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聯結:中國科學院理學研究生教育的恢復與探索

王安軼,林思純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合肥 230026)

作為基礎學科的主要門類,理學主要包括數學、物理學、化學、地理學、生物學等十余個一級學科,于1981年正式列入我國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1977年,秉持“科研與教育并舉,出成果與出人才并重”辦院宗旨的中國科學院率先恢復招收研究生,試點創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充分發揮基礎科學研究國家隊和領頭羊優勢探索科研與教育緊密結合的理學研究生培養模式,培養出新中國首批理學碩、博士,為高校培養理學研究生提供了模式示范,是改革開放初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開拓者[1]。

目前,學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研究生制度的歷史研究多聚焦于改革開放以前[2],關于研究生制度的恢復[3]多從教育制度史角度以背景層面展開探討。即便是中國科學院教育歷史的專題研究[4],對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教育歷史的研究也多側重于這一時期[5],而對改革開放初期研究生制度的恢復與重建僅限于中國科大研究生院的籌備與成立過程[6]、辦院模式與制度架構[7]的梳理,對中國科學院重建研究生制度的動因、一系列摸索嘗試與發揮的示范作用缺乏系統研究。因此,本文以新檔案資料為基礎,從科技教育史層面分析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教育的恢復背景與重建準備,重點關注中國科學院探索理學研究生培養模式的過程,以期回溯科研機構對人才培養的探索嘗試,探討中國科學院理學研究生培養特色形成的歷史根源。

一、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教育的恢復背景及動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正式的研究生制度起步于中國科學院50年代初對學位制度的探索,其后國家曾多次擬訂研究生學位制度,并對研究生培養具體措施反復討論。但由于對高層次人才培養的認識不足,以及國內社會環境和中外關系變化等因素的影響,研究生教育未能得以延續。這種培養上的斷層也導致國家人才培養中各類問題在70年代后逐漸暴露。

(一)基礎科學發展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

基礎科學研究對于科學技術長遠發展的重要性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得到國家領導人以及科學家的關注。1956年,周恩來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根據科學家的建議把“自然科學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列入這一時期科學技術發展的12個重點。在以任務為牽引的科技規劃下,“我國科學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國家建設所急需的門類”在技術轉移過程中得到了優先發展。相較之下基礎科學研究發展薄弱,科技發展后勁不足的問題逐漸暴露。在“自力更生,迎頭趕上”[8]的科技發展方針引導下,60年代初,周恩來、聶榮臻等主持編制《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將“加速發展基礎科學”定為未來科技發展的五大目標之一,強調“為自力更生地解決國家建設中的科學技術問題,要形成自己的配套的科學技術隊伍,大力開展科學技術試驗工作”[8]。這一時期,作為科技事業“火車頭”的中國科學院科研與人才培養“兩手抓”,通過吸納大學畢業生到院中做研究實習員或研究生的方式承擔著培養高層次基礎科學人才的重任,逐漸形成了較合理的人才梯隊。

進入70年代,即使受政治氣候影響基礎科學研究舉步維艱[9],但黨和國家領導人仍然十分關注基礎科學研究的發展。1972年在楊振寧、任之恭、陳省身等華裔科學家以及周培源、張文裕、朱光亞等國內科學家諫言強調要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后,周恩來指示“中國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與實驗結合起來”。但是倡議和號召并沒有實際落地,直到1975年鄧小平委托胡耀邦到中國科學院主持整頓工作時指示中國科學院要“大力發展基礎科學研究”,強調科學實驗在建設社會主義強國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才再次被提及。1977年鄧小平主管科教工作后,對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視得到全面加強。他指示中國科學院制定基礎科學規劃綱要,同時進一步明確提出高等學校,尤其是重點院校應該成為基礎科學研究領域除中國科學院之外的又一支生力軍,指出“重點大學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辦科研的中心”[10]。此時,中國科學院和高校的任務問題又一次被提及,但不論如何,培養基礎科學高層次人才以服務于發展基礎科學研究的需要勢在必行。

