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公共文化服務與鄉村振興建設雙向賦能路徑研究

王麗培，陳 雅，王 丹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從“禮俗社會”到“法理社會”，鄉村社會樣態的變革揭示了人性與社會秩序受時代發展中現代性的影響［1］。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通過減少群體間沖突、弱化競爭、化解矛盾、驅散異化思維等方式，打造鄉村人的集體歸屬感、認同感、團結感，使鄉村社會穩定安寧。新時代的經濟活動和交往所凸顯的現代性，不斷突破鄉村社會依靠血緣關系維持的結構網絡，使得鄉村社會共同體面臨解構的風險［2］。此外，伴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具體到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則表征為社會對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如何緩解鄉村社會共同體解構的風險以及如何滿足社會發展的事實性需求，兩者之間是否能夠實現互利互惠的協同發展和有效銜接？顯然，這些問題是值得深思的。由此，文章立足于鄉村振興法治化建設的背景，融合互動儀式鏈理論，洞察公共文化服務深化改革與鄉村振興建設間的銜接點，在剖析其雙向賦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礎上，探究保障雙向賦能目標落實的關聯措施。

1 新時代鄉村振興建設語境下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現實審思

蘭德爾·柯林斯在《互動儀式鏈》（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一書中提出，“社會學研究從微觀到宏觀的一切社會現象，微觀現象是基礎，宏觀過程由微觀過程構成，微觀過程強調的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s，IR） 是人們最基本的活動，也是一切社會學研究基點”［3］。換言之，互動儀式鏈理論是關于情境的理論，以情境而非個體為核心，旨在分析微觀情境結構（由個體構成的社會關聯或者網絡）向宏觀結構的轉變，兩者經由時間延伸和空間際遇而相互關聯。融合互動儀式鏈理論分析可知：鄉村社會是以鄉村人的個體認同為基礎，借助親身在場的儀式互動，在重復的情景活動中，通過不斷積累交換情感能量和文化資本而形成的共同體。新時代穩定鄉村社會安寧是全面助推鄉村振興建設的基礎，公共文化通過發揮其塑造群體意識和公共價值的作用，可成為銜接鄉村微觀個體情境行為與宏觀共同體文化治理的核心樞紐。因此，文章結合現有學術研究成果，通過分析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內涵特征、價值作用與鄉村振興建設間的互動關系，提出應根據新時代鄉村振興的需求對公共文化服務進行“量體裁衣”的建議，即深化改革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模式以助推鄉村振興建設的路徑選擇。

1.1 公共文化服務與鄉村振興建設間雙向賦能的研究現狀

2017 年10 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4］，以此為新時代公共文化服務與鄉村振興建設間雙向賦能的話語性社會實踐提供情景基礎。根據鄉村振興戰略定位、目標任務以及基本原則，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深挖各方優勢資源（土地、生態、產業、文化、組織與人力）和提振群眾干勁［5］，其中提振群眾干勁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核心。提振群眾干勁須強化群眾向心力、集體意識以及公共理性等，而這正是文化資源功能價值的體現和優勢所在。公共文化是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得以存在和延續的要素組成［6］，不同民族地域的公共文化各具特色，具有儀式性、差異性和構建性等特征。2018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要“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實現鄉村兩級公共文化服務全覆蓋，提升服務效能”［7］；202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以下簡稱《鄉村振興促進法》）強調，要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便利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務［8］；2022 年《關于推動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的意見》提出鼓勵興辦特色博物館、美術館與圖書館等［9］。由此可見，從政策實踐角度分析，公共文化服務是實施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

