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老舍的“慰勞之行”及其文學行為探析

賈東方

(蘭州理工大學 文學院,蘭州 730070)

在中華復興的大路上,/我四過西安,三宿平涼,/——像浪子,啊,多少世代的流浪,/去探望民族的故鄉——/到日月山前的草原上,/到周秦陵墓兩旁的/古戰場,而今哪,又成了戰場,/去慰問抗戰英雄們的健康!

——《劍北篇·小引》

1939年下半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下簡稱“文協”)負責人老舍參加了全國慰勞總會組織的北路慰勞團,不僅在西安、延安、榆林、平涼、蘭州、涼州、青海等西北各地輾轉近半年的時間,而且與西北政界、文化界人士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交流切磋,在偏遠的西北之地激起了不小的波瀾。關于老舍的“西北之行”,前輩學者如杉本達夫、解志熙、郭國昌等已經進行過不少的論述,然而在具體歷史細節與隱性的精神內涵層面,仍存在繼續發掘和探討的必要。

僅就老舍1939年10月在甘肅時期的“慰勞之行”而言,他和蕭軍、茅盾等人的個人旅行性質就不太相同——老舍不僅擁有著“文協”負責人以及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重要團員的政治身份,而且還明確帶著慰勞前線將士、后方民眾以及拓展各地抗戰文藝的責任與使命;與茅盾在甘肅滯留時“略顯閑寂”的生活狀態也不太一樣的是,老舍每到一個地方,都是和慰勞團一起備受各界人士的關注,除了忙于各種應酬活動,幾乎沒有閑暇之時。自10月4日至31日,老舍隨團奔波于甘肅各地,一路上演講、座談、交流,不僅切實推動著甘肅及西北地區抗戰文藝事業的發展,也在“慰勞”的旅程之中親眼見證、切身體味著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創傷以及民眾生存的苦難與艱辛,進而促使老舍盡力規避現實中諸般糾葛與矛盾,將自己投身到民族抗戰的大潮之中。當然,老舍在“西北之行”中也盡力書寫著所見所聞的“民生疾苦”,并宣揚、傳播著“通俗文藝觀”,進而推動現代文藝的大眾化、民族化進程,以實現民眾精神的再造與民族復興的意愿。

一、抗戰時期老舍的生存困境與“慰勞之行”中的內心糾葛

抗戰時期,文藝作家的境況與選擇都不盡相同：有的選擇在前方戰地服務團乃至游擊隊中服務,如姚雪垠、臧克家、丘東平、鄭伯奇、田間、丁玲等人,曾給軍隊的士兵們編劇、作歌、寫故事;有的選擇供職于一些機關、團體,如茅盾、馮乃超、胡風、葉圣陶、穆木天、豐子愷等人,在從事一定職業事務的同時進行文藝創作。對于作家老舍來講,他選擇奔走前線、后方各地,萬里勞軍慰問及宣傳抗戰文藝,既有身為“文協”負責人的責任與使命的規束、要求,也有很多自身的無奈和辛酸,這些都和抗戰時期文化人的艱難生存困境息息相關。

戰時的環境之中,作家們多是背井離鄉,處于流亡漂泊之中,不但生活比較艱難,還經常處于貧困和死亡的雙重陰影之中;再加上戰時物價飛漲、貨幣崩盤等時局境況,身處生存困境之中的作家并不在少數。在重慶時,老舍曾坦言自己曾因生活太苦,一度計劃離開“文協”去教書,但最終在朋友挽留之下,加上對“文協”工作的真心留戀,他才留下來繼續過著“蛤蟆墊桌腿”的生活。

