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生態文化述論

馬成俊 劉子平

早在先秦時期,生活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中華先祖就已經關注到人與生態環境和諧共生的問題,并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生態文化體系。這些文化雖散見于各種典籍,但數量龐大、信息量充足,成為后世深入梳理和研究先秦時期生態文化的珍貴材料。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在《先秦史》中旁征博引,從民族疆域、農工商業、衣食住行諸方面論述先秦時期中華先民的文化和思想,其中亦包含不少關于先秦生態文化的內容。竺可楨對我國五千年來的氣候變化研究后發現,早期仰韶和殷墟文化時期是中國的溫和氣候時代,當時西安和安陽地區有十分豐富的亞熱帶植物種類和動物種類,并以大量的考古和歷史資料就秦以前各時代的氣候變化做了詳細的論證。(1)《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477-480頁。這為我們理解先秦時期生態文化的形成以及氣候對生態和生態文化的影響提供了新視野。史念海以純粹史學的方法對先秦時期的先祖如何克服自然困難而求得生存進而適應水土(河山)有深入的研究,他認為先秦時期“人們的活動雖由于自然環境的影響受到一定的限制,不過他們在悠長的歲月中一直在設法沖破自然環境的束縛,克服自然環境的困難,進而利用自然環境的所有條件”(2)史念海:《河山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第24頁。。宋蜀華在1995年就說到:“在我國熱火朝天地進行現代化建設中,保護生態環境,維護生態平衡,以適應生產和生活的急劇變化,顯然是十分重要的?！?3)宋蜀華:《我國民族地區現代化建設中民族學與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關系的研究》,中國民族學會編:《民族學研究》第11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1頁。楊庭碩也認為,“生態危機開始威脅到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因而,將生態建設作為一項專門的社會行動去加以倡導和推行,不僅是時代的新需求,同時也是人類社會發展中必須做出的新決策”(4)楊庭碩、耿中耀:《楊庭碩教授談當代生態建設的轉型與創新問題》,《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7年第3期。。王玉德、張全明等以生態文化學為視角,梳理了中華五千年的生態文化,認為“大自然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人類處于被動狀態。我們要研究生態環境的變化規律,發展、倡導與生態相適宜的文化,盡量保持與環境的最佳和諧,使我們人類生存的更加美好,更加永久”(5)王玉德、張全明:《中華五千年生態文化》,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8頁。?？傊?我國的生態文化資源非常豐富。盡管后來學者挖掘了部分先秦時期的生態文化,然力量薄弱,不成體系,更是缺少從生態文明的角度去深入探討先秦時期生態文化的價值,因此難以實現將先秦生態文化納入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地球是人類的共同家園。生態興則文明興。人類應該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荒漠化加劇和極端天氣頻發,給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6)《習近平向巴基斯坦世界環境日主題活動致賀信》,2021年6月5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6-05/9493142,2023年5月2日。這更加說明萬物靠環境而生,人類文明依環境而興旺。但不可回避的是,當下人類的生態環境正在遭受著不同程度的破壞。如今,生態問題已引起全球各界的重視并將其定為21世紀以來關乎人類生死存亡的重大課題而備受關注。我國先秦時期是先民們開疆拓土求得生存而與自然環境不懈斗爭的主要階段,也是人類探索文化與生態環境關系而創造生態文化的重要過程,其中蘊含著人類改造自然、適應自然的寶貴經驗。通過梳理典籍文獻得知,雖跨越兩千多年的時空界限,先秦時期的人們業已形成鮮明的蘊含可持續發展理念的人類生態文化,而這些寶貴的文化對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仍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一、盤古開天、劃定九州:先秦時期的生境考察

自然環境是萬物存續的根基。生境是具體地段各種生態因素的綜合。中華大地自古就為中華生態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這種根本性的需求。然在上古神話傳說時代,中華大地還是一片莽莽,野獸出沒期間,先祖們過著刀耕火種、茹毛飲血的簡單生活,直至火的發明才改變了這種窘迫的局面。

先秦時代的具體生態環境情況無詳細記載,但根據文獻典籍提供的線索,我們可以推測其大概的樣貌。呂思勉根據神話傳說所描寫的“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7)呂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18年,第47頁。推斷,“在上古時期,巢、燧、羲、農,略見開化的跡象。自黃帝御宇,東征西討,疆域大拓”(8)呂思勉:《中國通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4頁。。這為我們展現了黃帝之前中華生態環境的基本情況。由此可知,上古時期的中華大地,生態環境良好,大部分土地為植被所覆,適宜的氣候、降水等條件為食草動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進而各種猛禽、野獸繁衍發展,而早期人類與各種動物共存,具體數量雖不得而知,僅就“西北山林,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人以田獵為業”(9)呂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18年,第24頁?！包S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10)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頁。等較多類似的記載以及近年來發掘的考古資料可知,這種“居無定所”的生活方式,其實便是典型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的樣態,也說明只有良好的水草豐盈的生態環境才能支撐起當時眾多部落的游牧、狩獵生活。除卻正史的記載,我們耳熟能詳的《盤古開天》《女媧造人》等神話作為認識上古社會的另一種補充,也給了人們認識當時生態環境的視角。據說盤古將混沌的天地分開后,他的身體分化為自然中的日月星辰、草木江河等。盤古為人類生態環境形成貢獻了自己的生命,為萬物繁衍提供了必備的條件。天地成形之后,大地上草木茂盛,環境美好,珍禽異獸生于其中,但未有人類,隨后女媧摶土造人,中華大地便有了人的繁衍發展。

