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什么與想什么：汪曾祺的飲食書寫

楊早　李建新　徐強

作為“吃貨”的汪曾祺

楊早：

這一期咱們聊聊飲食。按照我們的設計，不光會聊汪曾祺的飲食書寫，而且會鋪出去，談得更寬一些。汪曾祺的飲食書寫現在非?；?，他作為吃貨的名聲，可以說是響徹整個文學界內外。為什么汪曾祺作為“吃貨”現在變得那么有名？它與當代讀者的精神共鳴點是什么？

李建新：

我記得前幾年我們做《汪曾祺別集》的時候，龍冬老師屢次說，別把汪先生變成一個“吃吃喝喝”的作家，他寫的可不是吃吃喝喝。之所以在很多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眼中，汪曾祺是個“吃貨”，我想是讀者在某種程度上放大了他這一面。就像現在社交媒體的大數據推送，你喜歡看這個，就反復在你眼前出現這一類東西。

把他談吃的散文集合起來，只占總文字量很小的一角?！皠e集”里的《五味集》，我印象里可能十萬字都不到。被人反復傳誦的所謂“吃貨”文章，也就集中在那幾篇而已。

楊早：

今天首先想聊的，就是汪曾祺書寫飲食的觀念。我通過梳理發現，汪曾祺的飲食觀念跟別人很不一樣。最大的不一樣，或許在于汪曾祺堅持“吃什么和想什么”，這兩者是相通的。

在汪曾祺之前，在現代文學里面，很多寫到飲食的時候，會將其與故鄉、鄉愁結合起來，像周作人寫《故鄉的野菜》那樣，寫食物是為了追懷故鄉風物，并非專一于食物。

汪曾祺是受新文學滋養長大的，他在20世紀40年代的小說或散文里當然也寫吃，但只是附麗于文章的主題，如《老魯》里寫炒豆殼蟲云云，其實是寫饑餓；《落魄》里寫的揚州館子，呈現出的是某種虛無的情緒；《異秉》中描摹王二的熏燒攤，也遠沒有1980年版的專注。要之，汪曾祺對食物的興趣一直在，但早期與晚期的關注點似有所別。

徐強：

早期汪曾祺寫飲食的確不多，偶爾提及為多，例如高郵南門慶來春的油味，發莠漿子的小麥的甜味，鴨翅鵝掌淌的香味，草根的甜味，虎耳草的腥味，橘子皮的辛味，茼蒿花的香味。也有少數精彩的描繪，給我印象比較深的例如《老魯》中的爆炒莧菜和炒豆殼蟲的描繪，《落魄》中的揚州館子菜，這些描寫都伴隨著細致的烹飪過程敘述。這說明汪曾祺對于味覺的留意由來已久。同時還可以發現，這些飲食與味覺描繪，多與早期的高郵生活經驗有關，說明早期的飲食記憶對他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暗示最早的飲食描繪是有鄉愁表征的意義的?！度非笆碜髌窓z索顯示，“味”字共出現1100次，其中1980年之前的作品出現僅有百余次，當然其中包括味的引申意義，不過這個比例也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飲食主題書寫的歷史分布。

楊早：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寫吃”，自然是難以想象的。汪曾祺在新時期寫作中重新開始專注食物，最早的可能是《黃油烙餅》，對吧？

李建新：

《黃油烙餅》寫吃，其實還是服務于小說的主題?！包S油烙餅”是他鋪展小說情節的一個重要道具。小說中的孩子長在南方，沒有見過黃油。他的父親在壩上下放勞動，帶回家兩瓶黃油，奶奶一直舍不得吃。奶奶去世后，他跟著父親去了壩上，在饑餓的年代，看到干部們可以吃各種各樣的美食，饞得不得了。母親就把黃油打開，給他烙了張餅。小說中這個孩子對食物的經驗，應該是來自作者本人。所以雖然寫吃都是幾筆帶過，但給讀者的印象特別突出。好像一個長鏡頭下來，焦點一直在食物上。

