活動來實現影響教育對象的法治觀念、法治理念的目的，從而提高教育對象的法治素養，幫助教育對象樹立正確三觀的教育。通過對我國公民進行法治教育，使他們從心底理解并支持全面依法治國這一國家策略，在個體層面樹立起正確的法治價值觀，形成法治意識，落實法治實踐，最終在社會層面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圍，促成法治國家的建設。

法治教育是具有針對性的、動態的社會實踐活動，應當根據教育主客體的不同屬性和特征，調整和變更教育側重點，方能落實和開展有效的教育實踐活動。例如，對學生的法治教育應當更加注重法治理論知識的傳授和理解；對領導干部的法治教育應當更加注重法治思維能力的培養和運用。鄉村法治教育將法治教育的場域界定在了鄉村地區，也將法治教育的重點對象聚焦在了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居民身上。對鄉村法治教育進行研究和探索，能夠在法治教育已有理論上進一步開拓鄉村場域的理論分支，深入探討法治教育在不同群體、不同環境的影響和促進下，衍生出新的理論內容，不斷拓展法治教育的理論深度，完善法治教育的理論體系。

(三)發散鄉村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的思路

鄉村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鄉村居民群體為主要教育對象，在鄉村地區有目的、有意識、有針對性地開展思想教育工作、宣傳思想政治動態的實踐活動。

法治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都聚焦于人的培養，引導人們認同社會主流價值，樹立起正確的價值觀念，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法治教育中無處不滲透著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法治教育屬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礎內容之一。通過包含鄉村法治教育在內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提高鄉村居民群體的自主意識，促使主體提高自覺能動性和主體積極性，進而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三治”融合背景下開展和推進鄉村法治教育，既是法治教育在鄉村地區的探索和研究，又是鄉村法治教育對鄉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延伸和深入，使鄉村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體系在鄉村法治教育這一實踐中汲取新內容，為鄉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運行提供新思路，使其理論內容得到進一步的發散和更新，促進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從而提高鄉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三、教育價值:落實鄉村思想政治工作，聚焦村民培育

法治教育是對法治這一社會運行手段進行剖析和闡發的教育，本質上是一種影響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的教育活動，其指向與目的都是為了塑造高素質的人、更完整的人，使其成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人。因此，鄉村法治教育聚焦鄉村居民群體，以提高這一特殊群體的法治意識，提升他們的法治素養，幫助他們形成正確的法治思維和觀念為教育的主要目的，使他們樹立起正確法治價值觀，進一步實現對村民思維和行為上的教育，落實鄉村思想政治工作。

(一)使人們培養法治信仰，樹立正確法治觀念

法國思想家盧梭曾說，“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每個公民的內心里?！盵4]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沒有法治信仰，那么這一國家的法治建設就會沒有根基、沒有來源、沒有支撐。社會主義的法治信仰表現為人們推崇社會主義法治、服從社會主義法治，將社會主義法治內化為個人的行動準則，外化為自身的法治行為、法治實踐，主要表現有遵守法律和規章制度。法治和法律之所以權威，是因為有人民的信仰；人民信仰法治，法治便能夠保障人民的權益，可以說，法治信仰是解決問題和矛盾糾紛的前提條件。

鄉村法治教育的推行和發展，使得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居民群體能夠得到法治信仰的培育，使他們對當下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法治有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能夠自覺樹立起正確的法治觀念。鄉村群體有了對社會主義法治和法律的信任，才會進一步學習法治和法律、運用法治和法律，真正從主觀意義上做到學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法治信仰。在法治信仰的推動下，他們會認識到法律和法治是公平公正的保障，是維護社會秩序和公正正義的重要工具，進一步理解“何為法治”“為何法治”“為誰法治”“如何法治”等一系列重要內容，從而形成維護法律權威的社會氛圍，在思想層面也形成一定的法治思維和法治觀念。要在鄉村法治教育的引領下，進一步推動鄉村群眾正確法治價值觀的樹立，為法治教育的擴大推進和穩步開展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使人們增強法治認知，形成科學法治思維

鄉村地區相較于城鎮地區，交通、經濟、信息等條件較為落后，且下沉資源有所不足，各方面保障存在一定滯后性。同時，鄉村居民由于其自身生活條件和環境的特殊性，他們的能力水平較差、理解接受程度低。因此，有針對性地開展鄉村法治教育，能夠使當地居民增強自己的法治認知，認識到當前所推崇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內容，掌握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法律知識，了解到在社會運行過程當中自己的權責和義務具體有哪些。經過形式豐富多樣的鄉村法治教育，消除將法律簡單等同于法治的錯誤思想，打破先前“談法色變”的固有陳念，真正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和堅定捍衛者”。

在法治認知進一步充盈的條件下，助推鄉村居民群體形成科學的、具有自我認知的法治思維。法治思維是一種以法律法規和法治認知為基準的理性思考方式，其本身要求對象主體具有較強的邏輯思考能力，能夠將法治的各種要求合理運用于認識、分析、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鄉村法治教育讓鄉村居民群體的法治思維得到發展，鼓勵他們沖破傳統思維限制，嘗試用法治思維去理解、看待、思考相關問題，在面對這些問題時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形成正規且合理合法的法治通路，從而在接下來的法治行為中能夠得到正確的指導，完成法治實踐活動。法治思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也為法治能力和法治素養的提升奠定基礎。

