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社會：現代化與現代性反思的基點

張 震

一、問題提出：李約瑟與白馥蘭的對話

對于中國傳統技藝(1)在英美語義中，技藝通常是指原始的、小范圍的或者熟練的司空見慣的現象，而技術則是指現代的、復雜的、精巧的、基于科學的客觀現象。參見納丹·施朗格：《技術之承載：馬塞爾·莫斯和法國社會科學的技藝研究》，馬塞爾·莫斯等著、納丹·施朗格編選：《論技術、技藝與文明》，蒙養山人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導論”第2頁。，同為英國科技史學家的白馥蘭與李約瑟有著不同的理解。(2)馬越、姚雅欣：《論〈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多元編撰理念》，《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21年第3期。李約瑟參照西方科學范式對中國傳統技藝加以分類、比較，旨在發掘其中科學的基因。他發現，盡管中國傳統技藝中有著現代科學技術的影子，但科學和工業革命卻沒有在近代中國發生。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將其稱為“李約瑟難題”。這一問題的提出有一個前提預設，即從傳統技藝向現代科技進化的西方道路是最“自然”的。在全球多數地區擁抱西方現代科技的當下，這一技術進步敘事似乎無可指摘，于是大多學者沿著李約瑟的思路回答李約瑟難題，關注中國那些與現代工業資本主義世界相聯系的前現代技術，如工程技術、計時技術，以及金屬、食品和絲織等日用品的生產技術等，在中國尋找是何種社會因素阻礙了從技藝向科技轉型的自然進程。

然而，“異類”思想卻產生于李約瑟中國科技史團隊內部。白馥蘭在編撰《中國科技史》農業分卷時發現，中國人對技術有自己的理解。在人類學的影響下，白馥蘭關注古代中國百姓眼中最為重要的技藝，如生育、建筑與農事等。與李約瑟不同，她沒有以西方現代科技為模板去分析、理解中國傳統技藝，而是將兩者置于對稱的位置，重視中國百姓對技藝的本土理解，用中國的技藝史講出了一段中國的社會史與文化史。(3)參見白馥蘭：《技術、性別與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吳秀杰、白嵐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當然，白馥蘭在展示中國傳統技藝的同時，也不忘對照西方現代科技。這些對照給我們何種啟示？這種啟示又如何幫助我們認識中國近代以來由技藝向科技的技術轉型所帶來的社會巨變？

沿著白馥蘭的思路往下思考，李約瑟難題也許有后半段：既然西方社會的現代科技與中國社會的傳統技藝都是本土自主建構的，那么為何中國在近代卻從尊崇傳統技藝轉而崇拜西式科技，甚至全球不約而同且不可逆轉地擁抱西式科技，并將這一技術轉型作為現代化的重要內涵？正是這一進程給了李約瑟站在歐洲俯瞰中國的信心，同時這一進程也與主張“技術自主發展并決定社會進程”的技術決定論觀點暗合，使得技術決定論與技術建構論觀點相矛盾。如何理解這兩種技術觀點之間的張力呢？雖然現代化已經成為一種全球話語，但現代性并不是安全牢靠的。本文將回到白馥蘭思想的起點——西方人類學，重訪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與布魯諾·拉圖爾的世紀對話，回看西方人類學面對現代性危機時如何尋找讓自己走下去的力量，技術又在其間扮演何種角色。本文是由李約瑟與白馥蘭對話所引發的一段有關技術與現代性的反思之旅，這一反思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也具有啟示性意義。