其實散文亦是如此。汪曾祺最早寫吃的幾篇散文，像《故鄉的食物》《吃食與文學》等等，是從懷念故鄉進入的。談飲食是寫鄉愁的一個借口，一個進入回憶的通道。

80年代復出后重寫的《異秉》，寫吃的部分文字密度很大。王二賣的那些吃食，怎么做，使用什么工具，都寫得很細致。怎么做豆腐干，賣的牛肉、蒲包肉、豬頭肉怎么做，豬頭肉怎么分類，有什么別名，他都寫得一清二楚，娓娓道來，而且不讓人覺得是在賣弄。

不同作家的優勢感知覺

徐強：

文學中的飲食書寫，有兩個作用：一是對人的深入揭示，二是寫出文化的深層。在人的層面上，包括味覺在內的感官，是基本的層面。過去，文學在饑餓題材上有深刻的表現，當代文學里像張賢亮、莫言、閻連科、楊顯惠等都有很出色的饑餓敘述。如果說饑餓敘述是物資短缺時代的產物，那么深入味覺的飲食敘述就不僅是物資豐富時代的產物，還高度依賴作家的知覺條件。應該說，不是所有作家都有這個條件。不同作家最基本的五官五感，作家各有自己的優勢感知覺通道。我過去討論過一些當代作家的感知，發現“視知覺優勢型”的最常見，這是符合人類一般感知規律的，而像艾青、馮驥才、顧城這樣有繪畫經驗的作家，這種“視知覺優勢”格外突出；有少數作家則聽知覺有明顯優勢，王蒙是其中的典型；張愛玲似乎對氣味更敏感。從這個角度看，汪曾祺可以說是“味知覺優勢型”的一個代表。

楊早：

張愛玲和沈從文一樣都比較強調聽覺和嗅覺，是吧？汪曾祺夸過沈從文，說很少有作家在他的文章里會寫甲蟲的氣味，只有沈從文能做到這一點。最近有個學生要做“沈從文的聽覺研究”，沈從文對聽覺的把握也非常敏感。

徐強：

是的，沈從文在西南聯大給學生布置一個作文題目，就是“記一間屋子里的空氣”，說明沈從文對“氣味”，以及廣義的“氣氛”，都是十分重視，也十分敏感的。聽覺研究正在崛起，好多作家都值得從聽覺文化上去研究，但文學中的味覺、嗅覺，還有待于進一步探索。

楊早：

王國平提到過汪曾祺重視聽覺的一個象征，就是他用象聲詞從來不使用大眾化的字詞，幾乎每一次他都找一些獨特的表達。比如說馬蹄聲，他就用過好幾個自擬的象聲詞來形容，戲劇里一般用“得得”，小說里會用“郭得郭得”（《前天》）、“郭答郭答”（《塞下人物記》），這也是對聽覺的一個強調。

李建新：

他的主觀感受，覺得使用某些字最接近自己聽到的聲音。對世界的感知，人人各不相同。雖然編輯工作要求文字規范，但我覺得規范象聲詞之類就比較滑稽，所有人一模一樣，說明作者的書寫并不是真實感受，要不就是不認真。

徐強：

我也注意到了他的象聲詞。像老魯挑水，水桶在扁擔鉤上“斤共斤共”地響，草橋燒餅師傅打面的聲音“定郭、定郭、定定郭”，特別能夠勾起人的聲音記憶。無論聽覺還是味覺，我覺得汪曾祺的形象記憶力都特別強，聽過什么聲音，吃過什么東西什么味道，味蕾上的這種印象長久保持。

李建新：

把聽覺和味覺一塊兒說。一方面，汪先生天性敏感；另一方面，他比較包容，敢于嘗新，比如晚年全國各地去參加筆會，各地的風味都能接受。記得寫吃手把肉那篇短文，說同行的團員吃不了羊肉，他就特別替人惋惜，自己則吃得津津有味。他在文章里也說，口味不要太窄。這是教導年輕人寫作的眼界不要太局限。

徐強：

是這樣的。陸文夫寫了《美食家》之后，就有了“作家中的美食家”美譽，也寫了很多飲食題材的文章，但比較來說，他幾乎只在蘇州飲食傳統上著墨，很少涉及其他地方。汪曾祺的飲食書寫，則是囊括八方、雜糅古今的。

