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振興水平測度、動態演進與空間收斂性研究

摘? ? 要：根據二十字總要求構建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計、空間[β]收斂模型測度和考察2012—2021年中國鄉村振興及5個維度發展水平、動態演進和空間收斂特征。研究結論表明：基于熵值法測度結果，中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整體較低但考察期內平穩上升，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存在較為顯著的空間分異特征，東部地區發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區，5個維度指數大小依次為產業興旺、治理有效、鄉風文明、生活富裕、生態宜居；基于核密度估計結果，全國與中部地區呈現高水平集聚、西部地區呈現高低水平集聚、東部地區未呈現明顯的高低水平集聚現象，不同地區鄉村振興水平絕對差異逐步縮小，全國分布極化現象不斷改善，不同地區內部存在一定程度的兩極分化；基于空間[β]收斂結果，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存在明顯的空間[β]收斂，并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所控制的差異化經濟特征變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空間收斂。

關鍵詞：鄉村振興；熵值法；核密度估計；空間[β]收斂

中圖分類號：F323? ? ? ? ?文獻標志碼：A? ? ? ? ?文章編號：1009-5128（2024）02-0050-16

收稿日期：2023-09-11

基金項目：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陜西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制度規范體系研究（2022E008）

作者簡介：屈曉娟，女，陜西渭南人，渭南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區域經濟研究。

長期以來，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和以城市為中心的市場化，社會分工體系呈現單向度特征，圍繞工業化和城市化配置各種資源要素，使鄉村的生產要素加速向城市集聚，城鄉之間出現一定程度的“斷裂”，現階段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已經無法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對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保?］30–31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與鄉村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2］、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從國家戰略高度定位了“三農”工作的重要性，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進行了部署。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保?］31然而，由于不同地區在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發展模式等方面存在差異，鄉村振興不可避免存在空間分異，呈現非均衡發展狀態。應如何構建鄉村振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準確測度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中國鄉村振興是否存在非均衡發展？分布動態與演進規律如何？并且隨著地區之間資源要素流動速度的不斷加快，在地區經濟特征變量異質性條件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間收斂？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助于厘清中國鄉村振興發展現狀、動態演進過程與空間收斂特征，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與解決區域發展不均衡提供政策建議。

一、研究綜述

自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鄉村振興成為學界研究的焦點與熱點。鄉村振興戰略思想有著深厚的理論淵源，一方面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與農耕文明，以及歷代中國共產黨人關于農村發展思想與人民至上思想［3–4］；另一方面與馬克思恩格斯農村發展理論一脈相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偉大實踐［5–6］。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目傄?，學界一致認為“總要求”全面系統地闡釋了鄉村振興的本質意涵，并基于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旨歸、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價值追求，從鄉村振興的目標定位、價值意蘊、道路選擇、方法遵循等方面進行了深入解讀。［7–8］基于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背景，諸多學者深刻闡釋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回顧了中國共產黨的鄉村建設經驗與演進歷程，從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貧富兩極分化”“區域發展失衡”等方面分析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必要性與時代意義。［9–10］還有學者梳理出鄉村發展的制度變遷與政策演進經歷了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與鄉村振興，認為鄉村振興戰略遵循的本土邏輯是走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發展路徑。［11］

在上述定性研究的基礎上，全面、客觀、真實地測度不同區域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是事關全局的一項基礎性工作。［12］國外廣泛運用鄉村性指數來測度鄉村發展狀態與水平［13–15］，選取的指標包括人口密度、就業率、金融補貼、土地資本等。為了客觀評價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狀況，既有文獻分別圍繞“五位一體”總目標、“二十字”總要求的5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層次分析法、熵權法等［16–17 ］，從省級層面進行了實證分析［18–23 ］。

通過對上述文獻梳理發現，學界從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與本土邏輯等方面對鄉村振興進行了研究，主要使用了案例分析和歷史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現有鄉村振興評價的研究來看，多集中在對某一省份的鄉村振興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從全國層面測度的較少，且系統研究鄉村振興非均衡發展、動態演進規律與空間收斂特征的文獻較少?；诖?，本文通過構建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測度中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指數，采用核密度估計法分析中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動態演進過程，運用空間絕對[β]收斂、空間條件[β]收斂分析中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空間收斂特征，以期為推動中國鄉村振興與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一定的實證支撐。