人類出現后也并非一帆風順,首先遭受的就是天塌地陷后的野獸橫行、洪水泛濫、干旱少雨。女媧及時煉石補天,這些問題終被解決。此后,人類才在這片土地上繁衍開來。然則神話傳說畢竟不能從科學的角度去解釋事物的本原,但其揭示了先民們探索自身和生態環境起源的事實,也在中華大地上烙下了明顯的生態文化印記。及至大禹實施“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11)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頁。的一系列措施而治水成功后,將全國按地理區域分為九州,中華大地自此不再是單純的自然地理區隔。對于“九州”(《禹貢》記載的是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之名,典籍中記載有差異,但禹開創的以地理區域分為不同行政區劃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先秦時期的植被覆蓋率明顯高于當前。如有學者研究發現,距今五千年前,黃河中上游地區的森林覆蓋率中“甘肅為77%、陜西為45%、山西為63%”(12)凌大燮:《我國森林資源的變遷》,《中國農史》1983年第2期。,而“黃河中游的森林覆蓋率在東周以前約為65%,春秋戰國時期大致53%……”(13)史念海:《河山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頁。。黃河下游區域的森林覆蓋率也很高?！昂幽鲜?3%、河北是68%、山東是46%?！?14)凌大燮:《我國森林資源的變遷》,《中國農史》1983年第2期。另有研究認為:“約在3000年前,我國森林和草原面積約占我國國土面積的70%～80%。僅就森林而言,大約占全國總面積的50%?！?15)《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25頁?？梢?成片的森林為先秦時期人們的生計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能源,保證了人們生存的穩態延續。

另從氣候方面看,“在距今5000至3000年的時段,我國氣溫總體上比現在高。當時黃河流域跟目前長江流域的溫度相似,平均溫度比當前約高2℃,其中一月比現在要高3～5℃。降水量相對也多。在新石器時代到夏商時期,黃河流域生長著大片的闊葉林和竹林,到處有獐子、大象、水牛、竹鼠等動物。但西周初年,氣候極度變冷,不久又突然回升,便進入持續了700余年的新溫暖期”(16)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科學》1973年第2期。?？梢?先秦時期尤其是夏商周時代,中華大地上氣候宜人,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獨特的保障。先秦時期還有分布于全國各地的沼澤和湖泊。據載有長滿水草的“九藪”(17)即荊州的云夢、揚州的具區、豫州的圃田、青州的望諸、兗州的大野、雍州的弦蒲、幽州的豯養、冀州的楊纖、并州的昭余祁。另外,古代“三”和“九”泛指多,此處的“九藪”從出自不同地名看,可能僅為各地選擇的有名的且能代表地方特色的湖泊總數。,可見當時湖泊眾多,生態良好。

近年來考古學界大量大象、犀牛等動物化石的發現,說明在洪荒時期中華大地為眾多生命的存續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及至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齊家文化、馬家窯文化等的不斷發掘,石器、骨器、陶器、玉器以及豬、狗、馬、羊、鹿、象等動物骨骼的大量出土,都證明先秦時期中華大地的生態環境十分適宜動植物的繁衍發展。

綜上,先秦時期的中華大地森林廣布、河湖交錯、動植物多樣,為先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也為中華民族孕育優秀的生態文化提供了沃土。

二、先秦時期生態文化的形成及主要內容

生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是人類與自然之間長期互動的結果,一方面人類施力于生態環境以求生存,另一方面生態環境反作用于人類社會并給人類生活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先秦時期是中華先祖逐步改造和適應生態環境的階段,也是與生態環境激烈斗爭而形成中華民族早期優秀生態文化的重要階段,而此階段是逐步向前發展、變化的。

1.鉆木取火和刀耕火種是先民們根本性的生態文化創造。上古先民經歷了一段漫長的采集、漁獵生計方式。據載:“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日燧人氏?！?18)呂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18年,第47頁。后燧人氏創鉆木取火之法,教民烤熟食,結束了遠古民茹毛飲血的歷史,將人類從動物生吞活剝的習性中脫離出來,完成了從生食到熟食的飛躍,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燧人氏開創了華夏生態文明。之后伏羲氏根據自然界天地萬物之變化,創立了蘊含“天人諧和”思想的八卦,教人們馴養家畜、制作網罟。司馬遷云:“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19)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61頁。伏羲時代的先民完全使用火烤食食物,并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和人的智慧更好地適應生態環境。