楊早：

汪曾祺能吃會吃會做，也有很多作家私下是很愛吃的，但是不會把它寫出來，所以我覺得汪曾祺不一樣，還在于他能夠把食物跟對生活的描寫統一起來。食物是一個通道，還是很少人拿食物做一個聯系世界的通道。

徐強：

能夠進入到技術層面，細節的層面。他吃了覺得口味好，他要關心這種吃食是怎么來的，炸成幾成熟，澆什么油，甚至做成什么形，他有講究。

楊早：

而且汪曾祺會關注食物跟當地文化的關系，會打通關于吃和人、人和吃的關系，吃和地域的關系，這些東西都在他的考量當中。如果比較《七里茶坊》跟《黃油烙餅》，區別就出來了，《黃油烙餅》里面，烙餅真的是個工具，但是《七里茶坊》要寫艱難歲月里壩上人對壩下人的那種同情心。而且《七里茶坊》里有很多窗開去的地方，比如寫到各地的酒，云南有一種肥酒，這里其實汪曾祺把自己的經歷放在了言說者老喬的身上。我想，這些關于食物的講述，在很多人看來是沒必要的，有點類似炫技的表述。

李建新：

《七里茶坊》那篇小說，底色是很凝重、很嚴酷的，但有時候讀起來又特別溫暖。不能不說，各種閑筆使小說變得豐富起來。老喬對各種酒的講述，是凸顯這個人經歷、性格的重要橋段。他走南闖北，見多識廣。他講述得越花團錦簇，越顯得現實生活貧乏、暗淡、苦澀。當然，那些融傳說、親歷等等于一體的講述，本身又形成一個特殊的文本，在灰暗的畫面上抹出幾筆亮色。

楊早：

這一段描寫，會讓人想到《許三觀賣血記》，用嘴說給孩子們炒肉吃，但是《許三觀賣血記》里面不是一種美食的寫法，而《七里茶坊》通過對各地的酒的回憶與展示，用飲食來展示這個世界的豐富，跟單調的現實生活就形成鮮明的對比，我覺得汪曾祺是很喜歡這么干的。我理解這種“閑筆”一方面是制造所謂的“氣氛”（“氣氛即人物”），另一方面，也是汪曾祺忍不住對食物的致敬?！督鸲摹芬埠羞@種味道。

徐強：

味知覺的優勢，也影響了汪曾祺的思維與表達。我舉一個方面的例子：他喜歡品評臧否，這顯然受《世說新語》影響。無論品評人物、品評藝術，都常常下一字一詞的斷語，這些斷語往往出自味覺隱喻，例如說林斤瀾的語言“澀”，徐卓人的小說風格“糯”，田富英的嗓子“脆”，張君秋的嗓子“甜”，張家口藝人丁果仙“甜、美、濃、脆”，都是如此。這固然是中國文學批評中的一個久遠傳統，但在以味覺為知覺優勢的汪曾祺這里，表現得格外突出，不能不引起我們的特別注意。

飲食書寫的現實性與象喻性

楊早：

在咱們討論的這一時期，吃食更像汪曾祺書寫世界的一種工具。汪曾祺的飲食書寫，往往是通過“吃”來看人，比如《安樂居》《云致秋行狀》，那種現實的、非追憶性的描述，是可以通過寫一個人的吃食、吃相、飲食規律，來構成一種“氣氛”，從而將人物的思維邏輯體現在他的飲食邏輯之中。我想這是汪曾祺在“吃什么”與“想什么”之間建立的有機聯系。在這些書寫中，飲食是現實性的，也是象喻性的。

后來汪曾祺編《知味集》的時候，在《后記》里感慨，說其實中國作家不太會吃，而且尤其是不太寫大菜，都是寫小吃，汪曾祺覺得這是讓人很遺憾的事情。為什么他會覺得這是個遺憾？