二、中國現代化進程：技術與社會的雙重轉型

(一)白馥蘭：技術文化

雖然白馥蘭極力主張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敘事，用中國人的詞匯敘述中國人的歷史，而不是以西方社會的發展譜系為尺度，來測量中國經驗在多大程度上與之相符(4)白馥蘭：《技術、性別與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吳秀杰、白嵐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導論”第35頁，第184—202頁，第143—183頁。，但是白馥蘭始終堅持在中西對照中展開對中國社會的本土分析。她在對中國傳統技藝的分析中時常會出現一種轉折敘事，即“雖然帝制中國晚期某些方面社會生活的發展呈現出和西方現代社會相似的趨向，但是形式上的一致并不代表實質上社會文化的一致”。如中國人口歷史學家通過族譜和人口普查資料發現，中國清代晚期的某些地區已經出現了優化人口的趨向，生育決策中的“現代”理性形式已隱約可見。白馥蘭另辟蹊徑地指出，中國古代醫案中記錄的個體女性的生育經驗，以及有關生育的一些超自然解釋和社會期待，這些因素和經濟理性同等重要。中西社會相似的生育表象背后，“生殖文化”卻大相徑庭。(5)白馥蘭：《技術、性別與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吳秀杰、白嵐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導論”第35頁，第184—202頁，第143—183頁。

除了生育，建筑與農事亦與之類似。關于建筑，現代世界追求“除魅化”的、同質的與中性的空間，現代性批判看到了社會和意識形態在空間上的生產?！吨熳蛹叶Y》所表征的禮制建筑、《魯班經》所表征的風水建筑、《閑情偶寄》所表征的審美建筑與《清俗紀聞》所表征的功能建筑，共同反映著中國人有關居家空間理念由神圣向世俗的歷史性轉變。雖然這一轉變與走向現代化的歐洲有著不可思議的同構性，但是發生在中國的變化并沒有產生歐洲歷史學家所確立的那種“現代的個人”。(6)白馥蘭：《技術、性別與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吳秀杰、白嵐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導論”第35頁，第184—202頁，第143—183頁。關于農事，白馥蘭通過比較古代中國朝廷與地方士紳所編繪的農書與農事圖之間的差異，看到了知識、權力與實踐在農業中的糾纏，即朝廷更注重將意識形態融于農事技藝的傳播之中，為穩固其統治張本。即便現代農學聲稱具有普遍效力，實際上也并不能通行全球——有著產出性規模經濟代碼的科學農業，雖然受到那些有土地、有資本的大型農場主的偏愛，但受到小農場主的抵制。農業是治理術的工具，是共享社會價值觀的編碼器。(7)白馥蘭：《技術、性別與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吳秀杰、白嵐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5—232頁。

在中西缺乏交流之時，無論中國社會發展與西方現代圖景在形式上相似與否，其背后實質性的社會文化都各自不同。無論是由高高在上的科技專家在實驗室中所建構的科學技術，還是由底層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建構的傳統技藝，盡管它們形態各異，但其本質是相通的，都蘊含著權力關系、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等地方性文化(8)Francesca Bray，“Science，Technology and Late Imperial History，”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No.1，2017.。正如安德魯·芬伯格所揭示的那樣，“技術設計依賴于社會組織或‘行動者’如何闡釋技術問題。在人造物的早期發展階段，所關涉的多個行動者對需要解決的問題的本質可能做出相沖突的闡釋，并把不同的目的賦予手段，但從技術的立場來看，這些手段基本上是相似的。設計決定起因于這些指派?！?9)安德魯·芬伯格：《技術體系：理性的社會生活》，上海社會科學院科學技術哲學創新團隊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年，第45—69頁。正如馬克斯·舍勒發現了知識的社會學，每一階級都有自己偏好的知識形態，階級運動重塑著整個社會主流的知識形態。(10)馬克斯·舍勒：《知識社會學問題》，艾彥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219—252頁。由此來看，中國技術形態的建構與演變深深根植于中國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之中。

(二)非現代困境：技術轉型

帝制中國晚期呈現為技術與社會的雙重穩定。這種穩定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社會階層結構的穩定。商業的繁榮并非因資產階級的崛起，而是由中國遼闊的疆域與巨量的人口所帶來的巨大市場。商人的政治地位也并未因商業繁榮而提高，他們仍然屈從于國家權力，而未沖擊國家意識形態。(11)趙鼎新：《加州學派與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學術月刊》2014年第7期。二是家庭的穩定。中國農業立國的傳統使大量人口聚集于土地之上，使得土地難以大規模集中，以農為主、兼營手工業的家庭生產結構也維持著家庭的穩定。正是由于社會的穩定，技術雖有進步但未能實現突破。然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軍事侵略與商品傾銷打破了帝制中國晚期“社會-技術”的自主建構過程，這一轉型原因看似簡單，實則對化解技術決定論與技術建構論之間的爭論有著積極意義。

