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區一體化進程中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研究

馮夢黎 楊文甫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新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中強調,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促進共同富裕有效路徑。成渝地區一體化作為撬動西部發展的重要支撐,肩負著成為西部高質量發展增長極、帶動地區共同富裕的重大使命。雖然成渝地區在前三輪區域一體化戰略推進中發展明顯,但在“富?！焙汀肮蚕怼狈矫嫒源嬖谌司杖牒突竟卜账讲桓?、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分配制度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和機會不均等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因此,對成渝地區一體化進程中共同富裕問題的機制機理進行探索,并結合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提出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探尋公共政策著力點,這對打造西部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示范區,豐富和完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一)共同富裕的內涵與測度

學者們普遍認為共同富裕包括“總體富裕程度”和“發展成果共享程度”兩個維度,共同富裕的基本內涵是人民高水平、高質量生活和高獲得感、幸福感。而收入、財產和基本公共服務是與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最相關的因素,收入水平、財產積累和基本公共服務是體現富裕程度的關鍵因素和指標,收入分配、財產分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則是體現共享程度的關鍵因素和指標[1][2][3]?；诖?有學者還從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等維度進行了測度分析[4][5][6][7]。也有許多學者結合共同富裕的生態文明內涵、政策內涵、歷史內涵、文化內涵等進行測度指標體系構建,把生態文明建設水平、普通話推廣程度,地域文化和商業精神、企業家精神的差異,以及各地儲蓄率、生育率的情況作為測度指標,以此完善共同富裕的測度指標體系[8][9]。

(二)區域一體化進程對共同富裕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區域一體化實質是區域主體在政策一體化下,進行分工合作,通過要素和商品在區域間的自由流動,促使生產要素進行優化配置的過程。區域一體化進程主要考慮的是區域整體的經濟效率而非區域間的公平性,區域協調發展才主要強調區域公平,因而區域一體化有可能加大中心地區與周邊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10]。隨著區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中心地區逐漸承擔管理、研發功能,集聚高技術人才、公司總部、知識密集型部門等,而外圍城市承擔制造加工功能,相比于中心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相對劣勢,較難從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中獲益,從而擴大工資或生活差距[11][12]。也有學者研究發現,當經濟主體及活動在中心地區聚集達到一定規模后,即“虹吸效應”達到一定程度之后,會促使中心地區的部分產業、技術、勞動力等其他要素向周邊地區轉移,促進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從而縮小地區間發展的差距[13][14]。特別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將促進人口分布與經濟分布的同步集聚,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回報率的提升,這是縮小經濟差距、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15]。隨著區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提高,也能夠在知識擴散以及區域一體化優勢的基礎上,縮小經濟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16]。同時,一些學者還指出,區域一體化進程中政府的統籌制度政策規劃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而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17],如利用轉移支付等方式,不斷健全醫療、養老、救助等社保體系,以及就業服務、義務教育、文化生活、社會治安等有利于社會和諧發展,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18]。

(三)成渝地區的相關研究

當前,關于成渝地區的相關研究內容愈加豐富,研究領域也不斷細化。有學者通過CNKI數據庫,運用CiteSpace軟件,參考1986年—2020年的文獻對成渝地區研究熱點和演化繪制了相關知識圖譜,結果顯示,研究內容涵蓋新型城鎮化、產業結構、空間結構、城鄉統籌、縣域經濟差異、土地利用、生態等,研究領域也十分廣泛,涵蓋生態、社會、經濟等[19]。經過文獻梳理,關于成渝地區一體化發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一維度或某一領域來討論一體化發展。李健等運用文獻資料法、專家訪談法等方法,對川渝體育產業一體化發展的內涵、難點及實施路徑進行了分析[20];胡萬達和張立借鑒區域物流一體化與產業經濟帶協同發展理論,研究了成渝地區物流一體化的實現路徑和發展邏輯[21];劉昊和祝志勇基于相對價格法對成渝地區各類型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進行了測度和分析[22],也有一些學者分別從交通設施網絡、金融合作、高等教育、人才一體化建設等方面進行了研究[23][24][25][26]。