(二)科技隊伍斷層要求盡快恢復研究生制度

這種緊迫感一方面來自國家的需求,更重要的也源自中國科學院內部的人才問題。70年代中國科學院許多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流失嚴重,導致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人才極度短缺。據調查,10個化學方面的研究所,研究人員約3800人左右,從事理論研究的不到5%;天文方面有研究人員近千人,搞理論的只有五六十人。其他方面的研究所情況更差一些[11]。

不僅如此,人才梯隊嚴重斷層的現象在中國科學院尤為突出,引起了科學家們的重視。1977年4月3日,高能物理所何祚庥在征求院內科學家意見后致信以方毅為代表的院核心組,請求盡快解決科學干部“后繼無人”問題。信中指出,1977年許多科學研究單位的科學干部平均年齡超過40歲,個別單位接近50歲,青年力量薄弱?？茖W干部嚴重的“青黃不接”恐是當前我國科學能否迅速發展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并對產生此問題的根源做出詳細分析,認為“我國科研干部的培養歷來就存在許多問題,突出的問題是未能經?；椭贫然?特別是科研干部未能貫徹選拔的原則”[12]。為了迅速解決這一問題,科學家們進而建議院核心組轉呈黨中央批準采取“緊急措施”,迅速在中國科學院建立招收研究生或進修生制度,并對中國科學院的招生規模、招生原則、學習年限及培養方式提出了具體的設想。這一意見得到了方毅的高度肯定“這意見很重要”,并指示組織院務會議就此問題展開討論。

事實上,該問題不僅出現在中國科學院系統,中國科學院內部科學家的主動反映也代表了當時科教界的普遍情況。為了解科技人才的真實情況,1978年,黨中央、國務院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自然科學技術人員普查。結果顯示當前的科技人才隊伍不論從數量上,還是從水平上,都不能適應以后加快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而且由于“文革”耽誤了一批青年科技人員的成長,35歲以下的科技人員不到總人數的1/4,存在“青黃不接”的嚴重現象[13]。全國科技人才的斷層嚴重,迫切要求培養研究生作為后生力量補足隊伍。

此外不容忽視的是中國科學院科學家反映的科學干部選拔和培養“未能經?；椭贫然眴栴}。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科學院對高層次人才的培養一直以一種非正式形式展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科學院培養的高層次人才只有一紙學歷證明其受教育的過程,而沒有學銜客觀體現自身的學術水平。與國際脫軌的人才培養制度不僅影響了高層次人才效能的發揮,而且妨礙了國際科技交流的展開。

總的來說,中國科學院在70年代末率先發出恢復研究生教育的先聲有多方考慮,既有對培養基礎科學高層次人才以服務于國家發展基礎科學研究需要的充分把握,又有解決中國科學院自身危機的現實迫切需求。

二、中國科學院研究生制度的重建與改革準備

人才培養的基礎在于合理、穩定且長效的培養機制。圍繞新時期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目標與需求,中國科學院憑借早期已有的摸索與院里科研優勢率先開展了恢復與改革研究生制度的探索準備。

(一)先聲奪人:中國科學院率先請示恢復研究生招生

1977年8月召開的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是恢復研究生教育的先聲。此前,鄧小平就相繼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方毅、教育部部長劉西堯討論科教工作,指出“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搞科研要注意培養人”[10],“要逐步培養研究生,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參加研究工作。十五年時間或者更長一點時間,至少要培養一百萬合格的科研人員”[10]。

