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驢”自況:重審蕭紅的“疾病”修辭法

曹曉華

(上海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上海 200235)

蕭紅在困窘中經歷過兩次生育,又因戰亂多地輾轉,一生飽受疾病侵襲。對于自己糟糕的身體狀況,她雖以“特殊體質”(1)在香港,端木蕻良勸蕭紅重視自己的疾病,但蕭紅卻堅稱長期低燒是自己體質特殊所致,并無大礙。參見季紅真:《蕭紅大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21頁。開解,但也很清楚自己絕不算健康。她筆下的人物也多沾染疾病,或在慘淡的生活中呈現出種種殘缺和病態。在與友人的交談、與愛人的信札中,蕭紅亦屢次提及自己的疾痛。最為人熟知的,是她在寫給蕭軍的信中以“病驢”自況:“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則健康,我則多病,常興健牛與病驢之感,故每暗中慚愧”(2)蕭紅:《蕭紅全集》詩歌戲劇書信卷,章海寧主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頁。。該信背后二蕭的情感糾葛固然是觸發“健?！迸c“病驢”之感的重要因素,但對蕭紅來說,“病驢”之感不僅是男女情感的外化,更是其一生寫作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癥候。

學界對于蕭紅創作中的疾病敘事,已經多有關注。對于蕭紅作品中與疾病相關的人物情節,有相當多的梳理,對于不同創作階段中蕭紅本人的身體狀況,亦有翔實的追溯和還原。這些考辨的細節,與蕭紅在文學史上的定位也息息相關。大體而言,對于蕭紅筆下的“疾病”,有兩種分析路徑:一是將蕭紅視為左翼文學團體中的一員,將其疾病敘事視為一種國族創傷的隱喻,這種創傷撕裂了東北大地,也撕開了當時的整個中國,繼而從中提煉出一種來自底層的抗爭精神;另一種,則是從性別視角和女性生命體驗入手,揭示蕭紅對性別和國族雙重壓迫的敏銳覺察,進而闡釋魯迅所言的“越軌的筆致”。這兩種分析路徑,雖以具體的疾痛書寫為分析之始,但很快抽去疾病乃至治療的具體細節,將疾病及其醫治過程迅速抽象化、隱喻化,對“疾病”修辭的討論遂停滯在創作技巧層面。

然而,蕭紅的“疾病”修辭,不只是進入某一抽象框架的鋪墊。筆者認為,在對疾病的“喟嘆”中,蕭紅逐漸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疾病”修辭法。而這種修辭法,不僅包括通常意義上的文字技巧,更是通過特定句式和修辭的變形,形成獨有的修辭意義。筆者通過重新審視蕭紅筆下與“疾病”相關的文字,發現這些一度被忽視、被削減、被抽象化的“細枝末節”背后,恰恰隱藏著蕭紅創作的民俗資源、文學觀念與殖民地經驗。

一、“像患病一樣”的修辭句式

“她像患著什么慢性病似的,身子瘦小得不能再瘦,抱個大西瓜累得可憐,臉兒發紅,嘴唇卻白?！?3)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章海寧主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頁。這句話來自蕭紅1933年初登文壇的一個短篇《太太與西瓜》,主要圍繞太太小姐對待送禮的態度展開,帶著練筆的性質。收禮的四小姐如此“弱不禁風”,連收一個西瓜都要受累。蕭紅使用“像患病一樣”的語句極盡諷刺。這篇短文沒有豐富的意涵,但是“像患病一樣”的語句,作為蕭紅鐘愛的一種修辭句式,經過不同的變形,反復出現在其之后的創作中。

在其小說《橋》中,一座橋隔斷著保姆黃良子的生活,橋西是生活困苦的自家丈夫和孩子,橋東是不愁吃穿的雇主家。黃良子的孩子在爭搶中將雇主家的孩子打傷,黃良子加倍訓誡了自己的孩子,“她家好像生了病一樣,靜下去了,啞了,幾乎門扇整日都沒有開動,屋頂上也好像不曾冒煙”(4)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第158頁。,從此她再也沒能過橋去看自己的孩子,直到自己的孩子因為尋找母親討要食物,意外墜橋而亡。在這篇左翼特征鮮明的小說中,蕭紅用擬人化的手法,使黃良子的家“生了病”,安靜得不再發出一絲聲響。小說有意留下了無言的“空白”,除了孩子的傷口,將貧苦之家中發生的其余訓斥和責罰隱藏在了文字之外。在形容這種無奈的“安靜”時,蕭紅再次聯想到了疾病以及疾病帶來的“靜”和“啞”,預示著有口難辯的悲劇。在其散文《三個無聊人》中,窮極無聊的狹肩頭人,到處搜羅凄慘的社會新聞,在民不聊生的年代,甚至連礦難都難以滿足他獵奇的胃口,“這樣大事能使他三兩天反復著說,他的無聊像一種病癥似的,又被這大事治住個三兩天”(5)蕭紅:《蕭紅全集》散文卷,章海寧主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頁。。狹肩頭人的“病癥”與蕭紅后期創作的“馬伯樂”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漠然和無聊的精神病態呼應了抱不動西瓜的“瘦弱”小姐,也與魯迅抨擊的國民劣根性有明顯的聯系。

