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厚植 篤行致遠
——簡談《文史哲》的辦刊經驗

劉京希

(山東大學 《文史哲》編輯部,山東 濟南 250100)

2021年5月9日,值《文史哲》雜志創刊七十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中,給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界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和努力目標:“堅守初心、引領創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優秀學術人才成長,促進中外學術交流?！?/p>

梳理與總結《文史哲》七十余載的辦刊歷程,它的風格或者說是鮮明特色,用一句話來表達,那就是孜孜于以古典性、人文性、高端性為特色的“人文小綜合”品牌化建設,以期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也因此,在2017年季春時節,時任總理李克強同志視察山東大學之際,特意走訪《文史哲》編輯部,寄語全體編輯人員“汲取傳承優秀的人文精神,為當今所用,為后世續航”。

回顧《文史哲》的成長與發展歷程,如若說在辦刊經驗上有何值得總結與提煉之處,私以為不外乎如下五個方面:學者辦刊,編研一體;扶植小人物,延攬大學者;“一核多元”,制度先行;內容為“王”,傳播為“后”;個性為本,“只做唯一”。

一、新中國人文學術潮流的引領者——《文史哲》的歷史沿革

新中國成立之初,新創辦學術期刊難得一見。至1951年,新辦學術理論性期刊不過三幾家——學術界知名民主人士創辦的《新建設》、中宣部理論宣傳處主辦的《學習》以及山東大學創辦的《文史哲》?！缎陆ㄔO》和《學習》“文革”初期?？笤傥磸涂?。與之不同的是,《文史哲》雖然經歷因“反右傾”斗爭和“文革”而兩度?？目部?但?？坝纱嗽斐傻拈g隔無論長短,隨后又都接續新命,綿延七十余載而不絕,近乎全程參與因而見證了新中國人文學術的風雨歷程。從這層意義上說來,它在新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界乃至人文學界,更在新中國人文學術與思想發展史上,無疑具有活標本意義。

《文史哲》創刊于1951年5月1日,是一份在海內外人文學術界享有巨大聲望的老牌學術期刊,是一份反映中國大陸大學文科學術水準的老牌學報。它一直是學術發表的主要園地,人文學術潮流的引領者,更被學界視為學術風向標之一,在海內外深受尊重和推崇。

《文史哲》雜志自創刊起始,就呈現出主動引領學術潮流、激發學術論爭的旨趣。華崗社長規定,《文史哲》雜志每期盡可能推出一名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論述現實的文章。因此,一大批著名學者都是在《文史哲》雜志刊發了他們的處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如李澤厚、龐樸、李希凡等。伴隨著新中國成長起來的著名學者大都在《文史哲》雜志上發表過文章,《文史哲》雜志也因此而馳譽學界,廣受稱道。

《文史哲》雜志的辦刊歷程雖間有坎坷,但就其辦刊史而言,始終不渝地堅持進行以古典人文學術為重點的傳統文化研究,則是其根本性特色與風格。

為了助力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去”,掙脫“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理論尷尬,自2014年起,《文史哲》編輯部與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合作出版《文史哲》國際版。國際版雖然仍以《文史哲》雜志厚重的古典漢學風格為尚,但又絕非《文史哲》中文版的簡單轉譯,而是以專題刊的形式,基于《文史哲》中文版在海內外學界的既有聲譽和影響,通過對中國人文學術的整體性與前沿性關注,將自身打造成為國際學界了解中國大陸人文學術成果和學術思想動態的重要窗口。

二、學者辦刊,編研一體——《文史哲》的編輯隊伍建設

學刊編輯角色定位,是走職業型專家之路,還是趨向編學兼修的“雜家”之途?在本人來看,做一名“雜家”,可能更符合編輯實踐的內在角色要求和學術期刊編輯規律。尤其是人文類“小綜合”或“大專業”學術期刊編輯工作者,雖然面對的是文、史、哲三科的分科稿件,但由于這三門學科傳統上的合一性與交互性,即對責任編輯的學科背景和知識素養提出了更嚴苛的會通性要求。社科“小綜合”或人文社科大綜合期刊的編輯角色定位亦同此理。作為一名人文類綜合性學術期刊的編輯,如果學科出身單一,所受專業訓練過于狹窄,知識結構受限,總會時時感覺到對于本職日常工作的力所不逮。故而,每逢年度選題策劃等編學互動活動,也就難以發現和提出超越學科的形而上問題或話題,當然,也就不能滿足綜合性學術期刊之于編者的角色要求。