老舍對于抗戰事業固然滿懷憧憬,但卻一直難以擺脫現實生存困境的糾葛?！拔膮f”派老舍來重慶辦理會務時,一到重慶,因為物價昂貴,老舍連最基本的衣、食、住都成了問題。然而,迫于抗戰的時勢大局,老舍還不得不服從、接受,甚至還自我安慰：“個人的困苦事小,會務事大。為全國性的協會賣點力氣,吃點苦,實在是應當的?！?1)老舍：《老舍全集》(17),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第203頁。老舍、老向等“文協”同人所倡導、宣揚的通俗文學,如大鼓詞之類的東西,固然是為了呼吁人們參與抗戰以及激勵將士的斗志而創作的,然而它們同時也是按照政府機關的要求來完成的應制之作,據老舍回憶：“文協總會遷來重慶,極愿幫助政府機關作這個工作。我們寫,政府給印,給送到前方與后方去,是正合出錢出力的道理。在前方服務的朋友們寫前方的事實,我們在后方的多寫些宣傳文字,各盡其力而已?！?2)同上書,第204頁。

毋庸置疑,身負“文協”重任的老舍殫精竭慮、左右逢源,努力為實現戰時中國作家的大團結,為抗戰文藝的拓展、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老舍的一片赤誠之心,往往在現實的人與事的紛擾糾葛之中頗受抑制,時時有心灰意冷之感。老舍在1939年參與北路慰勞團時亦是如此,政治的糾葛、旅行的艱難等多重原因,使得他的“慰勞之行”并不是那么順心如意。

全國慰勞總會是國民政府的組織機構,而“文協”又是依靠政府的補助費才能勉力維持的組織,當全國慰勞總會邀請時,“文協”不得不遵命,派出老舍、姚蓬子等代表“文協”來參加此次活動。北路慰勞團的成員,政治色彩很濃厚,有國民黨政客、特務、記者,也有共產黨地下工作者,無黨派人士老舍身處其中,顯然處境有些尷尬。日本學者杉本達夫曾談及老舍在1939年的“慰勞之行”,特別指出老舍的“緘默不語”。在杉本達夫先生看來,這次旅行同樣是老舍的無奈之舉。杉本達夫認為：“老舍的緘默和無視,據我看,正體現了他對該團拒絕與排斥的感情?！木}默當然和他作為文協負責人的立場有關系,他作為文藝界統一戰線的關鍵人物,不能輕易表明對官僚政治家的活動厭煩與否——這樣推想顯然是合理的,但是我想這尚不是主要的理由,還有更重要的根本的理由,那就是老舍的本性,老舍本能地討厭政治,凡是政治上的對立抗爭、黨派間的糾紛,他不是用作家的好奇心冷靜地觀察分析,而是本能地拒絕,并在作品里有意地回避?！?3)杉本達夫：《有聲的吶喊與無聲的吶喊——關于老舍對北路慰勞團的態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3年第4期。

或許正是身處現實紛擾、政治漩渦之中的緣故,老舍在抗戰初期所創作的作品,既不像郭沫若那樣“借古諷今”,也不像茅盾暴露后方的黑暗,更不像巴金描寫戰爭中小人物的悲慘命運,老舍選擇了規避現實矛盾,以直接“吶喊”“呼吁”的方式,號召人們積極參與抗戰“去打日本”,以京韻大鼓式的通俗文藝,致力于喚醒民眾的“救亡意識”。

當然,僅僅認識到這些緣由,還未能真正進入到老舍的內心困境之中。在一次招待老舍及北路慰勞團的朋友宴會上,老舍與《時事新報》記者高天、《新民報》的記者張西洛、中央社的記者劉尊棋、《掃蕩報》的記者耿堅白等人一同參加。宴會的氛圍特別融洽,大家隨意坐,隨意談笑,沒有一點客套和拘束,老舍也給人留下了“一個很滑稽的人”的印象——“穿著青呢子的學生服,莊重而不貼切,滿嘴里說著使人發笑的話,而自己卻一點不笑,坦然地坐在桌子旁邊,像一個念著什么‘經’的老貓。席間,老舍興致很濃,意趣百出,時而用清晰、流利的北平話講個笑話,惹得滿屋子的笑聲;時而離桌即興表演,來上一兩段京劇;時而端起酒杯,漲紅了臉和脖頸,‘五魁八馬’地和大家喊著劃拳”(4)呈芝：《老舍印象記》,《甘肅民國日報》1939年12月5日,第4版。。

