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月令文本與本土時令

內容摘要：西夏文類書《圣立義?！贰霸轮x”不僅具有中國傳統月令文本的時間結構與思維模式，同時還貫穿了應天順時、依時寄政的政治理念。其創作思想主要源自儒家主導的月令政治模式、王道政治理想和秦漢以來的歲時文化傳統，此外還受到唐宋官修類書以及《唐月令》的影響?！霸轮x”對《唐月令》的紹繼，除表明西夏統治者對唐代政治的欽慕效法，還融入了西夏對于自身正統地位的知識構建?！霸轮x”中有關社會生活、歲時節慶、娛樂游藝的記述所勾勒出的西夏社會風俗圖景，不僅體現出月令思維下西夏統治者推行王化、整齊風俗、規范民眾道德精神的理想追求，還反映出西夏對于“中國”的認同以及中原時令知識在西夏的本土化與實用性功能。

關鍵詞：西夏；月令；政教；風俗；《唐月令》

中圖分類號：G256.1；K892.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4）01-0122-09

On the Yueling Texts from the Xixia Dynasty and the Local Seasons

—Focusing on the “Names of the Moon” in the Tangut Reference

Book Shengli Yihai

ZHOU Zehong

（School of Nationalities and History，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Ningxia）

Abstract：The third volume of the Tangut reference book Shengli Yihai圣立義海from the Western Xia， or Xixia dynasty entitled the“Names of the Moon” not only possesses a tempor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yueling月令texts （documents that recor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nthly climate）， it also expresses the political concept of governing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nature. Research on the ideas that guide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hengli Yihai has found that they were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political model of yueling texts that we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ideal of benevolent government a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that can be traced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t was also influenced by reference books edit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by the Tang Yueling唐月令（Tang Dynasty Yueling Records）. The notable inheritance of content from the Tang Yueling in “Names of the Moon” shows that the Western Xia rulers not only admired and imitated the politics of the Tang dynasty， but also that they actively incorporated Tang models of the oretical construction when establish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own regime.The descriptions of social life， festival celebrations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in“Names of the Moon” provide an image of Western Xia political practices that are highly revealing of the governments motives and self-perception. Many of the recorded social customs reflectthe ideals that motivated the rulers of the Western Xia in their rectification of various customs and efforts to standardize the moral spirit of the people. In addition， the regime also sought to make the knowledge of the seaso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more localized， and thus more practical. Finally， the Western Xia showed a marked tendency to identify their rule with the“Middle Kingdom，” or Central Plains region. Study of yueling texts thu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observ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Western Xia dynasty.

Keywords：Xixia dynasty; yueling; political culture; customs; Tang Yueling

遼宋夏金時期是我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進入內地的契丹、黨項、女真和漢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逐漸接受漢族傳統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1］。西夏的主體民族黨項族早期生產方式與文化程度均很落后，隨著黨項內遷與西夏立國，黨項西夏漸慕華風，其立國規模與政教設施也多汲取唐宋資源，文明程度因此不斷提升。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類書《圣立義?！?，其第三卷“月之名義”具有中國傳統月令文本的時間結構與思維模式，以及應天順時、依時寄政的政治理念。對于考察西夏的政教文化、農牧生產、社會風俗等方面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意義。然而這一問題尚未引起學界關注，故筆者略陳管見，以就教于方家。

一 《圣立義?！贰霸轮x”的文本、體例與思想溯源

《圣立義?！房逃∮谖飨娜首谇v十三年（1182），全書共五集，十五卷，一百四十二類，各類均以“綱—目—注”的三級文本結構進行闡釋，現存殘本約為原書四分之一［2］。從“圣立”之名及序文中“臣等才疏智力少，確意尚待后智補”［3］等句可知此書為夏仁宗仁孝欽定編撰，由官方機構刻字司刻印，代表著仁孝時期西夏的官方意識形態。其書第三卷“月之名義”現存七月部分內容及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臘月、閏月、中央土的全部內容。然而前輩學者在翻譯過程中較少與傳世文獻相參校，忽視了“月之名義”與中國傳統月令文獻以及歲時文化的內在聯系，導致部分譯文存在疏失之處［3］52-55。為了更加準確地考察“月之名義”的文本內涵，筆者已對此部分內容進行過重新翻譯［4］?，F將譯文移錄如次，并以表格的形式予以呈現（表1）。