相傳神農氏發明了刀耕火種的農業耕作方式,教民飼養家畜、播種五谷、采藥治病,使先民們從純粹的游牧社會過渡到了農牧結合的社會,道教將其奉為五榖神農大帝。當時由于人口增多,為解決生計問題,神農于是“作耒耜,播百谷”(20)呂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18年,第50頁。并“教民播種五谷”(21)劉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77頁。。神農又遍嘗百草,采藥治病,創造了中華醫學。據載,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22)劉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77頁。。另外神農氏制定部落規約,首創男耕女織,要求全民參與生產勞動,進一步探索自然并調適人與自然的關系。神農制法云:“‘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噬碜愿?妻親織,以為天下先?！?23)劉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76頁?？梢?神農時期人們能利用自然環境,發揮農業優勢,解決衣食問題。

2.追求社會發展與破壞生態環境并存。先秦時期,人們除了改善基本生活條件而進行了小規模的生態環境破壞活動外,還有大規模的鑄造青銅器、伐木修建、追求厚葬、兼并戰爭等,盡管在推動經濟社會和生態文化發展上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這些進步是以破壞生態為代價的。

伐木為碳,鑄造青銅。商時青銅器的出現為中華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作為生產工具的青銅器在冶煉和鑄造過程中增加了人們破壞生態環境的力度,加之當時生產技術落后,每一件青銅器的成型背后都對應著一片森林的消亡。如1939年在河南安陽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鼎是已知中國古代最重的青銅器,達832.84千克。這是古代青銅文化的杰出代表,而也有大量的森林為此而遭砍伐。

砍伐森林,大興土木。春秋戰國時期邦國林立,大興土木。據載吳國花9年時間修建了龐大的姑蘇臺,后來擴建,作為奴仆的越王勾踐派遣3000木工入山伐木,但是找了一年卻沒找到合適的木材,可見當時對樹木的砍伐破壞程度令人震驚。據載,“一年,師無所幸,作土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24)崔冶譯注:《吳越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227頁。至于秦國修筑阿房宮所破壞的林木當無計其數,唯有“阿房出,蜀山?！笨梢詾樽C。

開山挖樹,追求厚葬。先秦時期,興厚葬之風,尤其是王公貴族修建陵墓時要開山挖樹,制以巨石枋木,筑以糯米夯土及木炭,層層棺槨皆為上等木料,這對森林資源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如1996年在浙江紹興縣發掘的印山大墓,從封土頂到墓底深達24米,墓道全長54米,墓室外側裹以140層干樹皮,其中所用各種木材達500立方米,木炭超140立方米,青膏泥5700余立方米。(25)田正標、黎毓馨、彭云,等:《浙江紹興印山大墓墓主考證》,《東南文化》2000年第3期。

伐樹以備戰。戰爭往往使樹木遭大肆砍伐,進而森林被毀,必然又造成水土流失。春秋戰國時的大規模兼并戰爭不僅毀壞了大片的林木也極大地破壞了當時的生態環境。如秦7次攻打魏國后,魏國內“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26)繆文遠、繆偉、羅永蓮譯注:《戰國策》,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763頁。除卻毀林,戰爭中諸侯國隨意改挖、封堵河道、堤壩,企圖用大水淹沒敵方,致使大量農田被毀,危及鄰國。當然,還有一些偷挖金礦,毀山毀林,破壞生態的貪婪者。這種行為也極大地破壞了生態環境,讓許多無辜者遭受自然的懲罰。

3.治水是先民們創造生態文化的偉大實踐。先秦時期的治水能手有共工、禹、李冰等,在他們的帶領下洪水得到有效治理,在不斷實踐中所創造的生態文化和形成的治水精神至今傳承。共工是典籍中最早的治水專家,他居住的伊水和洛水流域當時洪水成災,人民深受其害。共工所采取的是“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之法,即用土阻擋和攫高處土石來填埋低洼之地以增平地的治水辦法,取得良好效果。共工之子土也善治水,而且充分汲取和發揮其父治水的經驗,洪水得到有效治理。據載,“(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27)陳桐生譯注:《國語》,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71頁。。經過共工父子的治理,人們既發展了水運也開辟了陸路交通?？梢姰敃r所使用的“平”的治水策略取得了成功,也在生態治理方面積累了經驗。