在蕭紅的作品中,疾病修辭可以是點綴其間的片段,也可以支撐起重要的情節乃至整個作品的架構?！跋窕疾∫粯印钡木涫?從最淺層的句義上看,首先證明的是一種病態正在延續。既然“像”患病,那么以病態語詞修飾的人或物,其實可能并未“患病”。蕭紅反復使用這樣的修辭,正是將描繪的對象從常態化的存在中抽離出來,凸顯其“異?！鄙踔痢胺闯！钡奶刭|?！渡缊觥穼懙浇鹬σ馔鈶言袝r,第一次集中使用了“像患病一樣”的修辭句式:

母親在門外看著姑娘走,她沒立刻轉回去,她停住在門前許多時間,姑娘眼望著加入田間的人群,母親回到屋中一邊燒飯,一邊嘆氣,她體內像染著什么病患似的(6)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第216頁。。

從女兒丟失的筐子,母親已經隱約猜度到意外的發生,蕭紅用“體內像染著什么病患似的”形容母親擔心女兒重蹈他人覆轍。母親顯然并未患病,只對異常情況的覺察導致了“心病”。隨著敘述視角的轉移,“疾病”轉移到了金枝身上。在柿子地里的金枝,無暇顧及旁人在地里偷瓜的鬧劇,“好像患著傳染病的小雞一般,霎著眼睛蹲在柿秧下,她什么也沒有理會,她逃出了眼前的世界”(7)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第218頁。?！跋窕疾∫粯印钡木涫桨l生變形,先是突出得了傳染病的小雞,然后以病了的小雞比喻頭暈目眩的金枝在厄運面前的弱小無助。金枝的“反?！碑斎徊皇且驗榈貌?而是因為未婚先孕帶來了恐懼和焦慮。出門前母親的“心病”以告誡的形式加在她身上,仿佛是某種宿命般的詛咒,壓迫感讓金枝想逃卻無處可逃?！凹膊　毙揶o還在繼續,蕭紅為金枝的“傳染病”找到了病因,“(她)覺得肚子變成個可怕的怪物,覺得里面有一塊硬的地方,手按得緊些,硬的地方更明顯”,異化的胎兒變成了痛苦的根源,那塊“硬的地方”成為諸如“腫塊”一樣的病癥。對于胎兒的恐懼像是對傳染病一樣,誘發了嘔吐——“等她確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時候,她的心立刻發嘔一般顫索起來,她被恐怖把握著了”(8)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第219頁。。至此,蕭紅完成了一次“確診”,但診斷的結果是“像患病一樣”的懷孕,這顯然是“異?！钡膽言?。金枝確信懷孕的過程毫無孕育新生命的欣喜,而是充滿了緊張和恐懼。她急切地想要糾正這種異常狀態,希望成業能夠順利提親,母親卻拒絕了媒人。絕望的金枝想和成業商量孩子的事,蕭紅加強了對金枝“病態”的渲染:

金枝的辮子毛毛著,臉是完全充了血。但是她患著病的現象,把她變成和紙人似的,像被風飄著似的出現房后的圍墻。

你害病嗎?倒是為什么呢?但是成業是鄉村長大的孩子,他什么也不懂得問(9)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第222-223頁。。

散亂的頭發,充血的臉頰,紙人般消瘦無力,的確是病人的形象。蕭紅沒有繼續使用“像……”,而是直接指認金枝此時就是在患病。成業察覺到金枝的病容,后者否認“害病”,并告訴他懷孕的事實,成業卻依然在本能的驅使下想和金枝行男女之事。這對否認“害病”的金枝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成業的行為確認并加劇了她的“病情”。金枝的病態無法掩飾,母親摸到女兒腹中的硬塊以為她得了癆病。這和前文中“腫塊”般的胎兒,確診“傳染病(癆病)”般確認懷孕的過程相互聯系。至此,蕭紅的“像患病一樣”的修辭完成了首尾呼應。

對于這些“疾病”書寫,桑塔格提出的“疾病的隱喻”,是學界在分析相關文本時常借用的理論資源。桑塔格指出,一些疾病帶來的文化歧視和道德壓迫,正是因為人們習以為常的隱喻性思考,將疾病視為病人偏離社會常規后遭到的懲戒。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桑塔格始終強調“疾病并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10)[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頁。?；氐健渡缊觥返奈谋?金枝對懷孕的恐懼,正是傳統道德倫理對于未婚先孕這種“越軌”行為的精神“責罰”,而蕭紅通過密集的“疾病”修辭將“懷孕”和即將到來的“生育”置換為“疾病”,與桑塔格反抗“疾病隱喻”的立場有所契合。但是從分析的方法論上,可以看到桑塔格“疾病的隱喻”和本文討論的疾病修辭意義之間存在悖論。廣義上的疾病修辭自有其價值,修辭的意義來自作者不同作品甚至同一作品中不同片段之間的互文關系。但本文討論疾病修辭,并不是為了抽象化相關敘述,以拋卻一種特定思維方式,而是為了深入具體描述,凸顯出蕭紅文字表達中潛在的思維方式。不難發現,在蕭紅的疾病修辭中,經常用“像……”連接形形色色的喻體,以代替對本體實際情況的直接正面描繪,這些喻體又幾乎都是染病的、骯臟的、丑陋的。