如表1所示，在“月之名義”的三級文本結構中，第一級以月為綱，題為“某月之名義”；第二級以四字短語為目，是對該月自然特征以及相關人事的具體說明；第三級為注，則是對相應條目的詳細注解。綱舉目張，每月的天體運行、寒暑變化、物候特征、農牧生產、君王施政、節慶禮儀以及宗教活動等均有相關的說明。因此《圣立義?！贰霸轮x”呈現出“以月系事”的文本特征，與中原傳統月令文本中“四時—十二月”的結構體例十分相似。

所謂“月令”，“月”即時序，“令”即政令，是秦漢以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依時寄政、應時設教之施政綱領。月令以時月為綱，使農事、禮樂、政教、兵刑貼合著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節律［5］。這種基于天官律歷之學和元氣論的理想的大一統政治模式可以稱為“月令政治模式”，并且通過《禮記·月令》對漢代及之后的王朝政治理論與實踐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6］。中國傳統月令文本眾多，大致分屬“四時-十二月”與“五行-三十時”兩種文本系統［7］，展現出早期中國對于“政治時間表”的多樣化設計。其中“四時-十二月”系統以《呂氏春秋》《淮南子》《禮記》為代表，此一系“王官月令”最晚于漢成帝時被編入《小戴禮記》，標志著月令文獻的儒學化和經典化［5］79-95?！妒チ⒘x?！贰霸轮x”中除每月斗建及部分物候與《禮記·月令》類似外，其“十月”與“中央土”二條目中的五行配置也多與《禮記·月令》相一致，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月之名義”的文本及創作思想似乎源自《禮記·月令》。

在月令思維模式的影響下，傳統農業社會對于歷法及歲時知識的依賴，以及循時而動、順天應時、不時不祥的文化心理逐步發展為一般性的生活準則［8］。漢代以后出現月令思想社會化的趨勢，作為國家意志的《月令》經過改造與轉化，逐步與地方社會和日常生活相結合，大量子部農家類、史部時令類以及以各種“歲時記”“歲華記”“歲節記”為代表的區域性歲時著作被創作出來。這些歲時著作繼承了早期月令文本的基本內容，但更加側重于民眾的生活感受與社會參與，并且強化了一般民眾對于時令的認知和遵循的自覺，從而對中國古代節慶禮儀、社會風俗的發展以及地方志書中歲時書寫傳統的形成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至唐宋時期，時令知識的普及與傳播更加廣泛。唐宋官修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都專設“歲時部”或“時序部”，以四季時序為標目，配以天象物候，輯錄相關名物、景致、節慶、禮儀、風俗、禁忌、占候、飲食、養生、詩賦、典故等種種時序性知識與人文活動。與之類似，西夏類書《圣立義?！冯m然體量較小，但其類目序列承襲唐宋傳統，同樣以“三才”為綱，且諸卷條目也大致與唐宋官修類書相一致。由此可見《圣立義?！肥欠抡仗扑喂傩揞悤捏w例進行編纂的，其“月之名義”部分顯然借鑒了唐宋官修類書中“歲時部”或“時序部”的設置與書寫。

二 《圣立義?！贰霸轮x”對《唐月令》的紹繼及其政治動因

前文已揭，《圣立義?！贰霸轮x”的思想來源與文本系統出自《禮記·月令》，且黑水城文獻中俄Инв.No.945號為西夏文《禮記》摘句［9］，表明儒學經典《禮記》在西夏境內同樣影響深遠、流布廣泛。但《月令》入《禮》之后尚有單篇別行現象，自漢代《月令章句》開始，歷代都有闡釋研究《月令》的著作以及月令體文獻流傳［10］。為進一步厘清《圣立義?！贰霸轮x”的文本源流，特列表2。