梳理現有文獻研究可知，國內有關公共文化服務與鄉村振興建設間雙向賦能的探討主要聚焦于供給模式、供給效能、保障機制、空間重塑以及政策討論等方面。在供給模式方面，研究傾向于多元主體供給模式的構建與研究；在供給效能方面，關注包括宗教文化流動于鄉村文化營地、鄉村文化同質化現象、區域間公共文化供給失衡問題、鄉村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管、用”方面存在失衡、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專業人才缺乏等問題；在保障機制方面，提出“自下而上”構建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產品清單的需求保障機制、引導群眾積極參與、強化可持續性保障機制構建；在空間重塑方面，聚焦于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空間類型、空間主體作用發揮、空間內容與載體類型以及空間發展周期等問題；在政策討論方面，探究基礎設施建設實用性和適用性、盤活鄉村文化資源以提升公共文化適應度、增強政策性傾斜以強化多元主體參與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因地制宜優化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模式等。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開展的系列研究為公共文化服務與鄉村振興建設間雙向賦能的路徑探索提供了參考。在現有文獻研究關注事實描述的基礎上，強化理論層面的基礎性研究，是完善整個體系研究的重要環節。鄉村振興建設語境下的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可理解為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換言之，立足于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發展實際，清晰認識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存在的優勢與不足，厘清當前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發展的基本樣態，深化細化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變革發展模式，是對鄉村振興較為現實的關切，也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謀求自身高質量發展路徑的探索。

1.2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下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內涵特征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內涵作了高度凝練和科學概括，指出新時代將以“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4］為歷史脈絡，踐行“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4］的實踐主題，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10］。由此可見，新時代強調發展的歷史性、傳承性、特色性、全面性、現代性和文化性等特征。2021 年6 月1 日起施行的《鄉村振興促進法》的立法要義亦是如此，具有鮮明的新時代特征［8］。

“本地化”（Localization） 是相對于全球化而言的，是存在于時代發展中的一種趨勢和潮流，可將其視為一種產品或服務的應用，用以滿足特定文化或語言地區的需求，促進地方社會的特色發展［11］。新時代鄉村振興建設話語下深化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具備以下4 種特征。其一是傳承性和歷史性。鄉村社會所蘊含的深厚的鄉土文化是其特有的文化資源優勢，鄉村在加快發展謀求振興時，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應傳承和發揚其特色文化，構建鄉村特色文化優勢和文化資本，實現鄉村社會相對獨立的可持續發展。其二是地域性和特色性。鄉村振興需要民眾齊心協力，鄉村社會借助公共文化服務儀式互動，凝聚群體共同意識與精神，引燃集體情感力量，激發新時代鄉村民眾的人民性，以其特定文化價值符號引導民眾個體行為，達到穩定鄉村社會安寧的目的。其三是全面性和現代性。鄉村是多功能地域綜合體，新時代鄉村振興過程中亦需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不僅可充分發揮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平等、包容等功能屬性優勢，還可兼顧可及性延伸與現代性吸納，號召鄉村民眾積極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活動。其四是革新性和創新性。釋放鄉村社會生產力和激發農村發展活力，需要堅持改革創新理念，而深化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是其自身的變革，可為鄉村社會搭建新現代性的特定情境提供支撐。依據互動儀式鏈理論進行分析可知，深化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能夠為鄉村民眾提供可參與的互動儀式，通過人們在場的方式，統一情感共識、價值判斷、行為規約，推動鄉村社會文化資本、情感力量與特定情境的形成，助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

1.3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下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效能價值