(四)文獻評述

整體而言,影響共同富裕的因素主要建立在富裕、共享兩大維度,其中經濟發展與公共服務水平、經濟差距與公共服務均等化分別作為“富?！薄肮蚕怼钡幕A性因素,收入、財產和公共服務的整體水平及其在不同地區和城鄉間的差距,直接影響了“富?！焙汀肮蚕怼钡某潭?。同時,區域一體化的進程也對共同富裕存在重要影響。當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不斷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學者們對進程中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了全面的研究,但鮮有針對地區共同富裕狀況展開分析?；诖?本文結合理論對實踐展開研究。

三、理論機制分析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一體化發展,對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重要舉措和基本路徑。2011年5月,國家發改委印發了《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2016年4月,國務院印發了《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202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并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正式發布,指出要堅持一體化發展理念,完善區域合作機制。成渝地區一體化的發展可分為初中期:2011年—2020年,以及中后期:2021年—2025年。本文試圖運用“中心-外圍”理論進行分析,探索成渝地區一體化建設進程中,其生產形態的演進以及對共同富裕的影響。

(一)成渝地區一體化的初中期演進邏輯

1.成渝地區一體化初中期的生產形態。 在生產要素流動方面,重慶和成都作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兩個中心,在初中期階段,根據“中心-外圍”理論的“本地市場效應”,離中心地區越近,擁有更低的運輸成本、更大的市場空間和更優質的公共配套服務等。因此,中心地區從一開始,其生產要素收益率就高于外圍地區,導致人口、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從外圍地區流向中心地區。重慶和成都對成渝其他地區形成了強烈的“集聚效應”,并且在循環累積因果效應下,生產要素向中心地區集中[27]。生產要素在持續的追逐“集聚紅利”過程中,同時由于規模效應遞增的作用,又會進一步導致生產要素在中心地區獲得的收益高于外圍地區,導致生產要素進一步集聚。成都和重慶兩中心城市不僅在經濟上呈現“雙核”特征,在生產要素分布上也呈現出“雙核”特征。2020年,重慶主城、成都GDP約3.7萬億元,占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比重達到56%。經濟的集聚必然帶來生產要素的集聚,如重慶主城九區人口凈流入明顯,非主城除永山、涪陵、璧山、梁平、武隆區以及城口、巫山縣以外,其余區縣全部人口凈流出;四川省除去甘孜、阿壩、攀枝花有少量人口流入狀態,只有成都處于人口凈流入現象,且規模不斷擴大,中心地區的“集聚效應”是主要原因。

在空間聚集的產生和產業結構方面,人口、產業、資本等生產要素向中心地區不斷集聚,形成以重慶主城和成都為“雙核”的經濟增長動力源,中心城市聚集程度提升,進而帶動總體經濟效率提升,這是一體化發展初期和中期階段的狀況。在本地市場效應以及集聚效應的作用下,各類生產要素和產業在中心地區和外圍地區的流動及調整,也促成了各類經濟資源和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重新組合。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初中期階段,其空間結構表現為以下幾點特征[28]:其一,成渝地區人口和經濟的分布不均衡,2019年重慶、成都兩個中心都市圈常住人口4759萬人、經濟總量4.05萬億元,各占成渝地區的49.6%和64.3%;其二,成渝雙中心地區獨大,外圍中部地區“塌陷”,呈現出“兩頭大、中間小”啞鈴式空間結構;其三,產業空間結構方面,2019年成都市第三產業占比30.89%,除重慶主城都市區,其余地區均在4.5%以下。重慶、成都作為成渝地區的“雙核”,在一體化發展的初中期階段,已在三產結構、產業效率、服務業分工等方面顯著優于其余地區,體現出中心城市特征,而外圍地區以德陽、綿陽、宜賓為代表,通過承接中心城市產業轉移不斷優化自身產業結構,已基本形成“中心-外圍”為特征的產業結構空間格局[29]。