中國科學院聞此風聲迅速行動,于8月2日召開了圍繞新形勢下中國科大的發展方向問題的預備會,三天后正式召開工作會議。中國科大的教師們在這兩個會議上提出了恢復研究生制度的設想,這與鄧小平在8月4日至8日召開的科教工作座談會傳達的講話精神以及會上科學家們的呼吁不謀而合。鄧小平在會上首先指出,“一講科研,就離不開教育?，F在科研人員后繼乏人?？蒲腥藛T來源可以從生產單位直接選拔、培養,但大量的還是靠大學,特別是尖端科學和理論方面的人才?！碧K步青接著展開討論了科技隊伍的人才斷層問題,并提議選拔優秀青年,采取得力措施培養。唐敖慶認為,中國應該學習美國的重點大學把更大的力量放到培養研究生上去。鄧小平對此表示認同,指出“有些青年成績好,沒畢業就可以當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轉入研究生。過幾年后,大學要重點培養研究生”[10]。這無疑傳達了恢復研究生招生的信號。

會后,中國科學院接續召開中國科大工作會議,會上當即決定起草兩份給中央的報告,即《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幾個問題的報告》與《關于招收研究生的請示報告》。9月下旬,中央批準了報告并決定在中國科學院所屬的66個研究所和大學率先恢復研究生制度。

此文一下,1977年底中國科學院便率先恢復了研究生招生,后根據教育部要求將1977、1978年的招生工作合并進行,原計劃招收研究生900名,院各所(廠)報來擬招收研究生1241名[14],實際錄取研究生1400名。此外,還從被錄取的研究生中選拔了數、理、化、專業課和外語基礎較好的170人,準備出國留學。[15]

(二)實踐先行:研究生院制度在中國科大的試點

在率先恢復招收研究生的同時,中國科學院把京區各所的力量擰成了一個拳頭,“邊招生邊建院”,迅速啟動重建研究生院工作。在《關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明確提出在北京設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暫定規模一千人。另一份《關于招收研究生的請示報告》進一步指出,“我院除采取舉辦進修班等措施外,還擬委托中國科技大學在京區各所的大力協作下在北京籌辦研究生院”[16]。

1977年10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籌備工作正式啟動。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胡克實指出,中國科學院全面動員支援中國科大,要用全院的力量把中國科大辦好,把中國科大研究生院辦好[6]。擔任中國科大研究生院籌建小組主任的嚴濟慈次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為辦好研究生院而竭盡全力》一文,指出“我們要進一步總結過去招收培養研究生的經驗,建立健全新的研究生制度,努力把研究生院辦好[17]?！?2月,中國科大研究生院的建制工作基本完成,搭起了基本框架。

1978年3月1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在北京正式成立,迎來了首批研究生。這是全國高校第一所同時也是迄今由國務院直接批準成立的唯一的研究生院。這一首創,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社會各界的重視。

(三)強化特色:率先確立基礎科學人才寬口徑培養原則

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提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論斷,高度肯定了科學技術的作用。面對國家經濟發展對科學技術的迫切需求,中國科學院決定收回和新建大量研究機構,并對自己作出了新的定位,把主要任務確定為“研究和發展自然科學的新理論新技術,配合有關部門解決國民經濟建設中綜合性的重大的科學技術問題,要側重基礎,側重提高”[4]。這對于人才斷層嚴重的中國科學院來說,無疑需要盡快吸收和培養大量的基礎科學人才。另一方面,現代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以及各學科交叉滲透不斷產生邊緣學科對高層次人才的創造與適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培養基礎科學人才必須打破原有的狹隘專業化。

根據新的定位與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需求,中國科學院確立了以理科研究生為主要培養對象,率先規劃并落實了理科研究生寬口徑的招生與培養原則。1978年9月,中國科學院提出了理科不設專業、工科專業要寬的要求。翌年教育部在綜合大學理科專業調整會議上,提出了“寬窄并存,以寬為主,寬在基礎”原則,要求理科專業多數設在一級學科,少數設在二級學科。加強基礎,加寬專業以提高適應性的精神和中國科學院的要求是一致的[18]。