這就涉及“像患病一樣”的修辭句式包含的第二個層面,即一種極為主觀的分類法。蕭紅將對自己的情感投射在了反?；虍惓５拿枋鰧ο笾?并與這些對象產生極強的共情。在金枝公布自己的“病因”之前,成業和母親對她身體狀況的詢問最終證明都是無效的“診斷”,前者直接忽視了金枝的訴說,后者則在已經有所猜疑的情況下仍然“誤診”金枝患了“癆病”,這體現出人與人之間可悲的隔膜,也為之后月英的慘死作了鋪墊。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月英,瀕死時“像一頭患病的貓兒,孤獨而無望”(11)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第234頁。。金枝像患病的“小雞”,月英則像患病的“貓兒”,折射出鄉村女性的悲劇?！跋窕疾∫粯印钡男揶o繼而在金枝進城后再一次集中出現,她從“病雞”變成了“病狗”,被忙碌又骯臟的城市吞沒,“沒有一個人理會破亂的金枝,她好像一個垃圾桶,好像一個病狗似的堆偎在那里”(12)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第278頁。。金枝變成了一堆無人理睬的“破爛”,一個不被城市接納的異端,最后和其他娼妓一起掙扎在城市的最底層?！跋窕疾∫粯印钡男揶o已經不再限于以動物喻人,而是開始以物喻人。蕭紅在描寫妓女群像的時候,再次加深了人的“物化”——“墻的四周涂滿了臭蟲血,滿墻拖長著黑色紫色的血點。一些污穢發酵的包袱圍墻堆集著。這些多樣的女人,好像每個患著病似的”(13)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第279-280頁。?；疾∷频呐?污穢發酵的包袱和之前的“垃圾桶”“病狗”一樣,胡亂地堆積在角落,蕭紅通過“患病”將這些令人不適的意象勾連起來,而這些意象統攝在一起,成為第一次為娼的金枝生病一般的“羞恨”:“周大娘也一定知道金枝賺到錢了,因為每個新來的第一次‘賺錢’都是過分的羞恨。羞恨摧毀她,忽然患著傳染病一般”(14)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第285頁。。此時的病因,已經不是簡單的“腫塊”或是“懷孕”,而是每個在戰亂中城鄉夾縫里艱難求存的底層女性必定會染上的“城市病”。小說中胡亂堆積的包袱和病狗般的人,更是源于蕭紅慘痛的個人經歷。

1932年8月,蕭紅在極度痛苦中生下一名女嬰,旋即送人。受困東興順旅館,泛濫的洪水,懷孕生產的痛苦和被拋棄的絕望,這些刻骨銘心的記憶化為她紀實散文《棄兒》的基本要素。散文中的芹臨近生產時疼痛難耐,男友蓓力叫來馬車,將她送往醫院。途中“芹十分無能地臥在車里,好像一個齟齬的包袱或是一個垃圾箱”(15)蕭紅:《蕭紅全集》散文卷,第12頁。。這骯臟的包袱、被人厭惡的垃圾箱,在《生死場》中再次出現。痛得打滾的芹、未婚先孕的金枝、不成人樣的月英、堆積在角落的妓女,蕭紅一方面與這些人物產生強烈的共鳴,用“像患病一樣”的句式突出她們和自己遭遇的壓迫、束縛、遺棄和疼痛。在“疾病”修辭的影響下,這些人物的外貌、舉止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和變形,呈現出一種極富張力的怪誕感。如同林幸謙的分析,芹是“怪誕現實主義”的一個例證,是蕭紅在敘述中有意為之的“病體銘刻”(16)林幸謙:《蕭紅早期小說中的女體書寫與隱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另一方面,在與這些“病人”產生認同時,蕭紅也產生了強烈的自我厭棄感?！凹膊　毙揶o以“審丑”將“病人”的身體客體化,將秩序夾縫中的人等同于廢棄物一般的存在。這也折射出蕭紅為自己破碎的女性身體尋找同類后,反而又產生了疏離。蕭紅從小缺乏母愛,她與父親抗爭乃至與全家決裂,在祖父去世后成了精神上也“無家可歸”的人。蕭紅對親密、安全又溫暖的“母體”是陌生的,這是她文字中特有的精神癥候。

二、民俗修辭中的“診療”