2.成渝地區一體化對共同富裕影響機制。在收入水平與差距方面,基于上述關于在初中期階段,生產要素流動和產業、空間結構變化的分析,隨著勞動力、資本和技術不斷流向中心地區,集聚經濟會提升中心地區即成都、重慶“雙核”的經濟增長速度,而經濟增長加速會促使資源配置偏向“效率”而不是“公平”,會不斷地鞏固成渝地區“雙核”特征,特別是工業經濟的發展,促使中心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增長,而拉大地區間收入差距[30]。同時,如上所述,隨著企業不斷流向擁有更多需求和更高收益的中心地區,城鄉與地區間的產業結構也在不斷分化,重慶主城都市區和成都市第三產業占比明顯高于其他地區。因而,在一體化發展的初中期階段,三次產業在地區間進行調整和轉移,中心地區吸引著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但原有的產業還沒大規模轉移;且由于農業的現代化水平較低,農民的可持續增收存在較大難題,導致地區與城鄉間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31][32]。此外,由于經濟發展是決定官員升遷的最重要指標[33],因此政府的財政支出特征是偏向向城市集聚的[34]。2016年—2020年,成渝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持續上升勢態,2020年,重慶、四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08萬元和2.65萬元。而重慶城鎮、成都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55萬元和4.79萬元。2020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人均GDP為6.73萬元,而重慶主城都市區、成都市人均GDP分別為9.14萬元和8.46萬元[35]?？梢?在集聚效應為主導的初中期階段,集聚經濟能夠提高收入水平,但收入差距呈現擴大現象。

在財富水平與差距方面,成都和重慶兩中心城市不僅在經濟上呈現“雙核”特征,在生產要素分布上也呈現出“雙核”特征,并且由于兩中心地區在三產結構、產業效率、服務業分工等方面顯著優于其余地區,特別是服務業是吸納就業的主渠道[36],在集聚經濟的作用下,使“雙核”地區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導致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出現中心地區住房供不應求的局面,而外圍地區由于人口外流,住房需求減少,房產增長率遠低于中心地區,從而導致地區間居民財產差距的增大。除此之外,在城鄉間,沒有形成土地要素市場一體化,農村土地不能和城市居民的住房一樣擁有出售、抵押等多項財產權益,直接讓農民缺少了一項財產收入來源,造成城鄉間財產差距擴大[37][38][39]。在金融投資方面,重慶主城都市區和成都擁有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場,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或鄉村,金融業務基本只有存款、取款和匯兌,導致了地區和城鄉間財富積累的進一步分化[40]。

在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均等化方面,通過上述生產形態的分析,在初中期階段,生產要素不斷向成都、重慶都市圈集聚,作為集聚地區的政府稅收也在不斷增加,使得成渝“雙核”財政能力持續提升,進而有利于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但同時,由于成渝中心城市的經濟發展遠遠快于外圍城市,因此基本公共服務有較大差異,最終造成中心地區與外圍地區公共服務非均等化[41]。

(二)成渝地區一體化中后期演進邏輯

1.成渝地區一體化中后期的生產形態。在生產要素流動方面,由于不同地區的生產要素在數量和質量上存在著差異,而這種要素稟賦差異構成了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的客觀基礎。生產要素總是流向擁有更高要素收益率的地方,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拉動經濟增長[42]。重慶主城都市區和成都市作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雙核”,在構建一體化發展的中后期階段,隨著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重慶和成都兩個核心城市更需要技術、信息、高端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先進要素的支持,同時在產業進一步聚集和升級下,相應的生活性服務業所需的勞動力也隨之增多,要求更多的外來務工人群,要求更高的服務質量,在這一階段,與之相匹配的各類生產要素不斷向成渝“雙核”地區流動,不斷吸收到更多的“集聚福利”。但與此不相匹配的,或較為落后的一些生產要素,會朝著外圍地區流動。