二、中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測度：

理論依據、評價體系與測度方法

（一）指標體系構建的理論依據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二十字總要求，之后《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下簡稱《規劃》）、2021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2022年《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以及黨的二十大報告均強調按照“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與“總要求”，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出總體部署。其中《規劃》在發展目標部分圍繞“總要求”提出鄉村振興的主要指標，為學界進行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規劃》明確提出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重點。產業興旺是解決農業農村問題的前提，發展壯大產業是鄉村發展的核心和基礎，農業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農業生產水平的持續增加以及生產能力的不斷提升，能夠更好地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為鄉村振興提供重要支撐。本文借鑒既有研究，在產業興旺一級指標下，構建生產水平、生產能力和基礎設施3個二級指標，用農林牧漁業總產值衡量生產水平，用農業機械總動力、農村發電量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綜合刻畫生產能力，用有效灌溉面積、水庫數反映基礎設施狀況。

《規劃》明確提出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的關鍵。生態宜居反映了鄉村生態文明建設質的提升，體現了鄉村地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影響著鄉村生態價值的實現。生態宜居強調要加強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農業資源污染防治，加大農村生態保護，推動鄉村綠色發展。本文借鑒既有研究，在生態宜居一級指標下，構建農村人居環境治理、生態保護、綠色發展3個二級指標，選用公廁覆蓋率、生活垃圾清運量和污水裝置處理能力衡量人居環境整治，用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空氣日報優良率衡量生態保護，用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農藥使用量反映綠色發展。

《規劃》明確提出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保障。中華文明根植于農耕文明，鄉村是中華文明的基本載體，鄉村振興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因此，需要發展鄉村教育，要以鄉村公共文化體系建設為載體，使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農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基本得到滿足，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借鑒學界相關研究成果，在鄉風文明一級指標下，構建教育資源、公共文化建設2個二級指標，并選用農村小學專任教師本科學歷人數、農村普通高中學校數量來衡量教育資源，用鄉鎮文化站數量、公共圖書館數量來衡量公共文化建設。

《規劃》明確提出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基礎。治理有效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確保鄉村社會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保?4］完善的鄉村治理舉措、高水平的鄉村治理能力是構建和諧有序鄉村社會的關鍵。本文在治理有效一級指標下，構建治理舉措與治理能力2個二級指標，并選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開展村莊整治的比例衡量治理舉措，用農村基層組織個數反映治理能力。

《規劃》明確提出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的根本。生活富裕是現階段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形式，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發展優勢。要不斷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斷優化農民消費結構；要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全面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要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讓農民共享經濟發展紅利，從而為廣大農民謀取更多物質利益，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借鑒已有研究，本文在生活富裕一級指標下，構建基礎設施、生活條件、社會保障、收入水平、消費結構5個二級指標，并選用農村住戶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農村等級公路里程衡量基礎設施，用農村居民每百戶年末家用汽車擁有量、每萬人擁有農村衛生技術人員數衡量生活條件，用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衡量社會保障水平，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收入水平，用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衡量消費結構。

（二）評價體系構建與數據來源

基于以上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理論依據，本文將“總要求”的5個維度作為一級指標，并結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五大抓手以及數據可得性，設計15個二級指標，進而依據二級指標的不同維度，設計29個三級指標，構建出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以上評價指標體系中的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數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以及各省統計年鑒與統計公報，缺失或異常數據采用插值法補齊和調整。

（三）測度方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測度中國鄉村振興綜合指數與各維度指數。熵值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法，能夠客觀反映出指標信息熵的效用價值，多用于多指標綜合評價，以判斷某個指標的離散程度，離散程度越大，該指標對綜合評價的影響越大。具體如下：

1.標準化處理

本文構建的中國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涉及的各項指標量綱和數量級不相統一，須對所構建的各項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將各指標統一為無量綱單位，根據負向指標和正向指標的相關公式進行標準化。同時，為避免求熵值時對數值計算無意義，統一在式后加0.01。

其中：[Xij]為標準化處理后第[i]個省份第[j]個指標的值，[Xij]為第[i]個省份第[j]個指標的原始值，其中[i][=]1，2，3，[…]，[n]；[j=]1，2，3，[…]，[m]。

三、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測度結果分析

（一）全國鄉村振興水平測度結果分析

圖1顯示了2012—2021年中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及“總要求”5個維度指數的變化特征。

圖1的數據表明，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在考察期內呈現不斷增長態勢，最低與最高分別為2013年的0.281和2021年的0.324，可以看出我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不高，考察期內平均值僅為0.297，依然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赡艿脑蛟谟?，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在“偏利共生”的城鄉關系下，流動性與技術、政策偏向是導致城鄉二元結構的深層誘因，城市的拉力和農村的推力使農村勞動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向城鎮集聚，城鄉壁壘與邊界效應強化、基本公共服務支出結構扭曲導致城鄉差距加大，農村地區的產業發展動力不足、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生態環境脆弱、鄉村基層組織政治功能弱化與治理缺位等問題制約著鄉村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現象突出，鄉村振興發展緩慢。進一步地，從波動情況來看，2012—2017年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在0.284～0.290范圍內小幅增長，年均增長率為0.438%。自2017年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后，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綜合指數較之前增長速度加快，2018—2021年年均增長率為2.783%。表明鄉村振興戰略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部署，從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謀劃，政策措施與著力點更加科學精準，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得以快速提升。

