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點選編(十七則)

中國婚姻制度變遷的日常生活邏輯——基于上海市人民公園中產父母相親角的田野觀察和理論反思

計迎春,周海燕,林澤宇

摘 要：在傳統現代雜糅的當代中國,傳統的早婚普婚模式正在向晚婚非普婚模式過渡。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上海市人民公園的相親角,從男女雙方家庭的日常生活邏輯和動機入手,在規范、觀念和意義層面討論中國婚姻制度變遷。本文發現,男女雙方家長的婚育觀念和性觀念正變得更加多元化,呈現出傳統和現代雜糅并存的狀態,并具有鮮明的性別模式和顯著的性別界限。女方家長對傳統婚育規范有更多反思;男方家長雖然在這方面相對傳統,但對非傳統親密關系更為包容。在此基礎上,本文嘗試初步提煉出中國婚姻制度變遷的可能性邏輯機制:選擇—經濟基礎—性別觀念差異的三要素鏈條。在婚姻開始不再是社會規范必選項的前提下,年輕女性的經濟獨立和原生家庭的經濟支持成為她們自由選擇結婚與否的微觀經濟基礎,男女雙方存在明顯的性別觀念差距則在很大程度上觸發了女性的現實婚姻抉擇。

原文出處:《婦女研究論叢》2023年第4期

職場交往與初次晉升的性別差異——基于JSNET數據的實證研究

朱家宸,洪巖璧,程 誠

摘 要：本研究利用2014年社會網絡與職業經歷調查數據,基于性別角色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使用因果中介分析法探究了職場交往在性別影響初次晉升過程中發揮的中介效應以及其中存在的調節效應。研究發現:第一,男性相比女性在職場中參與外部交往的頻率更高,存在職場“男主外”現象;第二,外部交往在性別影響初次晉升的過程中發揮了中介作用,即兩性職場外部交往的差異加劇了初次晉升的性別差異;第三,異質性檢驗顯示,在不同入職時間和不同組織性質的群體中,外部交往的中介效應存在差異。以上發現是社會性別結構影響受雇者職場網絡行為的重要證據,啟示我們需要進一步關注職場中傳統性別觀念所導致的“隱形歧視”以及性別行為差異在不同時代和體制背景中的異質性。

原文出處:《社會學評論》2023年第4期

社會性不孕:輔助生殖診療中的性別分化研究

魏 舒

摘 要：生育事件中充滿了被性別關系所界定的分化,尤以不孕最為顯著,女性由于生理結構和社會建構,多處于社會性不孕的境況。本文基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探究了女性社會性不孕歸因的生成以及對后續輔助生殖診療的影響。研究發現,女性社會性不孕往往由身體的污名和診斷的性別分化所造就,即使醫學診斷不育的原因在于男性,女性依然會面臨社會性不孕的境況,而女性的應對策略也會因家庭關系、社會經濟地位與診療互助小組呈現異質性。

原文出處:《開放時代》2023年第5期

家庭工作兩相顧:鄉村治理轉型中村干部性別更替現象的經驗闡釋

魏程琳

摘 要：在鄉村治理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村干部年輕化、職業化趨勢日益明顯,皖南的村干部隊伍出現了“男青年退出、女青年進入”的性別更替現象。鄉村治理的現代化轉型和農民家庭分工的策略性調適是村干部性別更替的深層次動因。鄉村治理現代化推動村務內容服務化、村干部隊伍職業化、村務運作規范化,以上變化使農村女青年的性別優勢凸顯。在“一家三制”式新家庭分工模式下,男青年外出務工保證家庭經濟來源,父代在家務農并向子代提供勞務和經濟支持,使在家的女青年能夠從事村務工作,女青年的村務工資也成為其家庭收入的重要補充。與“顧此失彼”的男青年相比,“家庭工作兩相顧”成為農村女青年長期、穩定參與鄉村公務的重要優勢。國家在未來有必要從職業能力建設和社會政策配套兩方面加大對女村干部的支持,夯實鄉村振興的人才基礎。

原文出處:《當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個體化是生育的滯礙嗎?從法國家庭政策的演變歷程與底層邏輯講起