然而,在作家魏呈芝的一雙敏銳、善于觀察的眼睛看來,老舍卻給人另外一番感受：“四十以上的年紀,老于世故的皺紋,兩眼中閃動著強烈的光芒,雖然他不像青年人的好動,但并不如我所想象的幽靜,而且對于身旁的團員,似乎有點倨傲的樣子,不大去注意?！毕g歡鬧之時,“在一個突異的轉動之中,我明白的從他老于世故的臉上看出了一種悲苦!這個悲苦,好像是一種潛藏極深的東西,往往在偶然之中我看了出來。我想,老舍正和他的作品一樣,在歡鬧的情景,蘊蓄著人世的悲苦。讀老舍的作品,若讀到歡鬧為止,那只是一種表皮的讀法;而深入到歡鬧的里面,追尋人世的悲苦滋味,了解人生的真實意義,那才是最適當的讀法?！?5)呈芝：《老舍印象記》,《甘肅民國日報》1939年12月5日,第4版。

老舍的此次萬里之行,奔波勞苦,有三次面臨生命之險;途中所見,也是舉目瘡痍的景象——“忍見村荒枯翠柳,敢憐人瘦比黃花!”“村童無衣墻半掩,霜田覆石草微遮;周秦文物今何在?牧馬悲鳴劫后沙?！?6)老舍：《老舍全集》(13),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第571頁。不了解這一切,就無法理解老舍在歡鬧宴席、世故應酬中的“倨傲”之態及“蘊藏悲苦”的“矛盾心境”,也無從真正理解一個真正憂國憂民、憫時傷生的知識分子在內心所承擔的歷史、生命之沉重。

學者吳小美認為：“無論從生與死的哪一面看,老舍的一生都很不輕松。他留給人的普遍印象,最突出的莫過于溫厚、寬容、幽默。但饒有趣味的是,更易為家人和至交感知的,卻是嚴肅沉默的形容舉止和悲涼抑郁的心緒?！?7)吳小美、魏韶華、古世倉：《老舍與中國新文化建設》,民族出版社,2006,第136頁。邵寧寧師亦云：“在他的幽默之后,深隱著的其實是一種‘沉重’與‘抑郁’……正是這種深隱其間的感傷,構成了老舍的幽默與現代其他一些‘幽默大師’——譬如林語堂——的根本不同,甚至可以說正是這種幽默其表、感傷其里,構成了老舍文學風格的真正秘密?！?8)邵寧寧：《老舍的感傷及其城市文明哀歌》,《現代中文學刊》2017年第3期。因山河凋敝而心碎,因戰爭之中底層民眾的苦難而哀痛不已,這或許才是抗戰時期“慰勞之行”中老舍更為隱性的精神內核之所在。然而,這種內在的悲苦老舍卻無從言說,尤其是在成員身份復雜、政治色彩濃厚的北路慰勞團及“慰勞之行”中,老舍只能把這種心緒藏匿起來,并佯裝成外在的幽默與灑脫,投身于喧囂熱鬧的人群。因此,在筆者看來,老舍在“慰勞之行”中的真正困境不僅僅在于政治的糾葛與旅途的艱險,如果不了解這一切隱性的精神內涵,就不能說完全了解抗戰時期“慰勞之行”中老舍真正的內心世界。