分維度來看，圖1中5個維度的指數均呈現上升趨勢，其中生態宜居的平均增長率最大，產業興旺指數均值最大。具體分析如下：考察期內產業興旺指數總體呈現“小幅下降—快速上升—快速下降—平穩上升”的倒“N”型變化特征，2012—2014年由0.347下降到0.335?？赡艿脑蛟谟?，此階段城市化快速發展，對鄉村資源要素產生“虹吸效應”，尤其是鄉村高素質人才流失嚴重，加上農村技術體系薄弱，使得產業興旺發展受阻。之后快速上升到2016年的0.370，2017年又快速下降到0.358，2018—2021年呈現平穩上升趨勢，由0.360上升到0.371，表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后，我國不斷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推動農業產業從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農業生產水平、生產能力不斷提升?？疾炱趦?，生態宜居呈現“小幅下降—較快上升—短期迅速下降—短期快速上升—保持平穩”的向右上方傾斜的變化特征，表明我國不斷重視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將良好生態環境作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態宜居指數不斷提高。然而，由于現階段我國農業農村環境污染、垃圾處理等問題依然突出，生態宜居指數平均值最低，是制約鄉村振興發展的短板。鄉風文明指數發展總體呈現平穩上升趨勢，2012—2017年年均增長率為0.309％，2018—2021年年均增長率為1.411%。表明自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鄉村基礎教育支持力度不斷加強，城鄉基礎教育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不斷提高。此外，鄉鎮文化站、公共圖書館等公共文化建設力度不斷加強，促進了鄉村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鄉風文明程度不斷提高。治理有效指數考察期內呈現小幅波動特征，但總體呈現上升趨勢，表明盡管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治理舉措不斷強化、治理能力不斷提升，但鄉村治理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加上現階段農村自治能力較弱，鄉村議事機制的制度交易成本高、村民參與度低，鄉村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動。生活富裕指數呈現不斷上升趨勢，表明考察期內農村基礎設施不斷完善、農民增收渠道不斷拓寬、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二）地區鄉村振興水平測度結果分析

圖2（1）至（6）顯示了東部、中部與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綜合指數與5個維度指數。

圖2（1）數據表明，東中西部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在考察期內總體呈現穩定的增長態勢，表明我國不同地區因地制宜，鄉村振興取得顯著成效，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從綜合指數大小來看，呈現東部>中部>西部的非均衡發展格局，可能的原因在于，東部地區工業化發展深刻影響著鄉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推動了鄉村發展轉型升級。而西部地區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對鄉村振興產生一定程度的“虹吸效應”，導致優質農業生產要素“鄉—城”的單向度流動，綜合指數遠低于東部與中部地區。從增長速度來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增長速度存在差異，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年均增長率分別為 0.998%，1.012％和1.014％，東部鄉村振興發展速度增長較中西部緩慢，呈現出中西部地區的追趕態勢。中西部農業產業基礎較好，傳統農耕文明底蘊深厚，鄉村生態基礎較好，同時自區域協調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工業化與城鎮化對鄉村發展的“涓滴效應”開始顯現，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提升空間大，增長速度較快，區域差異逐步縮小。

圖2（2）中數據表明，中西部地區產業興旺水平走勢基本相同，總體上呈現較為穩定的增長態勢。東部地區產業興旺在2016年出現高位后，之后年份有小幅下降，從指數大小來看，呈現中部>東部>西部的發展格局。中部鄉村產業發展基礎較好、資源稟賦優勢明顯、交通樞紐條件良好，鄉村產業興旺發展水平較東部和西部高。圖2（2）中數據還表明，3個地區的產業興旺指數在2018年均出現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2018年我國自然災害頻發，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影響。其中，東部與西部下降的幅度較大，從受災情況來看，受災最為嚴重的6個省份中山東和廣東屬于東部地區，內蒙古、四川、云南和甘肅為西部地區，因而東部與西部的產業興旺指數在2018年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從增長速度來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994%，1.004%，1.016%，不同地區差異在逐步縮小。

圖2（3）中數據表明，3個地區生態宜居變動趨勢基本一致，均呈現平穩增長趨勢，且2018年后增長速度變快，表明自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以來，不同地區持續深化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不斷加大鄉村生態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并得益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農業綠色發展持續推進，鄉村生態環境得到有效改善，生態宜居建設成效顯著。從指數大小來看，呈現出東部>中部>西部的發展格局，表明考察期內，東部地區城鄉融合程度高，生活垃圾清運、污水處理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區，注重發展綠色農業、生態旅游業等鄉村業態，生態宜居發展指數高于中西部地區；從增長速度來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973%，1.011%，1.015%，西部盡管生態宜居發展指數在考察期內低于東中部地區，但是隨著西部大開發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西部地區加快補齊農村人居環境短板，與東部與中部地區差距在不斷縮小。

