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局之變、歷史啟示及中國的戰略選擇

王 鑫

內容提要：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東升西降”的歷史大勢與國際體系加速轉型相互疊加演進，而中國也正處于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陀^冷靜地厘清世界百年變局的內涵要義，是準確把握當前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的邏輯起點。中國未來發展，需要順應時代特征、國際格局、大國關系、全球治理、世界矛盾的新變化進行戰略運籌謀劃。對比中國和其他國家百年發展走過的道路與取得的經驗，有助于更加堅定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基本遵循和道路方向，進一步增強在新的動蕩變革期把握戰略機遇、駕馭戰略風險的能力。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同時，世紀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1)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3版。

在新世紀地緣版圖的位移對撞、權力結構的換位重組中，歷史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的變化交織疊加，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大國關系深度調整，國際環境的風險性、不確定性上升，我國國家安全進入新的高承壓高風險期。身處變局之中，我們必須準確把握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洞察“東升西降”“中治西亂”的全球大博弈態勢和趨向，充分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在持續的斗爭中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一、百年大變局的內涵要義

在歷史進程中，“變”是常態，是鐵律，但“變”的方向、內涵、特征，在各個時期具有不一樣的震蕩和影響。只有把準變之脈動，籌謀應變方略，才能在“變”中防控風險，運籌尋機，從容馭勢，爭取歷史主動。

回望百年歷史，世界經歷了兩次大戰、一場冷戰、大大小小局部戰爭和沖突，國際社會從奉行權力政治、“叢林法則”、傳統安全至上的無序亂斗，逐步發展形成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統籌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治理模式。如今，世界又走到一個變相頻生的十字路口，“變”的動力和內涵是什么，對世界、對中國、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意義究竟如何？只有深刻理解其中內涵要義，才能把準鞏固國家安全、運籌國際戰略的邏輯起點。

(一)時代特征之變

時代特征是在特定時期內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發展呈現出的基本特點，以及由此引發的世界主要矛盾、國家間關系的主要特點匯聚起來的總體特征。國際體系中的各行為體既能通過互動來共同塑造時代特征，同時其自身行為也會受到時代特征的影響和塑造。歷史上，偉大的戰略家、政治家都是在認清時代特征的基礎上來思考和設計對應的戰略策略。當今時代，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但在權勢位移的波動下，階段性失序、間歇性動蕩、區域性戰亂成為常態，動蕩與變革成為日益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全球范圍內的“變、亂、險、難”癥候更為突出。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把當前世界描繪為400年未有之大變局。他認為，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以來，“唯有威斯特伐利亞原則被普遍認為是構成世界秩序的基礎。隨著歐洲國家擴張時把自己的國際秩序藍圖帶到了世界各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個基于國家之上的國際秩序框架現在已延至全世界，涵蓋了不同的文明和地區”，因而可以說世界秩序一直是以西方為中心的。(2)參見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XIV頁。如今，隨著世界政治經濟重心逐漸東移，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傳統上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正在發生深刻轉變。

首先，“霸權國家”美國的主導地位正在衰落，真正面臨霸權結構松垮甚至坍塌的風險。這雖是20世紀70—80年代就開始爭論的話題，不過僅從21世紀以來的四場典型危機看，美國的霸權已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落進程中——2001年“9·11”事件打破了美國絕對安全神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打破了美國金融霸主神話、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打破了美國的制度迷信和治理神話、2021年美軍從阿富汗倉皇撤離的“喀布爾時刻”打破了美國國際信譽的神話。這種衰落既是大變局的重要表象，也是“變”的內在重要驅動力。

再從美國自身的內部根源看，政治極化、階層固化、收入分化、種族矛盾激化等結構性矛盾加劇，黨派政治因追求“超級身份”而陷入“部落主義”泥潭。美西方學者哀嘆“民主燈塔”不再耀眼，日趨衰敗的基礎設施、所謂“民主制度”的信任危機以及社區族裔間的矛盾對立，導致美國的綜合優勢日益減弱。在對外政策上，美國頑固堅持“冷戰思維”，不惜挑起針對戰略對手的地緣沖突，意圖以強勢的戰略威逼手段來遲滯甚至扭轉衰落勢頭，為維系自身霸權“輸血續命”。

此外，主導國際政治進程數百年的霸權譜系，即以西方國家為內核的“體系霸權”正在走向解體。莫德爾斯基長周期理論曾提出，自16世紀至今五個世紀，先后出現了四個世界性領導國(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三次霸權(荷蘭、英國、美國)。(3)參見蘇鵬宇、宋德星：《荷蘭霸權興衰的大戰略得失解析——基于地緣政治的視角(1609—1713)》，《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1年第4期，第88—112頁；任天鴻：《海上霸權國的權力轉移——以英國與荷蘭海上權力轉移及英美權力轉移為例》，《時代人物》2023年第30期，第49—52頁。就是說，數百年來，西方強權輪流坐莊，接續遞進式地塑造每個歷史時期的國際秩序和規則，它們是國際政治的最大“玩家”。如今，這一周期進程面臨非西方國家興起的新變化。在這一現實變化和戰略認知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必然將非西方大國視為對西方數百年體系優勢的系統性挑戰，將這一競爭的走向視為關系到未來西方文明是否能夠繼續占據國際優勢、主導世界發展的關鍵所在。