如表2所示，《圣立義?！贰霸轮x”的五行配置與《唐月令》大致相同，尤其是保留了《唐月令》中的“五性”和“五事”?！拔逍浴迸c“五事”并不見于《禮記·月令》及其他傳世月令文本，因此可以確定“月之名義”所借鑒的月令文本應當是《唐月令》。據《尚書·洪范》記載，“五性”“五事”皆是與君王修身有關的品德事項［13］。班固在《漢書·五行志》中論證了自然之“五行”與人君之“五事”的關聯，指出“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14］，強調“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14］1458，著重闡述了君王治國須持中行正的道理。若君道有失，則會出現相應的災異和“咎徵”?？梢姟短圃铝睢返奈逍信渲靡馕渡铋L，并非偶然為之，而是具有王者寄政的象征意義。

傳統月令文本中五行系統的形成經歷了競爭、淘汰與整合的過程，因此各本月令的五行配置并不完全相同［5］70-72?！妒チ⒘x?！贰霸轮x”雖然沒有完整繼承《唐月令》的五行配置，并且摒棄了《唐月令》中的月政時禁和違令災異內容，但是保留了傳統月令中的天象運行、物候特征、陰陽變化、農事節律，還增添了西夏的自然環境、農牧生產、節日風俗。這是中原文化與西夏社會相適應的結果，反映出西夏對于傳統月令文本的理解與整合。而《圣立義?！贰霸轮x”對《唐月令》五行配置中“五性”和“五事”的吸收，無疑凝聚著西夏統治者因時寄政、順時設教的王道政治追求。

《唐月令》亦稱《御刊定禮記月令》，由唐玄宗李隆基在《禮記·月令》基礎上附益時事增刪而成。作為唐宋國家郊社祭祀所用時令，《唐月令》一度流布廣泛，影響深遠［15］。然宋初制度雖有循用和歸復唐代典制的一面，但自太宗以來，對于唐代禮制的檢討以及是否沿用《唐月令》的爭議時有發生［16］。景祐二年（1035），直集賢院賈昌朝請以東漢經學家鄭玄所注《月令》復入《禮記》，李林甫所注《唐月令》別行，仁宗從之，仍詔《唐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17］。自此之后《唐月令》喪失經典地位，影響日益衰微，而鄭玄所注《禮記·月令》再度成為主流。

西夏在官修類書《圣立義?！返臅r令書寫中緣何選擇《唐月令》而非《禮記·月令》作為經典依據？應當有比較特殊的政治動因。如所周知，漢唐統治是中國古代治世的典范，其文治武功、嘉謨善政、典章制度與盛世氣象，深為后世統治者欽慕、取鑒和仿效。因此在中國歷史從“斷裂”走向整合的過程中，“漢唐故事”發揮著重要作用［18］。一方面，五代十國及遼宋夏金時期的統治者多借取漢唐資源、援引“漢唐故事”以為政治典范和施政方針；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統治者在政治宣傳和政權合法性構建中也多追溯漢唐帝王或名臣為遠祖，表明繼承漢唐統治的政治含義。元昊在建國之時宣稱西夏政統承接唐代，可見《圣立義?！贰霸轮x”對于《唐月令》的紹繼及其政治隱喻，不僅表明西夏統治者對于唐朝政治的欽慕效法，還有構建自身正統地位的政治考量。