基于互動儀式鏈理論分析，產生了以涂爾干·埃米爾（Eómile Durkheim） 為代表的潛認知儀式主義（儀式具有塑造集體意識的功能）［12］、以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為代表的功能主義儀式主義（儀式具有群體情感積蓄和整合的作用）［13］，及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認為的互動儀式（儀式是需群體親身參與，以形成其共同體意識的程序化活動）［14］。在新時代現代性影響下，鄉村民眾身處社會互動儀式，在際遇結構中形成特定情境，以此引燃鄉村民眾的群體情感，借助重復性的儀式互動，塑造鄉村社會公共價值符號和集體意識。公共文化范疇內，本地化發展會對鄉村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與心理結構等產生影響。根據政策文本解讀分析可知，鄉村振興語境下，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效能價值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其一，《鄉村振興促進法》將公共文化服務視為重要內容，確保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具備維護民眾權益的法定地位，為鄉村振興奠定群眾基礎，以加強其政治建設。其二，在鄉村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政府發揮宏觀指導與調控作用，社會力量積極參與，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組織作為銜接政府和社會力量參與鄉村建設的媒介，參與鄉村資源“最后一站”的配置、落實、監督、反饋與調整等環節，為鄉村振興中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可能，進而提升其經濟建設能力。其三，鄉村振興需要因地制宜。公共文化服務要以滿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為服務目標，本地化發展可成為創新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措施，保護歷史文化、挖掘地域特色，利用當地優勢資源推進“量體裁衣”式可持續發展，促進鄉村生態文明建設。其四，縮減城鄉差距，協調城鄉發展。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是對公共文化服務城鄉一體化建設內容的豐富和完善，是社會力量參與鄉村振興的結構樞紐，可服務于鄉村振興戰略的扎實推進及其社會建設。其五，伴隨鄉村“合乎禮”的儀式活動功能價值的弱化，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以民眾可及的方式，滿足民眾對社會公共資源的需求，以此積蓄鄉村文化資本，塑造鄉村公共理性，促進鄉村的鄉風文明建設。

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旨在提高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適合度，增強其可獲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及可適應性。在公共文化范疇內，借助文化資本和情感能量，促使鄉村民眾形成共同認知與記憶，在本地化儀式互動中確認和強化其對鄉村共同體的認可和依賴，打造鄉村特色公共文化服務，在程序化情境互動中推進鄉村地域綜合體在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社會建設及鄉風文明建設等方面的發展。

1.4 新時代深化改革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與鄉村振興建設間的耦合關系

根據互動儀式鏈理論分析，新時代鄉村振興需將鄉村人個體行為的形塑與宏觀鄉村振興治理的組織機制進行銜接，以新時代價值理念為引導，革新鄉村社會互動儀式，鄉村民眾通過互動過程積蓄情感力量、塑造價值符號、構建對鄉村社會的新認同。其中，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以實現微觀情景與宏觀結構相聯系為內在功能機制，發揮促進鄉村振興的功能價值。筆者通過解讀式內容分析法對《鄉村振興促進法》進行研習，基于供需匹配視角，發現新時代深化改革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模式與實現鄉村振興建設間的耦合關系。

（1）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是鄉村振興產業發展的中堅力量。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助推鄉村產業發展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是直接參與，以創新文化類產品與服務的方式參與鄉村產業類型的完善，促進鄉村產業融合；其二是間接參與，提供服務于產學研協同發展、數字鄉村建設、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建設、農業信息化建設、返鄉入鄉群體的創業創新指導培訓等公共文化服務活動的基礎設施。

（2）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是鄉村振興人才支撐的堅實基礎。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借助活動儀式中群體情感力量的行為規約和價值引導作用，延伸成為鄉村社會的共同主流價值，以鄉村文化的振興解決鄉村人才不足的問題。本地化活動以公共性參與到鄉村教師、醫療衛生人員、農業科技人員、法律服務人員等培養活動中，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實的人才基礎。

（3）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是鄉村振興文化繁榮的內在動力。鄉村民眾新習慣和新認同的形成是微觀鄉村民眾文化儀式活動的結晶，是單一情境定義接連多次程序化互動的產物。公共文化本地化發展構建的公眾互動空間、基礎設施、特定情境等便于民眾親身參與，有利于村規民約形成和民風建設，有利于村落特色文化傳承與開發，并以此促進鄉土社會結構的重新組合，積累和繁榮鄉村文化資本。

（4）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是鄉村振興生態保護的輔助力量。公共文化服務是公共部門向公眾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制度與系統的總稱。公共文化服務自身的公共性、非營利性，塑造了其在鄉村社會中的權威性和可依賴性。因此，公共文化服務組織機構在參與鄉村振興生態保護方面不僅具備參與共建共管共享機制的優勢，還可借助儀式互動形成鄉村振興生態保護方面的主流價值。