時代變局、大國興衰從量變到質變的階段，國際社會的存量競爭不斷推高沖突風險。當前，烏克蘭危機僵局難破，巴以沖突重回“沸點”，朝鮮半島對抗升級，多國政局動蕩頻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連續調降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全球經濟增長2023年為3%，2024年將降至2.9%。參見《IMF：全球經濟復蘇緩慢且不均衡 調降明年增速預期》，央廣網，2023年10月13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231013/t20231013_526449207.shtml [2023-10-28]。面對發展困境、安全困境，一些國家以惡性競爭甚至沖突手段作為尋求財富資源重新分配的工具，“蝴蝶效應”波及全球，安全形勢持續震蕩。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從歷史上葡萄牙、荷蘭、英國等霸權的興衰更替過程看，霸權國在衰落期往往最具有戰略冒險和投機心理，它們試圖通過制造動蕩、轉嫁矛盾給國際體系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甚至尖銳的對抗沖突，以此延續其霸權或延緩其衰落過程。

(二)國際格局之變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力量格局正在經歷從“一超獨霸”向“一超多強”和“多極化”的深刻演變。然而，當前多極化進程遭遇亂流，全球化進程遭遇反全球化的逆襲，舊秩序瀕臨坍塌但仍勉力支撐，新秩序曙光初現但還萌而未發，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之后，世界正在經歷第四次歷史巨變。中美博弈、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交織疊加、相互催化，多極化格局深度演進、曲折發展，地緣沖突接連不斷，國際力量對比“東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趨勢持續，開始邁入質變的關鍵轉型期。地緣政治動蕩和經濟衰退尚未觸底，加劇催生轉型期的體系混沌。

一是“一超多強”格局發生變化。有學者概括，當今國際格局呈現為“中美領跑、梯隊分明、多元競逐”的態勢，特別是“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的速度之快和規模之大、西方世界整體性低迷的形勢前所未有，那種靠一個國家說了算或幾個大國主宰國際事務的局面難以為繼”。(5)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百年變局與國家安全》，北京：時事出版社，2021年，第12—13頁。如今，中美同為第一梯隊，日德印英法俄等緊接其后為第二梯隊。(6)學界通常以10萬億美元作為分級參考標準，其中第一梯隊為國內生產總值(GDP)10萬億美元以上，目前的第二梯隊均為5萬億美元以下至1萬億美元以上。過去40多年，美國經濟總量占全球比重1/4基本未變。同時，歐洲從31%下降到18%，日本從10%下降到5%，中國則從2%上升到18.5%。2022年中國的GDP突破120萬億元人民幣，約18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而美國同期為25.4萬億美元，中國GDP規模約為美國的71%。(7)綜合相關數據，參見新華社：《2022年我國GDP突破120萬億元，增長3%》，中國政府網，2023年1月17日，http：//www.gov.cn/xinwen/2023-01/17/content_5737514.htm [2023-11-1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A Rocky Recovery，”April，2023。烏克蘭危機不僅將俄拉入長期失血的對抗僵局，英法德等歐洲國家主動或被動地深度卷入。美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止損”并成為唯一恢復到疫情前水平的發達國家，但其戰略透支的霸權疲態日趨顯露。中美力量對比由以往的“級別差”正在轉向雙方的“數量差”，美以往對中國的絕對優勢領域逐漸縮小，中國正成為影響國際格局的關鍵力量，而日歐印俄等與中美之間差距則正由“數量差”轉向“級別差”。國際格局中的力量結構分布態勢，正在加速調整組合。

二是多極化與碎片化并存演進。國際格局不再基于陳舊的兩極化邏輯，多極化進程持續震蕩，新的碎片化邏輯日益凸顯。特別是在國際事務中，國際政治力量加速分散，地緣政治利益呈現活躍的多樣化，地區矛盾沖突爆發頻率加大，多極化進程中的不協調現象比較突出，碎片化之下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沖突性更為突出。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根據本國的國情和利益而決定立場，而不是“選邊站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少數國家試圖以“陣營政治”“價值觀外交”大搞“小圈子政治”，注定不會有很多追隨者，特別是“全球南方”，代表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它們兼具地理屬性和政治屬性，普遍具有反帝反殖民的發展經歷，追求獨立自強的政治底色，處于社會發展的轉型時期，反對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如按市場匯率換算，2022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全球占比為42.5%，比1990年上升了24個百分點；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08年就已超過發達經濟體的總量。(8)參見《金磚國家加速國際秩序變革》，搜狐網，2023年8月20日，https：//www.sohu.com/a/713284173_121118978 [2023-10-28]。2023年，金磚國家接納六個新成員(9)六個國家分別是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2023年12月29日，阿根廷新當選總統米萊正式決定拒絕加入金磚國家。，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金磚國家的GDP總量已超七國集團。(10)參見《金磚國家經濟實力超越七國集團》，每日財經網，2023年11月14日，https：//cn.dailyeconomic.com/2023/11/14/82164.html [2023-12-10]。沙特和伊朗實現“世紀和解”，印度抓住“戰略機遇”左右逢源，東南亞國家在全球排名前40位經濟體中的數量從1990年的兩個上升到2020年的六個?！耙锌筷嚑I展開競爭、超越陣營進行合作”成為新常態。

(三)大國關系之變

《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23》認為：“2022年以來的大國關系和國際秩序不同于前些年，主要解釋變量不再是國家實力的相對變動，而是各大國對既有交往規則的挑戰和重新解釋……國際秩序的物質框架由國家實力決定，軟件由交往規則決定，大國關系是其中最突出的事項?！?11)張宇燕主編：《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202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71—72頁?，F在的國家間關系，朋友與敵人、合作與聯盟、競爭與對抗，不簡單基于意識形態，也沒有固定組合結構，國家間既有博弈競爭“危機態”，也有組合聯手“共存態”，“陣營式對抗、議題式合作”正成為國際關系的常態。