徐強：

編《知味集》的時候他已經寫出了《金冬心》那篇小說吧？那里頭他是在寫大菜。

楊早：

對，他就說別的中國作家都不太會寫大菜。整部《知味集》里面好像只有兩三篇是寫到大的菜系，其他都是小吃（很多是作者小時候吃的東西）。中國作家不會寫吃，他覺得是個問題，但是對很多作家來說，這并不構成問題，是不是這樣？

徐強：

也暗含著一種自鳴得意？《金冬心》其實只算他的一次牛刀小試，仿佛要證明，他能勝任、能寫好這種題材。

楊早：

王干老師說《金冬心》主要是為了回應陸文夫，因為汪曾祺覺得《美食家》里的朱自冶不是美食家，而是個饞人。所以汪曾祺想寫出一些真正的美食。問題是美食意味著什么？美食是文人雅好，還是別的什么東西？

徐強：

陸文夫的《美食家》于1983年初發表，當年秋天汪曾祺寫了《金冬心》，王干老師這個說法有道理?！睹朗臣摇泛汀督鸲摹防锒紝懙讲簧俨嗣?。很多大作家對于菜單都很留意，我記得果戈理有段軼事，是說他請朋友到餐館吃飯，落座后發現菜單有意思，就埋頭抄寫，朋友受到冷落拂袖而去，而果戈里收集的菜單，后來用到了作品中。菜單反映的飲食關乎人最基本的生活。

汪曾祺對朱自冶的判斷，或許是由于陸文夫小說中菜品種類繁多，但深入到味覺層面的描寫并不多。不過從這個角度來看，《金冬心》也是停留在菜名層面，同樣幾乎沒有味覺描繪，換句話說，并沒有調動自己的味覺經驗。真正從味覺經驗上進行描繪，還是在后來大量的飲食散文中展開的。

楊早：

我曾經關注一些現代文學名家，像沈從文和郁達夫，他們都不怎么寫具體吃食。郁達夫頂多會寫到館子里“吃到很好的鱔魚，很好的湯”，就完了，不去具體描寫菜肴。魯迅《在酒樓上》里面提到過油豆腐多加辣醬，但小說的針對性不在食物上面。再有某些飲食的寓意性太強，比如小說里也提到蕎麥粉加糖，加非常多的糖，特別齁，但主人公呂緯甫還是把它吃掉了，這個細節是要寫呂緯甫對女孩兒阿順的善意，對她的同情與祝福。我的感覺是長期以來，上述作家們寫吃食不夠生活化，沒有把食物跟生活進行很好的結合。

李建新：

可能在真實生活中，吃的東西給汪曾祺留下的印象特別深。童年、少年時期，高郵家里的條件當然是很優裕的。到昆明讀書，雖然經濟狀況不是很好，但是昆明有各種各樣的小吃，食物的豐富，讓一個食欲旺盛的青年人記憶深刻。除了當右派那幾年，汪先生好像沒有在吃上面虧待自己。汪朗老師的文章里說，困難時期，他的父母還愿意把錢拿出來讓孩子去吃點好的，隔幾天就全家下館子，因為孩子們在長身體，營養要跟上。

楊早：

汪曾祺曾經回憶，他在昆明的時候，被一個詩人朋友拉去吃苦瓜。高郵人是不吃苦瓜的，在高郵苦瓜叫癩葡萄，就是個觀賞植物。這位詩人朋友點了四個菜，全是苦瓜，從此汪曾祺開始吃苦瓜了。后來說到內蒙古手抓肉的時候，很多人不吃，汪曾祺也是有點逆反地表示了對手抓肉的夸贊。對于吃東西有諸多忌諱，汪曾祺其實是很反感的，認為應該什么都吃一點。

對于食不厭精這個事情，他也很講究。汪曾祺講過一個故事：一位鄰居的兒子看《金冬心》，看那么長的菜單，對父親說：“瞧，人家汪叔叔能夠寫出那么多菜，你就會粉條燉肉，那你能寫出什么來?！边@位鄰居是東北人，汪曾祺就說東北人不是“精飼料”喂養，很“粗放”。