在總結1978年研究生招考與培養工作基礎上,中國科大研究生院院長嚴濟慈于1979年6月與1980年1月先后主持召開兩次教學部主任會議,討論確立了研究生院的招生與培養原則。鑒于1978年招考專業分的太多、過細[14],試題種類繁多難以篩選人才,改由研究生院統一招生,統一按大學科組織命題考試,強化中國科學院基礎學科特色招生。初試課目著重基礎課,數、理、化三門基礎課按照不同學科的要求分別出三類試題,即基礎類型、專業基礎類型和導師根據本門學科要求選擇統考的1～2門試題[4]。在培養方面,要求注重研究生在理論基礎方面的學習,不能只偏重某一方面[4]。

(四)他山之石:教育考察團赴歐美學習研究生培養制度

為了應對科學技術發展對培養人才的新要求,中國科學院還積極組織教育考察團前往歐美國家學習研究生培養制度,吸取國外最新辦學經驗。1979年5月,院屬浙江大學代表團[19]一行八人訪問了美國包括麻省理工大學、斯坦福大學在內的十五所大學,考察了美國高等教育體制、理工科教學改革、科學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等內容,發現美國大學科學研究工作和研究生培養工作緊密結合相輔相成,研究生在教授指導下,既完成學位計劃中的論文要求,又參加前沿課題完成科研任務。中國科大則重點考察了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發現“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可以和較多的科研人員接觸,在學習期間就能受到科學研究的訓練,大學生被當成研究生來培養,而研究生則被看成教授們的同事”[20]。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胡克實為團長的教育代表團一行八人考察和學習了日本大學培養博士和碩士的制度和經驗[21]。這些實地考察為中國科學院探索學校教育與科學研究緊密結合的研究生培養制度,依托研究生院培養研究生,推行研究生學位制提供了國外經驗示范與制度參考。

三、科研聯結教育:中國科學院理學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摸索

作為全國自然科學研究綜合中心的中國科學院承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擁有充足的研究經費與先進的實驗設備,還有一百多個研究所、三萬多人的科技隊伍[22]與國內外多渠道、較便利的學術交流形式,實現科研與教育的結合具有天然優勢。中國科學院教育局在總結1979年教育工作時指出,“實行科學研究和學校教育相結合可以大有作為”[23]。

(一)依托科研優勢結合教學培養理學研究生

面對科技發展對寬口徑人才的需求,如何根據自身辦學優勢擴充教育職能以培養具有較強的創造與適應能力的理學研究生成為中國科學院系統不得不解決的問題。相比高校,中國科學院集中了大批優秀的科學家與先進設備,但五六十年代因基礎課程教學力量的不足很難培養全面成長的研究生。為糾正“只注意完成實際任務而不注意對研究生進行基本訓練,擠掉了學習時間的偏向”[4],中國科學院曾于1964年嘗試建立研究生院制度,但最終因教育政策的變化未能延續。在此基礎上,中國科學院重整旗鼓,一方面總結早期調整經驗與借鑒歐美院校研究生培養模式,同時依托科研院所優勢以科研成果充實教學內容,探索結合前沿基礎科學研究的教學方式,根據各分區院所多樣的實際情況展開了強化教育職能的摸索。在1979年中國科學院教育局的一份工作總結中,可以看出中國科學院系統探索出的四種培養方式。[23]