大禹治水前,爆發了可怕的洪澇災害,導致草木瘋長,猛獸泛濫,土地被毀,人退獸進。據載,當堯之時“龍門未開,……四海溟涬,草木暢茂,禽獸繁殖;民無定所,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28)呂思勉:《中國通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31頁。。堯和部眾商議治水之策,先是起用鯀,但其并無良策,結果是“九載,功用不成”(29)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頁。。鯀使用的治水之策是用土擋,但洪水太大,土石不可擋,遂無功被殺。舜繼承堯位后臨危受命,決定起用鯀之子禹解決遺留的水患。禹總結其父失敗的原因,改變以往用土石阻擋的治水之策,使用因勢利導的方法,經13年奮戰,終將洪水治伏。大禹治水期間,兢兢業業、三過家門而不入,深受百姓尊崇。據載:“禹……,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30)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頁。大禹治水一方面為先民們治理水患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讓治水的方法從單純的“堵”轉向利用地形地勢的“導”;另一方面也是先民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戰勝自然、克服困難的重大勝利。遍布我國各地的禹王臺、禹王廟等遺址,足以顯示大禹之功。大禹治水和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精神至今仍是激勵中華兒女的精神力量。

春秋戰國時期,先民們在生態文化方面最為突出的成就是秦國修建的都江堰。公元前256年,李冰受秦昭襄王命任蜀郡太守,其間李冰父子組織民力修筑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當時,蜀地多受水災,萬畝平原上時常洪水奔騰嚴重阻礙了農業的發展,人民為此叫苦不迭。李冰到任后,下定決心要根治水患,造福蜀地百姓。他首先查清水患原因是岷江在川北受落差影響,水流湍急進而沖刷、攜帶大量泥沙到下游的平原后泥沙堆積、河面上升導致淤塞河道而引起。所以,李冰將都江堰的整體修筑規劃為岷江之內江和外江兩部分,將內江水引入成都平原進行灌溉,讓外江水沿岷江自然流走,這樣既可以分洪減災又可以變害為利。只要每年枯水期間,將內江的泥沙清理干凈便可百年受益。之后,李冰父子帶領百姓利用燒火取石、竹籠裝石筑堤等方法修筑了魚嘴分水堤、飛沙堰溢洪道、寶瓶口進水口三大主體工程。公元前251年都江堰正式竣工,造福川蜀百姓2000余年,讓昔日的災害之地成為天府之國。據載:“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在左右口,謂之湔堋,江人鄲江,撿江以行舟。又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是以蜀人藉以為溉,不知饑僮,沃野千里,世稱陸海,謂之天府也?！?31)陳橋驛譯注:《水經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73頁。2000年,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都江堰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和世界灌溉工程遺產。

4.先秦時期設立了專門進行生態保護的專人和官職,并出現了相關著述。這極大地推動了生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中華傳統生態思想發展的基礎,也讓傳統生態理念得以傳承,伯益是與禹并肩抗洪的戰友,也是一位在生態方面有深入探索的人物,他馴養家畜,用火趕走野獸爭取人畜生存空間。據載:“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32)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9頁。另外,伯益還是水井的發明者,為百姓用水帶來便利,促進了農牧業的發展。百姓為紀念伯益在馴養家畜上給人們帶來的巨大利益,將其稱為百蟲將軍。史載:“伯益,字陵敬,為唐澤虞,是為百蟲將軍?！?33)董斯張:《廣博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80-296頁。

萇弘是典籍記載的先秦時期最早專門研究生態的學人,他對天地成形、日月運轉、風雨變化、生態規律等都相當精通,是一位有卓識的生態文化學者。據載,“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34)劉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25頁。。不幸的是他遭小人陷害,受車裂之刑而死。

白圭首次提出了“千里之堤毀于蟻穴”的重要理念,是戰國時期有名的河堤修筑官員,也是我國最早致力于河堤筑造和修繕的專家。據說,當時各諸侯國為了應對黃河泛濫而紛紛修筑堤壩,但效果不彰。白圭認為千里堤壩經常是因為蟻穴而遭受破壞,所以他在修筑和修繕堤壩的時候特別注意清除堤中及周邊的蟻穴,結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據載:“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35)高華平、王齊洲、張三夕譯注:《韓非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74頁。。