蕭紅對“像患病一樣”的狀態進行反復渲染,卻盡量避免對疾病進行直接“命名”。我們看到的是《生死場》中的“傳染病”,《小林》中的“父親”和《手》中的“她”永遠在不停地咳嗽,《小城三月》中的翠姨“臥床不起”,《呼蘭河傳》里凍裂的手指總是無法痊愈,《馬伯樂》里倒地不起的車夫嘴邊堆著白沫……對于疾病的指認雖是中西醫兼具的環節,但是對于確診和命名的審慎醫學語言來自于西醫的歷史脈絡。正如?？滤?病理解剖學被發現之后,醫學目視不再是“原始觀察”,而是結合了“局部”與“整體”雙重功能的認識過程,這種變化可以用醫患對話的語法變化來概括——“你怎么不舒服”變成了“你哪兒不舒服”(17)[法]米歇爾·?？?《臨床醫學的誕生》,劉北成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對蕭紅來說,她從小看到的是東北文化浸染中的醫治過程,帶著巫醫一體的民俗印記,這和立足于解剖學的西醫話語有著十分顯著的不同。著重“怎么不舒服”即疾病的癥狀,而不是“哪里不舒服”的病理分析,這種疾病認知也影響了蕭紅日后對于疾病的觀察和書寫。

蕭紅背井離鄉,輾轉各地,對醫院并不陌生,甚至在病危時還堅持做了手術,但她對西醫總是感到陌生。在第一次生育后,蕭紅一度因為肚痛難耐,不得不去免費的貧民醫院。婦科治療室中令人不快的回憶便留在了其散文《患病》中:

把我引到一個屏風后面,那里擺著一張很寬很高很短的臺子,臺子的兩邊還立了兩支叉形的東西,叫我爬上這臺子去,當時我可有些害怕了,爬上去做什么呢?莫非是要用刀割嗎?

我堅決的不爬上去,于是那肥的外國女人先上去了,沒有什么,并不動刀,換著次序我也被治療了一回,經過這樣的治療并不用吃藥,只在肚子上按了按……(18)蕭紅:《蕭紅全集》散文卷,第213頁。

蕭紅見到的陌生可怖的“臺子”,是當時類似婦科檢查椅的器械,可以看出當時她對西醫治療的大致步驟幾乎沒有概念,以為直接開始“治療”了。而“用刀割”則反映出當時百姓對于西醫手術最直觀的印象,即“采生折割”的民間想象(19)“采生折割”原意為“取生人耳目臟腑之類,而折割其肢體也”,與“殺人祭鬼”等民俗緊密相關,清代將其定性為“妖術傷身”的重罪。詳見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3-90頁。。蕭紅后來得知,雖然檢查的過程免費,但配藥卻是付費的,她便放棄了拿藥。這段經歷中,陌生的空間、陌生的語言、陌生的醫療過程,無一不帶著異質性的外來元素,讓她備感不安。

蕭紅筆下面對西醫的國人也延續了這種“不安”。她在《呼蘭河傳》中提及牙醫診所的招牌,“畫著特別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齒”(20)蕭紅:《蕭紅全集》 小說卷Ⅱ,章海寧主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頁。,顯得與小城的氛圍格格不入。小城的人們依然習慣開中藥治病,“因為那牌子上的牙齒太大了,有點莫名其妙,怪害怕的”(21)蕭紅:《蕭紅全集》 小說卷Ⅱ,第73頁。。牙齒的醫用模型立足于人體解剖學,將人體的一部分進行單獨展示,試圖幫助醫生解答“哪里不舒服”,導向十分典型的西醫目視。但是對于習慣解決“怎么不舒服”的東北小城居民來說,這個模型卻“莫名其妙”,甚至讓人感到害怕。模型背后的醫療步驟和醫療傳統與小城居民習以為常的號脈、開方不同,陌生感導致了害怕。女牙醫無奈轉行做接生婆,融入了當地的生育文化。被放棄的突兀的牙齒模型,則標志著西醫話語在東北小城“在地化”的艱難,同時烘托出相對閉塞、保守的生活環境,暗示人們對疾病及診療的集體無意識——牙痛開黃連,凍瘡開膏藥,解決疼痛(怎么不舒服)而不是解決牙齒和凍瘡(哪里不舒服)。

正是在這樣的認知背景下,《呼蘭河傳》里吞噬一切、藏污納垢的大泥坑出現了,疑似瘟豬肉的便宜豬肉也出現了,還有那些吵嚷著的街坊們。蕭紅將用民俗語匯在文本中“布置”一個祭祀儀式,完成這個儀式需要用到她之前鋪墊的所有要素。

“團圓媳婦”即童養媳,本是極不人道的婚姻舊俗的產物,蕭紅在一開始就將這種風俗以人物名稱的方式符號化,安置在自己筆下悲慘的小女孩形象上。小團圓媳婦成天笑呵呵的,卻因為“太大方”“不像團圓媳婦”惹人非議,長期被老胡家打罵。不久跳大神的便出現了。跳大神的唱詞通過“我”的模仿轉述出來:“什么‘小靈花呀’,什么‘胡家讓她去出馬’……‘小靈花’就是小姑娘?！摇褪呛??！伞褪呛偩??！鲴R’就是當跳大神的?！?22)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Ⅱ,第168頁。