吳 真

摘 要：個體化常被當作生育率衰微的重要原由,二者的反向關聯借由全球諸多國家的人口演變軌跡暫時得到承認,卻在法國家庭政策成功實現生育反彈的歷程中被消解。這一歷程圍繞對待家庭個體化的態度分為前后兩段:20世紀60年代末之前,以壓制個體意識、重塑家庭秩序為核心理念,結果是婚姻家庭越發多變,生育水平不升反降;自70年代起,法律政策轉向順應個體訴求、尊重個人選擇,同時又在經濟社會資源的再分配上注重對弱勢個體的幫扶和對強勢個體的監督,由此帶來了從90年代至今的生育水平的回升。后一段的經驗投射出法國學界與政界對個體化兩重意涵的充分認知:一方面,接納且善用個體化展現的能動性,另一方面,防范且遏制個體化導致的不公正。由此,在家庭政策的建構中逐漸形成兼顧個體自由和社會公平的底層邏輯,并以此為準繩一以貫之地進行政策的修繕和執行,最終疏通個體化對生育率的阻滯。這段歷史不單旨在呈現具體的措施,更在于追問如何恰切地借助政策介入來扭轉個體化對生育的抑制,以此為徘徊在崎嶇路徑上的各國提供思路和啟迪。

原文出處:《社會》2023年第4期

社會流動、社會地位與婚姻交換

謝 宇,劉 雯

摘 要：中國自古有崇尚社會流動的文化傳統,在社會流動的背景下,人們社會地位的兩個維度(先賦地位,自致地位)常常出現不一致,婚姻市場上人們可能基于資源互補,進行社會地位兩個維度的交換。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五期調查的數據結果顯示,我國居民婚姻中存在家庭背景與個人自致社會經濟地位間的交換,且隨著世代變遷,婚姻中的社會地位交換有所弱化。這一結果表明,一方面要注意引導年輕人擇偶時弱化功利性目的,另一方面要進一步促進社會流動性。

原文出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第5期

空間秩序轉變與“家”的扎根與脫根——一項流動攤販進城案例的社會學研究

陳 頎,敖雅萱

摘 要：非正規的空間資源為何能讓農村流動群體實現家庭再生產,是一項有待研究的議題。本文通過流動攤販進城案例的研究發現,草根秩序下的空間包容性是攤販獲得謀生地和扎根城市的前提。居住地鄰近謀生地的空間安排有利于他們兼顧生計和家務,讓成員聚居、代際合作,進而使下一代進城更具可能性。然而,空間秩序正規化的轉變可能會封閉草根秩序下的包容性。一旦在謀生地遭遇驅逐,流動群體就難以延續原有空間安排的統合意義,他們在本地的城市化路徑也可能由此中斷。

原文出處:《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5期

新時代家庭政策發展的中國路徑——基于人口負增長的視角

胡 湛

摘 要：當前,我國已趨于步入人口負增長的發展階段。人口負增長治理的核心是對少子老齡化的有效應對,其實踐關鍵之一即解決家庭中“一老一小”的問題,這個過程涉及全人口生命周期的家庭建設。中國家庭具有獨特治理價值,它使中國人口與社會治理結構呈現為“國家—社會—家庭”相均衡的三元模式,在國家與社會治理的具體實踐中發揮中介和緩沖的作用。重視和支持家庭應成為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負增長和少子老齡化的重點和突出特點之一,當前家庭政策發展應規避個體主義家庭觀。在人口發展格局中,識別并落實好“一老一小”的問題,應以構建家庭友好型社會為家庭賦能,來統籌婚育提振和老齡化應對等議題,進而形成新時代家庭發展的中國路徑。

原文出處:《社會科學輯刊》2023第5期

生計、技術與婦女解放:合作化前后重慶璧山勞動性別分工嬗變

張 華,顏 衡

摘 要：本文以重慶璧山為例,梳理了合作化前后勞動性別分工的嬗變。革命前璧山的勞動性別分工為“男田女土”,不同于江南的“男耕女織”,也不同于海邊的“男漁女耕”。這一分工形成既源自家庭生計的需要,也受到當地自然條件、資源稟賦及社會文化觀點的影響。解放后由于新政權強調通過勞動來解放婦女,這一分工在解放初、互助組、合作社期間逐漸發生嬗變。在互助組成立前,婦女的勞動生產仍然局限于“男田女土”的框架;到了互助組時期,婦女勞動雖然仍在“男田女土”的邏輯里,但已經滲透進水田生產的輔助環節,如捉蟲、車水、割谷、選種等;到了合作化時期,隨著“提高技術”口號的提出,婦女借助技術訓練,不僅進入土里生產的關鍵環節如打窩和耕作旱田、地,而且在水稻種植環節的核心處(“撻谷”)開始占據位置,這一方面強化了其土上的勞動,另一方面真正打破了“男田女土”的格局和邏輯。