在產業結構升級和空間結構優化方面,經濟活動都是以地理空間為載體,各地區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資源要素稟賦會導致各地區存在發展差距。產業結構本身的轉型升級,也包含產業在空間分布上的優化[43]。產業結構升級必然伴隨著產業轉移,而產業轉移的發生又必然伴隨著資本、技術和勞動力在地區間的流動,進而帶來空間溢出效應[44]。產業結構升級不僅能促進本地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也能推動外圍周邊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提升整體生產能力。在成渝地區一體化發展的中后期階段,產業結構也會根據“中心-外圍”理論的“市場擁擠效應”發生改變。一般來說,第二產業對空間要求較高,因而在此階段,中心地區二產向外圍地區遷移,以獲得更高收益率。外圍地區以制造業、加工業等產業為主,中心地區則集中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和知識含量高的服務類、科技類產業[45]。當然,對于沒有能力承接產業轉移的欠發達地區,一方面,隨著成渝一體化發展機制的不斷完善,欠發達地區人口也能夠逐步向具有更多就業崗位、產業發展得較好的地方轉移,分享發展紅利;另一方面,有效的轉移支付,針對欠發達地區的資源稟賦,能夠幫助其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特色產業,例如綠色資源產業、現代化農業的發展,實現整體經濟增長。但目前,這樣的一個溢出效應整體還不夠突出,特別是成渝地區產業分工協作水平不高,現代產業體系建設不強,一體化的程度還不夠。

2.成渝地區一體化對共同富裕影響。在收入水平與差距方面,基于上述關于在中后期階段生產形態的分析,重慶主城都市區和成都市的經濟和人口承載力將進一步增強。隨著產業的發展,高新產業、高素質人才會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同時伴隨著溢出效應,周邊城市也可能會逐步參與到產業結構調整和分工的紅利中,實現更多的就業,從整體上可提升地區的收入水平。相比稀缺性資源和要素將會具備更高的收益獲取能力,對于一般的勞動力和農業人口,過去在本地缺乏就業機會時,多數選擇外出務工,取得一定的工資性收入,而伴隨著本地產業的成長,會引起更多的勞動力回流。不過相比沿海地區,成渝工資水平整體較低,因此,本地雖創造了較多的就業機會,提升了本地工資水平,但對于單一勞動力主體而言,其收入不一定提升。加之成渝中心城市的工資水平進一步提升,從地區收入差距來講,還會呈擴大趨勢。而對于城鄉收入差距而言,隨著本地農村勞動力進一步向城市轉移,農村的土地更好地進行適度規?；a,一定程度上也可提升農村農業收入水平,降低城鄉收入差距。

在財富水平與差距方面,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指出,實現財富積累的兩種途徑包括財富繼承和儲蓄積累,其中資本收益實現的財富增值遠高于工資性收益積累。我國居民財富構成中,住房資產的占比遠高于其他資產,而中國獨生子女政策,上一代的財富轉移至下一代時,又加劇了財富的集中程度[46][47]。因此,我國居民財富差距主要是由房價造成的。根據“中心-外圍”理論,離中心地區距離越近越能分享到集聚的紅利。由于財富效應,房地產的投資屬性使房產所有者的財富隨房價上漲而增長,進而提高實際財富水平;擠出效應則通過房價增長使房產非所有者提高儲蓄追趕房價,從而降低了他們的實際財富水平[48]。在中后期階段,隨著成渝地區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提升,重慶、成都的房價會進一步提升。一方面,由于戶籍歧視的存在,中心城市公共服務對于流動人口的福利差距,將影響其定居意愿和住房購置能力。另一方面,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擁有先進要素的群體將會獲取更高的回報,從而也獲取了擁有更高的房產價值的機會。而對于農村居民和欠發達地區的居民而言,由于本身所擁有的生產要素受限,其財富水平較低、其增長速度較慢,一定程度上也會加深地區和城鄉間的財富差距。