“小靈花”“胡家”“胡仙”“出馬”作為小說中連續出現的民俗語匯,在文中構成一種特定的修辭。這些和跳大神風俗密切相關的詞匯串成斷斷續續的唱詞,以巫醫傳統代替了“檢查”和“確診”的關鍵環節。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我”模仿的唱詞,緊跟著小團圓媳婦好不容易在冬天才止住的哭聲。通過前文可知,跳大神是胡家確定小團圓媳婦不正常而采取的醫治手段。唱詞中的狐仙“胡家”和現實中的婆家胡家形成一種巧妙的雙關,“胡家”要/不要小團圓媳婦“出馬”來回拉扯,成了推動診療的主線。然而,大神跳了一整個冬天后,蕭紅寫道:“把那小團圓媳婦就跳出毛病來了”(23)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Ⅱ,第168頁。,在時間軸上與前文老胡家對小團圓媳婦的“診斷”形成了偏差。這隱含著“雙重診斷”,即隱含作者依據還是兒童的敘述者“我”的觀察,認為跳大神才是小團圓媳婦的病因,而老胡家堅持“胡家”要小團圓媳婦“出馬”是病因。如果我們暫且擱置“雙重診斷”的爭議,那年冬天,小團圓媳婦是否真的得病也十分可疑,并且冬天過后“我”看到的小團圓媳婦精神尚可。而小說中并沒有描述小團圓媳婦在冬天的疾病癥狀,應該出現癥狀的地方被民俗修辭加工的大神唱詞取代,直接進入了“治療”環節,病癥遂成為一種懸置的“空白”,而蕭紅再一次回避了西醫目視“哪兒不舒服”的審查。這也使讀者進一步懷疑,小團圓媳婦是被大神唱詞以及唱詞背后的性別壓迫文化造就的“病人”。

和西醫的診療不同,傳統中醫的望聞問切一開始并不在封閉的特殊空間中進行,病患及其家屬可以共同參與對疾病的治療和診斷,而后續治療也可以在家中進行,這也就意味著醫治過程中始終留存著家族的介入。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中認為西醫“委托制度”源于與“家庭空間”對峙的“宗教空間”,楊念群結合百姓青睞的招魂降魔的治療儀式,進一步指出中西醫療空間的基本差異在于“治療過程是在一個熟悉和公開環境下展示連續的技術動作,還是在一個陌生空間里的隱秘行為”(24)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頁。。對比蕭紅在婦產科就醫的親身經歷,小團圓媳婦并不在“診室”的“屏風”后面接受“未知”的治療,而是在家庭空間(老胡家)所有熟人的“目視”中完成不同階段的公開儀式。這場阻止“出馬”的儀式,穿插著用民俗修辭打磨的民間信仰和傳說,迥異于以婦科檢查椅和牙齒模型為代表的西醫診療敘事。

在大神和二神的鑼鼓聲中,“病人”被迫接受了花樣繁多的療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周三奶奶和楊老太太的偏方。周三奶奶依據雞能夠嚇退鬼怪的民間信仰,用她曾祖母以“魂靈里的雞”嚇退胡仙的“真實故事”,證明吃雞的效用。然而,面對聽眾兩次重復的提問——“你看到了嗎”,言之鑿鑿的真實性被消解了。提問者對故事真實性的冒犯,在根本上質疑了這個偏方的效用。周三奶奶氣急敗壞地堅稱,“傳話”也是真實有效的,講述者的權威不容動搖。由此看出,對小團圓媳婦的治療作為民間的宗教儀式,所有的步驟帶有象征性,而藥方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象征性”的。對藥方真實性的質疑,與儀式的象征體系格格不入。這種藥方的“象征性”,在楊老太太豬肉加黃連的偏方里再次得到了印證。在小說一開始就出現的便宜的“瘟豬肉”“黃連”,以及“治不好也治不壞”的治療思路,在楊老太太的偏方里得到了巧妙的呼應。便宜豬肉是很可疑的,但即便“藥不對癥”,即便可能是“瘟豬肉”,為了“治病”,都是無所謂的。也就是說,藥方僅是完成儀式需要的一個道具,在文本層面上,是為了完成“診療”必備的敘事要素,而蕭紅擅長用民俗元素“裝點”每一個藥方,為“非理性”的藥方加上合乎民間傳說邏輯的“理性”,從而達到一種反諷的效果。接下來,經過瘋廚子胡謅的中藥方劑,云游真人的抽帖,滾燙的開水澡,以及最后的燒替身,小團圓媳婦被活活折磨死了。蕭紅原本夾帶幽默和調侃的語句,漸漸變得辛辣和鋒利起來。她用儀式、習俗和傳說構成了以“治療”為名的“盛會”,將這場集體無意識的殺人行為,襯托得“熱鬧非?！?“東家二姨,西家三姑,她說她有奇方,她說她有妙法。于是就又跳神趕鬼,看香,扶乩,老胡家鬧得非常熱鬧”(25)《蕭紅全集》 小說卷Ⅱ,第190頁。。