二、老舍“慰勞之行”中的“憂國憫生”情懷及其文學表達

自西北歸來以后,老舍把途中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陸陸續續寫進《劍北篇》《歸自西北》以及《北行小詩》《詩二首》等詩文之中。平心而論,隨北路慰勞團在西北期間,老舍一路疲于奔波、應酬,實際上并沒有創作出什么優秀的文學作品。老舍對于西北的所聞所見,多為走馬觀花,并沒有太多深刻的觀察?！秳Ρ逼冯m然對于“慰勞之行”有較為詳盡的書寫,但語言缺乏凝練、藝術水準一般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朱自清評論《劍北篇》時說它“鋪敘景物的節目”,顯得有些零碎,也“并不重視韻腳”,有意“散文化”“民間化”,并推測老舍的創作意愿可能并不在于文學藝術本身,而在于通過這種形式來“發現內地的廣博和美麗,增強我們的愛國心和自信心”。(9)朱自清：《新詩雜話》,廣陵書社,2018,第38頁。

《歸自西北》一文則更多地關涉到西北的經濟、民族、宗教、政治、軍事的問題,老舍不僅描繪了他的旅途印象與個人感想,也提出了開發西北的許多建議。老舍基于抗戰形式,對西北地區的重要性一再強調：西北是一塊寶地,馬匹、羊毛、糧食都很富足,風物景觀也不僅是駱駝、狂風、積凍等使人脊背發涼的光景,也有綠柳清泉,稻香萬頃,絕似江南。西北的歷史文化也很悠久,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西北地區在開展了種樹開渠等運動后,開始呈現出一種新的氣象,并在將來成為重要的民族復興基地。西北的民眾,都在堅強地默默支持著抗戰建設的事業：男人或去服兵役,或擔任保衛家鄉、修路挖壕等工作;女人或在田里操作,或幫助筑路,荷鋤肩石,盡力于戰時生產;兵士可謂“文武雙全”,不僅有與強敵周旋的力量與勇氣,也渴望知識、崇仰智慧,期待健全發展。這篇文章幾乎全是“報喜不報憂”的格調,更像是老舍以“文協”代表的身份撰寫的個人報告,措辭用語都較為“官方化”,當然其中也并不乏老舍于西北慰勞的萬里行程中的真切感受與獨特觀察視角。

首先,老舍是超越了文藝作家的個人局限,更多地站在“抗戰需求”“國家民族”的立場上來觀察與思考問題的。西北之所以如此受到老舍的重視,在當時的時代語境之中也是有原因的——抗戰以來,東部地區陸續淪陷,僅存的大后方之地一在西南、一在西北,如果西南淪陷,那么西北就是最后僅存的抗敵與民族復興基地?？谷諔馉幨且粓龀志脩?比拼的不僅僅是戰斗中的精神意志,還有糧食資源儲備、兵源戰力補充等實際戰爭需要;抗日戰爭也不僅僅局限于正面戰場的拼搏廝殺,還有后方民眾的戰時生產、建設服務。老舍在“慰勞之行”中發現了在西北地區所呈現的一種“新的氣象”,無論是社會面貌還是民眾精神,都可以看到國家在艱難困境之中實現民族復興的希望。

其次,因為西北是蒙古族、藏族與其他民族的共同集居地,同時也是回教、喇嘛教等宗教影響傳播之地,老舍在慰勞之旅中也開始關注民族、宗教之于抗敵御侮的重要性,并將這種題材融入到文學創作中。以老舍、宋之的合作完成的劇本《國家至上》(原名《回教三杰》)而論,老舍曾經坦白道：“我既不會寫劇本,又非研究回教的專家,本不敢答應?？墒桥笥褌円詾槲倚聫奈鞅睔w來,必多知多懂;厚情難卻,乃與之的合作?！?10)老舍：《老舍全集》(17),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第256頁。在《國家至上》的寫作過程中,老舍就把他所熟悉的一些回教同胞的素材融入其中,其中就有西北慰勞之行中所結識的人：“劇中的張老師是我在濟南交往四五年的一位回教拳師的化身,黃老師是我在甘肅遇到的一位回教紳士的影像”(11)同上書,第277頁。。老舍談及《國家至上》創作的深層動機時說：“我們曉得回教人的一般的美德。他們勇敢,潔靜,有信仰,有組織……我就按著我們的理解,要表現出回胞美德,同時也想表現出怎樣由習俗的不同而久已在回漢之間建起了一堵不相往來的無形墻壁。在抗戰期間,我們必須拆倒這堵不幸的墻壁?！?12)張桂興：《老舍年譜》(修訂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第342頁?！秶抑辽稀穭∽髦腥宋锼茉斓恼鎸嵭砸约皠≈小盎貪h一家”“民族團結”的理念,也使得它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不僅在重慶、香港、西安、蘭州、成都、昆明、大理、恩施等處上演多次,也在寧夏等地受到回族同胞的熱烈歡迎。

