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合力論視域下毛澤東凝聚革命合力的路徑和方法

周文娟，楊桂梅

（中央團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89）

一直以來，對唯物史觀的捍衛不僅表現在理論上的準確理解，更是反映在實踐上的正確運用。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擔負起捍衛馬克思主義的責任，用歷史合力論去反駁當時流行的“經濟決定論”，作了一次十分重要的理論澄清。結合中國革命實踐來看，毛澤東凝聚革命合力的路徑和方法，符合歷史合力論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要求，生動詮釋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群體的辯證關系。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之間的關聯性研究，不僅可以為理解唯物史觀提供中國視角，也可以為新時代凝聚強大合力提供重要思路和方法。

一、歷史合力論的基本思想與基本要求

（一）歷史合力論的基本思想

恩格斯在19 世紀90 年代寫的五封書信①五封書信為：《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中，系統闡述了歷史合力論的基本思想，其目的是要捍衛歷史唯物主義，糾正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歷史合力論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正確理解經濟因素與其他因素之間的關系。歷史上，“經濟決定論本身不構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它借助于對唯物史觀的批判而左右逢源”［1］。針對保爾·巴爾特等人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歪曲成“經濟決定論”，恩格斯強調，“這個人還沒有發現，物質存在方式雖然是始因，但是這并不排斥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物質存在方式起作用”［2］586。在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諸多因素中，經濟因素是歸根結底的，一方面它表現為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是人能夠生產和生活的根本；另一方面它是政治、法律、哲學、宗教等發展的根基，一切都要在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經濟因素決不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上層建筑“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2］598。恩格斯曾以馬克思寫的《霧月十八日》為佐證，強調特殊時期的政治斗爭起到的特殊作用。他指出：“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么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2］600恩格斯在和對手的論戰中不得不強調經濟方面的重要性，但這不代表要過分看重它，而是要根據“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2］593。

第二，正確理解人的能動作用與經濟決定性作用的關系。針對德國青年懷疑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是否意味著“社會宿命論”，恩格斯強調，“并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2］668。正如科學技術一方面表現為生產力的進步，另一方面表現為人能動創造的結果，經濟發展和人的實踐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暗堑谝?，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保?］592這一觀點契合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表述：“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保?］540人在既定的、制約著他們的環境中表現為受動存在物，但又在改變周圍環境的實踐活動中表現為能動存在物。要言之，對經濟因素在歷史發展中地位的探討，不能離開人抽象地進行；肯定經濟的決定作用不是要否認人的能動作用，而是以此考察人在受限和能動之間的張弛關系。

第三，正確理解個人意志與歷史結果之間的關系。關于歷史結果的問題，恩格斯強調無數單個的意志在相互沖突中產生出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產生出一個合力，“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2］593。不過，“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2］593。恩格斯在這里想強調兩點。其一，要關注個人意志之間的斗爭性。這種互相對立、彼此排斥的作用力，導致個人預期與歷史結果的不一致性，這是社會歷史呈現復雜性的重要原因。同時他也指出，個人或英雄并不從根本上決定歷史結果，它作為貢獻合力的其中一部分力量，只能加速或延緩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其二，個人意志對歷史結果的影響并非無跡可尋。意志不是漂浮在“天上的迷蒙的云興霧聚之處”，而是來源于地上的粗糙的物質生產，人的意志所表現出來的欲望、需求、動機、目的等，“歸根到底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它向往的東西”［2］593。因此，社會偶然性背后潛藏的經濟必然性，是幫助我們判斷歷史發展走向的重要線索。

（二）歷史合力論的基本要求

歷史合力論不僅是對唯物史觀的捍衛和補充，它還抓住了一些人“為什么會歪曲唯物史觀”的癥結所在，提供了正確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