由此可見,所謂“雜家辦刊”,隱含雙重內涵。一是就編輯主體而言,須確立編研結合、編研相長的學科自覺,進而實現“編”與“學”的對象性互助、互補、互長與互成;二是通過一定的人事制度改革和相應的約束激勵機制建構,打通編、研、學之間的人為壁壘,實現學者身份與編輯身份的一身二任和有機統一,從而將富有專業學養的專家型學者吸納、充實到編輯隊伍中來。

人才是事業的基礎,學術期刊事業同樣如此。創刊伊始,《文史哲》就探索并奠定了“學者辦刊、編研一體”的優良傳統,賡續七十余載而不絕。也正是得益于“學者辦刊、編研一體”這一“編統”,《文史哲》才真正成為學術的園地,學者賴以成長的搖籃。20世紀80年代時任主編丁冠之先生,不僅積極倡導“編輯要當雜家”的理念,而且更主張“編輯學者化”,鼓勵一干青年編輯爭做學者型編輯。當然,這是專就職業編輯而言。職業編輯雖然有自己的專業職守,因此也有自己的專業研究方向,但具體到邀約與編輯稿件,則應打破學科限制,具備跨學科組稿和編稿的技能。初時,責編可能不太適應此種高標準要求,久而久之,隨著在編輯工作實踐中的不斷學習與磨礪,以及與不同門類專家學者的廣泛交往,編研眼界便會變得日漸開闊起來,之于相近學科也會逐漸熟稔起來,自然也便更加游刃有余。所以,《文史哲》雜志的責編,往往都是跨學科組編稿件,這由文末責編落款便可明了。

在編輯隊伍建設方面,《文史哲》雜志一直以來的做法,即在于編輯人員編輯職能與學者職責的一肩雙挑,形成編研結合、編學相長、編學互成的有機生態結構。在編輯之余,責編盡可能地擠出時間從事專業研究工作,編研相長,互為助益。也正是得益于“編研結合、編研相長、編學互成”的編輯理念,《文史哲》厚重、扎實的辦刊風格,才得以不斷發揚光大。作為配套措施,一直以來,本刊編輯隊伍的職稱評定都是劃歸科研教學序列,而非局限于編輯出版這一教輔序列。因此,編研結合、編研互長、以研促編,已然成為《文史哲》編輯部的“編統”與“學統”。也因此,一茬接一茬的編輯人員得以成長為編研一體的復合型人才,從而為期刊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不竭動能。

三、扶植小人物,延攬大學者——《文史哲》的作者隊伍營構

“扶植小人物,延攬大學者”,二者有機統一,相得益彰,是《文史哲》賴以立足刊界乃至學界的一大法寶,更是《文史哲》七十余年來持之以恒、賡續不變的辦刊傳統。

創刊伊始,《文史哲》就把“扶植小人物”當作自己的學術使命,著意發掘和推舉富有潛質的學術新秀。在《文史哲》的識拔和鼓勵之下,一批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由此走上了自己的學術研究之路。李希凡、藍翎、李澤厚、汝信、龐樸、湯志鈞、韋森等著名學者或在《文史哲》上發表了處女作,或在《文史哲》上發表了成名作。20世紀50年代,李希凡、藍翎“兩個小人物”因為重評“紅樓夢研究”而橫空出世,毛澤東寫給政治局部分同志的公開信,就是因為《文史哲》扶植小人物、倡導新的研究范式而引發。李澤厚先生的第一篇學術文章《論康有為的〈大同書〉》,就發表于《文史哲》1955年第2期。由此,《文史哲》雜志以善于扶植學術新人、識拔“小人物”而聞名于學界。2005年李澤厚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你說我在美學大討論中一舉成名,其實在那以前我就很有名了。我第一篇文章《論康有為的〈大同書〉》,1955年4月發表。一些老教授很吃驚,不知道這人是從哪兒冒出來的。有外國朋友來信,稱李澤厚‘教授’,其實我只是個實習研究員?！敝洕鷮W者韋森的大學本科畢業論文,也是其處女作,即被分為上下篇刊載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文史哲》雜志。