(三)使人們提高法治能力，提升自身法治素養

法治教育通過科學的教學過程，將法治知識和認知傳授給教育對象，幫助他們形成科學的法治思維，使他們學會使用正規合法的法治手段達成解決問題的目的，那么法治能力就是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來解決實際問題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能力。在法治過程中，缺乏法治能力會導致好思維得不到發散，好方法得不到運用，面對現實問題的關鍵時刻難以發揮作用。因此，鄉村法治教育的開展不僅對鄉村居民的法治認知、法治意識、法治思維等有所培養和提高，而且一定程度上在幫助他們掌握理論內容和精神“武器”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提高著他們的法治能力，使他們在面對矛盾和糾紛時能夠很好地發揮法治這一有力工具。

在推廣和發展鄉村法治教育的過程中，鄉村居民也從具體的法治教育活動中不斷了解社會主義法治知識，完善自身的法治認知體系，逐步樹立起堅定的社會主義法治信念，從而形成健全嚴謹的法治意識和法治思維，并且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識地、自覺地去認同和維護社會主義法治及其文化。由此，鄉村居民群體的法治素養在一步步的學習和理解中得到了提高和升華，進而發展成為鄉村居民群體的良好基本品質，也使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成為鄉村居民的價值共識。

四、治理價值:促進鄉村良治善治，打造和諧鄉村社會

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背景下聚焦鄉村法治，推進鄉村法治教育，能夠進一步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形成對鄉村地區的統一協調治理，促進鄉村地區的良治善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鄉村建設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礎，維持鄉村社會的公平正義與穩定和諧，助推鄉村振興事業的切實落實。

(一)維護社會穩定，深入推進法治鄉村建設

鄉村法治是“三治”融合鄉村治理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推進鄉村社會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鄉村地區推行法治教育，既讓鄉村居民增加了對法治的理解，提高了自身的個人素質與能力，又加快鄉村社會的法治化進程，提高鄉村社會的辦事效率，維護鄉村社會公平正義，進一步從源頭上減少并緩解鄉村社會矛盾和沖突，推動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進步，穩步助力法治鄉村建設工作的持續深入推進。

在“三治”融合的綜合治理下，鄉村居民的整體素質持續提升，使鄉村居民在物質和精神層面得以富足，提高了鄉村居民的獲得感。并且，這一治理模式對基層政府、基層領導作出了高要求:依法持續整治侵害鄉村居民利益的行為，暢通鄉村居民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及時妥善處理鄉村居民群體的合理訴求，維護好鄉村居民群體的合法權益，妥善化解矛盾糾紛等等，提高了鄉村居民的幸福感。同時，持續推進鄉村地區的反腐敗斗爭，建立基層防范和整治長效機制，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全面排查和治理鄉村各類安全隱患，全面防范和化解鄉村不穩定因素，提高了鄉村居民的安全感。由此，鄉村居民群體的“三感”在自治、法治與德治的有機結合下得到明顯提升，使得鄉村社會營造出良好的氛圍。

(二)延續“楓橋經驗”，創新法治鄉村治理方式

鄉村治理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楓橋經驗”的主要實現路徑，要在“三治”融合背景下推進鄉村法治教育。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說道: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5]新時代發展“楓橋經驗”要重視“三治”中法治的推動和保障作用，在“三治”融合的條件下推進法治教育，強化鄉村居民法治思維，要求基層領導干部運用正規合理的法治方式方法來解決與鄉村居民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實際問題。

在“楓橋經驗”的指導下，以為人民服務為初心，各地也不斷創新發展鄉村治理的新方式新途徑。浙江省桐鄉市作為“楓橋經驗”的發源地，依據時代變遷，順應時代要求，在鄉村治理工作和群眾工作上作出了創新性的發展。例如推行百姓議事會、鄉賢參事會；建立百事服務團、法律服務團、道德評判團三個基層治理平臺；推出并升級“村民說事”制度等等?；鶎痈刹吭凇叭巍比诤系闹笇掠行蚪M織開展“一村一法律顧問”等形式多樣的法律服務，積極落實信訪制度，探索多元化化解矛盾糾紛的新機制。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民眾需求的提升，不斷煥發“楓橋經驗”新活力，不斷創新法治鄉村治理新路徑，以法治保障和發展村民自治，反過來促進自治和法治的進一步有機融合。

(三)摒棄“熟人社會”，倡導村民依法依規辦事

費孝通先生曾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了“熟人社會”一詞，他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強大的關系網，人熟是一寶。[6]鄉村地區以農民為主體，農民以土地為生存來源，這一群體的生存條件受到了土地不可流轉的極大限制，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了固定、孤立且較為狹隘的小型社交圈，久而久之，辦事大多講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深淺和親密程度，“求人辦事”的說法也一直延續至今。在“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模式下，“熟人社會”強調人治的觀念與法治相悖離。通過鄉村法治教育，使鄉村居民明白其中的弊端，激發他們的自主積極性，走出小型社交圈，摒棄“熟人社會”，按照法律法規、規章制度、村規民約等條例設定的正規流程依法辦事，彰顯并維護鄉村社會的公平正義。