在公共服務水平與均等化方面,基本公共服務與醫療、教育和保障密切相關,且其供應又與地方財政密切相關。隨著成渝中心城市經濟和產業的快速發展,提升了財政收入,在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上,跟非中心城市比較而言,結構更加優化、水平進一步提升,雖然更多的勞動力想流入雙核城市享受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務,但受限于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和資本進入門檻,從而受到限制。而對于非中心城市而言,其經濟發展的附加值相對較低,雖然在中心城市外溢效應下,地方財政所能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有一定提升,但質量相對較低。因此,整體上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差距可能還會有一定程度的加大。此外,對于欠發達地區,部分地區沒有承接產業轉移的優勢,特別是發展一般農業的附加值就更低。在政府考核制度下,為追求GDP,部分地區政府也可能通過扭曲市場的方式,降低貸款利率、提供低價土地,過分重視招商而不重視育商,不斷擴大政府貸款加大地方投資,造成較高的債務危機,財政無力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將進一步擴大。

四、對策建議

通過“中心-外圍”理論分析,成渝地區正處于一體化發展的初中期階段。當前新階段下,成渝地區在促進共同富裕的進程中,在收入方面,成渝地區人口和經濟的分布不均衡地區間收入差距仍然不小;在財富方面,由于人口、產業、資本等生產要素向中心地區不斷集聚,地區間房價差異較大,導致居民財產差距的增大;在公共服務方面,中心城市的經濟發展快于外圍城市,造成地區間財政水平、要素集聚程度差別明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仍然不夠。

因此,通過理論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加快戶籍政策改革,著力提升本地人力資本積累。進一步放寬高素質人才、農業轉移人口等地區產業發展所需以及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重點群體的落戶限制,加快推動實現成渝雙核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居住證互通互認等一系列措施;進一步提升教育水平,推進產學研相結合,引進高新技術產業相關人才,加大政府對于提升所需技能技術的培訓,推動產業發展,創造就業,提升配套生活性服務業質量,從而提升勞動力回報,縮小各群體收入差距,加快推進共同富裕。

二是優化協同發展環境,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提升基礎設施水平,繼續推進區域間的聯動聯通,進一步完善成渝雙核城市軌道交通向周邊城市延伸,促進軌道交通“四網融合”,提升鐵路公交化運營水平,構建1小時通勤圈,加快一體化進程;優化省市政府考核方式,推動區域間政府形成合力,加快探索經濟區和行政區管理的適度分離制度和政策,優化地區間政府治理體系;把握要素流動和產業分工規律,協同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圍繞重慶主城和成都培育現代化都市圈,帶動外圍地區加快發展,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提升成渝雙核的空間溢出效應。

三是縮小財富差距,提升農民財產收益。積極進行試點探索推進房產稅與資本利得稅改革,控制高額資本利得和收入,縮小所造成的巨大財富差距;進一步控制成都、重慶“雙核”城市房價,避免經濟下行期脫實向虛風險增大;加大城鄉建設用地市場的一體化發展,積極推進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或異地調整入市,探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市同價同權,賦予農民農村更大的財產權限,提升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和財產價值;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深化城鄉土地制度改革。

四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優化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進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在推進均等化過程中更加重視效率,多元化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目標,以GDP、城鄉和地區財富、收入差異、人口總福利等多重目標考核財政基本公共服務投入,提升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強化公共服務共建共享,促進人口戶籍便捷遷徙、居住證互通互認;協同深化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放管服”改革,圍繞教育、健康、文體、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領域,加強優質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升公共服務共建共享水平;建立公共服務統一標準體系,實現公共服務高質量供給和區域公共服務共建共享;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大數字基本公共服務建設,推進公共服務資源合理布局、優化配置,擴大民生保障覆蓋面,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