周代設置了我國古代最早的保護生態環境的官員,其職責分明、分工明細,對保護生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甚至對歷代王朝的生態保護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專管土地、人口、教化的“大司徒”,負責在山野養牲畜的“牧人”,掌管飼養官府之牛的“牛人”,主管祭祀用牲畜的“充人”,掌管土地法令并劃分土地等級的“土均”,選擇適宜土地播種不同的種子并除草、施肥的“草人”,專管稻田種植的“稻人”,規劃城區與郊野的“王者”,冬供狼、夏供麋的“獸人”,按照季節捕魚的“漁人”,負責龜鱉蛤蚌事務的“鱉人”,負責推土和植樹的“封人”,區別土地用途的“載師”,負責改良土壤的“草人”,調查、治理山林、河流的“林衡”或“川衡”,管理湖泊的“澤虞”,負責飼養禁中的“囿人”,管理人民殯葬、墓地的“墓大夫”,掌理灰炭收集的“掌炭”,管理道路通暢的“合方氏”,等等(36)劉波、王川、鄧啟銅注釋:《周禮》,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9-69頁。,不一而足。這些官職都有詳細的職責劃分,要求恪盡職守,目的是實現生態平衡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戰國末成書的《呂氏春秋》按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變化邏輯編寫,對每個節氣的物候情況做了詳細的記載,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記載物候現象的著作。全書體現了大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保護思想。如將一年分為四季,一季又按孟、仲、季分為三月并對一年每個月的各項事務作了具體的安排。如“正月:祭祀山川,愛護耕牛。禁止砍伐狩獵,不傷鳥卵,不置城郭;二月:無損幼苗,蓄養幼畜。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三月:無伐桑柘。放牧牛馬,使其交配;四月:不起功,不動眾,不伐樹。驅獸遠離五谷,但無田獵;五月:保護藍草以為染料,無燒炭;六月:虞人入山無砍伐,不土功。以熱湯糞田疇,美土疆;七月:完堤防,謹壅塞,備水澇;八月:行事不逆天數,須時,乃因其類;九月:伐薪為炭;十月:守邊境,備要塞,謹關梁,堵蹊徑;十一月:無作土事,無發蓋藏,無起大眾;十二月:祭天地?！?37)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54頁?！秴问洗呵铩ちx賞》又載:“竭澤而漁,明年無復得魚之利。焚藪而田,明年無復得獸之利?！?38)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92頁。這是典型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實現生態平衡的生態思想?！饵S帝內經》總結出疾病和健康的調理也要遵循自然之道、順應天時,蘊含很多的生態文化思想?！抖Y記》亦有“孟春之月,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39)胡平生、張萌譯注:《禮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297頁。的記載。這些都告誡人們要愛護自然、保護自然,努力做到人與自然友好相處?！睹献印芬草d:“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樹木不可勝用也?！?40)方勇譯注:《孟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5頁。除此,《管子》《夏小正》《周易》《莊子》等著作都包含有大量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知識和文化。

5.歷法和節氣是先秦時期生態文化的精髓。中國自古就是農業大國,農業在先秦時期已經成為先民們的支柱產業。為了更好地指導農事、提高農業生產以及提高先民們適應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從顓頊時代開始探索時令和節氣一直是先祖們未曾停止過的創舉。通過考察時令和節氣,認為人要遵循自然規律而行事才能和自然和諧共生。所以,探索自然規律以促進人事的進行是先秦時期生態文化的精髓。

顓頊是黃帝之孫,他制定了四季和二十四節氣,創制的19年7閏的《顓頊歷》一直沿用至西漢,被尊稱為歷宗。夏時出現了根據物候和天象的變化制定的歷法——夏歷,教人們按照月份來安排事務?！断牧睢吩?“九月除道,十月成梁?！?41)陳桐生譯注:《國語》,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35頁。說明夏時人們就已經追求與自然的和諧,使人類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相互協調。正是因為二十四節氣數千年來對農業生產、人們的日常生活所具有的重大意義,201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占卜是先秦時期的先民們對中國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當時人們先用火焚燒龜甲、牛肩胛骨等物,后根據其上的裂痕來判斷事情的吉兇,并將所得卜辭刻于甲骨上。這些卜辭包含了許多生態文化的內容。經郭沫若等學者考證,卜辭中有記載蝗害及火燒、網捕等滅蝗的方法。

6.生態保護律法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制度保障。先秦時期生態保護律法的發展經過了一個由部落規定到明文成法的過程,且已經形成了處罰力度很大的生態保護法令。據說黃帝首次提出了生態保護,他要求人民對自然資源用之有度?！妒酚洝份d:“(黃帝)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42)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頁。黃帝的傾心說教被人們接受,并作為一種生態保護理念傳承下來。

大禹時期出現了明確保護生態的禁令。據記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網罟,以成魚鱉之長”(43)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06頁。。禹之禁令使人與環境間和諧共生的思想得到傳播并得到認可。及至后來,有“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44)方勇、李波譯注:《荀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99頁。的規定,明確規定對破壞生態者要處以死刑。

我國最早的生態保護法令要屬周王室所頒布的《伐崇令》,該令規定,不能破壞房屋,不能填埋水井,不能砍伐樹木,不能宰殺六畜,有不如令者,死不赦。反映了當時周王朝對生態保護的重視。