“延攬大學者”,也是《文史哲》從創刊伊始即形成的優良傳統?！段氖氛堋犯σ粍摽?就展露出大刊氣象,一大批著名學者,像王亞南、呂振羽、顧頡剛、任繼愈、季羨林等先生無不慷慨賜稿,得意之作首選在《文史哲》發表。七十余年來,這一傳統一直為《文史哲》所執守。1998年,季羨林先生曾不無感慨地說:“全國有關人文社會科學的雜志為數極多,但真正享有盛譽者頗不多見,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在上面發表一篇文章,頓有一登龍門之感?！?/p>

四、“一核多元”,制度先行——《文史哲》編輯工作的制度化型塑

期刊內在質量的高低,決定著其核心競爭力的強弱。圍繞內在質量這一核心,對期刊進行個性化塑造,進而提升期刊的核心競爭力,無往而不勝。只是,以質量為內核、以個性為其表現形式的核心競爭力的獲得和穩態保持,又離不開一個前提,那就是內部制度建設。

本人所理解的制度建設,由兩個層面構成,即普遍性制度建構和個性化制度建構。對于前者的建構,須遵循學術期刊共同體所探索和凝練而來的普適性規律;而對于后者的建構,其用意則在于塑造期刊成長與發展的個性化品格。

(一)普遍性制度建構

結合本人所任職的《文史哲》編輯部的工作實踐,保障期刊的內在質量,使之始終處在一個穩中有升的恒常狀態,在編輯隊伍比較精干的前提下,竊以為有三個帶有普遍性價值的制度法寶,須臾不可離:一是以“三盲匿審”為特征的嚴格的匿名審稿制度;二是“三校加會?！敝贫?三是以獎懲為手段的激勵約束機制。

嚴格的匿名審稿制度的確立,是一本期刊內在質量得以保證的第一制度前提。其最為可取之處有二:一是只認質量不認人,客觀公正;二是同行評議,尊重作者的勞動成果?！段氖氛堋返倪x稿用稿流程,就是內部三審加“三盲”匿名審稿,以及重復率審核。正是初審、復審、終審與匿審諸環節協同合作,方使得刊文的內容質量得以恒定的制度化保障。不同于常規“雙向匿名審稿制度”,所謂“三盲匿名審稿制度”,即審、作、編三方互為匿名,以使匿名審稿制度的運行過程及其結果更為客觀、公正。

嚴格的校對制度,是編校質量得以保證的不可或缺的一環。目前我刊實行的是“三校加會?！钡男χ贫?。具體做法是,清樣的一校,由責編與作者分別校對;二校仍歸責編負責;三校則實行“會校制”,由分管副主編組織校對小組集中辦公,共同校對;遇有爭議問題,現場討論。如此,經過三個校對批次,四個校對環節,基本上就將差錯保持在優級水平。

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前任理事長潘國琪先生,在2005年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設中期檢查環節,曾以挑剔的眼光審讀《文史哲》;尤其是涉及經典著作引文,更是非常仔細地核查原典,結果卻極少發現語法和引文方面的差錯。潘先生不無感慨地說:“我曾核對過一篇文章中38處經典著作引文,竟未發現一個字、一個標點的差錯,在‘十引九錯’、浮躁風氣盛行的當今,能做到這一點,實在太不容易!”