然而在這些“熱鬧”的狂歡背后,是無辜生命的慘死,而參與殺人者卻都以“治病救人”為目的,并未意識到自己在“殺人”。在看似合乎道義的目的和實際的殺人行為之間,民俗修辭促成了“熱鬧”和“荒涼”兩極間的文本張力。蕭紅明確寫道,無論是跳大神、唱大戲、逛廟會、放河燈,還是舞獅子、舞龍燈、跑旱船,這些民俗是為了鬼神而不是為了活人,都是“祭鬼”用的(26)《蕭紅全集》小說卷Ⅱ,第116-120頁。。換言之,小團圓媳婦的死本就不是一次“治療”,不是所謂的“驅鬼”,而是一場“獻祭”,即“祭鬼”。強加于小團圓媳婦身上的“邪祟”和“鬼魅”,恰恰就是參與這場“祭鬼”儀式的每一個人。一切都呼應了《呼蘭河傳》中反復訴說的,“我家是荒涼的”。如同那大神混合著鼓聲的唱詞,陰森悲涼,讓人不寒而栗。

三、疾病記憶與殖民地經驗

茅盾從《呼蘭河傳》中讀出了一種“難以索解的寂寞”。一方面,他認為該小說“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同時指出《呼蘭河傳》的美“有點病態”(27)《蕭紅全集》小說卷Ⅱ,第258-259頁。;另一方面,他認為蕭紅的“苦悶”和“寂寞”,完全在于無法走出“狹小的私生活的圈子”,脫離了“大天地”(28)《蕭紅全集》小說卷Ⅱ,第260頁。。茅盾寫下這些文字時,蕭紅早已逝去。他對蕭紅的惋惜,不僅是針對《呼蘭河傳》,更是針對蕭紅“感情富于理智”的生活態度和創作態度。而這又恰恰證明了蕭紅的“苦悶”和“寂寞”,她既被視為左翼作家,但又與現實主義的審美保持距離,遂難以尋得同聲相應之人。

在與聶紺弩的對話中,蕭紅對現實主義“小說學”不以為然——“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29)蕭紅:《蕭紅全集》 詩歌戲劇書信卷,章海寧主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頁。她的創作總是出入于左翼文學框架,對其文字的評論也隨之出現了多重闡釋的“縫隙”。誠然,蕭紅的文字始終保持著對底層群眾真切的關注,其左翼立場是十分鮮明的。早有學者論及,20世紀30年代的哈爾濱移民色彩濃厚,很早就接受了紅色文化和革命文學的洗禮,滋養了以二蕭為代表的東北作家群,也為其日后的發展創造了條件(30)關于哈爾濱紅色文化和現代文學的互動關系參見郭淑梅:《“紅色之路”與哈爾濱左翼文學潮》,《文學評論》,2008年第5期。。蕭紅的成長離不開東北殖民地經驗的影響,她在日后多地輾轉中也保持著對異域文化的敏感性。但是她對異域文化和殖民地經驗的表述,與左翼同仁相比有其獨特性。

短暫東渡日本期間,她反對弟弟張秀珂長住日本留學:

日本比我們中國還病態,還干枯,這里沒有健康的靈魂,不是生活……一天到晚,連一點聲音也聽不到,所有的住宅都像空著,而且沒有住人的樣子。一天到晚歌聲是沒有的,哭聲笑聲也都沒有。夜里從窗子往外看去,家屋就都黑了,燈光也都被關在板窗里面。日本人民的生活,真是可憐,只有工作,工作得和鬼一樣,所以他們的生活完全是陰森的。(31)蕭紅:《蕭紅全集》詩歌戲劇書信卷,第159頁。

此時的蕭紅剛到日本幾個月,她對于日本文化及國民精神的考察和理解是較為表面的。但是孤獨的海外生活、糟糕的身體狀況,無意間激活了她的創作本能和最為擅長的疾病修辭法。這段文字描摹的依然是一種“患病的狀態”。人生地不熟,加上與蕭軍正處在劇烈的情感沖突中,沉默壓抑的日本生活誘發了蕭紅的各種疾病,也加重了她內心的寂寥之感。在蕭紅看來,一天到晚沒有聲響意味著“病態”,這和她同時期所作的《橋》形成呼應,即筆者在前文論及的“她家好像生了病一樣,靜下去了,啞了”。在如出一轍的修辭中,蕭紅將自己的疾病認知和情感創傷投射在了對日本“異?！薄鞍察o”的“病態”敘述中。由此可以看到蕭紅最具特色也最受爭議的創作特色,即無論虛構還是紀實,強大的自我情感投射以及共情能力使她的文字趨于片段化、詩化,而語詞和句法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形”,對疾病修辭來說,鋪陳“病癥”而不分析“病理”。換言之,蕭紅每一次的疾病書寫,都帶有強烈的個人印記,都是一次反觀諸己的“自況”。這正印證了茅盾所說的“感情富于理智”,也印證了胡風對《生死場》的批評——全篇像是“散漫的素描”,人物性格“不突出”,語法句法“太特別”(32)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第302-303頁。。正是這種“散漫”和“特別”的修辭,使蕭紅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而“越軌”的蕭紅,常以疾病修辭爭取自己“小說學”的話語權。

在《生死場》中,在傳染病愈演愈烈的時候,作為外來者的日本醫生上場了。從他日本式的中國話來看,他顯然是日本人,村民卻認為他是“西洋人”,統稱為“洋鬼子”,始終不認為他是真正的醫生。接下來平兒接受打針治療的描寫十分怪異:

玻璃管從肚臍下一寸的地方插下,五寸長的玻璃管只有半段在肚皮外閃光。于是人們捉緊孩子,使他仰臥不得搖動?！肮碜印遍_始一個人提起冷水壺,另一個對準那個長長的橡皮管頂端的漏水器?？雌饋怼肮碜印毕裥蘩硪患軝C器。四面圍觀的人好像有嘆氣的,好像大家一起在縮肩膀。孩子只是作出“呀!呀”的短叫,很快一壺水灌完了!最后在滾漲的肚子上擦一點黃色藥水,用小剪子剪一塊白綿貼住破口。(33)蕭紅:《蕭紅全集》小說卷I,第261頁。

從現代醫學的角度看,這些治療步驟顯得十分可疑,也沒有任何醫學原理作為依據。但是蕭紅堅持這種灌水療法的存在,并在1939年的散文《牙粉醫病法》中,記錄下與池田幸子在重慶的一次對話,主要還是圍繞這段往事,并且補充了關于此事的更多細節,可與《生死場》中的相關片段互文。

平兒治病的原始資料來自蕭紅對夭亡弟弟的童年記憶。蕭紅的父親張廷舉在原配去世后即續弦,并把只有9個月的小兒子送給了四弟張廷會,僅過了數月,這孩子就染上鼠疫夭折了(34)張抗:《蕭紅家庭情況及其出走前后》,載《蕭紅研究》第一輯,孫延林主編,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對于弟弟是如何接受了外國醫生的野蠻治療,蕭紅仿佛歷歷在目?！堆婪坩t病法》中,池田幸子先是假裝手腕上被刺了一個洞,日軍在洞里吹氣,把人吹胖了,并以此為笑話笑個不停。蕭紅雖然一開始也應和著笑,但是馬上強調“我的弟弟就被吹過”,并將弟弟“被吹死”的具體過程講了出來,和《生死場》中的描述大同小異。然而池田以為這是說笑,笑得更加不能自制。此時,蕭紅漸漸對這個療法竟然真的存在感到奇怪起來。她想起魯迅也曾質疑過這個片段,認為醫學上沒有這樣的療法,“既然這樣說,我就更奇怪了,魯迅先生研究過醫學是真的,我的弟弟被冷水灌死了也是真的”(35)蕭紅:《蕭紅全集》散文卷,第345頁。。但是她依然繼續補充著細節,提出那醫生是天主教堂的英國醫生,試圖以西醫角色的介入捍衛自己敘述的可靠性。然而,池田馬上用日本侵略者在滿洲進行的醫學實驗反駁這種療法的有效性,“他們把中國人看成動物一樣”,為了說服將信將疑的蕭紅,還講起了軍醫父親在滿洲治病的日記,以及父親朋友們的話做例證——“到中國去治病很不費事,因為中國人有很多的他們還沒有吃過藥,所以吃一點藥無論什么病都治,給他們一點牙粉吃,頭痛也好啦,肚子痛也好啦……”(36)蕭紅:《蕭紅全集》散文卷,第345頁。蕭紅認為牙粉醫病法著實荒謬,池田又希望她相信日軍在“變態心理”的作用下,甚至會吃人肉。隨著這個“玩笑”的深入,池田從不相信灌水療法的存在到急切地證明即便是外國醫生的療法也不可信,因為侵略者來到殖民地只是做醫學實驗而已。

比較兩個文本可以發現,蕭紅執著于證明灌水療法的真實性,以及魯迅和池田幸子的質疑,乃至最后對自己被殖民經驗的反思,其實正隱藏著不同“小說學”的博弈。無論是魯迅還是池田,都將灌水療法作為醫學治療手段來考察。他們對蕭紅的敘述感到奇怪,因為根據現代醫學,灌水法不符合現代醫理,所以這種療法不會存在,認為蕭紅的敘述乃至回憶都不真實。魯迅和池田試圖從真實的療法反推出真實的記憶,如果療法不存在,那么記憶不真實。而蕭紅則是在真實的記憶中找到曾經存在過的療法,記憶是真的,感受是真的,這種療法也是真的。蕭紅加入外國醫生的細節,看似為了說服池田療法是真實的,其實是為了證明自己記憶的可靠性——這是外國醫生親自操刀的療法,當然是存在過的。而池田正是抓住了“外國醫生”的介入,不再和蕭紅討論療法的真實性,而是將談話引向左翼文藝常用的反殖民敘事,繼而以“醫學實驗”置換了“療法”并加以批判。