1.研究生院同各所相結合的培養方式

京區各所的研究生,前一年半在研究生院上基礎課,后一年半回所學專業,或做畢業論文。對于基礎課程教學力量不足的問題,研究生院借鑒歐美將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做法,搞科研的兼一些課程,教書的兼搞科研,教學與科研相長。中國科學院院屬各研究所的高級研究人員,同時就是研究生院的兼職教授、副教授,他們負責為有關專業開設課程[24]。京區三十九個研究所,囊括數、理、化、生、地、電、新技術等各大學科專業,各所推薦優秀科學家來研究生院授課[22]。1978年擔任教授的有黃昆、彭桓武、吳文俊、鄒承魯、尹贊勛等78位知名科學家,開課共47門[25]。他們為京區各所的研究生開設了許多高水平的基礎課,如彭桓武講的《理論物理》、談鎬生講的《物理流體力學》、關肇直講的《現代控制論》、吳文俊講的《機器證明》、萬哲先講的《典型群》、陸啟鏗講的《微分幾何及其在物理中的應用》等[23]。不僅如此,研究生院還通過外請李政道等國際知名學者有效改善導師隊伍的知識結構,拓寬研究生的學術視野?？蒲腥藛T通過結合自身課題研究穿插本學科的新進展、新文獻及研究體會等授課,在傳授基礎理論知識的同時,引導學生了解本學科現狀與前沿,開闊學生的思路和視野,適應了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和開拓邊緣學科的需要。不過限于初創,研究生院開設的課程還不能滿足各學科的不同需求,師資力量在這一時期仍然缺乏。

2.研究所獨立開設研究生班

京外單位招收的研究生,多數在本所開辦研究生教學班,發揮專家作用,利用研究所的實驗條件培養研究生[23]。研究所在實行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制度上有相當的優勢,以上海有機化學所為例,所里除外語課由專職教師授課、政治課由上海分院統一安排外,其余課程全部由科研人員兼任。由所長、副所長組織22名高研、助研兼任五門課的教學任務[23],在引進吸取國外名校最新教材基礎上自編教材,講授內容注意新、深、寬。

此外,上海有機化學所還借鑒歐美國家強調研究生能力培養的經驗,普遍重視實驗技術的訓練,為研究生擠出八間實驗室以設置每學年四百學時的實驗課,還開設《有機氟化學》《有機磷化學》《計算化學》《量子化學原理》《分子反應動力學》《算法語言》《統計熱力學》等近十門選修課[26]供進入課題研究階段的研究生選修,增強研究生的自學能力、動手能力與適應能力。這種由研究所自開研究生課程的方式,既有利于教學與科研相長,又能避免課程內容的重復、陳舊,有利于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還為所里初、中級科研人員的提高和知識更新提供了條件。

3.分院和研究所共同培養

沒有條件自設課程的研究所則與分院合作,分工開設共同的基礎課。如上海分院為77級研究生統一開設政治、外語和電子計算機應用課,組織有關所開設共同的基礎課,如生化所負責《高級生化課》,細胞所負責《生化學概論》等。其中,《高級生化課》系統介紹了生化的各個學科,反映了國際國內最新成果和發展概論[23]。

但也有少數研究所教學力量薄弱,許多課程特別是基礎課無法開設,同鄰近大學協作,研究生前往大學作為旁聽生上課。這種方式效果不理想,多數不能按照培養目標要求進行教學。武漢、廣州分院教育處的同志反映,有關大學不提供教材、不準提問、不答疑、不批改作業、不許參加考試與做實驗,學生因此無法獲得學習成績,認為這種方式既花錢又受氣,收效不大[27]。

4.院屬大學培養研究生

院屬四所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浙江大學、哈爾濱科技大學、成都科技大學的研究生培養,則充分發揮已有教學力量根據不同的程度和專業設置課程。其中,浙江大學無線電系調查了國外同類系的研究生課程設置,找出差距,組織教員克服種種困難,為研究生開設和準備開設十三門課程[23]。中國科大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采取導師負責和教研室集體培養相結合的辦法具體指導研究生,普遍舉辦“討論班”開展學術討論,方法是以本專業的經典著作為教材,由導師結合書本內容提出一些重要問題,讓研究生去思考,并同他們一起展開討論[28]。既使研究生在理論上打下堅實的基礎,又能較快地把他們引導到科研的前沿,使研究生在課程學習階段就開始了邊學習邊科研的生動局面[29]。

(二)以科研帶培養模式的優化探索

除了擴充教學職能以培養具有系統而堅實的理論知識的寬口徑研究生,中國科學院系統進一步突出科研優勢,將研究作為主要的教學方式。在繼承五六十年代研究所以“師帶徒”方式對有限的人員進行高級培養的基礎上,探索以科研課題培養研究生,加強研究生獨立工作能力的培養。