作為古代政治文化中最富象征意義的時間符號，頒歷授時是關乎天命正統以及皇權穩固的大事。10—13世紀遼、宋、夏、金各民族政權之間的歷法頒受折射出當時特殊的政治格局與復雜的文化關系［19］，宋夏天文歷法之爭的背后實際上是宋夏兩國君主的天命之爭［20］。黨項早期實力弱小、文化落后，內遷以后長期依附中原王朝，奉唐宋正朔，用漢地歷法。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元昊改元稱帝，國號“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21］，并且“自為歷日，行于國中”［22］，表現出明確的自立意圖與天命政治觀念。元昊給宋廷所上表文中宣稱：“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后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保?1］13995可見元昊在構建自身正統地位時采取了“歷史溯源”與“天命營造”的雙重策略，不僅攀附北魏鮮卑拓跋為先祖，而且通過宣揚拓跋思恭受封賜姓的事跡來說明夏州藩鎮與唐王朝的密切關系，進而將其政統接續到唐代，以此與北宋分庭抗禮。這一政治動因在官修類書《圣立義?！返木幾斜焕^續申述，顯著例證便是對《唐月令》相關文本的紹述繼承?！妒チ⒘x?！贰霸轮x”明確指出西夏“國屬金德，臘日在丑”，根據五德轉移學說，唐為土德，臘日在辰［23］，宋為火德，臘日在戌［17］96。西夏統治者自命承祚唐朝，以金為德，臘日在丑，進而以色尚稱國，國號“大白高國”，在國號、正朔、臘祭、服色等諸多方面嚴格遵守德運學說［24］。努力將自身政權納入華夏正統傳承序列之中，這不僅是出于現實政治層面的需求，也體現出西夏對于“中國”的高度認同。

三 《圣立義?！贰霸轮x”中的本土時令與風俗圖景

時令知識對于農業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就已形成天象、氣候、節令等自然因素與農事生產相結合的授時傳統。黨項早期以游牧為主要的經濟活動，“不知稼穡，土無五谷”［25］，且“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25］，對于時令的認知尚處于自然原始的狀態。黨項內附以后逐步接受農耕文明，經李繼遷、李德明及李元昊祖孫三代的經營積累，西夏立國時已經占據興靈平原及河西走廊的大片農耕區域，農業成為社會經濟中的重要部門，對于天文歷法的依賴程度也日益加深。因此西夏立國以后頒歷授時不僅有確立正朔的政治含義，也有安排農時的現實需要。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載有執掌天文與歷法的官方機構卜算院與大恒歷司［26］，黑水城出土有西夏文刻本、漢文刻本、漢文寫本、夏漢合璧寫本等多種形式的西夏歷書［27］。西夏歷日文獻中有長期觀測行星運行的記錄，僅Инв. No.8085中的觀察數據就達88年之久［28］，由此可見西夏統治者對于天文歷法的重視程度。

另外，西夏時令知識的書寫、傳播與應用，反映出豐富的傳授途徑與應用場域。如夏漢雙語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中有四季、八節、年月、日限、臘月、閏月、二十八宿、十二星宮等與時間及歷法相關的詞匯［2］3-6；寧夏拜寺溝方塔出土的西夏漢文詩集中有《冬至》《重陽》《打春》《人日》《上元》等歲時詩篇［29］；黑水城還出土了《二十四節氣》《六十甲子歌》等漢文寫本［30］；出土的西夏歷書內容中有年月干支、節氣、星宿、星曜、納音、建除、朔望、漏刻、物候、神煞以及選擇宜忌等內容；而黑水城出土的蒙書、辭書、諺語等文獻中也有相關的時令書寫。其中除表現西夏本土時令與民俗的歌謠《月月樂詩》外［2］271-274，西夏的時令知識大多與中原文化一脈相承?！对略聵吩姟放c《圣立義?！贰霸轮x”的內容有一定的重合，二者應當具有同源異構的文本關系：

月月樂問根源，月月樂說根源。

正月里黑頭赤面歲始安樂國開宴。白高暖廄羊產仔，日曬廄內羔兒眠。月之三日人向往：牦牛白羊草場嫩葉始堪食，羊鳴鈴響牧歸來。

二月里路畔草青烏鵲飛，來往行人衣履薄。冬日寒冰春融化，種種入藏物已出。西丘明月鶴唳問流水，鶴唳水秀月偏西，鶴飛水大永不竭。

三月里布谷斑鳩樹叢啼叫國安樂，國勢強盛水流草生獵于郊。東方山上鵑啼催植樹，鵑啼樹茂日光明。谷菜豐盈國不餓，鵑啼樹叢廣無垠。

四月一日夏季來臨草木稠。布施財寶國開宴，青鵑啼叫夏色濃。開墾山原人欲見腴田，草叢花開宛如鋪彩緞。澤畔水草出水如劍高尺許，鹿皮韁繩系良駒。雨露和合泉側出，圣地上青蛙戲。