春秋戰國時期,許多地方政權也都出臺了相關的生態保護法規。齊桓公身先士卒下令禁止厚葬以保護林木。據載,當時齊國厚葬之風盛行,布匹因葬衣用盡,林木因棺材砍伐殆盡,齊桓公甚為著急,便求教于管仲,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谑悄讼铝钤?‘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45)高華平、王齊洲、張三夕譯注:《韓非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04頁。對違背厚葬規定的處罰在保護森林生態上確實能起到重要作用。

秦國制定的《田律》是諸侯國中一部較為杰出的生態保護律法,要求基層官員及時匯報旱、澇、蟲害,不作為者要嚴懲。如《田律》載:“春二月,無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無敢夜草為灰,無取生荔、麛卵彀,……毒魚鱉,置阱網。到七月而縱之。唯不幸死而伐棺槨者,是不用時。邑紤之皂及它禁苑者,麛時無敢將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獸者,勿敢殺;其追獸及捕獸者,殺之。河禁所殺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殺者,食其肉而入皮?！?46)《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頁。

7.抗旱求雨體現了人類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無助。先秦時期,先民們與旱災的斗爭最為艱苦。干旱是極端的自然災害之一,而長期的干旱又是引發土地沙漠化、火災、蝗災等的主要原因。先民們面對干旱及相關聯的災害時只能求助于神人和蒼天,不論效果如何,但在不斷摸索中創造了相應的生態文化。

堯時嚴重的干旱導致天氣酷熱、莊稼無收,猛禽野獸威脅百姓安全,一時間民不聊生。據載,“堯之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47)劉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2頁。。面對嚴重旱情,無能為力的人們只能祈求神人相助。后羿不負眾望,成功射掉九個太陽并射殺猛獸,最終解除了災害。據載:“(羿)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48)劉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2頁。后羿射日雖為上古神話,但折射出先秦時期人們與干旱作斗爭的經驗與愿望。

商朝時,天大旱7年不雨。經占卜,要祀天方可有雨。湯為拯救萬民愿以自己為人祭以求降雨。湯于是“使人積薪,剪發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饘⑷?即降大雨”(49)林素英:《從祭祀立尸與燕尸之禮以觀周代人文教化精神與意義——以〈絲衣〉〈楚茨〉〈既醉〉〈鳧鹥〉為討論中心》,《詩經研究叢刊》2011年第1期,第12-42頁。。

西周末年出現連年大旱,尤其是“厲、宣、幽、平諸王時的旱災尤為嚴重,歷時150多年。其中宣王時干旱歷時7載”(50)史念海:《河山集》,上海:三聯書店,1978年,第34頁。。西周王朝發動人馬連連求雨但屢試不應。然禍不單行,公元前780年鎬京發生強烈地震,致使河水斷流、山體塌陷,西周國力下降。周幽王十一年,申候趁機聯合西夷、犬戎等攻打西周,幽王在驪山被殺。周平王繼位后遷都洛邑,在天災和人禍雙重打擊下西周徹底滅亡。

干旱還是引起蝗災的一大原因。西周時的蝗災嚴重危害經濟生產。對于蝗災形成的原因,百姓認為是氣候反常、時令顛倒所致。主要原因是“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51)胡平生、張萌譯注:《禮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304頁。。治理蝗災,成為當時統治者治理國家的一項重要工作來貫徹落實。管仲認為:“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蟲,一害也?！搴σ殉?人乃可治?！?52)李山譯注:《管子》,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325頁?；认x貪食田禾所經之處寸草不生,春秋時宋國國君貪婪斂財,百姓就將這兩種貪婪聯系到一起,又認為是君王無德而招致蝗災。當時,“雨蠡于宋,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斂無已,故應是而雨蠡”(53)孫正軍:《中古良吏書寫的兩種模式》,《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4-21頁。。對蝗災的應對,人們除了祈求八蠟神外也主動用火燒的辦法滅蝗?？梢?先秦時期人們在治理干旱過程中付出很大的代價,盡管如此,干旱依舊是先民們無法克服的自然災害。

三、先秦時期的生態理念及其特質

先秦時期的生態文化理念是在先民們與大自然不斷斗爭過程中創造出優秀生態文化的基礎上凝練而成的,這是先民與自然長期斗爭和適應的結果,也是古代生態文化的智慧結晶,對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1.多元崇拜構成敬畏自然的源泉。先秦時期的先民們受當時所處生態環境的限制,自身力量渺小,對于許多自然災害無力控制,也無法去解釋其原因,于是就求助于超自然力量,這就催生了先秦時期的多元自然崇拜思想。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先秦社會極其流行的,凡是在生態環境改造和治理方面做出較大貢獻的人都被尊奉為神祇進行供奉和祭祀。如神農氏在道教中奉為五榖神農大帝。共工怒觸不周山后又給人們帶來了新的災難,為防止其再發怒故建共工神臺進行祭祀。后羿去世后,人們為了感恩他的功德,將其供奉為宗布(祓除災害之神)進行祭祀。據載,“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54)劉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9頁。。