圖2（4）中數據顯示，3個地區鄉風文明指數均呈不斷增長趨勢，其中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保持平穩增長，中部地區在考察期內有較明顯的波動。從指數大小來看，呈現東部>中部>西部的發展格局，表明無論鄉村教育資源，還是公共文化建設，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都還存在差距。從增長速度來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 1.249％，0.103％，1.033％，表明考察期內，東部地區鄉村教育資源與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與中西部的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導致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鄉風文明指數差異有所擴大。

從圖2（5）可以看出，3個地區鄉村治理水平呈現較明顯的波動，中西部的波動特征較為一致，東部地區波動趨勢與中西部存在差異。從指數大小來看，除2012—2013年外，其余年份呈現東部>中部>西部的特征，表明無論從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開展村莊整治的比例，還是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東部地區均高于中西部地區。從年均增長率來看，東部、中部、西部分別為2.099%，0.367%，0.605%，表明中西部地區治理有效與東部地區的差異依然有擴大趨勢。

從圖2（6）可以看出，3個地區的生活富裕指數均呈平穩上升趨勢，從指數大小來看，呈現東部>中部>西部發展格局，表明東部地區基礎設施、生活條件、社會保障、收入水平、消費結構等方面均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從年均增長率來看，東部、中部、西部分別為0.146%，0.456%，0.812%，不同地區生活富裕指數差異不斷縮小。

四、中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動態

演進與空間收斂分析

（一）研究方法

1.核密度估計

核密度估計法作為統計學中典型的非參數估計法，能夠求解隨機變量的分布密度函數問題。相比于參數估計法，核密度估計法無需利用有關數據分布的先驗知識提出假設，而是基于數據樣本本身分析數據分布特征，通過分布位置與形態、延展性和極化趨勢來判斷樣本的動態演進特征，有效解決了假設與實際模型存在差距導致結果出現偏差的問題。借鑒既有研究方法，假設f（x）為鄉村振興發展水平x的密度函數：

其中：[X1]，[X2]，…，[Xn]為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x為樣本均值；[N]為樣本觀測個數；[K]（[Xi-xh]）為核密度函數，該函數本質上為平滑函數或加權函數，[h]為帶寬，其大小決定了核密度估計函數的平滑程度。本文采用高斯核密度函數進行估計，公式為

通過高斯核函數對核密度進行估計，計算出帶寬[h]，[h]的選擇是使平均積分平方誤差最小化的帶寬，公式為

2.空間[β]收斂模型

依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經濟發展存在一個穩態水平，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發展水平會逐漸趨于這一穩態，學界運用收斂模型對這一特征進行分析。[β]收斂是基于增長率角度考察和分析不同區域之間的收入分布狀況、收入差距的收斂性。學界對于收斂的檢驗大都基于Barro和Sala-I-Martin的新古典增長模型［25］，關注樣本數據的初始值與其增長率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基于對各地區是否存在異質性的經濟特征變量假設，[β]收斂分為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

本文借鑒收斂研究的思路與方法考察中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收斂特征，同時考慮到隨著鄉村振興戰略與區域協調戰略的實施，不同資源要素的流動從“地方空間”向“流動空間”轉變，區域之間、城鄉之間資源要素跨區域流動性不斷增強，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變動會呈現一定的空間效應，地區之間鄉村振興發展會存在一定的“虹吸效應”或“涓滴效應”，因此，在對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收斂性進行分析時，有必要納入空間因素。

（1）空間絕對[β]收斂。借鑒Barro和Sala-I-Martin對增長率與初始產出水平的研究，選擇時間間隔為1年，用本文測度的相鄰兩期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綜合指數作為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增長率，并與當期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回歸，得到收斂系數，較好地克服了遺漏數據及不符合發展趨勢的問題。借鑒既有研究，本文首先設定絕對[β]收斂的空間杜賓模型，模型設定為

ln（[LRRit+1LRRit]）表示第[i]個省份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在[t+1]期的增長率，[μi]為空間個體固定效應，[νt]為時間效應，[β]為收斂系數，[Wij]為空間權重矩陣，[ρ]為空間自回歸系數，[θ]為空間溢出系數，[εit]為隨機誤差項。若[β<0]，則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存在空間絕對[β]收斂；若[β>0]，則不同地區之間鄉村振興發展不均衡趨勢加大。