此外,老舍在西北時還曾拜謁過興隆山的成吉思汗陵寢。成吉思汗陵寢于抗戰初期從內蒙遷往甘肅的興隆山,靈柩所到之處,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熱烈迎送和祭奠,一時之間成為全民族的盛事?！澳闶遣汇囊繇?中華民族的奇跡呀。/擎著你留給的壯大火把/我們這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行列/勇敢地向前進軍!”(13)馮振乾：《上帝之鞭》,《甘肅民國日報》1942年11月30日,第4版。成吉思汗和他麾下英勇的騎手在歷史上風卷殘云馳騁歐亞大陸的情形,與現實中全國民眾的抗日行徑及奮勇戰斗的英雄戰士合而為一,開始逐漸成為文化人士熱情歌詠的全民族的“英雄圖騰”。老舍拜謁成吉思汗陵寢行為的深刻意義在于,他在對歷史遺跡、民族英雄的憑吊之中,還交織著對戰時為國家存亡而獻出生命的許多無名戰士的敬禮與哀悼,無形之中貫通了歷史與當下,并在國家民族意義上獲得了精神的共鳴。

老舍后來也寫過一首《蒙古青年進行曲》,表達了對成吉思汗的兒女們英勇抗敵精神的詠贊,以及民族團結共御外侮的期盼：“北風吼,馬兒歡,/黃沙接黃草,黃草接青天;/馬上的兒女,蒙古青年——/是成吉思汗的兒女,有成吉思汗的威嚴!/北風吹紅了臉,雪地冰天,/馬上如飛,越過瀚海,壯氣無邊!/蒙古青年是中華民族的青年!/國仇必報,不準敵人侵入漢北,也不準他犯到海南!/五族一家,同苦同甘。/蒙古青年,是中華民族的青年,/快如風,人壯馬歡!/把中華民族的仇敵,東海的日寇,趕到東海邊!/蒙古青年,向前!/守住壯美的家園,成吉思汗的家園!/展開我們的旗幟,蒙古青年!/叫長城南北,都鞏似陰山,/中華民國萬年萬萬年!”(14)老舍：《老舍全集》(13),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第490頁。

當然,與老舍創作的幾首舊體詩相比,《歸自西北》《劍北篇》之類的作品,還遠遠未將更多的內心真實感觸給展現出來。1940年1月2日,老舍將他西北之行中的所觀所感寫成《詩二章》：“古浪重陽雪作花,千年積凍玉烏紗。白羊赭壁荒山艷,紅葉青煙孤樹斜。村童無衣墻半掩,霜田覆石草微遮;周秦文物今何在?牧馬悲鳴劫后沙?！?《過烏紗嶺》)“塞上秋云開曉日,天梯玉色雪如霞。亂山無樹飛寒鳥,野水隨煙入遠沙。忍見村荒枯翠柳,敢憐人瘦比黃花!鄉思空憶籬邊菊,舉目涼州雁影斜?！?《別涼州》)荒山野景、寒霜覆地、牧馬悲鳴、斷壁殘垣、寥寂村落,入目一片蒼莽景象,真可謂抗戰時期的“黍離”之歌,老舍心中的悲涼之意溢于言表。