（5）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是鄉村振興組織建設的重要內容。鄉村振興需要構建現代鄉村社會治理和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關注的公共安全體系、公共醫療衛生體系、公共教育體系等內容可豐富農村基層服務體系，增強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意識和能力，進而健全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基礎設施建設是城鄉融合的物理實體，在提高公共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適合度方面，公共文化服務的數字化能夠促進公共服務與自我服務有效銜接，增強鄉村生產生活的服務功能。

2 鄉村振興建設語境下深化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必要性

中國鄉村社會傳統的“禮治”是鄉村人個體情景行為參與儀式互動的產物。依據互動儀式鏈理論，新時代具備國家意識和公共精神的公共文化服務是推動鄉村共同體振興的重要驅動力。在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實踐過程中，存在缺乏新互動儀式、缺少文化治理結構洞、服務產品單一、精神生活缺位等問題，影響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模式的效能價值發揮以及鄉村振興的建設。

2.1 缺乏鄉村儀式互動新形式

新時代現代性對鄉村社會的沖擊導致鄉村民眾互動意識衰弱，鄉村社會儀式活動價值內涵逐漸淡化。此外，公共文化服務存在的重視硬件設施建設與文化活動模式跟風的現象，導致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設施虛設、活動效能低下等問題。面對傳統儀式活動功能弱化和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職能缺失對鄉村社會共同體穩固性帶來的挑戰，強化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主體價值功能無疑是值得深思的?；觾x式鏈理論認為，可以將儀式活動所在環境概括為硬件和軟件兩部分，具體落實于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組織機構中，其硬件部分是指公共文化服務開展所需的物理空間（人、財、物），軟件環境是指其所關聯的社會制度和秩序等。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創新實踐，通過開展鄉村社會文化活動，塑造以當地鄉村民眾為核心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空間，融合軟硬環境，發揮其形式、平臺、媒介和組織的角色功能。

2.2 缺少鄉村文化治理結構洞

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智慧化是現代社會的鮮明標簽。隨著鄉村人流動性的增強，鄉土社會的開放性正在加大，同時在多元價值理念沖擊下，鄉村社會結構的整合與調控面臨新挑戰。對于如何調控現代性帶來的強大外部力量干預，互動儀式鏈理論認為，群體價值符號產生源于儀式活動的重復性、群體情感力量積蓄、集體共同價值固化與共同體文化理念沉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文化依然具有文化前置性、演化性和再生產性，能夠發揮“塑型”和“鑄魂”的雙重作用［15］。因此，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需嵌入時代特色文化、價值理念和政策思想，促使公共文化發揮儀式規訓的前置性、演化性和再生產性作用，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在公民理性塑造、公共價值引導方面的功能價值，銜接微觀公民行為和宏觀鄉村文化治理，即作為鄉村文化治理的結構洞，賦能鄉村社會的“禮”與“道”。

2.3 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產品單一

公共文化具有共享性、儀式性、差異性和構建性等特征，公共文化服務組織是國家公共部門機構，其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具有國家意志屬性特征，因此鄉村公共文化產品可作為銜接“國家—社會—個人”價值鏈條的重要載體?；觾x式鏈理論強調儀式活動的情境性、真實性，親身在場性。實際生活中，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產品具備基礎性特征，借助行政執行的方式進行服務供給，若對鄉村社會特有文化價值置若罔聞，則儀式互動價值將會喪失?；诂F代性影響，公共文化服務產品本地化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的高品質屬性之一，本地化服務產品的創新是基層社會公共空間打造的具有引導性和操作性的價值符號產品。鄉村社會需要多元的現代性本地化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用以提升公民之間的際遇和重塑公民之間的空間，積蓄公眾之間的情感能量，優化鄉土社會系統內部的生產生活方式、心理結構、價值觀念等，實現本地化公共文化服務產品對鄉村治理進行的總體價值引導作用，并通過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將國家意志傳輸到鄉村，深化鄉村文化治理。