徐強：

這可能是他一個刻板的印象，寫到福州的吃食“精細”的時候，他也拿東北做對比，說福建人的吃法，東北人會看不下去，或者說這太耐心了。筆鋒一轉，又說我認為應當讓東北人看看，但是反過來福建人也得去吃一吃李連貴大餅。

楊早：

他對東北的這種刻板印象是怎么來的？

徐強：

他真正東北的經驗比較少，最長的大概是1972年拍攝《沙家浜》時在長春住過一兩個月，同時期吃過大興安嶺的野味飛龍，記憶深刻。主要是間接經驗吧。

文學傳統對當代同代作家之間的這種對照，剛才早兄說的沈從文，我覺得就可以聯系到一起，確實是這樣。沈從文低谷時期就是揣著一個饅頭，到“窄而霉小齋”工作，飯前先吃一粒消炎藥。這樣的生活換作汪曾祺能不能受得了，能不能堅持下來？

楊早：

汪曾祺在昆明有一段兒也很慘，后來睡在一張桌子上，家徒四壁。沈從文確實不太在乎吃，他自己在作品里幾乎也不寫吃。像《邊城》開頭寫河街上面的吃食，寫得也挺誘人。但那是一種風情描寫，與人物沒有那么直接的關系。

也就是說，在大多數作家筆下，吃食更多地具有象喻性，而非現實性。進一步說，象喻性與現實性沒有獲得一種有機的結合，我認為汪曾祺是反對這樣做的。因為沈從文教導的“貼到人物寫”，“吃什么”也是“貼到”的范疇。我對沈從文《顧問官》里寫人物的“牛雞巴蘸鹽水”印象很深，如果沈先生像汪先生那樣詳細描寫這樣的吃食，人物的形象會不會更豐富更立體呢？

飲食書寫的“本體化”傾向

徐強：

應該說到汪曾祺這兒，吃食本身變成更帶有本體性的東西，它有作為題材本身的獨立價值，而不是像《美食家》那樣首先是作為社會歷史的載體存在。

楊早：

這里面是不是還可以進一步地區別：汪曾祺作為小說家的飲食書寫，和他后來散文小品直追晚明那個時候的寫法，對待吃食的態度是不太一樣的。我覺得在小說里面，汪曾祺還比較在乎吃食跟人物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吃什么與想什么之間能不能夠有一種貼合。但后來到了晚年，不管是《逝水》，還是寫各種昆明的吃食，是不是就是像剛才徐強兄說的，更加趨向“本體化”？飲食書寫本身就是自成體系。

李建新：

另外，是不是和高郵人的傳統有一定的關系？像樹興老師就對吃有超乎尋常的關注。我們去過幾次高郵后，發現不只是樹興，很多人談到食物、烹飪都眉飛色舞。

楊早：

這跟高郵歷史上的災害是不是有關系？因為高郵多年受災害困擾，以至于大家對吃的渴求會更為強烈。

李建新：

飲食的地域性傳統應該是存在的，比如在河南，信陽人相對而言就更講究吃。信陽算是北方里的南方，和湖北、安徽的飲食習慣接近，臘肉啊什么的，是日常的剛需。我的信陽籍同學、同事在吃上面的講究程度，也遠遠超過其他地方的人。不是個別人，是普遍現象。

楊早：

而且汪曾祺飲食書寫后期（20世紀90年代）有一種傾向：更加走向“本體化”了。此前他常常是記事或記游時順便提到吃食，如在成都或重慶吃抄手、湯圓；比如說到“樣板戲”的時候，提到在頤和園的藻鑒堂吃什么。但后期汪曾祺會專門去寫豆腐，去寫蔬菜和肉——這或許跟他是在《中國烹飪》上開專欄有關系，但是我感覺汪曾祺明顯想把飲食書寫“元敘事化”，探討一種對飲食的重新表達。

李建新：

也許是隨機的，應付約稿，把以前寫過的內容換一種方式寫，文字形式上加以區別。

楊早：

僅僅是區別嗎？還是說他對食物的認知開始有一些變化？而且我能明顯感覺飲食書寫的“家?；眱A向也更明顯，越來越不喜歡寫大菜，而是回歸到尋常滋味。大家最喜歡引用的汪曾祺說自己發明的“回鍋油條塞肉”，說什么“嚼之真可聲動十里人”，這一句他寫過兩遍（《文章雜事》《自得其樂》），特別得意。