參與課題研究是中國科學院系統主要的教學培養方式。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師帶徒”模式的非正式性,這種科研訓練關系通過學術性科學與正式規定得以明確,并得到制度上的支持。1977年中國科學院在《關于招收研究生的請示報告》中對導師的科研能力做出了初步要求,指出研究生的培養“業務上主要由具有本專業深厚的專業理論知識并在科研上做出較好的成果的指導教師負責。指導教師的名單,由培養單位提出,經中國科學院批準”[16]。又在1979年京區研究生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現在副研以上都能招收研究生,有極少數副研或研究員,多年不做研究工作,自己方向不明,選題不定,水平不高”[30],應當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科學院研究生管理工作細則(草案)》中明文規定導師的條件”[30]。1980年嚴濟慈院長主持的教學部主任會議,討論強調了要從嚴遴選導師,決定“不僅要看職稱,而且要看本人是否在一線做工作,看所在的研究室條件和工作是否活躍。導師一般以帶2～5名研究生為宜”[4]。

在導師的指導下,絕大部分研究生的論文題目是研究所(室)科研工作的一部分,或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礎。如上海植物生理所研究員沈允鋼根據三個研究生不同的特點,分別安排他們做光合作用,分生化、物理及生理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實際上這三個方面的工作是組內研究課題的一個綜合題目[31];生化所研究員李載平的研究生蔡名杰,依托研究室基礎做有關蓖麻蠶的基因無性繁殖及其結構功能的研究[31];大連化物所研究生王秀巖關于“Sn+N2O,O2化學發光光譜和動態學”的研究是“分子束反應動力學和分子傳能研究”重大項目的重要部分[4];中科大無機化學教研室副教授沈瑜生的研究生張云昌的畢業論文課題“二氧化錫氣敏半導體的研制”是實驗室發展等離子體CVD技術的課題起始工作,該室的“等離子體電化學淀積工藝制Ⅱ-Ⅵ、Ⅳ-Ⅵ族化合物半導體”課題還培養了兩屆研究生[32]。這種以實際科研課題帶培養的方式使研究生在完成一定工作量和一定難度的研究課題過程中,培養具有獨立獲取新知識、獨立進行科學研究的能力,同時也在研究和實踐中推進科研任務,使研究生在學習過程中就可以成為科研出成果的重要生力軍。

相比高校,這種模式在中國科學院有著天然的先行優勢?！耙钥蒲袔囵B”既對導師的科研水平有較高要求,又需要科研設備與經費上的實在支持。以1981年為例,高等學校的科研經費只有中國科學院的二十分之一,每個研究人員大約只能分配到二百元,難以維持最起碼的研究活動[33]。而中國科學院有一百多個研究所,擁有三萬多人的科技隊伍,其中副研以上的高級研究人員有二千六百多人,還配備了大批先進設備,又有大量研究課題[22]。

(三)結合國家學位條例嘗試分層次培養

隨著研究生教育的迅速恢復與發展,實施學位制度的條件已然成熟。1979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的起草工作在胡喬木、方毅的提議與鄧小平的直接指示下立即展開。中國科學院迅速響應中央指示對設置學位進行意見征求,于1979年10月形成了《研究生院設置學位的實施方案》,建議從第一屆研究生開始,根據國家規定授予學位。方案將中國科學院的人才培養層次劃分為碩士與博士兩級,并對二者所需達到的科研水平做出了具體規定。