那么,問題來了。如何保持上述制度的剛性約束始終有效?我們的做法,就是建立以獎懲為手段的激勵約束機制——年終崗位津貼的發放與責編制度執行的效力相掛鉤。比如,在內容層面,將績效獎勵與責任編輯的專題設計和組約稿件情況掛鉤,和組編稿件的學術反響掛鉤;在編排規范層面,則將績效獎勵與責任編輯的年度差錯率和遵守形式規范的程度掛鉤。

(二)個性化制度建構

如果說,普遍性制度建設意味著期刊界所共同面對的內外在質量問題的解決,那么,個性化制度建設與安排,則決定著期刊的風格、氣度和個性。個性如此重要,以至于沒有個性,期刊的“這一個”與“那一個”就沒有了界限,也就失去了一本期刊存在的意義。換言之,比起只是注重普遍性制度建構但缺乏個性化制度建構的期刊,有意識地進行個性化制度建構的期刊,其個性化品格的型塑或許更加成功,因而更加富有以獨立精神為內涵的“刊格”?！段氖氛堋返膫€性化制度建構,就是遵循“不做第一做唯一”的特色化辦刊原則的具體體現。

在個性化制度建構方面,應當說,《文史哲》編輯部近年來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1.辦刊理念的制度化。根據期刊的辦刊傳統,把辦刊宗旨凝練為:“昌明傳統學術,鍛鑄人文新知;植根漢語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并制度化地貫穿和細分于欄目設定、組約稿件、組織相關學術活動的日常工作之中。

2. 將“《文史哲》人文高端論壇”“青年學者工作坊”系列化、常態化,也即制度化。以辦刊宗旨為遵循,自2007年起,本刊策劃舉辦“《文史哲》人文高端論壇”,把它作為聯絡作者的媒介、發掘學術生長點的園地,廣邀國內人文學術重鎮,對重大人文學術話題展開專題研討。該論壇迄今已舉辦了十一屆,效果良佳?！扒嗄陮W者工作坊”屬于2018年新拓展的、密切潛力作者與期刊親和度的新業態,也將成長為制度化操作。

3. “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評選活動的制度化。為及時總結人文學術領域的新進展、新突破、新發現,引領人文學術潮流,推動人文學術研究方向的深度調整,自2014年起,《文史哲》雜志與《中華讀書報》聯手開展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評選活動。該活動已然成長為本刊的標志性、品牌性外圍舉措,對于人文學術的社會化擴展與普及,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

4.將“文史哲叢刊”制度化?！段氖氛堋废蛴信c出版社合作,結合自身特色編輯出版專題圖書的傳統。20世紀80年代曾編輯出版《治學漫談》。21世紀初以來,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分期分批編輯出版“文史哲叢刊”,已經陸續出版近四十冊。如此,既傳播和普及了人文學術,又以另一種形式擴大了期刊的社會影響力。

五、內容為“王”,傳播為“后”——《文史哲》的數字化探索

有一種看法認為,在數字尤其是大數據時代,所謂“內容為王”“以內容生產為本”的既定認知已經過時,傳播則超越內容的重要度,躍升至首要位置。本人并不這樣認為。在內容與傳播之間,是本質與手段的關系。無論時代如何變化,傳播都只不過是為內容服務的工具,而不可能撼動內容的根本性地位。失卻高質量的內容,傳播即喪失其存在的依據與價值。

不過,我們也應當清醒地覺察到,從“酒香不怕巷子深”到“酒香也怕巷子深”,是數字化時代傳播思維的巨大代際轉換。對于數媒時代的學術期刊編輯與出版而言,如果說內容依然位尊為“王”,那么隨著數媒技術的日新月異,傳播顯然已悄然躍升至“后”的地位。

而今,數字化已經演進到融媒體時代。融媒體改變著我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就編輯出版業態來說,業已表現出清潔、環保、簡單、快捷、方便、節能、通用、共享的特征。如果說,紙媒時代學術期刊編輯擔負的就是單一的組約、編輯稿件的職責的話,那么,在數字化時代,則必須轉換身份,既要當一個好編輯,也要成為一位合格的“內容銷售員”。既往,我們的工作只是局限于內容生產,不需要也不掌握傳播手段——那是郵局的職責。而今則大為不同,編輯手中握有“數媒”,占有了傳播的主動權,因而我們的職責也就從生產環節延展到傳播環節,問題只在于我們是否有意識地去利用好這一手段。