徐強：

因為他主要寫的還是各種家常食材、家常技術、家常風格的?？赡苡袔讉€因素。首先當然是物質條件的變化，消費社會的來臨，從以前的節制主義文化逐漸過渡到可以享受、注重享受，飲食當然是首要的。在文學書寫中，陸文夫的《美食家》其實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這個過程。高小庭當上飲食店經理就是在反享樂主義心態下進行大眾化改革的，美食家朱自冶受到打擊。整個十七年，包括80年代初都是這個氛圍。物質條件豐裕后才有改觀，才有高小庭后來的復歸式改革，朱自冶才會重新被請出山。像《中國烹飪》雜志創刊，對汪曾祺寫這一題材也是一個推動。

楊早：

可以這樣說，但汪曾祺很晚才在《中國烹飪》上發作品，第一次是1988年第6期。上次我開會還請大家簽名來著，第一篇是《菌小譜》。

徐強：

但是《中國烹飪》創刊以及出版這個刊物的中國商業出版社在新時期推出的“中國烹飪古籍叢刊”，他是很早就關注的。

楊早：

我相信汪曾祺很早就開始關注飲食書寫。但《中國烹飪》這份雜志在前面幾年其實不怎么刊載“文人與吃”這個題目。它要么就是行業內的交流，比如說某位廚師講某個菜的做法，或者某家酒樓的先進事跡，或者會出“湖南專號”什么的。這份雜志也會找一些學者來寫那種非常學術的飲食史話，比如說王利器來寫“春秋時候的飲食”，或者卞孝萱寫“鑒真和尚去日本帶了什么食物”，都是這種很知識化的內容，很少有將飲食融入生活和歷史當中的寫法。

另外我翻上海的《文化與生活》雜志，他們1979年創刊之初就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在此前的“文革”期間，其實是禁止對飲食或菜系進行宣揚和研究的——這一點我們在陸文夫的《美食家》里面能看到?！睹朗臣摇防锞频甑脑蛻撌撬生Q樓，說這家飯店在“文革”期間只能賣白菜炒肉絲，因為要工農大眾吃得起，只賣5毛錢一份。但是后來大眾也不滿意，他說我到蘇州來就是為了吃點精致的，憑什么你就只給我吃這東西？在《文化與生活》發刊詞里也談到這個問題，說新的80年代我們要有一些新的文化生活，因此對飲食書寫的重新重視，是隨著撥亂反正的方針提出來的。

徐強：

氛圍肯定是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敢談了。你不能什么東西不能放開吃，特別是精細的東西，到咱們這代人小時候還有“粗糧”“細糧”區分的記憶，細糧有限，一般家庭沒有條件放開吃，吃多有罪惡感。

楊早：

對。第一不能放開吃，第二還不能放開談。饞也是一個很可羞恥的事兒。因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國烹飪》發了一篇稿子，說魯迅愛吃冰糖肘子，最后專門用一段話來說，說魯迅先生在戰斗之余，喜歡吃一點好菜，也未可厚非，云云。為這樣一個魯迅愛吃冰糖肘子的結論，要做很多的辯護，好像喜歡美食本身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講飲講食，很大程度上是被宏大敘事壓抑的，以至于1990年在《知味集》的《后記》里，汪曾祺談到希望作家將來多寫吃，突然轉了一筆，說：“然而有什么出版社會出呢？吁?！彼坪踉谡麄€20世紀，“吃”這個話題都處在一種被壓抑的狀態，需要附麗于一些別的概念，比如鄉愁，比如文化——《中國烹飪》創刊的時候，茅盾的題詞也是說本刊宗旨是要展現中華民族的文化。

徐強兄剛才說得對，始終很難把“吃”本體化，始終不承認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這一點上，“食”“色”是一樣的待遇，就是不承認它是一個本身能夠獨立存在的、能夠喚起人的內在欲望的東西。對“食”“色”的否定，其實就是對欲望的否定。汪曾祺在80年代可能沒有公開說，但他暗綽綽地一直在進行飲食書寫的探索。