軍事、經濟競爭視角所帶來的啟發是，技術的自主建構形成了特定社會與文明認同的地理邊界，特定社會與文明內部技術自主建構的強弱程度受到外部軍事、經濟競爭壓力的影響。當外部競爭壓力較弱時，社會自主建構與選擇技術的余地很大；反之，社會自主建構與選擇技術的余地則很小。因此，不同社會都趨向于競爭表現力更好的社會技術系統，軍事、經濟競爭將社會技術進化限制在確定性路徑上。(12)Allan Dafoe，“O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A Typology，Scope Conditions，and a Mechanism，” Science，Technology，&Human Values，Vol.40，No.6，2015.當分析尺度更為微觀時，建構主義的見解可能更為有效；反之，決定主義的見解可能更為有效。前現代社會面臨現代社會的軍事、經濟競爭壓力，不得不中斷技術自主建構的進程，尋求與現代社會并軌而行，近代中國就是典例。喬爾·莫基爾似乎也看到了競爭的作用，在小國林立的歐洲，競爭助推歐洲思想市場的繁榮，而大一統的穩定局面則讓中國在思想生產上變得惰怠。(13)喬爾·莫基爾：《李約瑟之謎與東西方分途——從科技史視角看大分流》，陳志武、龍登高、馬德斌主編：《量化歷史研究》(第三、四合輯)，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70—89頁。正是西方的堅船利炮與機器工廠對上中國的大刀長矛與手工作坊，中國傳統技藝在與西方現代科技的軍事與市場競爭中失利，使得中國重新審視西方世界以及周邊的日本?，F代化探索先從技術開始，繼而到達制度層面，最后觸及社會層面，這一過程充分彰顯了技術與社會的混融。

總之，特定社會與文明空間內部的技術都有自主建構的一面，特定地區有自己的技術綜合體，不同文化所開發的技術綜合體并非僅僅考慮自然環境的資源和限制，還有一些社會性因素也對其產生影響。環境條件是一個因素，氣候、物種、材料、能源等基礎環境塑造著技術知識的側重領域和發展路線，在基礎環境條件之上形成的勞動力成本也對知識創造和生產組織有著重大影響。當地制度的種種特性是另一因素，如土地制度以及與統治者、行政人員、市場和軍隊有關的機構。同時，不同社會與文明空間的技術在對話中持續更新。當一類技術作為新的要素觸碰陌生知識體系時，會與已有要素產生互動，從而激發出創造性不一的各種反應。在較為積極的層面上，外來技術會與本土地域特色相碰撞，發生適應性轉變，這些轉變不少停留于產生“物理反應”式的外觀、使用方式等新型組合，但也不乏與已有要素深度融合，讓外來知識得到進一步“化學反應”式創新。(14)阿諾德·佩西、白馥蘭：《世界文明中的技術》，朱峒樾譯，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48—54頁、第83—88頁。因此，技術與社會總要適配，技術轉移并非全盤照搬，必須基于自身特色對其加以適應性改造。技術更新也并非只是器物革命，更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社會革命與價值觀念、意識形態重塑的觀念革命。技術與社會的雙向調適與雙重轉型是現代化的重要面向。

(三)現代化：技術-社會的雙重轉型

近代中國現代化體現在生產與生活兩個方面，生產的現代化主要體現為農業與工業生產的科技化。在農業生產方面，民國時期機器下鄉使得農村知識結構得以重構，村莊中社會階層權力關系發生變化，掌握社會規范知識的士紳階層在村莊中權力式微。(15)費孝通：《皇權與紳權》，《費孝通全集》(第六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5—251頁。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在農村大力推行農業機械化，進一步加劇了農村權威結構的變化，同時使得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深入人心。(16)蘇澤龍：《晉祠稻米：農業技術與鄉村社會變遷研究》，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36頁、第197頁。在當下，國家推廣科學農作，農民、農技站與農業科技公司等主體形成了一種新型權力模式。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獨立小農所擁有的農事經驗在國家與市場一輪又一輪的科技下鄉過程中消失殆盡，農業科技重塑著農村的社會結構與制度體系。