具體到《文史哲》的數字傳播,目前分為內外兩個渠道進行。外部渠道主要通過知網、超星等數字平臺,以及DOI來完成;內部渠道則由本刊網站、官微和微信公眾號構成。這里主要談談微信公眾號的運營情況。

本刊微信公眾號開設于2015年,由一個四人數字小組負責運營。推送內容和推送節點安排圍繞雜志編輯工作周期合理調度。除卻編輯部的節點式重大活動,如“人文學術十大熱點”“人文高端論壇”等訊息需加急推送,日常一般保持每周兩推的頻度。公眾號欄目細分為“重點推薦”及“周末悅讀”。前者分區間劃定推送主題,主推本刊所刊發的純然學術文章,推送時點一般安排在周中;后者所推多為本刊所刊發的治學漫談、人文學界逸聞等“輕閱讀”內容,安排在周末推送。

由本刊近十年的推送實踐來看,微推送自有其內在規律及相應的技巧。本刊微信公眾號之所以選定每周兩推的頻度與節奏,是基于過頻會形成對訂戶的攪擾、過疏則會造成訂戶流失的讀者心理考量。此外,每次推送的當日時間節點安排也應有所講究。從推送的年度數據表可以看出,點擊量排名靠前的文章,除卻選題與內容的“吸睛度”因素而外,就推送節點而言,大多產生于下午和傍晚。因此,精準選擇并固定具體推送時段,也是增加微信公眾號訂戶的重要途徑。

截至目前,本刊微信公眾號點擊量在全國高校學術期刊界位列前五名。

六、個性為本,“只做唯一”——《文史哲》的品牌化努力

學術期刊雖然不同于一般企業的產品,面向自由競爭的市場,但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商品,也要面對同類商品之間的競爭。只是,它有其特殊的商品屬性,不以銷量和盈利為追求的目標,而是以發表精良的學術成果來贏取讀者,獲得贊譽。因此,作為學術期刊的擁有者和生產者來說,同樣也需要重視品牌化建設。但凡在學術期刊市場競爭中始終居于有利地位的學術期刊,無不高度重視品牌化建設。

品牌不僅僅是指期刊的名稱和名頭等外在形式,它還傳遞著期刊的內涵、特色、風格等信息,以及辦刊人的理念、品位和境界。期刊的內涵也就是內在質量,是支撐期刊品牌的最主要因素,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唯一因素。只有狠抓內容建設,走內涵發展之路,且堅持對于既定風格、特色甚至個性的代際傳承,輔之以可持續性專題欄目的策劃和組織,假以時日,方可創出富有學術乃至社會影響力的品牌。

個性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不可取代性”。所謂個性化建設,就是從期刊的風格定位、內在質量,到選題策劃、欄目設計,無不朝著“不可取代性”的方向去進行主觀努力的過程。循著這樣的軌跡去努力了、實踐了,期刊個性的形成,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打個不一定恰切的比方,期刊的個性恰如“美眉”的臉,風格不同,美而各異,才楚楚動人,吸人眼球。

期刊的核心競爭力就是以期刊的獨特優勢和個性為核心的競爭能力。在辦刊理念上,它主張進行以主打欄目為核心的“歸核化”經營,即以主打欄目為軸心的同心多元化經營。由于同心多元化以主打欄目為軸心,因此,它比“無關多元化”——毫無特色的欄目拼盤——具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它主張期刊依據自身優勢,在學術市場競爭中自覺進行差異化分工,各自培育不同于別人的優勢欄目,進而形成個性化的核心競爭優勢;它主張期刊間的競爭從盲目的、雷同化的死磕轉向理性的、以差異分工為基礎的個性化競爭,以個性取勝,以差異互補。比如《文史哲》的“疑古與釋古”專題討論、“中國社會形態研究”專題欄目,都是通過個性化專欄設置體現差異化競爭優勢。