在烏克蘭危機中，美西方試圖把世界強制性地劃分成為“三個陣營”：一方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一方是中俄這樣被貼上異己標簽的大國，還有一方則是介于前兩者之間的“新中間地帶”(12)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中葉冷戰時期分析國際形勢，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也屬于第二個中間地帶。參見毛澤東：《中間地帶有兩個》，載《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506—507頁。。由美西方推動的全球和區域陣營化對立傾向正在加劇，其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歐亞地緣版圖的冷戰色彩更濃。一方面，歐洲向“舊冷戰”回歸，一道沿北歐、波羅的海國家、波蘭、烏克蘭的“新安全鐵幕”輪廓顯現，俄羅斯與美國為首的北約極可能陷入長期的、常態化的高位地緣對峙。另一方面，美國正加速戰略調整，推動其全球地緣戰略重心東移。特別是美國固守地緣霸權思維，加快在亞太地區構筑對華“新冷戰”地緣包圍圈，無論是“北約亞太化”還是“亞太北約化”(13)參見孫茹：《中美全球博弈下的北約亞太化》，《現代國際關系》2022年第7期，第51頁；岳圣淞：《“印太北約化”：內涵、 表征及影響》，《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3年第1期，第18頁。，透射出的都是以冷戰思維打造軍事包圍圈、拼湊遏制鏈的戰略思路。在全球地緣斷裂帶，一些地區國家嘗試以武謀利、以軍事冒險填補地緣真空。

美西方癡迷于將國際合作領域政治化、武器化、意識形態化，搞“去風險”“脫鉤”等損人不利己的“負和博弈”。在美國“小院高墻”政策沖擊下，中國已從美國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滑落至第三。(14)參見《2022年以來，我國降為美國的第3大貿易伙伴，發生了什么？》，財經論典，2023年6月17日，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735867891371502208&wfr=spider&for=pc [2023-12-20]。

同時，也要看到，現階段美西方在戰略取向上仍存在分歧，非鐵板一塊，彼此利益的沖突依然存在。有學者對此評價說：“一個顯著國際關系現象就是：盡管中美關系的確重要，但大國關系并非只是中美關系，很多國家不一定非要在中美兩大國之間選邊。更多國家不再做簡單的二選一，各國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來保證國家安全。簡單地說，國際關系的結構正走向‘封建化’?！?15)鄭永年：《大匯合與大分流：大變局下的中國現代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1頁。特別在美國衰退下，一些大國、中等強國意圖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乃至地區秩序，引發了國家關系的復雜化互動。但中國與美西方之間并非已完全陷入不可逆轉的“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博弈狀態，大國間縱橫捭闔的運籌空間依然存在，相互依存、合作共贏的增長點位仍然具有活力和潛力。

(四)全球治理之變

面對人口問題、糧食問題、能源問題、資源問題、環境問題等對世界可持續安全與可持續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的全球性問題，國際社會呼喚新的全球治理。而如今“全球性問題成為全球共同關注，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形勢巨變的不適應、不對稱前所未有”(16)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百年變局與國家安全》，北京：時事出版社，2021年，第12頁。，這也直接導致“治理赤字”的不斷加重。更令人擔憂的是，“由于歷史性原因，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已經被發達國家的意志所綁架，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利益受損”(17)任琳：《反思全球治理：安全、權力與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53頁。，全球治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穩定性面臨日趨加重的威脅。特別是近幾年，二戰后數十年來形成的全球治理模式屢屢遭遇挑戰，突出表現在聯合國的功效式微，世界貿易組織部分機構停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影響下降，國際軍控游走在崩潰的邊緣。

一是大國協調失能，公共權威急劇弱化。尤其是烏克蘭危機更徹底捅破了國際規則的“窗戶紙”，大國協商一致應對共同挑戰意愿下降，地區強國貪圖戰略投機心態加重，聯合國日趨“邊緣化”“空心化”，全球治理陷入“集體行動難題”。有學者認為，當今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相互依賴、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安全體系的認同、對現代性的價值認同——正加速動搖。(18)參見鄭永年：《大匯合與大分流：大變局下的中國現代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7—80頁。這也進一步導致世界面臨重新跌入失序的不確定性和惡性競爭漩渦的風險。(19)參見阿隆·麥基爾：《淺談國際失序概念》，《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2 年第1期，第161頁。

二是部分國家“內顧化”，全球治理赤字攀升。美西方在全球治理中不再占據支配地位，而千方百計以單邊手段維護狹隘利益，將治理的成本和赤字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愈演愈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無減”。(20)參見習近平：《高舉多邊主義旗幟，為建設美好世界作出應有貢獻》，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55頁。