在工業生產方面，民國時期工業機器下鄉使兼營農業與手工業的農村家庭面臨解體風險。高陽等地區以“撒機制”為基礎形成的生產體系，既更新了紡織技術，又使得生產能夠在家庭層面展開，保持了家庭的完整性。它成為中國應對機器工業的獨特實踐。(17)顧琳：《中國經濟革命》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101頁。由于城市工廠與家庭手工作坊的組織形式不同，因此，在城市工廠中，鍛造工人大機器生產的組織意識則變得十分重要。(18)費孝通：《西南工業的人力基礎》，《費孝通全集》(第二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6—317頁。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為推動工業發展，以機器工廠取代手工作坊，在這一過程中農民被去技能化，技術專家壟斷著工業生產知識。(19)艾約博：《以竹為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20世紀社會史》，韓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16頁。社隊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復蘇是農民再技能化的過程，有些地區仍承襲著傳統技藝進行工業生產，有些地區則由于三線建設等國家戰略，擁有了現代科學技術的知識與技能基礎，因此在改革開放中一馬當先。技術傳統成為認知改革開放前后地區發展與鄉村工業建設的延續性歷史視角。(20)Chris Bramall，Industrialization of rural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7-140.

在近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也日漸科技化。政府或通過推行家政學以培育公民現代的道德觀與價值觀，或以現代科技為基礎建設大型基礎設施，將無數家庭鏈接其上。同時，市場也推動著個體生活的科學化。市場中的商品或服務時常以科學面貌呈現出來，科學為市場分工的專業性正名。由此，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被商品化與科學化。舊時家庭生活更多依賴個體化技藝，隨著時間推移，個體及其家庭被吸納進市場和國家的技術系統中，在龐大而無形的市場與巨大而有形的國家面前，科學技術取代舊有技藝，并重構著個體的日常生活。個體走出熟人圈子，走入陌生人社會，個體意識與社會觀念在此過程中得以重塑。正是由于技術的社會文化意涵，在技術應用轉型過程中，個體、家庭、市場與國家等主體間的關系得以重構。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實際是由“傳統技藝-社會”向“現代科技-社會”的雙重轉型，呈現為技術與社會的雙向調適。

盡管現代化已經成為歷史潮流與全球話語，技術是現代化的重要方面，但是現代化所追求的現代性中危機四伏，而技術則為危機發生的誘因，也成為人們反思危機的對象。

三、西方現代性反思：技術的脫嵌與嵌入

西方早期人類學回避了對西方自身的研究，在進化論盛行的年代，西方社會具有文化優越感，西方社會之外的他者被認為是落后的、未開化的群體。然而，當西方現代社會爆發危機之時，這種天然的文化優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人們不約而同地回看那些在進化論學者口中尚未進化的原始社會或傳統社會，并從中找尋出路。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由于經濟脫嵌于社會而發生道德危機時，R. H. 托尼在蘭開夏的陶器區、卡爾·波蘭尼在紅色維也納、E. P. 湯普森在西約克郡，他們在這些還未完全步入現代的地方發現了影響商業互動的非經濟準則——“道德經濟”，經濟得以重新嵌入社會。(21)蒂姆·羅根：《道德經濟學家：R.H.托尼、卡爾·波蘭尼與E.P.湯普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成廣元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7—9頁。英國人類學家蒂姆·英格爾德也發現，在由傳統技藝向現代科技發展的過程中，技術已經外在于社會與文化，也像經濟那樣從社會中脫嵌而出。(22)Tim Ingold，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s on Livelihood，Dwelling and Skill，Routledge，2000，pp.312-315.作為人類學家的馬塞爾·莫斯和布魯諾·拉圖爾同樣面臨著由技術脫嵌所導致的現代性危機，“嵌入”成為化解這一危機的重要方式。