2.4 鄉村精神家園重塑缺位

市場化運作向鄉村社會逐步滲透，鄉村文化存在被粗獷挖掘現象，導致公共文化服務對基層社會的治理、導向和調控等功能弱化?；觾x式鏈理論認為，個體對于情境的定義依賴于情感力量，而積極的情感力量不僅需要個體親身參與儀式互動，還需要具有濃郁鄉土公共文化色彩的互動儀式進行引燃?！多l村振興促進法》強調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尊重農民意愿，調動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維護其根本利益［8］。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以改造互動儀式為基礎，以鄉土民眾積極參與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為保障，對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各類儀式活動進行公共空間營造，帶來鄉土民眾情感互動與集體認同，將新時代公共文化服務作為鄉村各類新型儀式活動的催化劑，借助公共文化設施開展公共文化活動，形成特定情境互動儀式，以此發揮公共文化活動對個體行為的規訓和對社會結構的再整合作用。通過各類具有文化符號的儀式活動，促使公眾參與現代化的轉型與群體符號的構建，推動鄉村公共文化價值的重新塑造和共同精神的再培育。

3 鄉村振興建設語境下深化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緣由

基于互動儀式鏈理論分析，鄉村振興建設使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需求產生了變化：首先，需要定義單一情境和搭建互動載體；其次，群體多次連續親歷儀式互動強化了情感能量，延續了文化資本；最后，建立集體的共同意識、共同精神和構建集體的價值符號，構建鄉村社會主流價值，重塑和加固鄉村內部系統結構。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可借助其文化屬性和社會功能價值，實現鄉村群體主體意識的培育、公共理性的塑造、重塑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和調節鄉村成員間關系的組織目標，以此助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3.1 鄉村振興構設“定義單一情境以培育公民意識”的需求

鄉村儀式互動現象離不開群體間際遇，而單一情境的定義是構建際遇結構的重要因素，群體多次連續親身在場與儀式互動是形成其共同體意識的基礎［14］。鄉村振興需要對內部系統結構進行重塑和穩固，事實上鄉村社會正遭遇被經濟活動突破血緣關系帶來的鄉村社會解構困境。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可借助文化符號嵌入，實現公共文化服務落地，既將宏觀層面的社會主流價值和國家政策意識進行融入，又聯系微觀層面鄉村社會具體需求，通過改造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賦予公共文化服務儀式互動新形式和新內容的角色定位，以實現其作為傳播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方略的重要媒介作用，發揮與新時代社會文明生態建設相契合、與鄉村文化價值體系相融合的鄉土民眾現代公民責任意識、主體意識、參與意識的功能作用。

3.2 鄉村振興構設“搭建互動載體以重塑文化空間”的需求

傳統儀式互動是鄉村民眾禮治價值和情感能量積蓄的重要途徑。新時代，鄉村社會成員的公共互動空間逐漸縮減，鄉村民眾互動關系逐漸弱化、情感能量積蓄衰減，導致傳統鄉村互動儀式逐漸失去塑造鄉村公共空間結構的能力，創造符合時代的現代性的互動儀式成為鄉村文化振興建設的當務之急。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組織是鄉村的公共知識空間，其品質主要通過服務效能體現。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要立足、要發展，先要知其所長、知其所好，要了解鄉村的傳統文化、地理資源、人文經濟等方面的優勢資源，明晰鄉村民眾的文化需求、鄉村振興的建設需求等，從而搭建鄉村社會急切所需、鄉村民眾喜聞樂見的互動載體。同時，嘗試引入新技術、傳播農技知識、豐富文化內容，在信息化現代化公共文化服務中重塑鄉村多元文化空間，以追求生態、美學價值和實用意義的空間設計與服務內容強化群體的互動，積蓄鄉村民眾對于鄉村特有的情感力量，延續整合鄉村的文化資本。