第一，反對脫離歷史抽象地理解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提供了研究社會歷史的一種方法，即詳細地研究歷史，進而總結出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但一些人卻將這個方法作為標簽，直接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卻不認真研究歷史本身。恩格斯批判了德國的一些青年著作家：“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被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史還處在襁褓之中呢?。┍M速構成體系，于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保?］587要言之，從體系到體系不過是思辨哲學家從觀念到觀念的一種變體，他們看似運用了唯物史觀，卻再次陷入了唯心主義，并且倒退回傳統理論哲學的思維之中。這種思維試圖從理論上把握整個世界，借助某個方法徹底認識一切事物和現象，盡管在理論層面保證了邏輯推演的合理性與連貫性，但在實踐層面難以成為實際有效的方法。因此，“這個世俗基礎本身首先應當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3］504。按照恩格斯的話來說，唯物史觀作為研究工作的指南，它發揮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是“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的存在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2］587。

第二，反對脫離實際機械地運用唯物史觀。恩格斯重點批判的“經濟決定論”犯了教條的歷史圖式論錯誤，即機械地理解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恩格斯逝世以后，以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陷入這種“方法論拜物教”，嚴重危害了工人運動的發展。一方面，他們把人類社會發展簡單地理解為經濟決定的線性進化過程，這就導致工人通過經濟斗爭獲得一定的合法性地位后，逐漸轉向否定暴力沖突的合法主義和改良主義，認為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這種抽象的方法論必然帶來錯誤的革命策略。另一方面，他們思考的前提是把經濟因素看成是所有因素的基點，其他因素都可以還原為經濟現象并在其中得到澄清和說明。于是在研究某個因素時，他們不是先放到實際中加以考察，而是徑直與經濟掛鉤獲得一種解釋，這就使其他因素對經濟因素的反作用呈現出“被動的反映”?？墒?，并非一切細節都出于經濟的原因，經濟發展也不是對其他領域始終具有最終的至上權力。例如，政治因素、法律因素和道德因素對哲學具有直接影響，而經濟因素對哲學只起到間接作用。

第三，反對孤立靜止看問題的形而上學思維。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4］23，為了深入研究這個“畫面”的各個細節，需要把它們從歷史的聯系中抽出來，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因此，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需要對生產力、生產關系、法、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等范疇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進而把握它們之間的關系。但是，恩格斯反對把一切事物和現象完全歸納到某個范疇內加以考察，人為地設定明確邊界使其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即非辯證地把各要素看成是僵硬的、彼此分割的狀態。這是因為，“常識在日常應用的范圍內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一跨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碰到極為驚人的變故”［4］24。例如，馬克思沒有單純地把現代科學技術歸屬于經濟基礎或上層建筑，因為它們“是轉化為人的意志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質”［5］。恩格斯指出，當無產階級的斗爭通過暴力即國家權力呈現出來的時候，它本身也是一種經濟力量。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也指出，意識形態不僅是由社會物質存在決定的觀念和思想體系，它更是物質性的存在和實踐本身。這說明，復雜的社會現象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狀態，對問題的研究不是單純地用歷史唯物主義公式就能奏效的，而是要放到實際的環境中加以考察，任何新的要素都有可能是改變事物和現象的重要原因。

二、毛澤東凝聚革命合力的基本路徑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堅持歷史合力論的一次生動實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充分把握中國多種因素的合力，根據中國實際情況靈活處理不同因素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凝聚革命合力的基本路徑。

（一）重視經濟建設在革命斗爭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澤東深刻把握經濟建設和人民群眾之間的辯證關系，堅持從經濟事實出發了解現實情況，強調經濟建設是為當下的革命戰爭服務，反對“只要革命不要經濟”的錯誤思想，探索出了利益聯結的方法和機制。