(一)現代性危機與莫斯的反思

戰爭是現代危機最為激烈的表現形式。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們的心靈帶來了災難性創傷，末世論甚囂塵上。技藝與機械這種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事實，即便不是道德危機的根源，也是其表現。因此，它們成為人們反思危機所關注的對象。亨利·柏格森在《道德和宗教的雙重起源》中提到，現在人類那些有益的創造與發明能力正在失去人類的控制，給人類帶來破壞和空虛。工業化和機械化擴大了城鄉差別，改變了勞資關系，人的維度與人所創造的機械日益分化。與個體自然傾向、生命力、神秘性和意志力相聯系的技藝是積極的、充滿活力的、道德的，而與智力、理性、文明和現代相聯系的技藝是消極的、破壞性的、非道德的。因此，人類社會需要一種良心的補充，需要一種神話來監視、控制并且道德化機械。(23)納丹·施朗格：《技術之承載：馬塞爾·莫斯和法國社會科學的技藝研究》，馬塞爾·莫斯等著、納丹·施朗格編選：《論技術、技藝與文明》，蒙養山人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導論”第18—19頁。

對于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甚至親身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人類學家莫斯而言，拯救被“一戰”所摧毀的現代性也是他的使命任務，但是他不像柏格森那樣，將技術作為有機體的自然傾向，作為隱藏在文明外表之下的物種技藝形式，也不像功能主義那樣理解技藝的實際效用，而是提出傳統效用。之所以“傳統”，是因為技藝在社會組織中被教授、習得并相互傳遞，技藝創造并維系著社會關系。(24)馬塞爾·莫斯：《技術學》，馬塞爾·莫斯等著、納丹·施朗格編選：《論技術、技藝與文明》，蒙養山人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第100—102頁。技藝既有象征效用，又有身體效用。相比人類的生物學基礎，莫斯更關注身體的心理學層面，即身體通過協調一系列運動發揮功能，體現和傳達意義。(25)馬塞爾·莫斯：《身體技術》，馬塞爾·莫斯等著、納丹·施朗格編選：《論技術、技藝與文明》，蒙養山人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第78—98頁。除了對身體的自然特征社會化之外，莫斯也關注思維活動的理性特征，思維的分類不僅是宗教的和制度性的，更是技術性的。對于莫斯而言，這些行為無論是物質的維度，還是心理的維度，都是社會性的，對這些行為的理解必須置于民族志和具體情境中。(26)馬塞爾·莫斯：《社會學的分工》，馬塞爾·莫斯等著、納丹·施朗格編選：《論技術、技藝與文明》，蒙養山人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第50—55頁。

在莫斯眼中，技術實踐者是社會存在的，是總體的人，是物理的、心理的和社會的交結。所有的技藝行為都應被作為一個總體來觀察、記錄、拍攝、取樣、搜集和理解。在某種意義上，技藝、物品與動作的共同作用既充滿著效用，也充滿著意義。所有技藝的動作和姿態都是一個連續動態的過程，追隨這個動態過程，可以獲知物質的、社會的和象征的因素如何在此過程中建構、協調與復合。由此，技藝不再是抵制有用的理性，而成為使人恢復元氣或者再次入魅的途徑。人類的救贖之道蘊含在那些充滿理性和集體性的傳統效用行為中，人們可以從中找到實際的幫助和慰藉。(27)納丹·施朗格：《技術之承載：馬塞爾·莫斯和法國社會科學的技藝研究》，馬塞爾·莫斯等著、納丹·施朗格編選：《論技術、技藝與文明》，蒙養山人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導論”第24頁。技藝重新嵌入社會，成為一種社會事實，同時也成為文明標識。這種觀點早就出現在涂爾干的表述之中，“人類使用的各種器具都是集體活動的產物，各種工具通常表明文明的既定狀態，在文明與工具之間和社會本質與工具之間存在確定性關系”(28)涂爾干：《技術》，馬塞爾·莫斯等著、納丹·施朗格編選：《論技術、技藝與文明》，蒙養山人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第33頁。。