3.3 鄉村振興構設“建立集體意識以塑造公共理性”的需求

柯林斯認為，群體情感力量積蓄和高效交換需以群體親身參與儀式活動為前提［3］。新時代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過于強調統一標準和整齊劃一，不僅與鄉村振興戰略強調的因地制宜形成自身特色發展道路的理念相違背，還影響到了鄉村民眾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活動的頻次、深度、廣度和時長。公共文化服務急需本地化發展，培育鄉村認同感，只有建設“私人定制”版的公共文化服務價值體系，方能留住鄉愁、鄉情和鄉紳，推進鄉風文明建設，充分發揮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的正外部性，促進鄉村產業融合，整合鄉村內部力量，帶動整體的情感互動與集體意識的建立，從而塑造鄉村民眾對于鄉村振興、鄉村治理的公共理性，強化文化活動之外鄉村其他類型產業間的合作，發揮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傳播力度和行動整合作用。

3.4 鄉村振興構設“構建價值符號以調節成員關系”的需求

在現代性沖擊下，基于血緣、業緣或地緣構建的鄉村社會規約在當下鄉村社會治理中力有未逮。從互動儀式鏈分析思路出發，民眾積極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活動是鄉村培育自治意識和重塑自治精神的重要途徑，其實質是鄉村振興過程中民主意識的激發和村民自治的體現?！多l村振興促進法》是新時代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法律支撐，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是否適應現代性公共文化環境，是其能否將“法的意識”和“德的觀念”融合成鄉村社會有效互動儀式的關鍵。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將充分了解鄉村民眾的需求，注重微觀的民風民俗與宏觀的公序良俗交相輝映，挖掘當地優秀文化，創新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產品內容和類型，構建民眾自主意識，從而形成鄉村社會較為廣泛的價值符號和行為規約，并以此調節鄉村社會儀式互動中的成員關系。

4 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與鄉村振興建設雙向賦能的策略選擇

鄉村振興需要鄉村文化振興保駕護航，不僅要把鄉村文化振興作為推進鄉村振興進程的重要內容，還應把鄉村文化振興輔助鄉村其他類型領域振興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在《鄉村振興促進法》正式施行并強調鄉村振興的全面性、升級性和現代性之際，需要重視文化屬性因素，重新審視鄉村振興工作，重新審視新時代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模式與鄉村振興建設雙向賦能過程中的稀缺及其根源，并深化改革創新實施路徑，從而提升公共文化服務適合度，扎實助推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

4.1 深度挖掘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價值

鄉村人的現代化是鄉村現代化的核心，提升鄉村民眾主體意識是促進鄉村民眾形成主體性與現代性的必然要求。當前，鄉村傳統互動儀式功能式微，鄉村民眾情感能量需要重新積蓄，必須深度挖掘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價值，并將其視為鄉村社會文化價值互動的新形式和新場域。

（1）優化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過程中的資源整合。資源本地化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構成要素，也是鄉村社會對其文化傳承的依托。本地化資源具有稀缺和零散性，借助公共文化服務組織對其進行整合、記錄和優化，是保留鄉村社會情感主線跨時空延續的價值所在。

（2）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過程中的空間設計。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不是因循守舊，而是因地制宜的現代化發展。大多數非物質文化誕生于鄉村，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過程中的空間設計，嘗試融入書法、雕刻、剪紙、民俗、服飾等文化元素，不僅是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對文化的傳承，也是本地化發展的創新［16］。

（3）強化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過程中的文化傳承。以本地化為出發點進行公共文化服務設計，需有效開發鄉村特有的歷史文化、地域風貌以及人文風情，構造鄉村特有的公共文化服務。這種特有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是能喚起鄉村民眾情感共識的活動儀式載體，也是能保持其時代感和生命力的情感交流互動空間。

4.2 特色規劃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內容

公共文化服務內容于互動儀式鏈理論內容分析而言，強調鄉村社會文化資本的延續和整合，是鄉村振興過程中民眾儀式互動的真實寫照。鑒于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失衡，要深化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的改革，整合鄉村現有資源、挖掘鄉村特色優勢資源、積極引入市場資源，促進鄉村振興文化資本時間和空間上的延續與整合。