第一，正確的階級估量離不開社會經濟調查。馬克思曾明確指出，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階級不僅是一個歷史范疇，也是一個經濟范疇，階級的產生、發展和消滅歸根到底是由人類物質生產狀況決定的。毛澤東堅持和發展了這一思想，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強調：“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我們調查所要得到的結論，是各階級現在的以及歷史的盛衰榮辱的情況?！保?］113通過解剖社會各階級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確定革命斗爭的主力、同盟者和敵人，進而制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并沒有簡單地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立起來，而是根據中國階級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考察各階級加入革命的可能性，以最大化的原則補充和壯大革命力量。

第二，依靠人民群眾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經濟工作。1933 年，毛澤東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批判了把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對立起來的錯誤思想，強調搞好經濟建設是保障紅軍供給、改善人民生活、鞏固工農聯盟、加強無產階級領導的物質基礎。而要能夠進行經濟建設，就必須有很多干部站在前面，把人民群眾充分調動起來，“號召群眾購買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鞏固金融，發展貿易”［6］124。1934 年，毛澤東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中再次強調人民群眾在生產勞動中的重要性，指出解決經濟建設的資金問題需要依靠群眾的力量。

第三，關心群眾生活必須落腳于最基本的物質生產實踐。毛澤東強調，只有切實滿足群眾的生產生活需要，才能真正激發他們參加革命戰爭的熱情，因此必須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保障工人的切實利益，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等一系列實際生活的問題。從1927 年三大起義開始，紅軍打仗就靠“打土豪、分田地”來保障，1.6 億農民被調動起來支援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團結各階層共同抗戰，開始推行“二五減租”和減息；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發動和領導土地改革，在解放區地主土地被沒收并分給農民，以滿足最廣大農民的迫切需求?？梢?，在不同時期與農民生產生活直接掛鉤的土地政策，是壯大革命隊伍的有效途徑，最終使我們在解放戰爭后期獲得源源不斷的物資供應和人力資源。毛澤東曾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對土地改革與革命勝利的關系做了解釋：“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保?］在大大小小的革命戰爭中，動員占大多數人的貧農參軍作戰以獲得個人解放，實際是把個人利益、家庭利益、階級利益緊密聯系起來，而這三方面利益的核心歸根到底是經濟利益。

（二）把個人意志統一到黨和人民的意志上來

“歷史的創造與延續、發展和進步雖然不是取決于單個人的主觀意志，但是單個人對社會發展的作用終究是不能否定的，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推動者?！保?］毛澤東始終堅持群眾史觀，在長期實踐中摸索出統一意志的基本思路，為中國革命事業凝聚起團結奮斗的磅礴力量。

第一，從對思想精神的研究轉向對現實問題的研究，把“個人意志”置于中國社會實際中加以考察。五四運動之前，青年毛澤東受到中國哲學、德國古典哲學以及當時“用思想革命”的大環境影響，主張用“觀念造成文明”。1917 年，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強調，中國的“本原”要落實到“人心”上面。不過這種“意志”僅停留在倫理道德建設上，未能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社會關系。毛澤東親眼看到北洋政府在全國各界共同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中做出妥協，開始轉向整個社會改造的問題，主張“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在走向唯物史觀的過程中，毛澤東摒棄了過去“少數人用思想改造國人”的英雄史觀，強調人民群眾的現實力量。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民眾大聯合》，開始站在階級的立場，著眼于被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用“我們”代替“我”來表達改造社會的可能性。同時，鑒于湖南自治運動失敗這一現實情況，毛澤東不再主張民眾聯合的“社會改良”方式，走上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暴力革命道路。