其次是鬼神崇拜。顓頊在制定歷法后,勸導民眾禁絕占卜問神活動,應遵循自然規律來從事農業生產。但是,人們對鬼神精靈崇拜的熱情并沒有降低。因為自然災害帶給人們的恐懼是與生俱來的,先秦時期人們對各種自然災害的成因不了解,所以不論君王還是百姓面對一些災害時只能祈求鬼神的幫助,這可能與早期神話傳說對人們的影響有很大關系。如周靈王時逢大旱,便請江湖術士求雨。同時,還存在許多以人為祭品或暴曬或火焚的方式求雨的現象。如將巫師暴曬于烈日下或者用火焚燒以求天降甘霖。董仲舒《春秋繁露》載:“春旱求雨,……暴巫聚尪八日?！?55)張世亮、鐘肇鵬,等譯注:《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584頁。更有甚者,巫師以河伯娶妻為名每年將一名貌美女子投入河中來換取河伯降雨,直到被西門豹揭穿后才停止。

最后是動物崇拜。商人自認為是玄鳥的后裔。據說商人的始祖契的母親簡狄在河邊洗澡時,撿食了一枚玄卵后受孕而生了契?！对娊洝ど添灐ばB》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彼陨倘顺绨菪B,視其為圖騰。周人始祖后稷的母親姜原未成婚但因踩了巨人腳印而懷孕后生后稷。據載,“居期生子,認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等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于林,適逢林中多人,遷之;而棄于冰上,飛鳥以其翼覆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大”(56)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7頁。。故而,周人對牛馬、飛鳥心存尊崇。

先秦時期人們認識世界和探索自然的能力深受當時條件的限制,對自然災害的恐懼使人們認識到自身的渺小與神靈的偉大,自然崇拜因此產生并成為先民們生態文化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成為人們敬畏自然的主要源泉。時至今日,“頭頂三尺有神明”仍舊被奉為對待自然的一種樸素態度,許多地方性知識中也保存著不少的多元崇拜元素。因此,先秦時期形成的敬畏自然的思想在當下生態文明建設中,仍舊有著重要的啟發,因為“科學并不是在愚昧的草原上發芽成長的,而是在一片有巫術和迷信的叢林中發芽成長的。早期的宗教及自然科學就是于妖術和巫術所形成的觀念中脫胎而出的”(57)W.C.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系》,李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27頁。。所以,需要充分發掘地方性知識,讓敬畏自然的生態思想指導生態文明建設朝著健康的道路發展。

2.治水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內容。先秦時期形成的生態文化除了上述共工治水、大禹(鯀禹)治水、李冰修筑都江堰及“平”“導”“分”的治理水患的方法,還有精衛填海、八仙過海等關于與水斗爭的神話傳說。其中治水所體現的不怕困難的精神一直是激勵中華民族面對困難時要奮勇前進的動力,“三過家門而不入”更是上升為一種敬業精神,幾千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推崇。

3.遵德循禮是先秦時期生態思想的主線。中華民族生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將生態與君王的德行密切聯系起來,既表現了生態文化的多樣性,也表現了先民對生態環境的探索。將德和禮巧妙地融入生態文化是先秦時期生態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不僅在當時有著很大影響甚至在歷朝歷代的統治中都占有很大的分量。其認為君王德行賢明高尚、愛民如子則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反之則災患頻頻,最終導致亡國。據《淮南子》載:“黃帝治天下……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谷登熟,虎豹不妄噬,鷲鳥不妄搏。鳳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龍進駕,飛煌伏皂,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58)劉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4頁。黃帝德行高尚,善于用人,遵循自然規律且提倡節約用物,所以風調雨順、百姓安居樂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四周部族如百鳥朝鳳前來通好。然而商朝末年的紂沉迷于建造苑囿而享受娛樂,過著奢靡生活。據載:“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云雨?！?59)莊適選注:《新序說苑》,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37頁。紂王所造的皇家動物園內奇珍異獸充仞其中,而這些皆由增加賦稅所得,加速了商朝的滅亡。最終,周武王指出紂罔顧天地,不遵禮守德,耗費資源的罪行,故受上天旨意而征討,在牧野之戰中大敗商軍并取而代之。

有德之君還要遵守國與國之間救災恤鄰的生態關系,逐漸形成一種不能落井下石的處世之道,這也成為我國人民幾千年來調和國際關系、鄰里關系和個人關系的原則。如秦國在晉國發生饑荒時念鄰里之情運粟幫助救災,但后來晉國卻趁秦國受災來襲,結果秦國轉敗為勝,晉國被滅。據載,“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60)郭丹譯注:《左傳》,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54頁。。先民認為,國與國間不乘其之危而給予救助,是一種行道和積德行為,也是人調和、適應環境的準則。