1.3 檢查方法 所有孕婦通過GE公司的LOGZQ5型彩色多普勒超聲儀診斷，孕婦取仰臥位，膀胱充盈，檢查部位涂抹耦合劑，找出臍動脈，獲取子宮動脈的穩定頻譜圖，利用內置軟件計算收縮期與舒張期流速比(S/D)、阻力指數(RI)以及血流搏動指數(PI)。

（1）整合鄉村現有資源。鄉村公共服務組織機構與基礎設施承擔著文化服務的職能，但是由于鄉村資源相對有限，致使其實際職能發揮不到位。因此，需要強化鄉村現有資源，開展文化資本積累的形式創新，如鄉村圖書館+民宿、鄉村圖書館+夜校等，對鄉村公共土地資源、人才資源進行高效利用［17］。

（2）挖掘鄉村特色優勢資源。鄉村特色資源融于新時代發展之中所建立的具有文化傳承、生態保護等多重社會功能的現代鄉村產業是鄉村特色產業。公共文化組織挖掘鄉村具有獨特性、不可替代性和市場競爭性的優勢資源，向鄉村提供本地化的產品和服務，從文化層面上定義，是鄉村文化資本的創新。事實上，鄉村特色產業強調現代生產要素和鄉村特色優勢資源有機結合，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對于鄉村特色優勢資源的挖掘是協調助推其他產業融合發展的體現。

（3）積極引入市場資源。多主體協同供給進而優化鄉村資源的供給結構，鄉村公共文化組織的發展是當務之急，而鄉村公共文化的振興離不開公共文化組織機構的有力支撐。目前，傳統社會鄉賢自治的鄉村發展舉步維艱，需要采取“民辦官助”的舉措，整合多方資源、鼓勵新鄉賢或社會組織參與到鄉村公共文化建設中［15］。但這并不意味著以失去自我為代價引入市場資源，而是固化自身文化理念之后對于市場資源有選擇地吸納，如社會公益組織或志愿服務團隊參與到鄉村法律援助公共服務中。

4.3 軟硬共建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設施

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配套軟硬件程序共建，可確保鄉村社會儀式互動的情境完整性。軟硬件程序共建是指兩方面：一方面是軟件秩序，鄉村社會系統結構儀式規則與互動實踐；另一方面是硬件程序，鄉村內部不可移動的場地、組織機構系統［3］。事實上，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存在矛盾之處，新時代鄉村文化消費傾向于網絡視聽內容，而很多地方對于公共文化服務的財政支出仍然注重于線下傳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對于支撐數字化、信息化文化活動的配套設施關注不夠。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配套軟硬件共建，主要借助大數據技術，注重鄉村民眾個性化，深層次精準地整合公共文化資源，實現資源“一次生產，協同共享”的發展模式，同時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可及性、普遍均等性。

（1）數字平臺構建。數字化資源可以有效緩解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及其他產業領域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同時提升鄉村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是增強公共服務方便可及的表征和衡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主要價值取向［18］，也是構建鄉村社會內部系統儀式規則與互動實踐的前提。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數字平臺，將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社會變革進行融合，利用數字平臺實現公共文化資源共享，最大限度實現公共文化資源效能，促使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趨向于個性化、精準化和智慧化。

（2）跨界合作。無論是互動儀式鏈理論所強調的鄉村社會結構構建需要集體共同體意識，還是補齊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短板的剛需，以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為牽頭，進行鄉村各類產業形式的本地化發展的跨界合作，利用數字化方式有效整合鄉村資源，搭建覆蓋農村基層文化服務網絡的城鄉一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可讓民眾有機會享有普惠、公平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有助于儀式規則的維持和鄉村組織機構系統的完善。

（3）線上線下融合?！熬€上部署、線下發力”是考慮鄉村民眾生活、認知習慣與新時代新農民新需求的結晶。數字賦能可以有效實現供需契合，是一種新形式的互動實踐動力，但是群體的情感交流和情感力量積蓄受到干擾，因此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線上線下的融合是構建鄉村社會系統內部穩固結構的有效措施。