第二，從積極開展工人運動到國共合作中“區分敵友”，以確?！案锩庵尽钡姆较蛞恢滦?。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首要任務是組織和團結工人開展革命運動。工人階級以代表先進生產力、組織性強、斗爭意志堅定等鮮明特點登上了歷史舞臺，但同時也存在接受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識等一系列問題。在斗爭實踐中，毛澤東領導的湖南工人罷工運動有10 次，失敗的只有一次，他從中總結出的經驗有：一是清除工人內部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不能單純從事經濟斗爭；二是變革舊的行會式組織方式，通過民主產生精簡的辦事機構；三是組建長沙泥木、人力車、筆業、理發、縫紉、鉛印等工會，推行“小組織大聯合”；四是開展平民教育運動，開辦工人補習學校，發現和培養骨干。這些舉措不僅使得湖南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從自發轉變為自覺，還搭建起促進工人內部大團結的溝通和行動渠道。同時，沿著五四時期民眾大聯合思想和湖南工人運動的實踐路徑，毛澤東認為只有建立嚴密的聯合戰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因此要十分注意中間階級搖擺不定的態度，區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對于國民黨內部的分化，要從階級立場出發，考察他們對待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態度、對待工人和農民的態度。1925 年毛澤東創辦了《政治周報》，目的是要宣傳革命工作的事實，反對一些人“企圖打破國民革命中各階級合作的聯合戰線”［9］。

第三，從城市宣傳工作轉戰農村調查工作，關注農民運動并激發他們的“革命意志”?！爸猩脚炇录焙汀啊墩睃h務案》事件”發生后，毛澤東離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位置，開始把主要精力轉移到農民運動上，這是國共合作遭遇破裂危機時必須重新思考的“階級聯合”問題。當時黨內存在著兩種傾向：一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把希望寄托于國共合作上；二是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只專注于城市的工人運動。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深感自身力量不足，沒有看到與工人階級有著天然聯系的龐大的農民階級。尤其在面對國民黨右翼與農民之間的利益矛盾時，究竟該爭取誰，這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毛澤東從各階級之間的關系出發，強調農民階級是能夠摧毀封建階級這個國內統治階級和國外帝國主義的唯一堅實的基礎。在團結農民的方法策略上，毛澤東“切實研究農民土地問題，農民政權問題，農民武裝問題”［10］，通過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展嚴格軍事訓練、打倒土豪劣紳、爭奪土地等具體措施，進一步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和革命斗志。這為他后來領導中國人民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四，從鞏固工農聯盟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既聯合又斗爭”中加強中間階級“革命意志”的堅定性與自覺性。隨著中日矛盾上升為我國主要矛盾，當務之急是要建立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還要聯合其他階級。在聯合的策略上，一是要積極團結一切具有抗日可能性的階級。及時總結過去犯下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主動推進國共合作。聯合一切有抗日可能性的階級，尤其是要爭取中間階級，即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和地方實力派。二是要善于利用“斗爭”推進“聯合”。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強調：“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經逐漸為黨內同志們所了解?！保?1］745尤其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問題上，必須牢牢把握領導權，堅決反對民族的和階級的投降主義，既要通過與資產階級在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的“不流血”斗爭加強彼此聯合，又要根據聯合對象在不同階段的變化，靈活利用矛盾，爭取絕大多數。三是要推動全國人民的團結和進步。不能只講抗日不講團結，沒有堅強的團結是無法堅持抗日的。毛澤東指出，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統一論是統一于分裂、統一于倒退，而我們的統一論是以抗戰、團結、進步三件事做基礎的。1941 年頒布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就民主政權組成人員分配問題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則，第一次以“法”的形式加強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民主合作?！蛾兏蕦庍厖^施政綱領》是保護和協調各抗日階層、各抗日黨派利益的重要綱領。

（三）重視政黨建設對革命的重要作用

恩格斯曾重點探討了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的反作用：二者沿著同一方向會加速發展進程，沿著相反方向則會阻礙發展進程。毛澤東把政黨建設和思想教育有機結合起來，加強了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建設，提高了黨的組織力和戰斗力。