原文出處:《婦女研究論叢》2023年第5期

“五服”與“三代”:從中國婚姻法禁婚范圍的變遷看“性別”與“姓別”

趙曉力

摘 要：從清末變法開始,中國婚姻法的禁婚范圍經歷了一個從“五服”到“三代”的轉變。中國傳統社會自周代以后奉行“同宗不婚”的周禮,對中表婚則聽民自便,法所不禁。1930年《中華民國民法典·親屬編》按照男女平等原則,將中國傳統親屬分類——宗親和外親——改為西方式的血親和姻親,五服之外的宗親和三代以內的中表親能否結婚便成為問題。本文通過考察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婚姻自由原則與民間“同宗不婚”之禮的矛盾和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優生政策與婚姻自由原則在中表婚問題上的沖突,指出這些矛盾沖突的根源在于中西親屬分類鑿枘不入,中國親屬分類是建立在社會性的“男女姓別”基礎上,而不是生物性的“男女性別”基礎上,傳統社會“同宗不婚”和“中表為婚”是由于親屬制度重內輕外而非重男輕女造成的。

原文出處:《社會》2023年第5期

非婚生育走向何處——比較視野下的婚育模式變遷

宋 健,鄭 航

摘 要：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負增長的背景下,消除阻礙生育的制度性因素是大勢所趨。非婚生育在當前中國呈現怎樣的特征,未來是否會在制度上成為中國生育的主流,國內針對上述問題的研究尚付闕如。從世界范圍內觀察可以發現,非婚生育行為整體上處于增長態勢,但在不同國家大致呈現為兩種類型。傳統婚育制度的瓦解、個人主義的發展和現實的婚育困難是婚育模式變遷的三個重要條件。中國的非婚生育比例雖有所增長,但依然處于較低水平,家庭仍是個體福祉的重要來源。非婚生育比例的增加,同時也反映了青年人群的婚育觀念變化和現實婚育困難,非婚生育成為傳統婚育模式外的一種過渡性選擇。西方國家的前車之鑒值得反思,中國應在人口發展新形勢下進一步鞏固傳統的婚姻家庭制度,通過賦能家庭,增強家庭對個體的吸引力和保護力。

原文出處:《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9期

“看見的看不見”:網絡自媒體賦權農村婦女研究

衛小將,黃雨晴

摘 要：作為賦權工具的自媒體極大地凸顯了農村婦女的社會可見性。訴諸“可見性—權力”關系分析視角,通過呈現農村婦女快手平臺展演檢視其賦權效果,研究發現:農村婦女的展演包括再造傳統形象、打造性與性別化形象、構造夸張的形象,其賦權存在經濟收入的“實”與“虛”、虛擬“中心感”與現實“邊緣性”、經濟接納與社會排斥的張力等后果。概言之,農村婦女的短視頻賦權或許是一種虛假或不完全賦權,她們構筑的“視頻微社會”主要基于生存道義,以他人為對象形塑自我、復制了現實社會的性別秩序與結構,呈現出主動的被動性、主體的客體性、看見的看不見性等特點。

原文出處:《婦女研究論叢》2023年第5期

緣何“口述”,何以成“史”?——口述史的立場、問題意識與明暗線

黃盈盈

摘 要：口述史作為近年備受關注的跨學科方法之一,其立意從原初就帶有了與性別研究和底邊社會研究的親緣性:對長久以來以男性為中心的文獻記載的不滿,激發了記錄包括不同階層女性在內的被忽視的親歷者聲音的“口述”,朝向補充甚至重寫“歷史”、推動性別與階層色彩凸顯的普通人生活的在場。本文從口述史的這一根本立意出發,結合教學和側重性別議題的實地案例,從方法立場、選題的問題意識、口述過程與呈現中的明暗線三個層次展開分析;在對“為什么做口述史”的辨析中,探討“如何做口述史”。旨在通過對立意的回溯和辨析,推動切實的口述實踐,包括如何展開對談,梳理主線,通過輔助文獻、“按語”和注釋更好地呈現明暗線,以及在更寬的方法譜系中積極嘗試具體之“術”的超越與整合;最終,促進包括女性在內的諸多人群更為真實與豐富的在場與呈現。