考慮到78級、79級研究生都不是按學位研究生招收的,水平差別很大,入學以后培養的方法也有所差別,中國科學院又在《科大研究生院關于第一屆研究生今后培養工作的幾點意見》初步提出了這兩屆研究生授予學位的具體分層方法,即“學習成績優秀、論文水平高、表現出具有創造性工作能力或者學習成績優秀,論文水平較高這兩類研究生可自愿參加碩士學位考試,考試成績優秀者授予碩士學位;考試成績優秀者,再由專門成立的選拔委員會進行口試,挑選有創造性工作能力者為博士生。博士生在指導教授(聘請研究工作成就比較突出,有豐富的指導研究生工作經驗的正研究員擔任)指導下,進行博士論文的工作。一般應在二三年內完成。論文經過審查和答辯,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34]”。

1979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草案)》擬定完成,將基礎科學學科劃歸為“理學”門類,而且明確了獲得國務院授權的科學研究機構具有碩士與博士學位授予權。這一草案于1980年2月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并規定于1981年1月正式施行。這意味著中國科學院作為科研機構實現了研究生培養權與學位授予權的統一?！叭菏谟璨┦繉W位的學科、專業點125個,占全國總數的15%,另有218個學科、專業點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35]。此后中國科學院決定先將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化學部、地學部、生物學部、技術科學部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作為學位授予單位,取得經驗后再行改變[36]。1981年全院各單位共招收錄取碩士研究生1016名,博士研究生107人[37]。

在招收碩士、博士研究生的同時,博士學位試點工作也緊鑼密鼓展開。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山東大學等8個博士學位授予試點單位,相繼于1982年2月至1983年5月推薦優秀研究生參加博士學位答辯試點,共有17位獲得理學博士學位,1位獲得工學博士學位。其中,有12位來自中國科學院系統。由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為主組成的答辯委員會一致認為,這批博士掌握了堅實寬廣的基礎理論和系統深入的專業知識,能夠運用所學理論和現代化手段獨立進行科學研究工作,富于創造性,成果出色[38]。

四、結論

中國科學院是改革開放初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開拓者,更是高層次基礎科學人才培養的先鋒隊。作為國家科技事業發展的“火車頭”,中國科學院科研與人才培養“兩手抓”,充分發揮基礎科學研究領頭羊優勢率先探索理學研究生培養模式。

首先,7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率先恢復與重建,是在社會矛盾轉變與政治氣候變化的時代背景下,為適應現代科學發展對基礎科學高層次人才的需要、補足院里斷層嚴重的人才梯隊與推進國際科技交流而迅速響應的舉措。這種“先聲奪人”的底氣既來自中國科學院早期為培養科學研究人才而試行的研究生院制度等先行制度準備,又源于其四通八達的學術交流渠道為學習引進研究生培養的國際前沿理念與制度提供的支持,更來自于中國科學院對國家基礎科學需求的把握。

這一時期,中國科學院在重整旗鼓的同時明確了“側重基礎,側重提高”的發展定位,隨之確立以基礎學科研究生為主要培養對象。根據新的定位與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需求,中國科學院摒棄了蘇聯模式下學科專業的細分區隔,淡化專業加強大學科的寬口徑招收與培養,并借鑒歐美將科學研究與研究生教育緊密結合的方式突破此前科教分離的弊端,強化理學研究生的適應性與創造力。為實現科學研究與研究生教育的整合,中國科學院系統采用研究生院集中師資教學、開設研究生班匯聚專家教學、依托分院集合教學資源、聯合院屬大學教學力量等方式擴充自身的教育職能,并在繼承師徒制基礎上以科研課題帶培養充分發揮研究所的科研優勢,使研究成為主要的教學方式。

需要明確的是,“科研聯結教育”是中國科學院根據自身優勢與辦學需要借鑒國外大學培養研究生的前沿經驗摸索形成的理學研究生培養模式。這一時期,在高校推進教育體制改革的前期,中國科學院更加迅速地響應了研究生教育的恢復。相比國內高校僅靠少量教育事業費維系基礎性研究,這種聯結在作為基礎研究國家隊的中國科學院有著天然的先行優勢與實現可能。作為基礎科學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在率先形成科學研究聯結研究生教育模式的同時,也為走向科研化的理學研究生培養提供了模式示范,加速了高層次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的培養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