第一，黨員要樹立遠大的革命理想。每個人的精神的、物質的需要及其經濟利益驅使他為了個人的和社會向往的目標而努力奮斗。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要求成員關注組織的整體目標和未來愿景，甚至有時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個人利益和局部利益。但在實際效果上卻截然不同：國民黨的部隊雖然裝備精良，但內部山頭林立，即使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之間也是互不買賬、鉤心斗角；而共產黨的部隊雖然裝備簡陋、分散各地，但相互之間密切聯動、上下一盤棋。究其原因，兩黨內部協作的核心驅動力存在著本質差別：國民黨人為了物質利益而戰，靠的是物質激勵；而共產黨人為了理想信仰而戰，靠的是精神激勵。為了實現國家富強、民族獨立、人民幸福，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擁有堅定的革命信仰，把個體意志和行動納入到一個更大的意義系統中，每個人都在為“大于自身”的目標不懈奮斗，并在這個過程中獲得自我肯定與滿足。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不同個人意志之間的碰撞不僅不會減少彼此獲得的意義感，反而能匯聚成更大的意義系統，不僅能解決個體目標與整體目標的矛盾，還可以讓成員自動用整體目標校準個人行為。反之，如果只靠金錢激勵成員，就等同于引導成員把注意力放在個人利益的爭奪上，這個組織就一定會陷入激勵悖論。

第二，黨內要有明確的共同思想。共同思想關乎一個政黨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旨在把革命理想轉化為現實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毛澤東的很多著作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去構建中國共產黨的共同思想。在建立和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時期，很多人疑惑“紅旗到底打得多久”。毛澤東觀察形勢、總結經驗，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論和實踐去說服大家，提振廣大黨員干部的革命信心。在抗日戰爭初期，國內出現了“亡國論”和“速勝論”兩種截然相反的論調。毛澤東在深入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后，提出了以“持久戰”為核心的戰略主張，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指明了正確方向。共同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組織內部成員在體察自己身處的局部環境的同時，還要了解整個組織的戰略意圖和價值導向，進而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尤其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日漸壯大，分散在各地的一線人員面對復雜的局部環境，必須迅速果斷地作出局部決策，而作出決策的大前提是，黨中央把總體信息進行一定程度的抽象，變成指導思想和方法論后再下達到基層，為一線人員提供基本指導。例如，毛澤東提出的“十六字訣”游擊戰術為廣大民兵和游擊隊員提供了共同的作戰思想，如此他們才能在實戰中做到既有章法、又有創造，發展出了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等一系列新打法，在抗日戰爭中屢建奇功。當然，黨的共同思想不僅需要理性認識的提煉和實踐的反復檢驗，還要持續性地同步灌輸給組織成員，使“個人意志”自覺地嵌入共同思想之中，這就需要建立一套系統科學的組織機制作為保障。例如在軍隊建設方面，傳統意識是打仗第一位、長官說了算、群眾放一邊，這就產生了黨軍錯位、官兵矛盾、軍民脫離等一系列問題。毛澤東在進行三灣改編時，明確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圍繞“把支部建在連上”這一共同思想，建立起一套科學完善的軍隊管理制度。在各項制度的保障下，共同思想如血液一般，逐漸滲透到軍隊肌體的各個部位。

第三，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和引導。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成員構成主要是知識分子，他們政治覺悟高，一心想改變舊中國的面貌。隨著革命隊伍的壯大，廣大工人和農民逐漸加入進來，但他們普遍存在思想文化水平低的問題。他們需要在“解放自己”的過程中不斷提升覺悟，才能更好投身于解放全中國的革命事業中去。對此，毛澤東采取的策略是讓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去喚醒工農，改變他們的文盲狀態。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黃埔軍校畢業的1 萬余名畢業生中，有約2000 人加入了共產黨和共青團，他們在軍隊建設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安吳青訓班等學校培養出一大批具備軍事素養和文化知識的干部。毛澤東曾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保?2］只有不斷學習，人民群眾才能明白革命道理，知道自己是在為階級解放、民族解放而奮斗。