20世紀初，歐洲大陸國族傾軋，莫斯嚴厲批判了現代國族信念，并引入了其關于文明的看法，認為文明作為一種超社會體系而存在，否定了那些視國族為獨立實體的論點。(29)王銘銘：《在國族與世界之間：莫斯對文明與文明研究的構想》，《社會》2018年第4期。文明是具有大量相似文明現象的社會群體的整合體。每一文明都有相對固定的形式與區域。那些集體表征、實踐和產物只會在可能和愿意采納與借用它們的地方傳播，這個專屬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同血緣、同語支或長期有接觸的社會，這種接觸可能是友好的交流，也可能是充滿敵意的戰爭。文明的擴展被他們的借用能力和擴展能力以及構成文明的社會阻力所限制。同時，莫斯也看到，19世紀西方文明正在變成唯一文明，資本主義興起，科學支配一切，他判斷“這一唯一文明除了較為進步之外，不一定帶來幸福和好處”(30)馬塞爾·莫斯：《諸文明：其要素與形式(1929/1930)》，馬塞爾·莫斯等著、納丹·施朗格編選：《論技術、技藝與文明》，蒙養山人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第58—74頁。。

莫斯看到了文明演進的趨勢，但是由于西方文明在那時尚處于向全球進軍的初始狀態，現代化還沒有成為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目標。因此，莫斯更多觀察分析原始社會，而沒有觸及西方文明本身。法國人類學家拉圖爾在20世紀末的現代性危機中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內里，對稱比較了西方文明和“他者”文明、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更為深刻地反思了現代性。

(二)現代性危機與拉圖爾的反思

同為法國人類學家的拉圖爾是莫斯的世紀傳承者，他看到的是發生于20世紀末的一場危機。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象征著社會主義在德國的落幕，同時第一屆全球國家會議宣告了資本主義全方位、無限制征服自然計劃的破產?，F代性所肩負的雙重使命，即成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終止人類對人類的剝削，皆以失敗告終。自然主義的失敗和社會主義的曲折開啟了拉圖爾對現代性的反思：“成為現代人”到底意味著什么？(31)布魯諾·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對稱性人類學論集》，劉鵬、安涅思譯，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11頁。

現代人通過“純化”創造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本體論領域，即人類的社會與非人類的自然。在現代人那里，人類社會的社會制度擺脫了自然，非人類自然的自然定律也擺脫了社會，自然與社會的二元論與兩極化成為西方社會中最偉大的分界。在前現代，自然與社會沒有分離，而是雜合在一起。正是自然與社會的偉大分界開啟了現代化和文明化的進程，確立了現代與前現代的界限。事實上，盡管現代以純化工作為己任，但是它從來沒有擺脫過自然與社會的雜合狀態，只不過現代人總是對此加以遮掩。拉圖爾旨在打破這種遮掩，在主體與客體兩極之間找到擬客體和擬主體，以此揭示自然與社會分界的荒謬，進而動搖現代與前現代的分界，并指出“我們從未現代過”。(32)布魯諾·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對稱性人類學論集》，劉鵬、安涅思譯，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第121—124頁，第158—165頁。但是，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的差異又是客觀存在的。在拉圖爾看來，兩者最大的差異是集體的規模與尺度，現代社會集體規模與尺度的擴展正是得益于純化工作，即自然與社會的分界，非人類因素大量增殖，預期纏繞的人類因素增多，雜合體數量增多，從而重組社會聯系，擴大其規模。純化基礎上被遮蔽的雜合體增殖與擴張形成了某些集體對某些集體的力量優勢。但是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雙重失敗證明了將自然與社會兩極化的純化工作并不合理。(33)布魯諾·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對稱性人類學論集》，劉鵬、安涅思譯，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第121—124頁，第158—165頁。

因此，拉圖爾旨在改造現代的制度擔保者，以構建非現代制度，既不放棄保證純化的努力，追求自然的產物與社會的產物，又要摒棄自然與社會的二分，強調自然與社會共同生產的不可分割性。同時，不以上帝作為制度的擔保者，不遮蔽雜合體的生產，使雜合體生產過程變得明晰，變得更加具有集體性。自由地挑選出雜合體，重新融合社會-技術混合體成為一種能力。在邀集所有行動者參與的“民主議會”中，雜合體生產成為一種更為擴展的民主制度的對象，一種新的、更具民主優勢的雜合體被生產出來。因此，作為一半的政治在科學技術中被建構出來，作為一半的自然在社會中被建構出來，兩半重新修補在一起，政治任務再次啟航。(34)布魯諾·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對稱性人類學論集》，劉鵬、安涅思譯，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第121—124頁，第158—165頁。