（2）空間條件[β]收斂。學界有關收斂性問題的研究一般聚焦于研究對象的發展變動而引起的收斂趨勢與過程，強調的是收斂的動態性。對此，絕對[β]收斂嚴格假定各地區具有相同的制度與經濟特征，然而條件[β]收斂放棄了各地區不存在異質性的假設，認為研究對象的發展會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響，因此學界開始關注趨近穩定狀態的收斂過程，大量研究探索多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經濟收斂。同樣地，鄉村振興發展受多因素聚合體的影響，內在地影響鄉村振興發展演化的方式與路徑?？紤]不同地區產業結構水平、開放程度、財政支持、市場化程度、城鎮化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本文以絕對[β]收斂空間杜賓模型為基礎，加入上述控制變量，構建出條件[β]收斂的空間杜賓模型，以測度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是否最終會收斂到各自的穩態水平，公式為

其中：[Xit]為影響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收斂的一系列控制變量，其余變量含義與空間絕對[β]收斂模型中的解釋相同。本文引入如下控制變量，數據來源于《國家數據》《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統計年鑒。

1）產業結構水平（IND）：一方面，產業結構優化有助于創新鄉村產業發展模式，通過一、二、三產業融合提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另一方面，二、三產業的發展會對鄉村產業產生“擠出效應”，抑制鄉村振興水平的提升。本文采用地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衡量一個地區產業結構水平。

2）開放程度（OPEN）：高水平對外開放能夠推動農業產業深度融入國際產業鏈、價值鏈，同時吸引國際要素資源，促進農產品的跨境貿易規模、優化農產品貿易結構，有助于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提升。本文采用地區進出口貿易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地區開放程度。

3）財政支持（GOV）：政府通過減稅、補貼、投資等財政支農手段支持鄉村產業振興，提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本文采用地方財政農林水事務支出衡量地區財政支持水平。

4）市場化程度（MAR）：完善的市場機制能夠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實現資源要素在鄉村不同產業組群的優化配置，提高鄉村振興要素供給質量，激活鄉村振興內生活力。本文采用非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來衡量地區市場化程度。

5）城鎮化水平（URB）：城鎮化對鄉村振興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會對鄉村優質要素資源產生“虹吸效應”，抑制鄉村振興；另一方面，城鎮化也會對農業發展產生“溢出效應”，促進鄉村振興。本文采用地區非農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地區城鎮化水平。

（二）測度結果分析

1.核密度估計結果分析

通過核密度估計，能夠反映全國與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以及不同維度發展水平的分布動態及演進過程。

（1）全國與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分布動態與演進過程。圖3（1）至（4）顯示了考察期內全國與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分布動態與演進過程。

圖3（1）的數據表明，從分布位置來看，全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核密度曲線的中心位置和變化區間除2015年出現輕微左移外，其余年份均小幅度向右移動，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從不同時段分布形態來看，考察期內核密度曲線的峰值不斷增加，帶寬不斷縮小，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地區間差異呈現集中化趨勢，不均衡發展有所改善。從分布延展性來看，2013年核密度曲線存在較為明顯的左右拖尾現象，呈現低發展水平與高發展水平集聚分布的格局；2015年后左拖尾現象明顯改善，鄉村振興低發展水平集聚分布格局有所減弱。整個考察期內，核密度曲線一直存在較為明顯的右拖尾現象，表明我國鄉村振興發展存在諸如東部沿海地區等水平較高的地區。從分布極化現象來看，2013年與2015年呈現輕微的雙峰形態，表現出一定的兩極分化現象，之后分布曲線由雙峰分布演變為單峰分布，鄉村振興發展極化現象有所減弱，不同地區的絕對差異不斷縮小。

由圖3（2）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東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核密度曲線的中心位置與變化區間不斷向右移動，表明東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不斷增長；分布形態表現出“上升—下降—上升”的動態演變特征，核密度曲線的峰值2013—2015年增加，2015—2017年有小幅下降，之后年份不斷增加，與此對應，帶寬呈現“收縮—變寬—收縮”的特征，表明東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不均衡發展程度在經歷短期的加劇之后開始改善；從分布延展性來看，考察期內不存在顯著的左右拖尾現象，沒有明顯的高水平與低水平集聚現象；從分布極化現象來看，2013、2015、2019年出現雙峰特征，但側峰值明顯低于主峰峰值，考察期內兩極分化現象不明顯。

由圖3（3）可以看出，從分布位置來看，核密度曲線中心位置與變化區間呈現輕微右移，表明考察期內，中部地區鄉村振興水平不斷提升，但增速不明顯；從不同時段分布形態來看，核密度曲線峰值不斷增加，帶寬不斷收縮，鄉村振興發展不均衡程度逐步改善；從分布延展性來看，考察期內不存在明顯的左拖尾現象，但右拖尾現象較明顯，表明中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存在諸如河南、湖南等表現良好的地區；從分布極化現象來看，2013年呈現較明顯的雙峰形態，存在一定程度的兩極分化，其余年份雖然有雙峰現象，但是側峰明顯低于主峰，兩極分化不明顯。