三、毛澤東凝聚革命合力的方法論啟示

（一）解決理論與實踐相互轉化的問題

恩格斯強調社會發展的進程是歷史決定論與主體選擇論的統一，表明了歷史客體的自在力與歷史主體的實踐力之間的相互作用。在近代中國，李大釗等先進知識分子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本身所呈現的價值取向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內在一致性。自此，中國革命實踐有了科學理論的指導。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把產生于西方工業革命基礎之上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革命方向已然明確。然而在黨的幼年時期，我們仍面臨諸多挑戰，毛澤東需要解決理論與實踐相互轉化的問題，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回顧黨的歷史，中國的經驗主義者摒棄理論指引，憑借積累起的感性經驗指引革命道路；教條主義者則讓理論凌駕于實踐之上，力圖使中國實踐趨附理論設定的革命道路。這兩種人與馬克思批判的理論派與實踐派具有相似性。實踐派在1831 年到1835 年的“青年德意志”運動中尤為盛行，他們反對反動的浪漫主義，直接否定哲學，要求徑直地改變客觀現實。理論派則借助哲學否定實踐，強調理論本身就代表著實踐，且能夠變成實踐。馬克思認為這兩種理論都陷入了極端主義的漩渦，絕對地割裂了哲學和現實的關系。實踐派雖然扭轉了“對理論的絕對信仰”，但把一切重任加給了現實，他們沒能認識到對哲學的真正否定不是將它完全拋棄，而是使它現實化。理論派則是把哲學置于理論層面加以探討，但哲學從來都不是在它自己所屬的范圍內產生的；理論活動一旦停留在思辨層面，就無法現實化。對此，打通哲學和現實的橋梁在于具體生動的實踐，它一方面可以消解哲學在理論層面的“純粹性”，另一方面又可以源源不斷地給現實生活注入哲學，如此理論就能變成現實的理論，現實也會變成理論的現實。

毛澤東在與兩種錯誤傾向的斗爭中，探索出一條既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又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不到現成答案的獨特道路。馬克思打通理論與現實的方法，在毛澤東這里發展成為“一切從實際出發”和“理論聯系實際”。1927 年和1930年毛澤東分別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反對本本主義》，都十分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調查研究的功能從“為了獲得某種事實的方法”上升到“批判主觀主義的依據”，這是針對黨內長期存在的錯誤思想路線所必須采取的手段。然而，這一批駁并未能從根本上清除這一痼習，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路線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走上長征路。實際上，用“一切從實際出發”去對抗“唯理論”，依然是將問題置于“實踐”與“理論”的互相較量中，難以從根本上扭轉多數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主義態度。在紅軍抵達陜北后，毛澤東采用更切實的批判方法，即用“融入中國實際的理論”去批判“書本上的理論”，如此更有說服力。毛澤東曾引用過斯大林的話：“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保?］293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革命實際，走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因此，毛澤東選擇的這條道路不是對過去某個經驗的簡單復制，而是把不同時期的經驗教訓放置在一起綜合考慮，以便規避可能發生和現實存在的風險。面對1927 年國民大革命失敗、工人階級力量薄弱、敵人長期盤踞城市等實際情況，毛澤東深刻認識到獨立自主、尋找革命同盟軍、積蓄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到農村去”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優方案。在這種情況下，用理論本身去回應理論不再奏效，而是要在實踐中明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毛澤東正是在探索黨的思想路線的過程中，對凝聚中國革命合力的路徑作出了正確判斷和積極實踐，歷史合力論的方法論原則在中國大地上得到進一步闡釋和深化。要言之，只有對中國革命進行系統性考察，充分把握動力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彼此作用，把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有機結合起來，才能闖出一條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

（二）把“人民主體地位”的價值觀融入革命意志之中

歷史合力論提供了這樣一個客觀規律：無數單個意志相互交錯、相互制約，影響著歷史發展的結果。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嵌入了“人民主體地位”的價值觀，最大程度地凝聚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使預期的歷史結果從可能轉變為現實。