三是體系危機疊加，安全形勢前景堪憂。安全危機：“零和博弈”“安全困境”加劇，現實主義權力觀和對抗競爭加速升溫，各類沖突打破地區安全平衡，加劇全球軍備競賽，戰略穩定面臨失衡的風險。金融危機：2023年以來，全球通脹水平達30年來最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全球經濟增長將從2022年的3.5%降至2023年的3%，2024年將降至2.9%，遠低于2000—2019年3.8%的歷史平均水平。(21)參見《IMF：全球通脹到2025年之前都會維持高位》，騰訊網，2023年10月12日，https：// new.qq.com/rain/a/20231012A077S600 [2023-11-20]。美國引爆債務上限危機，連續加息間接觸發銀行業震蕩，破產銀行的總資產數額驚人，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高企。糧食危機：美西方等主要糧食生產和出口國進一步控制全球糧食貿易市場，國際糧價創近50年來新高，世界不少貧窮國家陷入糧荒，加劇了全球動蕩。能源危機：全球能源“武器化”趨勢加劇，俄羅斯遭到國際能源供應體系的排擠，歐洲在能源領域主動或被動的“去俄羅斯化”，導致天然氣等價格上漲。世界銀行預測，歐洲天然氣價格將會在2015—2019年平均價格水平的近三倍附近徘徊，能源和煤炭價格也將維持在疫情前平均價格之上。(22)參見世界銀行：《大宗商品價格預計出現疫情以來最大跌幅》，世界銀行網站，2023年4月27日，https：// 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23/04/27/commodity-prices-to-register-sharpest-drop-since-the-pandemic [2023-11-20]。隨著國際能源二元對立格局加劇，全球能源危機可能成為常態。

從長周期的視角看，上述危機也反映出了新舊國際秩序沖突和交替過程中的一種歷史必然性。在新秩序誕生和穩定之前，全球面臨的各類風險還將繼續上升。隨著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全球治理體系信譽下降，美霸權體系愈發松動，世界各國的戰略焦慮普遍上升，大國關系更加緊張，地區沖突頻繁發生，全球治理亟待在新的理念和運行模式上實現突破性進展。

(五)世界矛盾之變

在大變局、大危機、大博弈的背景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和平紅利、發展紅利衰減殆盡，原本被經濟高速發展所掩蓋的內部矛盾以及被大國協商所抑制的地區矛盾逐漸顯露，世界進入矛盾多發、動蕩變革的不穩定期，集中體現在“東西、南北、上下、左右、內外”等各類國際和國家集團矛盾相互交織、激化凸顯。

一是“東西矛盾”加劇升級。美國渲染過去500年新興大國曾16次威脅守成大國的歷史敘事，誓言要在未來10年重建對華優勢，全力推行陣營對抗，意圖“競贏”中國。(23)參見《布林肯：未來10年是中美競爭關鍵時期，美國若失敗，將失去霸權》，搜狐網，2022年12月29日，https：// roll.sohu.com/a/622445503_121450400 [2023-11-28]。二是“南北矛盾”重燃紛爭。核心是發展權利之爭。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速度、發展質量和發展空間等方面的爭奪日益激烈，從77國集團到“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抱團取暖”追求話語權和參與權意愿更為強烈。三是“上下矛盾”激蕩生變。西方國家內部富豪與貧民、精英與民眾，不同種族、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之間的裂縫越來越大，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四是“左右矛盾”躁動擾局?！白蟆焙汀坝摇钡陌l展模式之爭，牽動誘發很多國家內部的民粹主義、種族主義、保護主義、排外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甚至極端主義日趨活躍。五是“內外矛盾”倒灌四溢。全球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矛盾相互疊加、持續發酵，部分小國受困于內部矛盾發酵外溢，個別大國借機挑事轉嫁危機，內外因素疊加下加速全球熱點問題震蕩升溫，“灰犀?！比键c更低、“黑天鵝”爆點更多。

二、百年風云變幻的歷史啟示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要洞察時代特征之變、國際格局之變、大國關系之變、全球治理之變和世界矛盾之變中的全球大博弈態勢和趨向，順應時代特征、國際格局、全球治理的新變化，運籌謀劃中國的未來發展。

考察和對照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百年發展歷程，汲取其中的經驗教訓，有助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并增強在世界動蕩與變革期中把握戰略機遇、駕馭戰略風險的能力。在總覽復雜多變的世界百年變局之后，再回望中國的百年風云變幻，我們應當從中得到哪些重要的歷史啟示呢？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們要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從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么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從而在新征程上更加堅定、更加自覺地牢記初心使命、開創美好未來?！?24)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8頁。

歷史總能在跨越時空的今昔對照中給人以啟迪。中國從100多年前積弱積貧、瀕臨亡國滅種的“東亞病夫”，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跨越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完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取得的成果。由此得到的重大啟示，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上的寶貴經驗，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根脈。

(一)堅強的領導核心是有效治國理政的根本保證

“船重千鈞，掌舵一人”，堅強的領導是國家強盛的法寶。如果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國家或民族都將成為一盤散沙，這一鐵律在很多國家或民族的發展歷程中得到了反復印證。在西方，無論是美國的兩黨、英國的議會還是日本的家族世襲，都難以產生堅固的領導核心，掌權者關注的幾乎只是政商寡頭的利益，容易讓國家政策乃至安全戰略搖擺不定，或是陷入政黨間、利益集團間的撕扯中。比如，巴以沖突就充分顯示了猶太游說集團及權力階層在美國決策層的巨大影響力。而阿富汗政黨和政治集團以族群、地域、軍閥派系劃線，難以形成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以服務人民為宗旨的政黨和領導核心；除卻外部因素，領導層權力內斗帶來了國家的長期動蕩和方向迷失，從經濟富庶、社會穩定的“東方瑞士”，淪為戰亂頻仍、民生凋敝的動蕩之都，結果“阿富汗的歷史就像一個鐘擺，幾百年來鐘擺的每一次擺動，都將這個國家推向了另一個極端”(25)塔米姆·安薩利：《無規則游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鐘鷹翔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X頁。。

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強調，要贏得革命的最終勝利，必須建設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26)參見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載《毛澤東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頁?；仡欀袊伯a黨的成長壯大，自1921年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百年來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前赴后繼、英勇奮斗，贏得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勝利，實現了從幾千年封建專制向人民民主的歷史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中外歷史的對比，深刻揭示了今天中國發展的核心密碼，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兩個確立”是我們在新時代應對一切不確定性的最大確定性、最大底氣、最大保證。