與《歸自西北》等“官樣文章”明顯不同,這些舊體詩呈現出的是老舍慰勞之行的另一種觀察與體驗,即抗戰危亡時局中的山河破碎、民生凄苦的悲慘景象。其實,對于老舍這樣一代在舊體詩詞熏陶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來講,“舊詩的聲韻腔調,辭藻格式,已經內化為他們的‘心靈格式’,最能得心應手地表現他們最深切的感情,尤其是中國詩歌傳統中感時憫亂的情感。一旦詩人在戰亂現實中體驗到無數前輩曾歌詠過的‘國破山河在’的情境,古人所體驗過的情緒和鑄造的詩句就同時在他們心中和筆下奔涌而至?！?15)張向東：《民國作家的別材與別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第192頁。

“勞軍來萬里,愧我未能兵!空作長沙哭,羞看細柳營;感懷成酒病,誤國是書生!莫任山河碎,男兒當請纓?！?16)老舍：《老舍全集》(13),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第572頁。憂國憫生的老舍,在抗戰伊始就選擇了痛別妻兒,開始抗日救亡的寫作與流亡生活。老舍強烈地認同著“救國是我們的天職”的責任,自覺地將自己視為一個應為抗戰宣傳而鞠躬盡瘁的“文藝小兵”,不在乎文學作品本身是否偉大,文字粗糙與否,只要能撫慰傷兵的疼痛,喚起民眾的抗日熱情就行。作為統籌全國抗戰文藝運動的“文協”實際負責人,老舍非常熱心地幫助蘭州、榆林等西北各地設立通信處,還建議“文協”把各地圖書飛速寄達西北各地,和西北文藝界人士開展演講、座談等一系列文學活動,并給予從事文藝創作的西北青年以全方位的指導,間接促進了抗戰文藝在西北地區的傳播。

三、老舍戰時“通俗文藝觀”的宣揚與“民族復興”之祈望

老舍在蘭州之時,中央社青年記者學會蘭州分會、現代評壇社聯合邀請老舍在甘肅學院禮堂作了一次公開演講,講題為“抗戰中的文藝運動”,前來聽演講者甚眾。時在蘭州師范、甘肅學院附屬中學任教的李恭,聆聽了老舍的演講,并在《文史別記》中作了記載：“二十八年國慶節后二日在甘院作公開講演。大意謂‘文藝’之產生者為‘人’。自抗戰開始以來,文藝作家皆站在一條線上,故作品頗有可觀,抗戰歌曲之普及全國,即為明證。次謂扮演戲劇,一言一動,當因地制宜;且其寫作,須經長久之時間,斷無草率從事以名世者。次謂寫小說,不可蹈空,貴在描寫現實。末以精當之言論忠告青年作家曰：不可為理論所拘束,宜抒真情感,完成新文藝,愈通俗能生效?！?17)李恭：《文史別記》,載甘肅省檔案館編《晚清以來甘肅印象》,敦煌文藝出版社,2008,第79頁。

在演講中,老舍首先談到抗戰以來全國文藝界的空前大聯合,其次就抗戰兩年來的各種文藝,概括地談到了其中的貢獻與缺陷,最后就“文藝的通俗化”談了自己的理解。老舍認為,通俗文藝的創作一定要取材民間,吸納民眾所熟悉的故事,以便使他們可以看懂;利用舊形式,要在地方的趣味中,多搜集鄉間的詞曲,就是裝上新的歌詞也無妨;如何有利于抗戰,就如何去做,不能過于顧及藝術上的完整。無論是話劇、小說、詩歌、舊劇,只要能深入民間采集民間語匯以及民族的思想、意識、感情、文化的感受力,文藝通俗化便有解決的途徑了。老舍的這次演講,不僅以鳥瞰的視角對抗戰文藝初期的發展狀況進行了審視,對抗戰文藝的困境及其出路作出了反省與思考,同時也表達了他的“戰時文藝觀”：一、統一組織,團結合作;二、現實取材,樸素真誠的創作態度;三、深入民間,文藝通俗化。