蕭紅當然也關注到了殖民者的殘酷。她的小說中除了怪異的醫療步驟和不可信賴的醫生,更多寫到了旁觀者的反應:嘆氣的,縮肩的,隨著孩子的短叫,痛苦和恐懼在治療的現場彌漫開來。與病人和圍觀者強烈的情緒反應相比,治療者冷酷無情,像是“修理一架機器”一樣“治療”病人,擬物的修辭和池田所說的“他們把中國人看成動物一樣”異曲同工。蕭紅和池田從不同角度逼近殖民者鐵蹄下的“非人”敘述,然而蕭紅的敘述由記憶還原,記憶又由感受組成,她將自己完全融入疾病的痛苦中,而不是通過旁人對話、日記等客觀的記錄來分析這些疾痛。在這次看似十分隨意的談話中,蕭紅不僅重新回顧了《生死場》中那個傳染病的章節,也對自己借助“外國醫生”證實記憶的想法進行了反思。在她看來,池田及其丈夫鹿地亙都是值得信賴的朋友,池田揭示的日軍暴行確有可信度,而自己搬出外國醫生確實也有無意識中對“西方醫學權威”的迷信。然而,對于池田將疾病記憶置換成反殖民敘事,蕭紅意味深長地補充道,“關于日本兵吃人肉的事情,我也相信了。就像中國人相信外國醫生比中國醫生好一樣”(37)蕭紅:《蕭紅全集》散文卷,第67、346頁。。她將根深蒂固的疾病經驗和診療記憶與確認日軍暴行聯系在一起,以此“加固”雙方的真實性。這是記憶和感受的延展和強化,而不是置換。

四、結語

在蕭紅對疾病修辭的錘煉中,幾乎處處可以看到那頭孤獨、瘦弱卻又倔強掙扎的“病驢”?！安◇H”意象出現在與蕭軍漸行漸遠的信中,在某種程度上是蕭紅自己的精神畫像。即便是蕭軍,也不能完全理解蕭紅的“掙扎”。老年的蕭軍承認,自己當時無法與蕭紅“同病相憐”,甚至在多年后依然認為,蕭紅在信中向自己訴說病痛是一種“無益”的行為,是身體和精神羸弱的體現。因此,他也無法理解蕭紅為何一度要留在日本:“她由一個病態的國度,又到了另外一個病態的國度,而她又是病態的,……因此我也曾幾次催她回來,不必‘逞強’再待在那里了,但她卻總在矛盾著”(38)蕭軍:《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三),《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4期。。

其實,蕭紅的“矛盾”,不只是回國與否,也不限于個人的情感波瀾,也并非全是“逞強”。她作為“病態國度”的“病態子民”,同樣觀察到了鄰國的“病態”,而這更是觸發了她對于“疾病”的體認、感知和表達。她逃出父親的家庭,走上文壇,窮其畢生尋找精神家園,“‘長大’是‘長大’了,而沒有‘好’”(39)蕭紅:《蕭紅全集》散文卷,第234頁。?！皼]有好”的狀態,幾乎伴隨了她短暫的一生。她每次遷居,幾乎都伴隨著疾病和不適,與每一塊土地的告別都承受著極大的身體疾痛和精神壓力。她腹中的胎兒更是成為她的“病”,而顛沛流離中的生產經歷,又加劇了其“被棄物”的自我指認。

蕭紅的疾病敘事,似在“凝視深淵”,不僅要以此“自況”,還要抵御來自“深淵”的引力。她以“像患病一樣”的句式關聯丑陋的病態意象,挖掘“審丑”的價值;以荒誕夸張的語言狂歡打造出文本中的“巫/醫”儀式,揭示“熱鬧”背后的“荒涼”;以強大的文字共情能力延展疾病記憶,反思自己的反殖民經驗。她作出的這些文學嘗試,并非只為了“訴苦”,更是為了借疾病反觀自己的人生軌跡,追問包括自己在內的“病國子民”的命運。魯迅已經看到蕭紅尚不成熟的《生死場》中有“生的堅強”“死的掙扎”,更有“力透紙背”的筆力和心勁(40)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載《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頁。。而蕭紅也漸漸發現自己和魯迅的不同——“悲憫只能從上到下,不能從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輩之間。我的人物比我高”(41)蕭紅:《蕭紅全集》詩歌戲劇書信卷,第258頁?！募膊⌒揶o隱藏著自己和幾代人的困境和矛盾,她一直都在向自己、向世人,甚至向自己筆下的人物索解。這其中精神拷問的力度和強度,絕非精神羸弱之人所能承受。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重病的蕭紅從“紅玻璃花筒”中看到曾經愉快的孩子一個個重復著母親們“寂寞而無歡樂的道路”(42)《紅玻璃的故事》系1941年底,蕭紅重病之時向駱賓基口述的小說。據駱賓基回憶,“口述者如獨處一境,聽者亦如身在炮聲之外”,但隨后幾人藏身的酒店中彈,故事被迫中斷。詳見蕭紅:《紅玻璃的故事》,載《蕭紅全集》小說卷Ⅲ,章海寧主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頁。。她短暫超越了自己的病痛,在香港的隆隆炮聲中向駱賓基娓娓道來,“如獨處一境”。她窺破了幾代人生命的奧秘,一個多月后撒手人寰。染病半生,芳華早逝,蕭紅沒有來得及完成自己的“小說學”,只“留得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43)蕭紅于1942年1月19日晚寫下:“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肷M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22日上午離世。詳見章海寧,葉君:《蕭紅年譜》,載《蕭紅全集》詩歌戲劇書信卷,第2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