五月里國中雨降種種花草竟吐芳，來往行人觀不足。高坡紅草彎彎不動如雉尾，蒲葦黑頭戴帽冠。羊兒食草頭雜錯，大蛇緩行現草叢。男女妙手正午依法制乳酪。

六月里沼澤蒼翠野菜多，蟲飛蝶舞大雁鳴叫國安樂。鐵匠需材東南走，草場放牧沙磧行。野獸出行引領小獸慧心待其戲，紅錦蝴蝶鷹展翅，陽光燦爛遍布十丘似錦氈。

七月里百谷豐盈家畜肥大國開宴。風吹草梢黃又低，正午雨降鵪鶉鳴叫樂其壽。番兒馬配白木鞍，牛皮瓔珞盡皆同。諸部族人壽年豐馳路寬。

八月里山坡日暖稻谷熟，良田稻谷臥畦邊。人人外出周邊走，番漢部族鐵屏障。雜用黑稻白稻來捕鳥，逐鹿割稻三番忙不休。

九月里田頭割稻穗，山丘草場依法行。百草菜蔬果實采，形形色色九月食。五谷豐盈國安樂，黃白稻麥霜未結，慧人有意積錢財。

十月里諸物入庫休閑國開宴，百姓娛樂國弋射。黑風乍起鹿又鳴，風吹草低羊馬驚。烏鵲交鳴繞樹叢，西方自出東方去。黑白城堡均安定，國勢強盛見其樂。

十一月里白高步入西方叢林冰始凝，寒冰難斷路曲直。番兒側目送往迎來同修好，馬齒經寒黑鹿肥。

臘月里五九已過魚初動，擊打春牛孤鬼驚。新年將至黑頭赤面國開宴。老少好似三節竹，歲首月末再相交，宅舍地頭皆來同慶聚首樂悠悠。［31］

《月月樂詩》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月之名義”七月之前的殘缺內容，不僅詳細記述了西夏區域環境中的鳥獸昆蟲、草木果蔬、稻麥谷物、家畜繁殖等物候現象，以及草場、山丘、叢林、山原、沼澤、泉水等地理意象，還有關于番漢民眾社會生活的細致描述，如畜牧、墾荒、耕種、制乳酪、收野菜、割稻谷、狩獵、宴會等生產與娛樂活動，以歌謠的形式和質樸的黨項風格生動展現了西夏境內番漢民眾的年度時間生活。在自然規律的支配下，西夏民眾根據相應的物候變化來明確時令并進行相關的農牧生產，這是黨項民族長期以來生產、生活經驗的總結，是對自然生態細致觀察和對農牧業生產節律精確把握的成果，表明黨項民族對于自然節律和物候時令已經有相當深入的認識。