現代化轉型固然已經成為歷史潮流與全球話語，但是技術在由技藝向科技轉型的過程中從社會中脫嵌而出，使得現代性危機四伏。同為法國人類學家的莫斯與拉圖爾分別面對的兩場現代性危機時間相隔近一個世紀。他們的一致之處在于，通過回看原始社會為現代性危機找尋出路，反思技術脫嵌。他們的不同之處在于，莫斯從技藝切入，技藝嵌入社會為現代性提供信心，同時技藝成為區分國族、社會以及作為超社會體系的文明的指征?，F代科技與社會則成為拉圖爾反思現代性的對象。拉圖爾以人類學思維對稱比較西方文明與他者文明、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在拉圖爾的筆下，現代科技退下神壇。為了拯救現代性，他呼吁構建自然與社會的代表都參與其中、擴展到物的民主制度，揭示自然建構中的社會因素與社會建構中的自然因素，打破自然與社會之間的神圣邊界。

四、中國式現代化：技術與社會的互嵌

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科技現代化。當前，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加速，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制造技術創新活躍、加速演進，我們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又面臨嚴峻挑戰。近代中國現代化轉型實踐與西方現代性反思對當下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啟示意義在于，通過自覺的批判意識和對人文精神的弘揚來遏制科學技術決定論的蔓延，以確保中國的現代化沿著健康的軌道向前發展。(35)俞吾金：《走出“科學技術決定論”的誤區：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一個反思》，《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6期。無論是中國前現代的傳統技藝，還是現代的科學技術，都與社會互嵌在一起。因此，要尊重傳統技藝，它們是解鎖中華文明主體性的一把鑰匙，同時也要對現代科技保持反思。

第一，技術的選擇和移植要重視技術的社會文化建構。落后國家要想實現發展，需要利用好自己的相對優勢，即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36)樊綱：《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管理世界》2023年第2期。只有符合要素結構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才能避免陷入“結構趕超”的泥潭。不同國家應根據自身優勢條件自主選擇科技創新路徑。美國在經濟發展初期，由于資源豐富，因此在科技創新推動經濟發展上并沒有注重資源有效利用，產業多以重工業為主。而日本受本國資源限制，在技術發展上更多偏重資源集約型和以電子產業為主的輕工業，更加注重能耗降低和資源的綜合利用，產品充分發揮精密度和設計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功。(37)羅森伯格：《探索黑箱：技術經濟學和歷史》，王文勇、呂睿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94—228頁。此外，相較于發達國家，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明顯，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風險、較快的速度，通過學習、引進、吸收、利用世界上已經存在的知識與技術作為技術創新的來源，不需要從頭發明，從而實現可持續快速增長。(38)林毅夫：《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學邏輯與世界意義》，《科學社會主義》2023年第1期。不過，技術轉移和技術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是不同的，必須關注其中所存在的氣候風土這種影響特定技術轉移及其能否扎下根來的物理條件，以及促進技術發展和技術轉移并賦予其特征的諸多社會條件。(39)富田徹男：《技術轉移與社會文化》，張明國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9頁。作為引進物的技術，有其自身的社會文化傳統根基及經濟理性，只有有效地改造技術，使得新技術能夠適應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才能被吸收、消化，進而再創新技術，以實現技術趕超。