(二)自主的發展道路是國家繁榮富強的正確方向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這樣概括：“一百年來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27)《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第1版。在“百折不撓”“自力更生”“銳意進取”“自信自強”每個階段的背后，都充盈著獨立自主的底氣，“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魂，是我們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28)參見《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魂，是我們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人民網，2022年3月18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2/0318/c436975-32378032.html[2023-12-28]。

新中國成立之初，加入社會主義大家庭，借鑒學習蘇聯的發展模式。但是，隨著蘇聯日益滑向大國沙文主義，赫魯曉夫試圖將中國變成其與美國對抗的前沿陣地，意圖在政治和軍事上操控中國，從而導致中蘇在“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問題上產生爭執。(29)赫魯曉夫時期，蘇聯海軍逐步加大在西太平洋地區活動，提出要與中國建立“聯合艦隊”，便于蘇聯軍艦潛艇?？恐袊劭?，同時在中國沿岸建立“長波電臺”以保證海軍通訊指揮，毛澤東認為此舉損害中國獨立主權，未予同意。即便將會面臨腹背受敵的不利環境，毛澤東也極為重視維護國家主權和自主發展權，絕不以犧牲平等權和主權為代價換取大國的支持，這也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奉行獨立自主原則的立場初心。

在這一過程中，如何結合中國的國情建設社會主義，如何結合國家的利益推行戰略方針，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挑戰。關鍵法寶就是要始終堅持“革命是自主，建設也是自主”的方針，堅持“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30)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5頁。在一系列曲折前行的探索中，中國的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國防建設等，逐步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尤其是以維護獨立自主道路為關鍵的發展模式。從建設新中國到推進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孤立封閉到向世界敞開大門，走上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適合時代要求的獨立自主發展道路，實現了國家的和平穩定，實現了經濟騰飛與人民小康，實現了外交和國防能力的提升，更僅用70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做出一系列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

尤為重要的是，中國的發展，“擯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31)參見習近平：《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埋頭苦干、勇毅前行》，載《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3頁。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缺少獨立自主，結果必將是受制于人。照搬照抄他國經驗，或者指望依靠外部力量推動自身社會改革，是注定不會成功的。根植中國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適合中國特色、順應時代發展的獨立自主、自立自強之路，才是人間正道，這也是不斷發展和豐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內涵的重要基石。

(三)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持久發展的制度保障

“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一國追求現代社會治理模式的社會發展過程，是一國根據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征，通過更新治理理念、改進治理方式、完善治理體制機制，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水平，以更好地實現治理目標的過程?！?32)李楠：《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內涵、成就與經驗》，《國家治理》2023年10月下，第16頁。中國有著廣袤的國土、56個民族、14億人口，治理的復雜程度、多樣化程度在世界上位居前列。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治理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堅持不懈的目標追求。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國家治理思想，無論王道還是霸道、儒家還是法家，都蘊含對民本思想的重視。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之所以能不斷完善和提升質量，關鍵是牢固樹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33)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3、4版。這不僅是新時代社會治理的最核心目標，也是一以貫之繼承發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信念。

進入新時代，社會治理法規保障日趨健全，治理能力現代化日益提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更加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結合”的重大論斷，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基礎上，探索指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彰顯對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治國理政思想方法的歷史自信。黨的二十大報告鮮明地將社會治理現代化納入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頂層設計之中，強調提出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組成部分。

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思想和方法，在推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背后，無不浸透著中華文化思想的精髓和傳承。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提升現代化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效能和治理能力水平的戰略舉措，也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從容應對困難挑戰、化解風險危機的戰略依托，對于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高質量發展等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如上所述，當前國際社會出現的“中治西亂”現象正在變得更為普遍，基于西方模式的社會治理體系正在遭受沖擊甚至出現局部的失效。比如，英國在“脫歐”后，多次發生鐵路工人大罷工、教師大罷工、護士大罷工，2019年至2022年三年多時間內唐寧街10號四易其主，政府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上愈發低效，民眾對政府和政策制度缺乏信心。再看美國，前些年出現的非洲裔社群運動，從最初的反種族歧視演變為社會層面的撕裂和動蕩，“零元購”、偏激的“政治正確”等怪象橫生。2021年1月特朗普敗選后出現的“國會山騷亂”全球直播，被諷刺為“跌落的民主”。2023年的夏威夷大火——美國史上最嚴重的火災發生后，民眾遲遲等不到政府援助，只能依靠自救，而此時拜登政府正忙于軍援烏克蘭，對火情、災情、民情知之甚少。

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作為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邏輯起點，充分繼承和吸納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明的優點，充分借鑒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體系。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重大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道路，彰顯了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中國共產黨領導確立的新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制度基礎。

實現“中國之治”的秘訣之一，在于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國防工業等，在不太長時間里就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此后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打下了堅實基礎。再比如，國家做出研制“兩彈一星”重大決策后，26個部委、20多個省區市、1000多家單位的精兵強將和優勢力量大力協同、集中攻關。(34)參見郝永平、黃相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成就“中國之治”》，《人民日報》2020年3月13日，第9版。改革開放后特別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集中力量建設了一個個世界級的重大工程，沉著應對了突如其來的大風大浪，尤其是打好了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成績為世界所矚目。事實證明：統籌推進社會治理理念、布局、體制、方式、能力現代化，加快健全體系、提升能力、化解風險、優化生態，是中國治理的成功經驗，也將為世界提供更多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四)忠勇的軍事力量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堅強柱石