此外,我們所堅持的另一個不同于別人的“差異化”做法,就是堅定不移地走一條不為時風所動的厚重辦刊之路。

《文史哲》所刊出的大都是專家和學者們的積年之作,學術含量的高低和學術功力的深淺一直是編輯部取舍稿件的基本尺度。在這方面,《文史哲》雜志的最高追求,是希望它所刊布的作品,能更多地進入未來的學術史之中。所以,《文史哲》既要引領學術潮流,又不能追風獵奇,走輕淺輕浮之路,不能搞那些短、平、快的東西,不走嘩眾取寵的捷徑?？l在《文史哲》上的文章,當然希望能更多地被轉載和引用,但《文史哲》并不被影響因子所左右,它的辦刊目標實際上只有一個,那就是謀求在人文學術史上留下自己的印痕,以繁榮與推進學術。就此來說,所謂量化評價指標的諸要素,真正有利于學者沉潛于學術研究的判定指標,不是“即年指標”,不是“兩年影響因子”,更不是“被引總頻次”,而是判斷一本期刊所刊載內容之歷時性價值的“被引半衰期”。因為它衡量的是一本期刊或一篇文章的歷時性或歷史性價值,它鼓勵作者“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而不是著意于一時的喧囂。在此意義上,作家殘雪之于偉大小說作品的看法,同樣值得學者、辦刊人和有關評價體系的參與者深思:我心目中的偉大作品,是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作品。就讀者的數量來說,這類作品不能以某段時間里的空間范圍來衡量,有時甚至由于條件的限制,一開始竟被埋沒。但終究,其讀者遠遠超出那些通俗作家。

關于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學術性尺度的把握,于編輯者而言,通常難以拿捏。本人以為,遵循“沉淀性”或者是“時滯性”原則,可能能比較好地協調學術性與政治性或現實性的關系問題。從學術角度而言,只有給事物的發展演變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再予觀察和研判,所得出的結論方可更加客觀,因而更加符合歷史的真實。換言之,就《文史哲》而言,它的辦刊路徑實則只有一條,那就是堅持“長期主義”原則,著眼于“潛結構”和“長時段”,傾力于長時段學術史價值及其追求。

七、結語:“我們都是過客!”

全國文科學報研究會前任理事長龍協濤先生曾如是說:“研究中國社會的政治改革和發展史,不能不研究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國的思想文化史,不能不研究中國的學術期刊史;研究中國的學術期刊史,不能不研究《文史哲》的創辦與發展的歷史?！庇杀疚纳鲜龃志€條梳理,不知在諸君的腦海里,是否形成了之于《文史哲》辦刊理念的大致具像?著名美學專家、前任主編陳炎如此概括《文史哲》的風格和特色:“理通儒釋道,學貫文史哲?！笔穼W理論名家、現任主編王學典則如此表達:“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边@兩種表達的共通之處,都是主張以強烈的問題意識,打破學科界限;溝通與融合人文諸學科,甚至延展至應用學科。換言之,即以問題凝練和統領學科,超越學科界限,實現融合發展。同時,又把期刊的這一風格定位凝練和型塑為一種足可“跨代際”遵循和傳承的自我傳統,使之不因辦刊人的代際更替而轉換?！安鱾鹘y學術,鍛鑄人文新知,植根漢語世界,融入全球文明”,既是《文史哲》的辦刊宗旨,也是它不變的使命!而上述所有這些做法,用一句話來表達,那就是致力于以古典人文學術為特色和風格的集約化與品牌化建設,發掘潛在人文學術話題,抓取人文學界話語權,以期提升期刊核心競爭力。

“我們都是過客,而《文史哲》雜志是永在的!”這是《文史哲》雜志主編王學典先生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擴而言之,此語內涵豐富,意味著一代代編輯人所從事的,無疑是一項高尚的、足以彪炳學術史冊的學術傳承與弘揚的事業,值得業者備加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