第二，技術創新及其應用要重視技術對社會的形塑?，F代技術實際是“科學效應-次級技術-技術”層層遞歸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40)布萊恩·阿瑟：《技術的本質》 ，曹東溟、王健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44頁。，一種次級技術的變革會引發所有與之關聯的同級技術與上級技術的變革，進而重塑整個技術系統。目前，數字技術創新、數字產業化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驅動力。作為基礎性技術的數字技術嵌入各種具體技術之中，尤其在科學化的當代，這種嵌入更加廣泛而系統。個體活躍于數字平臺之上，留下數字痕跡，成為數字人的同時也成了透明人。市場運作與國家治理愈加依賴個體的透明化，數字信息自由且高速地流動。數字化并未帶來個體的自由化，而是給個體生活加上了另一種規則束縛。(41)韓炳哲：《精神政治學》，吳玉紅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75—104頁。同時，身處數字時代的每一個體都變成了知識與價值觀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流量表現為知識與價值觀的博弈，其最終歸宿還是資本。數字化不僅影響生活，還影響著生產。平臺消費使得個體消費偏好變化極快，工廠為了適應這一變化，不得不對機器進行數字化與智能化改造，以實現小批量定制化生產。數字智能重塑著勞動過程與勞資關系。因此，數字在總體上形塑著社會。

同時，技術的擴散不是均質的，中國式現代化所要解決的一個突出性問題是，在技術創新中如何平衡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以使得在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實現成果共享和共同富裕。數字不平等已經成為社會公平的障礙，這主要呈現為信息與通信技術的差異化使用，具體體現為能否接入互聯網、數字技能和信息素養的高低、獲取與生產知識的不同方式等。(42)趙萬里、謝榕：《數字不平等與社會分層：信息溝通技術的社會不平等效應探析》，《科學與社會》2020年第1期?！敖尤滕櫆稀背蔀閿底著櫆系某跗诒憩F形態。在互聯網市場中，人們一方面把多種資產包括“僵化”資產轉化為互聯網資本，另一方面通過互聯網平臺的匹配或操控擴大可轉化資產的規模、提高轉化率，讓多種形態、多樣化的互聯網資本成為影響人們從互聯網紅利中受益差異的主要因素和機制。這就是互聯網資本的秘密，也是給定連通性條件下影響數字鴻溝發展的機制。在已經高度互聯的中國，如何發揮連通性帶來的積極影響，促進互聯網資本的公平發展，讓中國社會公平地從互聯網紅利中受益，成為中國公共政策關注的焦點。(43)邱澤奇、張澍沁、劉世定等：《從數字鴻溝到紅利差異——互聯網資本的視角》，《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10期。有關算法的歷史事實也告訴我們，技術可以被建構為多種樣態，技術選擇的基準是經濟效率的社會限度。如果我們的社會選擇不顧一切地追求經濟效率，算法只會加速系統崩潰。如果我們的社會選擇讓每一方都擁有安全和有效的社會效率，算法也可以支持一個給定的經濟效率，并且更加公平地分配收益，讓社會整體最優。(44)邱澤奇：《算法向善選擇背后的權衡與博弈》，《人民論壇》2021年第Z1期?，F代技術只有嵌入中國社會文化語境，適應中國的總體發展方略，才能擁有更強大的生命力。

第三，科技現代化需要科技治理的現代化。由于科學不確定性的存在，轉基因、垃圾焚燒、食品安全等科學爭議事件層出不窮，科技發展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給科學的社會治理帶來了挑戰，專家與公眾的關系趨于緊張。隨著公眾與科學的距離越來越近，作為外行的公眾也希望參與到科學之中。由此，科技治理民主化議程至關重要，這需要全局視角和系統性思維，包括政府、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等在內的治理主體合理分工與有效協作，尤其要提高科技創新治理的公眾參與度，發展和建立適合公眾參與、有效的科學技術交流機制。公眾參與科技治理不僅體現公眾利益訴求的平等權利，而且可以圍繞科技創新政策，政策制定者、科學家、大學、企業、公眾等各方進行廣泛且包容的對話，促進民眾對科學的理解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公共政策制定，在保證科技創新決策科學性的同時提升其正當性。

技術與社會互嵌形成綜合體，這不僅體現在科技創新中，還體現在科技治理中。技術發展道路會因不同文明社會的同場競技而具有趨同性，也會因不同文明社會語境的獨特性而充滿多樣性。世界各國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長期以來，存在著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探索中走出的正是一條顯著區別于西方現代化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同時又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創造了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45)《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 強調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