國家大柄，莫重于兵。一支忠誠使命、勇于犧牲的軍隊，是國家安全的基石、長治久安的柱石。強國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軍隊政治立場牢不牢、軍事實力強不強，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蘇聯解體前夜，蘇軍官兵理想信念發生動搖，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思潮泛濫，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官兵關系緊張。軍隊構成日益復雜，黨在軍隊中的影響也日趨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稱是“非正式組織”成員的占到13%，同年軍人入黨人數下降21%，一年后更是達到23.3%，退黨和交黨證現象屢見不鮮，逃兵事件屢有發生，僅1990年就有3萬余人。(35)參見李慎明等：《蘇聯亡黨亡國反思：“公開性”與指導思想“多元化”》，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2年3月9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809/c367826-22509317.html [2023-11-20]。隨著蘇共喪失領導軍隊的地位和權力，這支由列寧親手締造的歷經無數戰火考驗的強大武裝，已由維護蘇維埃政權的堅強后盾，變成自身難保的“泥足巨人”。最終，蘇聯軍隊在自己國家的政權、政黨搖搖欲墜時選擇了沉默。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有過評價：“蘇共擁有二十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擁有二百萬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而擁有近二千萬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我說過，在那場動蕩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36)習近平：《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載《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06頁。

如果一支軍隊沒有榮譽感、忠誠度，不知道自己為誰而戰，等待它的必然是混沌與失敗。近三年來，非洲的馬里、幾內亞、布基納法索、尼日爾、加蓬等五國共發生了七次成功政變(含二次政變)。(37)《非洲，出現政變“傳染病”？》，網易，2023年9月9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IE70R92N0556340C.html [2023-12-28]。政變“傳染病”的背后，是兵權與政權的對立，是軍隊與國家的背離。近代以來，中國的軍隊建設經歷起伏。曾國藩、李鴻章創建的湘軍、淮軍，成為其爭奪權力的“底牌”。袁世凱的“小站練兵”，孵化出北洋軍閥這一時代怪胎。國民黨政府時期，無論中央軍還是地方軍，說到底都是具有強烈私人軍隊色彩的武裝。

回望中國近代百年歷史，不乏可歌可泣的英雄，不缺氣吞山河的悲壯，但長期以來軍事羸弱、軍閥割據，屢戰屢敗，甚至瀕臨亡國滅種。這種局面直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登上歷史舞臺后才開始改變。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的歷史性開端。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中也有一些來自舊軍隊的將領和部隊，但是為什么能跳出武裝力量軍閥化、私人化的怪圈呢？關鍵是牢固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它發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定型于古田會議。正是有了這一法寶，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不僅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還在朝鮮戰場上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38)習近平：《銘記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載《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56頁。

事實證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政治優勢，是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強軍之魂，是人民軍隊始終保持強大凝聚力、向心力、創造力、戰斗力的根本保證。新時代的人民軍隊，必須全面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

(五)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國家生存發展的重要條件

外交是國家意志的集中體現。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體現出國家的對外戰略取向、是非曲直的基本立場以及利益觀、價值觀的認知標準。在深度全球化的世界，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受到越來越多的外部因素的影響和塑造，尤其在國際政治博弈的體系結構框架下，始終保持基于本國利益立場的獨立外交政策，既是國家生存發展的重要依托，也是很多國家難以企及的夢想。日本是公認的世界經濟大國、科技強國，但同時也被稱為“政治上的侏儒”，主要就是因為它在對外政策上高度依附美國，是美國維持全球霸權和地區同盟體系的“馬前卒”。冷戰期間，美國在對主要大國政策調整過程中對日采取“越頂外交”，但日本由于無法擺脫對美安全依賴，只能始終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起舞。

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奉行的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是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準則和旗幟，更是中國堅定維護國家利益的對外詮釋。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兩大陣營對立的國際環境，中國選擇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政策，全面清除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勢力影響，廢除不平等條約，向全世界宣告“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39)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5頁。

70多年來，中國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穩妥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處在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這種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一個重要變量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過去的對華接觸交往為主，轉向意圖通過集體行為對我國實行“脫鉤斷鏈”“去風險”，以強制外交、軍事威逼等手段，逼迫中國在主權利益上讓步和在經濟發展、科技趕超領域“自廢武功”，以徹底斷除中國式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對西方秩序的所謂挑戰和顛覆?？梢灶A見，今后一個時期是中國面臨各類矛盾風險的易發期、高發期，中國的外交政策將經受艱巨的考驗。

獨立自主外交，體現在中國對加強國際合作、推動國際治理有著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創新性的思想方案。目前，中國已同182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同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組織建立了伙伴關系，構建起了遍布全球的伙伴關系網絡，在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參與解決熱點問題等方面，形成了相互尊重理解、相互支持的良好關系。(40)參見《外交部：我國建交國總數增至181個，同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組織建立伙伴關系》，人民網，2022年9月2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929/c1002-32537287.html[2023-11-20]；2023年3月26日，洪都拉斯成為中國第182個建交國。近年來，中國不斷豐富和完善加強全球治理的思想體系、行動綱要和實施路徑，國際影響力、國際話語權持續提升。