《圣立義?！贰霸轮x”因紹繼《唐月令》而蘊含王者寄政的月令文本性質，是故保留了《禮記·月令》及《唐月令》中的部分物候現象，如“燕子歸往南?！薄傍B雀入水為蛤”“鵲始巢，雉雊雞乳”等鳥類物候，“天雷停聲”“虹藏不見”“寒露降”等氣象物候，“昆蟲匿去”等昆蟲物候。同時《圣立義?！芬材哿艘浴对略聵吩姟窞榇淼奈飨膮^域物候與本土時令知識，這是中原月令思想與黨項民族時間生活及時令認知的有效整合，因此《圣立義?！贰霸轮x”不僅在保存黨項民族時令經驗、凝聚地方知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西夏社會的環境適應、生產生活和歲時風俗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方面，《圣立義?！贰霸轮x”以季節轉換和歲時節令對社會生活進行周期性調節，通過宣揚相關的時節宜忌為一般民眾的生產生活提供訓誡指導?！霸轮x”對于每月生產活動的記述涉及農、牧、漁、獵等各個經濟領域，如農業中有八月收糜、九月碾谷、臘月修治農具等農時宜忌，畜牧業中則重點關注牲畜的繁衍增殖，此外還有寒冬時節修治屋宅、增添棉衣、燒炭取暖等關涉民生活動的記載。中原民間在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個節氣中占驗農業收成的習俗也被西夏人所吸收，但黨項“舊俗止重冬至”［22］230，故“月之名義”中只保留了冬至日的農事占候?！笆辉轮x”中“觀察云色”條載：“冬至觀云：黃云大安；青云來年多蟲；白云有疾；赤云有兵；黑云有水災也”，在這樣重要的時節為來年的農業豐歉和災異進行預測，進而指示民眾應變與預防，反映出西夏統治者對于民事和生產的重視，也反映出中原時令知識在西夏的本土化及其實用性功能。

另一方面，“月之名義”中有關社會生活、歲時祭祀、娛樂游藝活動的記述不僅勾勒出西夏社會的一般風俗圖景，也透射出月令思維下西夏統治者推行王化、整齊風俗、規范民眾道德精神的理想追求。在“月之名義”的風俗圖景中不僅有“秋中碾谷時節，供養谷神波女”“十月黑風如鹿嚎聲，風吹茅草，黃羊逃叢林，邊地國人追射”等反映黨項傳統民俗的記述，還有諸如重陽登高、飲酒賞菊，臘日供奉天神、賞賜百官風藥，以及除夕之夜驅除狐祟、辭舊迎新等中原民俗。此外西夏的歲時節慶中還有七月十五盂蘭盆節設立道場法會超度亡靈、君民孝順父母，以及九月十五僧俗集會、興禪禮佛等崇奉佛教的內容?？梢娢飨牡臍q時節慶受到黨項傳統、中原習俗以及佛教文化的共同影響，呈現出宗教興盛、民族融合、注重娛樂的鮮明特色?！霸轮x”還在節慶活動中大力宣揚相關的道德準則和倫理規范，如君王應以德治民、濟養孤貧，民眾則要忠君愛國、孝順父母。這些獨特的節慶禮儀、風物民俗、道德教條進而內化為一般民眾的生活經驗與情感體驗，成為西夏民俗文化與民眾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就使得經由中原傳播而來的時令知識和黨項傳統民俗進一步融合，從而“轉化為實際的、日常的、地方性的知識和集體記憶，進入一般人的思想與生活領域，成為一種通俗文化，進而影響他們的思維方式和社會行為”［32］。

結 語

作為西夏官方宣教的月令文本，《圣立義?！贰霸轮x”具有宣示正統、敬授民時的政治意涵以及推行王化、整齊風俗的社會功能，不僅是西夏統治者維護皇權、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也是西夏政治文化與歲時風俗的重要體現。其創作思想來源于儒家主導的月令政治模式、王道政治理想以及秦漢以來的歲時文化傳統，同時受到唐宋官修類書中歲時書寫以及《唐月令》的影響。因此以《圣立義?！贰霸轮x”為代表的西夏時令知識和歲時風俗，同樣是中國古代月令文本及歲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夏“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17］3641，在政權組織、制度設計、國家治理、文化建設等諸多方面積極吸收、借鑒中原文化，呈現出“外蕃內漢”的文化形態。西夏統治者認同中國傳統月令文化，繼承了中原王朝治理中依時寄政、敬授民時的政治理念，并且在其“月令”文本的設計中融入了對自身正統地位的知識構建，不僅反映了中原時令知識在西夏的本土化及其實用性功能，也反映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中西夏對于“中國”的高度認同。10—13世紀西夏在西北地區的局部統一，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遼、夏、金等民族政權對“中國”的高度認同，促進了民族間的大融合，也為元朝以中華正統身份承襲中國做了思想、理論和實踐的準備，打下了厚重的基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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