李建新：

作家對“食色”之欲的態度，是融會貫通于文學作品的。但是如果研究作家作品，我想“食色”應該算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察角度，對汪先生來說尤其重要。2012年，我幫一位朋友編孫郁老師那本《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閑錄》，通看過一遍初稿后，曾寫信給孫老師，建議補寫一章汪對性的看法。孫老師說這一部分確實該寫，很快就補寫了《食與色》，也是把“食色”放一塊兒說的。

徐強：

飲食是人類生活的基本面，注重飲食生活，也就是注重日常與民俗。這方面汪曾祺近追周作人等五四作家，遠紹宋明，根本上則是中國文化世俗關懷特征的表現。

另外，飲食還有一種重要的交際功能。不難發現，汪曾祺寫到的飲食場景，或者同儕晚輩作家回憶汪曾祺的文章中提到的飲食場景，很多是“聚食”場面。所以比起“吃什么”來，“和誰吃”有時更加重要?？梢怨蚕淼拿牢?，標志著相投的趣味，所以升華出“身份認同”的意義。在昆明陪沈從文吃過的過橋米線，曲社同仁吃過的餡餅，離昆前和朱德熙吃過的炒肉菠菜，終生難忘；張兆和做的八寶糯米鴨，張充和做的蘇州“十香菜”，老舍請吃的芝麻醬燉黃花魚，和薛恩厚在大雪天吃過的涮羊肉，葉至誠、高曉聲請吃過的大閘蟹，隨采風團在泰山吃過三十多種野菜，在聶華苓家吃過的嫩牛排，在舒婷家吃過的春餅，高纓請吃過的樂山豆腐宴……回味不絕。至于他親自下廚招待各方來客更是多得很，他常常自己并不動筷子，而是看別人吃就十分滿足。凡此都可看出兩點：一，吃本身并不重要，以吃為媒維系的友情、趣味才是最重要的；二，吃友中不乏個中行家，他們口味刁鉆，對品質格外挑剔，往往自己又善于烹調，這樣一群名士的聚食，超脫了口腹之欲，將吃變成一種高雅的藝術享受。

作者簡介>>>>

楊早，文學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閱讀鄰居讀書會聯合創始人。著有《清末民初北京輿論環境與新文化的登場》《傳媒時代的文學重生》《拾讀汪曾祺》《民國了》《元周記》《野史記》《說史記》《城史記》《早讀過了》《早生貴子》等著作，主編《話題》系列（2005—2014年）、《沈從文集》、《汪曾祺集》、《六十年與六十部——共和國文學檔案》、《汪曾祺別集》、《寧作我：汪曾祺文學自傳》、《汪曾祺文庫本》（十卷）。譯著有《合肥四姊妹》。合著有《汪曾祺1000事》《墻書·中國通史》《小說現代中國》等書。

李建新，畢業于鄭州大學新聞系，曾任《尋根》《中學生閱讀》雜志編輯，2016年參與創建中原出版傳媒集團北京分公司出版品牌“星漢文章”，現任職于河南文藝出版社。編選有《食豆飲水齋閑筆》《汪曾祺書信集》，編訂有《汪曾祺集》（十種），策劃《汪曾祺別集》（二十種）并擔任分卷主編，為《汪曾祺全集》中后期小說、書信分卷主編。

徐強，文學博士，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創意寫作研究中心、新文學手稿文獻研究中心主任。系中國翻譯協會專家會員，中國敘事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近現代文學史料學會理事，世界華文創意寫作協會副會長，中國寫作學會理事，吉林省寫作學會會長。從事文學理論、敘事學、新文學文獻、語文教育、寫作教育等領域的研究。著、譯、編有《汪曾祺年譜》《小說與電影中的敘事》《故事與話語》《長向文壇瞻背影——朱自清憶念七十年》《汪曾祺全集》（散文、詩歌、雜著諸卷）等。

［責任編輯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