2023年3月，沙特與伊朗在中國的斡旋推動下于北京達成和解，恢復雙邊外交關系。如中沙伊三國聯合聲明指出，這是為響應習近平主席關于中國支持沙特同伊朗發展睦鄰友好關系的積極倡議。(41)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沙特阿拉伯王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三方聯合聲明》，中國政府網，2023年3月1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11/content_5745983.htm [2023-11-20]。此舉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也推動了地區國家間關系的緩和。尤為重要的是，“世紀和解”與美國常年扶持代理人操控地區局勢、加劇安全風險的做法大相徑庭，中國展現的大國外交斡旋，不是搞“雙重標準”“拉偏架”，更不是搞地緣利益攫取和分而治之，而是立足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共同需求，貫徹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三大全球倡議，負責任地促進地區國家發展睦鄰友好關系。

(六)強烈的斗爭精神是國家長盛不衰的血脈基因

馬克思主義強調矛盾在世界上是普遍存在的，而矛盾就代表著斗爭，《共產黨宣言》全文44處用到“斗爭”一詞。(4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286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開篇就要求全黨“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43)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人從革命時期到建設時期再到新時代，能夠在順流與逆流中保持戰略定力、爭取戰略主動，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是關鍵?？梢哉f，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斗史，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斗爭史。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成長壯大的。在應對各種困難挑戰中，錘煉不畏強敵、不懼風險、敢于斗爭、勇于勝利的風骨和品質，是中國共產黨鮮明的特質。特別是“共產黨人的斗爭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大方向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44)任理軒：《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人民日報》2023年1月5日，第9 版。，凡是危害這個方向的，都必須堅決進行斗爭，而且必須取得斗爭的勝利。

中國在前進道路上進行的偉大斗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而影響中國外部安全環境的最大因素就是美國，根源在于美國奉行冷戰思維、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陣營對抗戰略。2023年2月，中國發布《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報告指出，“美國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成為全球頭號強國后，更加肆無忌憚，粗暴干涉別國內政，謀求霸權、維護霸權、濫用霸權，大搞顛覆滲透，動輒發動戰爭，貽害國際社會”，并把美國的霸權行徑歸為五類：肆意妄為的政治霸權、窮兵黷武的軍事霸權、巧取豪奪的經濟霸權、壟斷打壓的科技霸權、蠱惑人心的文化霸權。(45)參見《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中國外交部網站，2023年2月，https：// www.mfa.gov.cn/wjbxw_new/202302/t20230220_11027619.shtml [2023-12-08]。美國正全面推進“大國競爭”軍事戰略對華強勢威壓，加強盟友和伙伴關系，強調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展開長期性、戰略性、全面性競爭；在戰略態勢上固化威脅判斷，明確將中國作為頭號競爭對手；強化頂層謀劃，防務、外交、安全政策更趨一體；研發作戰概念，基于高端戰爭主動設計戰法；翻新策略手段，武力威嚇與多領域施壓并舉，軍事上持續發動“挑釁式威懾”，科技上推動形成“斷供式掣肘”，意識形態上策動“顛覆式滲透”。還有英國乃至北約將中國列為“系統性威脅”，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在美策動下進行的訛詐、遏制、封鎖與極限施壓。面對美國不敗的神話，毛澤東強調是可以打破的，勝利的信念是在斗爭中取得的。(46)參見毛澤東：《勝利的信念是斗爭中間得出來的》，載 《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年，第572—573頁。面對重大風險、強敵對手，習近平指出“唯有主動應戰、堅決斗爭才有生路出路，才能贏得尊嚴、求得發展，逃避退縮、妥協退讓只會招致失敗和屈辱”。(47)習近平：《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埋頭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第13頁。美西方的極限施壓警示我們，必須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回顧中國與世界的百年風云變幻，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國家治理必須有堅強的領導核心，國家繁榮富強必須走自主發展的道路，而現代化的社會治理和強有力的軍事力量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不畏強權的斗爭精神則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條件。

三、百年變局下中國的戰略選擇

大爭之世，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民族復興，恰中流浪急，非進不可。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我們要運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從百年變局的視角思考和處理問題，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辦好發展安全兩件大事，增強斗爭本領，做出正確戰略選擇，不斷奪取新時代偉大斗爭的新勝利。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們要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內涵，以此指導認清大變局的內涵要義與演進趨勢，辨識戰略挑戰、戰略機遇、戰略風險、戰略環境，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人類和平與世界發展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斷成功，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大變局中的這一趨勢，意味著西方主導400多年的國際格局和體系將迎來新的變革，刺激著美國不斷散布“中國發展見頂”“臺海開戰風險”“中俄威權聯盟”“中國經濟脅迫”等話語，看空唱衰中國，污名化中國的戰略意圖。美西方越是采取偏執狂躁的圍堵政策，越是表明中國的發展道路已經超越了西方意圖把控的界面，越是證明中國已經探索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和大國發展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4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2版。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既有輝煌的歷史和顯著的優勢，又有復雜的國情和諸多的困難。在這樣一個既古老又嶄新的大國進行現代化建設，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拿來。發達國家的經驗當然可以借鑒，但絕不能盲目照搬。中國式現代化是幾代仁人志士、革命先烈拋頭顱、灑鮮血、付出沉重的代價、走過崎嶇的彎路而最終找到的最適合于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和模式。中國不會把自己的發展模式強加于任何國家，但也絕不會因國際風云變幻而放棄自己通過百年探索找到的發展模式和道路。只要中國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堅持走自己選擇的正確發展道路，那么中國式現代化就一定會更快、更好地得到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一定能夠早日實現，并將給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來更為強勁的動力。