4.居安思危成為應對災難的準則。居安思危思想的精華在于即使在太平年間仍要做好糧食、武器等重要物資的儲備,一旦發生突如其來的災害也能輕松應對,不至于手忙腳亂而造成更大的損失和混亂。這種思想在先秦時期就彰顯其生態智慧。如“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61)方勇譯注:《孟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5頁。。若沒有充分的糧食儲備,當有災患發生就會自亂陣腳,甚至會引起其他事故的發生?！皞}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62)李山譯注:《管子》,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頁。這一思想一直影響著人們的生計和生活,乃至成為人們應對自然災害的準則。居安思危思想還體現在不論是士紳官宦還是黎民百姓,平常的開銷用度要根據收入的多寡進行,盛年適當消費,災年則減少不必要的用度,杜絕超前消費,厲行節約。史載:“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63)方勇、李波譯注:《荀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65頁。這也是當下提倡適度消費理念的體現。

5.先秦時期的生態文化思想為當下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智慧。如在商朝律法中,對隨意向空中拋灑灰塵者要砍去手臂。據載,子貢對在空中撒灰者削手之法不解,問之孔子?？鬃踊卮?“知治之道也。夫棄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斗,斗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64)黔容:《秦刑棄灰原因》,《社會科學輯刊》1982年第5期?？鬃诱J為,空中灑灰是人人都會的事,但灰塵落到別人身上必引起斗毆乃至家族間相互殘殺,只有嚴刑方能制止并促成友善、和諧的社會。這對繼續完善《高空拋物罪》以有效保障人民財產和生命安全提供了思路。再者,管仲提出農民繳納稅額要依據其土壤肥力,認為“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這說明,當前我國實施的差額上稅法其實在先秦時期就已經有了雛形。

至于當前普遍使用的農田輪換耕種、套種等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方法,在先秦時期的典籍中就有明確而又詳細的記載。荀子說:“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再獲之。然后棗李瓜桃以盆鼓,百蔬葷菜以澤量,六畜禽獸刦車,黿鼉龜鱉蝵鳣以時成群,鳧雁飛鳥如煙海,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65)章詩同:《荀子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8頁。所以,能充分利用土壤和動物的差異性來耕種和蓄養,有利于動植物資源的有效利用,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具體的做法是:“上田一年一墾,中田二年一墾,下田三年一墾。種谷不得種一谷,已備災害。田中不得栽樹,以傷五谷。環屋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尚蠶織?！?66)呂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18年,第68頁。最終老有所養,死有所葬。這種有效、合理的半農半牧的生計方式在我國廣大農村普遍存在,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討論與結論

經對先秦時期的生態和生態文化的梳理,可見探索生態環境和人類的關系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主要的議題。人類利用、改造和適應生態環境的過程也是創造文明和文化的過程,生態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反作用力又增強了人類適應自然的能力,但是人類在這個過程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一方面,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先秦時期不斷增多的自然災害表明生態環境自身具有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要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永恒的追求。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明確,中華先民在先秦時期積淀、創造的生態文化和思想雖是我們無盡的財富,但由于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變革,我們當前所處的工業化時代生態環境與先秦時期的生態環境相比明顯不同。先民們構筑的中華民族生態智慧寶庫在解決當前的生態難題中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生搬硬套;同時,先秦時期中華大地的生態狀況以及中華先民對生態問題的理解與同時代其他諸如歐美等地方的生態問題及生態思想截然不同。因此,不假思索地借鑒、照抄國外“先進”的思想和經驗來解決我國的生態問題也未必合適。

當前,當今世界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之以俄烏沖突、以巴沖突為代表的國際政治局勢的不穩定性,對于有著14億人口的中國來說,既要面對國際局勢的不穩定帶來的壓力,也要面對生態環境自身帶來的影響,更要注重如何有效地推進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美國學者唐納德·沃斯特在20世紀90年代曾指出:“對于下個世紀的人來說,沒有什么比人與自然的關系更為重要的事了,沒有什么事比能改善這種關系更能影響人類福祉了”(67)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侯文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2頁。;英國學者霍布斯鮑姆也提到,“21世紀最重要的任務是克服人對周圍環境和生態造成的重大影響所造成的后果”(68)霍布斯鮑姆:《馬克思至今仍然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人物——霍布斯鮑姆訪談錄》,李興耕譯,《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5年第1期。。那么,如何調和國際、國內矛盾進而更好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就成為亟須解決和深入思考的問題。因此,先秦時期的生態文化中包含的生態智慧至今對我們都有積極的意義。

總而言之,先秦時期開創的生態文明、創造的生態文化、積淀的生態思想是中華5000年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生態文化的根基。繼續發掘、研究先秦時期的生態文化,不斷探究人與自然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關系,進一步參考和借鑒先秦時期先民們處理人與生態環境關系的方法與智慧,這對推動當下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