由圖3（4）可以看出，從分布位置來看，考察期內核密度曲線中心位置2015年前有輕微左移，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有所下降；2015年后輕微右移，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有小幅提高。從分布形態來看，發展歷程呈現“上升—下降—上升”的演變特征，核密度曲線的峰值2017年下降，其余年份呈現上升趨勢，相對應地，帶寬呈現“收縮—變寬—收縮”的特征，表明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非均衡狀態在經歷短暫的加劇之后逐步開始改善。從分布延展性來看，整個考察期內存在較為明顯的左右拖尾現象，呈現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低值區與高值區集聚的發展格局。從分布極化現象來看，存在明顯的雙峰形態，但側峰值低于主峰值，存在一定程度的兩極分化現象。

（2）不同維度發展水平分布動態與演進過程。圖4（1）至（5）顯示了5個維度發展水平的分布動態與演進過程。

圖4（1）為產業興旺核密度曲線，從分布位置來看，2015年核密度曲線的中心位置左移，產業興旺水平降低；之后年份中心位置輕微右移，產業興旺水平開始小幅上升。從分布形態來看，發展歷程呈現“上升—下降—上升”的演變特征，核密度曲線的峰值在2015年達到最大，2017—2019年不斷下降，2021年開始上升，帶寬呈現“收縮—變大—收縮”的演變特征，表明在2015年前產業興旺區域非均衡發展程度不高，2017—2019年區域非均衡程度擴大，之后開始改善。從分布延展性來看，2013年存在較明顯的左右拖尾現象，2015年后，左拖尾現象基本消失，但依然存在明顯的右拖尾現象，表明整個考察期內呈現產業興旺高水平集聚的格局。從分布極化現象來看，考察期內未有明顯的雙峰或多峰形態，未有明顯的極化現象。生態宜居的分布位置與分布延展性與產業興旺類似，不同的是分布形態與分布極化，生態宜居的峰值在2015年后不斷下降，帶寬不斷擴大，表明2015年后生態宜居非均衡發展狀況不斷加劇，地區差異不斷擴大；2021年出現較明顯的雙峰形態，呈現一定程度的兩極分化格局。

鄉風文明的中心位置與變化區間不斷右移，表明鄉風文明程度不斷提升，分布形態呈現“下降—上升”的演變特征，2013—2017年峰值下降、帶寬擴大，表明鄉風文明非均衡發展程度增加，地區差異擴大；之后峰值開始上升，帶寬收縮，鄉風文明區域差異縮小，非均衡發展程度有所改善。從分布延展性來看，2013—2015年未出現明顯的左右拖尾現象，表明這個期間沒有明顯的高水平與低水平集聚現象；自2017年起開始出現明顯的右拖尾現象，開始出現鄉風文明高水平地區集聚特征。從分布極化現象來看，考察期內基本保持單峰狀態，未有明顯的兩極或多極化現象。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與鄉風文明的分布位置、分布形態以及分布延展性類似，不同的是分布極化現象，治理有效考察期內呈現弱雙峰形態，但側峰值明顯低于主峰值，存在一定程度的兩極分化格局。生活富?？疾炱趦瘸?017年外，其余年份均呈現較為明顯的雙峰形態，呈現一定程度的兩極分化格局。

2.空間絕對[β]收斂結果

表2報告了空間絕對[β]收斂檢驗結果，通過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拒絕采用隨機效應的原假設，因此本文選擇個體固定的空間杜賓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表2中的回歸結果表明，全國層面的[β]值為負且在1%水平下顯著，表明全國層面鄉村振興存在顯著的空間絕對[β]收斂趨勢，即鄉村振興發展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比具有較高發展水平的東部地區具有更快的增長率，并最終收斂于同樣的增長率水平。鄉村振興水平的空間自回歸系數[ρ]與空間溢出系數[θ]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鄉村振興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具有空間屬性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及鄉村振興戰略等國家重大戰略的實施，進一步發揮了中西部地區后發優勢，強化了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追趕效應，有助于鄉村振興地區收斂。

進一步地，從地區層面來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收斂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不同地區內部鄉村振興發展相對落后省份比相對發達省份具有更快的增長率，最終會趨于同樣的增長率水平。通過比較，西部地區收斂系數的絕對值最大，其次是東部地區，最低的是中部地區，收斂速度的順序為西部地區（7.166 2）>東部地區（3.599 7）>中部地區（2.672 3）。從空間效應來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地區收斂具有一定的空間特征，其中東部地區空間自回歸系數[ρ]與空間溢出系數[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中西部地區空間自回歸系數[ρ]分別在5%與10%水平下顯著為正，空間溢出系數[θ]在5%水平下顯著為正。