(二)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維護國家安全，促進國際安全

時代進程風云變幻，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主要大國與其他國家、國內發展與國際互動、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各種關系于動蕩變革中加速演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新時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將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安全思想理論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代中國的國家安全實踐以及新型世界大國的氣度格局結合起來，創造性、系統性地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如何解決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處理好國家安全時代特性與國際社會面臨的普遍安全共性的關系，處理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提出了科學系統的思考和指導。

我們要全面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把握各個安全領域要素的體系性、關聯性，真正做到全面、完整地維護國家安全。中國主張，國家安全必須是共同安全、合作安全，而不應是少數國家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安全來追求自身的絕對安全。我們要始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維護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冷戰思維，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搞雙重標準。積極倡導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國家間的爭端，推動地區與世界范圍內的安全對話與合作，推動實現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

隨著世界進入新一輪的科技革命、產業革命、軍事革命，國家間競爭愈發集中體現在綜合國力包括發展潛力的長期競爭博弈上，誰能最大程度最優效益地整合國家的整體資源實力，誰就能在未來競爭中掌握優勢。實現國家戰略能力最大化，關鍵是要鞏固提高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這也是黨中央和習近平主席著眼建設世界一流國防和軍事力量，統籌發展與安全、經濟與國防而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更是如期實現建軍100年奮斗目標、加快把中國人民解放軍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重要保證。要堅持將國家整體發展與全面提升國防力量建設質量有機融合，建設同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武裝力量。

中國軍隊是維護國家安全、促進國際安全的堅定力量。中國軍隊忠實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積極履行大國軍隊國際責任，努力為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貢獻。尤其是近年來，美西方在臺海和南海推動制造緊張局勢，企圖以此在中國現代化建設道路上設置障礙并試探中國的戰略決心。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家安全環境，中國軍隊做好了應對任何風云突變的準備，時刻聽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指揮，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三)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全球治理變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展了卓有成效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營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在新時代，中國的外部環境已經和正在發生很大變化。在新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外交應當緊緊抓住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中心不動搖，繼續為此大力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2023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訪美與拜登會晤時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加強團結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世界安全和繁榮；另一種是抱持零和思維，挑動陣營對立，讓世界走向動蕩和分裂。兩種選擇代表著兩個方向，將決定人類前途和地球未來。(49)參見《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中國政府網，2023年11月16日，https：// 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5560.htm [2023-11-30]。應該看到，中美兩國雖走到了國力與影響此消彼長、相互抗衡的新階段，但兩個大國依然可以避開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同年12月底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強調指出，盡管世界已經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但是“人類發展進步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世界歷史曲折前進的大邏輯不會改變，國際社會命運與共的大趨勢不會改變”。(50)參見《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國際在線，2023年12月28日，https：// news.cri.cn/20231228/31aa9e77-c5ad-b606-3f2e-8b18611f3dc6.html [2023-12-29]。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積極推動發展協調、穩定的大國關系尤其重要。特別是在美國挑起對華戰略競爭、試圖聯合西方遏制中國發展的情況下，中國外交需要以更大的智慧、勇氣和決心，抓住機遇，化解矛盾，迎接挑戰，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開拓良好局面。

“爭其強，強可勝也?！敝忻缿鹇圆┺募纫獱幦≈鲃?，也要把握好博弈的時、度、效，做到戰略判斷與戰術決斷相統一。博弈的根本目的是爭取戰略主動，要注重汲取新中國對美斗爭的歷史經驗：學習“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的辯證思維，既看到歷史大勢，加強戰略上的研判，也要從現實出發，高度冷靜、精心謀劃，形成戰略策略，強化戰略溝通，管控分歧，同時全面提升綜合國力尤其是國防力量，能戰方能避戰；學習“靈機應變，主動在我”的博弈謀略，打破思維定式，及時調整策略和博弈節奏，持續把握對美戰略主動；學習“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策略方式，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善于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團結一切力量打破美聯合盟伴對我國的孤立圍堵。

當前，由于美西方的干擾，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全球治理體系面臨很大的挑戰和不確定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必須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5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3版。追求安全與發展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重塑全球治理體系規則也是大多數國家共同的目標。在各方力量加大博弈、地區強國戰略投機加劇的大背景下，中國應堅持以聯合國為全球治理的中心，堅持以對話協商的和平方式來解決國家之間的矛盾分歧。

(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說到底，一個國家的安全與發展依賴于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只有所有國家都安全了，中國也才會真正得到安全；只有所有國家都發展了，中國的發展才會是可持續的。因此，中國與世界的命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西方先發達起來的少數國家，其原始積累是靠野蠻的武力擴張和殖民掠奪的方式實現的。如今，美國企圖以“陣營政治”“價值觀外交”“新冷戰思維”來維護其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如任其泛濫，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都注定被置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因此，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符合歷史潮流，也是大多數國家的民心所向，與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排他性、不平等的“游戲規則”截然不同，這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核心理念，反映的是中國在復雜時代的價值觀、秩序觀、世界觀。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在習近平外交思想引領下，突破一國中心主義，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特別是要從全人類利益的高度出發進行擘畫運籌。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方向，依托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區域合作等機制，將在國際上彰顯強大的感召力，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四、結 語

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東升西降”的歷史大勢與國際體系加速轉型相互疊加演進。身處變局之中，中國需要準確把握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洞察“東升西降”“中治西亂”的全球大博弈態勢和趨向，充分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在持續的斗爭中去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當今中國面臨的各種斗爭不是短期而是長期的，至少要伴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過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國夢更是使命召喚。贏得偉大斗爭的最終勝利，必須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保持戰略定力，積極沉著應對，在吸取歷史經驗與應對現實風險的基礎上，真正把大變局、大亂局變成大棋局、大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