2022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強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健全基層民主制度，完善村規民約，推進村民自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7]通過在鄉村地區開展法治教育，聚焦對法治弱勢群體的觀念轉變與認知提升，強化法治功能，維護法律權威，使鄉村社會公平正義的天平不被人情的捆綁而傾斜。人們提升了法治認知，強化了法治信仰，在法治的正確引領下，遵循社會主義法治要求，按照村規民約依法辦事。在這一基礎上，鄉村居民群體尊崇優秀傳統道德，做到德法相一，讓德治受到法治保障，也讓法治得到德治的浸潤，共同促進鄉村社會的良治善治，以社會主義法治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鄉村建設和發展的新突破。

五、發展價值:著眼長遠建設發展，激發鄉村振興活力

一是促進鄉村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在法治的支持下有序推進的，這種在法律法規的推動下使經濟有序運行的模式被稱為法治經濟。在“三治”融合的背景下推動開展鄉村地區的法治教育，使得農民群體通過教育實踐活動去信仰法治，自覺捍衛法治權威，更能夠明白要遵循法治要求，明確權益關系，運用法治來約束和矯正自己的行為。同時，在這些法治思想指導下的日常生活和經濟貿易，能夠更適應社會規律和經濟規律，對鄉村經濟工作的把握更加有效，更具備規范性。鄉村居民在處理土地流轉、糧食經營等民生問題時有了法治“武器”的加持，不會沒有目的和方向。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與自身生活、經營(包括農業、個體工商業等)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知識，當遇到相關問題時、自身權益受到侵犯時能夠正確運用法治手段，走法治途徑來保護自己和他人，維護個人生產生活和鄉村經濟貿易的秩序。鄉村居民群體作為鄉村市場主體的一分子，在法治教育的推動下更能夠明白，要以法治的思維方式去規范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維持鄉村市場發展過程中的和諧狀態，為鄉村經濟發展提供主體性保障，進一步為鄉村經濟的振興、激活和發展提供極大動力與保障。

二是延續鄉村文化傳承。地方的傳統優秀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是黨和國家寶貴的精神財富。一方面，推行鄉村地區的法治教育能夠規范當地對優秀文化的保護，使得物質資源與精神資源都得到更好的傳承。例如臨沂市2020 年推出的國內首部全面規范紅色文化物質資源和紅色文化精神資源的地方性法規《臨沂市紅色文化保護與傳承條例》，是運用法治方式推動紅色文化的傳承與發揚的創造性發展。另一方面，鄉村地區的法治教育不同于其他的法治教育，是面向鄉村居民的法治教育，是具有針對性的法治教育。為保障在鄉村開展法治教育的有效性，鄉村地區的法治教育一定程度上需要迎合大眾的“口味”和興趣。在教育的過程中，需要教育者更加注重法治精神、法治文化同地方傳統、村莊文化的結合與傳承，既讓鄉村居民能夠自覺且有效接受有關法治的教育，又使鄉村優秀文化在法治的浸潤和熏陶下得到進一步升華。鄉村地區的民間故事、趣聞在法治的“包裝”下，既成為了法治教育的典型教育素材和資源，又豐富了鄉村的地方文化，使其在民間得以廣為流傳，發展了鄉村地區的深厚文化底蘊，成為法治文化的寶貴內容之一。

三是吸引人才下沉鄉村。鄉村地區是發展的薄弱環節，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以推動其各方面的提高。在自治、德治同法治的融合作用下，鄉村社會發展逐漸變得穩定，但共同推動鄉村的建設與振興，仍需要更多法治人才等各方面人才的資源下沉。鄉村法治教育在“三治”融合的背景下，在各方力量的綜合支持下得以有序推進，鄉村居民群體的意識覺醒、行為規范，鄉村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發展。鄉村地區的穩步發展，能夠使部分人才著眼鄉村這一發展平臺，吸引他們在鄉村地區沉淀自我、奉獻自我，挖掘鄉村發展的無限潛力，鋪設鄉村發展的美好前景，為鄉村居民群體“排憂解難”。除此之外，還能夠鼓舞青年人才回歸家鄉、建設家鄉、反哺家鄉，源源不斷為鄉村地區輸送蓬勃朝氣和創新動力，用青春力量打造鄉村社會發展的新舞臺。

當前我國對于法治的重視程度提到了一定的高度，在鄉村地區的體現即為“三治”融合這一治理方式的提出，將法治作為其中一治應用于鄉村的治理和發展，必須要求鄉村居民具備科學法治意識，具有基本法治認知，能夠明辨法治行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妥善合理解決與自身權利與義務的相關法治問題，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維持鄉村社會秩序，保證鄉村地區持續穩步開展法治教育，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培養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