在甘肅涼州時,老舍晚間與幾個從事河西民間文藝搜集工作的青年晤談時興致勃勃,也給予他們以“文藝通俗化”工作的指導：“搜集民歌須注意原來的詞意,不要把□雄壯的歌詞誤填到柔媚的情歌樂曲上去,逢著此種樂曲,最好不用?！灰欢ㄊ鞘裁葱问?大鼓也好,蓮花落也好,花兒也好,舊戲也好;每句七八□□的近于唱本東西也好,主要的是要為大眾所理解,要為大眾所學習?！?18)莫關：《憶老舍》,《甘肅民國日報》1941年7月18日,第4版。并期許他們利用舊形式來宣傳抗戰文藝,時刻深入民間,關注民眾。老舍儼然把他們看做“通俗文藝”在西北地區的希望所在,帶著對傳承自己文學理念的文壇后輩的期許,老舍一一慷慨留字相贈：“心腦□□□的健全,才是現在的好男子”;“無論什么時候,總勿忘了讀書”;“利用舊形式作抗戰文藝,有兩個好處：一,可速見效,以利宣傳;二,可使作者知關注著民眾,期文藝深入民間?！?19)同上。

老舍在西北慰勞期間的“文藝宣講”及文化活動,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西北現代文藝向大眾化、通俗化的方向發展,他所提出的文藝理念,已不僅僅是代表個人的意愿,實際上在后來成為西北抗戰文藝發展的一種指導方針。老舍離開西北以后,《現代評壇》《西北日報》等報刊還陸續登載了老舍的《通俗文藝的技巧》《談“漫畫”》等文章,從技巧、語言、主題等多個方面探討“文藝的通俗化”問題,并出版“通俗文藝”專號進行集中討論。

在“從文藝通俗化到通俗文藝的地方化”的問題上,西北文藝界人士將視野推進到“五四”以來的新文藝運動,認為新文藝發展的傾向要么是歐化的文藝,要么是古典的東西,依然在知識分子的圈子里打轉,從舊的典雅跳到新的典雅里,忽視了民間文藝及新文藝的通俗性,最后變得晦澀難懂、難以為繼時才開始承認文藝應當通俗化、大眾化。這種觀點簡直是老舍“通俗文藝觀”的再現——“中國現在有三種文藝,古典的,新興的,通俗的。古典的雖然已死,可是視之為文藝的遺產,自然不能全付之一炬;它不與民眾發生關系,可是它能很尊嚴的存在圖書館里。新的文藝是有志于服務民眾的,可是它的思想太新,字匯豐富,它替民眾講話,而民眾并不能了解它：看不懂,聽不懂。所以通俗文藝依然活在民間,用它自己的言語,自己的形式,演唱或講說它自己的故事。它以簡陋的小冊子出現于街頭,也以簡單的歌調活在民間的口與心中?！?20)老舍：《老舍全集》(17),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第169頁。

在老舍“通俗文藝觀”的基礎上,西北文化界人士還對抗戰通俗文學的創作境況進行了批評,認為它們過于集中于京戲、大鼓等形式,忽略了地方的特殊性。于是,他們提出了“通俗文藝地方化”的問題及實踐方法,一種是利用舊形式,民歌、鼓詞、連環畫及地方特殊藝術形式如西北皮影戲、山西秧歌的利用,會比一般的形式更能得到老百姓的歡迎;另一種是創作地方化的現代文藝,在對地方的風俗習慣以及特殊的語法、詞匯十分熟悉的基礎上,貼近大眾生活,搜集日常民間素材,然后純熟地運用民間語法,寫出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地方化文藝。

老舍戰時“通俗文藝觀”的傳播與深化,無疑為西北現代文化與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導與鼓勵。處于文化邊緣地帶的西北地區,如果沒有抗戰的機緣,老舍等文藝作家也不會到那里去,誠如學者解志熙所言,“抗戰期間,茅盾、老舍等新文學大家的蒞蘭,就給當地的新文化、新文學發展非常及時的指導和有力的鼓舞,沙蕾、陳敬容、于賡虞、萬曼等新文學作家先后來到甘肅工作,也給那里的新文學發展以顯著的推動,從而才催生了牛漢等新生代作家?！?21)解志熙：《文學史的“詩與真”——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第297頁。以搜集整理“花兒”而知名的張亞雄,也是當年在涼州與老舍暢談的文藝青年之一。