原文出處:《婦女研究論叢》2023年第5期

三孩政策下生育質量研究

石智雷,滕聰波

摘 要：生育質量是人口高質量發展的起點和基礎。本文基于國內首個出生隊列追蹤調查——武漢出生隊列追蹤調查(WBCS)數據,以生命早期1000天理論為基礎,從孩子出生時和成長發育過程中的生理性和功能性兩個方面構建生育質量指標體系;運用投影尋蹤模型測度3049個同一年份出生嬰幼兒的生育質量指數,重點從養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環境和社區環境四個維度分析其影響因素。數據結果顯示:城市家庭生育質量大多處于中等水平,但分化較為明顯。城市家庭一孩、二孩的生育質量相差較小,隨著孩次由二孩向更高孩次增加,生育質量明顯降低。隨著母親年齡的增加,生育質量呈下降趨勢,且這一趨勢在母親35歲以后更加明顯。母親受教育水平從初中及以下提升至高中/中專/技校對生育質量的邊際效應更大?；貧w結果顯示:城市家庭生育質量與養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環境和社區環境密切相關。隨著嬰幼兒成長發育環境向外的不斷擴展,養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環境和社區環境對生育質量的影響逐漸減弱。進一步研究發現父母特征是影響嬰幼兒生理性方面的重要因素,養育模式對功能性方面的影響貢獻最高。

原文出處:《人口學刊》2023年第5期

從“非人”到“非暴力”:朱迪斯·巴特勒的女性主義人學思想

王 楠,林 惠

摘 要：人的問題始終是朱迪斯·巴特勒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雖然這種關注在其討論女性主義政治倫理的著作中更為明顯,但在其較早的性別批評著作中已見端倪。巴特勒人學觀念的邏輯起點始于“非人”的解構主義哲學,并在文學的虛構世界找到其哲思的落腳點。她以人類的悲傷、哀悼、脆危的普遍性為基礎,將“人”理解為一種建構意義上關聯性的存在。巴特勒作為深刻思考人類性別和人類本質的思想家,她的女性主義人學構想應當被理解為一種對人類生存境遇的非烏托邦式呈現和向往,其理念很好地詮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倡導的符合人類共同發展的需求。

原文出處:《婦女研究論叢》2023年第5期

中國社會發展促人口性別結構變動——基于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口性別比資料的分析

陳岱云,陳 希

摘 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逐漸實現了西方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人口性別比)隨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性別結構(人口性別比)在不斷變動。新中國總人口從1953年人口普查的58132.9448萬人,人口性別比107.57到2020年的總人口140977.8724萬人,人口性別比為104.8,總人口性別比降低了2.77個百分點。而反映人口性別比受社會發展影響顯著的是百歲及以上人口性別比的變動。百歲及其以上人口的性別比分別為1953年的88.63、1964年的77.15、1982年的41.79、1990年的30.34、2000年的32.55、2010年的32.69、2020年的41.95。新中國成立后的40年里,百歲及以上人口性別比隨時間推移逐漸降低,降低幅度最大達65.8%。自1990年至2020年百歲人口性別比變化不大并且穩步緩升。所以人口的性別結構是自然屬性基礎上的社會影響的結果,受人們的思想觀念、社會環境所影響而表現出搖擺。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女性人口受益更大,在新中國成立40年內就已實現使女性人口受益最大的高水平,百歲人口性別比降到最低水平30.34,到2020年百歲人口性別比指數又緩升到41.95,這進一步說明社會性別角色差異對人口死亡性別差異影響的逐漸消除,影響男性人口死亡率較高的社會因素的作用降低。這體現了中國政府在消除男女不平等的法律、法規、制度、社會政策的快速實施而取得的顯著人口效應。

原文出處:《東岳論叢》2023年第9期

個體受教育程度對婚姻穩定性的影響——基于性別和時間的視角

崔曉楠,錢 佳

摘 要：近年來,中國離婚率的攀升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010—2018年五期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了性別與受教育程度對個體婚姻穩定性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一,與國外研究結論類似,我國個體受教育程度與婚姻穩定性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第二,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離婚風險越高、婚姻穩定性相對低,但男性受教育程度與婚姻穩定性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第三,受教育程度降低了1978年以前、1978—1990年和1991—2000年初婚女性的婚姻穩定性,但對2000年以后初婚的女性無影響,而2000年后初婚的男性受教育程度對提升婚姻穩定性有顯著影響。文章關注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受教育程度對男女婚姻穩定性的整體性影響,并發現隨著年代推移,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并不一定擁有較高的離婚風險,而對男性而言受教育程度對婚姻的穩固作用越發凸顯。探究性別與受教育程度對婚姻穩定性的作用及其機制,對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婚姻觀及其變遷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原文出處:《青年探索》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