4.4 親歷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活動

隨著數字信息化的快速發展，鄉村信息閉塞的困境被逐漸打破，但同時也帶來私人文化泛濫、實際參與鄉村公共文化活動的熱情降低等問題。此外，農村人口結構以老年人和兒童為主，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鄉村民眾主體意識集體弱化的現象?；觾x式鏈理論強調鄉村社會是情境社會，缺乏鄉民親身在場的實踐參與，無法形成對某一事物的價值判斷，集體意識的塑造更無從談起。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活動是構建際遇結構的基礎因素，可激發鄉民主體性，提高其參與度和獲得感。

（1）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多樣性和靈活性。以需求為導向的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是最好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供給基礎，能夠調動村民積極性、主觀能動性，動員鄉民參與到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變革中，既可適度滿足老年人對于傳統文化習俗的依戀，又可融合新時代文化特征屬性考慮青壯年進城返鄉后多元文化需求，提高本地化發展的多樣性和靈活性，滿足當地鄉民的公共文化需求。

（2）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生產與服務能力。鄉民作為公共文化服務的主體對象，自發自主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的生產和服務是一種文化自組織的體現。利用政策、資金、內容生產和組織能力指導等［19］提高鄉村民眾參與文化生產供給的積極性，不僅利于構建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最優供給結構，還可以提升其服務水平，增強鄉村民眾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自信。

（3）提升本地化公共文化服務的使用頻度和喜愛度。鄉村民眾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活動的頻度是衡量其對互動活動滿意度的重要指標。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要以培養鄉民獨立意識為前提，獲取鄉村民眾較為準確的表達需求及改進意見，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質量，提升鄉村民眾親身在場參與的幸福感和滿意度。

4.5 系統評價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落實

鄉村文化振興是推進鄉村振興的文化基礎，助推鄉村文化振興的核心在于系統評價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有效實施。在這個意義上，結合鄉土社會內部系統結構重塑、整合和穩固的現實需求，宏觀層面要強化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在塑造群體共同精神、主流價值和共同理性方面的功能作用，構建鄉村民眾自主參與的動力機制和現代性的鄉村社會結構。

（1）提升鄉村公共文化本地化發展服務能力水平。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并不意味著服務能力的弱化，相反是在精準定位的前提下，以滿足鄉村民眾需求為目標，對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領域進行的實操性改革和創新，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能力水平在規定空間內的極致提升。以現實情境需求為導向的發展變革能更好地實現鄉村民眾集體意識的凝聚和主流價值的構建，服務水平的提升則是保障鄉民自發自主長效參與的動力源泉。

（2）強化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組織的文化治理能力。鄉村文化治理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關注自然、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表現為借助制度安排對鄉村文化生活進行鄉村社會秩序的規范過程［20］。重塑鄉村文化價值共識和改革鄉村治理結構，能夠拓展鄉村文化治理社會功能，化解鄉村文化供需矛盾，強化其組織機構的文化治理能力，激活鄉村內生性發展動力和鄉村特有文化的經濟價值，為市場經濟環境下的鄉村社會振興開拓新路徑。

（3）落實對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監督與檢查?！多l村振興促進法》 規定，為確保鄉村振興的各項工作要落實落地，配套制度要健全、可操作、能考核［8］。在認可本地化發展有效性的前提下，要落實監督與檢查，注重行政機關和社會力量參與，確保其變革操作過程中的管用和好用。

5 結語

互動儀式鏈理論為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與鄉村振興建設雙向賦能的實踐路徑提供了具體的理論支撐和指導。新時代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堅持與時俱進和因地制宜的建設理念，提升公共文化服務適合度，將新時代發展所強調的歷史性、傳承性、特色性、全面性、現代性和文化性等特征融合于公共文化服務本地化發展的思想定位中，助力鄉村振興的產業發展、人才支撐、文化繁榮、組織建設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運行建設，推進鄉村振興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社會建設以及鄉風文明建設等方面發展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