3.空間條件[β]收斂

表3報告了空間條件[β]收斂檢驗結果，在引入相關控制變量后，條件[β]收斂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全國整體及分地區鄉村振興發展存在空間條件[β]收斂。此外，與空間絕對[β]收斂系數絕對值相比，空間條件[β]收斂系數絕對值更大，在控制產業結構水平、開放程度、財政支持、市場化程度、城鎮化水平等影響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地區經濟社會因素后，鄉村振興發展朝著穩態水平的收斂速度明顯加快，表明各個控制變量對收斂具有一定的解釋力。與空間絕對[β]收斂結果類似，表3中全國與東部地區空間自回歸系數[ρ]與空間溢出系數[θ]顯著為正，中西部地區空間自回歸系數[ρ]與空間溢出系數[θ]變為1%水平下顯著，表明各控制變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西部鄉村振興發展水平過程中的“虹吸效應”。收斂速度的大小與空間絕對[β]收斂結果類似，大小順序為西部地區（8.123 8）>東部地區（7.537 5）>中部地區（6.680 6）。

從各個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來看，產業結構對全國與東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收斂具有正向促進作用，產業結構的優化促進了鄉村產業與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拓展了鄉村產業發展空間，促進鄉村產業發展的地區收斂。但是產業結構對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地區收斂的影響不顯著，可能的解釋是中西部二、三產業對鄉村產業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對外開放對全國、東部與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收斂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但對中部地區產生不顯著的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中部地區不同省份戰略定位有所差異，其中以重要先進制造業中心為戰略定位的省份，對外開放過程中更多關注先進非農產業的進出口，一定程度上擠壓了鄉村產業的發展，抑制了中部地區鄉村產業振興的地區收斂；財政支持對全國及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收斂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財政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鄉村振興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約束，且對發展水平較低地區鄉村振興發展的邊際影響大于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加強了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的追趕效應，有助于地區收斂；市場化水平對全國與東部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收斂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對中西部地區的促進作用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中西部市場化發展還未充分發揮對鄉村振興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作用，對發展水平較低省份的要素供給質量的提升作用不大，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地區收斂的促進作用不顯著；城鎮化水平對全國、東部、中部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收斂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但對西部地區存在顯著的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區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對鄉村振興產生了“虹吸效應”，導致欠發達地區鄉村要素向城鎮化水平較高地區的“鄉—城”的單向度流動，抑制了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地區收斂。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二十字”總要求，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個維度構建鄉村振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測度了2012—2021年全國與不同地區及5個維度的鄉村振興發展水平；運用核密度估計方法分析其動態演進規律；運用空間絕對[β]收斂、空間條件[β]收斂模型檢驗了全國及地區層面空間收斂特征。研究結論表明：

第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測度結果表明，考察期內我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總體較低，但呈不斷增長趨勢，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程度的非均衡性，具體表現為東部>中部>西部的分異特征；不同維度指數考察期內呈現不斷增長趨勢，平均值按照大小順序依次為產業興旺（0.355）>治理有效（0.338）>鄉風文明（0.317）>生活富裕（0.317）>生態宜居（0.221）。分地區來看，除產業興旺外，東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綜合指數、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水平指數均高于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產業興旺指數最高，西部地區在鄉村振興綜合指數和5個維度指數的表現較差。從增長率來看，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綜合指數，產業興旺、生態宜居與生活富裕的年均增長率最高，中部次之，東部最小，呈現一定的收斂趨勢；東部地區鄉風文明和治理有效增長率最高，與中西部的差異依然存在“馬太效應”的動態趨勢。

第二，核密度估計結果顯示，全國及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核密度曲線中心位置除少數年份外，總體呈現右移，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不斷上升；峰值不斷增加、帶寬不斷縮小，鄉村振興發展地區差異縮小，不均衡發展程度有所減弱；全國層面與中部地區存在明顯的右拖尾現象，東部地區不存在明顯的左右拖尾現象，西部地區左右拖尾現象明顯；全國的分布極化現象從最初的雙峰分布演變為單峰分布，極化現象不斷改善；東、中、西部均呈現弱雙峰形態，存在一定程度的兩極分化。分維度來看，5個維度核密度中心位置總體右移，各維度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產業興旺峰值呈現“上升—下降—上升”的演變特征，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峰值呈現“下降—上升”的演變特征，鄉村振興非均衡發展程度經歷短暫加劇后不斷改善，生態宜居峰值在2015年后持續下降，非均衡發展程度不斷加??；產業興旺、生態宜居考察期內存在明顯的右拖尾現象，呈現高水平集聚格局，鄉風文明、治理有效與生活富?？疾炱趦任闯霈F明顯的左右拖尾現象，呈現對稱分布特征；產業興旺、鄉風文明未有極化現象，生態宜居、治理有效與生活富裕存在一定程度的兩極分化格局。