這一價值觀的形成離不開毛澤東的理論創新和積極實踐。從歷史主體來看，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靠理論說服和實踐引導激發人民群眾“自己當家作主人”的勇氣和決心。過去，廣大勞動人民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選擇退縮，面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選擇妥協，他們缺乏對自我的正確認識，缺乏反抗意識和主動精神。毛澤東立足于政治學的“敵”“我”范疇，把真正的朋友團結起來，使他們在教育和環境的改變中認識到“當家作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這種觀念具有強大的激勵作用和凝聚作用，一旦融入無數單個人的意志中，就能形成一股強大合力戰勝敵人，進而成為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從利益主體來看，毛澤東十分關心老百姓的現實問題，用“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把黨和人民緊密聯系起來。黨只有為人民的利益著想，人民才愿意為黨和國家事業去拼搏奉獻?！耙箯V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保?］138在政治路線上與人民站在一起，認真聽取和考慮他們的意見；在組織路線上善于調查研究，充分依靠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圍繞人民利益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這種為民奉獻的精神，能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生產與生活的積極性，增強人民對執政黨合法性的支持，在全社會形成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氣質。從政治主體來看，毛澤東始終以“人民”為核心議題探索中國的民主政治，充分保障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的民主權利，把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實踐載體確定下來，通過民主集中制確保人民的民主權利。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打破了人們把民主和集中看成是二元對立的傳統思維，強調民主和集中是彼此聯系、相互配合的關系，促使人民群眾意識到自己與中國共產黨的血肉聯系，愿意在黨的領導下發揮主體作用。人民當家作主不是搞極端民主化，而是在黨的領導下享有各項權利，發表個人意見。1937 年，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也指出：“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將民主和集中兩個似乎相沖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保?1］383這種方式不僅能最大限度發揮全黨和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還能有效統一全黨思想和行動，使個人意志的發揮建立在組織紀律性和黨內民主性的基礎之上。

（三）提出了破除機械唯物論的哲學方法論

歷史合力論是破除庸俗唯物主義的一次理論嘗試，為人們正確理解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新的視角。具體來說，不能把歷史唯物主義簡單地歸納成公式，生產力并不是在每個場合都起著決定性作用，社會意識形態也不是經濟基礎的簡單反映物，它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反過來主導經濟變革。

實際上，“人類歷史有著不同于自然史的‘自己構建自己’的特殊規律與道路”［13］。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中國革命并沒有機械地運用唯物主義，而是以現實的革命斗爭去改變歷史發展的走向，這就從根本上破除了“歷史目的論”和“經濟決定論”對于實踐的干擾。在哲學方法論上，毛澤東提出的“矛盾運動規律”深化了歷史合力論的思想內核。一方面，對影響社會歷史發展的諸多因素需要進行主次矛盾的劃分。毛澤東在1937 年撰寫的《矛盾論》中指出：“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保?］322要言之，如果我們不能分析形勢的變化，不能及時抓住主要矛盾，歷史就會偏離我們的目標朝著反方向發展。實際上，無論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還是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研究，都抓住了復雜社會結構中的主要矛盾，進而根據中心問題找到了解決方法。另一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條件下會發生轉化。毛澤東和恩格斯一樣反對把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看成是永恒地起著主要決定作用的事物，他指出：“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保?］325實際上，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是：善于用革命的理論指導革命的運動；充分發揮政黨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加強對黨員干部和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這些因素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矛盾論”和恩格斯的歷史合力論具有共性的思考邏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但“矛盾論”比歷史合力論前進了一步，它不僅在理論上捍衛了馬克思主義，更是在實踐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種破除機械唯物論的哲學方法論?！霸谛问缴?，毛澤東真正實現了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了中國式的表達，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了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做出了重要的原創性貢獻?！保?4］總而言之，“矛盾論”既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科學世界觀，又是對中國共產黨人解決中國重大實踐問題的方法論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