需要警惕的是,老舍戰時“通俗文藝觀”的弊病也初露端倪,比如為了抗戰的宣傳效用而忽略文學作品的質量水準、政治功用性對藝術審美性的妨害、文藝通俗化進程中降低文學品格以迎合民眾趣味的傾向,都是值得再反思的話題。

筆者還想進一步提出的問題是：老舍為什么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選擇到處宣揚“通俗文藝觀”?這里面是不是還有更深層的動機未被揭示?老舍“通俗文藝觀”的宣揚固然跟“抗敵御侮”的時代需求息息相關,然而在筆者看來,我們不能忽視的還有老舍精神世界中始終存在的“民族復興”意愿。

老舍在抗戰之初曾說：“據我看來,這次的神圣抗戰將把中國變成個新國家,從原有的雄厚力量中產出無可倫比的偉大建設。在這過程里,民族復興的光焰將燒殘一切障礙,把些陰霾一掃而空?！薄拔覀冺氃诿褡鍙团d的信念,與驅擊暴敵的努力中,造出一種新的風氣,新的生活精神。舊的文化基礎已使我們在風暴中穩立,給暴敵以意外的打擊;在這時候,我們就該更進一步去踏入新的路途,使民族國家永遠昌盛自由?！?22)老舍：《老舍全集》(14),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第138頁。

1937年12月,老舍在到達武漢后所寫的第一篇文章《三個月來的濟南》中說道：“大時代到了,大時代的文藝,不用說,必是以民間的言語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熱情與共感?！?23)同上書,第99頁。同月,老舍會見馮玉祥時,馮玉祥回憶道：“伊以大多文章皆不能普遍于民眾,于是以民間大鼓詞之形式,而注入新的內容?！?24)張桂興：《老舍年譜》(修訂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第213頁。1938年5月,老舍在《自由中國》發表《談通俗文藝》,文中說通俗文藝的“思想與情感要立志改變讀者的思想,使之前進,激動情緒,使之崇高”(25)同上書,第245頁。。

如此深沉的民族情感,顯然并非是僅僅自抗戰油然而生的,吳小美在《老舍與中國革命論綱》一文中指出：“老舍在經歷了清末民初北京下層旗人社會的沉淪動蕩之后,帶著深沉的民族情感融入到新的國民精神再造和重建的行程中,這顯示了老舍與中國革命特殊的認同方式?！?26)吳小美、古世倉：《老舍與中國革命論綱》,《文學評論》2004年第2期。趙園在《論小說十家》中也說：“一代知識分子,不是在思考著‘絕對精神’一類純粹抽象的命題,而是在思考中國的未來命運……老舍主要是以小說家而非思想家的身份,承擔了他所理解的任務的。小說家的老舍對于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對市民階層、市民性格的藝術表現,和對于中國現代小說民族化的獨特道路的探索?！?27)趙園：《論小說十家》(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第23頁。

當然,在筆者看來,小說家老舍也是歸屬于“思想者”老舍的,老舍對于市民階層的表現與批判,背后也潛藏著他對于民眾精神與民族命運的憂思,抗戰時期老舍于西北期間的“慰勞之行”更是如此?！霸谥腥A復興的大路上,/我四過西安,三宿平涼,/——像浪子,啊,多少世代的流浪,/去探望民族的故鄉”,無論是文學創作、演講、指導青年、協助設立“文協”通信處,還是憑吊緬懷歷史遺跡、歌詠少數民族英雄、打破回漢成見的壁壘,只要有益于國家民族的復興,老舍愿意獻上生命中所有的智慧與力量,這正是一個憂國憫生的優秀作家“雖九死其猶未悔”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