第三，從空間[β]收斂檢驗結果來看，全國及3個不同地區的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存在顯著的空間絕對[β]收斂與空間條件[β]收斂，收斂速度的大小順序依次為西部、東部與中部地區，控制具有差異化的區域經濟社會變量后，不同層面的空間條件[β]收斂系數絕對值比空間絕對[β]收斂系數絕對值更大；從空間自相關與空間溢出系數來看，不同層面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鄉村振興發展存在正向空間溢出。

（二）政策啟示

1.深入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提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

實證結果表明，無論從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總指數還是各個維度指數來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均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應在5個維度同時發力，提升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實現以農業為基礎的產業聯動，提高農業生產水平與生產能力，提升農產品供給體系對國內、國際市場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循環；踐行生態環保發展理念，不斷凸顯鄉村的生態價值功能，加大人居環境基礎設施供給，大力開展農業資源污染防治與鄉村人居環境整治，形成農村生產、生活、消費方式的綠色化、生態化發展格局；通過傾斜配置、對口援助、線上教育、提高鄉村教師收入等方式公平配置鄉村教育資源，推動城鄉教育均衡發展。加強公共文化建設，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農村，培育優秀思想觀念，將我國農耕文明優秀遺產和現代文明要素有機結合，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構建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的鄉村治理格局，完善農村治理體系和提升農村治理能力，加大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力度，加強村莊整治與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高村民在鄉村治理中的參與度；通過大力發展鄉村特色產業、持續穩定農民工外出就業、充分激活農村要素資源等多種途徑拓寬農民收入渠道，加大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重點領域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有效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貧富兩極分化”“區域發展失衡”等問題，激發鄉村巨大的消費潛力，優化農民消費結構。

2.因地制宜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實證結果表明，我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存在較為顯著的空間分異，呈現非均衡發展特征，然而考察期內，全國及不同區域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間β收斂，上述結果歸因于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的初始狀態，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發展的初始水平相對較低，存在“后發優勢”。對此，一方面需根據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實際，因地制宜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發揮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應注重空間性規制，遵循區域協調發展的辯證法，統籌區域協同聯動，注重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均衡，形成主體功能約束有效的空間發展格局，強化西部大開發戰略、中部崛起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等與鄉村振興戰略的疊加效應、協同效應與融合效應，使鄉村振興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通過示范效應、資源配置效應，輻射與帶動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有效防止累積因果循環導致的地區之間鄉村振興發展的“馬太效應”，縮小地區之間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差異，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3.加速鄉村振興要素資源空間集聚與流動，提高正向空間溢出效應

實證結果表明，不同層面鄉村振興發展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因此，一方面推進城鄉要素市場一體化進程，暢通資本、技術、土地、人才等要素資源在產業之間、城鄉之間、國內國際之間的有序循環，利用要素資源跨區域、跨產業的合理流動與空間集聚產生的馬歇爾外部性與雅各布外部性帶來的知識溢出效應、規模經濟效應，提高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空間溢出；另一方面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加大基礎設施、公共資源、產業資源向中西部鄉村的傾斜力度，優化農業產業空間格局，提高中西部地區內部空間溢出效應。

4.發揮各控制因素對鄉村振興的正向作用，加速空間收斂

研究結果表明，所控制的差異化經濟社會特征變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空間收斂。因此，應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創新鄉村產業發展模式；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借助中國大規模市場范圍效應和集聚效應的優勢，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和RCEP合作，實現農業生產過程的國內國際分工、農產品收益的國內國際分配，高端農業生產要素的國內國際配置；加大財政支農力度，彌補鄉村振興資金短板；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降低生產要素流動成本，提升農業生產效能；推進以縣域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通過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基本公共資源合理配置、體制機制完善等，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供有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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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牛懷崗】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Dynamic Evolution， and Spatial Convergen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in China

QU Xiaojuan

Abstract：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twenty words， this paper， by using of entropy metho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spatial β-convergence model， measures and examines the index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2012 to 2021， with 5-dimensions development level， dynamic evolution trend， and spatial convergence features considered. In three measurement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relatively low， but it has increased steadily during the examining period， and with a striking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in different regions， that i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descending order in size， the indexes for the five dimensions include industrial prosperity， effective governance， affluent living， civilized rur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livability； that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central region show a high level of agglomeration， the western region a high-and- low level of agglomeration， the eastern region does not show a clear high-and-low level of agglomeration， that is，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gradually narrowing and the phenomenon of pola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distribution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polarization within different region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β-convergence and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differentiable-controlle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influence the spatial convergence of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entropy metho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patial β-conver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